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第一篇：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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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当前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和谐社会建设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目前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这些挑战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中目前的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

关于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从1840年以降，很多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近30年来中国的变化的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

人口规模之大，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13亿人口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如何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变量是任何研究都难以回避的，中国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发展不但与人口小国家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的要求。

发展速度之快，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重复过去一般的现代化过程，而是把很多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变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因为现在技术、资本、产品、制度、思想等要素传播和流动的速度已经不是过去可以同日而语的了，正像网络速度和牛车速度无法比较一样。这样的快速变化之下，中国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集中显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同时并存，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探索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新途径。

变化程度之深，是说变迁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这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

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优势，是弹性依然很大，具有很大的空间，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现代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从一个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关系就是一个新课题。再比如，随着经济基础的重大调整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产生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处理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矛盾甚至冲突，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课题。还比如，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段人口、不同区域的人群，在一些基本价值的认识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这就涉及到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形成社会共识的问题。

关于如何回答中国发展目前的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是社会学的发展必须面对的。有的学者认为学问可以超越现实问题，我觉得至少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是无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不仅无法回避现实问题，而且必须直面现实问题。社会学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的发展和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派，都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关。

有些问题我们很难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比如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长期趋势，现在还难以定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学者还认为，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中国随着发展的进程和富裕起来，分配问题也会自然得到解决。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曲线什么时候出现走向缩小的拐点，是否会符合库兹涅茨（S.Kuznets）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的规则，以及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会最终带来什么结果，都变得不太明朗。因为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中国不同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扩大，非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产业集群化的现象使投资向特定区域更加集中，体力劳动的充分供给和竞争过度造成低位劳动工资水平停止不前，加之腐败和非法收益的存在，这些都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影响因素。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如中国传统的“均贫富”文化遗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分配的制度遗产，会影响社会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另外，体制转变时期出现的机会不平等和权钱交易现象，会使社会成员对造成差距的原因产生强烈不满，从而使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放大，成为一个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层影响因素，等等。

也有些问题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一方面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问题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社会福利刚性增长规律的差异，防止福利主义的陷阱；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增加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扩大就业；一方面要继续维持低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社会过快老龄化。仅从就业问题来说，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在解决温饱问题以

后，就业成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的阴影一直在困扰着中国，而且中国的就业局面并未完全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变化。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不断降低，每年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还在持续增长，国有企业人员精简的改革还未全部结束，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的改革还未真正启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还非常巨大。一些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的学者认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一直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特殊意义，不能因强调技术进步而被轻视和低估。与此同时，现在又面临着就业紧张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并存的新问题。中国劳动低成本的黄金时代，将随着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今后十几年逐步走向完结，“中国制造”必须开始考虑在低价制造之后如何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问题。

还有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新的探索。比如我们说“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三种基础机制。换句话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但直到现在，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社会怎样运行？具体地说像教育、医疗机构这样的不同于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非营利组织”怎样改革？社区怎样建设？公民社会都有哪些要素？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

关于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我想一方面要沉下心，做些扎实的学术积累工作，提炼出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规则，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的社会建设思想精华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成果。做学问要有返回经典的耐心、独上高楼的境界和秋水文章的心力。另一方面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把普遍的理论概念与可操作的实际层面相衔接，在这方面，“社区”概念的普及和进入社会分析和实际操作领域是个很好的例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如“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心态”、“社会认同”等等。这些概念在社会学中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们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地丰富其理论内涵，加强其解释力度，深化其实际操作意义。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二篇：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社会体制改革

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因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战争、各国内部战争，凸显了现存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很多不健全、可修改的地方，且如今我国存在大量的矛盾如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历史遗留、)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低、政权长期稳定的国家突然发生社会剧变，以及我国社会也发生巨大变化、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种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当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一项“硬任务”。

现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要是强化政府管理，政府力量的强大是我们的优势，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对政府管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把政府管理的力量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二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制衡，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要的是改变这种状况，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社会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实现“社会治理”。三是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际上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当前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我更倾向于强调第三种看法，因为这是目前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当前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管理体制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进程，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我们现在说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表述。党委统领全局、政府负责实施、社会各方协同、公众广泛参与，这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在实践中，前两个方面各级干部是熟悉的，后两个方面则是相对陌生的。而且，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管理和驾驭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各级干部都比较熟悉管理经济，经济管理和经济宏观调控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体制机制。但从社会管理来看，各级干部还相对陌生。所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哪些事情要加强政府监管？哪些事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降低管理成本？哪些事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和自治？哪些事情要引入市场机制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诸此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在实践中落实到位。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这也许就是“顶层设计”吧。

