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江苏省农户间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江苏各地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引导、规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是当前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在全省26个县(市、区),就农户与农户间的土地流转情况,对部分乡村干部和农户,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户人口状况
(二)调查户人均耕地拥有量
二、土地流转现状
(一)土地流转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
(二)土地流转方式--以转包为主
出租、转包、转让是我省土地流转的三种主要方式。
2、转包。转包指承包方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在全部调查户中,采用转包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90户,占63.1%。
3、转让。转让是指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在全部调查户中,采用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55户,占18.3%。
(三)土地流转的组织--主要依靠农民自发组织
农民自发组织、政府组织和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是农民土地流转的三种重要组织形式。
2、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是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征得农民同意的基础上,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一种组织形式。政府组织流转的土地大多连片,每次组织流转的规模往往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多数在5年以上,在补偿标准上也较为统一。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政府组织土地流转的农户有43户,占14.3%。
3、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是指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经由专门从事土地流转服务的中介机构(如土地流转服务站、土地信托报务站等)进行流转的一种组织形式。专业性中介机构为农民流转土地牵线搭桥,农民通过专业性中介机构流转土地,手续齐全,合同规范,有利于土地纠纷的减少。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专业性中介机构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1户,占3.7%。
(四)土地流转关系的确定--半数以上采用口头协议
农民确定土地流转关系,主要采用口头协议、签订合同、第三者证明三种方法。
1、口头协议。口头协议是指土地流转双方就流转的权利与义务达成的口头承诺。采用口头协议的双方,都讲究诚信,或是邻居,或是亲朋好友。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口头协议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68户,占55.8%。
2、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是指土地流转双方用书面合同来确定流转的权利与义务。签订合同的双方或单方,一般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合同的内容也比较规范,有利于减少土地流转纠纷。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签订合同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08户,占35.9%。
3、第三者证明。第三者证明是指土地流转的双方,邀请共同信任的第三方,对土地流转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作证。当土地流转双方产生纠纷时,第三者一方面能证明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对调解纠纷也能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第三者证明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4户,占4.7%。
(五)土地流转的满意程度--绝大多数很满意或基本满意。
由于各级政府普遍重视土地流转工作,认真贯彻土地流转政策,农民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满意程度较高。
三、土地流转的动因
土地流出户和流入户情况不同,其流出和接收土地的原因存在较大差别。
(一)土地流出户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164户土地流出户流出土地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能在非农领域找到就业岗位、土地流出前无农业劳动力、来自流转土地的收入比重低、服从乡村统一规划、土地流转收益高于自已耕种收益。
(二)土地流入户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137户土地流入户流入土地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亲朋好友委托耕种。
四、土地流转的成效
土地流转在优化我省土地、劳力资源,推进农业结构快速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成效显著。
(一)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流出土地的调查户,由于经营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从由农业就业领域转向非农就业领域,外出打工人数增加。相反,流入土地的调查户,由于经营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少数劳动力由非农就业领域返回农业就业领域;另一方面,通过雇工经营,弥补自身劳动力的不足。
(二)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后,流转土地用于种植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作物的农户比例下降了27.9个百分点,而用于种植收益水平相对较高的蔬菜、特种经济作物等的农户比例分别上升了2个和15个百分点;流转土地作为非种植业农用地的农户比例增加6.9个百分点。
(三)增加了农民收入
土地流转使土地流出方和流入方家庭收入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137户土地流入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比流出前增加了1070元,增长了43.6%。
(四)提高了土地规模经营水平
五、主要存在问题
我省土地流转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流转合同有待进一步规范
土地流转合同不够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合同化程度不高。全部调查户中,采用书面合同确定土地流转关系的农户只有108户,占35.9%。
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容易引发土地纠纷。在全部调查户中,有6户发生土地流转纠纷,其中,有2户是因为未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和当事人违约而产生纠纷的;有3户纠纷是因为土地流转协议或合同的条款不全、不明确或内容不符法律规定造成的。
(二)土地流出户直接从流转土地获得的收益偏低
农户流出土地后,尽管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收入中来自流转土地的比例偏低,只占2.5%。全部土地流出户中,有87户只要求土地接受方按流转面积完成各项上交任务,占53%;有58户要求土地接受方按流转面积完成各项上交任务的同时,每年支付固定的使用费,占35.4%,这部分农户每年获得的土地流转收益平均只有155元/亩。
土地流转收益低,主要是由于流出的土地大多数仍种植收益水平相对较低的粮、棉、油等大宗农作物。土地流转收益过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少有条件流出土地的农户流出土地的积极性。
(三)服从乡村统一规划流出土地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相对较慢。
(四)少数地区土地流转纠纷仍呈上升趋势
(五)部分农户对流出土地质量不够关注
由于农户从流出土地获得的收益较低,部分农户对流出土地质量的关注程度不够。在调查的108份土地流转合同中,未注明流转土地质量等级的合同有70份,占64.8%。土地流出后,在全部调查户中,有43户不清楚土地的质量是否下降,占14.3%;有11户认为由于改变了流出土地的用途,导致土地的质量下降,占3.6%。
农民对流出土地质量不够关注也是土地流转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发生土地纠纷的6户调查户中,有3户在土地流转后改变了土地用途,有1户认为流转土地的质量下降。
