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英语教程5 unit11 课文翻译[大全]

第一篇：新编英语教程5 unit11 课文翻译[大全]

新编英语教程5 unit11 课文翻译

Unit11 培养业余爱好

1)一位颇有天赋的美国心理学家曾经说过：“焦虑是情感处于极度紧张的一瞬间、脑筋执着于某一件事死死不放。”在这样情况下，任何摆脱焦虑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你越急于摆脱这种困扰，就越难达到目的。你只有慢慢地往这紧张的思绪里掺进一些别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选择恰当，如果它能真正引起你对其他方面事物的兴趣，那么你心中那个紧绷着的弦就会逐渐地，而且往往会很快地松弛下来，心情开始恢复正常。

2)因此，培养一种业余爱好或新的兴趣形式，对于一名公务员是头等重要的行事之道。然而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仅仅凭借意志力就能迅速即兴完成的工作。培养其他的智力兴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精心挑选好种子，必须将种子播种在肥沃的土壤中，必须悉心照料它们，这样在需要时能给人带来生气的果实才会唾手可得。

3)要想生活真正得愉快和安全，你就得有至少两三种实实在在的爱好。到了年迈才开始说：“我要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爱好。”这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只会使你的神经绷得更紧。一个人也许会获得大量与他本身日常工作毫不相干的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却不能使他获益分毫，或感到轻松。这时候凭兴趣而工作已经为时太晚，你只能一心一意的去爱你所从事的工作。大体上讲，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劳碌终生，第二类人忧虑终生，第三类人终日游手好闲。对于一个劳累了整个星期的体力劳动者来说，让他在星期六下午去踢一场足球或打一场棒球是毫无益处的。而对于一个忙碌了一周或为一些重要的事情而担忧了一周的政治家、专业人士或商人来说，在周末还要他去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而操心也是绝不可取的。

4))至于那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切都随心所欲的人，他们是很可悲的。因为任何一个新的惊喜或意外都只会让他们生腻，他们不停地这儿窜窜，那儿跑跑，企图摆脱那些无所不在的无聊的困扰，但一切都是徒劳。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过上一种有约束性的有条不紊的生活。

5)可以这样说，凡是理智、勤勉、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他们的工作就是工作，娱乐就是娱乐；第二种人，他们的工作和娱乐合而为一。这两种人中前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有他们的补偿方式。在办公室或工厂长时间工作会给他们以回报，这不仅仅是指维持生计的手段，还包括对娱乐的极度渴望，哪怕是再简单在朴素不过的娱乐。但是受到命运垂青的人往往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自然地和谐。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时间永远不够长。每天都是假日，而一般的节假日到来时，他们却不愿意过，认为那强行打扰了他们非常有趣的工作。但是对于两种类型的人来说，转变一下观点，换一换环境，转移一下精力，都是十分必要的。确实，那些工作即娱乐的人很可能就是最需要是不是让精神从工作汇总放松的人。

第二篇：新编英语教程6 课文翻译

第1单元 避免两词 铭记两词

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比顿悟更令人激动和兴奋的，它可以改变一个人——不仅仅是改变，而且变得更好。当然，这种顿悟是很罕见的，但仍然可以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它有时来自一本书，一个说教或一行诗歌，有时也来自一个朋友。

在曼哈顿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我坐在一个法国小餐馆，倍感失落和压抑。因为几次误算，在我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就这样落空了。就因为这样，甚至连期望看到一个老朋友（我常常私下亲切的想到的一个老人）的情形都不像以前那样令我兴奋。我坐在桌边，皱起眉头看着色彩多样的桌布，清醒的嚼着苦涩的食物。

他穿过街道，裹着旧棉袄，一顶帽子从光头打下来，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倒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侏儒。他的办公室在附近到处都有，我知道他刚刚离开他最后一个病人。他接近80岁，但仍然扛着一个装着满满文件的公文包，工作起来仍然像一个大公司的主管，无论何时有空，他都仍然 爱去高尔夫球场。

当他走过来坐我旁边时，服务员早已把他总是要喝的啤酒端了过来，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他了，但他似乎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寒暄，他就问我“怎么了，年轻人？”

我已经不再对他的样子感到奇怪，所以我详细地把烦恼告诉他。带着一丝忧伤的自豪。我尽量说出实情，除了我自己，我并没有因为失望而责备任何人。我分析了整件事情，但所有负面评价以及错误仍然继续。我讲了约有十五分钟，这期间老人只是默默的喝着啤酒。我讲完后，他取下眼镜说：“到我的 办公室去。” “到你的办公室？你忘了带什么了吗？” 他和蔼的说“不是，我想看看你对某些事情的反应，仅此而已。”

外面开始下起小雨，但他的办公室很温暖，舒服，亲切：放满书的书架靠着墙壁，长皮沙发，弗洛伊德的亲笔签名照，还有墙边放着的录音笔。他的秘书回家了，只有我们在那里。老人从纸盒里拿出一盘磁带放进录音笔，然后说：“这里有到我这来求助的三个人的简单录音，当然，这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三个人。我想让你听听，看你是否能找出双字词的短语，这里是在三个案例中共有的。”他笑道：“不要这么困扰，我有我的目的。”

对我来说，录音中三个主人共有的东西不是什么快乐的东西。首先讲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在生意中经历了一些损失或失败，他指责自己没有辛勤工作，也没有远见。接下来说话的是一个女人，她还没有结婚，因为对她寡妇母亲的强烈的责任意思，她伤心的回忆了所有擦肩而过的婚姻机遇。第三个说话的是一位母亲，她十多岁的儿子在警察局有麻烦，她总是不停地责备自己。

老人关掉收音机，侧身坐到椅子上：“在这些录音中，有一个短语像病毒一样的出现了六次。你注意到了吗？没有？噢，这可能是因为几分钟前你在餐馆说过了三次。”他拿起磁带盒扔给我。“正好在标签上有那两个伤心的词语。” 我向下一看，那里有两个清晰的红色的印字：如果。

“你受惊了吗？”老人说：“你能想象我坐在这把椅子上以这两个词开头的话有多少次了吗？他们总是对我说：如果换一种方法做——或根本不去做。（如果我没发脾气、没有做那虚伪的事、没有说那愚蠢的谎言。如果我聪明点，或更无私点，或更自控点。）直到我打断说话他们才会停止。有时我让他们听你刚说过的录音。我对他们说（如果你停止说如果，我们就已取得进展了。）”

老人伸出双脚，说：“问题是，‘如果’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它使那人面对错误——后退而非前进，那样只是在浪费时间。最后，要是你让它成为一个习惯，它就会变成真的障碍，变成你不再去做尝试的借口了。”

“现在回到你的情况：你的计划没成功，为什么？因为你犯了某种错误。唔，这个没关系，毕竟错误谁都会犯，我们也从中学到东西。但是，当你告诉我那些东西时却悔恨这个，后悔那个的时候，你还没有从错误中学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呢？”我用一种辩驳的语气问道。

“因为你还没有从过去中走出来。你根本没提及到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老实说，——现在你仍沉溺于过去。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的想法——我们会犯一些常犯的的错误却又认为理所当然。毕竟当你提到受过的灾难和挫折时，你仍然是主角和焦点。”

我悲伤地摇了摇头，说：“嗯，那还有什么能补救的吗？”

“有，转移焦点，”老人马上答道，“更换关键字，用一个赋予动力，而不是拖后腿的词来替换它。” “那你能推荐这样的词给我吗？”

“当然可以，去掉‘如果’，换上‘下次’。” “下次？”

“对，我已经在这房间里见识过它产生的奇迹。只要一个病人不断对我说‘如果’，他就麻烦了。但是假如他注视着我说‘下次’的话，我知道他就快度过难关了。这意味着他已经运用从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不论曾经多残酷或痛苦；也意味着他开始推开悔恨的阻碍继续前进，采取行动重新生活。你尝试看看你也会明白的。”

我的老朋友停止了话题。我能听到外面雨点正溅落在窗户玻璃上。我尝试着从大脑中挤出另一个词来替代它。当然，这只是想象，但我感觉到新词毫无疑问地嵌入了我的脑海„ 老人略显僵硬地站起来，说：“噢，下课了！我真的很高兴能与你见面，年轻人，一直都是！你能帮我拦辆出租车吗？我也该回家了。”

我们从大楼出来，走进雨夜里，我发现了一辆空车，开始另一个路人却比我快更快。“哎呀，如果我们早下来十秒钟的话，我们就拦到那辆车了！”，老人狡猾地说。得到暗示的我笑着说：“下次我一定跑快一点。”

“这就对了，就是这样！”老人说着，顺手把那引人发笑的帽子拉下来围着他的耳朵。有一辆车缓缓驶来，我为老人打开车门。他笑着，挥手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一个月之后，他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辞世了，可以说是很安详地死去。那个曼哈顿雨天已过去一年多了。然而，时至今日，每当我脑海浮现‘如果’这个词时，我马上以‘下次’取而代之。然后，我等待着那几乎感受到的“ 嘀嗒”声的响起。当听 到它时，我又想起那位慈祥的老人。

尽管只是永恒中的一个小小片段，但这就是他所想要的。

第七单元 美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美丽是一种美德：一种出色表现。这样的人在今天会理所当然而又无不受嫉妒地被人们称为“完整”的人。即使古希腊人真的曾经将一个个体的“内在”与“外在”区分开来，他们依然会期望这个个体的内在美能够与他其他方面的美相匹配。当那些出身良好的年轻雅典人聚集在苏格拉底周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事实：他们的英雄是如此地睿智，如此英勇，如此高贵，如此有诱惑力——而且，如此其貌不扬。苏格拉底用自己的丑陋给他的那些天真无邪的，无疑也是非常俊美的始徒们上的其中最重要的一节课就是：生活中充满了矛盾。

他们也许听不进去导师的教诲。但是我们不会。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变的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美丽之销魂。我们不但十分轻而易举地把二者——“内在”（品质，智慧）与“外在”（外表）分割开，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既漂亮同时又聪明，有才干，善良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惊讶。

人们将美丽从古典的人类理想的中心地位中分裂出来，主要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为了将出色（在拉丁文中是virtus,与美德的virtue同源）的范围缩小到仅仅是道德上的出色，基督教将美丽流放了——使它成为一种疏远的，恣意的，肤浅的诱惑。而美丽的威望不断地流失。在长达近两个世纪中，美丽约定俗成地变得只能用于形容两性中其中一性：即无论多么“公平对待”，依然是排在“第二位”的那一性。把美丽与女人联系起来使美丽陷入道德上愈加不利的境地。

一个美丽的女人，我们在英语中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会说一个英俊的男人。英俊是美丽的阳性的对等物，同时也是一种藐视。美丽一词现在专用于女人，它当中积聚着一定的贬抑的弦外之音。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仍有称一个男性“美丽”的现象，这说明与那些被新教的基督教教义塑造的国家不同，天主教国家中还残存着一些对美丽的异端赞美的痕迹。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上的。在所有现代国家中，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后基督教国家，女性都是“美丽的性别 ”—— 这是对美丽本身同时也是对女性本身的贬损。渴望被称为美丽被认为是道出了女性性格的本质与她们所关心事物的核心。（与男性形成对比——他们的核心是强壮，高效，强竞争力）不需要具有先进女权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人们也能够察觉到，女性被引导向美丽的过程实质上鼓吹了自恋主义，加重了女性的依赖性和不成熟性。每个人（男人和女人）都心照不宣。“每一个个体”，也就全社会，都默认了“女性化”就是关心一个人看上去怎样，（与男性化的关心一个人是怎样，干得怎样，然后才有可能再关心一个人长得怎样形成了对比）考虑到这些思维定势，无怪乎美丽一词，最多只能享有一种不纯的名声。

当然，渴望美丽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当追求美变成了一种义务去完成，或者去尝试。使女性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她,或者说正常成长的她要低一筹，是一种被女性广泛接受的谄媚的性别理想化。因为追求理想的美在实际操作中已成为一种自我压抑的形式。女性被引导去把她们身体的各部分拆分开来看待，然后独立地衡量各部分。胸部，腿，臀部，腰身，颈部，眼睛，鼻子，肤色，头发，等等——每一样都被置于焦急的，难于取悦的，时常是近乎绝望的细察之中。即使一些过关了，肯定还有不足之处。不达到完美誓不罢休。

在男性那里，好看是一种整体的感觉，是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它不需要提供身体各部位的尺寸来确认，没有人会鼓励一个男性将自己的外表一点一点地拆分。至于外表完美，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缺乏阳刚之气的。实际上，一个男人如果在外表上有一点点瑕疵，或伤痕，反而会被很正面地追捧为理想的美男子。按照一位自称是Robert Redford迷的影评人（女性）的说法，恰恰是他脸上那一堆影响肤色的黑痔使Redford免于被认作“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不妨设想在这样的判断中所暗含的对女性和美丽本身的贬损。

Cocteau 曾说：美丽的特权是无限的。可以肯定，美丽是一种力量。它也配称为一种力量。但是值得悲哀的是，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只有女性才被怂恿去寻求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常常被认为和男性有关；这不是一种行动力而是一种吸引力。这是一种否定自身的力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至少，由不得一个女人在未经社会许可的情况下自由选择或放弃。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打扮自己，绝不仅仅是一种愉悦。同时也是一种职责。这是她的工作。如果一个女人做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即使攀升到政界，法律界，医学界，商界，诸如此类领域的领导地位——她仍常常被迫承认她自己依然努力使自己保持吸引力。但是当她正努力维系两个“公平性别”的其中一性的角色之际，她的客观性，她的专业素质，权威性，思想的周密性，则备受质疑。如果她们做，会被责难；不做，同样会被指责。

