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社区建设正是顺应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社区发展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参与、自治、共享,希望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但城市社区建设毕竟还处于初始阶段,居民参与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居民的民主意识还不够,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不够广泛。据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7.2%的居民认为社区参与非常必要,而只有3.4%的居民实际参加了社区志愿活动,56%的居民表示,在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服务内容的条件下愿意参加社区活动,另有6.1%的居民认为参与社区没有意义,表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还处于较低水平。
二、居民对社区职能定位不够准确。社区是居民自治的组织,而大多居民仍然把社区组织当作基层行政部门,社区自治职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普遍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社区自治能力不够,在“小政府”形象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大社会”的功能却没有发挥出来。
三、社区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当前开展社区志愿者工作存在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
1、志愿者工作制度化差,相关的议事规则没有建立或者不健全,参与人数少,活动次数少,服务面窄,难于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
2、社区居民参与志愿者服务的意识不强。这主要是由相关宣传工作不到位、社区邻里关系日益物质化、现代都市人行为功利性倾向明显等主客观因素所致。多数居民对社区公益工作不闻不问,更谈不上主动无偿服务社区居民。
四、“费随事转”难以落实。政府在下达大量任务的同时,相应的经费安排基本不到位。抽样调查显示,51.55%的被调查社区认为政府没有做到“费随事转”,认为“完全做到”的仅占5.84%。政府拨款大多用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使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发挥受到制约,也为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1、不断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1)按照“党为核心,议行分设”的原则,在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为核心的社区自治组织。(2)积极培育社区自治机制。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部门、街道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是“指导与协调、服务与监督”关系的基础上,理顺社区内外的关系,推进社区自治。(3)着力深化社区建设的参与机制,大力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公共意识,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建设的积极性。
2、发挥辖区单位的作用,开展好精神文明共建工作,如我后厂社区每年都要组织辖区单位召开两次精神文明共建理事会,请辖区单位对社区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商社区建设事宜。同时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为单位服好务,办好事,共建应是双向互动,优势互补,只有为社区单位、群众多办实事、好事,才能为建设和谐社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组建志愿者组织、制定志愿者组织活动规则,形成制度化。经常性的开展生动活泼的志愿者服务活动,贴近社区居民生活实际。
4、及时组织居民对社区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每年重阳节我们都要召开重阳节活动听证会,听取老人们对退管工作和如何开展好重阳节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5、资源共享,依托社区(含社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广泛建立服务基地。积极协调社区内的单位将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场所、设施免费向居民开放,形成资源共享、设施共建、事务共管的工作机制。
6、“费随事转”能落实到位。希望政府在下达大量任务的同时,相应的经费也能安排到位,从而为社区组织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创造一定的经济条件。
7、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和文体娱乐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如实行居民代办制度:凡是社区居民需要通过社区办理的,只要符合各项政策法规要求,就可以由社区代为办理;例如去年我社区共为居民代办事务4件,代办成功率100﹪;为了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还应利用节假日组织组织居民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如今年水南街道办事处和亿发商贸城开展庆元宵、元宵灯展、歌舞、焰火晚会。借此契机,我社区也开展了“庆元宵、婚育新风进万家有奖知识竞赛问答”的活动。
总之,社区群众的积极参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动力,只有借重和突出社区群众的动力。才是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重要途径。
后厂社区
2009年4月20日
第二篇:加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深化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发轫于1990年代初的社区服务热潮。从此之后,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深受群众欢迎,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原有的社区服务项目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区工作,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也迅速开展起来。社区服务的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xx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大规模推广。目前社区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新阶段。
一、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讨论
1、政府的大力推动。应该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可以说,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原因和现实动力。
2、居民的渐进需求。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种来自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识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正作为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居民参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居民参与的广泛性越来越明显。广泛性是居民参与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广泛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二是指参与内容的广泛。从参与主体来说,过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主要是指社区少数居民,驻社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基本不与当地街道、居委会发生关系。需要发生关系时,也多是由上级政府或各自的主管单位出面协调。近年来,三类主体都呈现出良好的参与态势。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社区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因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外,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为主的社区议决机构的普遍建立,完善了社区单位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调动了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杭州天水街道的下属居委会自建立由驻区单位领导和居民代表参加的协商议事会后,在社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市容联建等社区共建活动,形成了联片共建、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同时介入社区事务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如志愿者服务队、地球村环保组织、老年协会等也明显增多。从参与的内容来说,不再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健身娱乐活动,而是逐步向社区政治(如选举)、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多样性发展。