(六)一些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
在全部调查户中,有262户知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占87%,但通读过该法全文的农户却不多,一些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
一些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主要是由于缺少面对面的直接宣传。在知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调查户中,只有124户是在通过乡村干部面对面的宣传后才知道有该法的,占47.3%。
六、几点建议
针对我省农户间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加强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管理。
土地流转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不仅政策性强,而且时间跨度也较长,管理部门应主动做好土地流转的指导、协调、管理、服务和监督工作。一是确保管理者职责明确,有专人负责土地流转工作。二是加强业务指导,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统一印制规范的合同格式,保证每份土地流转合同条款齐全、手续完备。三是加强对流转土地使用情况的监督,防止经营者损害生态和生产环境、搞掠夺式经营、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四是建立纠纷处理机制,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土地流转纠纷解决在基层。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要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的宣传力度,让基层干部充分认识到,这些法律政策是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使其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要通过宣传,让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认识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了解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使他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自觉按法律规范操作,提高土地流转的合同化程度。
(三)提高流转土地效益,稳定土地流转关系。
只有流转土地的效益提高了,土地流转双方才能从土地流转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没有经济效益的土地流转关系是不牢靠的。政府部门要在提高流转土地的产出率上下功夫,帮助土地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益。一是要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和产业化经营,形成地区特色产业和区域内土地流转市场价格体系,让更多的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将土地流入到产出水平较高的土地经营者手中。二是要利用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以规模收益稳定土地流转关系。
(四)遵循自愿原则,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是否流转、流转多少、以何种方式流转,应由农民自己决定,任何组织不得用行政手段阻碍或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政府推动型的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条件,因势利导,稳步推进,要重点帮助困难农民解决好劳动力就业问题,保证其在土地流转后收入水平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去年以来,我省采取一系列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措施,加之粮价较高,农民种粮的收益增加,经营土地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一些农户有提前收回流出土地的愿望,加强土地流转管理显得更为重要。各地应严格按照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将土地流转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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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摘要:运用全国范围内59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对比两种分析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应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来,让农民集体享有更充分的决策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发挥功能开创经济社会条件。
关键词:土地流转;收入效应;土地整治;土地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17-09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把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各地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引起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诸如尚义:土地流转,农民增收”“格尔木:土地流转助推农民实现收入多元化”等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地方媒体报道浩如烟海。从微观经济行为来看,只有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才能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真正实现土地流转的自愿原则。从宏观政策目标来看,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广大农民收入是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土地流转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农户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产生收入效应,到底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收入效应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本文运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提供有益的信息。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评析
(一)国内文献述评
国内已有研究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首先,大量文献对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和途径进行了分析讨论。李先玲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会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影响,同时土地流转也会对农民收入结构产生影响[1]。金丽馥等讨论了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认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转移剩余劳动力三个方面[2]。刘淑俊等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规模经营、非农就业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产生增收效应,但存在土地流转收益不稳定、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健全、非农收入不稳定等土地流转的风险[3]。余小英等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认为在12种土地流转方式中有转让、出租、转包、入股、代耕、拍卖、土地信托以及返租倒包8种方式,农民是为了取得收入而进行流转的[4]。这类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侧重于理论探讨,由于在理论分析中并没有对理论预设进行详尽的考察,其分析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尚需进一步检验。