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及借鉴论（范文大全）

第一篇：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及借鉴论

目 录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 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内容简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政府规避直接责任，企业负担沉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立法宗旨存在偏误，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本文从日本社会保障的体制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并就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及其成因、改革的基本趋势等问题加以概述。继而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加以分析；着重从社会保障的立法基础、决策与管理体制、财政结构、资金平衡，以及扩大覆盖率和建立多层次保障体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系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展望》的子课题。该研究课题受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中日两国政府间2001年学者交流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学者（6人）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证券的研究人员分工完成。本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心特邀研究员，负责本项子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研讨会上交流、发表，并结集成册，同年在日本以《中國社會保障改革の衝擊》（日文版）为书名出版发行（日本东京，劲草书屋，2002年11月15日版）。因本课题版权协议的限制，本文系首次在国内发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着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解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发展很不平衡，企业负担沉重；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在战后初期，日本即奠定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制度，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适合社会变动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修改。当前，日本的社会保障正面临着经济景气不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雇佣形态改变等因素的挑战或考验，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改革或调整已势在必行。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虽然两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各异，社会保障的发展层次、水平悬殊，导致社会保障危机的历史成因亦尽不相同，然而对各自的特殊性加以抽象即可观察到，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它源自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及其共同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和相互借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可归纳出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或特征，这些经验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无启迪或借鉴意义。本文仅从体制的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每一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日本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绝大部分是在战后的前20年间（即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制定或修订的，它们作为日本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对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保护体系的筹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从立法结构和形态上看，日本狭义的社会保障法律部门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及医疗等4个子部门，其中每个子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然日本没有根本性的社会保障法典，但该法律部门中的每一单行法均是由立法机关设立的，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与社会保障事业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从立法基础和宗旨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立法理念之上的。这一理念的确立始于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诸如承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即由国家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

[2] 1950年10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书》以1948年宪法第25条关于“任何国民都拥有享受健康的、文化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国家要努力提高和增进有关一切生活方面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的表述为基础，确立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社会保障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方面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救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便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真正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从立法过程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雇主团体、工会团体共同参预的原则。在日本，国家、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安排往往占居主动地位，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酝酿，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或合作告终。在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社内工会制度下，劳资双方在对待社会政策的立场上往往较易达成妥协。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是社会各参预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 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参预社会保障事务，它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其法律地位和职责主要是裁决诉讼而不是形成社会政策，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追认以及对立法、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4]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立法机构。立法权属于国会，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修订由国会审议批准；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投资需由国会决议。行政管理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为厚生劳动省，负责社会保障的调研、规划、调整和审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都道府县。执行机构。中央执行机构为社会保险业务中心，负责汇总、处理地方执行机构的投保人资料。地方执行机构为都道府县的民生主管部门及社会保险事务所（系社会保险厅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和基层公共法人组织（如健康保险共济组合、国民健康保险共济组合）。中央和地方两级执行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社会保险事务处理实现了“在线化”。审查机构。日本政府根据《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议会法》，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审查制度。经厚生大臣任命，在各都道府县配备2名以上的社会保险审议官，是为第一审机构。负责第二审的机构是由5名委员组成的社会保险审查会，审查会的委员须经参众两院批准、由内阁首相任命，任期为3年。审查对象涉及受保人的资格、标准报酬、保险款项的发放以及保险费征收等方面。审查程序是：受保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地方审议官申请审查，无须负担特别费用；若对地方审议官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向社会保险审查会申诉；审查会的审理公开进行；若对审查会的二审裁决不服，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政府设立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分别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的收入为社会保险缴费、国库负担及保险基金运营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年金给付和福利设施投资。特别会计要将收支节余额的大部分“预托”给财务省资金运作部，后者将这部分积累金与邮政储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券等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预托”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和长线投资，其余部分交给厚生年金福利事业团、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机构具体经办。此举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重点建设，而且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300余家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的收取和支出。监督机构。日本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联合会，其总部设在东京，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分支机构。联合会作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中介机构，专事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督，对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催款单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和医疗规定者，送交受保人所属的保险公司以便履行向医疗机构付费的程序；反之，则提出质疑返回医疗机构重新办理。实行上述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使有关部门和机构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社会保险的业务程序清晰、高效、严密；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咨询制度。专家咨询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是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计划、立法、运营大纲等进行审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政府还设有医疗保险审议会和年金审议会，是为厚生大臣及社会保险厅长官的咨询机关，对运营进行审议；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地方的社会保险审议会，负责对医疗保险机关进行保险适用资格的批准和取消；在厚生劳动省设有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议会，对雇件以及劳灾保险进行审查。民间协助制度。这是一类旨在动员民间力量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制度。社会保险委员会制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规定，凡是2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要设专人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这些人由所在都道府县首长聘为社会保险委员，社会保险委员对本单位的领导及职工社会保险问题进行指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社会保险事务所设有社会保险相谈员，负责对未满20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巡回指导及业务联络。社会保险委员和社会保险相谈员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在工作上互助协助。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障责任的归属问题上，日本贯彻了混合性原则。即：公共救助部分依据的是必要原则，由政府承担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主要依据贡献原则，其社会保险资金来源采取受保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5]其中政府责任占有较高比例。日本的社会保险资金主要包括保险费、公费和其他（如资产收入等），根据最近统计，保险费占57%（受保人26.9%，雇主30.1%），公费占31%（国库支出27%，其他公费4%），其他来源占12%。[6] 政府除负担每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外，还免除了生活困难者的保险费缴付义务，对于由于特殊原因无法享受其他年金者通过福利年金提供帮助，并且负担社会保障事务的全部管理费用。这一收入结构，既顾及了广大受保人和雇主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的可能，与以政府税收为主的英国北欧型和以社会保险收入为主的欧洲大陆型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战后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国民生活意识的转变，国家财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缺口近300万亿日元。[7]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修正积累制的特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公共年金大体上每5年进行一次核算。为了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政府组织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据以对未来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累和支出。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养老金筹资模式上迥异，但修正积累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积累和支出的调整不无借鉴意义。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但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却遇到了多方面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呈现出日趋严峻之趋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有属于其自身结构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外部条件方面的。就外部条件方面而言，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失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变动等三方面问题。[8]（1）经济增长减速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压力。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增长即呈现出明显的减速甚至停滞之势。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1991年起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尽管日本历届政府已数次出台复兴经济的方案，但一直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经济增长的滑坡，至少从两大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国民经济总体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致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增长规模相对缩小，从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得以扩展和完善的财政基础。其次，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企业倒闭不断增加，致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失业与雇佣保障方面的负担。（2）人口结构变化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展和完善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尚未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遇到沉重的人口高龄化压力，老年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然而，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进程在步入70年代后也迅速加快，人口高龄化程度也随之迅速提高。日本的人口高龄化系数已达1990年已达12.0%，而且这一系数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到2025年将达27.4%。[9] 伴随人口高龄化速度加快、程度提高，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年金者的数目日趋庞大，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造成了日本政府日趋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致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3）终身雇佣制度开始松动。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所通行的雇佣制度即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公司雇员一般不中途转厂，雇主亦很少单方面解雇雇员，即使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终身雇佣制的广泛存在，至少从两方面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其一是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减轻了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方面的负担；其二是企业为鼓励其为企业献身并减少其后顾之忧，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内部保障项目和设施，起到了替代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终身雇佣制也开始呈现解体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短期雇佣、临时雇佣方式，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速。雇佣制度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加重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保障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生活、健康等保障项目的积极性，而把大量的保障负担推向社会。（4）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向是家庭核心化、家庭老龄化、家庭独身化、家庭小型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从多方面削弱了家庭的保障功能，把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保障事务推向社会，如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家庭核心化又使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住率大大降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单身化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而家庭主妇外出就业又将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了社会等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从而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府的租税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增大，而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却急剧膨胀，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日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由来已久，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即着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80年代以后改革力度明显加大。1982年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调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8年发表《关于实现长寿、福利社会政策的基本考虑与目标》，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公布咨询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全体国民来建立、支持的制度”，主张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整体上重新加以认识，使之适应国民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家庭及地区的变化、女性作用的变化、劳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变化，并使之在21世纪依然能够持续下

