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的含义,如何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第一篇：社区参与的含义,如何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社会本081班 张磊 39号

一、社区参与的含义：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自觉自愿的参加社区活动或事务的过程。区参与是一种公众的参与，意味着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而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社区参与是对各种决策及其贯彻执行的参与，是对社区的民主管理,它使每一个居民都有机会向地方政府表达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如何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之前，必须找到困扰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总体有四大问题：①总体参与率低、②非政治性参与为主、③参与渠道不畅通、④居民组织化参与不足。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与社区缺乏直接利益关系的居民很少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利益休戚相关的居民，比如低保人员则大多成为参与的积极分子。而且很多人认为不参与，也不会犯法，干脆就不会参加。

针对以上问题，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首先应该举办社区活动，培养社区意识。社区活动的开展无形中为居民提供互动的机会，使居民在自然互动的情境和场合中，增加对社区事务的了解与关心，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其次，提高社区自主性，建立自治社区社会。健全社区服务组织，实行社区自治，建立分权观念，开展政府与社会的互助合作。第三，提供充分的信息，增加居民对社区的了解。信息的提供，可增进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产生归属感。第四，提高参与层次，实现从规划、执行到决策、管理、监督的参与。全方位的参与既可以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及参与意愿，又可增进社区居民的领导和自主能力。第五，搞好社区建设规划，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社区的环境，包括社区的硬件环境和社区的软件环境，硬件环境包括社区的自然景观、道路、健身设施等，软件环境则主要包括社区文化。第六，提高公共意识，增强社区功能。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应从社区的共同利益、服务功能及团队精神等方面着手。第七，引导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提高参与水平。社区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培育居民的自组织能力,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切实加强社区正式组织建设,使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法定组织名至实归,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大力培育发展社区业主委员会、球迷协会、网民协会等社区民间组织,重点培育发展适合那些目前社区参与率较低的人员参加的社区民间组织。

总之，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必须针对不同社区的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从实际出发，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才能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社区建设才能越来越好。

第二篇：加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深化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发轫于1990年代初的社区服务热潮。从此之后，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深受群众欢迎，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原有的社区服务项目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区工作，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也迅速开展起来。社区服务的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xx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大规模推广。目前社区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新阶段。

一、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讨论

1、政府的大力推动。应该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可以说，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原因和现实动力。

2、居民的渐进需求。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种来自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识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正作为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居民参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居民参与的广泛性越来越明显。广泛性是居民参与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广泛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二是指参与内容的广泛。从参与主体来说，过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主要是指社区少数居民，驻社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基本不与当地街道、居委会发生关系。需要发生关系时，也多是由上级政府或各自的主管单位出面协调。近年来，三类主体都呈现出良好的参与态势。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社区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因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外，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为主的社区议决机构的普遍建立，完善了社区单位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调动了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杭州天水街道的下属居委会自建立由驻区单位领导和居民代表参加的协商议事会后，在社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市容联建等社区共建活动，形成了联片共建、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同时介入社区事务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如志愿者服务队、地球村环保组织、老年协会等也明显增多。从参与的内容来说，不再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健身娱乐活动，而是逐步向社区政治（如选举）、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多样性发展。

2、非政治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内容。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给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的定义，但在实践中要将两者加以严格的区分却是困难的。比如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在居民区兴建一个自行车棚，从社区公共权力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政治性参与，而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则可以认为是事务性参与。一般而言，象选举居委会成员、各级人大代表和居民代表这样的事项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入政治性参与当中。虽然近几年各地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力度有所加大，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还开展了居委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居民参与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何况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驻社区单位是不能参与居委会选举的。另外，政治性参与也排除了在社区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因此，政治性参与因不具经常性而不可能在居民参与中占据主要位置。与此相对应，有关社区环境、治安、卫生、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性参与则因与三类参与主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成为社区成员关注的焦点。

3、不同参与主体参与社区事务的情况差异较大。对社区居民

来说，社区事务与其关联度较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得不参与，没有选择的余地。比如社区环境卫生，只有本地居民最为关心，最愿意参与改善；那些工作单位在本社区但户口在所居住社区的居民，就不能在工作的社区行使选举权。驻社区的单位尽管也关心环境、治安等社区事务，但毕竟在空间上是相对封闭的，员工多数时间都是在单位内活动，下班就离开了这个社区，对社区大环境的要求并不迫切，由此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驻社区单位更乐意参与那些事关其切身利益或者影响其形象的社区事务。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有两种情况：其一，居委会、居民代表会议、健身队、体操武术队等社区内组织，因都是由本社区居民组成，一定意义上可划入社区居民的参与范畴；其二，社区外组织，由于普及性不足，其选择的余地较大，参与的范围较窄。就某一社区而言，只是其一定时间内参与的场所之一。总的说来，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外非政府组织的居民参与率和参与层次都较低，很少会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社区居民依然在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活动中唱主角。