其次,不少学者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春超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揭示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5]。罗必良从收入效应与流转滞后的效率损失考察了农地流转的微观绩效,通过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统计分析发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未发生流转的农户,回归分析表明农地流转滞后导致了农业经营的效率损失[6]。封雨以河南邓州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所调查的3个乡镇均反映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7]。胡红斌采用 Pearson 方法验证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总收入、非农收入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8]。陈刚把2002 年颁布并在 2003年初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一次冲击试验,城镇居民作为对照组,采用倍差法定量估计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建立在稳定承包权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显著且可观地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纯收入[9]。李丽明等基于滑县176户调研数据发现土地转出确实对提高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有积极作用,但土地转入对于提高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产生的影响效果不明显[10]。实证分析文献林林总总,几乎所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然而既有的实证分析大多没有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实证分析结果还无法区分是“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是“收入较高的农户倾向于土地流转”,无法充分揭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内在机制。最后,少数学者结合地方实践,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案例解剖。薛凤蕊等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土地流转政策产生的收入效果,发现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其中土地流转后务工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1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通过对成都市农村土地在确权后进行合法流转的大量调查案例发现:建立在合法转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农民收益的高低与其获得的财产权利强弱紧密相关[12]。案例分析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但案例分析所关注的是局部地方实践,无法准确区分地方特殊环境、地方其他经济决策与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国外文献述评
由于土地制度、发展阶段和问题背景不同,国外研究把土地流转作为土地市场的一般性问题讨论,主要关切土地市场中农地价格、农地收益及农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农地市场的影响。Michael E.Kjelland等分析了德克萨斯州家庭所有的农地碎片化问题,认为家庭拥有农地碎片化导致土地整合决策权人过多,土地整合难度大,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并增加了供水成本,而农地非农价值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是导致农地碎片化的重要原因[13]。Juan Porta等针对欧洲土地产权高度碎片化的地区农村土地市场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存在土地市场失灵的问题,探讨了土地管理部门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管理农村土地市场的问题。具体分析了新的信息技术改善土地流转进程(land mobility processes)的机制[14]。Todd H.Kuethe等运用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1973-200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扩展因子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农地收益与金融市场、农业部门活动、非农地市场及宏观经济条件的关系,发现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条件的突然变化会对农地收益立即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和宏观经济条件导致了农地收益的较大波动,但无论什么因素,从长远来看对农地收益均不会产生根本影响[15]。国外文献并没有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的收入效应作为独立的问题讨论,而是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对农业劳动者收益的影响作为市场分配的普遍性问题看待,基于“交易增加交易双方福利”的市场信念,一致认为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必将增加农民福利。
已有文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产生原因、形式、大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讨论。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表现、原因、条件进行讨论,而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关注不够,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各类经济社会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尚缺乏充分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一般直接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处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而实证结果无法回答到底是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倾向土地流转还是土地流转使得农户的收入更高这一问题。以案例展示的土地流转的地方实践则局限于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差别,没有区分土地流转与地方经济决策、当地农业产业布局变更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多个省市的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更为准确地估计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把农户总收入和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分开处理,力图更清晰地认识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三)理论评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日益普遍的经济实践,不仅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而且各级政府基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收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等目标,亦在积极引导、鼓励和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农民自主的农地市场交易与配置,土地流转通过改变土地的财产价值、农户的家庭经济决策(包括家庭劳动力配置、土地配置和农业投入、农业经营方式等)、农业技术与机械的使用条件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概言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土地财产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找到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一些农民由于年老体衰或者非农就业,无力经营土地,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相应的土地租赁收入,从而使闲置的土地产生财产价值,提高农户收入。