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分析思考（精选）

第一篇：实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分析思考（精选）

为了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步伐，推动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今年，**镇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把坚持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基本政策同农户土地联合规模经营相结合，做了有益的初步探索，使土地在农户联合经营中增效、农民在土地联合经营中增收。

一、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的实践及效果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典范之一。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单家独户的土地经营限制了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使土地的资金技术投入受到制约，而对土地的劳动投入所引起的产出增加已接近极限。如各农户为了与相邻的土地分界，分别在自家田地周围打上田埂，加上各家自修小毛渠，各条田间留人行道等，占去了不少的耕地面积。据初步测算，我镇耕地的7%－8%都被这些田埂占去了，有五千亩左右。同一条田中，出现了有的农户种棉花、有的种番茄、有的种玉米等分散种植经营现象，不利于各种大型农机具的使用，滴灌等先进技术也施展不开，同时还浪费了大量的水、肥料、种子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难度也很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不利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影响了土地增效，不利于农民增收，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今年我镇进行了大胆尝试，在东戈壁村搞了一块农户土地集中连片联合经营的示范田。示范田涉及农户14户、面积217亩，全部种植加工番茄，基本作法是：采取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灌水、统一施肥、统一施药等统一经营管理模式；首先平整田埂20条、铲掉毛渠 14 条、条田间路 1条，新增播种面积20.6亩；选择高产、优质、抗病、晚熟的加工番茄品种98-1，该品种结果性强、丰产性好、品率高，既可避开原料收购高峰期，又可提高销售单价，为酱厂提供晚期原料；采用井水加压滴灌，制定了详细的轮灌制度，番茄协会会长负责总体协调。遇到问题，农户们采取“一事一议”办法，民主协商解决问题，并签订了四个相关协议。目前示范田番茄长势良好，丰产性稳定，预计能达到10吨/亩的目标产量。

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示范田效果明显：（1）农业机械化效率明显提高。实行联合经营后，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新型大马力机械有了用武之地，提高了机械效率和田间作业质量，降低了农机作业成本。

（2）增加了播种面积。示范田将原有的毛渠和田埂推平，播种面积增加了20多亩，每亩纯收入按2500元计算，可增收5万多元。

（3）省时省工，便于田间管理。采用井水加压滴灌技术，浇水时只需开关阀门即可，不需堵坝打埂。传统的灌溉方式，浇一遍水就需出40多个劳动力，采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后只需2――3个人巡视一下即可，既省时又省工。病虫害防治实行统一防治，同时施药，避免了分散防治后病虫害又交叉感染。

（4）节水增效，降低种植成本。根据实地调查对比，滴灌技术可节水40%以上。示范田按常规番茄共需6――8个水，每亩至少需600立方水，采用滴灌技术后每亩只需360立方水，井水按每立方0.25元计算，亩均节水可达60元，降低了种植成本。而且采用滴灌技术后期可预防番茄烂果，增产40%以上。

（5）提高肥料利用率，节本增效。滴灌技术可使肥料随水滴施，直达作物根部，提高肥料利用率达30%以上，采用少量多次滴施，可避免作物后期脱肥早衰，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6）增产增收。示范田番茄去年亩均单产为5吨左右，每亩毛收入1600元，纯收入在1100元左右；今年按预计单产10吨/亩计算，晚期原料的价格为0.33元/公斤，每亩毛收入可达3300元，纯收入可达2500元以上，每亩可增加纯收入1400元左右。

二、关于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的思考

（一）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拓宽出路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把解放思想放在了第一位，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针对农户土地分散经营所存在的情况和问题，如何引导农民适应市场、规范经营、规避市场风险、走向共同富裕，我镇两委班子根据市委提出的“突出特色抓产业，围绕市场调结构，依靠科技创品牌，改善设施促增收”的科学发展理念，结合我镇实际，提出“走联合与合作之路，节本增效增收”，制定了“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抓手，以生产发展、农民增收为核心，按照稳粮、减棉、兴畜、发展二三产业，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玉米、番茄两大支柱产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争创四区一线特色强镇”的发展思路，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扎实贯彻落实了市委提出的“四区一线”区域化布局。2007年，全镇完成总播面积5.8万亩，其中玉米3.3万亩，番茄2万亩。