去。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1）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费支出的过度膨胀，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改革的目标首先集中在国库存负担最大的社会保险部门。在公共年金方面，1994年出台了年金改革法案，决定从2001年起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到65岁，对无工作或低薪的劳动者，可在60-64岁期间支付部分养老金。为解决财政薄弱的年金部门负担过重的问题，除采取国库存重点帮助和调整各年金体系间的财政加以解决外，政府还积极谋求实现年金制度的一体化。在医疗保险方面，1982年制定的《老年保健法》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医疗公费负担”制度，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各医疗保险制度共同负担。1984年设立修改健康保险法时又规定：60-70岁的老人是受雇者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把补助医疗费的标准由100%降至90%，以降低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率；同时废止了“临时工（日工）保险制度”，将其纳入其他健康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个性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制度。1992年在健康保险中第一次导入了“中期财政运营方式”，以便在大致5年间取得财政平衡，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和国库补贴率。（2）在考虑国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保险金缴纳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多元化。1994年的年金改革法案规定，厚生年金的缴费比率从1994年10月起，由月标准收入的14.5%提高到16.5%（劳资双方平均分摊），1995年10月再提高0.85%；1995年后从受保人的年中和年末奖金中（各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取1%的保险金（劳资均摊）。然而,日本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能遏止社会保险财政赤字的扩大趋势,除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所有保险制度都呈现的财政赤字，政府的基本对策是提高缴费率。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拟定了一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率，今后的改革方向将是降低工资替代率、逐步缩小公共年金规模、扩大企业年金。但由于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未予通过上述议案。日本政府在2001年1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老龄化而制定的、以提高缴费率和增加个人负担治疗费比率为主的重建医疗保险财政方案，拟于2002年实施。在税制改革方面，扩大中间税征收比率。1998年日本首次引进消费税，90年代以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比率（1997年后为5%）来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通过提高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以减少政府支出部分。以上这些做法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国民的负担。因而如何取得国民的广泛共识和支持，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3）倡导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重视各社会团体和家庭有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居民参与社会福利的机制，90年代以来，由居民创办的各种营利性家庭服务团体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也主动参预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慈善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立法基础。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安全为目标、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宗旨的社会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大都将自然法关于人的生存权利的自然秩序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并承诺保护。在这些国家，宪法对于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保障的承诺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渊源和基础。在中国，宪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但在有关章节中对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作了相应的表述。[10] 然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在论及有关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或依据时，人们往往援引的是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或决议，而这些文件中没有对社会保障给出清晰、完整的定义，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多偏向于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用，或者将其局限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层面。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功利性目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减轻政府责任，使社会保障在弥补市场缺陷、公平收入分配、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并且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强化谨慎性预期心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立法基础的模糊，或许是造成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原因之一。立法形态。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框架，在结构形式上基本涵概了当代社会保障法系的外延。[11] 但从立法形态上看，尚处于较低层次，大多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颁布的，或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形态，其刚性和约束力较弱；在法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国家意志；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立场差异，一些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矛盾或者衔接上的真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搏弈倾向下，其实施中的随意性较强，实施效果易打折扣。从先进国家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来看，应在体系创建初期就将强化立法列为根本，以此保证和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建立全国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体系的迫切任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社会保障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加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提升立法层次、使之从政府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是其中一项根本的、战略性的任务。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先制定根本性的社会保障部门法还是先行分项制定社会保障的单行法问题上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推进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的目标、宗旨和原则，明确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团法人、商事组织、公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预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并且能够用以规范相关单行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总括性的社会保障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部门法的建立，有利于该部门法系的立法完善，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运行。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由现有的决策体制和立法形态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完成的。尽管某

项制度的出台，通常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试点运行、总结评估到决策选择的过程，但在封闭的和缺乏透明度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难免因决策者认识上的局限或政府意志的作用而造成失误。[12] 在这方面，日本的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体制，法定的专家咨询机制（社会保障审议会制度），受保人、工会、党派、雇主组织、自营业者组织等社会各利益团体广泛参预的决策体制，[13] 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执行、基金运行、审查、监督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方面，中日两国确有诸多需要交流、学习与借鉴之处。除前述若干问题外，日本法定的专家咨询制度、民间协助制度以及保险费的定期审议、修正制度，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性的借鉴价值。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险费筹资上，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原则。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结构与日本具有同构性，但各责任主体的负担比例与日本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中，企业缴费占78.2%、个人缴费占21.8%，2000年则分别为78.9%和21.1%；[14] 而日本1998年雇主和受保人在社会保障供款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和47.8%。[15]从政府责任方面看，在中国1999年的国家财政决算中（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与“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之和为523.5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45%（在该年度预算中，这两个项目的支出预算为346.94亿元,仅占总预算的2.39%）；[16]日本在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达到37.52%的水平。[17]两相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畸低或畸高责任，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社会保障财政结构的现状，反映政府角色定位上的偏差，并制约着某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改变由国家过度包揽的传统保障方式、减轻政府负担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主要方针之一，它比较符合当前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世界潮流。但将政府角色仅限于制度供给和最终保障、缺少法定的直接责任的定位则有失妥当，未能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引入个人帐户，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目标，但在负担结构过于偏重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尤其是缺乏政府的直接责任的状况下，企业负担并未因个人责任的增加而降低至合理的水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又极力提高企业缴费水平。[18] 由于企业负担偏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征缴（由于企业的逃费、避费倾向），制约着“广覆盖”（由于企业拒保倾向）和“保障方式多层次”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政府力图依赖社会保险基金清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产生的养老金财政危机，以及强调以“低水平”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长远目标，导致了公众对改革的恐慌心理和对政府置信度的下降，由此引发了“提前退休”、“突击看病”等严重问题，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消费、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的普遍心态。当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便开始强调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制定短期应急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仓促应对。应当看到，政府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行为，实质上是社会保障机制对政府责任的强制性复归。与其规避政府责任、引发制度运行波动后再予以补救，不如确立政府责任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周期和社会结构变动中保持平衡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征缴、给付水平，基金运营收益率的高低，以及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而这些因素又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动时，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渐进的，其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可预测和易于把握的；经济运行状况则相对存在较大的变数，除了其自身正常的波动周期以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之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传导给社会保障基金使之发生盈亏变动。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除了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外，还应预见到经济、社会因素变动对它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手段具有缓解或吸收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的作用，既使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自身亦能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在经济良性发展阶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在经济状况长期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基金本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危及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难以为继。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未能预见到长期衰退的影响，而长期以来的“国债依赖型”财政又使得政府在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力不从心，后来的改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社会保险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具有对等性，“低水平”并非是保持基金平衡的有效方法；提高缴费率和降低给付率将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损害受保人的利益而受到社会保险主要供款人的抵制；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营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民间或政府，都会使基金平衡面对一定的风险，因而应按照适当的比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受保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现有体制、支出结构和监督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将保障社会安全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并确立以“平衡预算”为原则的财政决策和运行机制，从而奠定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和最终责任的财政基础。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以劳动者为中心到全民保障的扩展过程。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亦应突出重点，有序发展。虽然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其覆盖面已经开始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逐步延伸到城镇其他经济