要证明将个体的内在与外在割裂开来的危险性，除了那个永无终止之日的悲喜掺半的神话之外，很难举出更加重要的例子了。人们多么轻易地在一开始就把女性定义为自己外表的呵护者，然后再毁谤她们（或者觉得她们很可爱）为“肤浅” 的。这是一个天然的陷阱，而它已经存在了太久。要摆脱这个陷阱，女性自己要与美丽的出色与特权保持可观的距离。这种距离要足够让人看清楚美丽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来支撑一个“女性化”的神话。我们理应把美丽从女性那分离出来，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女性美。

第八单元 食欲

人生的一大主要快乐就是食欲，保存食欲也是我们主要责任之一。它意味着对生活的热爱。它是感官之一，这感官告诉你，你仍想活下去，仍然受到强烈渴望的激励，希望进入世界，品尝人间百味和酸甜苦辣。

我所说食欲当然不仅仅是指对事物的强烈愿望，而是指各种各样不能满足的愿望，强烈的愿望。这证明，你希望获取更多，生命尚有价值。王尔德说过，他为那些从来没有实现心愿的人们难过，但是更为那些实现了心愿的人们惋惜。我虽然只曾实现过一次心愿，但它几乎置我于死地，从那以后，我总是更衷情于渴望而非获得。

对我来说，食欲就是这种渴望的状态，这使得人们的期望之火永不熄灭。我记得自己很久以前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学到这一课。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款待和宴会，我发现，最幸福的事情并非在于真的吃太妃糖，而是事先盯着糖看。刚开始吃那几口味道确实很美妙，但是一旦太妃糖吃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即没有了太妃糖，也没有了渴望。此外，吃完太妃糖这一不雅的举动中，太妃糖的所有吸引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不，最美好的感觉就是想要得到它，就是坐在那看着它，只有这样，人们就能体会到无穷无尽的各种滋味。

所以，对我来说，食欲所带来的最强烈的乐趣之一仍然在于渴望，而不是满足。在于想要一个桃子，或者一杯威士忌酒，或者特殊的特征或是声音，或者想要跟一位特别的朋友呆在一起。因为我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渴望得到的东西总是最为完美无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我将保存食欲的程度带至有意的禁食，只不过是因为我认为食欲太美好了而不容丢失，太宝贵了而不能因饱食和过饱而被逼进无感觉的境况。

就此而言，我并非真的想要一天三顿的美食——我想要的是一顿巨大、美味、狂欢的丰富盛宴餐，比如说每四天来一次，之后就不能确定下一顿会在哪。禁食一天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剥夺人们乐趣的方法，而更是一种期待少有的极度满足时刻的方式。

禁食是对食欲权威表示敬意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定期计划放弃乐趣——食物、朋友、情人——为了保存它们基于的强烈感觉，以及重新得到乐趣的时刻。因为这一时刻使自己和所钟爱之物焕然一新，精神奋发，我想，不但水手和游客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时刻，而且猎人也是如此。对现代生活厌烦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近，娱乐和饮食太有规律性。饥饿曾经把我们与食物和家人分隔开来，于是我们才学会珍惜它们。男人外出打猎，狗随着他们一起去；女人和孩子向他们挥手告别。洞穴里面连续数天没有男人。没人有吃的东西或者知道该做什么。女人蜷缩在火堆旁边，泪眼朦胧。小孩在嚎啕痛哭，每个人饥肠辘辘。然后在一天晚上，山上传来了呼喊声和狗吠声。男人们满载着猎物回来了。这是个大团圆的时刻，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着，食欲显示了其真正的价值，盼望已久的这一顿饭成为了值得记忆的盛宴，它几乎是一种人生的圣典。现在我们前往办公室上班，然后晚上回家吃便宜的鸡肉和冷藏的豌豆，那么香，但是太多了，太容易了，太常见了，不需要费劲就可以得到，也没有了渴望。我们吃着东西，很幸运，长得油光水滑，但我们再也无法知道饥饿时的愉快了。

任何东西太多了——太多音乐。太多娱乐。幸福快餐，或者花太多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都会造成某种生活上的无能，人们再也不能听见，品尝不出味道，看不到，爱不了，记不了。生命短暂而弥足珍贵，食欲是人生旅途的护卫者之一，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享受这一短暂的生命，我们就应该尊重食欲之神，保持渴望的状态，而不要让它过于迟钝。

我曾经体验过枯焦的嘴唇接触一杯冷水时所引发的狂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泉水仍然等着人们去享用——而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原始的渴望。第10单元译文 全A 文盲

1尽管我们学校为数众多的普通文盲目前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另一类文盲，这类文盲的困境，在从很多方面来讲，更加事关重大，因为他们更具有影响力。这类文盲通常是一位大学的校长，但他也是位典型的博士、成功的教授和教科书作者。我把这个人称为全A文盲，蔚蓝给予全A文盲和普通文盲一样的关注，才有了下文。2以下的场景是我的办公室，我正在工作，做着协助治疗全A文盲（多年来我一直这样称呼这种病症）所必须做的事。我对一篇学生论文进行询问。查证，深入探求他的含义。这是位平均成绩全A的大四学生，聪明绝顶、口齿伶俐，刚获得一所全国重点研究生院提供的令人羡慕的奖学金。他和我一直在一句一句地、一字一字地分析这论文，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有关多种共线外因变量的选择”，我默念着他的论文，“视某些多种相互关联的共同作用系数的衍生情况而定”。我停下来喘了口气。“那么看看这句话，”我询问这个学生（我讽喻寓言式地称呼他为聪明先生），“这句话，聪明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聪明先生锁眉苦思。最终，结合了我们的语言学知识和想象力，又用了好像一个小时似的，终于破译了这句话。我们搞清楚了聪明先生究竟试图表达的是什么，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那就是：“供给决定需求”。3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我认识了许多像他这样的学生，许多大四学生都患上了这种聪明病。侵袭了最优秀的心灵，逐渐摧毁批判的能力，使得他们丧失了发现自己或别人文章中那些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话的本领。在高等教育期间，这种病更加恶化，特别是一般在受害者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进入晚期、显然，聪明病的受害者不是普通的文盲病。他提交的论文里从来不会有拼写错误或标点错误；他从不使用双重否定或“irregardless”这样的词语（译者按：无论在标准或非标准变化体中都没有这个词真正的前身。该词可能把“irrespective”和“regardless”合在一起生造出来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批评者们有时候坚持认为“没有irregardless”这么个词的原因）。然而，他却是一个糟糕的文盲：他不能简洁、准确、清楚地在写作中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普通文盲——或许幸运地免遭大学和研究院的毒害——会说：“商店要储存多一点我们的顾客所需要的货品，否则我们的买卖就做不长久”。（Them people down at the shop better stock up on what our customers need,or we ain't gonna be in business long.）这算不上人类的语言，我们的全A文盲不会这么说。他接受过许多年地高等教育，读了许多年折磨他的教科书和专业期刊杂志，学着它们的样，他会这样写道：“注意力的焦点，应该放在以顾客方面信息为中心的客观性目标上，从而对这些方面的深刻认识能够成为一种企业家的过滤器，把与未来买卖承诺相关的信息从不相关的信息里筛选出来。”因为写下这种晦涩的东西，他的论文获得了全A（上面两个例子都摘自全A的论文），他赢得了深造的机会，不可阻挡地，向奖学金和最终的博士头衔迈进。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造成这种文盲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全A文盲在高等教育期间几年里被迫阅读的东西——教科书和专业期刊。因为读了这些东西，并被教导把它们当成深奥的东西来崇敬，他学会了写些令人费解的东西。如果他的专业是社会学，他必须努力吃透《美国社会观察周刊》这类充满了低劣无味行话的杂志，例如：“自我综合行为倾向”和“以改善行动者的满意丧失平衡为定位”（第二个可怕的引语出自马尔科姆。考利，这是社会科学家表达“享乐主义”的含义的方式。）考利先生提醒我们，在这类杂志期刊中，万万不可说两件事 物是“相同的”，它们应是“同源的”或是“同形的”。也不能简单地说两件事物是“不同的”。它们而应是“同素异形的”。在这类杂志期刊中，作者从不“分开任何东西”，他们说“二等分”或者“分叉”某事物。

第12单元译文

1.1865年4.9，格兰特和李在非吉尼亚阿波托克斯的一间普通的会客厅里达成协议：非吉尼亚北部李的军队投降，这意味着在美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篇章宣布结束，进而一个新的伟大篇章将拉开序幕。

2.这些人将美国内战推向了终点。诚然还有一些军队在负隅抵抗。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逃亡的南部联邦政府试图寻找再生力量，结果都是徒劳的。因为主力部队已经被消亡了。事实上格兰特和李在整署文件时一切就已经宣告结束了。他们达成协议的那个小房间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极为辛酸和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3.他们都是很强的人，他们属于不同的团体，代表两个对抗的利益。他们俩成了成败的关键。4.罗伯特。E。李代表的是旧民族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

5.李生于非吉尼亚的海滨地区，家庭，文化和传统等联系起来构成他的背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骑士时代想新世纪时代转变的时代，人们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和神话而不再崇拜骑士。他代表了来源骑士和英国乡绅时代的生活方式。美国是一块完全重新开始的大陆，建立在众生平等，机会平等这个简单而又朦胧的理念上。在这片大地上李却有这样的想法：在社会结构上有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有益。应该有悠闲地阶层，他们受土地拥有者的支持。反过来，社会也会以土地作为它财富的主要来源。必须带来这样的结果（根据他的想法）：他们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人们不再是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了那份庄严地义务。这份义务附加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带来了好处。从他们当中将会产生国家领导人。对于他们国家将能够追求更高的价值-在思想，行为及个人举止上，从而赋予这个国家力量和美德。6.李具有这种贵族李想中的最高成分。通过他，拥有土地的贵族能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四年来联邦政府曾发动一场战争来支持李。最后，联邦政府看起来像是为李而战斗，好像李本身就代表了南部联邦„„„.联邦政府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可能永远提供的都是最好的，在阿波之前他成为传奇人物。成千上万疲惫不堪，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联邦士兵，在战争初期持续很久的忠诚的热情，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把李当作随时可以为之牺牲的象征。但是他们不会将他们的感情化作文字表达出来。为了最终的事业，他们可以不惜牺牲无数次。他们活着只有一个理由：为了李将军。7.格兰特是西部边疆一个制革匠的son，和李完全不同。他成长的路是艰辛的，除了具有永恒的顽强和山边长大的孩子所具有的强壮体格外，他一无所有。他从不崇拜任何人，甚至对错误也很自信，他不在乎过去，总是放眼未来。8.这些来自边疆的人和生活在海滨地区的贵族是完全对立的他们由于对过去常规深深的，绝对的不满，纷纷涌入了西部开发区，这一形成一股潮流。他们代表民主，不是因为他们摒弃了人类社会现有的模式，而是因为成长于民主国家，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的社会可能有特权，但他们要获得这些必须自己去争取。现有的模式和规矩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没有人生下来就拥有什么，除非他们有机会。生活就是竞争，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9.但是与这种思想同时存在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是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西部人创建了自己的农场，经营自己的商店，甚至建立贸易中心。他们明白国富民强的道理。她们的领土于是开始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加拿大延伸到墨西哥。如果用城镇，高速公路和适合的市场来占领陆地，他们能发展的更好。他懂得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密相连的。随着视野的开阔，他也随之行动了。换句话说，这个国家的持续成长和发展对于他有着现实的利益。

10.或许，这就是格兰特和李显著的不同之处吧，非级尼亚贵族不可避免的把自己同吉他民族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他生活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模式中，只要不改变社会模式，他就能忍耐任何事。从本能上讲，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首先要的忠诚便是维护社会模式的存在。他将同那些力图推翻固有模式的人做斗争，以为只有保护好这种社会模式，他拥有的一些才有保障，这也是他生活的最终含义。

11.相反，西部人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则要开阔的多。他为争取平等而顽强奋斗。他为之 奋斗的每一见识都围绕着发展，扩张和不断开阔眼界，他赖以生存的一些都与国家共存亡。看到有人企图分裂联邦政府，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他愿意舍去一切与之作战，因为把这种分裂看作是除去他的根基的企图。

12.因此，格兰特和李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历史上，他们代表不同的两派。格兰特是以现代人的形象出现的。继他之后，准备要登上历史舞台的便是伟大的钢铁和机器时代，拥挤的城市和永不停息的生命力的萌动。而李好像是从骑士时代骑马赶来，手握长枪，丝绸旗在头上飘扬。他们两个都是自己事业里完美的斗士，从他们身边的人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两者的力量雨弱点。

13．然而两个人也有共同点。尽管有背景，性格以及志向方面的不同，这两个伟大的军人也有许多共同点。除去其他的，他们都是伟大的战士，而且他们战斗的品质都非常相似。

14.这两个人生来就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忠诚的品质。格兰特在个人受挫和军事上处于严重不利的局面时，率军沿密西西比河挺进。李则冒着生命危险仍坚持在彼得斯堡的战壕里作战，只是因为这两个都具有百折不挠的品质，两个生就的斗士，只要有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战斗。

15.他们都骁勇而且足智多谋，他们高瞻远瞩，无可匹敌。这样的品质为李在马那沙斯战役和切斯罗维尔战役中赢得荣耀，同时也为格兰特在维克斯赢得了胜利。

16.最后，也许所有品质中最伟大的就是在战斗结束后能迅速的从战争转向和平。格兰特和李在阿伯马克托斯的谈判，使调停和平成为可能。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一希望没有全部实现，但是最终帮助双方重新融入一个国家，而这场战争的残酷曾使着显得没什么可能。在这两位伟人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在阿卜嘛托克斯的麦克林小屋的谈判更重要了。他们的和谈使美国人的后代受益无穷，这两位美国人格兰特和李-迥然不同又非常相似。他们在阿卜嘛托克斯的和谈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时刻。第13单元译文 委婉语

