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

第一篇：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

目前，农村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全国流动人口大军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而且数量还在逐年剧增。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同时对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能否安排好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关系着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应该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给予格外关注和重视。

1、紧张的人地关系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推动力。尽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刺激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但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事实就是：由于农村人口实在太多，劳动力资源沉淀太久，在面积有限而又在日渐缩小的耕地上实在难以容纳现有的劳动力。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与此并存的另一问题是，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污染等原因，现有耕地的质量在逐年下降，耕地后备资源也不足。追求生存和发展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在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发展，由此产生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

2、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为农民流动创造了条件。农村的改革使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目前已基本解决了传统饮食习惯下的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虽然近几年粮食产量出现了小幅度减产，但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仍大大高于前期水平。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逐步缩小了农产品指令性计划收购范围，扩大市场调节比重，定购以外的粮棉均允许自由购销，放开价格，同时国家还大力恢复和发展了城乡集市贸易，这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了广阔选择空间，促进了他们的流动。

3、利益增大刺激了农民的流动

（1）农村中农业劳动者内部收益差距拉大。在农林牧渔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中，纯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收入最低，而与农林牧渔相关的服务业工资最多，农业劳动者内部收益的差距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原来的纯种植业，流动到收益比较客观的别的生产领域中去。

（2）农村中非农产业劳动者的效益要高出农业劳动者数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已发生了极大变化。在非农业劳动力中，外出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相比未外出就业者的平均收入更高。农村中非农产业劳动者的劳动效益要高出农业劳动者的数倍，其结果刺激了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地向非农领域转移。

（3）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区域间发展水平不一，地区间差距拉大，使得人口迅速以较大的规模向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流动。地区间的这种差异自然促使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往东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地流动。

（4）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加大促进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流动。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

第二篇：农村人口流动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农村人口流动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邱辉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自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出现以来，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这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社会变革深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对广大农村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陷入困境，有的地方甚至难以为继。

一、农村人口大量流动使村民自治陷入困境 1.农村人口大量流动给民主选举带来的挑战

（1）农村人口大量流出使村委会选举难以达到法定人数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以及村民自治和政社分开的兴起，农村自治组织和自治力量开始形成，村民自治逐渐成为我国农村生活中的主要政治模式。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也随着这些变迁而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村民自治的选举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选举人数远远达不到法定人数的要求。许多进城务工的村民的户籍虽在农村，而本人却长期生活在城市，因而缺乏参与农村政治生活的意愿。由于大量具有法定资格的村民未能参与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从而使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六个中西部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分别是：重庆(-6.6%)、湖北(-5.0%)、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六个省份，无一例外都在中西部地区，而且相连成片。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外流、低生育率持续，中西部地区人口将继续向东部扩散，中部人口“空心化”会日益加剧。［1］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的省份，其人数的大量流出，必然致使村委会选举中出现法定人数不够以及村民自治难以为继的问题。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平昌有83 万农民，其中30 万学生儿童，31 万外出务工。因而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基层领导者认为，要靠剩下这部分村民来进行村民自治，显然是自欺欺人。［2］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使目前的村民自治更多成为一种形式化的村民自治，实际上广大村民对于村级事务逐渐缺乏兴趣，还不如进城务工赚取经济来的实惠，加之村民返乡参加选举又有诸多不便等客观原因，造成广大村民难以参与农村政治生活，最终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实效性。（2）农村社会精英流出使村委会选举难以选出合适人选

再进一步分析，即便村民委员会选举可以正常进行下去，然而村民的民主选举也只能选出精英来进行治理，但却不能培养和造就农村精英。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其中更多的是有文化、有才干的农村精英，这些农村精英来到城市发展，给城市带来活力并且推动了城市的发展，然而在一些中西部农村甚至选不出合适的“当家人”。在农村有文化素质的农民本身就不多，而现在留在农村的主要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从而造成村委会选举难以选出合适人选。据调查统计, 在外出务工人员中，18~ 45岁的青壮年占92%，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70%，男性比例高达79.2%。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很低的妇女、年幼的儿童和年长的老人，其文化程度、政治素质相对较低。从而，村委会选举参选人数较少、村委会成员选择面较窄，村民选择合适的人选就越来越困难。［3］ 2.农村人口流动致使民主管理机制难以维持