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能够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从而提高收入。一些农户的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和环境不一致,农户之间通过租赁或互换土地从而使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等更加匹配,土地得以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形成较大面积的连片土地,减少土地的细碎化,便利现代机械化操作和其他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释放劳动力优势。少量土地上承载过多劳动力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之间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使转入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另一方面可以使转出户减少城乡两栖兼营农业的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投入和非农劳动技能培育,转入和转出户劳动分工的优化有利于增加转入户的农业收入和转出户的非农业收入。四大机制虽然各自体现了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特定方面,但在实践中往往联合发挥作用。除了部分老年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外,土地财产的实现有利于农户作出更为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往往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相伴随。土地经营面积的扩大一方面便利了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使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因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也相互交织。土地资源的更合理使用通常会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也无法割裂。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四大机制概括了土地流转与相应经济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内容,揭示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增收的主导机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评估和判断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与环境,从而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措施。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职能研究”课题组的入户调查,课题组于2014年7月开始入户调查,截止到2015年3月底共入户访问湖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重庆、浙江、内蒙、河北、贵州等省市农户593户。调查通过对农户户主进行结构式访谈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农户家庭经济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家庭的人口学特征、农业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现状以及乡村治理等相关信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特定样本要代表全国情况十分困难。然而,由于此处样本涵盖了东部、中部、西部省份,包括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既有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也有劳动力重要输入地,因而样本信息能够基本体现各类经济社会条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揭示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数据定义及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农民没有严格的退休生活,一般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劳动投入的时间和强度,因此,本项研究的劳动力定义不同于以年龄界定的人口学的劳动力定义,而是根据实际劳动参与情况来判断,农民一般把能获得劳动收入者作为劳动力,很多农业生产一般以一季度为生产周期,根据经验法则,按农民的习惯,此处把一年内劳动时间3月以上者界定为劳动力。其他变量与通常文献中的相关界定基本一致。
(二)样本描述
表2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共有有效样本593份,其中无土地流转户355户,土地流转户238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土地流转户的平均年龄稍大。69%的户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3%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土地流转户的户主文化程度稍高。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劳动力数土地流转户稍高于无土地流转流转户。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但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土地流转户均低于无土地流转户。劳均承包地和劳均经营地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总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经营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与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的标准差土地流转户均大于无土地流转户,因此总体来说,土地流转户的家庭经济分化程度要高于无土地流转户。
(三)实证分析方法
本研究讨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别把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因变量加以考察。首先,以土地流转情况为依据对农户进行分组,比较各组农户的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从而用统计描述的方法直观地展现土地流转对收入的影响,然后引入决定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尽可能地独立出来,把概括描述关系转化为真实机制的因果关系。最后,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和混杂因素对收入效应估计的影响,从而更精准的评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通过比较两类分析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结合相应的统计描述,进一步讨论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表3把土地流转情况细分为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种情况,分别考察各组农户的收入状况后发现:从总收入来说,转出户最高,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转入户最高、既有转入也有转出的农户其次,转出户最低。无论是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性收入,组间差异的F检验显示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土地流转内容对收入的影响,且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等土地流转决策是由农民根据家庭资源禀赋条件自主决策,家庭经济特征变量能够一定程度体现其土地流转倾向。因此,接下来的实证分析把土地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组农户合并成土地流转户。
农户收入的分组比较概括反映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但没有考察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对组间差异的实质影响。模型(1)和(2)通过引入决定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作为哑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独立出来。