第三篇：幼儿教师团队建设心得体会.李林

幼儿教师团队建设心得体会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新时期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教师队伍建设要按照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目标要求，创新机制，落实举措，切实担当起培育人才的重任，努力实现人才强国和民族振兴的梦想。结合教育实际，我们主要在六大机制上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即做好教师的补充机制、交流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项目机制和评价机制。

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的补充机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师，要大力实施教师长效补充机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要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大力实施“特岗计划”，从服务期满的优秀“特岗生”中招聘教师。各级政府要制定强有力的保障措施，确保进人渠道畅通，确保让高素质、高学历的优秀大学生补充到教师队伍之中，切实优化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中小学校要创造优良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关心新教师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让优秀大学毕业生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特别是要在新教师的专业指导上下功夫，制订培养方案，实施“青蓝工程”、导师制，积极帮助新教师专业化成长。

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的交流机制。当前，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数量不足和质量不优上，大部分学校英语、计算机及小科教师都是兼职教师。在一些农村小学，小学空中英语课堂仅仅是将学生带到电教室让学生观看，音乐课则干脆让学生跟着录音机学唱歌。要积极构建教师流动机制，让城区学校和师资富余的乡镇开展支教活动，有效缓解缺编学校师资问题，乡镇中学和中心小学要通过跑教的形式让所有农村学校全面开科开课。积极开展名师联校活动，着力培养骨干教师和名师。新时期，义务教育阶段实现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教育均衡发展是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对义务教育提出的新的方向性要求。加强农村薄弱学校建设是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促进城乡学校校长和教师交流尤为重要，要确保薄弱学校教师得到补充、优化和提高。因此，积极实施教师的交流机制刻不容缓。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教师是有思想、有个性、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个体，也是社会的构成分子。积极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机制是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打造教师职业幸福的重要源泉。一是开展活动。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职工业余活动愉悦教师身心、强健教师体魄；积极开展社会交往活动，构建教师的社交网络，改善教师的人脉，在教师精神的层面上融入社会主流价值元素。二是努力提高教师待遇。要体现事业吸引人、感情留住人、待遇报答人的工作方针，想尽一切办法改善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让教师成为最可爱的人和最受社会尊敬的人。三是建立教师专业成长的环境氛围。既要大力表彰模范教师、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又要让优秀教师在教育管理的平台上发挥聪明才智，还要建立教师专业成长的环境氛围，让教师成“名”成“家”。要大力弘扬教师以爱岗敬业和教书育人为己任任的职业奉献精神，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要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动员全社会里两位教师排忧解难；积极营造教师专业成长的环境，为教师专业成长搭台，努力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

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的评价机制。评价的意义在于激励鼓舞人、约束引导人、评价教育人，而不是泰勒式的工具主义，其根本意义和作用不是制约、管束和甄别人。制订科学、合理、公平的教师评价机制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有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教师的职业幸福。科学的教师评价机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注重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要改革评价模式和主体，让师生、家长和社会参与评价。要突出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引导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切实提高教学质量。要重视教师评价结果的运用，将评价结果与评模、晋级和绩效工资挂钩，充分体现教师评价的杠杆作用和激励效应。

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而任重道远的工作，必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殷切希望和要求，“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让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教师：肖桂英

第四篇：林孔湘教授的研究经验

《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学习材料

林孔湘（1910—1985），福建省闽侯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29年考进福建协和大学，1934年毕业，即回闽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1936年获留学美国奖学金，进压历根尼大学攻读研究生。1941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副研究员。看到祖国灾难深重，积弱积贫，他立志为国贡献力量，遂于同年9月回国。先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3年至1945年执教于四川大学，云南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岭南大学，1947年任岭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是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有的四个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之一。林孔湘一生潜心研究柑橘黄龙病，首先证明柑橘黄龙病源于病毒，首创柑橘繁殖材料热处理消毒方法；推行“无病虫栽培”技术，为振兴我国柑橘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被授予“广州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56年被评为“广东省教育先进工作者”。

1910年5月12日，林家的一个聪明伶俐孩子出生了。这是福建闵侯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全家人的活路就在土地上。家里种了一些庄稼，父亲在乡间兼营小规模的柑橘业。儿子长大后，那片柑橘林就是最好的去处。家乡的山水之美和果园之乐是他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便对农业生产，特别是柑橘生产有浓厚的兴趣。家庭的贫寒并没有阻止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很晚才进入乡间小学念书，而且是用了4年时间读完全部6年的中学课程。