4、被动执行式制度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形式。在社区建设中，参与本身受到鼓励而非受到限制，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引导和规范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建设社区。换句话说，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渠道是畅通的。因此，一般情况下社区成员都会选择制度性参与。只有当社区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比较强烈时，才会出现非制度性参与的情况。从三类参与主体来分析，非制度性参与一般仅存在于社区居民当中。在制度性参与中，又以被动执行式参与为主。对社区成员来说，能否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关键在于是否得到了社区管理机构的邀请。居民当中受到邀请最多的当然是受社区工作人员赏识的所谓社区积极分子，其次是居民代表，普通居民则很少能有机会参与较正式的社区事务。没有社区管理机构的认可，社区外的非政府组织要想进入社区开展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参与途径分析，社区管理机构和社区成员在居民参与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多数参与事项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组织的，社区成员主动要求参与的则很少。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全体或部分社区成员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居委会又赶快组织社区成员落实。即便是在成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被动执行式制度性参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社区成员参与率低、参与的层次较低。因此，居民参与的机制还有待完善。

三、加强居民参与的可行性举措分析在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低频度以及假性广泛等难题是正常的。这促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面对当前不尽如人意的居民居民参与现状，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区自治，真正还权于民，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居民的居民参与热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居民居民参与机制。因为，居民参与主要缺乏一个把居民参与从可能变为现实的转化机制与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居民参与和深化社区建设的实质与其说是管理体制改革，毋宁说是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治制度创新。从各地实践来看，如何有效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构建参与广泛、功能完善、和谐高效的社区管理新体制，是社区建设中一个重大而又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

1、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中国的社区成形“后发”于西方，适度的国家主义倾向或许不失为一种阶段性“后发优势”。但是公民社会的成形依赖的是从内部建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不必过于仰仗来自外部的国家强制力量。因此要强调两个维度上的“有限政府”理念。一个是时间纵向上的。和西方城市社区一样，中国社区建设官民二元动力机制也是动态的，构建公共空领域的需求迟早会让政府的触角退让――这只是时间问题，政府必须未雨绸缪，因势利导。其次是空间横向上的。政府对社区事务的干预是有限度的，基层政府必须超脱各种利益，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明晰“恺撒”与“上帝”之分――不能说管得少的政府就一定是好政府，但是管得过多的政府肯定不是好政府。政府不管，谁来管呢？把这些任务转移交给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2、基层民主的扩大。公民参与包括政治参与和对公益事务的参与。它一方面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弥补国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时动员力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通过利益整合、表达来催生公民社会、推进民主进程。当然，对于尚未成熟的社区而言，参与社区公益事务的可行性更大。此外，由于公益事务非常贴近个人生活，相对远离宏大的政治话题，所以扩大公民参与甚至比城市街道“直选”等建议显得更具有现实性。而它的稳妥行和催生民主观念的特质，则更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在居民参与中，利益是参与的最重要的驱动力。当居民感到社区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假性参与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3、社区自治制度的建立。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的社会组织运行中，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和长期计划经济下城市管理体制的惯性，大多居委会已经事实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腿子。因此，对现行的组织法进行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十分重要。关键在于通过制度的确立和修正，使得公民参与获得法理的保证。对官员们的建议在于，极端地讲，最有效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控制是利益的一体化，而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利益整合才能实现。居民参与的最佳路径依赖是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又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因此，推进社区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管”好居民，而是为了加强社区自治，培养

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使居民真正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加强社区自治就必须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当前应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制定省级社区居委会选举办法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法可依；二是规范参与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参与程序，什么时候议事，什么时候实施，居民该怎么办，居委会要怎样做，有建议或者意见怎样提等，使居民一看就明白；三是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处理应在阳光下进行，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民主监督。另外还需要结合我国加入WTO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向社区简政放权。如果建立了一套自治制度，权力却仍在政府手里，事事还需要向上级请示，那么社区自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相适应，市区政府尤其是“条条”部门要继续向社区下放权力，使社区居委会实实在在的承担起自治的功能。当社区自治真正实现制度化时，居民居民参与的渠道也就畅通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破题，但是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其间居民参与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居民都具有共建新型社区的责任和义务，围绕社区建设，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居民参与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内在动力。