1人们通常把委婉语解释为用来代替较为实际的词语（像“垃圾工”）的有益的或者地位提升的词语（像“环境卫生工程师”）。那些偏爱委婉语的人们被指责成“不诚实”，或试图掩盖他们真正谈论的东西。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指责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我在近些年遇到的其中一个较为令人憎恶的委婉语就是“阳光行动”，美国政府用这一名字指称在南太平洋用氢弹实施的某些实验。显然，政府选择这个名字，试图消除炸弹带来的可憎形象。我认为，它这样做，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正是这种行为——给实质上丑陋的事实起个漂亮的名字——让委婉语的名声如此糟糕。像乔治。奥韦尔这样的人们为我们所有人坐了有价值的工作，让我们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关于使用委婉语的另一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在这里说几句为它辩护的话也不为过。

首先，我们必须谨记，尽管很多人认为事物拥有“真正的”名字，但是它们却没有。把垃圾工称为“垃圾工”并不比称他为“环境卫生工程师”更真实更妥当。猪不是因为太脏而被称为“猪”，虾也不是因为太小而被叫做“虾„。有了事物，然后就有了称谓事物的名字。在语义学的所有分支中，如果有人认为名字和事物是完全一回事，那么他就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当然，名字的确通常紧密地与它所表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人们很难把它们分隔开来。这就是，例如，做广告会那么有效的原因了。香水不会叫”布朗克斯气味“，汽车也从来不叫”笨拙的大象“。莎士比亚说，玫瑰不管叫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会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称谓事物的名字会影响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出售”马鲭鱼“三明治会比出售”金枪鱼“三明治要困难，而且即使它们是”相同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更喜爱金枪鱼的味道而不是马鲭鱼的味道。人类看起来几乎自然而然地就把名字与事物联系在一起，这是最能吸引人的错误观念之一。但是这一错误观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你改变了事物的名字，你就会改变人们看待这些事物的方式，这就像改变了事物的本质一样。

3如今，各类无赖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通过让我们把书名所具有的魅力转移到他们所推销的任何无价值的东西上，几乎能使我们爱上一切东西。但与此同时，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委婉语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能够带来新颖的，有用的理解事物的方式。某人之所以希望我们称他为“环境卫生工程师”而不是“垃圾工”，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比现在更尊重他。他希望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社会并非无足轻重。除非我们认为他不值得这样的关注或者尊重，他的委婉语就并不可笑。老师更喜欢我们使用“不同文化的孩子”这样的词语而不是“贫民窟的孩子”。毫无疑问，老师也在使用委婉的说法。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鼓励我们留意情况的方方面面，否则我们很难注意到。

4我要说明的观点就是，在使用委婉语本身这一过程当中，没什么东西是值得鄙视的。使用委婉语之所以可鄙，是因为一个名字让我们看到一些名副其实的事物或者使我们转移了对某些真实情况的注意力。氢弹能杀死人，别无它用。当人们用氢弹做实验的时候，人们试图弄明白氢弹的杀伤范围以及程度。因此，把这样的实验叫做“阳光行动”会让人想到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个用途。但是把“贫民窟的孩子”称为“不同文化”却是另外一回事。它使人们注意到，例如，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感到与学校活动的疏远的真正原因。5我承认，像这样使用委婉语有时候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老师可能使用的是“不同文化”这样的词语，但是仍然受“贫民窟的孩子”（老师可能认为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名字）这样词语的支配。“老人”被称为“年长的公民”，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疯人院”虽然被称作“精神病院”，但可能仍然是肮脏、简陋的监狱。不过委婉语的使用可以看做是我们在主题上产生创新视角的一个重要的智力源泉。人们试图把“老人”被称为“年长的公民，其动机明显是希望给予他们一种政治身份，他们不仅名副其实，而且这么做也会有重要结果。事实上，委婉语的命运是很难预测的，一个看起来愚蠢的新名字可能会代替旧名字（比方说用无性别之分的“chairperson”代替"chairman'），而在此后多年，没有人会因为它而有不同的想法或行为。后来，人们逐渐地认为无性别之分的“主席”是真正恰当的名字，（或者年长的公民、金枪鱼、环境卫生工程师也是如此），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开始转变，他们就会以略有不同的心境来着手处理事物。当然，设想新的名字能迅速地或者总是能改变人们的态度，这是有危险的。文化当中必定要出现某种真正的倾向或推动力来支持改变。否则名字会不合适，甚至荒谬可笑。称老师为“促进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为了消除“男孩”和“女孩„的差别，统称他们为”孩子“。6但是认为这样的改变永远都不会”成气候“的话，就低估了名字的威力。我不仅为黑人迅速取代了黑奴（一种方面的委婉语）感到惊讶，而且为伴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观念和态度的重大转变而感到震惊。

在此要阐明的关键观点就是委婉语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文化可以改变其意象，并由此微妙地改变其风格、优先次序和价值。我绝对反对这种观点：使用”朴实“语言的人比使用委婉语的人说话更直接。更真实。说某个人”死了“和说某个人”去世了“一样清楚或诚实，只是说明对事件的意义有着不同观念罢了。问”茅厕“在哪和问”洗手间“在哪一样清楚明了。但这两个词的不同表达了对私事和礼节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我要说的是，使用委婉语这个过程没有道德方面的内容。道德的尺度在于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在于那些文字想要我们珍惜什么明白什么。如果一个国家把炸弹实验称作”阳光行动“的话，这个国家是非常令人恐惧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民族把”垃圾工“称为环境工程师的话，这个民族倒不会是一无是处的

第三篇：新编英语教程5课文翻译(标准)

Unit One

恰到好处

你见过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往箱子上钉钉子吗？只见他左敲敲，右敲敲，说不准还会将整个钉子锤翻，结果敲来敲去到头来只敲进了半截。而娴熟的木匠就不这么干。他每敲一下都会坚实巧妙地正对着钉头落下去，一钉到底。语言也是如此。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谴词造句上力求准确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差不多的词，不准确的短语，摸棱两可的表达，含糊不清的修饰，都无法使一位追求纯真英语的作家满意。他会一直思考，直至找到那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词。

法国人有一个很贴切的短语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le mot juste”, 恰到好处的词。有很多关于精益求精的作家的名人轶事，比如福楼拜常花几天的时间力求使一两个句子在表达上准确无误。在浩瀚的词海中，词与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要找到能恰如其分表达我们意思的词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相当大的词汇量的问题，还需要人们绞尽脑汁，要观察敏锐。选词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步骤，也是详细描述我们的思想感情并表达出来使自己以及听众和读者深刻理解的一个环节。有人说：“在我思想未成文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这听起来似乎很离谱，但它确实很有道理。

寻找恰如其分的词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了那个词，我们就会感到很欣慰：辛劳得到了回报。准确地用语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描述的事物。例如，当有人问你：“某某是怎么样的人？”你回答说：“恩，我想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他非常„„”接着你犹豫了，试图找到一个词或短语来说明他到底讨厌在哪里。当你找到一个恰当的短语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对他的看法更清楚，也更精确了。

一些英语词汇词根相同而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human 和humane,二者的词根相同，词义也相关，但用法完全不同。“ human action(人类行为)”和“humane action(人道行为)”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说“人道权力宣言”，而是说“人权宣言”。有一种屠杀工具叫“humane killer(麻醉屠宰机)，而不是human killer(杀人机器)。

语言中的坏手艺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有人邀请一名学生去吃饭，他写信给予回复。请看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将很高兴赴约并满怀不安（anxiety）期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Anxiety” 含有烦恼和恐惧的意味。作者想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翘首期盼的心情。“Anxiety” 跟热切期盼有一定的关联，但在这个场合是不能等同的。

乌干达一政党领袖给新闻界的一封信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让我们打破这自私、投机、怯懦和无知充斥的乌干达，代之以真理，刚毅，坚定和奇异的精神。

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吁被最后一个词“奇异（singularity）” 的误用破坏掉了。我猜想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思想的专一，即抱定一个信念永不改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被次要的目的干扰。而singularity 指的是古怪，特性，是将一个人从众多人中区分出来的那种东西。

即使没有出现词语误用，这词仍可能不是符合作者意图的恰如其分的词。一名记者在一篇有关圣诞节的社论中这样引出狄更斯的话：

任何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已经被禁锢(imprisoned)在这句话中„„“Imprisonment” 暗示着强迫，威逼，这么一来似乎意思是有悖其初衷的。用 “包含(contained)”或 “归结（summed up）”就要好些。“概括（epitomized）”也行，尽管听起来有点僵硬。稍微再用点心我们就能准确地找到 “mot juste(恰倒好处的词)”，那就是“distilled”.它比包含和归结语气更强。“Distillation(提炼)”意味得到本质（essence）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句子修改为：

所有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的精华都被提炼到这句话之中。

英语词汇丰富，运用灵活。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是无论意思上如何相近的词总是存在着些许区别。作为学生就要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区别。通过查字典，尤其是通过阅读，学生对这类细微差别敏感性将逐步增强，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罗利教授曾经说过：“同义词是不存在的。句子用词改变了，句子就不再是原来的意思了。”这也许过于绝对，但是很难驳倒。措辞稍有变更，意思会有微妙的变化。看下面两个句子：

（1）童年时候我喜欢去看火车开过。

（2）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喜欢看火车开过。

乍一看这两个句子的意思完全一样。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在 我童年时候比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更加抽象。而看很可能比去看更强调看火车这一动作。这个例子不是很明显，可能有待商榷。但每个人看了下面例子后一定马上同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1）他死的时侯很穷。（2）他断气时穷困潦倒。

在某种意义上，expired 是died 的同义词，in indigent circumstances 是poor 的同义词。但当看整个句子时，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两句是一样的了。措辞的变化往往意味着风格的改变，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也许当好一个 谴词造句的工匠比当好一个与木头钉子打交道的木匠要难一些，但是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我们就能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敏感性。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英语为各种活动和嗜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词汇。就那走路来说，通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意义范围有多么广阔。我们可以说行军，踱步，巡逻，潜进，跨过，践踏，重步走，蹦蹦跳跳地走，昂首阔步，高视阔步，徘徊，沉重缓慢地走，溜达，曳足而行，摇摇晃晃地走，侧身而行，跋涉，蹒跚学步，漫步，徜徉，漫游，闲荡，悄悄地走。

即使不包括俚语在内英语就有四十余万单词，这很可能让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感到气馁和沮丧。但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超过半数的词已不再通用。就算大文豪沙士比亚也只使用了两万左右的词汇。今天普通英国人的词汇量在12000到13000之间。一个人的词汇量当然是尽量扩大的好，但仅仅10000的词汇量就够他说话写字表达丰富的意义了。关键是你要扎实地掌握你知道的单词。粗略地认识三个单词还不如准确地掌握两个。衡量一个木匠的好坏并不在于他拥有工具的数量多少，而是在于他运用工具的技艺如何。同样的，衡量一个作家好不好不能通过其认识单词的数量，而应通过其找到恰如其分的词的能力。这个词要不偏不倚正中要害，一言中的。

Unit Two： 警惕海洋污染

每年有一亿的度假者被吸引到地中海去度假。该地区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旅游业，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其污染也是最严重的。

虽然地中海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百分之一，但在它的海面上却漂浮着泄入海洋的一半以上的石油和焦油。成千上万的工厂将有毒物质倾入地中海。几乎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座城市、小镇和村庄都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进海里。

结果，曾孕育这么多文明的地中海不堪其苦----第一个由于其周围人们对其利用能力的增强和对其环境污染的忽视态度而受害的海洋。污染不仅窒息海里的生物----它还威胁着沿海的居民和游玩海滨的游客。

伤寒、副伤寒、痢疾、小儿麻痹、病毒性肝炎以及食物中毒成为当地的地方病，还有周期性爆发的霍乱。

这种恶疾的反复暴发是由污水造成的。地中海沿岸120座城市中85%的污水被泄入地中海，而当地居民和游客就在其中沐浴和捕鱼。而且，大多数城市把污水径直倒在海滩上；像戛纳和特拉维夫那样用管道把污水排出离海岸半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实在是少。

希腊四百万沿海居民中仅有不足十万人把生活污水作了适当的处理---如图所示，希腊还算是地中海北岸相对干净的国家之一。

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以色列及黎巴嫩沿岸和巴塞罗纳与热那亚之间的海域。那里每年向其每英里海岸排出200多吨污水。

浅水区充斥着细菌是不足为奇的，并且用不了多久就会蔓延到人。据皇家免费医院的威廉布鲁佛特教授统计，到地中海游泳的人都会有七分之一感染疾病的可能。其他科学家说这种估计过高；但他们几乎都同意游泳者是在冒险。

还有更大的危险潜藏在那些诱人的、为假日的菜单增色不少的海鲜里，贝类水生物是该地区许多恶性疾病的主要病菌携带者。

贝类水生物通常在污水中生长，即使并非如此，它们也会因“使它们新鲜一些”这一普遍的做法而受污染----在市场里给它们泼上脏水使其鲜活。

工业也加重了地中海的污物。沿海工厂集结，即使是最现代化的工厂也鲜有适当的污物处理设备。它们对海洋造成的损害同污水造成的差不多。

15，000家工厂殃及意大利利古里亚沿海度假胜地。六万家工厂污染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以及西部的意大利海滨。仅威尼斯的礁湖就承受着76家工厂废水的污染。

