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第一篇：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摘要： 边疆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社会管理的核心所在，加强社会组织防控体系建设，对社会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尤为重要，通过社会组织筑牢边疆社会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建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和制度，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着重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展开的专题研究

关键词 ： 社会组织；边疆；社会稳定；关系；

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边疆社会和谐稳定，成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新任务，强调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一、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在中央决策推动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至2004年底，全国已登记的社会组织达28.94万个，比2002年增长1.2倍，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组织13.5万个，基金会892个。至2012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49.2万个，比2004年又增长70%。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活动已经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截止到 2010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9万多个，同时，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20万多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通过各种形式结成的社会组织也很多，这些社会组织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重要性

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良性发展，边境地区社会稳定能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地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总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加快改革步伐，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是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暴力恐怖势力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但不能吸引区外境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且现在取得的成果也会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流失，开发西部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邓小平指出：“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边疆地区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才能保持边疆的安定与巩固保证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我国的陆上边境线长达一万多公里，边境地区稳定是保障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只有地边疆地区广大民众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安居乐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形成团结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才能为巩固边防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组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1、社会组织是化解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失信于民，也损害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信任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公共伦理要求，更是我党稳固执政的民心之基，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失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会遭遇挑战，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不稳定局面。社会组织是公众的自愿结社，结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成员的互信，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生成，而重建社会信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社会组织是百姓“说话、诉苦、说理”的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2]的宣泄方式是温和的、安全的、积极的、长期的，如果能够被回应和倾听，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是十分有效的。此外，把社会成员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可以起到约束、控制的作用，特别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能够克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并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温和理性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危机。

2、社会组织是边疆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帮手。

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政府相比，它以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使一些个人把他们的资源汇集起来以提供相对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但并不要求大多数国民来分担这些成本。目前，在经济领域，行业协会对于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实现行业自律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社会领域，一些基层社会组织发挥着整合资源、提供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声音不重视，对其发展不能良性引导，社会组织自身反而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给维护稳定设置障碍，增加难度。所以，政府如何正确引导并发挥社会组织的维稳功能，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

3、社会组织是防范突发群体事件的重要支柱之一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几乎每起事件都有前兆可寻，都有苗头显现，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集体上访，有的发生群众聚集，只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思想麻痹、反应迟缓，没有及时汇集信息，没有准确发出预警，没有科学进行应对，致使事件发生之后措手不及，进而带来连锁反应。社会组织作为各类人群的集聚点、各种思想的交汇处、各种信息的传播站，是反映社情民意、引导社会舆论、缓解社会压力的重要场所[1]，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实施社会预警、防范社会冲突的重要支柱。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长期扎根于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有效地起到沟通、中介作用，当矛盾纠纷初露端倪、可能升级演化时，可以发挥自身代表性强、群众信任度高的优势引导群众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诉求，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政策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当矛盾激化、失控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时，可以利用与政府接触广、可信度强的优势及时把掌握的信息、动态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让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初始阶段。

四、发展社会组织，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社会组织管理要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如通过开展无业务主管单位的行业协会登记试点工作，可以选择政治风险较小，关乎民生、福利的慈善公益类、社区服务类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为“准一元管理体制”，以此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把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制度化，并扩大评估结果的示范效应，政府相关部门在转移和委托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评选先进等方面要优先考虑获得评估等级较高的社会组织；最后，要做好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完善评估体系和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规范程序、充实内容，避免“监管真空”，切实发挥年检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规范和激励作用。

（二）逐步拓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政府管理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组织政策参与权力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等待国家立法的漫长过程中，各省市应用好地方立法权，先行出台具有地方特色并切实可行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赋予一定资质的社会组织旁听会议、发言、环评论证的权利，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规则和办法。此外，要畅通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的渠道，逐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鼓励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积极参政议政。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不仅重视政策的制定，还要完善社会组织在执行、监督和评价反馈中的作用，在这些环节中，决策信息公开是前提和基础，虽然近几年各地试行了政务公开、信息发布等各项制度，但有关决策效果的评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就决策的评估标准、方法、程序、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参与做出规定并形成制度化的渠道。

