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第一篇：如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如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陈萍萍

监察建议权是监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所拥有的一项权限。多年来，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的结果，通过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监察建议，在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技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个别监察机关对监察建议权使用不当、被建议单位或人员重视不够等问题，影响了监察建议的严肃性、权威性，因而也妨碍了监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监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的监察机关认为监察建 议不如监察决定，在法律效力上缺乏强制性；有的被建议单位或者人员把监察 建议等同工作建议，不认真、不严格执行监察建议，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2.随意扩大监察建议的使用范围。有的监察机关未按照《行政监察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提出监察建议，如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 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提请公安、审计、税务等行政部门予以协 助时也使用监察建议；在适用对象上，错误地认为只有监察决定适用于监察对 象，而监察建议则适用医生、教师等非监察对象。

3.使用监察建议随意性较大、不规范。1999年6月7日，监察部印发《监 察部关于实行监察文书格式标准文本的通知》，对包括监察建议书在内的28种 监察文书格式进行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个别监察机关未采用规定的法 律文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较随意。如有的将监察建议与工作建议、工作提 醒、整改通知、督办通知等混用；有的不按照规定制作正式法律文书，不以书 面形式送达被建议部门或者人员；有的不告知被监察对象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 应当如何提出异议、无正当理由不采纳监察建议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4.确保监察建议落实的措施较乏力。对少数不认真落实监察建议的有关单位或者人员，有的监察机关没有采取有效制约手段，造成监察建议落空。

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各级监察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切实做到依法正确行使监察建议权。

1.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的结果，只有在以下十种情形下可以提出监察建议。其中，有八、九两种情形的，监察机关也可以依法直接作出监察决定：一是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是指拒绝执行法律、法规或者错误执行法律、法规，经上级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指出后拒不改正的情形。“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是指因某些原因导致对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的原则、精神的曲解或者误解，而发生执行上的差错以及因思想抵触或者渎职导致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的情形。

二是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主要包括：决定、命令、指示的内容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决定、命令、指示的发布超越法定职权或者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的。如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监察建议。需要注意的是：此项监察建议只适用于被监察部门，即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用被监察人员。

三是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 的。补救措施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给予赔偿等措施。四是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主要包括：

（一）被录用、任命人员明显不符合所任职务的条件，或者不符合任职回避规定的；

（二）超越权限或者违反程序作出录用、任免、奖惩决定的；

（三）奖励明显不 适当，或者处分畸轻畸重的。

五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监察机关根据检 查、调查结果，发现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了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 政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

2行政处罚的，有权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监察部门和人员行政处罚。

六是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这项规定是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新增加的监察机关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监察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有关规定，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监察建议。

七是需要完善廉政、勤政制度的。这项规定也是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新增加的监察机关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是监督检查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监察机关在开展工作中不仅要对监察对象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其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不足，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帮助被监察部门及时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八是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 除处分的。由于处分直接关系到被处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因 此，监察机关必须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程序的规定办理。

九是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违反行 政纪律取得的财物，是指监察对象通过违纪行为获得的金钱、商品等动产和不 动产，以及各种非法所得产生的利润、孳息等。

十是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2提出监察建议的要求。一是监察机关提出监察建议必须是在监察机关就某一事项立项或立案进行检查或者调查以后，根据检查、调查结果来提出的。对没有经立项、立案的监察对象不能提出监察建议。

二是监察机关只能向监察对象提出监察建议。根据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包括四类〃一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二是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三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修改后的《行政监察法》将原来以身份划分监察对象的标准变为以从事公务活动来划分，就会出现监察机关有权

3立案调查但无法处分的人员，如城管协管员，受委托从事公务活动的村民委员会成员等，那么监察机关可通过向城管主管部门、村民委员会提出监察建议的方式给予相关人员处理。对于非监察对象，如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及其公务员等，监察机关只能提出工作建议而不能提出监察建议。三是提出的监察建议必须是针对监察对象职责范围以内的事项，以便具体落实，不能超越监察对象职责范围提监察建议。

四是监察机关提出监察建议应当制作监察建议书。监察建议书应当载明：监察机关检查或调查的结果；提出监察建议的依据及监察建议的具体内容；提出监察建议的机关及批准同意的机关；对监察建议提出异议的程序等。