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林孔湘不得不中断学业做乡村教师。教书之余，把所有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学习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他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并获得清寒大学生奖学金。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闵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

父亲的死给了他极大的打击。父亲去世时几乎无以为葬。全家人的血汗和土地，还有那片柑橘林，都换不来一日三顿！国家的落后和家庭的贫困深深的触动了他，他开始观察冷酷的社会现实，一种强烈的民族悲愤在血管里奔流，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救助中国，振兴中国，改变她积贫积弱的面貌。

1936年，协和大学在教务长陈均思教授推荐下，林孔湘经过选拔考试，获省教育厅公费出国留学。当时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华北事变发生不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6岁的林孔湘背负着沉重的行囊、抱着振兴中华的决心，远渡重洋，来到大西洋 1的彼岸继续深造。

他先来到美国亚力跟尼学院学习，一年后顺利的转到举世闻名的康奈尔大学，受业于世界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H.H.怀素教授，主读植物病理学，副修植物生理学。这为他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林孔湘晚年的时候，他在遗留下的笔记本首页写到：“他（指H.H.怀素教授）教导我怎样想问题，怎样做科研，怎样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他还教导我怎样教学生，怎样做人。我很高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的确，林孔湘没有辜负恩师的深切期望。1941年春获得博士学位的他，高薪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副研究员。

1941年，也是祖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日战争陷入重重困难。

面对祖**亲的痛苦呻吟，林孔湘心急如焚。故土之情，魂牵梦绕。那里生活着兄弟姐妹，那里埋葬着生身父亲；哪里有童年的梦幻、青年的立志；那里更需要有时只是去拯救她，去强盛她！海外游子报国心切，林孔湘谢绝了校方的挽留，来不及和同事、朋友打招呼，匆匆辞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祖国。

归国后，林孔湘先受聘于广东岭南大学。1943年先后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同时还兼任过福建省研究员。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更清楚的看清满目疮痍的国土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现状。科学不一定能救国，但救国不可以没有科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重回阔别两年的之久的岭南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大学建立植物病理研究所，他任主任；1948年，植物研究所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他似乎看到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林孔湘和大学生一起，穿着洁白的衬衫，系着鲜红的腰带，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那种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感觉真好！开国之初，生机蓬勃、百废待兴。林孔湘按耐不住内心的无比激动，带领着学生在科学的崇山峻岭继续前行。

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林孔湘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和广东分会理事长。

“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坚持真理”，这是林孔湘毕生坚持的信念，也是他痴心不改的追求。在几十年的柑橘黄龙病研究中，他几经波折，屡遭劫难；然而，泰山压顶不玩，只要是真理，他从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柑橘黄龙病是我国华南地区毁灭性病害，仅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到80年代已损失1000万株以上。这种病还在我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有文献可查的是1919年莱金（Reinking）的报道。1930年后，黄龙病毒开始从广东的潮汕地区迅速蔓延。

林孔湘早在大学期间就对柑橘黄龙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放前就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1941年开始，他数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柑橘黄龙病的研究。

粤北的冬天还是寒冷的。虽说没有雪花飘舞、北风呼号，但是气温下降、寒气袭人，迫使人们减少了户外活动。林孔湘出门了，他要利用寒假，开展柑橘病害的调查。那时候，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木炭。林孔湘坐着又破又慢的汽车，从粤北坪石出发，途经粤、闽、赣三省20多个县，历时两个月，行程2600公里，深入乡村田间地头调查，首次在福建几个果园发现柑橘黄龙病。由于抗日战争，柑橘产区均已沦陷，研究工作无法展开，直到1947年开始系统研究。这期间，林孔湘无数次深入江西赣州、南丰，福建龙溪、福州，台湾新竹、员林，广东潮汕地区，广西南宁、柳州等地调查黄龙病的发生发展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做如此浩繁的工程，这其中的艰辛和劳苦是难以想象的！

柑橘黄龙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不找出确切的原因，其防治工作就无从谈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看法不一。我们来看几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一位来华工作的苏联植物生理学家，到中国后跑了几个地方，看了几个柑橘圆，就断言柑橘黄龙病是水害造成的，只要果树上山，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二：一批从事柑橘栽培的青年园艺工作者，他们人为黄龙病是栽培技术不当所造成的，只要搞好栽培，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三：福建有个农民劳动模范宣称自己用砍烂根、剪病枝、换新土、施肥料的办法医好了两株黄龙病树，这件事轰动一时，被认为“土专家战胜洋专家”，是“卫星上天”。各地都准备大规模推广。