（1）村干部弃职流失现象严重致使民主管理举步维艰

还须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有些村干部虽然当选了，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却还是想出去务工。有人说现在的村官“似官非官，非农实农”，不少中西部地区村官待遇很低，“说出来都寒碜人”，一年下来收入还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据了解，河南偃师在外打工的村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0%以上。［4］由于村干部的家庭生活缺乏可靠的经济保障，无法依靠通过政府补贴和农业收入来维持自身的经济需求，所以许多村干部不愿继续留任参与村务工作，而更情愿去进城务工。不少村干部认为：“树挪死、人挪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进城务工至少可以维持自己的经济需求，甚至还可以让自己在城市中寻得自己的发展空间，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于是在中西部农村，有的地方村干部弃职流失现象严重，而村干部后备人选更是难以找寻。如果连村干部都留不住而弃职外出，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村务公开流于形式致使民主管理难以落实

农村民主管理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村务公开，村务公开就是让村民了解村务，参与民主决策，对村干部行为进行监督，保证村民能够更好的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民主管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广大村民的切身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而如今大量农村人口外流导致村民会议难以召开，许多地方甚至连村民代表会也难以召开，从而给村级民主管理带来严重影响，造成村务公开往往流于形式，民主管理很难具体落实。伴随农村人口大量流出，许多村民长期不在村庄而是外出务工，村民逐渐漠视村庄事务而留心于城市的发展，致使村民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动力，缺乏对村务公开的有效监督，导致村务公开这种民主管理往往流于形式。许多村庄出现“空壳村”的现象，村民自治出现生存困境，并且一些村庄还出现恶势力造成的社会稳定性差等问题，加大了农村治理的难度。

二、农村人口流动使村民自治的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著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明显提高、职业化和地域性流动的增长，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和农村相比，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5］E.G.Raven stein（1885, 1889）也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表1）。［6］ 表1 拉文斯坦“迁移定律” 研究领域 具体定律 定律内涵

迁移机制 经济律 为了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而进行迁移

城乡律 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迁移可能性要大

迁移结构 性别律 女性迁移以短距离为主，且相对于男性迁移倾向更强

年龄律 各年龄段，人口迁移的倾向是不同的，青年人是人口迁移的主体 空间特征 距离律 移民的数量分布随着距迁入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递进律 中心城市吸纳乡镇人口所造成的空缺，将由乡镇周边更远地区的居民所填补，直到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波及到最偏远的角落

双向律 迁移的流向不是单向的，每一股主流都伴随相应逆流存在

如表所示：通过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一事实，我们不仅仅看到人口流动的表面现象，而应当从这个表面现象中发掘出更深刻的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农民来到城市后，其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的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政治参与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正在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由于大量村民离开导致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7］更重要的是，人口的大量流失也导致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1.农村人口流动使农民与农村的利益关系淡化

原先农民热衷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村民自治的推行，因为能使农民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于是才会有安徽小岗村那十几户按下血印进行的改革，才会有广西宜州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诞生，这都是由农民自发的思变过程，来自于农民自己的实践创造。古语云：“穷则思变”，其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8］我国向来是“弱社会——强国家”的政治格局，村庄事务更多是由国家的主导与引导，民主意识被禁锢，民主的土壤未能生成。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模式的兴起，农村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开始发生改变，农村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运作方向也开始了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民主意识逐渐深入到每个村民心中，民主的土壤逐渐形成。如今农民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由过去的“臣民”、“草民”，逐步成为自己的“当家人”。农民通过村民自治这合法化的途径寻求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通过村民自治的途径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从而可以表达自身利益的需求，其需求得到满足和利益得到展现，充分调动和激发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小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意识逐渐被现代的市场经济意识所取代，并且随着经济利益需求的变化出现了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农村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许多农民“似农非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不再固作于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更多的是转入非农业生产的第二、三产业。农民脱离土地的束缚后在农村社会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进城的农民已经渐渐地不再思考农村事务如何去参与和解决，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城市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正是伴随着农民停留村庄的时间长短与空间距离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于是他们对于村庄事务的社会关联度逐渐下降，并且利益的相关性也在逐渐淡化，从而造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随之下降。而且随着农村无税费时代的来临，农民与农村的利益相关性更加淡化，对于村庄事务的参与也就越来越缺乏动力。