模型(1)与(2)中Gr和Ag分别表示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αGr和αAg 分别是模型(1)与模型(2)的常数项;D是土地流转哑变量,土地流转则D=1,无土地流转则D=0,βGr和βAg是相应的土地流转的总收入效应和农业经营收入效应的待估参数;xj 是第j个影响农户总收入的控制变量,xk是第k影响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控制变量,γjGr和γkAg分别表示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 eGr和eAg分别是模型(1)和模型(2)的随机误差项。决定农户收入的因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本、土地、劳动投入等,进入模型(1)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家庭非农业劳动等,进入模型(2)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有利于揭示土地流转产生收入效应的真实机制。然而,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确定控制变量的范围和种类,但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劳动投入的强度和质量、资本投入和经营水平等大量影响收入的因素无法观测或计量,因而,除控制变量之外,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之间其他的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仍然可能是导致他们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即控制变量仍然无法完全消除混杂因素和样本选择偏误对各类农户收入差别有效估计的影响。
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可以用同一农户在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与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的差异来刻画。但对于无土地流转户,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 outcome),对于土地流转户,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正是针对这种反事实问题的分析方法,是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并评估相应处理效应的重要方法。把无土地流转户看作控制组,把土地流转户看作处理组,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则可以通过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来评估。平均处理效应参数估计所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处理组成员是随机安排的,其处理效应的期望值是多少”,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的参数则直接关注实际处理组成员所获得效应[16]。当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特征变量无显著差异时,处理组处于控制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控制组的现实状态替代,与之相对,控制组处于处理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处理组的现实状态替代,即两个反事实由于被认为与对应的观测事实无差异而被替代。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首先把导致样本选择偏误的因素转化成为处理组成员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然后根据倾向得分进行样本匹配,进行有效匹配后,反事实状态就可以用匹配的可观测状态替代,从而有效估计相应的处理效应。农户土地流转与否是个二分变量,此处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即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公式如公式(3)所示。
公式(3)和公式(4)Pi是第i个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βi是待估系数,xi是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此处采用Rosenbaum建议的经验法则,把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全部纳入模型[17],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依据公式(3)和公式(4)估计出倾向值后,采用SPSS22自带的卡钳匹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按Austin确定的经验法则,匹配容差为0.02以内就能消除样本选择偏误[18],此处匹配容差设定为0.01即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倾向值之间的差值在0.01之内实现匹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如公式(5)和公式(6)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控制变量回归分析
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对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流转与否的哑变量D的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详见表4),因此,可以推定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在模型(1)和模型(2)的收入决定方程中,家庭劳动力数对收入的影响均为负(在模型2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生这一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没有创造财富,而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包含了土地流转决策,控制变量回归中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部分包含了劳动力的收入贡献。在模型(1)和模型(2)中决定系数R2均较低,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尚不高,仍有重要的因素没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影响了收入效应估计的精度。
(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以此从无土地流转的农户中寻找与土地流转农户中家庭经济特征相似的农户,模型中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表5列出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越多,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劳均承包地越多越倾向于土地流转。但机播率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不参与土地流转,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较高的机播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有利于老年农民耕种和持有土地。
倾向得分的Logistic估计的Hosmer与Lemeshow检验的P值大于0.05的显著性要求,表明预测值与观测没有显著差别,因而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表6是倾向得分匹配的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组间差异显著缩小,仅有户主年龄和户主文化程度的差距略有扩大,家庭劳动力数、家庭非农业劳动、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等匹配前有显著差异的变量经过匹配已无显著差异,承包地、劳均承包地等变量的差异也从1%、5%内显著缩减为10%内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经过匹配后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因而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效果较好。