其四：林孔湘经过反复实验，排除了水害、栽培失当等原因，证明病毒是黄龙病的病原：为了使自己的结论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951至1953年的三年里，林孔湘每年都用蕉柑、碰柑两个品种接种病毒，接种树共有292株，对照501株，接种树发病率为64%，对照仅为1.6%。带病苗木少数先发病，既而逐渐蔓延，后来则快速发展，这完全符合侵染性病毒的蔓延规律。

本来，科学研究中或者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学术研究不是单一纯净的色彩，它往往和沉重而扑朔迷离的政治搅和在一起。于是，林孔湘的科研道路变得严峻而崎岖。

林孔湘的“结论”，犹如一世纪起千层浪：反对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苏联专家的看法，他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因此，被看作为“狂妄自大”。对青年园艺工作者的意见，他据理力争，用实施辩驳，就被看做事打击新生力量。对那个医好了黄龙病树的农民劳动模范的做法，林孔湘在会议现场，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直率地指出，那两株果树感染的根本不是黄龙病，那位农民的经验不是治疗黄龙病的经验。这一来，又触犯大忌，被认为是打击土专家。一顶顶帽子向他扣来，可林孔湘很“倔”，只要是真理，他绝不会让谬论半步！

科学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点，林孔湘心里很清楚。

他一点也没有放弃。一方面，他积极研究防治黄龙病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参加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的机会，反复向广东省农业主管部门、国家农业部提出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意见和建议。

1955年12月31号，新的一年如期而至，林孔湘还在不停地忙碌和奔波，没有时间去体味新年给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他又写信给农业主管部门，建议派专家组来学校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和观察柑橘黄龙病的传染现象，从而研究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方针。多么诚恳的肺腑之言！可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林孔湘看到问题的发展日益严重，作为一位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事业的科学工作者，怎么会不心焦？同年10月末，他趁赴京参加米丘林诞生百年纪念会之际，向国家农业部建议召开一个柑橘黄龙病防治问题的座谈会，并到实地考察。

1956年2月，农业部组织的柑橘黄龙病考察团，到广东潮汕地区考察。专家们亲眼看到了黄龙病传染和蔓延的严重现象，认真倾听了农民的声音，并到学校考察了林孔湘的实验结果，最后肯定了黄龙病乃由病毒所致的研究结论，并采纳了林孔湘提出的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这样，数年来关于黄龙病的病原和防治方针的争论，才告结束。

林孔湘在给《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真理、勇于争论，敢于跟那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学术争论中，既然认定自己的看法和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怕失败。失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科学家的风格和品质，也是林孔湘为人和治学的原则。

没想到，厄运会降临到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身上。

1957年，他和他的助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粤东农村劳动。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手上的科研工作。在1956年，林孔湘曾率先提出了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即实行严格检疫、培养无病苗、早挖除病株、加强防虫、加强栽培管理。为了更好地保证无病苗木的培养，他率领助手在粤东农村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繁殖材料消毒的热处理试验。1958年，首次培育出不带病毒的柑橘苗木。这个技术创新，在当时国内外

尚未有报道，填补了柑橘病毒学的一个空白。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的这项成果直到1964年才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公开发表，而且还是得到陶铸同志的特别关照。这一耽误就是六年。

十年**中，林孔湘并没有因环境的恶劣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了一个“顽固分子”的标本。本来已经早就摘掉了“右派帽子”的他，又被重新戴上“帽子”，派去做最艰苦的劳动，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研究工作一再被迫中断。但是，就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林孔湘仍然密切关注黄龙病防治研究工作和黄龙病对广东省柑橘的危害的情况，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这项研究。1975年，他发表了“根除黄龙病及其它柑橘危险性病虫的途径和方法”论文，有关部门根据林孔湘的理论和整套技术，培育出一批无病虫柑橘苗木，经过示范种植，取得了预期效果。这是柑橘病虫害防治上的一项革命性措施。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强加在林孔湘头上的种种罪名得到了平反，省农业委员会恢复了广东省黄龙病研究小组的工作，并恢复了他的组长职务。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林孔湘庆幸自己盼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虽说不再有当年的身体和精力，可他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逢人便说：“现在我的生命指日可数，在我有生之日，都要坚持这项工作，直到我生命停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消灭柑橘黄龙病作贡献，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此时林孔湘已是暮年，十年**烙下的伤痛使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加上1976年，他曾患胃癌，在两年间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整个胃和脾脏已全部切除，他靠着用肠做的假胃来维持生命。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怀着对科学事业一片赤诚之心，林孔湘奔走于粤、桂、闽三省区柑橘产地，到处开讲座，推广他的技术，促进各地区广泛建立无病虫苗圃。他撰写的《柑橘无病虫栽培》一书，被农业部出版社定为特急件付印；北京科教制片厂将他的研究成果拍成科教片，向全国各地普及和推广。

