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越轨社会学阅读材料：流动人口与社[最终版]

第一篇：2003越轨社会学阅读材料：流动人口与社[最终版]

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安全：理论命题和政策建议

刘能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它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俞德鹏，2002），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张庆五，2001），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刘能，1998：附录XI），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韩嘉玲，2003），等等。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农业吸纳就业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逐渐突显（葛志华，2001：第九章），以及学术界呼唤给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预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寻找就业机会和全面发展机遇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普遍存在对农村流动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的担忧，因此，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就成了城市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的切入点就是，在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探讨这一人口学动态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以及潜在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便是对由农村流动人口迁入所导致的、影响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的自变量组，做一次理论上的梳理，并从中引出关键的政策建议。

社会科学界多年来一直对农村人口的跨区流动这一影响深刻的社会现象进行着密切的跟踪研究，但是从目前来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机制（杜鹰、白南生，1997；孟昕、白南生，1998；孙立平，1997），或者关注他们在城市社区中的微观适应进程，尤其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适应性行为（李培林，1996；曹子玮，2001；郑也夫，2002；彭庆恩，2002；王奋宇、赵延东，2003），以及他们在城市内部结合成社区的可能性（王春光，1995；项飙，2000；刘梦琴，2001）。虽然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由于饱受歧视和挫折而引发危害城市社会安全的行为的可能性（李强，1995），或者关注到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当中的受害经历（唐灿，1996），但真正从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出发，探讨人口迁移和社会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学术努力还不多见。刘世定、刘能（2003）以加里·贝克尔的“犯罪防范活动的最优数量模型”为基础，引入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变量组（如参考群体、越轨亚文化和居住模式），从而给出了关于“流动人口迁入和城市社会安全”之间关系的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本文将循着这一思路，给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命题体系。

一、方法论立场的澄清

在开始我们的理论梳理之前，首先我们将对“流动人口和城市社会安全”这一论域的一些广泛持有的偏颇的方法论立场做出澄清。这些方法论立场包括以下几点：

 首先，某些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是影响城市社会安全的一般性问题，而不仅

仅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无序涌入和聚居而引起的，因为城市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和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一样，只具有较低的法律意识和较差的自我行为控制能力，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城市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实施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广泛传播的有关犯罪和越轨行为的数据，由于大众传媒对具有

农村流动人口身份的责任者的偏重报道，导致了在城市公众心目中生成了一种原型观念，即农村流动人口是危险的。因此，如果没有对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各类犯罪行为的类型（如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有组织犯罪和白领犯罪）和频率，以及犯罪者的基本背景做全面的数据分析，我们是无法得出农村流动人口将对城市社会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结论的。

 第三，如果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开放之后，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进入到城市里来的农村

流动人口，也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它的内部也是可以细分的，比如：（1）带资本进入城市经营的农村人口（浙江村的上层村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与在城市定居多年的农村流动人口团聚的其他家人；（3）新型的受过较好教育的（如高中毕业）的年轻农村人口。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群融入城市社会空间的适应进程，其成功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他们对城市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小的。

 第四，越轨和犯罪并不是越轨者和犯罪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和社会的反应（包括社会

控制的努力）紧密相联的，因此，对于同样的外来流动人口以及同样的聚集状态，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不同的社会政策供给，都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即使在农村流动人口的聚集有可能造成越轨和犯罪率上升的时候，也可以有某些制度供给来对它加以调控和制衡。

二、理论命题

 内部异质性命题：由于农村流动人口这一目标人群本身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因此，在衡量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入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威胁和冲击时，我们必须对这个总体目标人群进行最基本的区分。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流动人口中的某些亚类，如未婚者、男性、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更年轻者和无固定职业者，他们的犯罪和越轨可能性要高于其他亚类。相应地，另外一些亚类（如已婚和家庭在城市团聚者、定居的和有固定职业的），他们的犯罪和越轨的可能性就较低。

 经济周期命题：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极大地影响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中的适应状

态，因此，在经济上升阶段，他们有较稳定的预期和经济收入，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他们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所在城市的社会控制机构，可以在经济下行阶段，对农村流动人口中具有较高犯罪和越轨倾向的亚群，进行重点的监测。

 相对地位命题：流动虽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处于城市人群分层的较低等级，但是相对于

他们在农村的原有生活状况而言，他们可能反而感到有相对的提升感，从而减少他们在城市最初生活阶段的挫折感。

 参照群体命题：城市人口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分化程度的加剧，也有可能改变农村流动人

口的自我定位，减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比如说，城市原有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如下岗职工、处于不利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人）的社会经济处境也并不好，这大概会造成以下两个可能后果：（1）给予农村流动人口一个较低的参照人群，减少他们适应过程中感受到的心理反差；（2）这些城市人口中的弱势人群有可能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在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对手，并造成潜在的社会对立和敌意，从而影响到农村流动人口的整个适应进程。

 城市规模命题：城市越大，居民的容忍度越高，经济成分也越复杂，也更有利于不同类

型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促进他们的适应进程。

 社会排斥和社区形成命题：城市居民的内部人和外部人意识越明显，这种意识所介入的社会领域越多（如就业、消费、服务的供给、社会交往甚至婚姻等领域），则农村流动人口所感受到的社会封闭感和排斥感越强烈，其内部整合程度就越高，内部亚文化规范的控制就越强，从而造成：（1）居住的逐渐隔离和空间界限的逐渐确立；（2）和外界社会控制机构及其人员（如社会工作者、警察、司法工作者）形成一定的张力。

 定居状态命题A——适应路径命题：定居状态和非定居状态将影响到农村流动人口的适

应路径；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可以操作化为居住年份、职业的稳定性、不动产所有权、家庭成员团聚程度等）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高于非定居状态的农村流动人口，而且定居状态本身也进一步促进了，比如说，职业的稳定性。定居人口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参照群体框架（如城市下中层）和生活预期（如最终融合的希望），而非定居人口缺乏建立起合乎实际的参考群体的心理机制：他们或者幻想着尽快致富（因此更多地符合默顿所描述的失范和结构张力模型），或者因频繁移动而失去稳定感，或因频繁遭遇挫折而有宿命论思想和敌视情结，从而也不能建立稳定的参照群体和对生活的预期。因此，非定居状态对城市社会安全的威胁要高于定居状态。