我镇地处天山脚下，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十分适宜番茄的生

长，生产出的加工番茄品质好、红色素含量高，种植加工番茄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把这一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我镇通过招商引资，由客商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了年加工能力为1万吨的天然番茄酱厂，已于今年7月开工投产。这对我镇落实市委“四区一线”的产业化布局、大力发展番茄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发挥番茄主导产业优势，我镇积极推广番茄膜下滴灌2000亩、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种植番茄膜下滴灌科技示范田217亩；多次组织村干部及种植大户到示范田参观学习，使农民在土地联合经营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大量的基础工作及科技示范田的实践探索，为今后广泛开展农户土地联合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土地增效、农民增收拓宽了发展出路。

（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应注意的事项

1、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的前提。实践证明，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的前提应是“维权、稳定、自愿”。即：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在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政策的前提下，在农户们自愿的前提下，实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只有坚持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基本政策，维护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实行现有农村土地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引导，采取“一事一议”等民主方式，才能使农户自觉自愿地进行土地联合生产经营，从而保证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一家一户的农户土地分散生产经营管理模式抗风险能力差，发展的潜力、幅度也比不上规模化生产。而要达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土地的联合集中经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眼下，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农户土地置换、联合开发（能人代耕）、租赁经营、土地入股、公司承包等模式，但从我镇实际出发，目前只有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实行土地联合生产的经营方式最易行得通，对此模式，我们已做了初步探索和实践，并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经验。随着领导干部及广大农民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革新，我们会因地制宜地不断探索、创新，采用各种有效模式，使土地进一步增效。

3、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使农户土地联合经营增效，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我镇为进一步发挥玉米、番茄主导产业优势，广泛采用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今年测土面积1万亩、配方面积3万亩、推广番茄专用肥面积2万亩；实施良种工程，良种覆盖率达到了97%；推广番茄膜下滴灌2000亩、薄膜玉米科技示范田150亩；全面推广精量播种技术，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切实狠抓了农机田间作业质量和田管工作。经测算，实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的示范田实施了高效节水灌溉，运用了新型大马力机械耕作，采用了先进联合经营管理模式，平均每亩地节省劳力30%、节水40%、提高肥料利用率30%。

4、及时转移富余劳动力。由于实行农户土地联合经营，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富余的劳动力需要及时进行整合、转移，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我镇查干拜兴西村、**村和下店村农时季节每村每天有近50人左右在周边村队、乡镇打工，每人每天收入50元，最高达到100元。据统计，截止目前全镇共输出劳动力1500多人，其中本镇村之间转移27000多人次，劳务创收总计360多万元，富余劳动力人均收入2400元以上，全镇人均增收350元左右。这些“走出去”的农民还为村里带来了新的观念和发展思路，一定会促进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第二篇：土地联合经营协议书

土地联合经营协议书

金石村富饶屯村民刘厚文，因身体健康原因，将名下1730.6亩国有土地。划拨四份，其中：刘厚文名下505.4亩，划拨长子刘天玺名下327.4亩；二子刘天印名下132.8亩；女儿；刘丽丽名下465亩。自此协议生效时开始，由刘天印每年统一耕种管理。每年向其他三位交付每亩300元租金。

第三篇：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摘要：运用全国范围内59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对比两种分析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应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来，让农民集体享有更充分的决策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发挥功能开创经济社会条件。

关键词：土地流转；收入效应；土地整治；土地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17-09

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把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各地的土地流转实践中，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引起了大量的媒体关注，“诸如尚义：土地流转，农民增收”“格尔木：土地流转助推农民实现收入多元化”等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地方媒体报道浩如烟海。从微观经济行为来看，只有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才能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真正实现土地流转的自愿原则。从宏观政策目标来看，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广大农民收入是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土地流转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农户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产生收入效应，到底通过何种机制产生收入效应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本文运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提供有益的信息。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评析