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这一结果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有所差异,不仅有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量不同,而且有质的差别。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所得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明显小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虽然土地流转仍然显著地增加了农户总收入,但对增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土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效应。实证分析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验证理论预测,而在于更准确地判断和评估事实,从而为科学决策和理论分析提供有益的信息。综合表4和表7的实证分析结果(详见表8),控制变量回归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5.80%,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33.76%,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1.41%,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20.83%(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增加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种分析方法均表明土地流转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总收入,其中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到的增收效应大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虽然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两种分析方法均显示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是正面的。
2.土地流转的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如表8所示,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即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显示的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的效应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致。由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已经消除了承包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差异,样本选择偏误是控制变量之外的农业经营能力、农业劳动技能、农业资本投入等因素所致,因此控制变量回归中所显示的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主要是因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向农业经营能力更强的农户集中,而不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所致。表3的统计描述显示:从总收入来说,土地转出户最高,土地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土地转入户最高,既有土地转入也有土地转出的农户其次,土地转出户最低。土地转出户总收入最高而农业经营收入最低说明非农就业收入对土地转出户更为重要,土地财产实现机制特别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了较强的农民增收作用。土地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最高而总收入居第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的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说明土地转入户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是由于经营更多的土地和自身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所致,体现的仍然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的作用。总之,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政策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和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把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然而,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阶段性任务,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中的释放农业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收入的功能只能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由于农地租金最终只能从农业经营收益中分享,农民增收固然是个问题,但对农业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业竞争能力。短期内过高的土地流转租金虽然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增加了农业经营成本,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只有伴随着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才能发挥更大的农民增收功能。当前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开创条件让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首先,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立,让农民集体在农地利用规划、土地质量提升等相关事项中享用更充分的决策权,分享土地整治收益,从而激励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积极开展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整治,减少土地碎片化,为现代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运用开创条件[19]。其次,在土地流转中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方法得到更充分的运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再次,进一步坚持土地流转中农民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农民自愿才能保证政策措施着眼现实,政府引导则可体现立足长远。最后,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运用市场的手段连接农业生产与经营、技术与经验、资金与劳动力,盘活农业生产要素,开创土地流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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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土地流转协议书(农户)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
甲方:姚村镇三孝村村民委员会
乙方:三孝村组农户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乙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地块的亩土地流转给甲方统一经营。
二、流转期限为 贰拾 年,即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33年9月30日止。
三、流转土地的补偿费为每年每亩1500斤小麦(按当年国家普麦收购价折款后付现金),国家对农户的粮食直补归乙方所有。
四、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第一(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的转包金支付时间为2013年9月30日前;以后的支付时间为每年的9月30日前。
五、流转期满后,土地经营权归乙方。如甲方继续使用土地,甲乙双方可就流转问题进行协商,续签流转协议。
六、本协议自签订付款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三孝村村民委会员(公章)
乙方(签字):
2013年月日
第四篇:对村土地流转的调查
对村土地流转的调查
对村土地流转的调查
田野的希望--对花果山乡人和桥村土地流转的调查
花果山乡人和桥村地处资水南岸,全村有12个村民小组、1135人、825亩耕地。依历史习惯,该村形成了两个特征明显的耕作区,即临河种蔬菜、依山种水稻,两片面积基本相当。从3月开始,该村相继有偿出租土地450余亩,建成了1个苔韭基地和3个果园,其中由益阳人刘治安于3月租用蔬菜用地200亩,建成了苔韭基地;12月,由邻村金家仑村民租地30亩建起了葡萄园;4月,由益阳人贾正明租地150亩种植桃、李、梨、枇杷等果树;3月,由金家仑村民租地30亩种桃树;村民内部流转40余亩种蔬