 定居状态命题B——群体互动模式命题：假定定居的和非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互

动模式是有差异的，前者更多地和其他定居外来人口，以及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互动（未成年家庭成员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比例，不但是测量融入程度的一个指标，也会影响到定居人口的预期和行为成本分析）；后者则更多地处于流动之中，和原籍地的联系要更为密切，和其他流动人口的关系更紧密，而和城市原有常住居民的互动，则更多地属于次级互动，遭遇敌视的机会也更多。

 定居状态命题C——理性计算命题：定居农村流动人口一旦犯罪，那么他们被发现并受

惩罚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他们不犯罪的收益也更大，而非定居的农村流动人口则不但越轨和犯罪的机会更多，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而且他们不犯罪的收益也相对要小得多。至于农村流动人口犯罪后所受惩罚的强度，则视以下几种因素而定：（1）城市总体环境中族群偏见的弥漫程度；（2）农村流动人口管理自己身份的能力（假定定居人口的管理技术高于非定居人口）；（3）越轨和犯罪行为的特定情节。

 聚居规模命题A——内部团结命题：聚居规模越大，亚文化活动空间越大，内部秩序的作用就越明显：（1）内部社会控制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存在；（2）内部团结和保护意识的存在；（3）内部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领导层。这些都提升了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内部社会控制的强度，从而降低了他们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

 聚居规模命题B——理性命题：聚居规模越大，社区界限越明显，则外部城市社会的回

应和控制努力就越需要理性成分。非理性的回应可能激化两者的敌对情绪，产生不良的关系路径。与此同时，假定有利于流动和不利于流动的信息都是在一个人际网络之中传递的，那么随着信息提供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随着居住社群边界的明确和内部秩序的建立，这种沟通和传递的有效性和理性色彩也在增加，在这种理性互动的前提下，农村流动人口威胁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在降低。

 聚居规模命题C——内部庇护命题：聚居规模越大，社区界限越明显，亚文化认同感越

强烈，在该农村流动人口的适应模式选项上，也就多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那就是对某些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容忍、鼓励和庇护，从而提升了移民社区与本土秩序（尤其是社会控制机构）互相对立的可能性。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A——城市中心区外推命题：城市的原居住格局塑造了农村流动

人口的聚集模式；与国外城市化进程相比照，我国缺乏在城市中心地带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贫民区的条件：（1）城市中心区本身没有接纳聚集人口的空间容量（城市更新计划实

际上减少了适合外来流动贫民的居住空间的供给）；（2）城市中心区的象征意象也不同（在中国，城市中心区是高尚区而不是贫民区），因此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一区域聚集，更不用说他们从经济上无法承担在这个区域的居留成本；（3）城市人口转移方向和国外社会相比是逆转的（在国外是上层阶级被迫外迁，而在国内则是胡同区的中下阶层被迫外迁）。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B——城郊结合部内拉命题：城郊结合部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

最合适的居留空间：（1）外来者和本地者的相同的农民身份和社会文化背景；（2）剩余居住面积的供给有保障；（3）此类居住实践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已经有固定的路径可循。

 城市原有居住格局命题C——混合居住的监控命题：由于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的聚居

形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和当地原住居民的一个混居形态，因此，可以预测原住居民将在实际上充当一种社会监控的力量。但是，原住居民的监控力度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当地居民经济上依赖出租的程度在提高（潜在地，农村流动人口作为居留者的谈判地位在提升）；（2）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的升级，本地居民有无声化（voiceless）的趋势，他们有被淹没在日益强势的移民秩序之下的危险（如浙江村的例子）；这种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的相对地位和角色的逐渐演化，将极大地影响到原住居民实施社会控制的效力。

三、政策建议

1． 总体的政策定位：应该在城市社会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因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

融合进程越成功，那么他们危害城市社会安全的可能性就越小。公民融合的政策主要包括：（1）在舆论宣传和教育方面，应大力提倡城市公民的宽容度，承认农村流动人口的贡献，并大力加强农村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2）在制度供给方面，应逐渐打破各种身份区隔，尤其是户籍制度和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如在就业、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系列规定；（3）结合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政府应该制定协助农村流动人口更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各种项目，如大力推行针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区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针对青年的文化项目，以及针对儿童和妇女的社会关怀项目等。

2． 大力鼓励农村流动人口走向定居化，逐渐制订出一定的标准，给予有固定住所和固定职

业的农村流动人口以合法的城市居留身份，尤其是撤销农村流动人口购买城市房地产的歧视性制度，以及限制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歧视性制度，并制定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完成家庭团聚的鼓励性政策。

3． 在农村流动人口高度聚居的社区，应考虑如何逐渐把这些社区单独纳入到城市市政管理

体系当中，并采取委任基层行政干部或选举基层干部的做法。这也是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公民融合的重要步骤之一。

4． 在原住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混合居住的社区内，应强化并鼓励原住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

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从而使本土秩序与移民秩序之间保持一种融洽的相互依赖关系。

5． 建立对犯罪和越轨倾向较高的特定流动人口亚群的社会监控机制，尤其是在不利的经济

周期来临的时候。

6． 对社会控制机构的执法人员做适当的培训，减少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和农村流动人口发生

冲突的频率，从而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的挫折感和对社会控制机构的敌意。

参考文献

曹子玮，2001：“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页71—91载柯兰君、李汉林主

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杜鹰、白南生等，1997：《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葛志华，2001：《WTO与中国当代农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嘉玲，2003：“城市边缘群体教育问题研究——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页206—226载

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强，1995：“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63—67。李培林，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刘梦琴，2001：“石牌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兼与北京‘浙江村’比较”，页219—233载柯兰君、李汉林主

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刘能，1998：《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附录

XI：“和计划生育副主任聊计划生育”部分。

刘世定、刘能，2003：“户籍—身份制、贫民区与社会安全：一个理论准备”，页264—283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孟昕、白南生，1998：《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彭庆恩，2002：“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以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包工头的个案为例”，页364—384载杨善

华、王思斌主编，《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及学士学位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1997：“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中国研究》1997年春季号。

唐灿，1996：“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117—126。王春光，1995：《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王奋宇、赵延东，2003：“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页134—148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项飙，2000：《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

