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现场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办法

第一篇：非现场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办法

文章标题：非现场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办法

自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交通技术监控开始普遍运用到交通管理工作当中，“电子警察”一词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电子警察”作为一种现代科技管理交通手段，提高了交通管理的科技化含量，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能有效地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全天24小时监控路面，对交

通违法者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对预防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总体来说，国内“电子警察”大规模的建设应用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设没有统一的规范，应用中也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电子警察”这一新事物的普遍运用与法律、法规上寥寥几句的规定形成强大的反差，给交警部门执法带来难点。今年出现的“杜宝良事件”，也突显出“电子警察”在法律上存在的问题。我支队“电子警察”的建设应用同样也处在刚起步阶段。因此，笔者想结合工作实际，谈谈当前“电子警察”执法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及对策。

一、“电子警察”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建设刚刚起步，应用水平差距悬殊。总体说来，我省高速公路的的“电子警察”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以移动电子警察为主，同时配有少量固定电子警察。而从应用上来说，各大队差距明显，非现场执法开展较好，而现场执法效果相对较差。

（二）本身技术仍有待发展完善。目前，针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没有国家技术标准，各地使用的监控设备技术状况各异，甚至完全没有标准可言。也没有权威认证、检测机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笔者认为，不管对固定于各路段的监控设备，还对由车载移动或者由民警手持的监控设备，都应制定国家技术标准。固定的监控设备详细规定包括记录闯红灯车辆的感应设备的感应时间应为几秒、监控设备像素为多大、监控设备多长时间进行检修、准确显示时间等等，民警手持的监控设备除规定监控设备像素为多大、准确显示时间等外，还应对民警拍摄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定，如拍摄违法停放的车辆需具备哪些要素，包括路段上的禁停标志标线、车牌和车型的清晰程度、车辆位于何路段等等。

从使用中的技术情况来看，主要的问题表现为六点：

一是采集图像质量高低参差不起。良好光照条件下，图像还比较清晰，但是夜间、逆光情况下，车辆颜色和牌照号码模糊。

二是达不到标称的号牌识别率。表现为(1)汉字难于识别；(2)低对比度条件下拍摄的车牌难于识别；(3)高速运动条件下，车牌难于识别；(4)在灯光直射下或闪烁灯光下拍摄的车牌难于识别。

三是漏拍车辆。“电子警察”本身处理能力不足、检测方式存在的缺陷、摄像机的设备存在死角等，都易造成车流量大时或车辆不规范行驶（跨、压线行驶）时漏拍或拍摄不全；照相机的设备存在着场面过大，图片过大问题。

四是抓拍图片指认性差。“电子警察”应达到这样的要求：抓拍图像中的被检测车道有一台机动车辆时，应能通过图像直接反映该车违法。抓拍图像中的被检测车道有多台机动车辆时，应能直观地反映某一辆机动车违法。有的产品在遇到多车道、大流量时，一张图像里几辆车，根本无法反映是哪辆车在超速。

五是集成度不高，稳定性与可靠性不强。早期投入使用的公路交通治安卡口设备需要在路边有监控室来安装工控机，给建设使用带来很大限制。现用的移动“电子警察”的摄像机系统的部件过多，一来安装、调校麻烦，二来也容易出故障。稳定性与可靠性不高还表现在防雷、防尘、防湿、抗高、低温等措施不够，所采用软件、操作系统经常出错、死机，自诊断与自动恢复措施表现不佳等，平均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过低；照相机系统的还算好一点，但是相机的寿命有限，需经常更换。

六是厂商自身实力不足，维修服务没有保障。有的厂商产品投建后达不到原定的运行标准，维修服务没有及时跟上，这都会给“电子警察”的建设、应用带来很大影响。

（三）与现有信息管理系统衔接不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车辆信息查询。现在用的“电子警察”普遍没有与我们的交警业务系统连接起来。抓拍的违法车辆信息，只能靠最原始的手工查询一条一条来查，没有完全与各类查询绑定在一起效率很低。二是道路交通信息运用方面。“电子警察”实时获得大量的实时道路交通信息（视频及交通流量、交通违法率等），但要将这部分信息全部传送到交通指挥中心，用于实时指挥调度，还存在一个信息传输、处理、存储与系统整合问题。目前，这部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规定“电子警察”告知的方式尚不明确。以何种方式将违法行为及处理程序告知违法当事人，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一条对公安机关送达法律文书有这样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交给受送达人本人；如果本人不在，可以交

给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代收。受送达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送达人可以邀请其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和见证人签名，即视为送达。无法直接送达的，委托其他公安机关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经采取上述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

送达。公告的范围和方式应当便于公民知晓，公告期限不得少于六十日。”根据交通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采取邮寄、登报、手机短信、建立互联网查询系统等方式，各有弊端。

一是直接告知不可行。一个基层大队每天通过“电子警察”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多则上百条，少则数十条，如果直接送达，这些违法记录的车辆车主的联系方式记录不全，无法一一查找，全支队500多名民警只此一项工作就忙不过来。

二是邮寄告知遭退信。自从“杜宝良事件”后，许多交警部门采取邮寄的方式告知，但是由于驾驶证、行驶证地址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无法收到邮寄的通知书。

三是登报、广播电台、手机短信、建立互联网查询系统均不是一对一的告知方式，需要当事人主动查询才能知晓。

笔者认为应规定“电子警察”告知的确切方式，规定当事人必须自行查询违法信息，并根据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定期对告知方式进行修改，将机动车所有人的信息及时更新。