（一）国内文献述评

国内已有研究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增收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首先，大量文献对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和途径进行了分析讨论。李先玲认为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会对农村土地流转产生影响，同时土地流转也会对农民收入结构产生影响[1]。金丽馥等讨论了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认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利于转移剩余劳动力三个方面[2]。刘淑俊等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有利于规模经营、非农就业和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产生增收效应，但存在土地流转收益不稳定、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健全、非农收入不稳定等土地流转的风险[3]。余小英等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认为在12种土地流转方式中有转让、出租、转包、入股、代耕、拍卖、土地信托以及返租倒包8种方式，农民是为了取得收入而进行流转的[4]。这类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侧重于理论探讨，由于在理论分析中并没有对理论预设进行详尽的考察，其分析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尚需进一步检验。其次，不少学者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王春超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揭示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5]。罗必良从收入效应与流转滞后的效率损失考察了农地流转的微观绩效，通过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统计分析发现，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其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未发生流转的农户，回归分析表明农地流转滞后导致了农业经营的效率损失[6]。封雨以河南邓州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所调查的3个乡镇均反映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7]。胡红斌采用 Pearson 方法验证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总收入、非农收入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8]。陈刚把2002 年颁布并在 2003年初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一次冲击试验，城镇居民作为对照组，采用倍差法定量估计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建立在稳定承包权基础上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显著且可观地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纯收入[9]。李丽明等基于滑县176户调研数据发现土地转出确实对提高农户的家庭人均收入有积极作用，但土地转入对于提高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产生的影响效果不明显[10]。实证分析文献林林总总，几乎所有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然而既有的实证分析大多没有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实证分析结果还无法区分是“土地流转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是“收入较高的农户倾向于土地流转”，无法充分揭示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内在机制。最后，少数学者结合地方实践，对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案例解剖。薛凤蕊等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土地流转政策产生的收入效果，发现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其中土地流转后务工和出租土地收入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1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通过对成都市农村土地在确权后进行合法流转的大量调查案例发现：建立在合法转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农民收益的高低与其获得的财产权利强弱紧密相关[12]。案例分析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但案例分析所关注的是局部地方实践，无法准确区分地方特殊环境、地方其他经济决策与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二）国外文献述评

由于土地制度、发展阶段和问题背景不同，国外研究把土地流转作为土地市场的一般性问题讨论，主要关切土地市场中农地价格、农地收益及农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农地市场的影响。Michael E.Kjelland等分析了德克萨斯州家庭所有的农地碎片化问题，认为家庭拥有农地碎片化导致土地整合决策权人过多，土地整合难度大，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并增加了供水成本，而农地非农价值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是导致农地碎片化的重要原因[13]。Juan Porta等针对欧洲土地产权高度碎片化的地区农村土地市场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存在土地市场失灵的问题，探讨了土地管理部门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管理农村土地市场的问题。具体分析了新的信息技术改善土地流转进程（land mobility processes）的机制[14]。Todd H.Kuethe等运用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统计服务（NASS）1973-200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扩展因子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农地收益与金融市场、农业部门活动、非农地市场及宏观经济条件的关系，发现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条件的突然变化会对农地收益立即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和宏观经济条件导致了农地收益的较大波动，但无论什么因素，从长远来看对农地收益均不会产生根本影响[15]。国外文献并没有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的收入效应作为独立的问题讨论，而是把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对农业劳动者收益的影响作为市场分配的普遍性问题看待，基于“交易增加交易双方福利”的市场信念，一致认为土地流转（农地交易）必将增加农民福利。