俞德鹏，2002：《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张庆五，2001：“特大城市暂住人口现状的研究——以北京市为例”，页165—173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郑也夫，2002：《都市的角落》。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作者介绍

刘能，1970年12月生，1998年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职称讲师。联系电话：010-62765863；***；电邮：liun@mail.disa.pku.edu.cn

英文题目

Rural Migrants and Urban Social Security: Theoretical Hypothe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第二篇：越轨社会学论文

从“春哥”现象看网络恶搞

【摘要】近年来，“春哥”现象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的网络文化，如“信春哥，不挂科”等。从社会角度来看，“雷人寝室”事件说明了现在的娱乐文化对大学校园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与传染。并且随着恶搞遍及各大网站，它已不仅仅是一种网络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伴随它的逐渐发展，大众文化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各个领域也将随之发生变革。“恶搞”与“网络亚文化”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些现象作为一种“亚文化”，其发展趋势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和社会影响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关键词】恶搞网络亚文化炒作

【正文】

一、“春哥”恶搞现象及其产生原因

（一）现象概述

2005年，湖南卫视在黄金时间推出名为“超级女声”的电视选秀节目，使李宇春这个正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普通大学生迅速成为媒介娱乐时代的新星。据称，在学校里李宇春便以男性特征获得相当的赞许，“春哥”这一称呼也因此肇始。“超女”中的李宇春在舞台上的中性表演风格使其粉丝和非粉丝大开眼界，“春哥”一称呼不胫而走。从此以后，“春哥”一词在网友的附加和创造下流行起来，并逐渐成长为“神的化身”。从“铁血真汉子，春哥纯爷们”到“信春哥，考本科”“信春哥、不挂科”，再到“信春哥，死后原地复活”，“春哥”由男性化的女生“成长”为一个抹去女性特征的超能的“神”。

“春哥”现象一出现就迅速在网络上和大学校园里风行开来。由网友通过PS恶搞的“春哥像”和有关春哥的文章（诸如《史记-春哥本纪》《“春哥”教教义》等）受到热捧。原来只是“围观”而不参与的网友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加入到戏谑和搞怪的行列中。这样“春哥信仰”便日益被“发扬光大”：许多人在建立起春哥信仰的网站，并招徕信徒。在现实生活中“春哥信仰”也如日中天：“春哥教”“春哥党”也在大学出现；某个大学的学生宿舍内，甚至有人设置春哥的神龛，焚香祷告；昆明某居民楼挂出“信春哥，房子不会被拆迁”的条幅。“春哥”已然成为现代的新神祗。

（二）产生原因

网络恶搞既然能成为一种全球范围的社会现象，一定有其深层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网络亚文化席卷青少年圈

在互联网中，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人们通过网络运用将自己的个性展现出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释放出来，于是这些表现形式逐步演变成一种特殊文化——网络亚文化。

今天，许许多多青少年通过互联网认知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虚拟世界里，网络流行语成为他们交流的重要语言。如火星语、无厘头、跟帖、抱团、PK（粉丝大战）、戏谑恶搞、人肉搜索、晒客、PLMM（漂亮美媚）、很傻很天真、打酱油、囧、做俯卧撑等新兴词汇层出不穷。他们用这种网络流行语的方式，表达自我，张扬内心，满足了个体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亚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价值观念。它的基础是开放，它的核心在于分享，它的价值在于精炼浓缩，无需触及灵魂，却又简单明了，直接，大胆，令人躲避不及。就像法国思想家保尔·利科说：“在技术时代，责任延伸到我们的能力在空间与时间，在生命的深处所能及的远处。”

2.满足了青少年缓解内心压力、寻求解脱的心理需要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现代社会节奏很快，青少年面临升学、就业等种种压力，无论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还是知识认知水平的差距都是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多的的被压力所束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减轻心理压力。而在如今以网络媒介为主的时代，迫使他们寻找一种便捷的、不同于传统的话语方式进行释放。网络“恶搞”作为一种宣泄情感、表现自我的形式，轻松幽默，可以让青少年缓解在现实生活中积聚的疲惫感。制作者在制作“恶搞”作品的过程中自得其乐，观看者在接受“恶搞”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是许多青少年学生热衷于网络“恶搞”的直接原因。

在大众需要新颖的娱乐模式之时，网络恶搞逐渐成为人们自由发表意见，淡化身份和减轻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恶搞内容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体现，加上网络的零门槛，使得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进入网络文化空间，并能自由的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绪。网络恶搞现象也成为人们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平台。人性的阴暗面和促狭面都可以在网络恶搞中显现出来。

恶搞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最简单便捷的途径，从中还能够放开身份和年龄等因素的限制，真正全身心的释放自己，不用顾忌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恪守的讲话风格和行事准则，所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且乐此不疲。

3.媒体寻求利益最大化进行炒作

众所周知，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每天接触无数与个人相关或无关的信息，神经已经麻木。我们已经迎来了信息传播过剩时代，信息的海量堆积和渠道的无所不在使得信息对于人们而言不再稀缺，而变得日益易得。相反，倒是人们的注意力选择却成了市场追逐的稀缺资源。在这一大背景下，仅仅一般化地传播信息，已经很难在众多同质重复、等质等效的信息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其被“必选”的价值来。普通消费者天生对广告的反感，这使得即使广告放在眼前，绝大多数人也会视而不见。更何况那些为了追求所谓的“效果”的广告被消费

者过滤掉，新闻则反而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因此，利用新闻事件（舆论热点），人为制造新闻、事件和舆论热点，借题发挥、借力打力，集中优势兵力，进而单点突破，但我们必须保证每一条新闻的醒目性。

因此有人提出：新闻是需要策划的，媒体记者是需要“勾引”的，勾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新闻的“料”是否吸引他们。

网络媒体和传统大众媒体一样，也经常出现新闻炒作问题，这一方面是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结果，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刻意而为，网络媒体对新闻事件准确真实性的把握，应该说比传统的大众媒体更具挑战性，可能也更困难一些，但这并不是降低自身职业道德自律要求的理由，从这几年网络媒体新闻炒作不良影响的一些典型事例来看，其实只要网络媒体新闻事件的报道者对新闻本身的合理性多一些追问意识和核查的主动性，许多不应当出现的事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恶搞的由来和发展