（三）建立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常设平台，实时掌握民情民意的发展动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枢纽，一方面，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各方面诉求合法理性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能够把政府的方针政策有效的上情下达。这种双向的沟通不仅为政策执行减小阻力，而且社会组织能够提出最符合民意、民情的办法，从而推动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实现以上两点，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有效地沟通和协调，在部分领域和部分省份城市，沟通平台和交流机制已经建立，例如，2011年，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政府部门与环保社会组织定期沟通交流的机制。此外，上海进行了积极探索，早在2002年，“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就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实施民间组织的枢纽式管理”

[7]。上海通过市民中心、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新型工作平台，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沟通。大连不仅要尽快出台建立沟通常设平台的地方性规章，还应学习上海通过推动服务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枢纽式管理。

此外，沟通的前提是信息公开透明，政府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目前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不规范、较随意，深圳在接下来的社会组织改革中，将搭建信息披露平台，“2013年全市社会组织100%纳入平台接受公众监督，基本形成社会组织诚信体系”[8]。大连市也应尽快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实现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规范化，这不仅是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完善评估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赢回社会组织失守的公信力的最佳途径。

（四）、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坚持“应建必建、应派必派”的原则，以“扩大覆盖面，增强有效性”为工作方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对社会组织全覆盖。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作用，把党建工作渗透到各社会组织之中，让社会组织在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自觉地把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融会于实际工作之中，确保社会

组织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创先争优，使其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可靠建设力量；贯穿到社会组织的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激发他们保持先进性的内在动力，让他们始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地位。要按照社会组织在哪里建立存在，党组织就必须在哪里跟进的原则，完善各项引导和支持政策，组织和引导各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通过它们来动员和整合社会，巩固和扩大我们党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2]。三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坚决摈弃过去那种认为社会组织发展必会与政府对立的僵化观念，不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放手社会组织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努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切实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展空间。一方面，要坚持多元投入。政府设立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对诚信守法、自律严格、作用突出、社会认可的社会组织实行“以奖代拨”，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同时，积极争取企业资本、民间资本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支持。主动挖掘有益于社会组织建设的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职业化、专业化；要制定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办法，吸引优秀人才到社会组织工作，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五）、发挥民间组织活力构建边疆地区民族和谐

政协委员、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王易鸣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有益作用值得思考。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有些矛盾不是政府能够直接解决的。这时，可以通过民间组织作为中介进行协调。当然，民间组织数量巨大，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足，自身定位不明确，工作人员不专业。国家应该把这些组织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内部进行规范，比如协助其加强财务管理，培养人才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民间组织的活力，也要帮它们做得专业些。边疆地区民间组织众多，要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社会能力，为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可以说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社会融合的“黏合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角色，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要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力量，让各种社会组织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为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1]我国人均GDP达5432美元[N].南方都市报, 2012-08-17.[2]董励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思考[J].领导科学，2011（3下）

[3]邓伟志.社会组织与政府改革[N].学习时报，2005-08-01（6）.[4]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从人民与人大的法权关系谈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2）

【5】陈洪涛.为什么要用“社会组织”[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1）

第二篇：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述略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述略

吴会蓉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1至12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现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协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边疆与少数民族。

8月11日9点，研讨会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院长王川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以及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来自京、宁、陕、甘、赣、冀、豫、滇、黔、川、渝、吉、闽、桂等14省市的40余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10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罗中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主编凌兴珍编审、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罗中枢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战略意义、重点研究方向及协同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凌兴珍教授考察了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历史动因、过程、成效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1912至1916年间陆兴祺治藏活动的表现及其建议，论述了陆氏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中的贡献与影响。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事 1 件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随着申报对这场讨论的展开，民族危机的信息被广泛传播进而为许多国人所知晓。经过申报的讨论，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由接收上升到按受的层面，国家危机越来越强，导致求变、求强、振兴中国的思潮不断涌现。总之，作为晚清社会主要纪录者和晚清社会思潮与变革运动积极参与者的《申报》，对于考察晚清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及中国近代化的细微进程，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张世均教授在阐述19世纪后期俄、英构建的印度周边扩张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对我国新疆、西藏的侵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成为当今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源头。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印两国关系及中国的边疆安全、政局稳定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8月11日下午2点至12日下午4点，大会以“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物”、“西南区域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它相关论题进行分组研讨。在小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相关议题各抒己见见，畅所欲言，各小组评议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下午4点30分至6点50分，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主持。