五是监察建议必须按要求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或者人员。《行政监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监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有关单位、人员”。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送达，是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和后果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步骤。送达方式包括：由监察机关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其他监察机关、主管部门代为送达。

3监察建议的效力。《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这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监察建议的地位和效力。因此监察建议一经作出，便同监察决定一样，具有依法获得法律保障实施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确定力。监察建议作出后，监察机关非依法律不得随意变更和撤销。二是约束力。一方面是对监察机关自身的约束力。监察建议有效成立后无论是作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还是批准同意的上级机关，在该监察建议未被合法撤销或者变更之前，都要受其约束。另一方面是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约束力。监察建议是监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监察职权作出的行为，监察对象具有履行监察建议的义务。

三是执行力，监察建议有效成立后，监察机关具有依法采取一定的手段，使监察建议得以完全实现的权力。为了确保监察建议的执行，《行政监察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自收到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执行监察决定或者采纳监察建议的情况通报监察机关”。这一规定不仅为执行监察建议的有关单位和人员设定了一项义务，同时也为监察机关对监察建议的4实施进行监督设定了法定途径。

4.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行政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的有关规定，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里的“正当理由”，主要有四种：一是依据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椐不足的；二是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三是提出的程序不合法的；四是涉及事项超出被建议部门或者人员法定职责范围的。出现上述情况时，双方应依照《行政监察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否则，监察机关应当追究被建议的部门和人员的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监察部法规室

第二篇：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

行使量刑建议权探索2007-02-10 16:48:4

5加强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一直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又是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地方这就更需要检察机关以此为切人口扎扎实实地进行审判监督。

定罪、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长期以来，检察官只是在起诉文书和公诉意见中就可能对被告人适用的处罚条款和量刑情节作出决定和发表意见，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是否有罪以及此罪彼罪上，对于量刑，往往没有展开有效的辩论。刑事案件的量刑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排斥在整个庭审活动以外。量刑的尺度，完全由

法官来掌握，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上。现行的很多判决，把“从轻”、“从重”视为一种形式，一笔带过，使被判决的对象不知其所以然。因此难以使案犯认罪服判，刑事上诉案件有增无减，一方面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有关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事实上，定罪与量刑同样重要，不应该有任何偏颇。

量刑作为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由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被告人等各诉讼主体共同参与，是世界各国普遍行的一项诉讼原则。随着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深人和人民群众对审判监督、司法公正的迫切呼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检察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的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行使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由“神秘”转为“公开”，使刑事审判不仅做到定罪公开，也要做到量刑公开，促使各诉讼主体对法律的理解，罪犯对判决的尊重

和服人。从而有效地减少上诉，提高了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支出。

一、何谓量刑建议权

所谓量刑建议权，即求刑权，又称量刑请求权，是指公诉人代表人民检察院建议。要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

量刑建议权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公诉权。从检察机关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有对案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公诉权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案件审理最重要的部分——判决结果，应该是检察机关关注的目标。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对案件中的判决部分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公诉权的必然组成部分。从量刑建议本身来看，量刑建议只是检察机关站在公诉人的位置上，对被告人应判处何种刑罚提出自己的意见。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而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准备和条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包含的实体性要求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并不影响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就是请求支院以裁判的方式同意检察机关对案件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并由法院根据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中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量刑处罚并确定执行方式。不难看出，检察机关请求法院认定事实、确定案件性质、认定犯罪，是在行使定罪请求权；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科以何种刑种、什么刑期、哪种执行方法，是在行使量刑建议权。二者都属于公诉权的具体权能，不能把后者与前者割裂开来，视作不同性质的权力。

二、在我国适用量刑建议权的意义

公诉人就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是实现法律监督特别是审判监督的有效途径。

其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的深人，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检察