（五）处罚适当的问题。“电子警察”毕竟是一种机械电子化的东西，而实际中许多情况要灵活处理。比如测超速，限80公里，就是只超过1公里它也照抓。测速本身存在的误差不算，相信大部分人靠感觉和汽车的仪表是无法判断出这超出的1公里的。碰到这种情况，完全按“电子警察”记录来处罚显然不妥甚至是错误的，需要人工干预。但是民警的灵活度过大，又会带来管理上的漏洞。因此，需要有一个规范来解决处罚适当的问题。另外，群众反映较多的还有禁令标志、标线设置不清楚、不合理，限速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很突出。

（六）证据有效性的问题。“电子警察”获得的是一种电子证据，对这种证据的提取、保存目前也无统一的规定。如不及早规范，可能会在行政诉讼中引起败诉。

（七）规避“电子警察”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电子警察”的应用有效提高了车主、驾驶员守法驾驶的自觉性，但是也有一些人仍是我行我素，漠视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和“电子警察”打起了对抗战。有的车主故意在车牌上粘贴饰物，遮挡号牌；有的则把车牌号码添笔加划，或者干脆涂成一团，让号码无法识别；有的打起了“高科技战”，装上“电子狗”，号牌加贴透明反光膜；有的则玩起“变脸”魔术，使用“自动翻牌器”、“可拆缺号牌架”；还有的使用假号牌，甚至干脆就无牌，种种花样，不一而足。如果不对这些违法行为开展严厉打击，“电子警察”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八）“电子警察”执法中的处罚环节存在难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笔者认为处罚存在难度，例如交警部门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采用各种告知方式，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来处理，交警部门又如何对其进行处罚。有观点认为直接开出处罚决定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交警部门如直接开出处罚决定书，未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剥夺了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不符合法律程序。目前，部分驾驶证不需年审，六年一换，若不能作出处罚决定，就不能对当事人进行记分或吊销驾证，也不能阻止当事人六年后正常换证。而“不让违法车辆年检”的观点，我也不能赞成，因为笔者认为因法律没有规定通过技术监控记录的违法车辆不能年检，没有法律支持。

通过法律规定告知方式，及接受处罚的期限，超过一定期限不接受处罚即视为当事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或者通过技术监控记录的违法车辆不能年检。

二、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对策与建议

（一）加大“电子警察”建设投入力度

1、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到“电子警察”对现代交通管理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交通安全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交通流量巨大，而警力有限，仅靠“路上站、车上巡”己无法达到安全监管和指挥的要求。而“电子警察”做为一种现代交通管理手段，不仅能有效解决警力与管理重任之间的矛盾，实现全天候监控，提高交通参与者自觉守法意识，而且有效地规范了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为打击规避年检、肇事逃逸、盗抢车辆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提供了有力的侦察手段。从应用实践来看，“电子警察”绝不是一种“科技秀”，而是一种确实有效的“科技强警”手段。

2、拓宽思路，保证“电子警察”建设资金。资金投入是“电子警察”建设的一大难题，许多地方不是不想上项目，而是投入资金没有保障。解决资金问题最主要还是要靠政府投入，要借近年来政府对道路交通安全倍加重视的东风，多加汇报，算清投入产出两笔帐，算清安全效益、社会效益帐，争取政府投入。另外，不少公司对投资“电子警察”建设也很有兴趣，一些地方也有实例做法，只要合作形式合理、合法，引入公司投资建设，不失为一个改革新思路。

3、加强移动式“电子警察”配备。移动式“电子警察”具有投资少，使用灵活的优点。移动式与固定式互相配合，才能发挥“电子警察”的最大效能；最后做到使广大的司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清楚那里有，哪里没有，只要违法了就会被抓到从跟上杜绝侥幸心理。

（二）加强统筹规划，严把建设质量

1、建设“电子警察”应进行统筹规划。交警部门应认真做好对“电子警察”建设的调查研究，做好经验总结，统筹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电子警察”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可行的工作计划、长治久安，从大局着眼，组织制定有关建设及其应用的规范与技术标准，对大队的“电子警察”建设要进行及时、充分的业务指导。

2、招标要选择有资质和实力的公司。因为目前“电子警察”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而东西又都是现成的，检测器、摄像机、工控机、电源买来，再加上一套不知从何途径弄来的软件装上就行，造成目前市场上比较混乱，三、五个人的公司也做工程，资金少、技术低、信誉差，这种产品很难受到信任，使用中必定会出现问题。我们在建设“电子警察”中，要注意避免这一点，注意选择有一定资金规模，有自主研发力量，有稳定工程、售后网络队伍，产品经过权威部门认证，己在其他地区稳定使用成功案例的公司，并要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测试。

3、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产品选型。如在检测技术的选型上，目前普遍采用的有两种技术：视频检测技术和地感线圈技术。根据资料统计，目前大部分基于视频检测技术的共同缺点是夜晚无法有效防止汽车大灯强光干扰，从而造成部分误拍和漏拍、及车型识别的错误。采用地感线圈技术检测车辆的特点是准确度高、可靠性高，但需要切割道路施工，场地固定。因此，如果是固定式的“电子警察”，最好的方案还是采用地感线圈技术，而如果是移动式的，则可以考虑视频检测技术。