闭幕式有三项内容。

1、小组总结分组讨论情况

1）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代表第一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形

他指出：第一小组的研讨有两大特点：一是史实呈现与现实关怀突出。他谈到，第一小组有99%的论文对史实的梳理极为清晰，对事情前因后果的阐述颇为清楚。同时，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均与现实相关，许多文章对现实提出了好的建议和建言，这是历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向。西方曾在一段时期提倡价值中立，陈先生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诞生之时就关心现实。他还援引希洛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与克罗齐的话来证明历史研究除了呈现史实之外，应当关心现实。本组会议的研讨中，关怀现实，为现实提供参照的特点十分鲜明。二是视野宽广、2 兴趣广泛。本组研讨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川、段丽波、黄雪垠、范德伟、秦和平、许建英、周毓华等学者的论文中，尤其是王川先生的文章以小见大，通过1942年的“藏警案”，阐述了这一事件背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史料充分，用了未公诸于事的戴新三的《拉萨日记》，阐释全面，论证深入，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二是关于民族学与边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刘清涛的《商上补议》一文中；三是边疆涉外研究，主要体现在向玉成和张世均的文章中；四是西部边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玉、姚乐野、左茜、何芳芳等学者的文章中；五是边疆人物研究，主要体现在邓海春、李金凤、尔布什哈的文章中；六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主要体现在李峻杰的文章中；七是边疆教育研究，以凌兴珍、周正龙、张晓攀、张屹、徐德丽、成飞等人的论文为代表；八是边疆交通与运输研究，以徐文渊、尚季芳的文章为代表；九是边茶研究，以曹必成、木霁弘、田茂旺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陈教授也指出，本组当中，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史实梳理有待改进，对历史时间与史实的把握欠准确；个别学者有赶会的情况，论文未写完或只有提纲和概要，这些是由于时间不足造成的。

2）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代表第二小组汇报了小组的研讨情况

秦教授指出，第二组共有33篇论文，围绕主题展开了讨论，本组讨论具有 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论述深入等特点。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边政和边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培君、汪洪亮、袁剑的文章中；二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段金生、周卫平、付娟、文志勇等人的文章中；三是关于地方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群、胡宝华、周真刚、陈沛杉、黄惠运等人的文章中；四是康藏研究，主要体现在边笑非、熊玉文、黄辛建、邹敏等人的文章中。

2、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作大会总结

王川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四个方面亦是此次研讨会 的特点：

1）理论讨论充分，现实关怀强烈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内政”与“边区”、“边疆” 等概念及边疆学的构建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也对边疆历史人 3 物、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海疆、陆疆，涵盖八方

本次研讨会的探讨涉及海疆、陆疆，以陆疆为主；内容范围涵盖四面八方，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南，东西南北各方皆有涉及。

3）重视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也重视运用新的档案与日记来探讨 民国时期的边茶、边疆教育、边疆城市、边疆交通等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4）沟通各方，科研协同

此次会议老少咸齐，几代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边疆、民族学学专家，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更有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是边疆民族史地的希望；既有汉族学者，亦有兄弟民族的代表，集汉、藏、彝、满等族于一堂，体现了科研协同的精神。

王教授还表示，此次会议能够办成，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高度重视！感谢列席代表，他们的参与体现了求知的学术精神！感谢会务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致闭幕辞

最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这次会议 非常成功。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言者认真，评论人评得非常好，体现了认真的学术批判精神。此外，邢主任还结合历史与现实，就中国边疆问题谈了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研究(社会组织和社区)提纲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用研究”

课题调研提纲

（社会组织）

1、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

2、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完善社会组织；

3、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4、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带来哪些新要求、新挑战；

5、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遇到什么问题、困难；

6、今后，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主要工作思

路和对策；

7、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中党组织、党员在社

区管理创新中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8、行业协会在党委政府指导下，在对所在行业进行管理过