已有文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产生原因、形式、大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讨论。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表现、原因、条件进行讨论，而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关注不够，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各类经济社会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尚缺乏充分探讨。从研究方法上看，对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一般直接运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处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而实证结果无法回答到底是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倾向土地流转还是土地流转使得农户的收入更高这一问题。以案例展示的土地流转的地方实践则局限于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差别，没有区分土地流转与地方经济决策、当地农业产业布局变更对当地农户收入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多个省市的入户调查数据对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更为准确地估计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把农户总收入和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分开处理，力图更清晰地认识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三）理论评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日益普遍的经济实践，不仅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而且各级政府基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收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等目标，亦在积极引导、鼓励和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实际效果不仅由土地流转的广度、深度以及形式、主体等决定，而且受到经济社会体制和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农民自主的农地市场交易与配置，土地流转通过改变土地的财产价值、农户的家庭经济决策（包括家庭劳动力配置、土地配置和农业投入、农业经营方式等）、农业技术与机械的使用条件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概言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土地财产实现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找到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一些农民由于年老体衰或者非农就业，无力经营土地，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相应的土地租赁收入，从而使闲置的土地产生财产价值，提高农户收入。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流转能够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从而提高收入。一些农户的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和环境不一致，农户之间通过租赁或互换土地从而使农业经营项目与土地的位置、质量等更加匹配，土地得以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特别是较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形成较大面积的连片土地，减少土地的细碎化，便利现代机械化操作和其他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释放劳动力优势。少量土地上承载过多劳动力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之间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使转入户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另一方面可以使转出户减少城乡两栖兼营农业的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投入和非农劳动技能培育，转入和转出户劳动分工的优化有利于增加转入户的农业收入和转出户的非农业收入。四大机制虽然各自体现了土地流转影响农民收入的特定方面，但在实践中往往联合发挥作用。除了部分老年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外，土地财产的实现有利于农户作出更为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非农就业水平，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往往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相伴随。土地经营面积的扩大一方面便利了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使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中的隐性失业，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因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与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也相互交织。土地资源的更合理使用通常会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也无法割裂。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四大机制概括了土地流转与相应经济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形式与内容，揭示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增收的主导机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评估和判断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与环境，从而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措施。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府职能研究”课题组的入户调查，课题组于2014年7月开始入户调查，截止到2015年3月底共入户访问湖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重庆、浙江、内蒙、河北、贵州等省市农户593户。调查通过对农户户主进行结构式访谈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农户家庭经济信息。主要信息包括家庭的人口学特征、农业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现状以及乡村治理等相关信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特定样本要代表全国情况十分困难。然而，由于此处样本涵盖了东部、中部、西部省份，包括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既有劳动力主要输出地也有劳动力重要输入地，因而样本信息能够基本体现各类经济社会条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揭示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数据定义及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农民没有严格的退休生活，一般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劳动投入的时间和强度，因此，本项研究的劳动力定义不同于以年龄界定的人口学的劳动力定义，而是根据实际劳动参与情况来判断，农民一般把能获得劳动收入者作为劳动力，很多农业生产一般以一季度为生产周期，根据经验法则，按农民的习惯，此处把一年内劳动时间3月以上者界定为劳动力。其他变量与通常文献中的相关界定基本一致。

（二）样本描述

表2描述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共有有效样本593份，其中无土地流转户355户，土地流转户238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土地流转户的平均年龄稍大。69%的户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3%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土地流转户的户主文化程度稍高。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劳动力数土地流转户稍高于无土地流转流转户。承包地和实际经营地均表现为土地流转户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但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土地流转户均低于无土地流转户。劳均承包地和劳均经营地土地流转户均高于无土地流转户。家庭总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经营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与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的标准差土地流转户均大于无土地流转户，因此总体来说，土地流转户的家庭经济分化程度要高于无土地流转户。

（三）实证分析方法

本研究讨论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别把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作为因变量加以考察。首先，以土地流转情况为依据对农户进行分组，比较各组农户的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从而用统计描述的方法直观地展现土地流转对收入的影响，然后引入决定农户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尽可能地独立出来，把概括描述关系转化为真实机制的因果关系。最后，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和混杂因素对收入效应估计的影响，从而更精准的评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通过比较两类分析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结合相应的统计描述，进一步讨论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

表3把土地流转情况细分为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种情况，分别考察各组农户的收入状况后发现：从总收入来说，转出户最高，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转入户最高、既有转入也有转出的农户其次，转出户最低。无论是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性收入，组间差异的F检验显示均在0.05的水平下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内在机制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土地流转内容对收入的影响，且在实证分析中假定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等土地流转决策是由农民根据家庭资源禀赋条件自主决策，家庭经济特征变量能够一定程度体现其土地流转倾向。因此，接下来的实证分析把土地转入、转出和既有转入也有转出三组农户合并成土地流转户。

农户收入的分组比较概括反映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但没有考察影响收入的其他因素对组间差异的实质影响。模型（1）和（2）通过引入决定收入的控制变量，把土地流转作为哑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把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独立出来。

模型（1）与（2）中Gr和Ag分别表示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αGr和αAg 分别是模型（1）与模型（2）的常数项；D是土地流转哑变量，土地流转则D=1，无土地流转则D=0，βGr和βAg是相应的土地流转的总收入效应和农业经营收入效应的待估参数；xj 是第j个影响农户总收入的控制变量，xk是第k影响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控制变量，γjGr和γkAg分别表示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 eGr和eAg分别是模型（1）和模型（2）的随机误差项。决定农户收入的因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本、土地、劳动投入等，进入模型（1）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家庭非农业劳动等，进入模型（2）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有利于揭示土地流转产生收入效应的真实机制。然而，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确定控制变量的范围和种类，但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劳动投入的强度和质量、资本投入和经营水平等大量影响收入的因素无法观测或计量，因而，除控制变量之外，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之间其他的家庭经济特征变量仍然可能是导致他们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即控制变量仍然无法完全消除混杂因素和样本选择偏误对各类农户收入差别有效估计的影响。