2.农村人口流动使村民政治参与态度发生变化

现如今许多流动的农民在职业身份上也发生了很多改变，由原先统一的农民转变为现在的工人、服务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民营企业家等多样化的改变。农民在经济上已经不再依附于土地，而是享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农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现代农民的需求，所以更多农民流向城市流动寻求自身的发展。进入城市后农民的视野更为开阔，文化水平明显得到提高，民主素养也跟着得到提升，市场经济意识与竞争意识也不断得到增强。这就加剧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态度的变化。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参与成本的考量。因为村民需要从这种政治参与中获得参与的政治利益，从而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村庄的政治参与不再给进城的农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参与的成本反而由于空间距离的加大而大大增加。大量进城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脱离了村庄这个共同体组织，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参与也罢，不参与也罢，政治参与的态度归根到底是因为利益关系的存在而存在，利益关系不存在了即便参与也就是一种形式而已。这就最终导致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参与态度必然从积极逐渐转为冷漠，他们对于村民自治的热情早已时过境迁。

3.农村人口流动使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衰落

传统农村社会是以亲缘关系为基本纽带和宗法关系联系为基础的村落，致使农村是以“人情”为纽带编织而成的一个熟人社会。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民自身的自治意识被重新的唤醒，农村社会逐渐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社会共同体。然而如今农村大量人口流出，传统的村庄已经不再是农民生产与生活的主战场，而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目标放在城市。这种人口的大量流动，必将导致农村社会乡村文化的逐渐衰落。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乡村文化观念逐渐被淡化，村干部的权威性也逐渐式微，农民脱离土地的束缚致使在农村社会中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过去那种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文化被打破，原先在农村的家族文化、民风民俗被现代意识逐渐取代，于是对农村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农民流动时间的长期化，将会对农村发展产生严重的遏制作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有不少人将子女也带到城市（即所谓的农民工子女），他们从小就在城市接受教育，早已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长大后继续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最终将导致一些偏远农村长期得不到发展而出现停滞和衰落的状态。

三、对策与思考

1.深化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探索基层社会管理新机制

面对村民自治进程中出现的上述各种困难和问题，只有对农村社会现有的治理模式继续深化改革，才能推动村民自治进一步深入发展。成都从2008年开始探索基层社会管理新机制，2008年成都市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矛盾重重，不断发生纠纷，基层干部调解作用十分乏力，于是，成都市决定鼓励各县、区自行探索村级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建立一种新的村级治理模式，即建立“两委（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加一会（村民议事会）”的管理办法，在所有村和涉农社区由农民直选成立“议事会”，构建了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它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社会管理模式。“村民议事会”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以往由于大量村民外出打工而无法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难题，为村民广泛参与村务管理、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平台。新津县袁山村二组的议事会成员曾建昌说：“以前村里的事，都是村委会管，村民根本不了解。现在，修不修路、怎么修、谁来修都由村民决定。”［9］村民对村级事务自己说了算，一方面，给村民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另一方面，给村干部也起到一种监督作用。这种“村民议事会”由“代民做主”为“由民做主”，使村民自治不再仅仅是形式化的民主，而是农民自己真正参与讨论切身利益事务的实际化民主，从而有力促进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推动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新发展。