成份的职工，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还比较狭窄，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别过大，众多无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和处于低水平保障状态中的劳动者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这种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安定正在或者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种囿于“唯生产力论”、忽视社会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需求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制定的社会政策，无益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以城镇劳动者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其中，突破“二元化社会”思维的局限，将占中国全体公民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但日本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不乏可供学习借鉴之处。同时，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程中，既要制定社会保障的依据、规范、准则和标准，又要注重完善制度运行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充分评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可能因公众疏于参预而使之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日本的国民年金“空洞化”趋势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19]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企业雇员，一般可得到由国民基础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或适格年金）所构成的三个层次的保障；一号受保人除加入国民基础年金外，还可志愿加入国民年金基金。另外，日本在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还有各种商业人寿保险可供人们选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参保人的养老需求。中国在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期，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目标，[20] 但它的初衷在于改变以往的养老保险资金筹措完全由国家或企业包揽的单一方式，因而在目标设定上与世界银行倡导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存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多支柱”体系的建立包含着基金来源和筹集方式的内容，但它的目的却是从保障老人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出发，确立由国家再分配责任、企业保险责任和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共同支撑的养老金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有效和安全的老年生活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由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强调减轻政府责任而偏重于企业的责任，也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缺少谈判协商机制，使得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这是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中日两国在各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相类似的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人口负担系数增大、失业率增长、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养老保险基金运营风险加大等等；学术界关于走出社会保障财政危机的方法和途径的探讨亦有趋同之处，诸如推迟退休年龄、减轻政府负担、提高缴费率、降低工资替代率，以及社会保障“费”、“税”之争，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孰优孰劣之辩等等。因而，两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加强交流和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应看到，中日两国是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施行调整或改革的，两国在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某些问题或因素虽然带有共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的因果关系、结构层次、性质内涵及其对现行制度的影响程度等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不同的立场或视角考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充分把握双方的特殊性，深入分析具体条件和具体问题，才能做出有益的比较和正确的判断。注释: [1] 诸如一些中国学者所归纳的：把握有利时机，迅速建立、完善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顺应形势变化，适时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转移，不断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加强“体系化”、扩大覆盖面，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法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营和管理，等等。从具体保险制度形态上看，使人人享有健康的、普遍性的健康保险制度，以养老为主兼有遗属、残疾保障功能的年金制度，具有失业救助、调整雇佣状态、扩大雇佣机会、促进劳动者能力的开发与提高、增进与改善劳动者福利等综合功能的雇佣保险制度，关注老年群体生活需求、通过提供生活服务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介护保险制度等等，亦构成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特征。[2]美国占领当局在公共救助三原则——无差别和平等、明确国家责任、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指导下，积极推动日本制订新的法律和制度，1946年《生活保护法》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它与战前的救贫制度有着根本区别，但并未理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公共扶助的含义，设定了请示权等资格审查规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难以确保“无差别和平等原则”的贯彻、难以体现国家的责任，没有消除授予者的“施恩”意识和受领者的被动意识，国民仍然把生活保护视为国家的施舍。[3]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提出了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等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但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因此未通过上述1999年的政府案。[4] 例如，东京地方法院对“朝日诉讼”的一审判决（1960年10月19日）得出了厚生省规定的生活保护基准违反了生活保护法第3条、第8条的结论。这一判决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使要求提高社会保障水准的市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生活保护的基准也在判决下达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虽然最高法院1982年7月7日的判决推翻了一审结论，但在实际上亦认定了国家的酌情处理权并非是无限的，应服从于宪法的制约，可将显而易见是不合理的实施对策视为违宪行为。[5] 中国亦确立了“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社会保险筹资原则，表述为“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6月26日）。但在具体的责任构成方面、尤其是在政府责任的承担上与日本存在差异。这一点将在后文略加讨论。[6] 引自吕学

静编著：《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第26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另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1998年社会保障的融资结构是：受保人缴费占29.5%，雇主缴费占32.1%，公费负担占24.7%（其中国库负担为19.3%，其他公费负担为5.4%），其他收入占13.8%（其中资产收入占10.1%，其他收入占3.7%）。[7]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8] 在日本，经济衰退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影响社会保障运行的两个不同的向量。前者的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后者则大多是伴随社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而且是社会保障发展的结果，应该视其为一种进步的、促进性的影响因素。尽管二者的作用在引致社会保障财政危机方面殊途同归，但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并非是削弱社会保障本身，而是使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合理、完善和有效。就经济因素而言，不是社会保障加剧了经济上的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减少了社会保障的财政收入并且扩大了对它的支付需求，从而使它面临困境。如同社会保障曾经支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样，一个更趋合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将有助于吸收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震荡，促使国民经济较平稳地走向复苏和高涨。[9] 引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险研究所：《目でみる年金》第138页表14，2000年版。[10]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修订）第42、44、45条。[11] 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法规，社会福利法规，残疾人保护法规，社会优抚法规，妇女儿童保护法规，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12] 典型的事例，如：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通知》制定的两套方案，因其固有缺陷而造成实施中的混乱局面；近些年由于政府力图规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引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以及2001年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办法的实施导致的股市动荡。[13] 在中国，由于上层工会组织的行政化，参预决策的应以基层工会、企业工会的代表为主。此外，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者的代表也应平等地参预决策。[14]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编：《中国社会保险年鉴》（内部资料，2000年、2001年）的数据计算。统计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未含失业保险。其中企业和个人在医疗保险缴费额中的比例按3∶1估算。1999年，社会保险费征缴收入为1,359.9亿元，其中企业缴费1,063.8亿元，受保人缴费296.1亿元；2000年的数字分别为1,902.5亿元、1,500.6亿元和401.9亿元。[15]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第15页“表1-1”的数据计算。1998年的供款总额为549,737亿日元，其中事业主负担286,449亿日元，受保人缴款263,288亿日元。[16]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0)》（中国财政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数字计算。[17] 此数字为日本1991-1993年三个财政年度福利支出的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1999）》的统计数字计算；转引自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表9-7“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收支”。[18] 比如，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企业缴水平为工资总额的20%，但1998年有17个省份的企业缴费水平超过此限，其中最高的是新疆，达到25.9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第47-48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19] 日本的国民年金法规定，20至60岁的日本居民必须加入国民年金，其中除雇员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加入者（称为“二号受保人”）及其无职业配偶（三号受保人）自动加入外，对自营业者及其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以及非法人化的5人以下企业的雇员（统称为“一号受保人”）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法律约束和严密的监督（监督成本过于高昂），“一号受保人”实际上是志愿加入的；由于国民年金加入者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承担等额的缴费义务、享有等额的给付权利，并享受同等的免税待遇和国库补贴额（占国民年金给付的1/3），因而使国民年金的公平性受到质疑；由于自营业者一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老年时的生活对年金收入的依赖较弱，因而使国民年金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加之，由于国民年金的收益率较低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不乐观预期，人们对年轻时的缴费能否在年老时得到等值的回报心存疑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约有30%的适用对象未参加（或因各种理由免除缴费义务），一些人（主要是年轻人）转而购买收益率较高的商业保险，从而影响了国民年金的积累，形成了国民年金“空洞化”的趋势。[20] 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5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并指出：“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主要参考文献：陈建安主编：《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吕学静编著：《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学静编著：《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编：《中国社会保险年鉴》2000年、2001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险研究所：《目でみる年金》，2000年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编：《社会保障费统计资料（1969-1998）》，研究资料第300号，2001年3月31日。