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可以用同一农户在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与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的差异来刻画。但对于无土地流转户，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 outcome），对于土地流转户，无土地流转情形下的收入状况是无法观测的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正是针对这种反事实问题的分析方法，是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并评估相应处理效应的重要方法。把无土地流转户看作控制组，把土地流转户看作处理组，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则可以通过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来评估。平均处理效应参数估计所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处理组成员是随机安排的，其处理效应的期望值是多少”，而平均处理组处理效应的参数则直接关注实际处理组成员所获得效应[16]。当控制组和处理组的特征变量无显著差异时，处理组处于控制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控制组的现实状态替代，与之相对，控制组处于处理状态的这一反事实状况可以用处理组的现实状态替代，即两个反事实由于被认为与对应的观测事实无差异而被替代。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首先把导致样本选择偏误的因素转化成为处理组成员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然后根据倾向得分进行样本匹配，进行有效匹配后，反事实状态就可以用匹配的可观测状态替代，从而有效估计相应的处理效应。农户土地流转与否是个二分变量，此处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即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公式如公式（3）所示。

公式（3）和公式（4）Pi是第i个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概率，βi是待估系数，xi是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此处采用Rosenbaum建议的经验法则，把组间差异具有显著性的变量全部纳入模型[17]，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依据公式（3）和公式（4）估计出倾向值后，采用SPSS22自带的卡钳匹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按Austin确定的经验法则，匹配容差为0.02以内就能消除样本选择偏误[18]，此处匹配容差设定为0.01即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倾向值之间的差值在0.01之内实现匹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如公式（5）和公式（6）所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控制变量回归分析

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对总收入还是农业经营收入，土地流转与否的哑变量D的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详见表4），因此，可以推定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在模型（1）和模型（2）的收入决定方程中，家庭劳动力数对收入的影响均为负（在模型2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生这一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没有创造财富，而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包含了土地流转决策，控制变量回归中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部分包含了劳动力的收入贡献。在模型（1）和模型（2）中决定系数R2均较低，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尚不高，仍有重要的因素没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影响了收入效应估计的精度。

（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用Logistic模型估计倾向得分，以此从无土地流转的农户中寻找与土地流转农户中家庭经济特征相似的农户，模型中包括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劳均承包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等变量。表5列出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家庭非农业劳动时间越多，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劳均承包地越多越倾向于土地流转。但机播率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不参与土地流转，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较高的机播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有利于老年农民耕种和持有土地。

倾向得分的Logistic估计的Hosmer与Lemeshow检验的P值大于0.05的显著性要求，表明预测值与观测没有显著差别，因而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表6是倾向得分匹配的数据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户的组间差异显著缩小，仅有户主年龄和户主文化程度的差距略有扩大，家庭劳动力数、家庭非农业劳动、机播率、机耕率、机收率等匹配前有显著差异的变量经过匹配已无显著差异，承包地、劳均承包地等变量的差异也从1%、5%内显著缩减为10%内显著。由于土地流转户和无土地流转经过匹配后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已无显著差异，因而倾向得分匹配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效果较好。

倾向得分匹配后，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这一结果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有所差异，不仅有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的量不同，而且有质的差别。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所得到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明显小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虽然土地流转仍然显著地增加了农户总收入，但对增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则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土地流转产生了显著的收入效应。实证分析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验证理论预测，而在于更准确地判断和评估事实，从而为科学决策和理论分析提供有益的信息。综合表4和表7的实证分析结果（详见表8），控制变量回归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5.80%，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33.76%，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显示土地流转使农户总收入增加了31.41%，农业经营收入增加了20.83%（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增加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种分析方法均表明土地流转显著增加了农户的总收入，其中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得到的增收效应大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虽然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两种分析方法均显示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是正面的。