2.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留守村民的自治能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尽管目前虽然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动进城，但仍然还有很大部分农民留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因而，还应当重视在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和扶持基于农民共同需要以及共同利益取向的民间组织，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例如：一些留守的农村老人和妇女组成帮扶队，对一些村民事务进行帮助；一些宗族组织对于村民自治以及村民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积极的作用。［10］我国农村向来是一种“人情”社会，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一种情感，因而或许乡镇政府或者村干部不能解决的事情，而这些民间组织出面就有可能得到化解，也就不需要召开村民议事会进行开会，从而降低了解决这些村庄事务的成本，更有利于促进村庄的和谐发展。因此，通过积极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来培养村民自治的能力，可以促进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3.通过“以村带企、以企带村”，稳住一批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

在有条件的地方，由于企业进村而促进了农村社会发展，同时也遏制了大量人口流动的问题，吸引和留住了一批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许多村民千里迢迢的跑到外面就业，是为了在经济上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在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却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而且能得到不错的收益，那么许多村民还是情愿留在农村发展。并通过这种发展途径，可以加快村企的产业化集成，建立一个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中，村庄与企业共同打造农村版产业园，从而实现“以村带企，以企带村”双向互补性的发展。由于大量农民可以在当地就业，于是就有动力并且也有条件及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以及村务管理，这对于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倡导“以村带企，以企带村”这种双向互补性的发展模式，加快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平衡式发展。4．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农民建好新农村

此外，我们还必须清醒地面对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这一现实国情，并且这个阶段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决不能没有节制地宣传、动员农民进城，让农民感到城里遍地流金，从而使农民失去究竟是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理性判断。我们在实现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一定要防止掉入拉美陷阱。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正是由于过度城市化从而使广大农村凋敝，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问题。为解决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国家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农村发展部，采取买地给农民、将国有土地分给农民等措施，鼓励农民回到农村，建设农村。这一深刻教训不应在中国重演。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舆论，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提倡和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同时，还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鼓励和支持农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即“三生”环境。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各级政府应积极倡导和弘扬创业精神，形成大力支持农民就地创业的政策导向，激发农民的创业冲动，充分挖掘本地民间资源，大力发展农村中小企业，形成村村谋发展、家家忙致富、人人思创业的生动局面。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村流通网络，推进农村信息化进程，更新农民思想观念，重构农民的生活方式，逐步建成居住环境社区化、生产方式合作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公共产品公益化、素质知识化、流动市场化、教育医疗制度化、养老保险普及化、城乡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良性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11］

总之，随着城镇化发展步伐加快，城市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必然对农村村民自治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城镇化过程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的。然而，任何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城镇化在带给我们发展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诸多问题，对于农村的影响尤其深远。［12］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于是便会出现村民自治已经走入“死胡同”这样的判断。不过，笔者认为这恰好意味着过去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农村形势的变化，村民自治模式实现转型的时期已经到来。为此，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从整体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从而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参考文献：

［1］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J］.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2］冯仁.村民自治走进了死胡同［J］.理论与改革，2011•1

［3］任中平.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归因与出路--后税费时代四川省部分农村村民自治状况的调查报告［J］.软科学，2007年12月第21卷第6期 ［4］郑风田，马跃峰，胡洪江，杨彦，卞民德.听听“中国式村官”的心里话——他们到底有多难[EB/OL].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wsinfo.asp?NewsID=210605，2011-7-13 ［5］［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P26)［6］朱 杰.人口迁移理论综述及研究进展［J］.江苏城市规划，2008年07期 ［7］徐 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 ［8］金景芳.《周易 系辞传》新编详解［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P111-112）

［9］成都基层“议事会”：从“代民做主”到“由民做主”[EB/OL].http://www.xiexiebang.com/(发表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2年 1期)

第三篇：农村人口大院经验交流材料

发挥人口文化大院作用促进新农村新家庭建设

**村位于黄河三角洲南部，总人口918人，耕地面积1375亩。多年来，我们村充分依托人口文化大院，传播农村生育文化新理念、倡导农村小康新风尚、培养农民致富新技能，适应了农民群众“求富、求知、求美、求乐”的文化需求，取得了丰硕的社会教育成果和经济效益，全村呈现出经济发展、村风

文明、社会和谐、家庭幸福美满的可喜局面，我村先后获得了省级文明村和市级小康文明示范村、生态文明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模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200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6200元，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