第三篇：加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深化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发轫于1990年代初的社区服务热潮。从此之后，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深受群众欢迎，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原有的社区服务项目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区工作，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也迅速开展起来。社区服务的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200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大规模推广。目前社区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新阶段。

一、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讨论

1、政府的大力推动。应该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可以说，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原因和现实动力。

2、居民的渐进需求。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种来自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民意识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正作为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居民参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居民参与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居民参与的广泛性越来越明显。广泛性是居民参与的基本要求。在这里，广泛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参与主体的广泛，二是指参与内容的广泛。从参与主体来说，过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主要是指社区少数居民，驻社区的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基本不与当地街道、居委会发生关系。需要发生关系时，也多是由上级政府或各自的主管单位出面协调。近年来，三类主体都呈现出良好的参与态势。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社区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除因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外，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为主的社区议决机构的普遍建立，完善了社区单位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调动了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杭州天水街道的下属居委会自建立由驻区单位领导和居民代表参加的协商议事会后，在社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环境市容联建等社区共建活动，形成了联片共建、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同时介入社区事务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如志愿者服务队、地球村环保组织、老年协会等也明显增多。从参与的内容来说，不再仅限于一些简单的健身娱乐活动，而是逐步向社区政治（如选举）、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等多样性发展。

2、非政治性参与是当前居民参与的主要内容。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给出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的定义，但在实践中要将两者加以严格的区分却是困难的。比如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讨论是否应该在居民区兴建一个自行车棚，从社区公共权力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政治性参与，而从便民服务的角度则可以认为是事务性参与。一般而言，象选举居委会成员、各级人大代表和居民代表这样的事项可以毫无争议地归入政治性参与当中。虽然近几年各地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力度有所加大，北京、上海、广西等地还开展了居委会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但从总体上看，居民参与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何况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3、社区自治制度的建立。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界定，居委会是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的社会组织运行中，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和长期计划经济下城市管理体制的惯性，大多居委会已经事实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腿子。因此，对现行的组织法进行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十分重要。关键在于通过制度的确立和修正，使得公民参与获得法理的保证。对官员们的建议在于，极端地讲，最有效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控制是利益的一体化，而只有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利益整合才能实现。居民参与的最佳路径依赖是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又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因此，推进社区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管”好居民，而是为了加强社区自治，培养居民的自组织能力，使居民真正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加强社区自治就必须使社区自治制度化，当前应主要开展的工作：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制定省级社区居委会选举办法和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使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有法可依；二是规范参与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参与程序，什么时候议事，什么时候实施，居民该怎么办，居委会要怎样做，有建议或者意见怎样提等，使居民一看就明白；三是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处理应在阳光下进行，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民主监督。另外还需要结合我国加入WTO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向社区简政放权。如果建立了一套自治制度，权力却仍在政府手里，事事还需要向上级请示，那么社区自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相适应，市区政府尤其是“条条”部门要继续向社区下放权力，使社区居委会实实在在的承担起自治的功能。当社区自治真正实现制度化时，居民居民参与的渠道也就畅通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破题，但是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其间居民参与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居民都具有共建新型社区的责任和义务，围绕社区建设，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居民参与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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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

归纳总结

一．研究方式：

1.问卷调查2.访谈3.田野调查4.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5.实地调查6.走访式的调查7.村名代表座谈会

二．调查内容：性别，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社区居民的受益情况，旅游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区位因素、交通、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社区制度，当地人口状况，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状况，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等。

三．社区参与内容：制定旅游规划、旅游项目设计和旅游决策，设计和建设接待服务设施，提供观赏接待服务，教育培训协调各部门关系，旅游影像监测评估，分享旅游收益，旅游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等旅游发展的全过程

四．社区参与的模式：

1.古村落社区参与旅游的“品”模式：通过客体对旅游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心理活动来鉴赏

2.给予委托代理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景区将吃住行购委托给当地社区居民，发挥各自的特征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模式：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4.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5.由社区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

6.基层组织主导模式：对基层组织有较高要求

7.股份制运营模式：对社区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要求高

8.专业合作社主导模式：对农民素质要求高

五．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1.村民参与层次低、途径不多，参与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完善，开发过程中村民的主体地位的不到体现，旅游利益分配不均衡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2.社区参与不普遍，居民参与比较分散缺乏有领导力的经济组织

3.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

4.缺少资金，缺少个人能力，缺乏经济的互动和收入平衡，缺乏相关机制的制度的保障

5．参与主体不平衡，参与领域不深入，局部参与主导地位，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信心不足，参与理念不明晰