一个年近70的老人，且曾患癌症，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顽强意志，一种怎么养的高尚品质？！

1981年6月，林孔湘意外的收到了C.N罗惠斯彻尔的一封信。这位美国柑橘病毒专家在信中写道：“你在柑橘黄龙病热处理工作上的卓越贡献，是对我的柠檬碎叶病毒和其他柑橘病毒热处理工作根本行的启发和鼓舞。”林孔湘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收到了青睐，被美国植物病理学界誉为柑橘病毒学上的一个创举。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中郑重写道—柑橘苗木未使用这种消毒方法处理是不准出售的。

1983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大学教授C.N罗惠斯彻尔，应农业部邀请来华讲学。他专程来到广州拜访了林孔湘。他对林孔湘说：“我看到了你那篇柑橘接穗芽条热处理的文

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为那段时间里我们用过的柑橘病毒病热处理的种种方法全都失败了，正处于绝望的境地，佛州的两位柑橘病毒学家者也同样遭到失败，并断言用热处理方法消除柑橘病毒是不可能的。看到你的文章的英文摘要，我顿时感到又有了希望，后来按你的方法实验，果然获得成功。”听了他的一席话，林孔湘心潮澎湃，回想曾付出的一切，不禁湿润了眼睛。他的研究成果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防治黄龙病的“柑橘无病虫栽培”新技术，也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却被国外国所采用，并以法律保证其推广。

林孔湘感慨万千，夜不能寐。他提笔给《羊城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切陈辞《不要忽视自己的科研成果》。信中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盲目崇洋和瞧不起自己而已！”“我国的科学技术是注定要落后在外国后面吗？我们中华民族的气概到哪里去了？”4月29号，《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林孔湘的信，还配有著名评论专家微音写的评论。接着，《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福建科技报》、民盟《中央盟讯》等报刊竞相转载。读者来信象雪花般向林孔湘飞来，对他表达敬佩之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林孔湘深感欣慰。他又和往日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和推广工作。

1983年9月19日，一篇出现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的文章《爱国赤诚 催人泪下 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林孔湘深深的敬意。

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秋天，林孔湘应邀赴广西、福建考察柑橘病害，禁不起旅途劳累，回学校后重病一场。在病榻上，他给广西区领导同志写信，对当地柑橘生产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一年来，他的“无病虫栽培技术”，已在这里迅速推广。这次他再赴广西，是给广西农垦系统讲习班作柑橘无病虫害技术报告。此次远行，他瞒着家人，悄悄地把“遗书”托付给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教授。一位科技工作者得知此事后，感激至深，含泪挥毫，向《羊城晚报》反映了上述情况。

第五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经验和问题研究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经验和问题研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一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并站在历史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一重要论述对新时期、新阶段的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联系实际，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认真的、深刻领会十七大报告精神。加强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经验和问题研究.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我国经济建设平稳快速发展.确保两个文明双丰收..深刻认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这对于有效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胡锦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利于加强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完善制度，形成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机制；有利于强化监督，保证领导干部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不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听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就会严重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战略高度，切实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抓紧抓好，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始终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途径。胡锦涛同志强调，“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在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同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努力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这些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诱发腐败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改革不到位，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只有狠抓治标、严惩腐败，才能有效抑制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只有着力治本、注重预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教育、制度、监督贯穿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各个环节，切实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第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加速奋力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客观要求。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只有解决好腐败问题，才能端正党风政风，树立社会新风，优化发展环境，营造良好形象，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思想上始终绷紧反腐倡廉这根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机制上保证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

展，从源头上解决党性党风、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勤政务实，营造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群众心齐气顺的良好局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之经验问题研究