一、建设文化大院，为新农村新家庭建设提供重要的活动载体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民对精神领域的追求不断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渴望身心健康、优生优育、家庭幸福、社会和睦的愿望日益强烈。而农村文化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民文明观念的形成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约因素。建设高标准的人口文化大院，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对于转变农民的婚育观念，提高农民的生育、生产、生活质量，促进农村两个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现实而重大的意义。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对农村人口文化大院建设高度重视，从资金、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把人口文化大院建设列入小康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广饶县新农村新家庭计划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对人口文化大院计生服务阵地、设施、制度建设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范，市、县党政领导和人口计生部门的领导先后多次到我村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我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也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市、县、镇各级投资和社会募资75万元的基础上，村集体又投资145万元，建成了集党员活动室、人口学校、小康电子书屋、计划生育家庭幸福咨询指导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生产生活用品超市、书画活动室、棋牌活动室、建身房等于一体的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标准较高的人口文化大院，配备了多媒体电教、vod点播系统、电脑、健身器材等设备，并配套建设了篮球场、门球场等活动场所，为群众生产生活、文化学习和健身娱乐提供了一个环境优雅、设施齐备、服务便利的农村文化生活主阵地，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发挥三大功能，为新农村新家庭建设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为确保人口文化大院的充分利用，我们从加强管理入手，设立了人口文化大院管理办公室，配备了专职管理员，健全完善了分工负责、轮流值班、管理使用、定期培训、集中活动等各项制度，保证了人口文化大院的全年开放和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充分发挥了人口文化大院的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和综合服务三大功能，为新农村新家庭建设和村民生育、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一）发挥文化娱乐功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村计生协会牵头组织成立了由文艺活动爱好者20多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农闲时节编演以倡树婚育新风、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等为主要内容的吕剧、快板、小品、歌舞等文艺节目，遇到谁家有喜事便免费上门演出，既送去了欢乐，又宣传了国策、教育了群众；组织成立秧歌队，广大村民踊跃参加，每到农闲傍晚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热闹非凡；10余人组成的书画爱好者协会，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学习、交流，节庆日义务为群众写春联、送对联，宣传新型人口文化；组织6名德高望重的热心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提供婚丧嫁娶上门服务，改变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旧习，受到广大村民的普遍欢迎。群众在空闲时间、茶余饭后都爱聚集到人口文化大院，读读书、上上网、下下棋、甩几把扑克、活动活动身体。村里的篮球队、门球队已连续4年在全镇体育比赛中保持前三名的好成绩。百余名热心村民积极领头参与各种宣传活动，成为宣传国策、倡树新风的志愿者和带头人。广大村民在活动中增进了相互间的交流，和睦了邻里关系，摆脱了“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形成了健康向上、追求幸福生活的新风正气。

（二）发挥教育培训功能，提高群众科技文化素质。在村人口学校，充分利用远程教育和多媒体电教设备，分期分类组织育龄群众培训，宣传国情国策、人口计生法律和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保健、持家教子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邀请计生、卫生、农业、畜牧等方面的专家，通过面对面、互动式、温馨化的培训方式，开展各类科技知识讲座。今年以来已举办各类知识培训班17期。通过村里的vod点播系统，村民在家中便可自主的点播观看内容全面丰富的生育、生产、生活方面的电教片。群众政策法规和科技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生殖保健意识和发家致富的能力明显提高。村计生协

第四篇：着力加强农村人口文化建设

强化农村人口文化势在必行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心得体会

最近，局里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通过学习认为，推进文化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农村人口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做好农村人口文化工作，为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学习,结合实际,浅谈个人观点。