2、非政治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内容。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给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的定义,但在实践中要将两者加以严格的区分却是困难的。比如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在居民区兴建一个自行车棚,从社区公共权力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政治性参与,而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则可以认为是事务性参与。一般而言,象选举居委会成员、各级人大代表和居民代表这样的事项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入政治性参与当中。虽然近几年各地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力度有所加大,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还开展了居委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居民参与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何况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驻社区单位是不能参与居委会选举的。另外,政治性参与也排除了在社区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因此,政治性参与因不具经常性而不可能在居民参与中占据主要位置。与此相对应,有关社区环境、治安、卫生、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性参与则因与三类参与主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成为社区成员关注的焦点。
3、不同参与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的情况差异较大。对社区居民
来说,社区事务与其关联度较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得不参与,没有选择的余地。比如社区环境卫生,只有本地居民最为关心,最愿意参与改善;那些工作单位在本社区但户口在所居住社区的居民,就不能在工作的社区行使选举权。驻社区的单位尽管也关心环境、治安等社区事务,但毕竟在空间上是相对封闭的,员工多数时间都是在单位内活动,下班就离开了这个社区,对社区大环境的要求并不迫切,由此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驻社区单位更乐意参与那些事关其切身利益或者影响其形象的社区事务。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有两种情况:其一,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健身队、体操武术队等社区内组织,因都是由本社区居民组成,一定意义上可划入社区居民的参与范畴;其二,社区外组织,由于普及性不足,其选择的余地较大,参与的范围较窄。就某一社区而言,只是其一定时间内参与的场所之一。总的说来,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外非政府组织的居民参与率和参与层次都较低,很少会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社区居民依然在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活动中唱主角。
4、被动执行式制度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形式。在社区建设中,参与本身受到鼓励而非受到限制,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引导和规范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建设社区。换句话说,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渠道是畅通的。因此,一般情况下社区成员都会选择制度性参与。只有当社区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强烈时,才会出现非制度性参与的情况。从三类参与主体来分析,非制度性参与一般仅存在于社区居民当中。在制度性参与中,又以被动执行式参与为主。对社区成员来说,能否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关键在于是否得到了社区管理机构的邀请。居民当中受到邀请最多的当然是受社区工作人员赏识的所谓社区积极分子,其次是居民代表,普通居民则很少能有机会参与较正式的社区事务。没有社区管理机构的认可,社区外的非政府组织要想进入社区开展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参与途径分析,社区管理机构和社区成员在居民参与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多数参与事项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组织的,社区成员主动要求参与的则很少。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全体或部分社区成员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居委会又赶快组织社区成员落实。即便是在成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被动执行式制度性参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社区成员参与率低、参与的层次较低。因此,居民参与的机制还有待完善。
三、加强居民参与的可行性举措分析在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低频度以及假性广泛等难题是正常的。这促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面对当前不尽如人意的居民居民参与现状,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区自治,真正还权于民,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居民的居民参与热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居民居民参与机制。因为,居民参与主要缺乏一个把居民参与从可能变为现实的转化机制与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居民参与和深化社区建设的实质与其说是管理体制改革,毋宁说是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治制度创新。从各地实践来看,如何有效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构建参与广泛、功能完善、和谐高效的社区管理新体制,是社区建设中一个重大而又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
1、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中国的社区成形“后发”于西方,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后发优势”。但是公民社会的成形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有限政府”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构建公共空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这只是时间问题,政府必须未雨绸缪,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明晰“恺撒”与“上帝”之分――不能说管得少的政府就一定是好政府,但是管得过多的政府肯定不是好政府。政府不管,谁来管呢?把这些任务转移交给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2、基层民主的扩大。公民参与包括政治参与和对公益事务的参与。它一方面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弥补国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时动员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益整合、表达来催生公民社会、推进民主进程。当然,对于尚未成熟的社区而言,参与社区公益事务的可行性更大。此外,由于公益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所以扩大公民参与甚至比城市街道“直选”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的稳妥行和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在居民参与中,利益是参与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当居民感到社区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假性参与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3、社区自治制度的建立。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的社会组织运行中,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和长期计划经济下城市管理体制的惯性,大多居委会已经事实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腿子。因此,对现行的组织法进行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十分重要。关键在于通过制度的确立和修正,使得公民参与获得法理的保证。对官员们的建议在于,极端地讲,最有效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控制是利益的一体化,而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利益整合才能实现。居民参与的最佳路径依赖是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又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因此,推进社区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管”好居民,而是为了加强社区自治,培养