第二篇：浅析社会保障体制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浅析社会保障体制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是确保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只有在这两项推动力都完善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得以健康、快速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即是国空对社会成员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受灾害及生活困难等情况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这是通过社会责任的平衡和社会义务的实现从而来实现对社会生产方式的保护。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仅覆盖面较窄，而且还存在着盲区，主要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三条保障线来进行的，这种保障体系不仅忽视了广大农民而且对非国有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也没有提升，将这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但现实生活中这部分人却是最需要保障的人群，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收入之间的差距增大，制约了当前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1.社会保障侧重于城镇，对农村较为忽视

近年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试点已开始启动，而且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也得到广泛的覆盖开来，但与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其保障层次低、保障功能差，所以对我国广大农村来讲，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与城镇养老医疗的保障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部分地区也建立了相关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但农村所享受到的保险项目与城镇还是无法相比的，农民的保障还是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土地。

2.社会保障标准没有统一

由于我国存在着太多的历史欠账，这就导致在补偿原来的欠账情况下，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性没有正确的认识，再加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所以导致各具体的项目制定时都是独立完成的，各项目之间没有实现协调和统一，这就导致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互脱节的情况。

3.农民社会保障观念落后

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都有“养儿防老”的旧观念，即将养老寄予在子女的身上，再加之对社会保障缺乏认识，而且对社保也存在着较大的疑虑，广大农民都没有稳定的收入，这就导致缺乏参保的积极性。

4.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使经济增长受到制约

虽然在近几十年间，我国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养老保险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这些改革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从长期的改革中并没有让百姓享受到实惠，反而形成了看病贵、入学难、高价高的诸多问题，人们生活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而且对未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使居民的整体消费更趋向于保守，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二、加强对实会保障的完善措施

1.扩展社会保障覆盖面

社会保障要想加大覆盖面，则需要明确出资主体，而且政府也要承担起主要责任，加大财政的投入，只有政府增加了财政投入的力度，才能更快的推动城市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仅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是关注民生的重要表现，而且城市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也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相适应。这就需要对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不断完善，这样可以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更快的建立。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保险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保中来。为了更好的对失业者提供更好的保障，则应进一步对失业保障的范围进行扩大，加强对失业者就业培训的力度，在失业保障及就业政策双重的保障下，确保失业人员的正常生活。在当前现有基础上，加快城镇居民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步伐，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进一步对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进行完善，为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社会救助，满足其最低生活需要。

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乡社会结构及户籍制度的隔离，从而使城市之间形成相互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我国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的建设，这就使我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一群新兴的社会群体，即进城务工的农民、被征地的农民和乡镇企业的职工，他们处于城乡之间，但又与哪一边都格格不入，而且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社会保障，所以对这部分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应加快建立。可以通过过渡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对这部分新兴群体提供保障，从而加快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衔接，从而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进程。

3.完善社会保障筹资体系

加快社会保障预算的建立，将社会保障资金纳入到社会保障预算中来，使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这样就可以有效的确保社会保障收支过程中种项活动能够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还要对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的比例进行提高，这样通过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有效的确保了社会保障支出资金比例的合理性。另外还要对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合理的划分，这样就有效的保证了事权和财权的一致性，对提高各极政府参与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的积极性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三、结束语

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从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及时对保障待遇标准进行调整。同时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从而使其不断的过关，使广大城乡群众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杨聪敏.论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分配、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9（8）

[2]王林林，张慧.适度性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的引擎器.经济导刊，2009（10）

[3]王晓琴，杨翠迎，米红.浙江省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研究.学术论坛，2008.（5）

第三篇：论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论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内容提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加强对行政收费的规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执法财政保障体制”为改革和完善现行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规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人民法院经费主要划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四大类，它是人民法院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专用经费，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其形成保障体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但是，随着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办公、办案经费不足，现有的经费保障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为此，笔者认为，从经费的来源和经费的利用两个方面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来源；利用。

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承担着惩罚犯罪，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社会主义经济顺利进行的艰巨任务，而没有充分的物质作保障，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职能的实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可见，物质保障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因此，维护法院审判活动正常运行的经费保障十分重要，只有切实抓好这方面的工作，确保经费到位，才能促使审判工作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现行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与人民法院面临的日益繁重复杂的司法任务还不相适应，不能充分保障人民法院各项职能的充分发挥，亟待改革完善。