（一）.恶搞的由来和意义

“恶搞”一词来源于日本的一个流行词汇——“くそ”，读作“kuso”。在日语中，“くそ”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屎”；可以做动词，有“排泄”的意思；可以做形容词和副词；还可以做感叹词，用在句首或句尾，用以辅助说话者表达某种感情。这个词之所以风行起来是因为日本游戏界的“认真玩烂game（游戏）”的风潮。日本电玩的市场很大，势必会出现一些几乎毫无可玩性的游戏，但又是因为其极端不可思议的烂而让人想要一探究竟，甚至成为其忠实的拥护者。后来就有人用“くそ”或“kuso”来形容这个游戏以及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看法。到了台湾，“恶搞”成为BBS上的一种特殊文化，拥护者抱持一种无所不可笑，无所不可恶搞的观念，形成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这种文化借助于网络不可比拟的传播性，迅速风靡全球。

对于“恶搞”这个流行的词汇，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比较权威的定义，但大家基本上认同这样一个说法：恶搞就是人们对熟悉的各类事件、问题、人物、作品等恶搞对象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大胆、夸张或具有讽刺意味的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没有因果关系的重新诊视，这种定义和诊视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并可能对被恶搞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正面或侧面的讽刺或嘲弄。[1]

（二）.恶搞的发展

恶搞在中国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多久，撇开周星驰等人导演的恶搞电影不算，真正的“恶搞”活动大概开始于“小胖系列”和“猥琐男系列”的风行。这发生在新世纪开端，PS流行的时代。

在PS时代之后，网民们毫不迟疑的进入了flash时代flash动画以更加形象的和更加调侃的方式广为流传。当然，与此同时，视频短片的形式也在同时发展并引起更多网民的关注。加上“真人时代”的热浪，网络恶搞开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参与其中。这一时期的“芙蓉姐姐”和“春哥”无疑成为典型，并被人们加入了更多的戏谑成分。{2}

相对于以上的个人娱乐而言，那么从2006年开始，先是“馒头血案”掀起了恶搞高潮，接着很多恶搞视频，短文，小说等相继出现在各大论坛网站，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恶搞大军。既胡戈之后，后舍男生又为网络恶搞注入了让人们颇为惊讶的效果。“恶搞文化”愈演愈烈，连商家都在其中闻到了金钱的味道，并参与到这一“狂欢运动”当中，2006年的“解说门”便是一个典型。

从之前的一份遍及21所本专科院校{3}的调查可以看出，近九成的大学生都知道胡戈的力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中有16.67%的大学生非常了解；而“后舍男生”的知晓度也高达九成，其中有6.71%的大学生对此了如指掌。调查还显示，认可并且喜欢上述两者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7.69%和54.37%。就网络上流传的恶搞视频而言，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为10.79%，相对而言，更受到男生的欢迎：男生中有13.01%喜欢看恶搞视频，女生中有8.72%喜欢看恶搞视频，比男生低了近4.3个百分点。{4}

但随着“恶搞”的发展，恶搞体现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经典作品及公众人物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号称艺术家的金锋创作了雕塑作品《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试图让跪在岳飞脚下的秦桧夫妇站起来。一个自称唐朝诗人白居易后代的“国学辣妹”在孔庙内大摆性感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孔融让梨的典故被恶搞成：如果孔融吃大梨，他哥哥就会打他。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号召民众学习的榜样，成了人们闲谈中和网络上取笑的对象。“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手”、“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诸如此类恶搞已令当局感到不安。

恶搞作品往往受观众（读者）青睐，确实并非每一个恶搞作品都能得到人们的喜爱，上述恶搞作品就让人们难以接受。《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06年9月开展的一项有629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

1、89.9% 的人认为恶搞应该有底线；

2、下列对象不应该成为恶搞对象 ：道德伦理（72.1%）；红色经典（71.4%）；传统文化(65.5%)；信仰信念（52.4%）；他人人格（63.7%）。

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一种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神圣存在。解构颠覆这些经典作品及公众人物会混淆是非、蛊惑民心，自毁民族精神的长城，对国家民族危害甚巨。这种恶搞显然违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这一法律基本原则，其具备违法性特征自无疑义，这种恶搞行为应为法律所禁止，这样的恶搞作品自然不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5}

【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恶搞现象已经遍及各大论坛和媒介，恶搞的流行使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争锋，并且媒介的受众也越来越有主动性，恶搞作品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少年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雅俗的边界也在这场争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各种艺术经典逐渐变得通俗易懂。总之，恶搞颠覆着人们对于各种经典和圣人所一贯持有的态度，在这其中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真实情感和对人性纯粹的期望。

【注释】

{1}李佳丽 网络恶搞现象研究 D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大学 2007

{2}《中国恶搞文化发展史》刘芳 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32期

{3}21所本专科院校为：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扬州大学，扬州市职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警官学院，苏州大学和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4}[学子论文]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报告——征鹏、孙艳、浦颖娟 2009年12月

{5}《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郭林虎 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参考】

1.[学子论文]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报告——征鹏、孙艳、浦颖娟 2009年12月

2.德利娅·利普希克（西班牙），《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7月，第85页。

3.豆丁网 驿晨 毕业论文《论网络恶搞》

4．《网络文化与青年》 杨鹏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5．百度百科

6.巴赫金 狂欢化

7．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文化研究，2006（4）：87-92.

第三篇：越轨青少年与犯罪标签

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研究

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暴力性和贪利性、模仿性和多变性、突发性和盲目性、纠合性和群体性等鲜明特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滋生既和青少年身心快速发育、感情意志薄弱、情绪波动大等主观因素有关，也和新时期家庭教育存在误区、学校教育严重错位及社会大环境不良因素有关。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共同努力。

越轨行为又称偏离行为，《教育大辞典》将其界定为“违反一定社会的行业准则、价值观念或道德规范的行为。”青少年越轨行为则是指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发生的偏离社会化轨迹而导致对抗社会规范的行为。目前青少年越轨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席卷全球的严重社会问题，并已将其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青少年犯罪大幅度上升，青少年越轨行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特点

(一)在越轨类型上，青少年越轨行为种类日趋多样化，暴力犯罪突出，贪利性犯罪已成为主要类型。过去，青少年越轨行为多以盗窃为主，越轨行为单一，而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已呈多元形式迅速渗透发展。凶杀、抢劫、绑架、强奸、伤害、爆炸等暴力行为大幅度增加，贪利性犯罪在全部犯罪案件中居于首位。