机关应紧紧牢记自己的职能，将法律监督放在第一位。量刑建议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尽管刑法规定了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共三类四十多种法定量性情节，即法定的应当从重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减轻或史除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法定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常常发生交叉重叠的现象（即多个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同时存在），法律又没有具体指导发生多重情节时的量刑方法，因此很难讲清楚这些法定情节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从轻和从重的具体程度应该怎样法律也缺乏相应的规定。另外，刑法中一些条文将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都集中在了一个量刑情节上，法官自由选择的幅度太宽。还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还源自刑法中诸如情节“轻微”、”严重”、“恶劣”等等含糊不清的字眼的大量存在的事实。这些粗糙的规定并没有因为大量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得到应有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引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可以对法官 的量刑形成监督和制约。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在量刑的具体看法上应该出人不大，法官如果做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就促使法官加强自我约束，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行事。如果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同法官的量刑总是出现较大的差别，就会使法院和公诉机关产生疑问，是双方量刑尺度的掌握问题，还是存在司法不公。徇私舞弊的情况。如属前者，双方就有可能对本地区在掌握量刑标准的认识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交流，形成共识，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如属后者，则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和处理。

其二，检察机关就量刑提出具体意见，是检察机关提起诉的一个依据。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这些都是针对法官量刑错误而提起的。提出量

刑建议，能够使法院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使判决更为准确适当；同时一旦法院判决明显失当，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建议为衡量标准，作为是否抗诉的依据。

其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量刑建议要求公诉人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时，要充分考虑法律规定的一般性和具体案件的特殊性。而且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这必然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采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对公诉人一定时间里的量刑建议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上综合考虑，以此来评定公诉人的法律业务水平。这对公诉人也是一种

有效的监督。

其四、量刑建议权有助于法院更加正确、有效地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听取检察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在加上自己的审查，对案件的事实已经是比较清楚了。但以前在量刑时，只有自己的看法，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现在，检察机关实施量刑建议制度后，由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犯罪事实与法律适用；对法官有很好的参考作用，有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当庭宣判率。

三、量刑建议权在国外的适用

公诉人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为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所接受。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等国家的检察官出庭会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也有自己的量量刑建议权体系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国家的量刑建议制度鲜明存在于量刑阶段。在这些国家的刑事诉讼讼过程中，定罪程序量刑程序不是

混为一体的，而是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伙经审判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分界线截然分开。所以，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但在检察官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这一点中，英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略有不同。在英国，传统上认为，在量刑听证阶段，控辩双方之间已不存在定罪阶段那么强的对抗性，检察官出席听证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就犯罪事实及被告人的性格和履历提出证据；目的是协助法官确定量刑的事实基础，因此要尽量保持中立立场，不能以使被告人受到重刑处罚为努力目标。美国则不同，在量刑听证中，美国依然保持了典型的控辩对抗，作为控方的检察官理所当然地拥有对量刑提

出建议的权力。但这一权力是否被充分运用在践中也不完全一样，就全国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检察官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就量刑问题提出建议，是否提出、对什么样的案件提出通常由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己决定。由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系存在较大差异，故，对于这种量刑建议权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借鉴。

在大陆法系国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的划分，统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都规定法庭在评议之后做出判决，判决的内容通常同时包括定罪和量刑，但并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对如何确定量刑通常也没有具体规定。这是基于“定罪与量刑都是法官的权力，应由法官统一行使”这样的理论前提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自己的量刑建议制度，而且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及这一建议对法官的效

力等一系列规定或习惯做法体现出来的。在有的国家，这一制度被规定在法典中，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条就规定：“检察官在法庭上支持国家控诉，…向法庭提出自己关于对受审人适用刑事法律和刑罚的意见”。韩国检察厅法第条规定，检察官的职权之一就是“向法院请求法律的合理适用”。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出来，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检察官享有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力。例如，一项关于德国处刑的统计结论说，检察官建议适用的刑罚与法官最终判处的刑罚大都较为接近广而法官更倾向于在检察官建议之下处刑。可见，德国检察官在实践中确实享有量刑建议权；而且很为公众所关注。日本也是如此，“一般检察官在论述指控时，对具体的量刑也发表意见，这叫‘请求处刑’”，这一内容通常是检察官在审判的综合阶段作总结性发言时提出。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

官产生约束力，但是如果检察官认为法官量刑畸轻畸重的，可以提出上诉。

四、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行使

一、当前量刑建议权在我国的实践

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在法律中却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条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可以视为检察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量刑建议权在公诉工作中有三种：第一是提出—个对被告人量刑的幅度；第二是在公诉意见书中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作出确认；第三是现在改革中提出的，即在量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从这个角度讲，检察机关实际上正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对被