一、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概述

（一）法院经费的概念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经费是指（机关、学校）等经常支出的费用。”1可以说，这里的“经费”是从狭义的角度定义的，它只指机关和学校两个部门的经常费用支出。后《新编现代汉语词典》扩大了该词的定义：“国家的经常费用；也指（机关、厂矿）等经常支出的费用。”2包括了两层含义，既指国家，又指机关、厂矿的经常性费用支出。由此，我们可以给法院经费界定一个概念：法院经费是指法院经常支出的费用，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建国始至1984年之前，我国曾经历了一个长达30余年的诉讼无偿时代。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了第一个《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8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印发《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的通知》（法（司）发[1985]23号），用以规范法院内部的财务管理。1989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代替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为了配合《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法（司）发[1989]25号），应当说法院诉讼费用管理是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重要内容。1996年1月16日，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自1996年1月1日起实行。《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法院经费保障体制进入新的阶段，它开始在诉讼费用领域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取的诉讼费用扣除该案必要的办案经费支出后，应按期将结余及时上交同级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按核定的数额拨付，并与预算内资金结合使用。1999年7月22日，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公）字[1999]406号），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集中部分诉讼费用的实施办法》（法字[1996]81号）同时废止，标志着我国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办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诉讼收费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在诉讼费用的收取、管理和使用、监督和检查方面都有新的进展，“收支两条线”制度进一步落实。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28日发布《人民法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字[2001]276号），该办法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它规定我国法院的支出主要由三大块构成：第一，基本支出，包括机关经费支出、外事经费支出和业务经费支出，其中机关经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第二，项目支出，其范围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项目计划予以确认，其中申报、审核、实施、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按财政部门的有关项目管理办法执行。第三，自筹基本建设支出，包括法院业务用房、人民法庭建设支出。法院的支出是由收入来支付的，人民法院的收入也由三块构成，即财政预算拨款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至此，人民法院的收入主要由诉讼费收入和财政拨款构成。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第15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12月9日公布，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新的诉讼费收费办法，对法院诉讼费用的范围和标准进一步细化，大幅减少了收费项目，降低了收费标准。该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的交纳和收取应当公示。同时取消了法院对诉讼费的管理权，改由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明确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重要性

1、物质决定意识。

法院经费作为法院各个部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制定各项计划决定等意识举措。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各项职能的前提条件。因此，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独立审判，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独立的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充分的经费保障作为经济基础，法院的各项工作怎么开展？干警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将接踵而来。

3、有利于正确处理好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管理在现代社会各机关和企事业组织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经费管理是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环节。经费管理得好，才便于协调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便于系统的正常、有序地运转。一个缺乏经费管理机关或企事业组织，就好比是失去指挥和控制的一台机器，与其他物品没有多大的不同。

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现状

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权与事权相配套的原则，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主要是由同级财政予以拨款，中央、省级财政予以专款补助。各级财政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安排法院预算，一般是在保障人员经费的基础上，对日常公用经费按人员核定数额，法院自身收取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作为行政性收入全额上缴国库，财政再根据财力状况与法院部门预算核定的标准，以行政事业性补助的方式拨给法院使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存在失无性缺陷，使得中央三令五申的“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缺乏保障机制，多年来难以真正落实，收支挂钩、以收定支、明脱暗挂的现象在许多地方仍司空见惯。长此以往，难免导致一些法院机关受利益驱使，为钱办案、越权办案，滋生腐败，有损公正。

（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

1、经费短缺

当前，由于各级地方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水平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状况，地区差异很大，经费保障无法落实，对法院工作产生严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对干警利益和法院队伍建设的直接影响。法院干警的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给，有的长期拖欠国家规定发给法院干警的政策性津贴和补贴，有的长期拖欠干警的差旅费，严重影响了干警的工作信心和积极性，同时，也无法吸引到优秀人才进入法院系统，影响到法院干警整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法院队伍的稳定和建设。

（2）对司法权威的影响。法院的人员经费、办公、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干警不能安心法院工作，办公场所简陋，办案装备落后，不能保障法院工作的廉洁和高效，影响法院“公正与效益”的工作主题落到实处，进而影响到司法权威。

（3）对社会的影响。法院经费无法保障让法院的正常运转受到严峻的考验，许多基层人民法院由于长期拖欠水电费、邮电费，曾出现被停水、停电和停电话等严重影响正常办公、办案的现象。法院的“两庭”建设欠债，长期得不到清偿，债权人上门追讨债务，债权人到处上访，甚至起诉法院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既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又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审判权受制于地方行政权。

审判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就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性质看，无论哪一级的法院都是国家的法院，而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它捍卫和执行的是国家统一的法律。但是在现行经费保障体制下，关系到法院的审判工作能否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物质装备条件以及法院干警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其调控权都掌握在同级地方政府手中。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国家审判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地方行政权。因此，法院往往更多地从发展和保护本地经济利益出发去执行法律，而不是着眼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司法公正，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司法地方化的现象最终导致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没能通过案件对社会起到法律指引作用，而“沦落”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纠纷解决机关。在当地政府眼里，这种纠纷解决机关与其他机关相比，只是程序性比较强而已。

3、法官不独立。

“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３这里的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指司法权的独立，作为行使司法权的法官的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下，法院的经费受地方财政的牵制，法官的工资、福利等事关基本需要的问题均受地方利益的左右。汉密乐顿曾经说过：“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者，除使法官职务固定外，莫过于使其薪俸固定。”问题是我们如何设计司法体制，确保法官的独立。当然，需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法官独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法官独立，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体制。笔者认为，确保法官独立，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经济独立。法官的工资、福利、各项补贴和津贴由国家财政单列预算，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再在国务院下设直属机构——司法经费保障总局负责管理，地方设司法经费保障局负责管理，其行为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专门的监察部门予以监督。（2）政治独立。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其次要确保法官政治独立的关键在于减少行政权的干预，法官的定级、晋升、调动由党委和政法委统一行使。

4、法院基本建设欠帐多。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前，法院基本建设及其偿还欠帐的经费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财政和法院拨付的专项补助经费以外，大部门是依靠法院收取的诉讼费来解决。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后，各地财政只能保障法院最基本的支出，根本没有余钱解决法院基本建设及偿还欠帐的问题。因此，要切实做到“收支两条线”，一方面，必须尽快实行法院独立预算体制，使法院经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各级财政部门应按制定的标准安排各级人民法院公用费用预算，不得以收定支，也不得根据支出预算向各级人民法院下达收费收入指标。遇有重大案件等特殊情况，原制定的标准内经费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时，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追加预算。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收取诉讼费用和其他罚没收入，不得超项目和标准，也不得违规随意减免，做到应收尽收。最后，将人民法院基本建设所欠债务纳入政府投资项目清欠范围之内，对债务经过审计后在财政预算中逐年安排予以解决。

5、管理制度不严，监督机制不力。

人民法院在过去诉讼费的管理上曾出现个别法院挪用诉讼费搞“两庭”建设，动用诉讼费借贷给私人搞创收等等，造成了经费紧张的情况。在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后截留诉讼费，不按规定上缴财政，这些都是我们在管理制度上把关不严，抓得不牢造成的。与此同时，监督机制没有及时跟上。法院的监督工作是自己监督为主，监督人员是本单位的，在行使监督权时，存在着包庇纵容、怕得罪人的现象。另外，在经费管理上，法院作为党政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没有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经费管理以当地财政供给为主，法院自身想管理好诉讼费都很难。除此之外，法院工作部门在使用本来就吃紧的经费问题上存在着浪费现象，动辄就下馆子、住豪华宾馆，拿着钱到处挥霍。久而久之，只能坐吃山空。