2.土地流转的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和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如表8所示，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即控制变量回归分析所显示的土地流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的效应是由样本选择偏误所致。由于控制变量回归分析已经消除了承包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差异，样本选择偏误是控制变量之外的农业经营能力、农业劳动技能、农业资本投入等因素所致，因此控制变量回归中所显示的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主要是因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向农业经营能力更强的农户集中，而不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所致。表3的统计描述显示：从总收入来说，土地转出户最高，土地转入户其次，而无土地流转的农户最低；从农业经营收入来说，土地转入户最高，既有土地转入也有土地转出的农户其次，土地转出户最低。土地转出户总收入最高而农业经营收入最低说明非农就业收入对土地转出户更为重要，土地财产实现机制特别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在土地流转中发挥了较强的农民增收作用。土地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最高而总收入居第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的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说明土地转入户较高的农业经营收入是由于经营更多的土地和自身较强的农业经营能力所致，体现的仍然是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的作用。总之，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政策建议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和积极推动土地流转，并把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然而，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看，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阶段性任务，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中的释放农业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收入的功能只能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由于农地租金最终只能从农业经营收益中分享，农民增收固然是个问题，但对农业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业竞争能力。短期内过高的土地流转租金虽然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增加了农业经营成本，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因而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只有伴随着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才能发挥更大的农民增收功能。当前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开创条件让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首先，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立，让农民集体在农地利用规划、土地质量提升等相关事项中享用更充分的决策权，分享土地整治收益，从而激励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积极开展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整治，减少土地碎片化，为现代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运用开创条件[19]。其次，在土地流转中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方法得到更充分的运用，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再次，进一步坚持土地流转中农民自愿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农民自愿才能保证政策措施着眼现实，政府引导则可体现立足长远。最后，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运用市场的手段连接农业生产与经营、技术与经验、资金与劳动力，盘活农业生产要素，开创土地流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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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实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的思考

突破土地制约瓶颈，实行产权股份合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经济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农用土地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和规模经营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然而长期以来，土地“家营制”制约着土地要素流转，土地规模经营难。严重影响到以土地要素的流动和相对集中为基础的企业化经营，这关系到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和土地集约经营的核心问题，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企业大发展的瓶颈，阻碍了县域经济实力的提高。

一、目前土地利用存的问题

就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分户经营，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１、承包土地少，规模生产难形成。平均分包土地的格局使农民在有限的承包土地上增加收入的难度增大，扩大规模经营又没有多余的土地，放弃承包土地又担心生活没有保障，有限的土地限制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

２、小规模生产，农民收益难增加。分散零星生产经营方式难以摆脱小农经济的桎梏，制约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成和推进。

３、政策不具体，监管措施难有力。提倡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在中央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均有涉及，但比较原则。对土地流转的管理，从上到下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具体实施细则，在流转程序、流转手段、流转档案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定，这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４、旧习惯根深蒂固，承包土地流转困难。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对土地的眷恋还很深，宁愿造成地荒也舍不得将土地流转出去，据调查，全县每年因季节性的抛荒地上万亩，大面积抛荒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给农村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

５、效益较低，制约流转。农业是自然和市场双重影响的弱势产业，目前XX农村承包土地流转以形成规模种植、产业化经营为目的只占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仅仅是户与户之间短期互助性的流转，难以形成明显的流转效应。从调查情况看，流转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植业，产出效益和综合效益比较低。

一方面，农地资源存在着利用率低下，生产效益不高，甚至大量闲置、浪费的客观情况，一方面企业壮大，地方经济发展又需要大量集约成片土地。因此，必须实现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实行土地征用中土地产权的股份合作制，既为城镇化、工业化征好地用好地，又使农民不失保障，甚至得到比以往更多的收益，这是解决当前我县经济发展的土地制约瓶颈的可行之路，也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制的构建与运作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上海市采取集体土地使用权合作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江苏省南京市在确定城镇规划区内征地安置保养费测算标准时，按照建设项目类型区分征地类型，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等等。实践的发展已经逐步突破了现行征地制度的框架，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可以采取土地产权股份合作的操作办法，把土地折合成股份，以土地入股，收取红利，这就村民变为了“股民”。这种方法，既可以与货币补偿混合采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采用土地产权股份化的操作办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土地虽然被征用但农民和村集体并没有最终失去土地，土地的保障仍在，可以消除因失地而产生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土地产权股份化，从理论上说，一是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允许农户将其所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以及相关权益以股份的形式进入市场；二是土地所有权份额股份化，即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视为共有产权，赋予农户一定的土地所有权份额，农户可以个体的所有权份额作为股权进入土地市场。当农民想脱离农业或进入农业时，可以通过产权的转让，选择是放弃还是拥有土地产权股份，以寻求机会成本最小、预期收益最大的谋生方式。但从当前的国家政策和体制看，土地要直接进入市场是有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从全国各地已经施行的情况看，比较可操作且能获得成效的方法是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产权的流转。