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使居民真正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加强社区自治就必须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当前应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制定省级社区居委会选举办法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法可依;二是规范参与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参与程序,什么时候议事,什么时候实施,居民该怎么办,居委会要怎样做,有建议或者意见怎样提等,使居民一看就明白;三是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处理应在阳光下进行,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民主监督。另外还需要结合我国加入WTO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向社区简政放权。如果建立了一套自治制度,权力却仍在政府手里,事事还需要向上级请示,那么社区自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相适应,市区政府尤其是“条条”部门要继续向社区下放权力,使社区居委会实实在在的承担起自治的功能。当社区自治真正实现制度化时,居民居民参与的渠道也就畅通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破题,但是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其间居民参与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居民都具有共建新型社区的责任和义务,围绕社区建设,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居民参与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内在动力。
第三篇:加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深化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发轫于1990年代初的社区服务热潮。从此之后,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深受群众欢迎,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原有的社区服务项目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区工作,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也迅速开展起来。社区服务的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200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大规模推广。目前社区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新阶段。
一、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讨论
1、政府的大力推动。应该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可以说,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原因和现实动力。
2、居民的渐进需求。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种来自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民意识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正作为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居民参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居民参与的广泛性越来越明显。广泛性是居民参与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广泛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二是指参与内容的广泛。从参与主体来说,过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主要是指社区少数居民,驻社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基本不与当地街道、居委会发生关系。需要发生关系时,也多是由上级政府或各自的主管单位出面协调。近年来,三类主体都呈现出良好的参与态势。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社区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因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外,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为主的社区议决机构的普遍建立,完善了社区单位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调动了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杭州天水街道的下属居委会自建立由驻区单位领导和居民代表参加的协商议事会后,在社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市容联建等社区共建活动,形成了联片共建、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同时介入社区事务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如志愿者服务队、地球村环保组织、老年协会等也明显增多。从参与的内容来说,不再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健身娱乐活动,而是逐步向社区政治(如选举)、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多样性发展。
2、非政治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内容。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给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的定义,但在实践中要将两者加以严格的区分却是困难的。比如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在居民区兴建一个自行车棚,从社区公共权力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政治性参与,而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则可以认为是事务性参与。一般而言,象选举居委会成员、各级人大代表和居民代表这样的事项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入政治性参与当中。虽然近几年各地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力度有所加大,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还开展了居委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居民参与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何况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3、社区自治制度的建立。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的社会组织运行中,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和长期计划经济下城市管理体制的惯性,大多居委会已经事实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腿子。因此,对现行的组织法进行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十分重要。关键在于通过制度的确立和修正,使得公民参与获得法理的保证。对官员们的建议在于,极端地讲,最有效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控制是利益的一体化,而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利益整合才能实现。居民参与的最佳路径依赖是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又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因此,推进社区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管”好居民,而是为了加强社区自治,培养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使居民真正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加强社区自治就必须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当前应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制定省级社区居委会选举办法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法可依;二是规范参与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参与程序,什么时候议事,什么时候实施,居民该怎么办,居委会要怎样做,有建议或者意见怎样提等,使居民一看就明白;三是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处理应在阳光下进行,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民主监督。