还有更多的污物从遥远的内陆工厂沿河流入。波河和罗纳河最脏，其次为西班牙的挨波罗河、罗伯里加河，再就是意大利的啊迪杰河、台伯河以及尼罗河。

成千上万吨杀虫剂从田间流进海里，洗涤剂从数以百万的洗涤槽流出，毒死鱼类，被冲到海里的化肥滋养了大量浮游生物，使游泳者身上粘满令人发痒的黏液。

还有石油----每年从船只倾泻350，000吨，从沿岸工业泄出115，000吨。最近有研究表明地中海被石油污染的程度是大西洋北部的4倍，是太平洋东北部的40倍。

除了9英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外，地中海完全被大陆包围，根本无法自我清理。要通过浅而狭小的海峡更新海水需花80年时间，这个速度对解决污染的无情冲击来说实在太缓慢了。

微弱的沿海涌流使得污水和工业废物滞留在海岸边，并逐渐地把漂浮在海面上的石油和焦油冲到岸边，而微弱潮汐无法将它冲走。

当然，地中海人始终利用大海处理他们的垃圾。威尼斯的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靠近尼罗河三角洲的海水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健康之敌，危害人类的健康。

但是沿海人口已增至一亿，外加每年一亿游客到此旅游。法国和意大利的海滨度假胜地的人口每年夏天成倍增长。

北岸每码海滩每年有三位游客来访。预计未来20年里度假人数将翻一番，到时即使有最好的处理厂也难以应付。

好消息是地中海国家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探讨如何拯救他们共同的海洋的方法。

但仍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所通过的净化海洋的措施才会产生效果。

Unit Three:

我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虽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话我会选择纯朴。或者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能让你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次，遇上了倾盆大雨，他摘下帽子揣在衣服下面。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令人钦佩的逻辑解释说，雨会淋坏帽子，而他的头发淋湿了却不会坏。这种直达问题核心的诀窍以及他对美非同寻常的感知就是他主要科学发现的秘密所在。

1935年，在坐落于新泽西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我第一次见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第一批被该院邀请的人，在工资方面学院任由他提条件。令院长惊鄂的是，爱因斯坦要求的薪水简直办不到----他要得太少了。院长不得不恳求他接受一个大一些的数目。

我对爱因斯坦很敬畏，犹豫再三才就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些想法向他请教。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他的门时，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说：“进来。”声调有些上扬，带有欢迎和询问的语气。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桌子旁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算着什么。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乱蓬蓬的，极具个性，向我热情地微笑着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他的平易自然立刻让我放松了下来。

当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他叫我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这样他就能明白它们是怎么展开。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鄂但又非常可爱的请求：“请你漫漫地写，我理解东西不快。”这种话竟出自爱因斯坦之口！他说得很温和，我笑了。从此残留的畏惧之情都烟消云散了。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市。他并非神童式的人物。事实上他说话很晚，他的父母甚至担心他是弱、智儿。上学后,虽然老师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天分，但天才的迹象已经显露。例如，他自学微积分，老师们有些怕他，因为他总问些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因此，十六岁时他就问自己是否当人跟着光波跑得一样快的时候它会好像是静止的。由这一天真的问题的引发，十年之后他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没有通过苏黎士瑞士联邦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一年后被录取了。在那，他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还自修了物理学的经典著作。他申请教学职位没有通过，终于在1902年在伯尔尼找了一个专利督察员的差使，三年后，他的天才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令人难忘的1905年，他创造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东西，其中就有相对论极其著名的衍生公式，E≒mc（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以及有关光的量子论。这两个理论不仅具有革命性，而且表面上看来是相互对立的：前者与光波论联系紧密，后者则表示光似乎由粒子构成。但这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大胆地将这两个理论同时抛出-----而且他的这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至于他为何是正确的，其中的缘由过于复杂，此处就不多说了。

与爱因斯坦一同工作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历。1937年，我和波兰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费尔德问他能否与他一起工作。他听到这个提议很高兴，因为他有个关于地心引力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样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朋友的爱因斯坦，也了解了作为专家的他。

他专心致志的强度和深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着手解决一个棘手问题时，他会像动物追咬猎物一样坚持不懈。当我们的工作遇到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他会站起身，把笔放到桌子上，用他腔调奇特的英语说着“我要显一显”（他发不准“想”这个音）。然后他会踱来踱去，用食指旋着一缕灰白的长发。

他的脸上会出现一种梦幻、恍惚却源自心灵深处的表情。没有精神高度集中的外表，没有紧锁的眉头，只要平静的内心交流。时间一点点流逝，突然之间爱因斯坦停止踱步，脸上有挂上了温和的笑容。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有时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和.因费尔德为自己没有想到恨不得踢自己。但神奇的推理在爱因斯坦头脑深处悄悄地进行，我们既看不见也领会不到。

妻子的去世给爱因斯坦带来极大的打击，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时候。记得那段悲伤的日子里，我到他家和他一起工作。他整个人形容枯槁，悲痛哀伤，但他还是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有意识地将讨论从常规的讨论引向复杂的多的理论问题。爱因斯坦果然逐渐沉浸在讨论之中。我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到最后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一丝悲哀了。我离开时，他带着令人感动的诚挚感谢我说“这真有趣！”他从悲哀中暂时解脱，试图找到合适的话来感谢我，这也正表达了他的一种深刻的感情。

爱因斯坦是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音乐家。我们曾一起演出二重奏，他拉小提琴，我弹钢琴。有一天他对我说莫扎特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使我刮目相看。贝多芬“创造”了他的音乐，但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纯净，如此美丽，给人一种感觉他是“找到”这些音乐的----莫扎特的音乐好像一直就作为宇宙内部美的一部分存在着，等待被人发现。

正是这种莫扎特式的纯朴构成了爱因斯坦研究方法的特点。例如，他1905年的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的假想之上的。其一是人们所说的相对原理，粗略地说，就是我们判断我们是在静止还是在平稳地运动。其二，无论发光体的速度是多少，光的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想一想一根棍子在湖里搅动出水波，你会发现这个假设是多么正确。无论是从固定的码头还是从飞驰的游艇上搅动棍子，水波一旦产生，就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它们的速度与棍子的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分别看这两个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非常合理，甚至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把他们放到一起考虑时，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是一个略逊一筹的人，就会放弃其中之一而被吓跑。爱因斯坦毅然坚持这两种设想——正因如此，他给物理学带来了彻底的革命。因为他证明了只要我们放弃对时间本质所怀有的信仰，它们毕竟是能够并行不悖的。

科学就像是卡片屋子，时间，空间概念在最底层。时间稍有改动就会使房子严重倾塌。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颇具争议。在普林斯顿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七十周年的会议上，在会上发言的人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试图表达出爱因斯坦成就的神奇性质，但他却说不出话来，只得绝望的耸耸肩，指着他的手表，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都是打这儿来的。”他的无言正说出了我所听过的对爱因斯坦天才的最动人颂词。

爱因斯坦的工作都是用铅笔安静的在纸上完成的，看上去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但是他的思想太具有革命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战和无理的愤怒。事实上，为了将迟到的诺贝尔奖颁发给爱因斯坦，遴选委员会不得不避免提到相对论，而假装这个奖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在量子论上的杰出贡献。

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更是颠覆了他宁静的生活。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后，他的理论被官方宣布为错误的，仅仅因为它们是一个犹太人提出的。他的财产被查抄，并有消息说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

当美国的科学家担心纳粹可能会开发原子弹，寻求途径要美国当局警惕其危险性时，他们根本没有被注意。绝望之下，他们草拟了一封由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并直接将信寄给了当时在任的罗斯福总统。正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定。爱因斯坦没有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当他听说了他的E=mc2公式引起的痛苦和破坏时，他居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他的眼中笼上了一丝难以言传的悲哀。

爱因斯坦身上有一种另人困惑的古怪。这可由我最喜欢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说明。事情发生在他到普林斯顿第一年的圣诞前夕，一群孩子在他房子外唱圣诞颂歌。唱完后他们敲开他的门向他解释说他们在集资买圣诞礼物。爱因斯坦听了后说道：“稍等一会儿。”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从匣子里取出他的小提琴。接着他加入孩子们的队伍，当孩子们挨家挨户唱《平安夜》时，他在一旁伴奏。

了解了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我该怎样总结呢？就像那位绝望的指指他的手表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我也找不到恰当的言辞。它就像伟大的艺术所揭示的内容一样，就在于让人看到原来隐藏的东西。比如，当我在人际罕至的沙滩上漫步时，我想起他对宇宙简单性的不懈探索，那种情景带有一种更深刻、更哀伤的美感。

Unit Four 看不到的贫穷 /穷人

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日趋隐形。虽然他们的群体是如此的庞大，但是要看到他们非得有足够的智慧和意志不可。

我是亲自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现这一点的。在我完成第一篇有关美国贫困的文章后，所有的统计数字就都跃然纸上了。令我感到满足的是，我总算证明出在这个国家有大约50,000,000穷人。但是我意识到我并不相信自己得出的数字。穷人存在于政府的报告中，仅仅是一系列长长的而且紧紧相连的栏目中的数字和百分比，并未溶入我的经历。我能够证明另一个美国的存在，但却从未去过那里。

有些长期造成的原因使另一个美国成为一个看不到的国度。

贫穷常常产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总是如此。普通游客从来不会离开主干道，而现在他往来于洲际高速公路。他不去宾夕法尼亚的山谷，那里的市镇宛如电影里的三四十年代威尔士的场景。他没有看到一排排的工厂住房和布满车辙的马路（无论是住在城市、乡镇或农场，穷人的路都不好走），所有的东西都黑乎乎脏兮兮的。即使游客碰巧经过这些地方，他也不会见到酒吧里的失业男人和彻头彻尾的血汗工厂里收工回家的妇女。

其次，美景和神话是贫穷永久的面具。旅游者在宜人的季节来到阿巴拉契亚山。他看到了山川，溪流，树叶——但没有贫穷。或者也许他看着一栋破败的山居，更多联想到的是卢梭而不是用他的眼睛进行仔细观察，于是他断定“那些人” 真的很幸运，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能够幸运地免除中产阶级的紧张和压力。他们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人”，那些山中奇特的居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医疗保障，正处在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讨生活的过程，而在城市里他们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造成贫穷隐形的正常而且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原因几十年前就起作用，此后几十年将继续起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一种新型式的对贫穷的忽视正在出现。穷人正在逐渐从人们的经历和意识中淡出。

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不喜欢丑陋和贫穷，至少他们以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在贫民区”并不是很远的一段路。圣诞节时他们会涉足贫民窟，也有慈善机构与穷人保持联系。只要到商业区工作或娱乐，几乎每个人都时不时经过黑人聚居区或廉价公寓区。

现在美国的城市被改造了，穷人们依然居住在市中心极差的住宅群里，但是他们逐步与外界孤立，无法进入任何人的视线。中产阶级妇女难得进城在剧院里消磨一个晚上，途中可能会瞥见另一个美国，但他们的孩子被隔离在郊外的学校里。商人或职员们可能驾车或搭公车经过贫民窟的边缘，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些一败涂地的，无一技之长的，伤残的，年老的以及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就在那里，他们一直以来就住的贫民窟里。但是除此之外，那里没有任何其他人。

总而言之，美国城市的发展把贫穷状况从人们的生活当中消除，从成百上千美国中产阶级的情感体验中消除。幽居在郊区，人们很容易想象，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富足的。

更糟的是，这种对贫穷的新的隔离混合着一种善意的无知。很多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清楚有许多关于城市改建的讨论。当他们驾车经过市区时，突然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贫民窟被推倒，曾经是廉价公寓和简易房子的地方屹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种温暖的满足感油然而生。他们为问题的解决感到由衷欣慰：很显然，穷人受到很好的关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跟这种印象恰恰截然相反。美国战后各种各样的住房项目所造成的总的影响是把越来越多的人塞进现有的贫民窟中„„。着装也使穷人们趋于隐形。美国的穷人是全世界穿得最好的穷人。由于多种原因，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在这一领域比其它领域分布得更平均。在美国，一个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穿着体面，但说到体面的居住环境，良好的饮食和医疗条件就是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收入来源十分窘迫的人也能穿的有模有样，看上去有如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这是决定我们对于贫穷确实存在的无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底特律，从公司设立储物柜的那天起，社会地位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从那以后，再也看不到人们穿着工作服到工厂上班，而是穿着家常裤和白衬衣的市民。这一过程美化了全国上下的穷人。在大城市中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尽管穿着鞋子，或者甚至是剪裁时髦的洋装，却在饿肚子。这并非蓄意所为，虽然看起来差不多是这个富足的社会将服装分发给穷人使他们不至于破衣烂衫的碍别人的眼。

而且，很多穷人都处在一个“隐形”的年龄，他们很多人（超过8,000,000）年龄在六十五以上，更多的人未满十八岁。另一个美国中的那些年老的人经常生病，不能动弹。有人在孤独落寞中了此生，他们或终日枯坐在廉价租来的房子里，或紧挨在早已彻底改头换面的临近宅子边。事实上，老年人贫困最差的方面是人们看不见也不会想到他们，他们很孤独。

年轻人相对要更受关注些，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同样局限于他们住所附近。小报故事时不时出现耸人听闻的帮派血斗，他们以此将他们的贫穷广而告之。但他们一般不会打扰中产阶级街区的安静。

最后，穷人 在政治上也是隐形的。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最残酷的讽刺之一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依无靠的人们不能够为自己说话。一般来说另一个美国的人们显然不属于工会，兄弟会或政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游说团；他们从不提出议案。作为一个团体他们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表情；他们没有声音。

因此，甚至没有一个如过去一样的一个虚伪的政治动机来关心穷人。因为贫民窟不再是强大的政治组织中心，政客们无须实实在在的关心那里的居民。中产阶级也看不到贫民窟，因此很多为需要帮助的人而战的理想主义的强烈欲望消失殆尽。只有一些社会机构才真正与另一个美国有联系，但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力量。