程中，有什么新做法新成效；

9、社会中介组织在行业协会的指导、管理下，在为社会提

供服务方面有什么新做法新成效。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用研究”

课题调研提纲

（社区）

1、对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评估；

2、社会管理创新对社区党组织带来哪些新要求、新挑战；

3、当前，社区社会管理创新遇到什么问题、困难；

4、今后，以党建创新推动社区管理创新的思考与建议对

策；

第四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分类。

社会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目前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大类。

二、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呈现以下特点：

（一）数量和结构发展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数量及质量逐年提升，据统计，2009 年我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注册个数比 2001 年分别增长 85%、132%，基金会由无到有。分类来看：社会团体数量平稳增长、基层数额比重加大；基金会呈现爆炸性增长；但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速缓慢，国际组织发展严重滞后。

（二）社会动员能力和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一是捐赠额呈逐年增长态势，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做好灾后生产恢复及平时帮扶困难群众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自愿者数量逐年增加，自愿者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三）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一是领域存在的不均衡，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工商服务、科研、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农业等领域，而在其他领域社会组织的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地域存在的不均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及其他发达城市，西部及边远贫困地区社会组织较少。

三、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现有成果。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三个登记管理条例为主体，配套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为辅助，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 １、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 ２、法律。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

３、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４、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深圳市社会团体组织通则若干规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建设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等

５、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就某些特殊社会组织的有关具体规定。如《工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四、运行方式或机制。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选择。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视角看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不外乎有三种类型：自治型、管制型与合作型。

1、自治型。新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组织自治，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任由公民社会来发展的话它将具备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自我牺牲、自律、宽容、公正、信任、文明等。社会组织由于其合法性，大多数国家会尊重其独立性和自治性，这种模式属于强社会弱政府模式。

2、管制型。罗伯特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他权力中心相对的官僚政治整体，当国家扩张时必然导致自愿组织功能的下降并因此 使得它们逐渐衰弱，同时它也削弱了自愿组织得以维持的社区精神。当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时就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模式，社会组织就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合作型。在现代民主国家，合作与互补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吉登斯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每一方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政府把自己效率不高的活动领域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社会组织作为替补者身份出现。这种模式属于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二）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

1、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政府将由自身承担的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定期按市场标准相互建立提供服务产品的合约，由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政府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履约情况来支付服务费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同时也可以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为社会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2、公共政策领域。社会组织通过三种形式来参与社会管理。一是建设性提议：社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以期影响公共政策。二是参与式合作：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会主动邀请社会组织参与并提供意见，或者社会组织主动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三是利益诉求。当政府的某个政策不符合民众需求的时候，社会组织通过倡导、游说，甚至游行、抗议、示威的方式要求政府改进相关政策。

五、存在的问题或困难。

（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管控过多而鼓励不足。由于计划经济以来长期形成的对社会实行集权式管理方式，加之政府担心一旦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将对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成立、管理、监督等领域立法的指导思想偏重于管控而非鼓励促进。

2、立法严重滞后，缺乏一部统一的社会组织法。目前我国只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一直缺乏一个与宪法相衔接的基本法对结社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故结社立法与公司立法一样属于法律保留范围。，实践中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活跃的问题我国采取了由国务院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形式，无疑将出现本末倒置问题，影响社会组织立法的权威性，导致法律实施困难。

3、现行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设定过高。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人数财产数额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以及设立程序等问题均作了比其他国家严格得多的限制，其中最为严格的是双重审批制，即设立新社团必须经过业务主管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双重审批，社会组织注册的时候必须由一个政府的机构向民政部门担保。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设定过高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4、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冲突较多。在我国，有关社会组织成立的法律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几个行政法规以及其他部门规章，民法通则仅有第50条第２款是关于社团法人资格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效力层次明显偏低。同时，由于制定主体多元，立法数量繁多，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缺乏统一性，法律冲突问题比较严重。