告人的法定和酌定从重和从轻的情节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并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实际就是粗线条的量刑建议。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的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定，又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的规定》中规定，在法庭上．对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这实际是就是明确的量刑建议。

虽然以上都只能视为量刑建议权的雏形，但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量刑建议权的适用环境

任何一种权力在法律上的确定，都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加以保证。如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里，检察官普遍相遇量刑建议权。在庭审只检察官要提出他的求刑意见，辩护律师也会提出他的辩护意见，而法官作为一个仲裁者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检

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并不当然的对法官产生约束力。而是作为一种诉辨交易制度诉辨交易，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指的是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做出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或者更少的罪名指控，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方的量刑建议等条件与被告方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最佳条件的讨价还价。使检察官的求刑权对法官的约束力加大了。也就是说，这种力度的加大不仅是因为检察官有求刑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和辩护方、被告方达成一致了，比如说检察官建议给被告人判处三年，而被告人，辩护人也同意，这时候对法官就有约束力。如果仅仅是检察官单独求刑，辩护人不同意，被告人也不同意，那么对法官就仅仅是有参考价值，不过法官肯定不会绝对按检察管的要求来定罪和判刑。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开展量刑建议权改革时如果把求刑权搞得很具体，在没有诉辨交易的情况下，其意义又何在

我国虽然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辨交易”，但是如果仔细研读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则不难发现“诉辨交易”的影子，如《刑法》中“坦白、自首、立功”的规定；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诉辨交易”也又相似之处，然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行使了多年，但在实践中落实的并不太好。由于法律缺乏从重从轻的相应规定，法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从重从轻的判决含糊不清。有些人把其编为“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如果引进“诉辨交易”制度，就可以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立法化，有利于操作。

另一方面，形式案件的发生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发生，现实中大量的刑事案件在证据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被告人出于畏罪的心理会在证据上百般抵赖。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办铁

案往往对一个细小的证据也必须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司法机关还必须承担犯罪分子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逃避处罚的诉讼风险。但是，通过诉辩交易就可以使这种证据存有缺陷厂必须以被告做出有罪供述并接受审判结果为条件的案件得以审结。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乃至对犯罪人都是一种现实的公正。

（三）、有步骤地引入量刑建议权

在一个刑事案件里；如果检察官提出判三年，结果法院判了四年，判刑时也没有专门说明理由，而且就差一年也很难证明法院判决不对。这种在量刑幅度以内处刑的，原则上不应当主张抗诉，因为这还有个诉讼资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求刑权似乎就可以随意了，对谁都没有约束力了。所以，目前行使这种求刑权等于没有意义。比较可行的是先赋予死刑量刑建议权以法律效力。为了体现中国适用死刑上少杀、慎杀的政策，可以推行“检察官不提出判决死刑，原则上法院就不能判”的办法。如果与法院所判刑期只差一年两年，检察官不宜抗诉，否则对法院的信用、权威也造成了冲击。一般来说，一年两年的量刑出入也不会引起社会的认同问题。