一、农村人口文化存在的意义

通过调查走访及同群众座谈了解到，农村人口文化建设对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充分利用人口文化大院送宣传品、自乐班文艺宣传队、宣传农村人口文化，演出以倡导婚育新风、遵纪守法、关爱女孩、尊老爱幼、扶贫致富等为主要内容，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树立了新型生育观念。推进和发展农村人口文化，巩固和完善了农村文化阵地，创新和丰富了农村人口文化的活动载体。通过推进人口文化，教育了自己、影响了亲戚、带动了群众，也促进了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的转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3、提供了优质技术服务。农村人口文化的开展及母亲健康工程的实施，既宣传了关爱女孩、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服务等内容，提高了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为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4、促进了社会稳定和谐。以先进的人口文化引导群众树立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顺其自然、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型婚育观念，促进新型农村、家庭和人的和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农村中有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运用人口文化，大力宣传倡导尊老爱幼、互爱互助，关爱老人，关爱留守儿童，从而使老年人能得到应有的照顾，使儿童能得到健康成长。通过开展评选五好家庭、百名孝子、好媳妇、好婆婆等活动，促进农村形成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诚实待人、邻里有善的良好道德风尚。通过评选活动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农村人口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

在农村人口文化建设中，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要求，不断创新方式，丰富内容，扩大影响。

1、氛围宣传营造环境。结合人口文化大院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各镇管区均在位置显著的公共场所设计制作了内容规范、形式新颖宣传牌和标语。各试点村都建立了人口文化大院和文化墙。定制了印有人口计生宣传标语、政策的茶杯、雨伞、购物袋等免费发放给育龄群众，既激发了育龄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又提高了计生宣传品的入户率和影响力，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2、活动宣传贴近群众。在重大节假日，设立咨询点进行咨询义诊，面对面解决育龄群众在生育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乡风文明建

设，通过自乐班文艺队的演出，把群众需求与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项目融入“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和“幸福家庭”建设活动之中，倡导新型、文明的生育观念。

3、舆论宣传唱响主旋律。我县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县电视台开辟了计生专栏，多层次、全方位宣传人口计生工作情况和政策知识；在广播上滚动播出了十多条计生标语和依法行政通告等；通过县人口计生网络平台宣传计生知识；为人口计生的长足发展奠定了浓厚的舆论宣传氛围。

4、政策宣传促进群众自律。是村民自治要求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觉履行国家人口计生政策，所以提升人民群众人口理论知识和计划生育政策知晓率是关键中的关键。制作发放了《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多种宣传品免费发放到育龄妇女手中。

三、加强农村人口文化建设的工作措施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工作内容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需要从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来建设先进的人口文化，这对于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十分必要。

1、切实抓好组织领导。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农村人口文化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把“婚育新风进万家”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把宣传优生优育知识与科技三下乡相结合，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倡导树立“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孩也是传

后人”等新型婚育观念。

2、切实抓好部门协作。坚持资源共享，部门协作，与广电、教育、公安等部门相互促进，互惠共赢，为广大群众服务。

3、切实抓好阵地建设。要紧紧围绕农民求知、求富、求文明的需求，充分发挥人口文化大院、人口学校、人口文化长廊等在开展农村人口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依托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开展人口文化活动。加强对农村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和保护，为育龄群众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供新空间

4、切实抓好活动主体。积极组建村级自乐班，支持他们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人口文化活动，并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群众多方面、多样化的需求。要鼓励农民群众自编、自演节目，利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5、切实抓好品牌创建。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强力推进农村人口文化建设。一是把人口文化与“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相结合。主要是建设人口文化大院、宣传一条街，组织评比好媳妇、幸福家庭等人口文化活动，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孩也是传后人等新型婚育观念。二是把人口文化与“关爱女孩行动”相结合，对计生女孩家庭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三是把人口文化与计划生育“幸福家园”推进相结合，将人口文化融入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完善“奖励、优惠、免费、扶持、保障、救助”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使计生家庭经济上得实惠、政治上有荣誉、文化上有品位、社会上有地位、生活上有保障。

第五篇：被忽略的员工流动原因

被忽略的员工流动原因

离职原因之“三大经典”