6.民主意思淡薄，管理人员观念和知识水平限制

六．对策

1.建立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

2.提供社区参与机会

3.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政府提供各种培训机会

4.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景区的现代化

5.提高居民素质和参与能力，加强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以法律法规来保证管理的有效性

6.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7.重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规划与社区规划，强化社区参与要素，合理设计主客体 交往方式

8.关注社区发展和社区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区

第五篇：社区居民参与利益分配

摘 要:以西昌邛海风景区再开发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从社区居民参与利益分配的角度,基于景区现状的成因分析,提出了如何对旅游景区开发中社区利益进行有效的调试,把社区居民作为有效的利益分配主体,纳入到旅游规划与发展中,从而使整个旅游目的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景区;社区参与;利益主体分配;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135-0西昌市邛海风景区社区参与利益分配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西昌市邛海风景区是国家4A风景名胜区,距西昌市3公里处,是四川省第二大的天然淡水湖泊,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旅游开发价值。然而邛海风景区的重新规划和开发必然会带来社区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邛海周边的部分农民必须丧失部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渔业生产资源,并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分离,既得利益面临着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

邛海风景区的再开发可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的利益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的增加,直接获得旅游收益等。从开发的实践来看,从旅游景区开发中获利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核心诉求。但是,由于有效的参与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社区居民参与面不广,参与层次低,参与效益有限,大量的旅游利益从居民身边流走,有的甚至成了外来强势集团的“摇钱树”,从而引发的风景区土地征用与补偿问题、房屋拆迁问题、景区经营权问题、景区居民再就业问题的等,其具体表现如下:

1.1 土地征用与土地补偿诉求导致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

2009年6月,我们对邛海景区周边耕地占用面积最多的海滨村和市拆迁办进行了问卷式和走访式的调查。调查显示,海滨村共有11个组,其中7组距邛海最近,在景区再开发中是占地面积最多,拆迁户最多的村组。该组总人数486人,占全村人数的9.6%。其中征用土地和各种补偿明细如表

1、表2所示:

表1 海滨村七组被征用土地面积的情况(单位:亩/人)

承包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开发前1700.3开发后400.08数据来源:海滨村村委会。表2 邛海风景区开发中被征用补偿明细表(单位:元/亩)

补偿项目土地补偿青苗补偿鱼塘补偿建塘费补偿鱼苗损失补偿补偿金额***002500数据来源:西昌市政府拆迁办。

从表1可以看出,由征地前人均耕地面积为0.3亩减至征地后的人均耕地仅为0.08亩,个别农户甚至已没有一寸耕地,人地关系十分紧张,依靠原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已不现实。从表二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补偿费中,土地使用权出让费是最主要的补偿费,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仅0.3亩的农民来说,所补偿的人均费用仅5600元。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失地农民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充满了忧虑,对再生产技能本身就不强的当地农民而言,若不及时解决好补偿中的具体矛盾,协调好征用土地的利益补偿问题,势必会影响旅游景区的和谐发展。

1.2 房屋搬迁与房屋补偿诉求导致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矛盾与冲突

西昌邛海风景区的重新规划,无疑是要求景区周边的部分居民搬迁,特别是景区的核心区域,不能有居民居住。这部分居民就要求搬迁到远离景区的地方,重新安置新家。笔者走访了西昌市拆迁办,调查发现,这次邛海的重新规划,总共拆迁5700亩,农村总计275户,城镇42户。对他们的房屋拆迁费做了如下补偿:农村居民住房补偿以380元/平方米。农户再用这笔补偿费在政府统一新修的安置小区购买新居。扣除每户有4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其余的差额安置小区以售房价格800元/平方米卖给社区居民,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少数居民尚可以接受,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景区给予的这部分补偿费远远不能够满足他们安置新家

所需的费用,农民不愿意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但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机构为了发展旅游业,增加其经济效益,忽视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没有建立在社区居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不妥善解决经济补偿和移民后未来生产生活出路等具体问题就盲目搬迁的话,那么未来的赔偿问题可能遗患无穷。

1.3 景区居民与开发商争夺资源的经营使用权存在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邛海不仅景区自然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在邛海风景区重新规划以前,周边的农户除了种地获得的收入以外,捕渔业也曾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而且在旅游旺季,周边的农民还可从事为游客划船、烧烤等,以此来补贴家用。但是,景区重新规划后,对景区内资源重新管理,农民原有的既得利益就面临着重新调整。笔者通过对邛海周边农户的走访调查,特别是海滨村7组的农户认为,在没有重新规划邛海景区以前,虽然每年的接待量不是很多,但能通过划船、烧烤、摆摊设点和农家乐等来挣钱,收入比规划后还多。而规划后,邛海风景区的经营权被纳入统一的景区管理,大部分的旅游收入都流入景区开发商的口袋里,景区农户并没有在发展旅游业中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的参与性不高,甚至持抵制的态度,这样在景区发展的后期矛盾就会越来越突显。