第三篇：学生正确行使消费权的讲话

正确行使消费权，齐抓共管安全质量

——柳树中学2018年“质量月”活动的国旗下讲话

全校师生：

大家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正确行使消费权，齐抓共管安全质量”，近期，遂宁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8年“质量月”活动。该活动的主题是“全民关注质量，质量服务全民”。我们柳树中学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在近期也将积极的开展“质量月”活动。多年以来，学校行政一直高度重视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的安全质量，在后勤分管领导何校长、陈主任的部署下，学校专门组织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学校食堂、理发室、洗衣房、热水系统、直饮水、油印室等后勤服务部门进行质量安全排查，开展安全意识教育活动，提高服务人员的安全服务水平，提高后勤服务部门的服务质量，保障全校师生的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生活的秩序。在此基础上，学校行政、后勤处、德育处多部门联合行动，将本次后勤服务提升的重点放在学校食堂的安全质量的监管上。一方面，学校投入大量的财力，把学校食堂建成了全省一流的示范食堂，我校的食堂设施设备完善，功能齐备。另一方面，学校后勤处严把食堂的进货关、验收关、清洗消毒关，严控食堂厨师的操作流程，坚决及时处理食堂的剩菜剩饭，确保全校师生吃上安全、健康、营养的饭菜。第三方面，学校加强食堂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做到热情服务，微笑服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校多方举措，齐抓共管后勤服务的质量安全。那么，我们同学们也该积极树立“正确行使消费维权”的观念。通过前面的介绍，同学们要对我校后勤服务的质量安全放心，特别是对我校食堂的食品安全质量放心。如果同学们对我校的后勤服务有良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全校的同学首先要做到“理解”二字。俗话说：众口难调。学校食堂的大锅菜的口味不能让大家百分之百的满意，这是正常的。每位同学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东西南北中，干洗咸淡辣。学校食堂的师傅用辛勤的汗水菜做出了来的食物，只能兼顾绝大多数学生的口味。从数量上来说，同样一份饭菜，对男生来说有特别是体训生，可能略有不够；但是，对女生来说是吃不完的，造成不必要地浪费。这些问题还请同学们多多理解。学校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一定要让每位同学吃饱，但不浪费。我们学校也要求食堂服务人员贯彻和落实学校的一贯主张，以满足每位同学的膳食需求。其次，我们要正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遇到食堂的饭菜让你不太满意时，首先应该向食堂的投诉热线汇报。学校在每层楼的入口处都设置了食堂的投诉电话，方便同学们反映情况；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同学们可以向你的班主任老师投诉，向你所在的年级的年级主任投诉，如果问题实在无法及时解决，你还可以向学校校长信箱投诉或者直接找向校长当面投诉。只有这样，同学们的问题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合理的解决，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同学们，正确行使消费维权，构建绿色校园、和谐校园，责任在我们每个人。

柳树中学第四周值周组

2018年9月

第四篇：制定完善法规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

XX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8月15日颁布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209号令），自2002年9月15日起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深化城管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执法部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该办法实施以来，市行政执法支队及各区行政执法大队依照办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由于该办法中部分条例规定的执法范围、职责不明确，甚至无法可依，导致出现执法盲区及执法难作为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三章中“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执法局组织强制拆除”的规定无法可依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权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法律第三条第二款还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施行”。以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作为政府令只是规章，其制定的前提是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其规定的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当事人的违法建筑无法可依。建议修改为：“……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行政执法局依照法定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无法可依XXX区城建监察队伍自1984年成立以来，依法拆除了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但从未向违建人收缴过拆除费用。即使在给当事人的自拆通知书上注明其应承担的费用，实际工作中仍无法操作。一是《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不在有关法律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因此《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因此收缴拆除费用显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是很难操作到位的。即使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照什么法律、法规追缴拆除费用呢？

三、《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容易造成执法管理上的“盲区”《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XX城区范围。”XXX区地处城郊结合部，至今仍有很多集体土地，那里的人们仍不同程度的保留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设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仍为江苏省《村庄和集镇规划管理条例》。随着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以后，原乡、镇依照上述条例享有的行政执法权因改为街道后而丧失。区城建监察大队合并到行政执法局以后，按照规定只能在“城区范围”执法，这就使农村地区成为行政执法管理的“盲区”。近年来，农村违法建设屡禁不止，特别是有不少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擅自将集体所有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员、私营业主建居住房、出租房、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和厂房。一些建房人受河西地区征地拆迁获得补偿的影响，纷纷抢建房屋建筑，以求在今后的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并非实际利用所建房屋发展生产。因此，这些房屋大多是未经规划和用地许可、没有正规建筑设计、由无施工资质的土建队伍偷工减料所建的简易房，建设过程中履出工伤事故，工程质量根本没有保障。如果让这些地方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工作的盲区，后果将不堪设想。建议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改为“本办法适用于XX市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建邺区、秦淮区、下关区、栖霞区和XXX区范围。”

四、《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不够明确，出现多头执法现象所谓“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其本意应该是指个人私自建设的200平方米以下（含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简易的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但按照字面含义理解，只要是个人建设的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包括由个人出资建设的几千平方米，甚至上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住宅房、桥梁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无论多大面积和什么结构，都属于行政