6、干警工资待遇低、福利差，腐败丛生。

从整个法院系统来看，由于经费来源于地方，受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相当数量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院，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和相关津贴补贴，一些基层法院机关甚至拖欠干警工资。个别县法院一年多发不出工资，只得派人到外地打工发工资。有些干警对于收入低感到心理不平衡，不惜以身试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收受贿赂、挪用钱财，有的甚至在办案中施以“钓鱼”行为，从中捞取好处。在不少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机关，每个月连几百元都难以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从而铤而走险。

三、改革和完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经费的来源和经费的利用两个方面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一）从经费的来源方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我国现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最高人民法院的经费由财政部保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来保障。然而，这种经费保障体制存在诸多弊端。为此，从当前和长远的角度出发，理论界对改革和完善经费保障体制有两个方案：

[方案一]最高人民法院编制本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报全国人大批准后，由财政部按预算拨款；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将诉讼费用全额交纳中央国库，财政部按全国人大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结合预算内资金全额划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经费由省级人大确定预算，省级财政执行预算、统一拨付，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统筹、分配；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将诉讼费用、办案中追缴的赃款等收入统一由省级财政管理，集中于省级国库，省级财政部门按省级人大通过的全省法院预算结合预算内资金全额划拨，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本省各级人民法院的收支计划统筹、核拨，用于补助全省各级法院的办案经费。

[方案二]全国法院经费由最高人民法院报全国人大确定预算，财政部统一预算、统一拨付，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司法机关经费的垂直管理体制是司法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世界各发达国家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大都采取垂直管理方式。美国于1939年设立联邦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局，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美国联邦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都由联邦政府拨给，由联邦最高法院统一分配使用。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就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国家预算。”德国联邦司法部负责管理联邦法院、检察院的经费。联邦各法院和检察院提出经费预算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审查，商财政部综合平衡后，报请联邦议会批准。俄罗斯宪法第124条规定：法院的经费只能来自联邦预算，应能保障按照联邦法律充分而独立地进行审判。荷兰于2002年正式成立司法委员会，负责提出法院预算并将经费分配至各级法院，各级法院向司法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向司法部报告经费使用情况。

可见，为了使法院摆脱地方的束缚，就必须切断在司法资源的供给上资源提供者对法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司法经费应当单列，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全国各级法院的具体预算统筹、分配。同时，各级法院将诉讼费、办案中追缴的赃款等收入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由国家财政部按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法院经费预算划拨，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各级人民法院的收支计划统筹、核拨和监督使用，用于补助各级法院的办案经费，防止法院在经费上受制于地方。

两个方案相比较[方案二]充分体现了单一制国家司法统一的原则，更彻底地避免了地方法院对地方财政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造成的难以杜绝的地方保护。但在中央财力暂时无法保障所有法院经费支出的情况下，[方案一]则更符合实际情况，[方案二]改革变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鉴于前两套方案都存在相应的问题，笔者提出不成熟的第三套方案：即最高人民法院编制本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报全国人大批准后，由财政部按预算拨款；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将诉讼费用全额上缴中央国库，财政部按全国人大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的经费预算案结合预算内资金全额划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由省级人大确定预算，省级财政执行预算，统一拨付。同时，将诉讼费用和罚没的赃款上缴省级国库，省级财政部门按省级人大通过的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预算并结合预算内资金全额划拨。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补助经费，用来弥补基层人民法院和老少边穷地区人民法院的经费不足。这样做，既保证了法院经费的充足，又减少了对地方财政的依赖。

（二）从经费的利用方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1、由国务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经费管理办法》，规范利用好法院经费

当前，在利用法院经费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1）擅自挪用诉讼费搞“两庭”建设，动用诉讼费借贷给私人搞创收。在过去没有实行“收支两条线”之前，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归入法院的收入当中，由法院自行支配。为了提高全体干警的工作积极性，某些法院想方设法给本单位创造收入。更有甚者，将诉讼费用来进行各项硬件设施建设，造成入不敷出；有的将诉讼费借贷给私人，待期限到连本带息一起收回。殊不知，竹篮打水一场空。

（2）大肆挥霍经费，吃喝玩乐。

饱暖思淫欲。有了钱，我们的一些干警便经不起外界的绣惑，开始追求享乐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以致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无法自拨。

（3）虚假报销现象比较严重

为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各级法院中某些干警出差回单位后报销相关的费用时，总是多报销或者谎报销，以捞取更多的“收入”。这样，本来就吃紧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为此，由国务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的《人民法院经费管理办法》，规范法院经费管理，才能从源头上遏制住浪费经费、违法使用经费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施以法律上的惩戒。

2、在国务院内部增设直属机构——国家司法经费保障总局，各地方设置相应的司法经费保障局，实行垂直管理。同时，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专门的监察机关对其行为予以监督。这样一来，可以：（1）实现法院经费的规范管理，保障了经费的充足。只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专门的经费，并辅之以相关的监督，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有的放矢。

（2）摆脱地方行政权的干预，保障了经费的独立。专设一个机构来管理相关的经费，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地方财政的依赖，避免了人民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

（3）有利于建立法院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从当前和长远来看，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套以相关的监督来管理好法院经费，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实行经费保障的长久之策。

四、结束语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深入研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问题，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孙子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一个强大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作后盾，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才有了开展的可能，才能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著：《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8页。

2、中国版本图书馆著：《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页。

3、张文显著：《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３年版，第312页。

第四篇：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起来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与社会稳定系统，担负着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公平与效率的使命。文章简要阐述了当前加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制;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对策

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因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现状及特点

(一)、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出现，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在逐步扩大，不仅覆盖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还将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职工覆盖进来。2005年底，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75亿人、1.38亿人、1.06亿人、0.85亿人和0.5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使老年、失业、患病、工伤等低收入社会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和谐。

(二)、建立了多方共担的筹资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资金来源主要由企业、职工个人和政府共同负担，其中，企业和职工各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弥补地方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养老金支付缺口。2000年，国务院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 1

金理事会，通过中央财政拨款、减持国有股及其他方式筹集社会保障的战略性储备资金。多方共担的新机制的建立，拓宽了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也增强了劳动者的自我保障意识。

(三)、创新了社会保险制度模式

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为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社会统筹部分按社会平均工资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依据个人账户累计额计发。基本医疗保险也实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缴费的全部和单位缴费的30%划入个人账户，主要用于个人支付门诊费用；单位缴费的其余部分形成社会统筹基金，主要解决住院医疗等大病费用。

(四)、推进社会化管理服务、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目前，全国95%以上城市街道建立了劳工保障工作机构，为企业退休人员和低保对象提供社会化管理服务。这项工作的开展，减轻了企业的社会事务负担，也为社会保障对象更好的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全国所有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都已经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多万城市贫困人口被纳入保障范围。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城乡发展失衡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主要覆盖城镇企业职工，而广大的农民则以自我保障为主，其覆盖面只有2％，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也只占总额的11％，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鉴于此，构建一个覆盖面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统筹层次低、制度被分割