菜。至此,全村已有55%的土地实现了有偿流转,流转土地年租金分别为蔬菜地228元/亩、稻田200元/亩、荒地100元/亩。
一、主要做法
人和桥村土地流转采取“土地返租——连片开发——规模经营”的方式进行,由村支部、村委会组织协调,引进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由村上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向农民租回承包地,统一规划,统一进行水、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连片向投资者发包,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和名优特新品种示范区和花果生产区。为促进土地流转,村级组织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连片整理土地。该村在3月的责任田调整中,针对过来承包地调整后出现的农户经营田块分散、面积小,不利于耕作和规模经营的现实问题,村支部、村委会在广泛征求农户意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后,决定以组为单位,将责任田
收回集体,再按照利耕作、便水系,适合规模经营的原则,将责任田土按照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分配。条件成熟地方,村委会再按照投资者的要求,向农户连片租赁土地,予以发包。对规划连片区内不愿出租土地的农户,由村上出面在村民组内或相邻的组进行调剂置换。二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从1998年开始,该村通过争取上级资金和组织群众人平投工30个,对水、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硬化蔬菜基地干道1500米,支道、支渠4800米,连片开发的土地做到了交通便捷,水利畅通。三是提供优质服务。为使经营者安心投资创业,该村在引进项目后,非常注重做好服务工作,并以规范的合同形式予以确定。
1、村委与投资方一起协商,建立了规范的劳务市场。投资者何时用工只需将用工数量、时间、工种、计价方式通知村组,村组便会按照要求组织劳力,并且从不误事,也不漫天要价。苔韭基地的投资者刘治安刚到村上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在请工等
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村支部、村委会得知情况后,主动与其联系,共同商订劳务价格,帮助组织劳力,并代发工资,村上经手为刘治安的苔韭基地请工5000余个,代发工资10万余元。
2、为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保障。村上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中明确承诺:甲方必须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尽量预防针对乙方人身、财产以及租赁物、公共设施等的各种治安案件。对乙方要求处理的有关偷盗、哄抢、扰乱、破坏、妨碍销售等事件,甲方必须及时受理并在24小时内组织人员处理。如有违反,乙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由甲方承担乙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和间接损失。苔韭基地建立两年来,投资者基本上是一个人在村上经营、管理,由于服务到位,没有发生一起偷盗事件。
3、给投资者以村民待遇。该村明确规定,对外来投资者生产经营所需的排渍、抗旱等费用,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并按时、全面满足其要求。
4、全程代理有关
手续。对投资者在基地的临时建筑及有关税费等方面的手续,该村负责全程代理,并承担部分手续费用。
二、效果及启示
从调查的情况看,人和桥村土地流转带来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拓宽了就业门路,群众收入明显增加。该村人平纯收入为元,为2300元。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①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村民从流转土地获得的租金收入为万元,为7万元,今年为9万元。据该村浮谷庵组昌阳春介绍,连片出租1亩地的收入和自己种1亩地的收入基本相当,并表示,自己愿意将稻田出租,希望村上进一步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昌阳春一家种亩水田,除去生产性费用和农业税及附加,每亩收入在140元左右,而出租1亩土地给基地的租金除去农业税及附加后,收入也是140元左右,还可空出劳力从事其它工作,很划算。但如果不是连片出租的土地,租金要比这低得多,有的甚至要倒贴。依该村及附
近村的行情,出租1亩稻田给其它农户,最多是每年100斤谷/亩,折价为50元左右。②土地流转后农户的打工收入。一方面是流转土地上的打工收入。全村流转的400余亩土地上的600余人,除学生和无劳动能力的300人外,有150余人为已流转土地服务,去年,在流转土地上打工收入最多的一户达元。、该村农民在流转土地上的打工收入达23万元,仅此项就远远高于原来自己种田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外出打工收入。土地流转后,出租了土地的农户中有180余人常年在外打工。花木栏组昌放明一家四口人,有土地亩,已出租亩,去年他妻子和女儿外出打工的收入有8000余元。③在家从事其它职业的收入。摆脱田土束缚后,群众都想方设法寻找致富门路,或外出打工,或经商办厂。,该村新办凉席厂6个、竹帘厂3个,新发展瘦肉型猪养殖户10户,新发展母猪86头,新增的投入近500万元。该村有一瘦肉型猪养殖户去年出栏中猪300余头,获利
近10万元。与此同时,外来投资者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引进的优质品种,也使群众开阔了眼界,纷纷学习效仿。苔韭基地建成后,带动该村群众种植苔韭50余亩;今年建成的优质果园也让群众获益不浅,有30余户农户从基地购进了优质果苗。二是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据该村负责人介绍,在开始做群众工作动员流转土地时有一定的阻力,现在群众看到土地流转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愿意配合村上的工作,村支部、村委会的威信也得到了提高。一些外出户、刁难户原来的税费收缴难度很大,现在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村上从流转出的土地中收取了一定的管理费,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势力。收取的标准为蔬菜用地每年20元/亩、荒地每年10元/亩、鱼塘每年5元/亩。三是土地流转在给农民和承租者带来可观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打响了人和桥的品牌。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到人和桥村租赁土地的投资者纷至沓来,一方面是现在 的投资者纷纷要求扩大租赁面积,如贾正明在承包200亩地后,今年向村委会提出要求再包200亩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是不少新的投资者到该村联系租赁土地,目前已有益阳等地的3名投资者到该村向村委会表示要承包土地搞花木种植,就连相邻的金家仑村民也舍近求远,多人要求在人和桥村租地创业,村委会出于多方因素综合考虑,目前暂未同意。
人和桥村土地流转的初步成功可以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一是土地流转离不开基层组织的协调运作。作为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找准位置,积极发挥中介作用,充当农户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土地有序有偿流转的关键,在目前情况下,其作用至关重要。二是土地连片、基础设施配套是搞好土地流转特别是稻田流转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才会有投资者来,才可能产生规模效益。这两项工作是乡村两级在土地流转工作中的着力点。三是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要参与
市场配置,必须与一定的技术、资金、市场联结起来。只有这样,土地的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实现农户和投资者的“双赢”。
三、问题及建议
人和桥村开展的土地流转是目前土地流转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虽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也还有一些需要探讨和完善的地方。一是该村的土地流转方式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由于投资者需要连片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在目前土地租赁市场尤其是稻田租赁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不通过村级组织积极协调,有力参与,靠投资者与多个农户协商,租赁连片土地经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该村采取先由村委会将承包到户的农地通过租赁的形式集中到集体,再由村委会统一规划和布局,然后对外发包。此种方式类似目前中央禁止的“返租倒包”土地流转方式。11月《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种由乡镇政府或村