(二)在越轨方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模仿性和多变性。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有线电视、VCD、DVD影碟、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体走进千家万户，极大地丰富、扩充了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西方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随之而来，一些青少年往往不加选择地盲目接收，获得暴力、肉欲的刺激。青少年的犯罪方式多是从大众传媒中模仿学习而来，诸如绑架、奸淫、抢劫、故意伤害等暴力型犯罪，无不具有模仿的痕迹。同时，由于受国内外的不良影响，特别是一些影视作品的错误导向，青少年的犯罪手段也不再停留于某种固定模式而是处于经常变化之中。

(三)在越轨时机的选择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具有较大的突发性和盲目性。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快速发展时期，他们精力充沛，释放能量的欲望强烈，但是非观念模糊，认识水平和意志能力低，易冲动，缺乏理智。这就决定了青少年实施越轨行为时具有较强的情境性，没有明显的动机过程，往往是一触即发，随即反应，见财起意，见色动心，触景生情。常只因一件极小的事情，或偶遇一点挫折，就感情冲动，大打出手而不计后果。偶发性和盲目性是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在着手越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缺乏深思熟虑，行为前没有预谋和准备过程，表现出“想干就干，说杀就杀”的特点。

(四)在越轨的形式上，青少年越轨行为多数具有一定的纠合性和群体性。青少年渴望友谊，乐于合群，他们往往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却喜欢意气相投的同学、朋友。同龄人结伴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团体，他们重感情，讲义气，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处世信条，深信“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的交往原则，有的甚至拉帮结伙，称兄道弟，互相结拜。为了向其他同学和社会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经常进行殴斗、流氓滋扰、盗窃、抢劫等越轨行为。青少年越轨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群体性，但多数组织松散，往往是一拍即合、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临时组织，其结构松散，没有明显的核心人物。团伙和地域色彩突出，人员变动也较大。在作案过程中，他们往往仗着人多势众，互相壮胆，因而手段残忍，不计后果，与单个的犯罪行为相比，团伙犯罪行为的强度大，社会破坏力强。

(五)在越轨手段上，青少年越轨行为日趋多样化、智能化、技术化和现代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各种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信息传播的速度也空前地加快了。青少年大多思维敏捷，善于捕捉各种信息，有较强的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这促使了其越轨行为日渐趋向于多样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在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中，电脑、毒气、麻醉品、医药技术、窃听技术被广泛应用，据统计，在英国，电脑犯罪每年给其工商业造成高达亿镑的损失。在我国，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广泛应用，这方面的犯罪也正日益增多。

(六)在成员构成上，青少年越轨主体年龄呈集中性和阶段分布，低龄化趋势明显，女性犯罪增加。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频繁接触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3岁。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1993年至1994年青少年犯罪在21℅左右，到上个世纪末已超过25℅，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越轨主体还表现为女性青少年越轨行为急剧增加，女性犯罪有向男性化发展的趋势，少女打群架、结伙抢劫等新情况时有发生。

二、新时期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成因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今天，青少年不完全社会化的程度有所加深，青少年越轨行为率也相应的有所上升，这既和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育、感情意志薄弱、情绪波动大等主观因素有关，也和当今社会新旧体制更替、商品经济负面效应、腐朽思想文化泛滥和社会控制力减弱等客观原因有关。

(一)主观因素

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大量滋生，首先是由青少年所处的人生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的。从生理角度而言，人的12岁至18岁，属于青春期这一人生关键时期，也是青少年成长的最不稳定阶段。发育增快、体重增加、性机能出现等身体和生理方面日益成熟，但神经系统发展不平衡，其认识、感情和意志上的变化，让青少年容易兴奋、冲动、和感情用事；心理方面，自我意识开始萌发，自信心和自尊心随之增强，对个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及自身所处的环境也较以前更加关心。他们亲身体验到生理、心理发展的这些变化，感受到“成长的烦恼”。

(二)客观因素

1.家庭教育存在误区。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教模式已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使之成为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家庭的亲职教育弱化。一些父母为了生计，长年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导致孩子失教；二是教育方式失当。

2.学校教育严重错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导向错误，偏重学生的智育而轻视学生的素质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缺乏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性知识教育和法制教育。二是部分教师素质差，教育方法不当。一些教师对学生缺乏爱心，不尊重学生的人格；有些教师对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放任不管，甚至讽刺挖苦、打骂、体罚学生，降低了教育的效果；还有的教师没有责任感，不懂得学生的犯罪是自己的失职，他们只求教书，不求育人；更有些教师不注重品行修养，陋习不避学生耳目，污染了学生视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这些漏洞和错位，是青少年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三是学校管理乏力，校园治安环境恶化。一些校外恶势力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学生，直接加注了校园的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恶化，诱发青少年学生的偏差行为，甚至直接把青少年学生推向犯罪的泥坑。

3.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1)价值尺度和道德观念陷入误区诱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产生。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新和多元化。(2)法制教育不力，社会控制力减弱，使青少年越轨行为有机可乘。这种法制教育的缺失或错位再加上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对违法犯罪打击不力，既给青少年越轨行为造成了可乘之机，又助长了青少年大胆涉足一些对他们不宜的领域，迈向违法犯罪的深渊。(3)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是青少年越轨行为大量滋生、蔓延的温床。改革开放后，大众传媒发展迅速，其总体内容是积极、健康的，但其中也不乏充满暴力、色情、赌博等内容的画报、书刊、影视作品等。

三、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的对策

从以上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特征及形成原因中可以看出，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类型复杂，原因众多，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

(一)强化家庭教育功能，增强父母责任感，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人格

(1)父母应言传身教，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自觉地做孩子的表率，以免对子女产生消极影响。(2)父母应以科学、文明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塑造子女，既不能一味迁就、过分溺爱；也不能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更不能打骂相加，实施家庭暴力。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培养其健康的心性。(3)父母要经常引导孩子、关心孩子、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使其有一个民主、健康、安全、和谐、幸福的成长环境。(4)父母要规范子女的行为，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认识方法，学会正确地观察、对待社会事物，形成良好的辨别力和自我控制力。一旦发现他们有不良行为，要及时纠正，遏制其继续发展。