另外还需要结合我国加入WTO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向社区简政放权。如果建立了一套自治制度,权力却仍在政府手里,事事还需要向上级请示,那么社区自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相适应,市区政府尤其是“条条”部门要继续向社区下放权力,使社区居委会实实在在的承担起自治的功能。当社区自治真正实现制度化时,居民居民参与的渠道也就畅通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破题,但是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其间居民参与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居民都具有共建新型社区的责任和义务,围绕社区建设,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居民参与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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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
归纳总结
一.研究方式:
1.问卷调查2.访谈3.田野调查4.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5.实地调查6.走访式的调查7.村名代表座谈会
二.调查内容:性别,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社区居民的受益情况,旅游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区位因素、交通、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社区制度,当地人口状况,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状况,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等。
三.社区参与内容:制定旅游规划、旅游项目设计和旅游决策,设计和建设接待服务设施,提供观赏接待服务,教育培训协调各部门关系,旅游影像监测评估,分享旅游收益,旅游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等旅游发展的全过程
四.社区参与的模式:
1.古村落社区参与旅游的“品”模式:通过客体对旅游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心理活动来鉴赏
2.给予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景区将吃住行购委托给当地社区居民,发挥各自的特征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模式: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4.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5.由社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6.基层组织主导模式:对基层组织有较高要求
7.股份制运营模式:对社区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要求高
8.专业合作社主导模式:对农民素质要求高
五.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1.村民参与层次低、途径不多,参与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完善,开发过程中村民的主体地位的不到体现,旅游利益分配不均衡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2.社区参与不普遍,居民参与比较分散缺乏有领导力的经济组织
3.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
4.缺少资金,缺少个人能力,缺乏经济的互动和收入平衡,缺乏相关机制的制度的保障
5.参与主体不平衡,参与领域不深入,局部参与主导地位,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信心不足,参与理念不明晰
6.民主意思淡薄,管理人员观念和知识水平限制
六.对策
1.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2.提供社区参与机会
3.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政府提供各种培训机会
4.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景区的现代化
5.提高居民素质和参与能力,加强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以法律法规来保证管理的有效性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7.重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规划与社区规划,强化社区参与要素,合理设计主客体 交往方式
8.关注社区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区
第五篇: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情况分析
——以南通市虹桥新村社区为例
摘要:社区居民参与问题是社区建设中深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社区居民参与的有效性不强已成为制约和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现状的分析,概括出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关键词:社区建设,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
一、引言
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城市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居民积极参与,帮助居民锻炼、提高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的能力与水平。居民参与是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的主体,社区自治是居民参与的高级形式,也是居民参与的制度保障条件之一。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质量较低已成为制约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参与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且迫切的问题。
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
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他们的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是实现社区建设目标的根本动力。但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中,普遍存在着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居民社区参与不足主要表现为:
1、总体参与率不高。在对南通市虹桥新村社区的调查中,我对社区居民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讲解和社区居民的反映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不愿参与社区事务。大多数人没有为公共服务的意识,只注重自身及家庭的事物;大多数人认为参加社区活动没有意义甚至是浪费时间;大多数人不能持久的参与社区建设,只是迫于面子象征性的参加一两次社区组织的相关活动。
2、参与人群分布不平衡。分布不平衡是指不同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居住区域的人的参与率有很大不同。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就是离退休的老同志以及没有工作的老年人,“少”就是放了寒暑假的中小学生。据社区工作人员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10%左右,中青年只占20% ,而且如果没有单位的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会更低。社区开展的活动也有意识的向这部分人群侧重,比如组织老年秧歌队、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为放假的中小学生开办辅导班等。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这一点在中国大陆比较“畸形”,理论上这一类人应该有较高的参与度,因为他们应该认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意义。
3、居民社区参与的程度不深。参与程度不同,反映了参与者对社区活动的不同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社区活动的贡献。由虹桥新村社区可以推及到中国大陆大部分社区,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较低层次社区事务的运作,这一点还不完全做到,而较高层次的决策和管理则更少有人问津。社区内大量事务仍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以行政的方式来完成,居民难以主动介入。即使介入,也多为参与街道、居委会的自治活动,而不是参与社区事务的立项和组织等过程中的决策。这使得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被动,难以激发出社区认同感,难以提高参与程度和频度。