如果说穷人有自己的发言人，那么那个角色是由劳工运动来扮演的。这个组织有自己特定的理想体系。而且，他们意识到廉价无组织的劳工群体的存在是对整个经济中工资和劳动条件威胁。因此很多工会的立法提案——扩大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组织农场季节工人——都明确地表明了穷人的需求。

穷人是隐形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单单是在改革的花言巧语中被忽视，被忘却；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看不到他们。

第四篇：新编英语教程5课文翻译(标准)

新编英语教程5课文翻译（1，2，3，4，7，9，10单元）

Unit One

恰到好处

你见过一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往箱子上钉钉子吗？只见他左敲敲，右敲敲，说不准还会将整个钉子锤翻，结果敲来敲去到头来只敲进了半截。而娴熟的木匠就不这么干。他每敲一下都会坚实巧妙地正对着钉头落下去，一钉到底。语言也是如此。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谴词造句上力求准确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差不多的词，不准确的短语，摸棱两可的表达，含糊不清的修饰，都无法使一位追求纯真英语的作家满意。他会一直思考，直至找到那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词。

法国人有一个很贴切的短语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le mot juste”, 恰到好处的词。有很多关于精益求精的作家的名人轶事，比如福楼拜常花几天的时间力求使一两个句子在表达上准确无误。在浩瀚的词海中，词与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要找到能恰如其分表达我们意思的词绝非易事。这不仅仅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相当大的词汇量的问题，还需要人们绞尽脑汁，要观察敏锐。选词是认识过程的一个步骤，也是详细描述我们的思想感情并表达出来使自己以及听众和读者深刻理解的一个环节。有人说：“在我思想未成文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这听起来似乎很离谱，但它确实很有道理。

寻找恰如其分的词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一旦找到了那个词，我们就会感到很欣慰：辛劳得到了回报。准确地用语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描述的事物。例如，当有人问你：“某某是怎么样的人？”你回答说：“恩，我想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他非常„„”接着你犹豫了，试图找到一个词或短语来说明他到底讨厌在哪里。当你找到一个恰当的短语的时候，你发觉自己对他的看法更清楚，也更精确了。

一些英语词汇词根相同而意义却截然不同。例如human 和humane,二者的词根相同，词义也相关，但用法完全不同。“ human action(人类行为)”和“humane action(人道行为)”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说“人道权力宣言”，而是说“人权宣言”。有一种屠杀工具叫“humane killer(麻醉屠宰机)，而不是human killer(杀人机器)。

语言中的坏手艺的例子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有人邀请一名学生去吃饭，他写信给予回复。请看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将很高兴赴约并满怀不安（anxiety）期待着那个日子的到来。”“Anxiety” 含有烦恼和恐惧的意味。作者想表达的很可能是一种翘首期盼的心情。“Anxiety” 跟热切期盼有一定的关联，但在这个场合是不能等同的。

乌干达一政党领袖给新闻界的一封信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让我们打破这自私、投机、怯懦和无知充斥的乌干达，代之以真理，刚毅，坚定和奇异的精神。

这一激动人心的呼吁被最后一个词“奇异（singularity）” 的误用破坏掉了。我猜想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思想的专一，即抱定一个信念永不改变，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被次要的目的干扰。而singularity 指的是古怪，特性，是将一个人从众多人中区分出来的那种东西。

即使没有出现词语误用，这词仍可能不是符合作者意图的恰如其分的词。一名记者在一篇有关圣诞节的社论中这样引出狄更斯的话：

任何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已经被禁锢(imprisoned)在这句话中„„“Imprisonment” 暗示着强迫，威逼，这么一来似乎意思是有悖其初衷的。用 “包含(contained)”或 “归结（summed up）”就要好些。“概括（epitomized）”也行，尽管听起来有点僵硬。稍微再用点心我们就能准确地找到 “mot juste(恰倒好处的词)”，那就是“distilled”.它比包含和归结语气更强。“Distillation(提炼)”意味得到本质（essence）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个句子修改为：

所有有关圣诞节的想法和文字的精华都被提炼到这句话之中。

英语词汇丰富，运用灵活。一个意思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但是无论意思上如何相近的词总是存在着些许区别。作为学生就要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区别。通过查字典，尤其是通过阅读，学生对这类细微差别敏感性将逐步增强，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相应提高。

罗利教授曾经说过：“同义词是不存在的。句子用词改变了，句子就不再是原来的意思了。”这也许过于绝对，但是很难驳倒。措辞稍有变更，意思会有微妙的变化。看下面两个句子：

（1）童年时候我喜欢去看火车开过。

（2）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喜欢看火车开过。

乍一看这两个句子的意思完全一样。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在 我童年时候比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更加抽象。而看很可能比去看更强调看火车这一动作。这个例子不是很明显，可能有待商榷。但每个人看了下面例子后一定马上同意。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

（1）他死的时侯很穷。（2）他断气时穷困潦倒。

在某种意义上，expired 是died 的同义词，in indigent circumstances 是poor 的同义词。但当看整个句子时，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两句是一样的了。措辞的变化往往意味着风格的改变，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也许当好一个 谴词造句的工匠比当好一个与木头钉子打交道的木匠要难一些，但是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我们就能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敏感性。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还可以提高阅读能力。

英语为各种活动和嗜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词汇。就那走路来说，通过我们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词语的意义范围有多么广阔。我们可以说行军，踱步，巡逻，潜进，跨过，践踏，重步走，蹦蹦跳跳地走，昂首阔步，高视阔步，徘徊，沉重缓慢地走，溜达，曳足而行，摇摇晃晃地走，侧身而行，跋涉，蹒跚学步，漫步，徜徉，漫游，闲荡，悄悄地走。

即使不包括俚语在内英语就有四十余万单词，这很可能让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感到气馁和沮丧。但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超过半数的词已不再通用。就算大文豪沙士比亚也只使用了两万左右的词汇。今天普通英国人的词汇量在12000到13000之间。一个人的词汇量当然是尽量扩大的好，但仅仅10000的词汇量就够他说话写字表达丰富的意义了。关键是你要扎实地掌握你知道的单词。粗略地认识三个单词还不如准确地掌握两个。衡量一个木匠的好坏并不在于他拥有工具的数量多少，而是在于他运用工具的技艺如何。同样的，衡量一个作家好不好不能通过其认识单词的数量，而应通过其找到恰如其分的词的能力。这个词要不偏不倚正中要害，一言中的。

Unit Two： 警惕海洋污染

每年有一亿的度假者被吸引到地中海去度假。该地区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旅游业，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其污染也是最严重的。

虽然地中海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百分之一，但在它的海面上却漂浮着泄入海洋的一半以上的石油和焦油。成千上万的工厂将有毒物质倾入地中海。几乎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座城市、小镇和村庄都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进海里。

结果，曾孕育这么多文明的地中海不堪其苦----第一个由于其周围人们对其利用能力的增强和对其环境污染的忽视态度而受害的海洋。污染不仅窒息海里的生物----它还威胁着沿海的居民和游玩海滨的游客。

伤寒、副伤寒、痢疾、小儿麻痹、病毒性肝炎以及食物中毒成为当地的地方病，还有周期性爆发的霍乱。

这种恶疾的反复暴发是由污水造成的。地中海沿岸120座城市中85%的污水被泄入地中海，而当地居民和游客就在其中沐浴和捕鱼。而且，大多数城市把污水径直倒在海滩上；像戛纳和特拉维夫那样用管道把污水排出离海岸半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实在是少。

希腊四百万沿海居民中仅有不足十万人把生活污水作了适当的处理---如图所示，希腊还算是地中海北岸相对干净的国家之一。

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以色列及黎巴嫩沿岸和巴塞罗纳与热那亚之间的海域。那里每年向其每英里海岸排出200多吨污水。

浅水区充斥着细菌是不足为奇的，并且用不了多久就会蔓延到人。据皇家免费医院的威廉布鲁佛特教授统计，到地中海游泳的人都会有七分之一感染疾病的可能。其他科学家说这种估计过高；但他们几乎都同意游泳者是在冒险。

还有更大的危险潜藏在那些诱人的、为假日的菜单增色不少的海鲜里，贝类水生物是该地区许多恶性疾病的主要病菌携带者。

贝类水生物通常在污水中生长，即使并非如此，它们也会因“使它们新鲜一些”这一普遍的做法而受污染----在市场里给它们泼上脏水使其鲜活。

工业也加重了地中海的污物。沿海工厂集结，即使是最现代化的工厂也鲜有适当的污物处理设备。它们对海洋造成的损害同污水造成的差不多。

15，000家工厂殃及意大利利古里亚沿海度假胜地。六万家工厂污染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第勒尼安海，以及西部的意大利海滨。仅威尼斯的礁湖就承受着76家工厂废水的污染。

还有更多的污物从遥远的内陆工厂沿河流入。波河和罗纳河最脏，其次为西班牙的挨波罗河、罗伯里加河，再就是意大利的啊迪杰河、台伯河以及尼罗河。

成千上万吨杀虫剂从田间流进海里，洗涤剂从数以百万的洗涤槽流出，毒死鱼类，被冲到海里的化肥滋养了大量浮游生物，使游泳者身上粘满令人发痒的黏液。

还有石油----每年从船只倾泻350，000吨，从沿岸工业泄出115，000吨。最近有研究表明地中海被石油污染的程度是大西洋北部的4倍，是太平洋东北部的40倍。

除了9英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外，地中海完全被大陆包围，根本无法自我清理。要通过浅而狭小的海峡更新海水需花80年时间，这个速度对解决污染的无情冲击来说实在太缓慢了。

微弱的沿海涌流使得污水和工业废物滞留在海岸边，并逐渐地把漂浮在海面上的石油和焦油冲到岸边，而微弱潮汐无法将它冲走。

当然，地中海人始终利用大海处理他们的垃圾。威尼斯的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靠近尼罗河三角洲的海水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健康之敌，危害人类的健康。

但是沿海人口已增至一亿，外加每年一亿游客到此旅游。法国和意大利的海滨度假胜地的人口每年夏天成倍增长。

北岸每码海滩每年有三位游客来访。预计未来20年里度假人数将翻一番，到时即使有最好的处理厂也难以应付。

好消息是地中海国家已经开始联合起来探讨如何拯救他们共同的海洋的方法。

但仍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所通过的净化海洋的措施才会产生效果。

Unit Three:

我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虽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话我会选择纯朴。或者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能让你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次，遇上了倾盆大雨，他摘下帽子揣在衣服下面。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令人钦佩的逻辑解释说，雨会淋坏帽子，而他的头发淋湿了却不会坏。这种直达问题核心的诀窍以及他对美非同寻常的感知就是他主要科学发现的秘密所在。

1935年，在坐落于新泽西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我第一次见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第一批被该院邀请的人，在工资方面学院任由他提条件。令院长惊鄂的是，爱因斯坦要求的薪水简直办不到----他要得太少了。院长不得不恳求他接受一个大一些的数目。

我对爱因斯坦很敬畏，犹豫再三才就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些想法向他请教。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他的门时，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说：“进来。”声调有些上扬，带有欢迎和询问的语气。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桌子旁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算着什么。他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乱蓬蓬的，极具个性，向我热情地微笑着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他的平易自然立刻让我放松了下来。

当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他叫我把方程式写在黑板上，这样他就能明白它们是怎么展开。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鄂但又非常可爱的请求：“请你漫漫地写，我理解东西不快。”这种话竟出自爱因斯坦之口！他说得很温和，我笑了。从此残留的畏惧之情都烟消云散了。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市。他并非神童式的人物。事实上他说话很晚，他的父母甚至担心他是弱、智儿。上学后,虽然老师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天分，但天才的迹象已经显露。例如，他自学微积分，老师们有些怕他，因为他总问些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因此，十六岁时他就问自己是否当人跟着光波跑得一样快的时候它会好像是静止的。由这一天真的问题的引发，十年之后他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没有通过苏黎士瑞士联邦工艺学校的入学考试，但在一年后被录取了。在那，他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还自修了物理学的经典著作。他申请教学职位没有通过，终于在1902年在伯尔尼找了一个专利督察员的差使，三年后，他的天才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令人难忘的1905年，他创造了很多非同寻常的东西，其中就有相对论极其著名的衍生公式，E≒mc（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以及有关光的量子论。这两个理论不仅具有革命性，而且表面上看来是相互对立的：前者与光波论联系紧密，后者则表示光似乎由粒子构成。但这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大胆地将这两个理论同时抛出-----而且他的这两个理论都是正确的，至于他为何是正确的，其中的缘由过于复杂，此处就不多说了。

与爱因斯坦一同工作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历。1937年，我和波兰物理学家利奥波德.因费尔德问他能否与他一起工作。他听到这个提议很高兴，因为他有个关于地心引力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样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朋友的爱因斯坦，也了解了作为专家的他。

他专心致志的强度和深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着手解决一个棘手问题时，他会像动物追咬猎物一样坚持不懈。当我们的工作遇到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时，他会站起身，把笔放到桌子上，用他腔调奇特的英语说着“我要显一显”（他发不准“想”这个音）。然后他会踱来踱去，用食指旋着一缕灰白的长发。

他的脸上会出现一种梦幻、恍惚却源自心灵深处的表情。没有精神高度集中的外表，没有紧锁的眉头，只要平静的内心交流。时间一点点流逝，突然之间爱因斯坦停止踱步，脸上有挂上了温和的笑容。他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有时解决方法非常简单，我和.因费尔德为自己没有想到恨不得踢自己。但神奇的推理在爱因斯坦头脑深处悄悄地进行，我们既看不见也领会不到。