土地产权流转可以采用转租、转让、转包、入股和抵押等方式，出让土地承包使有权，或农户将属于自己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份额出让，或集体组织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出让、出租、发包等。征用土地过程中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把被征用土地作价折合成股份参与征地单位建设和运营，从而获取红利或股息。土地作价折股的方法灵活多样，基本做法有两种。一是在征地补偿费比较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把征地补偿费折合成股份；二是在土地补偿费不容易确定的情况下，由农民个体或村集体与征地单位谈判确定，以土地现有的收益为基数折合成股份。在利润分配上，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坚持股权平等，同股同利的原则，根据盈利情况进行红利分配；二是农民用土地入股后，取得固定的股息。在支付上，谁用地谁支付，政府用地由政府支付，企事业单位用地由企事业单位支付。

目前，征用土地的原因是国家建设需要，也即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是直接的国家建设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发展和兴办国防建设，公用事业，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事业，国家机关建设用地等等，皆是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的事业；二是概念上的国家建设需要或公共利益需要。就是说，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加强，诸如设立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兴办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民办大学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均是广义上的国家建设和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些情况都可作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因。因此，在征用土地中对于采用土地股份合作的方式，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

一类是征地属于纯粹的公益事业，无利可赢。比如，兴办国防建设，市政建设，水利事业，国家机关建设用地，学校用地等，因为用地本身纯粹地为了社会公益，造福大众，农民作为得益主体的一部分，出让土地是义不容辞的，农民也普遍表现出理解和支持，矛盾较少。通常是政府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法，一次性支付。如果以土地股份的形式操作，可以把所征用的土地折合成股份，根据股份的多少，根据年限的长短，由国家支付利息。

第二类是征地属于公益事业，但有利可赢。比如建造农贸市场、高速公路、体育场馆等，征用土地后的建设本身可以获利。对于这种征地，可以采用土地入股的形式。把属于农户和集体的土地折合成股份，作为投资，参与到相关的建设和经营中，年终参与分红。如有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建设，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征地工作很顺利。

第三类是征地属于发展地方经济。如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这是当前征用土地的主要理由，大部分的征地属于这种情况。企业用地，作为投资的主要内容，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投资，采取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或者以补偿款作为投资，参与分红。征地企业则节省了一笔巨额土地费。

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实例。

如北京大兴区创新补偿方式，规定凡是到大兴占地的企业都要建设产权属于农民的物业。比如拿出项目中一幢大楼或楼内某些消费场所的产权给农民，企业要用的再向农民租用，这样，农民失去的土地就有了增值的保障。

又如庆元县黄水电站的建设，涉及600多亩水田和山地，100多户农户。在这之前因为投资业主与被征用土地农民在补偿问题上谈不拢，许多项目迟迟不能上马。黄水电站在规划之初，就确定让被征用土地农民以受淹土地补偿金人股。被征用400多亩土地的黄水村，按规定可以得到补偿130万元。全村被征地农民一致同意把钱全部投入电站建设。据介绍，该电站建成发电后，每年可创收780多万元，预计100多户农民每年将有29多万元的分红。成了电站的股东，农民都把电站的建设作为自己的事情。电站建设的麻烦少了，义务监工却多了。如今，庆元县青竹等地许多电站的投资也主也纷纷仿效黄水电站的经验，让被征地农民入股，建设进度明显加快，业主和被征地农民实现了共赢。

再如南京市的少数村在进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改革试点后仅一年时间，人均财产性收入总量不大，但增幅迅猛，农民从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人均为1.95元，同比增幅为6倍；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收入人均为27.9元，同比增幅为6.5倍；其他利息收入人均6.8元，同比增幅为1.4倍；财产租金收入38元，同比也增长了52％。