(二)加强学校管理，改革学校教育，真正将学校教育从应试教育转移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学校教育必须大力加强以下建设：(1)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打造一支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此，我们的教师，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要经常自觉主动地倾听学生们的心声，了解学生们的所思所想，极早排除学生们的心理障碍，将有可能发生的越轨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2)转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理念，真正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虽然也高喊素质教育，但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不少学校、教师仍一味地以学生学业成绩的好坏来片面地评价学生，对那些“双差生”(学业成绩差、纪律差)采歧视、挖苦或放任不管的态度，严重挫伤了这些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以致自暴自弃，并最终流落社会，沦为犯罪舞台的表演者。(3)改革课程体系和教育方法，重视和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品德和健康的人格。为此，学校应开设法制教育课，设置专业的法制教员，开展系统的法律教学。

(三)整治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为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越轨行为，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综治委的要求，努力实现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为广大青少年营造一个文明向上的环境，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消除社会行为导向的不确定性。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顺应时代要求、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范体系。二是增强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多建一些青少年体育活动场所设施，使其有释放充沛能量的地方，减少青少年进入一些不宜进入的场所的可能性。三是要注重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切实保障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四是要加强对有过越轨行为的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从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内容摘要：当前，在我国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着许多冲击和适应上的问题，如果缺乏适当的支持，引导和培养，非常容易引发情绪障碍，性格异常或行为越轨，甚至酿成严重的后果。有鉴于此，联系近期出现的校园暴力问题，青少年性行为等问题，本文着重从一个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出发，分析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探索青少年社会工作更好实施的途径。

一．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分析。

（一）青少年的含义。

青少年在人们的感觉中应指十几岁，身体开始发育但并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确实青少年在概念上有这一层含义。青少年是一个生理特别发展的时期，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期，是心理急剧变化的时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二)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1）含义：越轨行为，又称偏差行为或偏离行为。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认为：“所谓越规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被社会成员判定为违反其社会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和行为，它包括犯罪、违法及违反道德规范、社会习俗的所有思想和行为。”简言之，越轨行为可以界定为违反或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越轨行为是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道德、学校、家庭、大众传媒等多方面。

（2）青少年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

越轨包括犯罪，但越轨不一定是犯罪，犯罪是越轨的最高表现形式。青少年从越轨到犯罪，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过程，影响越轨和犯罪的因素在多数时空区间是相似的，或就是同一种因素。而在青少年违反法律犯罪中，更多的和更为普遍的是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即违反法规，但尚未触犯刑律的准犯罪行为，真正实施犯罪的青少年是少数。

(3)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

① 心理因素。

青少年越轨行为问题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迅速发展到成熟的过渡时期，身心发育不成熟，思维简单，情绪不稳定，自我控制能力差，好胜心强，易感情用事，当感情受到刺激时，易冲动，做事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具有极大的盲从性、突发性和偶然性。而且青少年缺乏调适生理与心理迅速变化的机制以及缺乏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其中社会不良适应、个性发展障碍、心理失常、生理病变以及需求畸形是导致青少年异常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关调查表明，青少年中有4.5％的人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20.5％的人有较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

② 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家庭首先担任了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的任务，当家庭的这种教化功能不能顺利实现时，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就会呈现增长的趋势。

首先，家庭结构残缺。

由于我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出现了家庭解构和家长观念的双重失衡，造成离婚、分居或外出而产生的破碎家庭或单亲家庭大量出现，进而对青少年行为品德产生重大的影响。

再次，家庭教育的不足与失误。

现代社会由于竞争压力加剧，生活节奏加快，父母与子女共处的时间越来越短，父母越来越变得只承担对子女的养育责任，父母所应该承担的社会化责任和管教责任严重弱化，子女与父母缺乏必要的交流。这种社会现实使得青少年缺乏父母的必要关心，造成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差异增大。父母不了解子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无法对子女遇到的问题给予及时必要的解答和援助，不利于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共处时间的减少，使父母无法及时发现子女的越轨行为倾向并有效规劝。

③ 学校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承担了将儿童由家庭向社会的任务，学校教育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存在问题，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进程就会受到人为干扰，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

④ 社会因素

现代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冲斥其中，加之网络的高速发展，大众传媒不良文化的冲击，社会风气的败坏，青少年社会工作不到位等都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出现产生重要的影响。

学生越轨行为的理论分析与对策

一、学生越轨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尽管社会学理论大都倾向于从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分析来解释越轨行为的成因，但是社会学家对越轨行为成因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越轨社会学理论，如标签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文化传递理论、文化冲突理论等。这些理论都从不同视角对越轨行为进行了研究，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学生越轨行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学生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从而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一）标签理论标签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越轨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将越轨行为区分为初级越轨和次级越轨。该理论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发生一些程度不同的社会越轨，但大都是临时性的，程度一般也不严重（即初级越轨）。但是，如果越轨者的越轨行为被其重要他人发现并公布于众，即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这时越轨者的处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轨者在自己的思想中，就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自我概念，他以后就很可能在这一概念指导下去行动，即认定自己是越轨者并按照越轨者的方式去行动。这时的社会越轨就已从初级越轨转变为次级越轨，即习惯性的、持久性的、程度严重的越轨。

对于学生而言，教师是其重要他人。按照标签理论的观点，教师给偶尔发生轻微越轨行为的学生随意贴上“越轨者”的标签，可能是导致学生最终走向职业越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标签理论，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１）重要他人（如校长、教师、朋友、法官等）对越轨行为的察觉；（２）给越轨者贴标签；（３）加入越轨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被其重要他人公开标签（正式地或非正式地）为越轨者可能是最重要的步骤。被成功地标签为越轨者的学生就获得了一个不为学校和社会所接受的污名，被学校和社会归入另类，被拒斥和疏远。许多初级越轨者最后可能会加入一个由其他越轨者组成的群体，他们会在这个群体中获得情感和社会的支持，最终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

（二）失范理论

失范的概念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引入现代社会学的。他认为失范是“一种规范缺乏、含混或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这一状态的存在，使得个人缺乏行动的指南，容易导致行为越轨。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过程之中，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社会辨别能力较差，故社会失范对其行为的影响就更大，其行为越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失范理论对于社会转型青少年学生越轨行为增多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三）文化传递理论