妻子的去世给爱因斯坦带来极大的打击，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时候。记得那段悲伤的日子里，我到他家和他一起工作。他整个人形容枯槁，悲痛哀伤，但他还是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有意识地将讨论从常规的讨论引向复杂的多的理论问题。爱因斯坦果然逐渐沉浸在讨论之中。我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到最后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一丝悲哀了。我离开时，他带着令人感动的诚挚感谢我说“这真有趣！”他从悲哀中暂时解脱，试图找到合适的话来感谢我，这也正表达了他的一种深刻的感情。

爱因斯坦是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音乐家。我们曾一起演出二重奏，他拉小提琴，我弹钢琴。有一天他对我说莫扎特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使我刮目相看。贝多芬“创造”了他的音乐，但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纯净，如此美丽，给人一种感觉他是“找到”这些音乐的----莫扎特的音乐好像一直就作为宇宙内部美的一部分存在着，等待被人发现。

正是这种莫扎特式的纯朴构成了爱因斯坦研究方法的特点。例如，他1905年的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的假想之上的。其一是人们所说的相对原理，粗略地说，就是我们判断我们是在静止还是在平稳地运动。其二，无论发光体的速度是多少，光的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想一想一根棍子在湖里搅动出水波，你会发现这个假设是多么正确。无论是从固定的码头还是从飞驰的游艇上搅动棍子，水波一旦产生，就不受外界影响，而且它们的速度与棍子的速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分别看这两个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非常合理，甚至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但把他们放到一起考虑时，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是一个略逊一筹的人，就会放弃其中之一而被吓跑。爱因斯坦毅然坚持这两种设想——正因如此，他给物理学带来了彻底的革命。因为他证明了只要我们放弃对时间本质所怀有的信仰，它们毕竟是能够并行不悖的。

科学就像是卡片屋子，时间，空间概念在最底层。时间稍有改动就会使房子严重倾塌。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得非常重要——而且颇具争议。在普林斯顿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七十周年的会议上，在会上发言的人中，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试图表达出爱因斯坦成就的神奇性质，但他却说不出话来，只得绝望的耸耸肩，指着他的手表，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都是打这儿来的。”他的无言正说出了我所听过的对爱因斯坦天才的最动人颂词。

爱因斯坦的工作都是用铅笔安静的在纸上完成的，看上去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但是他的思想太具有革命性，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战和无理的愤怒。事实上，为了将迟到的诺贝尔奖颁发给爱因斯坦，遴选委员会不得不避免提到相对论，而假装这个奖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在量子论上的杰出贡献。

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更是颠覆了他宁静的生活。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后，他的理论被官方宣布为错误的，仅仅因为它们是一个犹太人提出的。他的财产被查抄，并有消息说政府悬赏要他的脑袋。

当美国的科学家担心纳粹可能会开发原子弹，寻求途径要美国当局警惕其危险性时，他们根本没有被注意。绝望之下，他们草拟了一封由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并直接将信寄给了当时在任的罗斯福总统。正是这一举动导致了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定。爱因斯坦没有积极参加这一过程。当他听说了他的E=mc2公式引起的痛苦和破坏时，他居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他的眼中笼上了一丝难以言传的悲哀。

爱因斯坦身上有一种另人困惑的古怪。这可由我最喜欢的关于他的一件轶事说明。事情发生在他到普林斯顿第一年的圣诞前夕，一群孩子在他房子外唱圣诞颂歌。唱完后他们敲开他的门向他解释说他们在集资买圣诞礼物。爱因斯坦听了后说道：“稍等一会儿。”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从匣子里取出他的小提琴。接着他加入孩子们的队伍，当孩子们挨家挨户唱《平安夜》时，他在一旁伴奏。

了解了爱因斯坦和他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我该怎样总结呢？就像那位绝望的指指他的手表的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我也找不到恰当的言辞。它就像伟大的艺术所揭示的内容一样，就在于让人看到原来隐藏的东西。比如，当我在人际罕至的沙滩上漫步时，我想起他对宇宙简单性的不懈探索，那种情景带有一种更深刻、更哀伤的美感。

Unit Four 看不到的贫穷 /穷人

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日趋隐形。虽然他们的群体是如此的庞大，但是要看到他们非得有足够的智慧和意志不可。

我是亲自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发现这一点的。在我完成第一篇有关美国贫困的文章后，所有的统计数字就都跃然纸上了。令我感到满足的是，我总算证明出在这个国家有大约50,000,000穷人。但是我意识到我并不相信自己得出的数字。穷人存在于政府的报告中，仅仅是一系列长长的而且紧紧相连的栏目中的数字和百分比，并未溶入我的经历。我能够证明另一个美国的存在，但却从未去过那里。

有些长期造成的原因使另一个美国成为一个看不到的国度。

贫穷常常产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且总是如此。普通游客从来不会离开主干道，而现在他往来于洲际高速公路。他不去宾夕法尼亚的山谷，那里的市镇宛如电影里的三四十年代威尔士的场景。他没有看到一排排的工厂住房和布满车辙的马路（无论是住在城市、乡镇或农场，穷人的路都不好走），所有的东西都黑乎乎脏兮兮的。即使游客碰巧经过这些地方，他也不会见到酒吧里的失业男人和彻头彻尾的血汗工厂里收工回家的妇女。

其次，美景和神话是贫穷永久的面具。旅游者在宜人的季节来到阿巴拉契亚山。他看到了山川，溪流，树叶——但没有贫穷。或者也许他看着一栋破败的山居，更多联想到的是卢梭而不是用他的眼睛进行仔细观察，于是他断定“那些人” 真的很幸运，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能够幸运地免除中产阶级的紧张和压力。他们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人”，那些山中奇特的居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医疗保障，正处在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讨生活的过程，而在城市里他们无所适从。

这些都是造成贫穷隐形的正常而且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原因几十年前就起作用，此后几十年将继续起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一种新型式的对贫穷的忽视正在出现。穷人正在逐渐从人们的经历和意识中淡出。

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不喜欢丑陋和贫穷，至少他们以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在贫民区”并不是很远的一段路。圣诞节时他们会涉足贫民窟，也有慈善机构与穷人保持联系。只要到商业区工作或娱乐，几乎每个人都时不时经过黑人聚居区或廉价公寓区。

现在美国的城市被改造了，穷人们依然居住在市中心极差的住宅群里，但是他们逐步与外界孤立，无法进入任何人的视线。中产阶级妇女难得进城在剧院里消磨一个晚上，途中可能会瞥见另一个美国，但他们的孩子被隔离在郊外的学校里。商人或职员们可能驾车或搭公车经过贫民窟的边缘，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些一败涂地的，无一技之长的，伤残的，年老的以及少数民族（弱势群体）就在那里，他们一直以来就住的贫民窟里。但是除此之外，那里没有任何其他人。

总而言之，美国城市的发展把贫穷状况从人们的生活当中消除，从成百上千美国中产阶级的情感体验中消除。幽居在郊区，人们很容易想象，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富足的。

更糟的是，这种对贫穷的新的隔离混合着一种善意的无知。很多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清楚有许多关于城市改建的讨论。当他们驾车经过市区时，突然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贫民窟被推倒，曾经是廉价公寓和简易房子的地方屹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种温暖的满足感油然而生。他们为问题的解决感到由衷欣慰：很显然，穷人受到很好的关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跟这种印象恰恰截然相反。美国战后各种各样的住房项目所造成的总的影响是把越来越多的人塞进现有的贫民窟中„„。着装也使穷人们趋于隐形。美国的穷人是全世界穿得最好的穷人。由于多种原因，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在这一领域比其它领域分布得更平均。在美国，一个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穿着体面，但说到体面的居住环境，良好的饮食和医疗条件就是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收入来源十分窘迫的人也能穿的有模有样，看上去有如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这是决定我们对于贫穷确实存在的无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底特律，从公司设立储物柜的那天起，社会地位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从那以后，再也看不到人们穿着工作服到工厂上班，而是穿着家常裤和白衬衣的市民。这一过程美化了全国上下的穷人。在大城市中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尽管穿着鞋子，或者甚至是剪裁时髦的洋装，却在饿肚子。这并非蓄意所为，虽然看起来差不多是这个富足的社会将服装分发给穷人使他们不至于破衣烂衫的碍别人的眼。

而且，很多穷人都处在一个“隐形”的年龄，他们很多人（超过8,000,000）年龄在六十五以上，更多的人未满十八岁。另一个美国中的那些年老的人经常生病，不能动弹。有人在孤独落寞中了此生，他们或终日枯坐在廉价租来的房子里，或紧挨在早已彻底改头换面的临近宅子边。事实上，老年人贫困最差的方面是人们看不见也不会想到他们，他们很孤独。

年轻人相对要更受关注些，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同样局限于他们住所附近。小报故事时不时出现耸人听闻的帮派血斗，他们以此将他们的贫穷广而告之。但他们一般不会打扰中产阶级街区的安静。

最后，穷人 在政治上也是隐形的。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最残酷的讽刺之一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依无靠的人们不能够为自己说话。一般来说另一个美国的人们显然不属于工会，兄弟会或政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游说团；他们从不提出议案。作为一个团体他们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表情；他们没有声音。

因此，甚至没有一个如过去一样的一个虚伪的政治动机来关心穷人。因为贫民窟不再是强大的政治组织中心，政客们无须实实在在的关心那里的居民。中产阶级也看不到贫民窟，因此很多为需要帮助的人而战的理想主义的强烈欲望消失殆尽。只有一些社会机构才真正与另一个美国有联系，但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力量。

如果说穷人有自己的发言人，那么那个角色是由劳工运动来扮演的。这个组织有自己特定的理想体系。而且，他们意识到廉价无组织的劳工群体的存在是对整个经济中工资和劳动条件威胁。因此很多工会的立法提案——扩大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组织农场季节工人——都明确地表明了穷人的需求。

穷人是隐形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单单是在改革的花言巧语中被忽视，被忘却；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看不到他们。

Unit Seven：按天资分组：正方

我认为天才儿童具有某种已被多次测试与观察手段认可和证明的素质或天生才能，他们无论在体育、智力还是艺术方面都表现出兴趣并获得成功。

这些孩子也许是天才运动员，但实在难以胜任学业功课，或者是糟糕的运动员，但却是智力超常的神童，各项检测都遥遥领先。“天才”也可以用来形容智力平常的学生，他们在艺术或音乐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也可以用来指智商是135，无论哪方面都是优胜的孩子。

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天才？我坚决认为应该根据兴趣和能力（天赋）尽可能相近地把他们组合起来，用一种有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潜质的方案来激励他们。

这种组合在小学阶段可以采取特别科目安排的形式，即一个班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由各类学生组成，但是有时分成特别兴趣或能力班组进行特殊指导。在中学，可以根据任何标准把学生分成常规班，但基本上按各科目范围的兴趣和能力（或能力缺乏）来分组。

反对组合天才的一种基本论点是害怕造就一个恃才傲物的群体。同样，有些教育家担心普通和迟钝的学生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如果我对天才的定义得到认可的话，那么这些担心是成立的。毕竟，学校多年来就已经组合天才运动员了。然而有多少运动员认为自己是精英呢？那些学校运动代表队的运动员们会认为其他学生低等而瞧不起他们了吗？很明显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

再考虑一下在演讲、音乐、艺术和新闻方面天才组合的结果吧。学校欣然地组合了这些方面的天才，却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不良效果。据我观察，鼓励在辩论、音乐、艺术和写作方面有天赋的人发展其特殊才能并没有使能力欠佳的学生产生嫉妒或自卑感。

如果教学工作者真诚希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提高自尊,那么依我所见，他们就没有理由为任何形式的分组而担心。是老师，而不是班级组织的形式，决定学生对待个体差异的态度。但是在他们希望向学生灌输正确的态度以前，老师需要严谨分析他自己对待这些差异的态度。

如果天才或非天才学生对自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责任或许在于老师、父母或管理者。我相信如果老师接受并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人价值，如果他们能激励并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学生将会成熟，并随着其兴趣与才能而顺利成长。我要说，让那些具有相同兴趣和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交往、规划未来并享受彼此为伴的快乐。

许多教育者不同意天才组合，因为他们相信这对成绩提高没有重大影响。他们引证了一项试点研究，该研究表明当学生分成快慢班时，他们的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的变化。

事实上，在大多数试点研究中孩子们是按智商分数分组的，智商分数远不够可靠，其结论基于仅衡量掌握实际细节问题的成绩得分。

遗憾的是，没有可靠的仪器和方法来衡量诸如创造力、态度、个人适应性、潜在兴趣和才能以及天分这些方面的成长。

基于十多年的课堂教学经验，我认为，把学生按兴趣和能力分组，再通过某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来调动他们、激励和引导他们，会显著提高学习效果，使他们学有所成。

混合班里其他大多数孩子能做的功课，有些孩子却长期不能做，这会使他们产生挫败感。而那些聪明的孩子不能从学校学习中得到适当的激励时也会产生挫败感。混合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一点也不担心分组教育会给有天赋的学生带来过大的压力，因为我相信大多数老师都知道学生学习能力的极限。另一方面，我认为孩子们的天赋不能因为一个聪明或有天赋的孩子满足于慢漫的进步（象蜗牛爬似的），或者满足于在能力低的班上名列前茅而白白地浪费掉。

我熟知的几所学校实验过在一项阅读课计划中进行按天分组合。常规的做法是将一个班分成三到四个组，由一名老师负责教课。老师的时间被分配给几个小组。

实验包括将各班阅读速度慢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各班阅读速度中等的集中到另一个班，阅读速度快的则又集中到另一个班。每班仍然只有一个老师，但他不再需要把时间分配给几个不同的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对照班，用上述常规程序组织教学。

两年后，研究者发现实验班里学生的阅读水平都有了全面的提高。事实上，一些慢速班的学生进入到中速班，一些中速班的学习到了快速班。在这个实验中，按不同能力分组给各方都带来了好处。