4、根据应用抓住关键技术指标。比如卡口系统要求：车辆图像抓拍率：≥99。能够清晰地反映车辆相对位置。当照度≥0.3Lux（F1.4）时，能够人工辨别所拍摄机动车辆的车型清晰可辨，车身颜色，图像色彩还原逼真；车牌图像抓拍率：≥95。以能够人工辨别所拍摄机动车辆牌照号码的所有字符为准；测速范围：10~200km/h，测速误差：<±5，应取得省、部级计量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等等。对这些技术指标，在建设时要坚决把握好，不降低要求。而对车牌号码识别，虽然也很需要，但因现有技术水平限制，国内现有卡口系统完整车牌的准确识别率往往不足55；车型的准确识别率基本上不超过50，根本达不到产品所标称的指标（在实验室条件下取得）。因此，在车牌号码识别的问题上则不必过于强调高识别率。如某厂商对于车牌号码识别确有独到之处，要通过实测来证实。

5、抓好互联互通。在“电子警察”进行招标建设时，还要注意抓好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是各监控设备与指挥监控中心的互通；二是监控设备获取的信息与现有交通信息管理系统的衔接、互用。

（三）规范“电子警察”执法过程

目前，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电子警察”执法规范。如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专门出台并公布了《非现场执法规范》，要求交警部门所属技术部门每季度要对未接受处理的驾驶人情况进行清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执勤大队和车辆管理所，并再次向驾驶人发布信息或告知。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机动车检验和驾驶证审验时，必须先核实有无违法行为、未接受处理等情况，并口头或书面告知驾驶人先到违法行为发生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后，再办理上述相关事宜。交警部门采取非现场方式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无特殊情况，两年内未向驾驶人告知的，交警部门不再对此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同时，乌市各交警执勤大队对违反本《规范》规定，不履行通知、告知义务或者不及时处理违法行为的，将依照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考核规定，对责任人予以责任认定和处理。驾驶人对电子技术监控记录有异议的，可以到违法行为发生地执勤大队查询并接受处理。浙江省交通管理局也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同一道路上两个测速点(包括固定和流动)距离不能短于三公里，同一大队管辖下的两个测速点的间隔不能少于六公里。此外，该规定还要求各交通部门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发出处罚通知书，方便司机尽快接受处理。在全国统一的执法规范没有出台前，我们应充分借签这些规定，抓住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取证、处罚、告知、复议几个环节入手，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电子警察”执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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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

夏旭昆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觉到近几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虽大力加强管理，但系统整体作用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交通违法行为多发的势头,原因之一是违法行为查处模式长期以来以交通民警现场查处的模式为主，在人车路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者水平高低不同的现实条件下，难免力不从心。本文所探讨的“非现场执法模式”,就是要冀望于充分发挥交通管理系统性、综合性的内在特点，建立和完善交通管理执法体系，形成开放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执法格局，以期能推动交通管理工作新的飞跃。本文将对所获得的材科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真实反映“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使研究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有辅助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一、“非现场执法模式”定义及分析

1997年4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首先开发出“冲红灯自动拍照仪”并使用。在深圳取得实践成功经验后，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1997年7月公安部对此专门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在各主要城市推广；1997年12月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将其列为“九五” 期间交通管理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要求在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1998年2月公安部再次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要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98年年底全部使用这项技术。时至今日，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设立了这项技术。深圳在此基础上还陆续开发出了逆行、超速、车辆号牌识别等多项技术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执勤民警也逐渐使用摄像机、照相机来查处违法行为。

运用这些技术的执法模式民警传统的查处违法行为模式相比显然有别，因此准确地与交通概括它的名称对于开展执法研究、后勤保障、规范管理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全国几乎都以其设备的功能作为名称，称之为“监控设备”、“电子眼”、“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系统”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名称尚不能完全概括、描述这种新型交通管理执法的定义，同时缺乏一定的前瞻，应当从其执法的模式来归纳定义较为准确。

从执法模式来看，传统的交通管理执法模式为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发现交通违法行为时，应当予以纠正，并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对应当给予处罚的，再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决定（见公安部46号令《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及《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则》相关规定），这里首先是交通民警要在现场主动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并直接与违法行为人接触，再依程序做出处理，按此程序规定只可能从现场做起，否则谈不上“予以纠正”，其次是整个过程必须依靠民警来完成。而新型执法模式与传统执法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违法一旦发生即可以形成视听资料记录在案，行为人并不是在违法现场马上得知自己已被记录，而是在经视听资料经审查无误成为行政处罚证据后才按程序接受调查并接受处罚；此外，从证据的特点来看，视听资料的突出特点是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案件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无可代替、比拟的，但视听资料保存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者有人对视听资料进行拼接、剪辑或伪造，视听资料就会出现失真或虚假。因此对视听资料应认真审查，方可用做定案的依据。这就决定了这个审查过程不可能在违法现场完成。据此，可初步归纳定义为：道路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是指利用摄录器材、设备等方式收集视听资料，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记录并依法处罚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非现场执法模式特点：

1、取证手段多样性，收集方式是利用科技监控设备、摄（录）像器材、经查证属实的群众举报资料等多种方式；

2、确认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为视听资料，当审查确认后成为行政处罚证据时，按证据分类属于物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本证，具有客观准确性、便利高效性的优点，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违法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所无法代替、比拟的；

3、违法行为在现场被制作记录成为视听资料，经审查成为证据后方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

二、“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行政诉讼证据之一；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以上三法都有视听资料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

目前我市主要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条款来进行执法，但尚无系统、完整地施行“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因此，非现场执法模式亦要遵循法律、法规的一般规定。第一是以事实为根据，采用录像或照片记录违法行为，经确认后作为证据。第二是执罚有据，确认的违法行为具有应受交通管理处罚的特征，可以依法处罚。第三是量裁适当，被记录的违法行为与处罚依据、标准一一对应，不应有量裁不当的情形。第四是程序合法，整个过程皆按《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主要的法律依据有：