三、土地产权股份合作制所显现的积极作用

第一，进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有利于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所有权就是财产权，过去征地只考虑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不降低，而没有从资产的角度考虑因征地而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财产，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当国家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往难以受到法律保护。经验表明，越是经济建设用地需求大、征用土地数量多，就越要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被征且补偿标准极低的问题，不平等的土地产权交易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建立股东代表大会，有效维护了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第二，进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有利于减少农民与村集体、政府的纠纷，有利于社会稳定。近年来，随着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征地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比较突出的，一是征地规模过大，二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地方甚至把农民的土地作为生财之道，违法违规征地时有发生。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进行土地股份合作，可以不失地或失地而不失保障，避免农民与村集体和政府的直接冲突，有利于减缓社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第三，进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过去若干年来，各级政府曾试图通过大力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来克服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难题，但企业、基层组织和农户三者之间权、责、利关系始终不能很好地协调。而股份合作社的组建，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无论是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还是由其他社会法人承租经营，合作社与全体股民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既可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和规模经营，又便于保障入股农户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农户收入。

第四，进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有利于减轻企业投资负担，营造良好的生产和发展氛围。征地的主体是国家，但直接用地的主体大部分是各类企业。许多企业创办之初必须支付巨额的征地费用，资金瓶颈制约了企业的生产与发展。采用土地股份合作，企业不但在先期节省了巨额征地费用的支出，把资金投向更急需的地方，还能取得当地农民的支持，变原先的敌对为和顺，为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四、XX县农村实行土地产权股份合作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土地产权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的尝试，全国各地正在边摸索边进行，还未形成系统有序规范化的原则与规则。结合我县实际情况，从已有实践的地方看，采用这种方式必须处理好几个问题。

一是要着力解决部分基层干部“怕失权”、“怕失利”、“怕失位”的思想。担心改革后农民直接参与股份合作社管理，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同时也担心因为改制中股份量化不均而产生干群矛盾、按股分红会削弱集体积累、影响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改革后乡镇的财政预算外收入受影响。因而部分基层干部可能会对推进改革持消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二是要强调风险意识，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土地入股如市场投资，风险无时不在。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必须建立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土地收益。这是实行股份合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衡量土地股份合作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项目选择和制度设计上要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论证，必须建立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农户入股土地的安全和收益。要十分明确，当投资企业出现经营亏损时，要保障农民入股的土地能及时收回；当股份合作公司或组织破产时，要保障农民作为第一清偿人，优先保证把剩余资产清偿给农民。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毕竟不同于货币对农民的意义，应加强农民的风险意识教育，提高其抗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是要制约征地单位土地处置权，防止其利用职权对农民股东利益的损害。可能入股土地折合后在整个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少，农民和村集体持有少量的股份，属于小股东，不可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因而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甚至受损。在采用土地入股方式时，必须对用地企业有明确的土地处置权利的制度约束。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四是农民对土地股份合作有内在要求，村领导班子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采用土地入股方式时，必须是农民自身有内在要求，不能搞强制，搞一刀切。因为一些农民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先拿到钱再说，认为只有钱是最可靠的，因而对除货币以外的其他征地补偿方式不愿意接受。另外，土地入股如果呈散兵游勇状，则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通常是村集体牵头组织协调，代表农民与征地方谈判协商。这就需要村领导班子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组织好村民协调好关系维护好村民的权益。

总之，土地股份合作作为一种新尝试，有其合理性，可操作性，有效性，也存在风险性。但不管怎样，土地股份合作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我们应本着以民为本，积极去探索，求出经验和教训并努力使之得以完善。

第五篇：土地流转协议书(农户)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

甲方：姚村镇三孝村村民委员会

乙方：三孝村组农户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乙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地块的亩土地流转给甲方统一经营。

二、流转期限为 贰拾 年，即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33年9月30日止。

三、流转土地的补偿费为每年每亩1500斤小麦（按当年国家普麦收购价折款后付现金），国家对农户的粮食直补归乙方所有。

四、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第一（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的转包金支付时间为2013年9月30日前；以后的支付时间为每年的9月30日前。

五、流转期满后，土地经营权归乙方。如甲方继续使用土地，甲乙双方可就流转问题进行协商，续签流转协议。

六、本协议自签订付款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三孝村村民委会员（公章）

乙方（签字）：

2013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