4、参与形式单一,渠道不通畅。目前社区参与也还多局限于传统上的执行性参与,即在决策之后被动员去执行,也就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下参与社区管理机构业已形成决定的事项,比如开会听取居委会或街道有关本社区工作的通报、部署等,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强有效的法律约束和利益刺激,也很少有人参加。
总之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
三、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居民参与不足是社区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方面的缺陷,有都市社会基本特征的影响,有个人层面的原因,而原有观念、行为模式的束缚也不容忽视。
1、“单位人意识”的淡化与“社区人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单位对其成员全面关照,不仅依照规定向其成员支付工资,而且提供各种福利。这种福利不仅惠及单位成员本身,而且扩散至单位成员的未就业的老、幼、病、残的家庭成员,从而使单位成员对工作单位高度依赖。由于单位掌握了成员及其家属生存、发展的所有资源,因而成员对工作单位也全面、高度地依赖,有了问题和困难找单位成为单位成员解决其面临问题的共同模式。这种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造成了个人强烈的单位人意识和单位参与意识,使得人们普遍习惯于是单位的人,而不是社区的人。改革开放使这一状况逐渐改变,但长期以来单位本位所形成的参与机制和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因而居民社区参与意识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
2、社区行政化严重,使居民难以成为社区参与主体的角色。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政企、政事、政社不分,政府包揽一切,使居委会这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组织”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下属机构。在进行居委会干部选举时,候选人的名单由街道办事处确定,而选举过程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居民大多不了解居委会干部候选人的情况,又因为缺少发言权而对选举漠不关心。这样,就形成了由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小组的层层管理系统。而这一系统虽然有其井然有序和有效地贯彻上级意图的优点,但是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参与社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事无巨细都直接找政府、寻求政府帮助、等待政府安排的习惯,缺乏主动参与的观念和热情。
3、社区服务中人才、资金问题的困扰。社区服务的正常开展离不开人才和资金的供给和利用。目前我国的社区服务人员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专职性的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骨干力量;二是兼职性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主体力量;三是义务性的服务人员,他们是社区服务的基础力量。应该说,这支队伍为社区服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不容忽视的是,就总体而言,这支队伍目前尚处于粗放式、追求数量与外延扩张的发展阶段,其服务项目的内涵、质量及事业化技能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其次,社区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我国城市街道一级社区资金的来源是以街道自筹为主、政府拨款为辅,加上少部分社会赞助。虹桥新村社区的主任深有感慨的对我们说,他们想搞好社区,就是缺钱,搞硬件建设要钱,请各类人才要钱,服务社区居民更要钱,而国家的补贴很少,他们很难。在南通这个比较发达的城市是这样,那些中西部城市中社区建设的资金短缺就更严重了。
四、改善居民参与现状的对策思考
继续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如何突破种种制约居民社区参与的瓶颈,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就成为下一阶段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第一、培育社区意识是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社区毕竟不同于家庭、单位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缺乏血缘联系和感情纽带以及直接的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主要还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共同管理。这就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通过在社区环境、卫生医疗、治安、文化教育等事项的决策上,充分与社区居民协商、沟通,征求意见发挥居民积极主动性,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降低职工对单位的依存度,强化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系。通过以上措施,使居民感到社区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和期望。
第二、着力加强居民参与的制度建设。把居民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便捷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一是构建居民的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队、服务队等非法定性平台为辅。二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积极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加强社区建设与居民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的通畅。三是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分别建立“民意调查”、“居民议事会”等制度,加强与社区居民的交流与沟通,赢得居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实施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政务、财务、服务等内容全部公开,建立社区居民直接评议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制度。
第三、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增收节支,突破人才与资金的瓶颈效应。不仅应有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还应有一支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当前,可以针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队伍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工作方法陈旧、难以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的实际状况,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两级干部进行普及性的在职培训和上岗培训,加快培养一批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在居委会选举中,要把那些热心社区工作、文化素质高、有能力的入选进居委会中来。
社区所属的资金,国外以自筹经费为辅、外筹经费为主,而国内则恰好相反,国家的拨款不多。因此,一方面要尽量节约经费开支;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街道财力,改变居委会以创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现状,将区级财政收入中街道经济上交的财税收入返还街道,将市、区两级用于绿化、环卫方面经费拨到街道,实行“条费块转”,新建办事处和居委会两年内由区财政增拨经费用于社区建设。此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鼓励对社区建设事业捐赠,不仅要在精神层面上对捐赠者进行褒扬,而且可以在税收政策上予以倾斜;二是可以考虑发行“社区建设彩票”,所得资金可专项用于所在区域的社区建设;三是政府对有重要意义的社区活动给予一定的引导性投入,以动员更多的社区资源投入。
五、结语
综合以上各点分析,针对我国当前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深刻把握其产生的原因,努力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法,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正真意义上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水平,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参考文献:
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陈雅丽,《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J ],科学·经济·社会
3、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