（一）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二）法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执行程序与监督”；

（三）规章：《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

（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公安部文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

三、“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作用。

（一）依法从严管理交通的功效。搞好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法，而且要把“从严管理”贯彻始终。在交通执法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执法怪圈，就是时紧时松，交通秩序一乱，社会上就指责交通民警不管，不执法，上级机关也要求交通管理机关开展秩序整顿，严格执法。而交通民警执法一严，对违法行为见了就纠，见了就罚，社会上就又指责交通民警滥扣滥罚。有的被查处后干扰民警正常执法。民警中出现了畏难情绪，执法就又松了。执法松了，违法又多了，秩序又乱了。循环往复，形成了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交通法规失去了严肃性，而非现场执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局面，由于非现场执法在查处违法的时候并不和违法当事人直接接触，一旦当事人违法即被记录，事后给予处罚，同时处罚程序的设计和计算机保存的证据保证了处罚的公正性、准确性、公开性，因此可以避免主观原因造成的执法不准确、随意性大，客观原因造成的管控不力的毛病，彻底改变传统的机动车年检与秩序、事故管理脱节的弊端，从而达到严格执法，从严管理交通的作用。

（二）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的功效。

提高科技的应用水平，是解决交通畅通的重要环节。深圳道路交通管理的科技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了，关键看怎么在实际当中应用和发挥作用。科技如果不为实战应用服务，未免变为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因此在现有的道路情况下，不但要加大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科学地规划交通，科学地组织交通，而且还要科学地管理交通。非现场执法中的信息采集主要是运用科技设备，运行平台是计算机网络，其查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将主要取决于交通管理科技应用水平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现场执法能够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

（三）不断地研究调整交通管理工作方法的功效。交通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很多政策问题。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交通管理对策。根据交管工作的特点，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怎么样调整工作模式，思考研究影响交通的因素，影响交通的原因，影响交通的环节，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使措施更贴近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我市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从单一“冲红灯自动拍照”到“逆行、超速拍照”再到“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的不断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预期，非现场执法的技术手段将不断推陈出新，方法也将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是人，人直接影响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是以人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的存在可以达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根据交通心理学的观点，在交通管理中，由于非现场执法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违法就受到处罚，使每名驾驶员都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其在看不到警察的时候也能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进行约束，让交通参与者不得不守法，久而久之，逐步提高了自觉守法的意识，变被动的“遵从”为自觉主动地“遵守”；同时，由于群众的举报成功与否也要取决于群众自身对于交通规则的熟悉程度，可以带动全社会交通参与者都来关心和遵守交通法规。这样双管齐下，能形成良好的交通氛围，起到强制性地增强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五）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的功效。这一举措，最直接地优点就是减少了执勤民警与违法行为人的直接接触。同时在接受处罚时，由于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公开，当事人对此较少争议，容易接受处罚，避免了少数违法人在直接面对路面执勤民警时容易产生的对抗心理，从而能够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

（六）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效率的功效。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了交通管理管控范围。

第三篇：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一)

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

夏旭昆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觉到近几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虽大力加强管理，但系统整体作用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交通违法行为多发的势头,原因之一是违法行为查处模式长期以来以交通民警现场查处的模式为主，在人车路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者水平高低不同的现实条件下，难免力不从心。本文所探讨的“非现场执法模式”,就是要冀望于充分发挥交通管理系统性、综合性的内在特点，建立和完善交通管理执法体系，形成开放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执法格局，以期能推动交通管理工作新的飞跃。本文将对所获得的材科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真实反映“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使研究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有辅助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一、“非现场执法模式”定义及分析

1997年4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首先开发出“冲红灯自动拍照仪”并使用。在深圳取得实践成功经验后，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1997年7月公安部对此专门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在各主要城市推广；1997年12月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将其列为“九五” 期间交通管理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要求在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1998年2月公安部再次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要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98年年底全部使用这项技术。时至今日，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设立了这项技术。深圳在此基础上还陆续开发出了逆行、超速、车辆号牌识别等多项技术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执勤民警也逐渐使用摄像机、照相机来查处违法行为。

运用这些技术的执法模式民警传统的查处违法行为模式相比显然有别，因此准确地与交通概括它的名称对于开展执法研究、后勤保障、规范管理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全国几乎都以其设备的功能作为名称，称之为“监控设备”、“电子眼”、“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系统”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名称尚不能完全概括、描述这种新型交通管理执法的定义，同时缺乏一定的前瞻，应当从其执法的模式来归纳定义较为准确。从执法模式来看，传统的交通管理执法模式为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发现交通违法行为时，应当予以纠正，并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对应当给予处罚的，再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决定（见公安部46号令《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及《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则》相关规定），这里首先是交通民警要在现场主动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并直接与违法行为人接触，再依程序做出处理，按此程序规定只可能从现场做起，否则谈不上“予以纠正”，其次是整个过程必须依靠民警来完成。而新型执法模式与传统执法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违法一旦发生即可以形成视听资料记录在案，行为人并不是在违法现场马上得知自己已被记录，而是在经视听资料经审查无误成为行政处罚证据后才按程序接受调查并接受处罚；此外，从证据的特点来看，视听资料的突出特点是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案件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无可代替、比拟的，但视听资料保存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者有人对视听资料进行拼接、剪辑或伪造，视听资料就会出现失真或虚假。因此对视听资料应认真审查，方可用做定案的依据。这就决定了这个审查过程不可能在违法现场完成。据此，可初步归纳定义为：道路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是指利用摄录器材、设备等方式收集视听资料，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记录并依法处罚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非现场执法模式特点：