文化传递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从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文化传递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因不良亚文化群体如家庭、社区、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学生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学生行为越轨。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的越轨行为与其父母、伙伴的不良影响有关。根据文化传递理论，与越轨者接触的时间越长，接触时的年龄越小，关系越密切，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父母与子女之间有天然的亲密关系，父母的道德缺陷和不良行为会给子女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正处于初级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好奇心强，善于模仿，很容易受父母不良行为的影响而走上越轨道路。

同辈群体可以满足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中得不到满足的各种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增强合作意识和能力。但是，消极型学生同辈群体为了满足其在学校和家庭中难以满足的平等需要，有时其活动会背离学校教育目标，形成“反学校亚文化”，学生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容易诱发各种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社会控制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越轨（犯罪）是由于人们社会联系的纽带弱化所引起的按照社会控制理论的观点，青少年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与那些应该起到约束作用的社会纽带弱化有关。这些学生所附属的大多是其他一些越轨者；他们一般都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对社会缺乏一种基本的认同感；较少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常规活动；大多并不接受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正是由于他们与社会发生联系的这些纽带失去了控制力，因此，这些学生便更容易脱离社会规则的监管，从而走上越轨的道路。

（五）文化冲突理论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包含许多亚文化群体，每个亚文化群体都有其独特的目标与价值。被一个群体视为越轨的行为对另一群体来说可能是可接受的行为。然而，较为强大的亚文化群体都能有效地将许多弱小的亚文化群体及其成员的行为界定为越轨。

二、防范学生越轨行为的对策探讨

上述越轨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对学生越轨行为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应该说这些理论对于学生越轨行为的成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生越轨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成因极其复杂，没有哪一个单一理论观点能够解释所有形式的越轨行为，因此，本文综合各理论之长，对防范学生行为越轨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切忌乱贴标签

标签理论提醒我们在教育过程中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对犯错误的学生要积极、热情、诚恳、细心地做好转化工作，最大限度地理解、宽容、善待学生，切忌乱贴越轨标签。因此，当发现学生出现越轨行为时，教师应对其原因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耐心做好越轨学生的转化工作，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进行自我教育。

（二）建构新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净化青少年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

根据失范理论，在社会转型期间，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不断受到新生的价值评判的挑战，社会价值评判由一元变为多元，各种价值评判相互矛盾与冲突，处于混乱、“失范”的状态，致使其社会约束力减弱，个人缺乏行动的指南，容易导致行为越轨。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过程之中，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社会辨别能力较差，故社会失范对其行为的影响就更大，其行为越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因此，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增强社会控制力，净化青少年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对于有效地防范其越轨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提高家长素质，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家庭是个体早期社会化的重要主体，由于家庭成员之间面对面接触的频率高、时间长，儿童的行为得到密切地关注，错误的和不宜的行为可以在早期就被发现并得到纠正。但是，根据文化传递理论的观点，如果家庭不能很好地履行其应有的社会化职责，或者有意无意地向孩子传递某种越轨态度，将会使儿童和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化遇到困难，导致某些不良后果，甚至越轨行为的发生。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的观点，“附属”于其他遵从者，特别是父母和同辈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四大关键社会纽带之一，因此为防止子女的越轨行为发生，父母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行为榜样，并能正确指导子女的行为。

（四）正确引导同辈交往，建立积极的青少年群体亚文化

根据文化传递理论的观点，消极型的青少年学生同辈群体容易导致学生越轨行为的发生。因此，正确引导同辈交往，建立积极的青少

（五）强化学生与社会的联系纽带，增强其社会控制力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既然越轨是由于附属、奋斗目标、参与和信仰等关键社会纽带弱化所引起的，那么，强化这些关键的社会纽带就会增强其社会约束力和控制力，进而防止青少年学生发生行为越轨。这就要求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对青少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注重学生的道德养成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以使学生的关键社会纽带得以强化，防止其行为越轨。

（六）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关心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

文化冲突理论启发我们认识文化的多元性和越轨的相对性，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应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关心社会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对于处境不利学生要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救，在学习上多给予关心和帮助，坚决杜绝对这些学生采取歧视、淡漠的态度或者随意给他们贴上越轨的标签。年群体亚文化是防止青少年学生行为越轨的又一重要措施。正确引导青少年同辈群体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疏导为主，反对一味阻止。

第四篇：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演讲者简介：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研究。参加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人口科学学会（理事）。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谈一谈社会学。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全校同学，有些其他系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启示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1.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机构、功能。人类比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当中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发生、存在和变化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划分开的领域，而每个学科似乎只需要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

例如：研究一个国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是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教育的态度等等。

2.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和种族多样性，还存在着在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文化多样性。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很不一样。正是由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和旅行的困难，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在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应当说，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多样化。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每个个体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克隆人”出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多维角度的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这个分析视角，比单纯强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个资本家，他凭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与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但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奔走活动；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反对共产党；但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儿子是共产党后，没有做到“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或保释他出狱。在这个人身上，实际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这应当说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这些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实际情况，在解释人们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变化，它绝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在制定时，决策者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关注到这些相关的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际推行时，社会成员会做出一些决策者预料到并且期待的反应，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最后政策执行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不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了实际出现的结果，但是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里各个群体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分析最后结果与最初设计的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差别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年在研究乡镇企业时，不仅仅注意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及企业职工中各类群体对于企业决策过程和日常工作运行的评价。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1.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会科学”。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这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识，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

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十分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比如在北京有大约250万流动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他们收入来源的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消费，他们自身的组织和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够得到。通过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通过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3.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里有两点，一是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否则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不会满意，因为这只是个“印象”，无法证明。如果他告诉你，1970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10%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1%的婚姻属于族际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在登记的婚姻中有15%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能否说明宏观群体。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一个工厂生产10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50个瓶子，我们就可以有比如说95%的信心，认为这10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这是数学证明了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人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的数据已经完全用计算机来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强调“比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比较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系列体制改革