第五篇：制定完善法规 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

XX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8月15日颁布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209号令），自2002年9月15日起实施，制定完善法规 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深化城管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市委、市政府交给执法部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该办法实施以来，市行政执法支队及各区行政执法大队依照办法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由于该办法中部分条例规定的执法范围、职责不明确，甚至无法可依，导致出现执法盲区及执法难作为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三章中“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执法局组织强制拆除”的规定无法可依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权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法律第三条第二款还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施行”。以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作为政府令只是规章，其制定的前提是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其规定的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当事人的违法建筑无法可依。建议修改为：“……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行政执法局依照法定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无法可依XXX区城建监察队伍自1984年成立以来，依法拆除了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但从未向违建人收缴过拆除费用。即使在给当事人的自拆通知书上注明其应承担的费用，实际工作中仍无法操作。一是《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而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不在有关法律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因此《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因此收缴拆除费用显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是很难操作到位的。即使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照什么法律、法规追缴拆除费用呢？

三、《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容易造成执法管理上的“盲区”《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XX城区范围。”XXX区地处城郊结合部，至今仍有很多集体土地，那里的人们仍不同程度的保留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设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仍为江苏省《村庄和集镇规划管理条例》。随着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以后，原乡、镇依照上述条例享有的行政执法权因改为街道后而丧失。区城建监察大队合并到行政执法局以后，按照规定只能在“城区范围”执法，这就使农村地区成为行政执法管理的“盲区”。近年来，农村违法建设屡禁不止，特别是有不少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擅自将集体所有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员、私营业主建居住房、出租房、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和厂房。一些建房人受河西地区征地拆迁获得补偿的影响，纷纷抢建房屋建筑，以求在今后的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并非实际利用所建房屋发展生产。因此，这些房屋大多是未经规划和用地许可、没有正规建筑设计、由无施工资质的土建队伍偷工减料所建的简易房，建设过程中履出工伤事故，工程质量根本没有保障。如果让这些地方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工作的盲区，后果将不堪设想。建议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改为“本办法适用于XX市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建邺区、秦淮区、下关区、栖霞区和XXX区范围，调查报告《制定完善法规 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

四、《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不够明确，出现多头执法现象所谓“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其本意应该是指个人私自建设的200平方米以下（含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简易的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但按照字面含义理解，只要是个人建设的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包括由个人出资建设的几千平方米，甚至上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住宅房、桥梁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无论多大面积和什么结构，都属于行政执法局的执法管理范围。根据《XX市城市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区建设局只能审批发放居民和农民200平方米以下、二层以下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查处和拆除违法建筑的面积、结构和层次等，《XX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和规章也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市规划局所属市规划监察大队，与全市各区的城建监察大队，在查处200平方米以上的违法建筑时，经常发生两个部门先后处罚同一个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的现象，致使当事人要到市、区两个单位接受调查或处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因此，为了避免执法过程中多头执法现象的发生，应当在制定有关法规时，明确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建议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所称“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修改为“个人建设的二层以下（含二层）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关于正确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几点建议：

1、修改完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成为行政执法局可以依据的法规。

2、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多年来，市城建监察支队及各区城建监察大队，依据《建筑法》、《招投标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无施工许可、无资质、未招投标和未办理建筑安装和装饰装修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等违法行为，及时责令其整改或给予处罚，有效维护了建筑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区城建监察大队合并到行政执法局以后，建设系统将失去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而《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又没有授予行政执法局相应的执法权，如果发生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的问题，又无人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既然建设系统不能保留行政执法专业队伍，就应当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这方面的行政执法主体为行政执法局。

3、合理设置组织机构。市行政执法局可设立建设规划管理处和市容管理处，并在市行政执法支队内设市建设规划管理行政执法直属大队和市容管理行政执法直属大队，由市城建监察支队和原市容监察支队的人员组建成立。区行政执法局可以设立建设规划管理科和市容管理科，并在区行政执法大队内设立建筑管理中队、规划管理中队、市政管理中队和园林绿化管理中队、市容管理中队。

4、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在加强思想作风培训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实际执法能力的培训，尤其是成立综合执法部门以后，为避免因单位变化和人员调整而造成混乱和疏漏，原城建监察大队和原市容监察大队人员，对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办案经验及暴露出的问题，应经常开展交流座谈，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确保各项行政执法工作正常、有序、顺利地开展，保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连续性。

5、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检查。行政执法队伍不仅要接受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行政执法局还应当主动接受移交行政处罚权的建设、规划、市政公用、公安交通、工商和环卫等部门的监督，以促进行政执法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