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的做法,“不符合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应予制止。”同时,这种方式在去年8月通过、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流转的规定中也被列入其他方式,未作明确规定。由于缺乏法律政策的支持,如果农户在投资者经营期限内要求收回出租土地的使用权,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村委会和投资者便会无计可施,农户如果起诉,则败诉的必然是投资者和村委会。另外,该村流转出的一部分基本农田种植了果树,与国土法规的规定相悖。二是村委会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不利于土地流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目前除政策风险带来的压力外,还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一是经济风险带来的压力。从表面上看,土地流转后的经济风险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但在实际操作中,与村委会息息相关。由于村民是将土地出租给村委会,没有与经营者直接发生关系,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合同的履行完全取决于经
营者项目的成败和个人素质,如果发生意外,付不出租金,则这部分经济风险必然转嫁到村委会;其二是村民就业带来的压力。由于目前该村的非农产业还不发达,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预期收益也不可能全部实现,出租土地后农户的充分就业就成为了土地成片流转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考虑,该村对剩下的近400亩土地的流转持谨慎、观望态度,今年在有多人主动上门租赁的情况下,也没有同意。三是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需要进一步完善。该村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中,出于降低门槛、吸引技术、资金、人才的目的,对土地的租金约定和合同期满后的土地恢复问题规定得较为笼统、含糊。租金是以现金方式约定支付,并且一定就是几年,甚至上,没有考虑将来如果物价波动幅度大的因素。合同期满后租赁土地的恢复对投资方没有约束条款,存在着风险,这个风险有可能由村委会和农户承担而损害农民利益。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逐步解决。一是在村民自愿的大前提下,县委、县政府应对这种土地流转方式予以充分肯定,但在具1 2 下一页
第五篇:对##村土地流转的调查(范文模版)
田野的希望--对花果山乡人和桥村土地流转的调查花果山乡人和桥村地处资水南岸,全村有12个村民小组、1135人、825亩耕地。依历史习惯,该村形成了两个特征明显的耕作区,即临河种蔬菜、依山种水稻,两片面积基本相当。从2001年3月开始,该村相继有偿出租土地450余亩,建成了1个苔韭基地和3个果园,其中由益阳人刘治安于2001年3月租用蔬菜用地200亩,建成了苔韭基地;2001年12月,由邻村金家仑村民租地30亩建起了葡萄园;2002年4月,由益阳人贾正明租地150亩(其中村集体新开垦荒地60亩,稻田90亩)种植桃、李、梨、枇杷等果树;2003年3月,由金家仑村民租地30亩种桃树;村民内部流转40余亩种蔬菜。至此,全村已有55%的土地实现了有偿流转,流转土地年租金分别为蔬菜地228元/亩、稻田200元/亩、荒地100元/亩。
一、主要做法人和桥村土地流转采取“土地返租——连片开发——规模经营”的方式进行,由村支部、村委会组织协调,引进投资者和投资项目,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由村上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向农民租回承包地,统一规划,统一进行水、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再连片向投资者发包,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和名优特新品种示范区和花果生产区。为促进土地流转,村级组织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连片整理土地。该村在2000年3月的责任田调整中,针对过来承包地调整后出现的农户经营田块分散、面积小,不利于耕作和规模经营的现实问题,村支部、村委会在广泛征求农户意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后,决定以组为单位,将责任田收回集体,再按照利耕作、便水系,适合规模经营的原则,将责任田土按照政策进行重新调整分配。条件成熟地方,村委会再按照投资者的要求,向农户连片租赁土地,予以发包。对规划连片区内不愿出租土地的农户,由村上出面在村民组内或相邻的组进行调剂置换。二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从1998年开始,该村通过争取上级资金和组织群众人平投工30个,对水、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硬化蔬菜基地干道1500米,支道、支渠4800米,连片开发的土地做到了交通便捷,水利畅通。三是提供优质服务。为使经营者安心投资创业,该村在引进项目后,非常注重做好服务工作,并以规范的合同形式予以确定。
1、村委与投资方一起协商,建立了规范的劳务市场。投资者何时用工只需将用工数量、时间、工种、计价方式通知村组,村组便会按照要求组织劳力,并且从不误事,也不漫天要价。苔韭基地的投资者刘治安刚到村上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在请工等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村支部、村委会得知情况后,主动与其联系,共同商订劳务价格,帮助组织劳力,并代发工资,2001年村上经手为刘治安的苔韭基地请工5000余个,代发工资10万余元。
2、为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保障。村上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中明确承诺:甲方(人和桥村委会)必须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尽量预防针对乙方人身、财产以及租赁物、公共设施等的各种治安案件。对乙方要求处理的有关偷盗、哄抢、扰乱、破坏、妨碍销售等事件,甲方必须及时受理并在24小时内组织人员处理。如有违反,乙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由甲方承担乙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和间接损失。苔韭基地建立两年来,投资者基本上是一个人在村上经营、管理,由于服务到位,没有发生一起偷盗事件。
3、给投资者以村民待遇。该村明确规定,对外来投资者生产经营所需的排渍、抗旱等费用,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并按时、全面满足其要求。
4、全程代理有关手续。对投资者在基地的临时建筑及有关税费等方面的手续,该村负责全程代理,并承担部分手续费用。
二、效果及启示从调查的情况看,人和桥村土地流转带来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拓宽了就业门路,群众收入明显增加。该村2000年人平纯收入为2000元,2002年为2300元。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①出租土地的租金收入。村民从流转土地获得的租金收入2001年为4.5万元,2002年为7万元,今年为9万元。据该村浮谷庵组昌阳春介绍,连片出租1亩地的收入和自己种1亩地的收入基本相当,并表示,自己愿意将稻田出租,希望村上进一步搞好土地流转工作。昌阳春一家2002年种3.82亩水田,除去生产性费用和农业税及附加,每亩收入在140元左右,而出租1亩土地给基地的租金除去农业税及附加后,收入也是140元左右,还可空出劳力从事其它工作,很划算。但如果不是连片出租的土地,租金要比这低得多,有的甚至要倒贴。依该村及附近村的行情,出租1亩稻田给其它农户,最多是每年100斤谷/亩,折价为50元左右。②土地流转后农户的打工收入。一方面是流转土地上的打工收入。全村流转的400余亩土地上的600余人,除学生和无劳动能力的300人外,有150余人为已流转土地服务,去年,在流转土地上打工收入最多的一户达2000元。2001、2002年该村农民在流转土地上的打工收入达23万元,仅此项就远远高于原来自己种田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外出打工收入。土地流转后,出租了土地的农户中有180余人常年在外打工。花木栏组昌放明一家四口人,有土地2.4亩,已出租1.5亩,去年他妻子和女儿外出打工的收入有8000余元。③在家从事其它职业的收入。摆脱田土束缚后,群众都想方设法寻找致富门路,或外出打工,或经商办厂。2002年,该村新办凉席厂6个、竹帘厂3个,新发展瘦肉型猪养殖户10户,新发展母猪86头,新增的投入近500万元。该村有一瘦肉型猪养殖户去年出栏中猪300余头,获利近10万元。与此同时,外来投资者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引进的优质品种,也使群众开阔了眼界,纷纷学习效仿。苔韭基地建成后,带动该村群众种植苔韭50余亩;今年建成的优质果园也让群众获益不浅,有30余户农户从基地购进了优质果苗。二是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据该村负责人介绍,在开始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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