之后，与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相比，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中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的“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一是大家商议好了轮流评“优秀”拿奖金，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请到饭馆里，大家一起把奖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奖金的人，不这样做，而真的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发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很难下决心的。人们长期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比国有企业付出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高，在进口设备原料等方面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种不利的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还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钱、有积累和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这些乡镇企业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企业，它们是社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里闲呆着要好。而乡镇企业如果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甚至不发工资，而企业照常开工运转，这在城里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粮食加工），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企业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人们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80年代以来，深感“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是单凭全国人大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并且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社区内通过地方权威人物或中介人寻求调解，调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众当中，传统上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在执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族群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国际力量对于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的利用与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始终存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为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时予以借鉴。这样的系统化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测度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是为了升学和升学率？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生产活动中哪些能够发挥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

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精简为例。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5%—10%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给社会的管理机构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在这些对于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具体调查和计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方案。

最后一个例子，腐败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检察院设置了“反贪局”，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律，民众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为什么？政府干部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腐败分子（揭发出来的）与公认的廉洁自守的干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他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败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过去常常用来审查干部的一些指标，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虽然有些“政审表”中还保留这些填写项目，在建国50年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成克杰、胡长青似乎出身都不错，也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什么沦为腐败分子？

要分析腐败的产生，要从制度因素、单位小环境、个人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调查。“权力”的行使能够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利，那些人为追求利润就有足够的动力来行贿，在制度上逐步缩小“权力”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势在必行。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多年来进展不大，为什么？

现在许多单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发奖金福利，而且明显地向领导干部倾斜。许多做法是“抢黄灯”，“踩线作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单位、部门里明显地占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金钱、住房、公费旅游等等），这种大量长期存在的现象，无疑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违法的腐败行为”。“间接地”接受（如吴文英自己没有拿钱，儿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没拿，情妇拿了），他们认为没有责任，如果装钱的信封上写的不是“贿赂款”，而是“介绍费”、“董事津贴”、“股票分红”，似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可厚非。各个单位向领导干部倾斜的滥发福利现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营造了向腐败迈进的环境和气氛。这一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对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仅仅总结为“学习不够，党性不强，放松思想改造，被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了原来健康的肌体„„”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开展的，因为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往往会“对号入座”，十分警惕。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运动”和革命所摧毁，而共产党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实上的威信，在这样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围中，大力提倡经济致富，很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甚至没有了“义”的概念），这是社会腐败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口号、措施（反贪、严打、扫黄、质量万里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的许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变得用传统的理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先进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对体制进行变革，不及时吸取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就会落后挨打。正是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使得我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随着各种激励机制的改变在变化。国家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民众在面对新的体制（所有制结构、企业破产重组）和新的激励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时，也没有经验，也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人，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这样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变动，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做出极有价值的成果，也可以用这些成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我们可以研究的重大专题有：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产权制度变化、土地制度的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学校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民族关系演变、犯罪问题的演变、宗教组织变迁，等等。这些研究专题都是与我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些重大专题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民众的认识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呼唤社会学，改革事业也将造就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谢谢大家。

第五篇：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姓名：王子琛

年级：2012级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入门 论文完成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中国家族制度与社会学

——《金翼》读后感

作者背景及写作背景简介：

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1910年3月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共党员。1928—1935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任教，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其传记已被《美国世界名人录》等十多部国际名人传记收录。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一代宗师，学界泰斗。

《金翼》成稿于20世纪40年代，作者通过小说的形式，以黄东林、张芬洲两个家族的兴盛和衰败我主线，向我们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思想。正如作者在书得序言中说道，作者在外求学、阔别家乡多年后，回到家乡后却十分震惊地发现在作者童年就与之关系密切的两家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前黄张两家人合伙做生意，也同样发达，两家都受到人们不绝的称赞。但是现在的状况却全然不同，黄家香火兴盛，在乡里既有钱财又有声望，而张家却只剩下一个寡妇和她的样子，房舍也全都破败了。这样的差距引发了作者的思考，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短短20年间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作者希望去探析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基于此，作者根据自己的田野研究的材料和经验写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主要结构和内容：

对于本书的结构，林先生自己有过说明。他把东林和芬洲的成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代的东林和芬洲都遭受农业贫穷和居无定所之苦。芬洲的一个主意使他们从此发迹：湖口的新店开张，送孩子出国深造，娶亲、祭祖、欢宴，荣耀乡里，直到沟通福州和地方的闽运业务，在稻米和咸鱼生意中扩大了 家业，于是社会与人际关系也展开了。第二阶段，两家都遇到了麻烦和不幸。芬洲对家事和世事的不适应，导致生理障碍和早逝，并且因他儿子的失误丢掉了重建家园的机会。东林也遇到了类似的内部和外部打击，但他能适应命运变故继续发展。第三阶段，芬洲已经退出了生活的画面，东林则扩大了生意的范围，并开始卷入联系地方政要的成功的商业——人事程序。但社会的政治与民族危机，迫使东林重归乡土。”

故事两个主要人物是黄东林和张芬洲，东林是芬洲的内弟，在东林的祖父去世后，他收到了大哥东明的排挤，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遇见了姻亲兄弟张芬洲。于是两人合伙在湖口开了一间店铺。两人便从纯粹的农业家庭中走出，将农村和城镇以经商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两人在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走向了生活的两个极端。芬洲因为家庭成员的连续死亡，使他一蹶不振，最后无力管辖店里事宜，他所经营的“龙吐珠”之家日益衰落。东林却沉着冷静，心态平和，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让自己的“金翼”之家逐渐兴旺。最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战斗打响，一切又回归原点。

分析：

作为学术著作，作者试图通过对家庭历史的剖析来解释支配人际关系的原则。林先生用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来比喻人际关系。竹竿代表每个独立的人，橡皮带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瓦解”，“人类行为的平衡，也是由类似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每个个体的变动都在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他个体变动的影响”。“有时候作用在这个体系上的干扰力太大，太深刻，以致在干扰力被取消之后，个人或群体却不能恢复原状，而是继续一种非平衡状态直至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确立”。林先生把导致“变迁”的力量归纳为四种：物质环境，技林耀华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

结论： 术原因，人物变换和体系外的因素。

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金翼》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的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后来两家的境况却完全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再后来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方亲戚们过活。学者们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的动物的行为一样，处在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竞争法则，是整个社会的法则。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和生存，只是张家除了芬洲在世的时候能对生活做出很好的反应并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也该是他们家族破败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适应环境，适应环境的改变，随机应变，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通过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道理，看到了近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我想，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就该向东林一样，无论怎样，都可以好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