目前，养老保险仅陕西、吉林等几个省份实行省级统筹，多数地区仍为市、县级统筹，全国有近2000个统筹单位，形成了统筹单位内各自为政、区域自治和统筹单位间无法联接、协调和共济的分割格局。其结果，不仅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制度公平问题，而且地区之间保障水平和筹资责任也失衡，养老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携带，无法适应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三)、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和管理上存在缺陷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法不科学。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办法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前的基金收入完全用于当前的给付。这个办法最大的缺陷是存在社会保障负担的代

际转移问题。而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规范性。在基金的管理上也存在缺陷，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来源构成和循环运转等管理较为混乱，也缺乏财政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四)、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监督

我国目前对社会保障运行机制的职能监督逐渐弱化。从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上看，应有的财政监控管理也非常乏力。主要表现在：社保资金既未全部纳入财政预算，也未实行财政部的统一管理；对财政部下拨的财政性资金，缺乏全程的跟踪监督；尚未建立一套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致使各地各部门执行的会计制度各种各样。因此，在社会保障改革的过程中，社保基金被挤占、挪用、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降低了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益，还造成相当部分基金的流失。为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管理机构的内部控制非常重要。

(五)、立法滞后

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需要完善

政府目前在农村推行的保障项目实质是社区保障，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社会保障的性质。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或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同时农村保障项目的管理混乱，不够科学与规范。管理体制不顺,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成本高、基金运营不合理,保值增值程度低。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现行农村保障项目的推行带来了许多副效应。如加重了一些地区的农民负担、加剧了社区之间的不平等与“壁垒性”等。

三、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对策

(一)、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

一要适应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就业形式变化的格局，以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二要适时改革政府机关和事业

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既适合机关、企业、事业单各自特点，又相互衔接，便于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三要根据城镇化的进程，研究制定适应农民工就业特点和需求的社会保障政策，适时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首先解决他们在工伤和大病医疗方面的突出问题，同时探索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

(二)、加强基金筹集和基础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必须依法强化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加强缴费基数的审查与稽核，建立社会保险参保缴费的诚信制度，做到应缴尽缴。进一步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加大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投入，逐步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15%-20%，并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预算管理制度。同时，采取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产等多种形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逐步做大社会保障储备基金。

(三)、财政部门加强对社会保障财务会计的监督管理

财务会计管理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是管好用好保障资金，实现其保值增值的前提。目前我们还未能建立一套统一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财务会计制度。因此，各地在社会保障资金的财务管理过程中，执行的制度各不相同，这种状况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和社会对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审计和监督。因此，财政部门应尽快建立一套较为科学全面地社会保障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四)、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要抓紧制度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同时严格执法监察，加强社会保障宣传，提高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提高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缴费的自觉性，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意识，为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五)、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和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系。要使农村社会保障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在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上下功夫。在宏观管理上要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范,消除“多龙制水”、条块分割的状态，由政府组建社会保障委员会领导管理，负责编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划、收支标准、实施办法，指导地方组织实施具体保障项目，监督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管理、经营和发放等。在具体执行上要依靠基层政权组织及群众性管理组织,分级分类负责各地区的具体社会保障事物的管理、执行、监督,努力建成分工协作的社会

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依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确保基金使用的安全、高效。从法律上确认农村社会保障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性质、对象、内容标准,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总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经济社会制度，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的加强，牵动着整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它能够改善居民对改革的心理预期，增加即期消费。同时，对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解决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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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

论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调查报告

时间：2012年4月

地点：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社区 对象：社区的广大居民

目地：提高自己对社区劳动保障的了解、学习

本社的治会的保社保会内、保必障会障保容经障然体保不障、济体要系障能只水和系求的起替能平社建，一源代是和会设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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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社区社会保障

管系底法然服区充本定助区它是以社区为主体和载体，为理服务，并多渠社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的基础部分。道筹集资金，在定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后发生困难时给予托底的保障，务和托底保障功能。社会保障托底保障、政府法定基本保障保障三大层次。社区托底保障保障拾遗补缺、消除死角，帮基本保障的政策和待遇，为社救济、解困救急等经济上的托成员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上的社是最社，发层、为助区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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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最基础的托底保障

1.社以最的人了讲有遇村个帮等援那进保的宗管培障法。负代年法保社物2.政障成教距会保障起源于社区社会保障。人类生活是群体生活为特征的，人类给大自然留下的明显的印迹之一，就是分布在地球表层上各种类型的聚落—村庄、城镇和城市等。们在这些聚落里生活、生产、活动，形成彼此间相互联系的小型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社区”。在社区里，大家互相认识，着一份友谊和感情存在，当“亲友邻舍”上逆境时，大家便乐意去援助。在我国农至今尚存许多互助互济式保障的习俗，一人有难，亲友邻舍都会按着个人的能力去忙，或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去尽义务。英美国则是由教会出面，作出一些有计划的施，也有一些民间或宗教慈善机构，从富人里募捐钱款，对贫穷与受灾难的社区成员行救济。这种社区成员的自我互助互济式障和宗教团体慈善保障伴随着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一直到15至16世纪的法国，教团体所掌握的慈善事业逐渐被政府接。政府采取了集中资金、组织救济、劳动训、儿童教养等一系列措施，官方济贫保机构才开始出现。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对无业游民实行政府救济和强迫劳动1834年英国颁布《新济贫法》，认为政府有实施救济、保障公民生存的责任，为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到1883法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疾病保险》，标志着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障制度的产生。可见，社会保障的起源在区，政府的法定基本保障是社会发展的产。

府法定基本保障不能替代社区的托底保。政府对全体公民承担保障责任后，社区员之间自发性的互助互济以及民间和宗的慈善事业并没有停止，而且随着贫富差的拉大还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由于建 2

国市，体会计国个且质更划车，墓一的障化单场人随管势位保托、离成常3.我保要响水社以居社制成划城单功一为生船看地切目逐，位经员着理群保障底私于员需国障受。平会后民区就员经市位能致重育、电”保标渐社人济增人非体障只。营“生要政。一我低保在的社是，济居，多的要，飞影的障的“区”的加口常，没是另从单产社府社个国、障城市实行的是单位体制，国家对城福利保障大包大揽，社区功能弱化会保障功能也基本丧失。所谓单位政府通过单位全面动员和控制社实施社会整合的一种特殊机制，在时期是整合社会的主渠道。那时我民都被安排在相应单位里，任何一包括学校和企业都有行政级别，而元化。比如企业不仅承担与自身性经济功能，而且担负着比经济功能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如职工计子女入托、入学，出具结婚、购买机票证明，职工洗澡，食堂，住宅，医疗，退休养老等等从“摇篮到种种生活服务。“单位”，就没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单位体制开始互解，单位保衰落”，企业的社会福利功能在弱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很多“在向“社会人”转变。比如随着市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下岗失业，他们离开了单位，成为社区人；老龄化，离退休人员增多，社会化迫切。这些社区成员是社会中的弱最需要社会保障阳光的照耀。但单有了，单位补充保障不完善，政府最基本的保障，急需社区社会保障外，随着经济类型的多元化，个体业人员越来越多，他们一开始就游位体制”之外，从属于社区。这些经营的风险大，不稳定性强，也非会保障为依托。的社会保障只能是低水平的基本会保障的内容、水平和方式，一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人口多、底子薄，这就决定了我国标准不可能太高，在相当长时期内 3，只能实行以保障基本生活为标准的社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刚刚建立，刚刚起步，尚不可能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养老保险只在城镇职工中实施，医疗保险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起步，失业保险在企事业单位实行，大量的个体从业人员，甚至三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职工不在社会保障网中，他们抗风险能力低，最需要社会保障。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相应地出现了对社会保障不同层次的需求，除了政府强制性基本保障外，还应有单位补充保障和社区托底保障。