1、取证手段多样性，收集方式是利用科技监控设备、摄（录）像器材、经查证属实的群众举报资料等多种方式；

2、确认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为视听资料，当审查确认后成为行政处罚证据时，按证据分类属于物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本证，具有客观准确性、便利高效性的优点，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违法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所无法代替、比拟的；

3、违法行为在现场被制作记录成为视听资料，经审查成为证据后方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

二、“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行政诉讼证据之一；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以上三法都有视听资料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

目前我市主要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条款来进行执法，但尚无系统、完整地施行“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因此，非现场执法模式亦要遵循法律、法规的一般规定。第一是以事实为根据，采用录像或照片记录违法行为，经确认后作为证据。第二是执罚有据，确认的违法行为具有应受交通管理处罚的特征，可以依法处罚。第三是量裁适当，被记录的违法行为与处罚依据、标准一一对应，不应有量裁不当的情形。第四是程序合法，整个过程皆按《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主要的法律依据有：

（一）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二）法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执行程序与监督”；

（三）规章：《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

（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公安部文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

三、“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作用。

（一）依法从严管理交通的功效。搞好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法，而且要把“从严管理”贯彻始终。在交通执法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执法怪圈，就是时紧时松，交通秩序一乱，社会上就指责交通民警不管，不执法，上级机关也要求交通管理机关开展秩序整顿，严格执法。而交通民警执法一严，对违法行为见了就纠，见了就罚，社会上就又指责交通民警滥扣滥罚。有的被查处后干扰民警正常执法。民警中出现了畏难情绪，执法就又松了。执法松了，违法又多了，秩序又乱了。循环往复，形成了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交通法规失去了严肃性，而非现场执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局面，由于非现场执法在查处违法的时候并不和违法当事人直接接触，一旦当事人违法即被记录，事后给予处罚，同时处罚程序的设计和计算机保存的证据保证了处罚的公正性、准确性、公开性，因此可以避免主观原因造成的执法不准确、随意性大，客观原因造成的管控不力的毛病，彻底改变传统的机动车年检与秩序、事故管理脱节的弊端，从而达到严格执法，从严管理交通的作用。

（二）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的功效。提高科技的应用水平，是解决交通畅通的重要环节。深圳道路交通管理的科技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了，关键看怎么在实际当中应用和发挥作用。科技如果不为实战应用服务，未免变为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因此在现有的道路情况下，不但要加大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科学地规划交通，科学地组织交通，而且还要科学地管理交通。非现场执法中的信息采集主要是运用科技设备，运行平台是计算机网络，其查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将主要取决于交通管理科技应用水平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现场执法能够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

（三）不断地研究调整交通管理工作方法的功效。

交通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很多政策问题。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交通管理对策。根据交管工作的特点，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怎么样调整工作模式，思考研究影响交通的因素，影响交通的原因，影响交通的环节，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使措施更贴近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我市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从单一“冲红灯自动拍照”到“逆行、超速拍照”再到“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的不断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预期，非现场执法的技术手段将不断推陈出新，方法也将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是人，人直接影响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是以人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的存在可以达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根据交通心理学的观点，在交通管理中，由于非现场执法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违法就受到处罚，使每名驾驶员都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其在看不到警察的时候也能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进行约束，让交通参与者不得不守法，久而久之，逐步提高了自觉守法的意识，变被动的“遵从”为自觉主动地“遵守”；同时，由于群众的举报成功与否也要取决于群众自身对于交通规则的熟悉程度，可以带动全社会交通参与者都来关心和遵守交通法规。这样双管齐下，能形成良好的交通氛围，起到强制性地增强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五）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的功效。这一举措，最直接地优点就是减少了执勤民警与违法行为人的直接接触。同时在接受处罚时，由于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公开，当事人对此较少争议，容易接受处罚，避免了少数违法人在直接面对路面执勤民警时容易产生的对抗心理，从而能够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

（六）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效率的功效。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了交通管理管控范围。通过将各种监测设备设置在交通秩序较乱、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点段，相当于24小时全天候有警力值守，对保障交通秩序良好，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交通管理的时空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展；其次是实施非现场执法由于采用科技手段和接受群众举报，在查获违法行为方式上绝大多数不需要路面执勤民警，即使需要也仅是操作设备，这样既减轻了巡逻民警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使推进勤务改革成为可能，也将激发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管理的主动性，积极献计献策，主动查找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方法和整顿的措施，并从中发现的薄弱环节，从而更大地挖掘其工作潜力，使整顿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七）推行警务公开“阳光作业”的功效

由于实现了对违法行为的“查”与“处”的分离，增强 “透明度”，坚持“重事实、重依据”的原则，实现了违法处罚“阳光作业”，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由设备或者举报人对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后，只有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才处罚，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现时观看证据进行确认后再进行处罚，从而减少了争议。

四、“非现场执法模式”在我市的运用及评价

1997年，我局开始利用监控系统查处路口、路段“冲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曝光，有效地遏制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秩序明显好转，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1999年，我局各大队也相继与局信息中心联网。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修改。为全面实施非现场执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本市交通管理开始步入数字化执法的时代，大批先进的违法行为监控设备也投入运行，实现了对闯红灯、超速等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24小时实时动态采集和监控。截止2002年6月底，全市交通监控镜头达到163个，覆盖了市区各主要路段，交通违法监测仪达到547处，已安装监测仪的路口已基本涵盖市区灯控路口，用于违章信息录入处理的计算机近80台，个别也大队配备了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用于执法。近几年非现场执法的相关统计数据见下表：