1.4 劳动力转移后,景区居民面临再就业困境

邛海景区规划和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农民生活问题立即就面临着困难,他们再就业等各方面也得不到保障。邛海规划中征地最多的海滨村7组,全组共有耕地170亩,被征土地就达到130多亩,人均耕地面积剩下不足0.03亩,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后必须改变生产方式来维持生活。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尚且不能容纳多少本地人,大多数失去土地的劳动力的转移就更加困难。更加上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世世代代都靠种地为生,很少有一技之长重新再就业。这样,一方面是大量亟待转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难以转移。农民再就业问题得不到保障,容易滋生矛盾。如何对西昌邛海风景区社区利益进行调试

2.1 重视社区权利,保证社区利益

社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我们首先应该从意识上重视社区的权利。对西昌市邛海景区集体所属的土地、水体、树林等,应尊重其所有者受益的原则,与社区利益分享,帮助社区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购租赁土地使用权和资源管理权的方式,也可以按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共享资源获得的收益,如门票、资源补偿费、土地设施出租费等,还可以通过其他补偿方式,如以邛海景区内居民的房子换景区外的房子,实行优惠的置换政策。总之,要把利益共享的思路从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一直贯彻到景区所有的居民,尊重他们的权利,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保证他们的利益。

2.2 加强风景区土地征用的立法,妥善解决景区征地补偿

旅游风景区在规划和开发的初期,景区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土地权属和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目前,我国还尚未出台明晰的风景区征用土地的法规法令,所以对于征地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各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只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的措施。为了避免在征地补偿这个问题上产生纠纷和摩檫,首先在大的方面国家应加强对风景区开发和规划用地和赔偿的立法,争取做到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在法律的许可范围下进行各项工作。其次,风景区在规划之前对风景资源的资产做一个评估报告,以评估资源报告的土地价格为依据签定土地出让合同。这样,风景资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就会大大提高,风景资源的效用才能充分发挥,景区的农民在脱离所占用的资源后可获得一笔足够的补偿,其基本利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最后,在对当地农民征用土地的赔偿时,一定要充分的谈判、协商,争取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不能单纯的依靠行政法令,强制执行征用土地。

2.3 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妥善处理好农民房屋搬迁改造还建问题

每个风景区在规划的初期,都会面临着景区居民房屋搬迁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农民的土地问题一样,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问题。因为邛海景区的整个社区基本上属于无规划的散落式村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与自然风景和环境不相协调,部分居民的生产方式还不适合旅游风景区发展的要求,为了使村庄建设与旅游景区协调发展,改善社区的人居环境,对保护区内的村庄分类改造。目前,可采取的村庄改造方式有:“城中村”综合改造方式,征用土地后,按照规定异地搬迁还建,实行风景区农户的搬迁改造与农村的小城镇建设相结合,这样,搬迁就可以寻求利用社会综合资源,而不仅仅是依靠风景名胜区及其政府主管部门的单一性资源;“景中镇”的就地还建方式,即把散居的住户集中起来,建设成与景区风格相协调的风情小镇,进行餐饮、住宿等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关键是政府对社区居民经营能力和从业素质的培训与提高)。邛海风景区就是采取把核心区域的农户统一迁出景区,在西昌市的郊区开发修建一个安置小区,所有的建筑物按照统一的仿古制式修建,内设休闲观光、棋牌茶楼、烧烤小吃等。这样既解决了农户的住房问题,又可以为部分农户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为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2.4 加强当地农村社区的旅游服务培训,多种渠道转移剩余劳动力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景区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就业的一般规律是:在开发初期,景区通常能保障农民就业,大量的当地农民被聘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有所保证。但在这个阶段,政府如果忽略了对当地农民的旅游业服务技能、素质培训,一旦开始大规模接待游客后,农民的服务质量和素质跟不上景区的发展。而且随着外来职业技术人员的增多,当地农民的就业空间就越小。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那些不需要太多文化技术的景区清洁工、道路养护等岗位,尽量安排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户,特别是因土地被征用的无地户或少地户;其次,把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的城镇化结合起来,尽快制订当地城镇规划,把因旅游开发而失去资源的农民的安置和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具有民风民俗特色的小城镇,让他们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