（二）社会组织定性与定位不清。整体上讲，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发展趋势以 及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没有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从社会组织之间看，各个民间组织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中国的民间组织 “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第三部门，它们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地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间组织很难最大能力地发掘和动员社会资源，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影响，难于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合法性认同； 从社会组织内部看，许多民间组织没有规范的战略规划和明确的定位，缺乏危机管理中实现组织目标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在危机管理中显得热情有余而整体业务素质。

（三）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约束和监管机制缺乏，难以有效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

一方面，不少社会组织缺乏自律，非行政组织行政化、非赢利组织赢利化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管理和有效的工作规范和制度，财务管理基本上无法可依，财务混乱，较少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甚至出现利用社会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尚未在体制上理顺，影响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定位和作用发挥。

一是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社会组织的职能原本是被定位于为政府服务的，早期的社会组织基本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其职能就是为政府服务，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二是社会组织受政府约束较多，自主能力较为薄弱。从政府改革角度各级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以实现简政放权，但从实际情况看政府部门本应转移给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没有很好转移，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制约，在履行自己职能时不能到位。

六、学术观点争鸣。

第五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引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引领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

（王大方）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在全面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构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便是重中之重。在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维系我省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农民的状况至关重要。农村社会和谐，可以为整个社会和谐奠定大好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可以为边关稳定做好坚实的堡垒作用。以“和谐社会构建关键在于执政党”的科学思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内和谐状况有关，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谐息息相关。在当前，对“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一课题研讨还只停留在意义、问题、对策等理论层面，或者是全面性、宏观性的研究居多，对农村社会特别是村一级的社会实践领域探讨较少。

农村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是全省农村和谐稳定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基础和关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是指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协调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一种稳定的状态。然而要达到这种稳定的状态，关键任务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组织成员身上。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建设是促进边疆农村社会和谐必然选择。在中国特定的国情、党情条件下，无论是从理性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执政党是否和谐，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谓党内和谐一般是指：“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的各级各个组织之间、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友好相处，能给共事的一种党内生活状态，它是对党内团结的继承与发展，是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的团结”。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目前正在进行和谐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村级党内和谐，就不会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就不会有全省农村社会和谐。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增进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来更好地整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各种资源，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发展，从而为农村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是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的根本之道。目前，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为和谐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水平还不高，还特别落后，村与村、户与户之间发展还很不均衡等是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增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收入、夯实物质基础仍是建设和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增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另一方面要帮民致富增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基层党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照抄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要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本村实际出发，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在上级各个部门的政策扶持前提下，通过党内和谐，充分发挥干部党员、普通党员创业积极性，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党内形成良好发展氛围与发展共识、互相理解、互相扶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级社会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用好用足上级给予的各种帮扶政策，找出一条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和谐之路。因此，通过构建村级党内和谐，促进村级经济发展从而达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是具有普适意义的。

通过增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促进村党组织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扩大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各项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目前，有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比较软弱涣散，凝聚力、影响力不强，对农户的影响力、可信度和控制力逐步下降，影响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更谈不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只有通过党内和谐建设，大大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班子内部到普通党员，再到一般农户，才能有力地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

通过增进村级党内和谐，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党员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目前，影响党内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党员的主体作用发挥参差不齐，党员的差异日趋扩大，党员的思想日趋复杂，党员老龄化日趋凸显，党员思想和知识学习更新缓慢。尤其在农村，普通党员的主体作用发挥十分有限，从而大大影响农村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建设是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切入点。我们必须从民主入手，做到党内民主的推进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建设的难点在于民主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从村级党内民主来看，虽有改善，但实际状况还不尽如意，主要体现在民主渠道不通畅，普通党员对党内重大事务知之甚少，参与度不高，不同意见很难进行平等交流；民主决策难落实，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村党组织对重大事务决定权，在一般状况下还是书记个人说了算，普通党员的意见建议很难得到尊重；对权力监督很难真正落实，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有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虽然党务公开，村务公开有了很大进展，但暗箱操作、权力失控现象仍然存在。如果村级党内不民主，是很难有党内和谐状况出现的。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必须从民主入 手。