第四篇：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三)

毋庸置疑，由于这项机制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程序、实体乃至操作上还存在一定的漏洞。

（一）法律依据较少是不争的现实。具体表现为无规定或缺少前瞻。如确认违法当事人和车主的问题，由于非现场执法取证所得只能确认车辆违法的事实，具体驾驶员不详，对此《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车辆被监控设备或者交通警察记录有交通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处罚驾驶员，无法确认驾驶员或者驾驶员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可以依据本条例相关条款对车主实施罚款处罚。此规定是2000年条例修改时新增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第七十五条也有类似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前来接受处理的当事人即使是违法时的驾驶员也会矢口否认，只承认自己是车主，从而使相应吊证的处罚和一系列管理措施（如扣分、复考）无从执行。另一方面是非现场执法模式中群众举报查实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样无法确认驾驶员时便无法操作，因为即使是车主前来也不能依据此条款进行罚款处罚。

（二）从目前反馈的信息来看，由于车辆的转让、买卖、抵押等行为将造成车辆登记车主的变化，但往往许多车辆并未办理“过户”和“转籍”手续，处罚的决定和执行存在一定困难。

（三）在违法车辆信息的录入和处罚这两个关键性环节，尚不能离开人工操作，这样工作量较大，效率也有待提高。相信随着软件的开发成功和在实际操作中的不断完善，操作起来将更加方便和快捷。

（四）运作机制有待理顺。《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已规定了公民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奖励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实施，因此有必要建立起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发挥非现场执法的作用。

六、完善“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思考

（一）、立法保障

针对较为单薄、散乱的现状，加强交通法制建设。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成功管理交通，保障安全的共同经验之一。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尤其要重视按照立法程序，把非现场执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三者同步纳入法制轨道，主要工作是做好修改《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中，有望今年出台，与之配套的国务院实施办法将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步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提早动手，通过人大、媒体呼吁《道路交通法》做相关规定，并按程序提请市人大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之后，尽快修订《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完善程序。使非现场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科学，完备的法规可依，在完善立法的同时要强化执法，坚决杜绝随意执法以及在执法活动中受利益驱动等不良现象。用法制的手段来促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行为规范化，从而促使全社会的交通法制意识产生的变化。

（二）、执法模式的确立

1、视听资料的采集方式

确立三种方式：监控设备（包括监测和监控设备）、民警执法和群众举报。一是利用监测设备。监测采用视频检测、视频抓拍，主要用于监测机动车遇停止信号通过路口的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超速、走单行线、公交车道、紧急停车带以及不按规定进出环路进出口等行为。二是利用电视监控系统。我局分别在局指挥调度中心及各交通大队分指挥中心装备电视监控系统，运用电视监控镜头对道路上禁行车辆进入管制区域、在高速公路、快速路上乱停车等违章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并对违章信息进行录相。三是值勤民警利用摄像机、数码相机人工采集信息。配备摄像机、数码相机等专用设备，供民警在值勤过程中，对道路上不宜直接纠

正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如违法停车等进行现场摄录或拍照并粘贴《交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单》的方式人工采集信息。四是广泛发动群众拿摄像机、相机检举违法行为，出台奖励措施，对举报属实的予以采纳，确认为处罚的证据，并按一定额度给予举报奖励。

2、信息的发布方式

非现场执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特点是违法人一般不知道自己的违法行为已经被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所查获，为保证违法人及时主动接受处理，必须将录入的信息以多种方式公诸社会，方便驾驶员查询。

一是上网发布。在互联网开办的公安交通管理网站（域名为）上设置了交通违法行为查询栏目，内容包括全市驾驶员、机动车的违法信息。通过与我局综合信息系统的接口，每天定时更新。群众查询时只需输入驾驶证档案编号、对应的驾驶员姓名或者车牌号及车属单位，即可获得本人或车辆违法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计分、总积分、是否已接受处理、到哪里处理等。

二是电子幕墙、电子显示触摸屏发布。局各办公场所对外窗口设置与局综合信息系统联网的电子幕墙、电子显示触摸屏方便群众查询，无法上网的驾驶员或车主通过触摸屏相关的页面，只要输入自己的驾驶证档案编号或车牌号，即可立即查到自己有无交通违法行为情况的详细信息。

三是新闻媒体发布。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每天公布一批违法车辆牌号，同时提醒驾驶员及时查询自己是否有交通违法行为尚未接受处理。

四是提供声讯查询。我局各执法单位的电话均应向社会公布，群众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知道自己是否违法时，可随时拨打电话查询，不知道电话号码时还可拨打“122”，由我局“122”报警服务台负责转接。同时，还可拨打“96999”电话信息台进行查询。

五是在办理驾驶员年审、机动车检验时依法暂不予以办理，告知其接受处理后方可恢复。

3、“非现场执法模式”所确定违法行为处理的程序

主要是处理违法行为流程与法律、规章规定的程序的衔接。做到整个执法过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

4、“非现场执法模式” 队伍建设

（1）规范管理制度，我局监控中心和局、大队违例办应当由过去的单纯办理执法手续，转变成为信息综合分析处理、执法业务综合集成、执法手续办理、指导的重要部门和窗口。

（2）增强非现场执法队伍的力量，一方面是逐年增配处理人员，增加经费投入，改善队伍的装备。这样就可以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优化内部结构，把节省下来的警力充实到基层实战岗位，解决基层警力薄弱，管理不力的状况。