我相信同样的结果可以在自然科学、社会学课程、数学或英语课中获得。通过缩小兴趣范围或能力水平，老师就能够更好地帮助每个学生成长。

虽然我认为孩子们不应该被看成是按社会需要去加工的资源，但我的确认为，作为个体，他们被赋予某种性格和特点----天赋---– 这种天赋就预示他将来人生中的成功。应当让那些具有类似天赋的孩子在一起工作和学习。

Unit Eight: 为何样样失灵？（为何什么都没用？）

根据著名学者摩非所发明的法则，“任何东西如果有坏的可能，它就一定会坏掉。”摩非法则的推论为劣质商品问题提供了依据：任何东西如果可能会失效，它就一定会失效；任何东西如果可能解体，它就一定会解体；任何东西如果可能停止运转，它就会停止运转。虽然摩非定律永远不会被推翻，但是它的效应通常却是可以被延缓的。人类生存多半想能确保物品出厂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坏掉、解体、失效或停止运转。要想预防摩非法则对产品产生效应需要智慧、技术和承诺。如果这些人为的输入得到专门的质量监控仪器、机械和科学的抽样工序的辅助，那就更好了。然而，单单是质量监控仪和抽样调查将永远不能制胜，因为这些物件也受制于摩非法则。质检仪器需要维修；计量器也会出故障；X光和雷射光束需要调整。无论技术如何先进，保持高质量需要智慧、活跃的思想和行动。

回忆一下史前和工业化前人类的物质文化也许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博物馆里展览着简单的工业化前的社会所用的手工物品，只参观一次就足于打消质量得依赖技术这种观点。手工物品也许设计简单甚至原始，但其制作意图却是要终生耐用。我们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并愿意多花钱购买当今数量递减的手工艺人推出的珠宝、毛衣和手袋，就是承认了这一点。

波摩印地安人的篮子编得如此紧密，以至于用它来盛开水而滴水不漏；爱斯基摩人的皮船具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综合优点，既轻巧结实又经得起风浪。这些东西的质量源泉是什么？仅仅因为它们是手工制作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不熟练不经意的手做出来的篮子或船只也会和机器制的篮子或船一样迅速分崩离析。我宁可认为我们之所以敬慕“手工制作”的标签，是因为它让人联想起的不是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贯穿史前时期，保证产品最高程度的耐用性和持久性的是这一个事实：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同样的个体或是近亲。男人们制作自己的长矛、弓、箭以及抛掷尖物；女人们编制自己的篮子和网兜，用动物皮毛、树皮或纤维做自己的衣服。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变得更复杂，族人或村子里的不同成员采用技艺分工，如制陶术、编蓝术或制船术。尽管许多物品是通过实物交易获得，生产者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亲密持久充满关爱的。

男人不可能为自己做一把飞到一半尖头就会脱落的长矛；女人也不会用烂草编织自己用的篮子。同样一个妻子缝制的毛皮风雪大衣是给丈夫在零下60度的温度下出去为家人打猎穿的，那么针针线线都会密密细缝、十分牢固。如果造船的人是开船人的叔伯、父亲，他当然会利用当时的一切技术，制造出最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船只。

相比之下，人们很难去关怀陌生人或给陌生人使用的产品。在我们这个工业批量生产和批量营销的时代，质量是个不断出现的问题，因为那种曾经使我们对彼此负责、对产品负责的亲密情感和个人关系已经消亡，并被金钱关系所取代。不只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素不相识，从事生产和分配各阶段工作的男男女女----从管理人员到生产线上的工人，从办公室助理人员到销售人员，彼此都互不相识。在较大的公司也许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都在为同一产品工作，却从不对面相遇或知道对方的名字。公司越大，劳动分工就越复杂，漠不关心的关系就越严重，因此摩非法则的效应也就越大。公司的发展使得工资单上的行政官、工头、工程师、生产工人和销售人员层层增加。由于每个新雇员为整个生产程序所负责的分额在减少，他们与公司及其产品的疏远就可能增加，同时还以来可能忽视或甚至故意破坏其质量标准。Unit Nine:

新闻将我们引向何方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一次有关美国报业的作用的公众研讨会。还有另外两个嘉宾也出席了。一位是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另一位是美国一家主要报纸的编辑，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新闻工作者----在据实报道的方式上坚忍不拔、积极进取且见识过人。

据我所知本次研讨旨在审查传媒的义务，并提出实现那些义务的最佳途径。

在公开讨论时，观众席中的一位男士向两位嘉宾提问，“为什么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都充斥灾难？为什么新闻界的男男女女对悲剧、暴力、和失败是如此关注？”

主持人和编辑作出了回答，好像是自己应该为坏消息的存在而受到谴责一样。他们说，新闻工作者只负责报道新闻，而不负责制造或修改新闻。

我不认为这两位新闻工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先生并没有因为世上的歪曲报道而谴责他们。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报道得最多的是歪曲的事件。新闻媒体的运作理念似乎是凡是新闻皆坏事。为什么呢？是不是着重报道负面新闻是一种传统——是新闻工作者所习以为常的对日常事件作出的反应方式？

在此或许分析一下我们如何定义“新闻”一词会有所帮助，因为这是问题的起因。新闻应该是报道过去十二小时，最迟二十四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然而，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爆炸性的：一名狙击手枪杀了几名行人，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上250名人质，欧佩克石油组织宣布原油价格上涨25%，英国货币又贬值10%，一辆载有放射性废料的卡车与一架水泥搅拌车相撞。

然而，一味聚焦这些报道，则是失真的画面。人类文明成果远远多于灾难总和。每种文明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进步。但进步不会立即发生，也没有爆发性。一般来说，它是一点一滴逐步发展的，在某个特定时刻是微不足察的。但是所有微小的进步都参与了历史性的巨变的实现，使社会更加美好。

就是这类活生生的历史，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没有予以充分的反映，结果导致我们对社会的正面发展了解不足，对灾难却知之甚多，这又使人产生失败和绝望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易于阻碍社会进步。爆发性新闻大餐另人忧心忡忡，大大削减了自由社会所需的动力，绝望和偾世的情绪使人没有动力迎接严峻的考验。

我并非暗示可以编造“积极”的新闻来抵消头版上灾难报道的作用。也没有把青年基督会作用的深刻报道定义为“正面”新闻。我要传递的观点是，新闻媒体的职责是搜寻并报道重大事件，无论它们是否有关冲突、对抗或灾难。这个世界是天堂和地狱的绝妙结合，两个方面都需要关注和观察。

我希望新闻界人士能从更宽广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职责。是时候认识到人类事件中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范围领域是极其宽广的。例如，有几篇新闻文章报道过固氮作用——植物通过这一过程能固定氮肥，由此减低了肥料需求量？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为这一前景而努力，希望借此解决饥荒。对远东地区水稻产量提高的巨大进步又了解多少？事实上，世界上还有许多类似的重要发展，这些都值得做重要的新闻综合报道。

主持人和编辑说得对，新闻工作者并没有责任来塑造世界，但是他们有责任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自己是怎样的，那我们就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实现那些我们自己敢于设想的目标。新闻工作者为我们提供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认知的写照——这种写照最好是逼真的肖像，而不是扭曲的漫画像。因为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写照来做决定，筹划未来的。

按照华特.里普曼的说法，新闻记者是大众的哲学家。他曾经写道？“后天习得的文化并非由基因遗传，美好社会的甜美的生活虽然可得，但却不是一旦拥有就永远不失去。如果美好生活中的智慧没有被传下来，所得一切也将化为乌有。”

有了对美好社会中美好生活的准确报道，我们可以采用伯纳德.德.查维斯建议我们的利用历史的方式，并以此来利用新闻——在我们的经验之上提高自己。因此，使他们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比前人看得更高更远。”

Unit Ten 物品：一次性社会

芭比，一个12英寸的塑料少女型娃娃，可算是历史上最出名最畅销的玩偶了。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全世界的芭比娃娃销量总数已经达到1200万个，比洛杉矶、伦敦或巴黎的人口还多。因为这种娃娃形象逼真，有可以梳妆打扮的特点，所以小姑娘无人不爱。它的制造商马特尔公司还出售娃娃的全套服装，包括平时白天的穿戴，出席正式晚会的礼服以及游泳衣和滑雪服。

最近，马特尔公司又宣布生产了经过改进的芭比玩偶。新的式样体型更苗条，有“真正”的眼睫毛，有扭摆自如的腰肢，因此比过去更具人性化。马特尔公司还第一次推出了以旧换新的折价活动，宣布小姑娘们想买新芭比的，可以用旧娃娃折价来换。

但是，有一件事马特尔公司没有宣布，那就是：通过折价换取技术上改良后的新款娃娃，今天的小姑娘（也就是明天超工业化社会的公民）可以学到有关这个新社会知识的重要一课，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了。

在我们周围的人造物品的大海洋背后，有一个比它更大的天然物品的海洋，但是这些用新技术创造出来的环境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塑料或水泥结构、街灯下汽车的彩虹色反光、喷气飞机窗外看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景象----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熟悉的景象。人造物品进入了人的意识并对其加以渲染。和天然环境相比，人造物质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是以爆炸性的威力在不断地猛涨。这种情况今天如此，在未来的超工业社会里将益发如此。

提到物品的重要性，反物质主义者总不免要嘲笑一番。但物品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物品有着实际用途，而且还因为物品有心理上的影响。我们在发展与物品的关系。物品影响着我们的连续感和不中断感。物品在情境结构中起着作用；缩短了我们和物品联系的时间，就会加快我们的生活的节奏。

不仅如此，我们对物质的态度还反映了判断价值观念的基本能力。旧式的姑娘，一如她们的妈妈、奶奶，有一个娃娃就爱不释手，不到日久破烂了，是绝不肯丢掉的。新派小姑娘不一样。有了经过改进的新娃娃，她们就会高高兴兴交出旧娃娃。这两类小姑娘有着天渊之别。这种区别比什么东西都更令人注目。这种差别体现了过去与将来、持久耐用与短暂速成的新旧社会之间的对比。

人与物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了。观察、研究一下折价换娃娃的小姑娘周围的文化就可以看清这种情况。她们很小就懂得，生活中很快出现又很快消失的物品，绝不只是芭比娃娃一个。尿片、围嘴、纸餐巾、手纸、纸巾、不回收的汽水瓶----这些东西在她们家里全都快速用完，然后无情地加以清除。小松饼买来时是装在烘罐里的，罐子用一次就扔掉了。菠菜就装在塑料袋里，在开水锅里烫过后，袋子也扔了。电视烹饪节目在一次性盘子上烹调并经常它们盛菜。们的家就像一个庞大的加工机器，物品从这个机器流人流出，而且进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她们出生以来，就被包围在一种用完就扔的文化中，无法自拔。

一件东西用过一次或用过很短一段时间就换掉，这种主意同社会的本质以及具有贫困传统观念的人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不久以前，专为法国广告业进行市场研究的尤里尔 罗尼告诉我们，“法国的家庭主妇不习惯于用完就扔。她们喜欢保存东西，连旧东西也保存着，舍不得丢掉。我们曾为一家想推出一种一次性塑料窗帘。我们为此作了一次市场调查，结果发现阻力很大。”不过，在整个发达世界里，这种阻力正在日见消失。

一位名叫爱德华 梅兹的作家指出，１９５０年初期，很多到瑞典访问的美国人，看到这个国家那么干净，感到非常惊讶，“美国路边到处都是啤酒瓶和软饮料瓶的确令人感到害羞。瑞典却一点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真肃然起敬。可是你瞧，到了６０年代，瑞典的公路上也突然冒出很多瓶子来。到底是这么一回事？瑞典也变成一个买了就用，用完就扔的社会，学起美国的样子来了。”今天，日本的纸巾非常普及，因而人们认为布手帕非但不卫生，而且也不时髦。在英国，花６便士就可买到一把一次性牙刷，上面涂了一层够刷一次的牙膏。甚至在法国，用完就扔的打火机也很普遍。短期使用或仅用一次的产品，从纸质牛奶盒到作为发射太空飞行器的火箭越来越多地制造出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近来发明的纸质和类似纸质的服装把一次性处理的潮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时装店和廉价的服装店雨后春笋般开辟出五彩缤纷设计新颖的纸制衣服专卖部。时装杂志展出各种各样的纸制长袍、大衣、睡衣甚至结婚礼服。在一本杂志的图片中有一个新娘穿着一条白色拖地长裙，披着一长串纸制花边。图片说明写道，这些花边在婚礼过后大可改作及棒的厨房窗帘。

纸质衣服尤其适合儿童。一位时装专家写道：“不久小姑娘们就可以洒冰淇淋洒在衣服上画画，或在上面剪出图案，而她们的妈妈会在一旁对于她们的这些创新给予亲切的微笑。”成年人如果想要表现自己的创造性，可以买一套配有画笔的“自己上色的服装”，价钱不过两美圆。

当然价格是纸制品激增的关键因素。因此，有的百货商店专售一种简便的A字型连衣裙。这种连衣裙是用一种叫“魔鬼也会动心的人造纤维尼龙混纺布料”裁制的，每件只要1.29美圆。顾客买一件这种衣服穿完后丢掉要比把一件普通的衣服拿到洗衣店洗还便宜。这种裙子很快就会上市。但这涉及到的不仅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延伸“用完就扔”的文化在心理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啊。

我们发展“用完就扔”的思想是为了适应“用完就扔”的产品。这种思想影响了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产生一套急剧变化了的财产价值观念。但是对商品随意处理的能力在社会上－普及，又意味着人与物之间的持续时间缩短了。我们不再在较长的时间内和单一的物品发生联系，而是在短期内和一连串取代该物品的其他物品发生联系。