决大部分雇员在提出离职请求时大多会使用一些听起来很有理由的“经典原因”，归结起来无外乎个人原因、薪金原因和职业发展规划。管很多企业管理层猜测些理由是用于搪塞的，但还是会对这些理由深信不疑并接受，即使有所怀疑，也不会去深入探究或寻找避免方案；或者即使采取改进措施，但由于受员工表面离职理由的蒙蔽，其结果往往不能对症下药，经常开错药，治错病或治标不治本，企业员工照样以“合理的”表面理由向企业提出辞呈，员工流动情形变得日益严重。企业管理层为此虑重重，找不出其中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情形其实在国内企业，包括三资企业已相当常见，成为企业管理层头顶上一片拨不散的乌云。

“经典理由”背后的根原因--“主管问题”

根据美国一项研究报告，员工当初如果以薪酬为理由向公提出辞职，在员工离开公司3-6个月后的跟踪离职面谈中，薪酬这一主导原因往往会让位，其中最频繁的主导原因就是对主管的不满。

2001年，在波音公司200名离职人员中，只有40人与公司在离职时进行了薪酬谈判，其中27人因公司加薪而留了下来，这27人中有25人在一年后离开了波音。许多人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令人讨厌的上司。

根据courtney rogers of the novations group的调研显示下列四个变数与员工的满意度以及留存率十分相关，他们分别是：1)个人与主管关系；2)组织诚信；3)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发展；4)奖励与薪酬

有关经验显示，影响员工是否留在企业的三大主导因素为：1)与主管积极良好的关系；2)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3)共享财务成果。根据一家合资企业离职员工统计分析，在主动离职的员工中，85%左右员工以个人原因为理由提出辞职；10%左右的员工以职业发展需要为由向公司提出辞职，5%以薪酬为由向公司提出辞职，而这些离职员工中，绝大多数员工隐藏了离职的真正原因，即与直接或间接主管的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员工辞职时，很少在书面的辞职报告中表露其辞职的真正原因或动机，尤其不愿意将辞职归咎于自己因主管的领导作风、管理风格、工作能力和个人性格等产生的人际关系矛盾等这样的根原因，替而代之的原因是个人发展、薪酬、个人身体或家庭原因等，这些理由可以说在离职中是最常用、最冠冕堂皇的“经典理由”，而且最易被企业接受。

“主管问题”，痛在心里口难开

“主管问题”是由于主管领导能力、管理风格、个性特征、应对企业责任、与下属关系等因素而导

致雇员离职的综合称谓。

影响员工离职的“主管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管的领导风格、管理风格和工作能力不能被下属接受；主管本身不以身作则，要下属做到的，首先自己没做到，在下属中缺乏威信和魅力；主管不根据下属的实际能力和具体情况安排工作，从而使得下属对工作本身丧失信心和热情；主管自己主意不定，所言不知所云，经常让下属做无用的工作；主管对下属的工作和困难缺乏支持和帮助。对下属缺乏必要的理解；主管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对“异己”打击报复；主管只想要功劳、不敢承担责任，胆小怕事。将错误和责任推委给下属。常常让下属当其“替死鬼”；主管缺乏横向合作的良好基础，导致下属工作得不到其他部门同事的支持和帮助；主管对下属封锁必要的信息，视信息为自己职权的象征；主管狐假虎威，其实色厉内荏。为求心理平衡，常常牵强附会，从而失去下属的信任。

员工在离职时为什么不愿表露其辞职的真正原因，尤其是由于与主管的关系不和这一原因呢？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的。首先，离职员工，尤其是高级白领或管理人员在心理上首先不愿在自己辞职时以书面形式来承认其辞职是由于与主管关系不和或根本看不起主管引起的。

其次，离职员工认识到在自己办理离职手续，离开企业前过早表露这一真实理由必将会使得其与主管的矛盾有私下到公开，由公开到激化，这对自己绝对不划算；因为辞职报告要主管审批(主管不会在一个员工以与主管关系不和或主管风格有问题为理由的辞职报告上签字，否则就意味着主管自己承认了自己的问题)、要与主管商量放行的日期、有关费用的结算要主管签字、有可能还要主管写推荐信、预防新公司来向主管作背景调查以及离职员工本身抱有将来公司重新雇佣的希望等，过早将门堵死必将断去自己的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