（3）推行目标管理考评，把触角延伸到最基层。以非现场执法模式推动勤务制度改革，将非现场执法纳入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充分调动民警自觉运用非现场执法手段处罚违章的积极性，使非现场执法逐步成为路面交通管理的主要执法手段之一。形成由点（岗台）静态管理交通向线、面结合，动静结合，纠处违法行为、巡逻执法为主转变，扩大交通管理覆盖面，延长控制时间，消灭管理上的“薄弱点”、“空白点”。

5、“非现场执法模式”设备的运用

将监控设备合理布局、虚实结合、灵活运用，发挥技术优势，突出热点，时刻保持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6、尽快建立社会违法行为举报制度。

交通肇事举报已有国家规定，对于社会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奖励在《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有规定，但至今尚未见有可操作性的办法出台，自然也无实例。目前辽宁鞍山和河南焦作已有先例。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当地交警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全市发起“拿起相机，抓拍违章”活动，出台奖励措施，动员全市广大摄影爱好者参与交通管

理，在业余时间拿起相机抓拍违法车辆。措施规定，对发生在城区的机动车违法现象，任何公民都可以“抓拍”，然后将记录照片（或录像带）送交焦作交警支队，经过交警部门甄别，交警部门将给予照片提供者每起违法价值30元的物质奖励。如果一名群众在一个月之内抓拍二十起以上的，交警部门将奖励抓拍者一部近万元的照相机，据当地交警部门统计，从2002年4月24日至5月15日20余天的时间内，交警部门就接待了98位“业余交警”，经过对他们提供的照片进行鉴别，已对其中的66人进行了奖励。根据这些违法“证据”，焦作交警已对52起严重违法的“特权车”驾驶员实施了严厉处罚。

由此可见，我市有必要建立起社会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建议以发布规范性文件，对举报资料、奖励办法、举报程序等予以规范，从而达到密切警民关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打击交通违法的目的。

七、“非现场执法模式”运用的前瞻。

科技手段在交通管理工作中的全面应用，提高了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丰富了交通管理的手段，增强了交通管理的能力和效率，有力地推动了交通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方法的改革和管理观念的更新。交通管理手段已经从简单劳动型向科学智能型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可以预测，随着科技水平运用于交通管理的增多，非现场执法模式的内容必将更加丰富。

目前已运用于深圳边境口岸和四川宜宾市的区域性车辆自动识别系统（AVIM，Automatic Vehicle Identification Management）就是个可以用来进行非现场执法的很好例子，它是ＩＴＳ的具体应用和交通管理数字化执法的最好切入点，其将每一台合法车辆的基础信息储存在Ｔag卡中，形成“车辆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分布于道路网络内的基站读取、接受动态信息，与终端数据库数据交换，从而精确检查车辆信息，判断其运行轨迹、速度、数量，可以实现交通控制、交通诱导的功能，还可以监控出车辆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而实施处罚，这也是典型的非现场执法。

还有《车辆行驶记录仪》（俗称“车载黑匣子”），其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已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正式启动，一待出台后也可以用于非现场执法。据报道上海公交车明年年底前要全部装上“黑匣子”，这种“黑匣子”不仅可以记录车速、行驶里程、时间等数据，还可以自动设定安全行驶速度，并提醒超速行驶的司机减速。另外，如果公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技术人员还可以通过分析黑匣子记录的数据，了解驾驶员是否有违规操作，以便查处交通事故的原因。目前上海市已经有5条线路将近250辆公交车撞了这种“黑匣子”，预计明年年底以前，上海市18000多辆公交车将全部加装这种设备。

综上所述，非现场执法模式将路面秩序管理与宣传管理、车辆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动静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为交通管理落实“违法必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空间，而且具有较强的使用和推广价值。笔者希望此文能做引玉之砖，让更多的人来关心和研究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

第五篇：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督促金融机构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

（一）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

（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履行有关反洗钱义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收集金融机构报送的反洗钱信息，分析评估其执行反洗钱法律制度的状况，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风险预警、限期整改等监管措施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和县(市)支行。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执行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进行非现场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地方性金融机构总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金融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

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规定，确定信息收集内容，规范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操作流程，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非现场监管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根据各自的监管范围建立具体的非现场监管工作目标和对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分析指标。

第六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指定专人负责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报送反洗钱统计报表、信息资料、交易数据、工作报告以及内部审计报告中与反洗钱工作有关的内容，如实反映反洗钱工作情况。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对依法收集到的有关信息保密。

第八条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包括信息收集、信息分析评估、非现场监管措施、信息归档等。

第二章 信息收集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按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当地分支机构报告以下反洗钱信息：

（一）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二）反洗钱工作机构和岗位设立情况；

（三）反洗钱宣传和培训情况；

（四）反洗钱内部审计情况；

（五）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要求报送的其他反洗钱工作信息。上述第(一)项反洗钱信息在内发生变化的,金融机构应及时将更新情况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当地分支机构。上述第(二)项反洗钱信息在内发生变化的,金融机构应于变化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更新情况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当地分支机构。

第十条 金融机构应按季度汇总统计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当地分支机构报告以下反洗钱信息 :

（一）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情况；

（二）协助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的情况；

（三）向公安机关报告涉嫌犯罪的情况；

（四）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要求报送的其他反洗钱工作信息。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当地分支机构可以按季度通过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或其他渠道收集，也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按季汇总统计并报送以下反洗钱信息:

（一）报告可疑交易的情况；

（二）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反洗钱调查的情况；

（三）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临时冻结措施的情况；

（四）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报告涉嫌犯罪的情况。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和监管需要调整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的反洗钱信息报送内容。