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党内民主有利于对问题形成党内共识，通过党员提案制，重大事项党员首议制，最大限度地向党员征求意见和建议，从而对一些重大问题形成共识。一些村里的重大事项，往往涉及到千家万户，加上农户利益差异较大，如果不充分发挥民主，难免出现损害集体利益的现象。增进党内民主可以解决党员在科学决策中的地位问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公共权力的监督始终是一个难题。也是问题的隐患所在，只有通过加强党内监督，尤其是加强普通党员对权力的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才会规范起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的建设通过党内民主来推进有利促进村民自治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当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各地村民自治的问题比较突出，治理结构并不十分理想，既表现为村民自治的许多自主权利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应付上级的各种干预及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仍是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又表现为一些村，村民自治组织与党组织不和谐、不团结、各唱其调，甚至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和缺乏交流对话渠道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只有村级党内民主制度完善，党员民主权利得到尊重与保障，才能有效地推进村级各项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组织 与村委会的关系就会融洽，从而保证村民自治最大程度地实现；才能规避基层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治理结构上有缺陷。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建设促进边疆农村社会和谐，必须把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作为落脚点。农村社会和谐的最大难点是利益的不和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农村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从党内来看，随着新党员数量不断增加，老党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断发生分化，导致党内都是党员，但又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这些变化，反映到党内就表现为党内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党内利益的冲突和矛盾日益明显和强烈。如果平衡关系处理不好，党内就会出现许多离心倾向，成为影响党内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下降，农村和谐稳定就难实现。当前，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农村，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

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的立足点放在党内利益协调，并形成与实现群众利益的良性互动。首先，注重党内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不是否认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的利益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在差异中寻求认同，既差别对待，又做到在权利上平等，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找准党员在个人利益、村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平衡点，不能容忍个人利益、局部利益 抵触整体利益，也不能地抹杀党员应得的利益，要建立一种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的平衡机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最终通过为本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民谋福祉来保证群众利益的实现，这种实现因为具有广泛性。是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并形成各个利益主体实现各自利益的良性互动的有力推进剂。

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利益整合能力，是党内利益和谐和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关键。要把不同利益主体下的不同意见进行有效整合，使不同意见表达有畅通的渠道，并有包容性较强的科学决策制度作保证。利益的整合还需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对不同利益主体及千差万别利益诉求，无论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都不可能是无原则的迁就。否则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一事无成，甚至滋生腐败。对原则性问题决不能妥协退让，关键是要讲究政策，讲究方法。而对非原则问题，则应表现出相应容忍性和包容性。真正做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始终要体现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必须抓好文化和谐的基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需要相应文化和谐作保证，并形成良好的村级党内和谐的氛围和环境。目前，还存在一些村党内和谐文化气氛不浓。如在处理组织与党员 关系上，对一些问题不加批评、不加制止，讲“一团和气”。在人际关系上拉小圈子，热衷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甚至形成明显人身依附关系。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凡事都要考虑是否有好处，甚至热衷于权钱交易。由于目前农村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上差异很大。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团结、和睦、尊重、创新这样的和谐文化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起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引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以和谐文化为基础。和谐文化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通过各种文化建设，提炼出一些共同价值理念。不仅为全体党员所认同，还促进全体村民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以实践，逐步成为指导党员及村民的行动指南。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作支撑。制度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谐的重要因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村级党内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影响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员权利保障制度落实不到位，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党员创建党内和谐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农村治理制度不完善，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由于产生的方式不同，在一些地方常常会出现两个中心，合作程度差。党员活动制度及关爱制度不完善，导致 党员对组织的向心力不强。上述制度的不完善，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党内和谐。有些村虽然也出台了许多制度，有些制度不切合实际，有的制度仅仅是挂在墙上，没有很好地执行。那么，制度完善永远是一句空话。促进疆少数民族地区党内和谐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制度，尤其要适应本村实际，具有很强操作性、实践性。目前，立足点应当放在制度的有效性及针对性，使制度真正在党内和谐及农村社会和谐中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完善，只有这样，制度效果才会逐步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构建边疆少数地区农村和谐稳定必须从疆少数地区农村发展为基础，从村级党内民主、文化和谐着手；必须从疆少数地区农村村级党内制度、行动和谐和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入手。（云南省勐腊县象明乡倚邦历史文化古街村官）联系方式（电话：*** 邮编：666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