第五篇：新编英语教程5 第五章课文翻译

带插头的毒品：电视和美国家庭（第一部分）

在电视机这项发明进入美国人生活的25年后，它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甚至美国至少有一个州的法律规定电视机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如果负债，它可以和衣物、厨具等一样可免于作为财产抵押，并且看电视也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普遍甚至不可避免的活动。只有在电视机进入人们生活的最初几年，作家和评论家们才有充分的洞察力可以将看电视这种活动本身和电视给我们提供的内容分开。在哪些早期的日子里，作家们经常讨论电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不过，奇怪的是，缺乏远见困扰着那些早期的观察家们：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电视给家庭生活带来了非常正面的，有益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简直非常奇妙。

早在1947年就有作家预言：“电视机将成为有孩子的每一个家庭的意向真正的财产。”

另一位评论家也声称：“电视将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你孩子的生活习惯，但是这种改变肯定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进步。”

1949年，《纽约时报》电视评论家做出这样的评论：“无需调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视使家庭成员聚集到了一个房间。”

早期这些关于电视的文章每一篇都会刊登这样的照片或者插图：一家人舒适地围坐在电视机前，女儿坐在妈妈的腿上，男孩靠在爸爸的椅子扶手上，爸爸的手臂环绕着妈妈的肩。谁会想到大约二十年后会是这样的结果：妈妈在厨房看电视剧，孩子们在自己的房间看动画片，而爸爸却在客厅里看球赛。

当然，在早期的时候，电视机的价格十分昂贵，到1975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国家庭会拥有两台以上的电视机的想法在当时看来简直太荒谬了。拥有多台电视机所导致的家庭分裂状况是早期的作家所没有预见的。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出孩子们最终花费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会是多少，家长们会经常将看电视作为安抚孩子的手段，电视对于孩子的抚养方式又有多大的影响，孩子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多被看电视所主宰——总而言之，没有人能想象得到这一新的媒介支配家庭生活的强大力量。

后来，随着孩子看电视的时间的增加，家长们对于过多地看电视到底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忧虑。早期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关于电视对孩子们影响的研究，其作者不断重复的话让很多家长消除了疑虑，他说：“电视总是会通过进入已经存在的影响模式对孩子产生影响：家庭、同龄人、学校、教堂以及广义的文化。”换句话说，如果孩子的家庭生活正常，父母就不必担心所有看电视的影响。

但是，电视不仅仅只是影响孩子，它也深深地影响了意欲改善电视影响的“影响模式”。自从电视出现以来，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孩子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活动越来越以电视为中心，很多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只是看电视。电视同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环境，因此，坚持认为电视所扮演的只是附属角色（往往都是电视工作者）显然是不合理的。电视不仅仅是影响当今儿童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其给家庭带来的改变，电视已经成为影响当今儿童生活至关重要的因素。

电视对家庭生活的贡献也是不确定的。的确，它曾一度避免了家庭成员的分散，电视它没有使他们凝聚在一起，它通过支配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毁掉了每个家庭独一无二的特性，这种家庭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活动，取决于特殊惯例，游戏、反复讲的笑话、大家都熟悉的歌曲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参与的一些活动。

尤里·布朗芬布勒写到：“就像古代的巫师似的，电视机下了一个充满魔力的符咒，只要符咒的魔力不消失，人们的言谈举止就一直冷若冰霜，活生生的人也变成了沉默的雕像。”电视机的主要危害不在于它导致的一些行为（诚然，这一点同样具有危害性），而在于它所阻止的人们的行为：谈话、游戏、家庭庆典甚至争吵，而这些都是孩子学习的途径，也是塑造其品格的途径。打开电视机就中断了孩子向成年转变的过程。

然后，家长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以电视机为主导的生活方式，他们根本看不到电视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位一年级的老师告诉我们：

“在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个小孩，她是独生女，她很不合群，而且没有朋友，我很想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所以我就跟她的母亲谈了谈。哪位母亲说他们每天晚上忙的不可开交，家长把孩子从保育员那里接回来以后就回家，然后，孩子看电视，妈妈做晚饭，接着全家一起吃饭，饭后安顿孩子睡觉，我对这位母亲说“难道她不帮你做饭吗？这可是你们谈话的最佳时间。”然而这位母亲说：“我不想让她错过《缩放》节目，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节目。”

即使当人们力图控制电视的负面影响时，它的存在也刚好和家庭生活的一些积极效应抵消了，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两个年近3岁和7岁孩子的母亲，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她的家庭电视时间表：

“我们家进行着全方位的战争，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战争，每一秒节目也会引起一场小冲突，我们承认家里到处都是糟糕的战争场面，我们时刻准备着通过外交谈判协商„„，原则上，我们已经一致同意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先是《芝麻街》，然后是《玩具总动员》（这两档节目期间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然后就是7点到8点半之间分别两个长达半小时的广告节目，这段时间刚好可以让大人安安心心地吃饭，也可以避免孩子们因为争电视而打架。孩子们睡觉前的这段时间真让人头疼，因为最近乔舒告诉我：”没有什么让我更喜欢的了。”我知道他说的就是《我的职业是什么》和《说出真相》这两个节目„„

这时候的确需要一些质量上乘的儿童节目。

让我们想一下这里所描绘的家庭生活情境吧：大概父亲在《芝麻街》和《玩具总动员》两个固定节目之间的这段时间下班回家。孩子们要么正在看电视，要么正在狼吞虎咽地吃饭，要么两者同时进行。当父母两人安安静静地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再看上一个小时的电视，如此一来睡觉前就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就只够洗澡、换睡衣、刷牙等一些睡觉前的准备工作，孩子们晚上的时间就像军事部署一样有严密的安排。他们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当没有他们喜欢的节目时，电视放什么，他们就看什么——因为看电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他们的母亲却不知道就在这消极被动的看电视的过程中却丢失了很多东西：她仅仅是希望在那些时间里有一些制作优秀的儿童节目。

我们不必回忆起在维多利亚时代，家人一起做游戏，一起悠闲自在的吃饭，家族成员团聚，现在的问题也就呈现出来了：孩子每天晚上看电视，让他们看多长时间，他们就看多长时间，这样的生活机械而毫无生气，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家庭生活方式了吗？

当然，现在的家庭有时也会一起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夏天去野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礼拜天去动物园，进行各种各样的旅行和探险活动等。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在一起的时间却日倾减少——围坐在餐桌旁进餐、自发地开展活动、在无事可做时孩子们突发奇想的游戏、孩子们的涂鸦、聊天、甚至争吵，所有这些事情构成了完整的家庭生活，也对孩子的童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然后现在的情况却是，孩子们每天有规律地勘电视，睡觉，父母则再一旁安静的吃饭。

《纽约时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这样说：“保持家庭生活的健康就是要平衡孩子和父母的需求。”但是，肯定的是满族成年人的需求远比满族孩子的需求容易，父母经常把孩子放到一边，不然孩子捣乱，而自己就可以像没有孩子的夫妇一样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事实上，正是这种孩子对于家庭的需求才带来了孩子的成长，也真是这种父母对孩子需求的满足才建立起来未来家庭所赖以发展的家庭关系。如果家庭没有积累它共享的经历—那发生，再发生，变化以及发展的日常生活经历，那么它很可能与托儿所没有什么区别了。

带插头的毒品：电视和美国家庭（第二部分）

家庭仪式

家庭仪式被社会学家定义为：“家庭成员喜爱，引以为荣并希望继续下去的家庭生活部分”，还有文章这样说：“家庭就像一个团队，而家庭仪式的发展状况正是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兴趣爱好的一个指路牌。”

很多家庭都会定期安排一些活动，这些事情让人有安全感，让所有家庭成员觉得有归属感，在这个家庭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这些经历就像粘合剂一样比任何物质利益更能把所有家庭成员牢牢地团结在一起。这些事情和经历都是家庭仪式，而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了？

就餐仪式、就寝仪式、处理疾患的仪式、以及假期的仪式，所有这些仪式活动面对电视机的侵袭，有几个保留下来了？

一位在芝加哥附近长大的青年女子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对于电视对家庭仪式的影响，她这样说：

“由于我的父母都出生于比较大的家庭，所以我小的时候周围就有很多亲戚，我的爸爸就有九个兄妹，每到节假日，就会有很多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以及无数的堂兄妹，表兄妹来我们家在一起聚会，我现在仍然记得过去那些美好的场面。那些堂兄弟，表兄妹每次来我家，我们都会做游戏，吃完饭以后，所有的女人都会坐到屋子前面，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所有的男人都会坐到屋子的后面，一边喝酒一边抽烟，而所有的孩子就玩捉迷藏，满屋子到处跑。每到圣诞节大家更开心，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的玩具和新的游戏，我们家的屋子有几个想通的壁橱。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可以绕着大圈来回跑动，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场面是多么美好啊。”

“然而有一年，我现在仍然记得，我突然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们这些孩子不再玩那些我们以前经常玩的垄断棋盘，找线索那些游戏了。这是因为我们有了电视，我们要看足球赛，所以以前进行的那些集体活动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一到假期，我们家庭聚会的内容就是所有人坐在电视机前，那样子太糟糕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被弄的措手不及，不知为什么电视变的更有吸引力了。”

家人聚在一起自杀进行单一的活动，那就是看电视。随着一起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多，以前那些曾给家庭带来某种特质的家庭仪式和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少，史前时期，居住在洞穴里的家庭经常一起打猎、聚会、吃饭、睡觉，很少有剩余时间积累一种有意义的家庭文化，现代家庭并非从那时起就已经退化到了仅仅只有这一个共同点的地步。

现实生活中的人

电视这一具有巨大威力事物的出现使很多东西都减少了，而不仅仅是家人共同参与的家庭活动，它同样影响家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影响有的很明显，有的很微妙。小孩子在看电视的时间里，只是和电视里的人物单向交流，这种交流不存在任何双向沟通和互动，这无疑会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有研究显示出眼神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它表明一个人不管使用眼睛直接看对方还是用余光看还是眼神来回闪动，眼神接触的方式在人际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孩子与电视的关系中却没有眼神交流可言，尽管在一些儿童节目中人物声称是直接与孩子对话，而这些节目通过直接将摄像头对准要拍摄的人而使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罗杰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节目中对孩子说：“我喜欢你，你很特别。”等等）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人际关系的扭曲，这将会怎样影响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包括信任，坦诚以及现实生活中与人友好相处的能力？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曾经写到：

“如果让孩子一天中花大量的时间去被动地听电视上热情洋溢的语言，去听那些所谓的电视人物感情丰富的表演，那么这些孩子将逐渐失去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做出回应的能力，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调动别人感情的能力比那些专业演员要小得多。更糟糕的是，他们将失去在现实中学习的能力，因为现实生活比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生活要复杂得多„„”

一个老师对她看电视的经历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

“我在看了一段时间电视以后，就发现自己在自我激励和处理现实人际关系中有了麻烦，从看电视那种状态转变到现实生活状态很难，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不需要花任何力气，而在现实与人的接触中却需要付出努力。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小孩，尤其是每天看大量电视的小孩而言，要做到同样的事情难度又要大多少呢？”

然而电视机带给家庭关系更明显的破坏还是父母与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了交谈机会，争吵机会（也许这对于家庭关系而言更为重要），甚至是相互抱怨的机会。很多家庭往往用看电视这种方式来避免面对现实问题，然而现实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视而不见而消失，问题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恶化，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一位母亲这样说：“我有三个孩子，每当他们打闹的时候，我发现我本能地就想打开电视机，每次我都不得不挣扎不去这样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在向他们暗示：看电视是解决争吵的方法，但是每次我还是忍不住这样做了。”

一位家庭临床医学家在讨论电视被作为一种逃避机制时，这样说道：“我知道有一个家庭，父亲下班回家就打开电视机，孩子回家以后也跟他一起看，妻子就在电视机前伺候他们吃晚饭。吃完饭以后，父亲就去洗澡，或者修理汽车，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情，而妻子就独自坐到电视机前吃晚饭，当然上述描述只是症状，在这一症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摆脱电视将能够对他们都有帮助。如果在没有电视的前提下，认真去研究这种症状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也许会让事情变得更易于解决。电视只会助长人与人之间强烈的回避意识，如果他们不会用看电视来掩饰自己，那么他们就会更敏锐地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事情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他们也不会变得麻木。”

在以电视为中心的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交谈的机会日趋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波士顿医院急症室里一位护士所描述的情况，她说现在很多父母陪着生病了的甚至是严重受伤的孩子进来看病，尽管和孩子说说话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是进来以后他们就只是坐在一旁。她观察到：“他们似乎已经不知道如何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比较长时间的交谈。”同样，一位电视评论家也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就在前一天，我带我的儿子去一家医院的急诊病房，因为他的左眼上方需要缝几针，这样的场面对我而言，就想中南部的洛杉矶的玛诺特或是第五十四号街那样不真实，我们之间有种距离，我麻木无助，我根本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电视会妨碍家庭活动以及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在一项调查中，百分之七十八的被调查者表示在看电视时是没有交谈的，除非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时间段，比如广告时间，研究指出：“在绝大多数家庭中，看电视的气氛就是所有在场的家庭成员都安静地专注于电视节目，在看电视时，家庭关系的本质可以说是平行的而不是互动的，当电视机打开的时候，它的确似乎支配着整个家庭生活，”在另外一项调查中，百分之三十六的被调查者表示看电视是一周中唯一的家庭活动。

在对电视对于家庭的影响的研究结果进行概括时，詹姆斯·贾巴迪诺这样说：“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电视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破坏作用，由此推测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是如此„„于是这样的问题就不无道理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的美国家庭都是由父亲、母亲、两个孩子和一台电视机组成，这是否就关系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年轻人的社会心理特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