金融机构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应于每半年结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报告日前半年执行驻在国家(地区)反洗钱规定的情况以及被境外监管部门检查和处罚的情况通过其总部向中国人民 银行报送。重大情况应及时报告。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辖内金融机构报送非现场监管信息的渠道和方式。

金融机构应于每年或者每季度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报告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收集到金融机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后应按照本办法附1至附7所规定的报表格式逐级上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应于每年或者每季度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汇总后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应审核金融机构报送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金融机构报送的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应及时发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补充报送通知书》(附8),要求金融机构在5个工作日内补充更正。第三章 信息分析评估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对金融机构所报送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进行审核登记,分类整理，分析评估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法律制度的情况。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所收集的非现场监管信息进行分析时,发现有疑问或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可根据情况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确认和核实:

（一）电话询问；

（二）书面询问；

（三）走访金融机构；

（四）约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非现场监管信息进行确认和核实的内容不得超出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范围。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电话询问金融机构时,应填写《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电话记录》（附9）。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书面询问金融机构时,应填制《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质询通知书》（附10),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送达被询问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应自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被询问的问题。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走访金融机构时,应填制《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通知书》（附11),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后提前2个工作日送达金融机构,告知金融机构走访调查的目的和需核实的事项。

走访时,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出示执法证。人员少于 2 人或者未出示执法证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

走访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应填写《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调查记录》(附12)并经金融机构有关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约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时,应填制《约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通知

书》(附13),经本行(部)行长(主任)或者主管副行长(副主任)批准后提前2个工作日送达金融机构,告知对方谈话内容、参加人员、时间、地点等。

谈话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应填写《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约见谈话记录》(附14)并经被约见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根据非现场监管信息以及设定的非现场监管分析指标,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情况进行审查、分析和评估。第四章非现场监管措施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在评估中发现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应及时发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意见书》(附15),进行风险提示,要求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对违反反洗钱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办理。

对涉嫌违反反洗钱规定且需要进一步收集证据的,应进行现场检查。

第二十四条 金融机构对《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意见书》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相关处理文书之日起10日内向发出文书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提出申述、申辩意见。金融机构陈述的事实、理由以及提交的证据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应当予以采纳。金融机构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可根据相关非现场监管信息对金融机构有关事实或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应按季度和撰写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报告,于每年或者每季度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的主要内容为 :(一)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规定的基本情况；

(二)涉嫌违反反洗钱规定的情况及其他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根据非现场监管信息的分析和评估结果，依法开展现场检查、给予行政处罚、移送等相关处理情况，以及做出上述处理的依据；(四)非现场监管实施基本情况、效果以及存在的不足；(五)改进非现场监管的建议。第五章 信息归档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建立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包括：

（一）金融机构报送的反洗钱统计报表、信息资料、工作报告以及稽核审计报告中与反洗钱工作有关的内容及其他资料信息；

（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非现场监管形成的各种报表、报告资料或分析材料，包括与金融机构的往来函件、电话记录、走访记录、谈话记录及各类监管报表、分析报告、相关领导的批示等;

（三）有关部门或个人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的意见、监督信息及举报材料；

（四）媒体报道的金融机构有关反洗钱信息。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将非现场监管信息

档案进行分类归档,按《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督检查及案件协查档案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进行保存、保管和查询。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档案保密制度。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 1.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情况统计表 2.金融机构反洗钱机构和岗位设立情况统计表

3.金融机构反洗钱培训和宣传情况统计表 4.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内部审计情况统计表 5.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情况统计表 6.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情况统计表

7.金融机构协助公安机关、其他机关打击洗钱活动情况统计表 8.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补充报送通知书 9.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电话记录 10.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质询通知书 11.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通知书

12.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调查记录

13.约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通知书 14.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约见谈话记录 15.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意见书 附1 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2 金融机构反洗钱机构和岗位设立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3 金融机构反洗钱培训和宣传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4 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内部审计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5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季度

一、识别客户 单位：家

二、重新识别客户

三、涉及可疑交易识别情况 附6 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年 季度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注：“单位”和“个人”以在统计机构开户的账户性质确定；“当期可疑交易报告”指报告期内所有可疑交易报告；“其中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指《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可疑交易报告。附7 金融机构协助公安机关、其他机关 打击洗钱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季度

制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附8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补充报送通知书 ：

根据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需要，你单位 年 月 日报送的 不准确（或不完整），请你单位将下列资料于 年 月 日前报送中国人民银行 行。

一、需要补充的资料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附件： 特此通知。（签章）

二ΟΟ 年 月 日 附9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电话记录

附10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质询通知书 ：

对于以下所列事项，请你单位在 年 月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民银行 行回复。询问事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签章）

二ΟΟ 年 月 日 附11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通知 ：

为了，我行将派 同志于 年 月 日前往你单位，了解以下情况： 联系人： 联系电话：（签章）

二ΟΟ 年 月 日 附12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走访调查记录 时间： 年 月 日 地点： 走访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被走访机构： 参与人员：

内 容： 事实与评价： 发现的问题： 被走访机构意见及盖章： 附13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约见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谈话通知书 ：

根据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工作需要，兹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我行 约见你单位同志（先生/女士）就、、等事项谈

话，请准时赴约会谈。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请提前书面说明。特此通知。（签章）

二ΟΟ 年 月 日

附14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

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约见谈话记录

编号：

谈话人：（签字）被谈话人：（签字）记录人：（签字）

附15 中国人民银行 行（部）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意见书 200 年第 号 ：

我行根据 年 月 日对你单位实施非现场监管情况，结论如下（包括基本评价和存在的问题）：

对你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监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