三、社区社会保障的功能

国外的社区社会保障是自下而上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治民间组织，大多起源于教会、慈善机构和民间的自助力量。资本主义发展中有两种思潮，一种是自由主义思潮，相信市场的作用，企图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另一种是左翼主义思潮，认为市场有缺陷，市场导致贫富差距，主张用人道主义来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社区社会保障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是与对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的理念相呼应的。中国的社区建设刚刚起步，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起来的，1999年民政部在全国确立了11个城区为城市社区试验区，上海、青岛等地政府在推进社区转型和改革中，就是将社区作为实施社会保障的依托来建设的。社区社会保障的功能包括以社区为依托的保障功能、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

1.保障功能：包括就业保障、托底保障和互助保障等。就业是社区成员的最基本的保障，社区可以协助劳动保障部门及时了解社区成员的就业情况，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服务，社区建设中本身就会提供大量的如管理、家政、保安、保洁、保绿等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性岗位。社区就业将成为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就业的重要渠道。托底保障就是社区组织对社区成员在享受了政府基本 4

保障后，遭遇到新的家庭无法解决的风险，或暂时没有被政府保障所覆盖而需要救助时进行托底性保障。互助保障是社区群众性的自我保障和互助保障，通过群众自愿参与，成立互助互济会等群众自我保障性组织，运用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筹集资金，在社区成员间有困难或需要时互助互济，如病伤互助，灾害互助等。

2.服务功能：包括社区的无偿服务、低偿服务和有偿服务。低偿服务主要是一些行政事业性服务，对象是全体社区成员，如社区医疗服务方便群众看病，减少就诊费用。有偿服务是商业性服务，是企业行为。无偿服务主要是社区组织和社区志愿者为老弱病残贫以及其他社区成员的生活、社会活动等提供的福利性义务服务。这是社区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种服务包括物质上的帮助，福利上如为残疾人建立的盲道等设施，还有精神层面的帮助。国外社区服务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德国的“邻里之家”活动是睦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德国社区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日常有病员护理，家庭服务，临时照看小孩，烹调，家电修理，购物，园艺等服务项目。美国50%的成年人和70%的大学生参加了种种类型的社区志愿服务。服务领域包括照顾老人、儿童、残病人、病人和单亲家庭等。服务内容包括送午餐、咨询服务、安慰电话等。美国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标准是每个志愿者每周参加无偿社区服务工作4小时。

3.管理功能社区管理主要是受行政事业单位委托对社区成员进行的综合性管理与服务，包括帮助政府部门落实各项政策和制度，对社会成员具体管理，如下岗职工、无业人员、无单位人员、离退休职工等，社会保障管理，如对社区成员享受政府法定基本保障的审核，社会救助金、社会保障金发放等，社区互助组织和服务机构的管理等等。

四、完善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和措施。

1.树社的区略发无长发和障促2.完推社，的在管在通，应会，管一障基就、信服务机立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的基本理念中国区建设刚刚起步，是党和政府组织、推动结果，这无疑会加速社区发展，有助于社管理功能的强化。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社区发展运动关注自助性的加强，社区展的宗旨就是用社区的力量来解决个人法解决的问题，用政府的力量帮助社区成，使地方社区在个人、国家和世界生活中挥重要作用。社区建设应以人为本，自治参与是社区发展的核心价值。社区社会保的目标是保障社区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进人的发展，这是社区建设的基本理念。善社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党和政府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各个部门都提出要在区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要编制人员经费如此建设社区，社区则成了政府管理层次又一级延伸，那就不是社区，而是政府。社会保障管理中，政府系统的政策实施和理是重要的，但是，受保对象平时均生活社区，有的完全回归社区，政策实施需要过社区。因此，必须在社区建立以块为主通过块统筹协调的组织。区或街道委员会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委员，统一领导和规划安排社区社会保障工作统一信息收集，统一申报批准，统一基金理，统一标准待遇，统一给付发放。街道级以社保机构为中心的各种社区社会保项目归口统一领导，一个网络覆盖，一个金托底。街道可以建立一个集职业介绍、业指导、岗位开发、保障托底、社会救助中介服务、信访接待、志愿服务为一体，息上岗，服务联网，管理统一的社会保障务中心，集中办理涉及社会保障的有关事，将再就业工程、社会保障、社区服务有结合，为社区成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3.探渠和多动立集慈要自保策资指4.加，区、务，顾。有顾心关文5.建八帮的个会或困标蓄年索多方筹集社区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和道。资金来源是建立社区社会保障的关键根本保证，要坚持筹资渠道多元化、形式样化，政府财政要定期拨款资助，广泛发民间募集，企业捐助等等。同时在社区建经常性的基金，还可以举办义卖义演，筹社区社会保障基金。政府应允许基金会、善机构、互助机构的设立和运行，给予必的资助，引导和监督。同时社区也应形成我监督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社区社会障工作的进展、资金筹集、储存运营、政执行、对象确定、标准掌握、操作服务、金发放、工作人员服务质量等进行检查、导和监督。

快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建立社区服务网络形成社区照顾机制。政府必须投资兴建社活动场所和服务网络，通过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等机构和组织，开展有偿和低偿服。同时建立社区服务志愿队伍或互助组织开展社区咨询、义诊和义务维修、家庭照等无偿互助活动，逐步形成社区照顾机制所谓社区照顾，是指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为需要的社区成员提供物质、劳务和精神照。包括生活照料、物质支援、劳动服务、理支持等等。这种机制形成后，社区人际系将进入良性互动之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明社区的建设。

立社区居民互助帮困机制。“一方有难，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要把单向的困变为双向互助帮困结合起来，形成互助帮困机制。社区居民可以自愿组织形成某项目或综合性的互助会，入会者为会员，员必须定期缴纳一定的互助金，建立综合某一个项目的互助帮困基金，当会员发生难时，互助会按照事先约定或章程规定的准给予帮助。在社区还可以推行“劳动储”和“时间储蓄”的自助制度。德国凡是满18岁的公民，利用工休日做义工，可 7

储，团首时好社我要存可体创间。会国内在“以把300“劳银行依托主义国情容，义“多务”社市出应务时个银，区场发不网络管理系统”，本人需要时间”提取出来。日本拥有这类。上海晋阳区居委会1984年行”，长宁区1998年开设“已有757个储户，发展势头良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失时机加快探索，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