2008年3月5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公布了过去五年中国与腐败作斗争的实绩，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数的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3%和6.6%。同期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犯罪案12万件，同比上升12.15%，这提醒人们一个事实：我国反腐败力度得到了加强，同时还告诉我们我国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总结我党反腐倡廉和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经验，分析近几年揭露的重大腐败案例，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干部犯错误，每个高官落马，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究其原因，主观当然是根本，但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温总理在2008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特别要解决权利过分集中问题和缺乏制约问题。有些部门和单位对干部监督虚置、监督缺位，监督缺乏全过程、全方位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为此，本文拟就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拙见。

一、开展经常性教育，不断提高素质

从辽宁穆马大案到陈良宇、郑筱萸、王昭耀等一些高官落马，我们可以看出，放松世界观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堕落腐败的根本原因。许多高官落马后都谈到，之所以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自觉接受群众和党组织的监督，久而久之，原有的思想防线很容易被突破，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偶尔收点红包、赌点小钱无碍大局，不容易引起注意，因而放松了要求，最后一步一步走入歧途。如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治忠深知五千元是红线，于是以生日、年节、婚丧等名义收个三四千元成了家常便饭，结果量变引起质变，最终陷入深渊。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堕落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蜕变、自律意识的淡薄。因此党风党纪、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的教育是根除这种毒瘤的良药，而这剂良药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见效，需要长时期不间断的服用，才能达到疗效，最终做到标本兼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经常性的教育是加强全过程、全方位监督的根本之策。所以，我们每个党组织、纪检监督部门必须要始终如一的坚持反腐倡廉的经常性教育，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积极探索廉政教育的新形式、新内容，不作表面文章，而是切合实际，将教育工作做到领导干部的心里去，使其始终绷紧拒腐防变这根弦，牢牢守住廉洁自律、遵规守纪这条底线，做到警钟长鸣，使领导干部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二、瞄准重点岗位部门，强化权力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用权，为民谋利，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滥用职权，牟取私利，必将导致个人身败名裂，更将危害社会，损坏党的形象。而在那些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腐败多发易发的部位和领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屡有发生，腐败涉及的资金动辄千万上亿。因此反腐监督的重点岗位和部门，往往是人财物权力比较集中的位置，是管钱管物管项目岗位。然而，一些部门和单位对这些重点部位的监督往往缺乏全过程、全方位，甚至监督缺位，并没有真正深入其中。瞄准这些容易出现问题的岗位和部门，就是要在监督其行使权力的全过程上下功夫，将其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纳入监督体系之中。要加强群众、媒体、人大、制度等方面的监督，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网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自去年开展的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就是一种很好的对重点部门的监督。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查处商业贿赂案件24879件，涉案金额61.56亿元，有力的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遏制了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同时，必须坚持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定，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深入开展效能监察，对权力集中的领导干部，严格实行定期交流。纪检监察部门应参与监督干部选拔任用、财政资金使用、国有资产运用、金融资本运作、土地使用权出让、行政审批权运用等工作的全过程，力争每个环节都规范透明，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三、关口前移，苗头问题不放过

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领导干部发生腐败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发现得早，及时提醒教育，不仅可以避免损失，更可以挽救一名干部。在这个方面，香港对腐败现象就实行“零容忍”政策，哪怕贪污一元钱也要一查到底。可是我们有的单位领导在对待反腐倡廉工作上，思想认识不是很到位，对领导干部的腐败苗头重视不够，这在客观上是对腐败现象的一种“适度容忍”，长此以往就会纵容甚至助长腐败行为的发生。这样的反面事例很多，也着实让人痛心。如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在自我忏悔反省中，感到最痛心的就是自己刚开始出现违纪问题苗头时，没有人给他拉拉袖子提提醒，以致最终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再如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早在1994年包养情妇之初，有关领导就曾找其谈过话，但教育监督缺乏全过程，在他包养情妇并违法违纪谋取利益的十三年间，并没有真正实施严格的考核制约措施，以致于其职位越升、堕落越深。其实，有些干部犯错误，就象是在开快车，前面明明有沟有坎，却还要高速行驶，不知道刹车减速，结果只能翻车掉到沟里去。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实际上做的就是刹车减速的工作，目的是教育挽救干部，不至于等到落水了再去打捞。

对权力运行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要求前移监督关口，在坚持事后监督的同时，尤其要加强事前、事中监督，无论发现党员干部在经济、生活作风上有任何犯错误的苗头，都要通过诫勉谈话、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提醒、开展批评、责令其改正，做到防微杜渐。要关口前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尽管看似不构成违纪，但也要

认真查实，追究到底，千万不能等到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后再去查处。加强对干部的经常性管理，必须把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都纳入到监督的范围中来，努力做到干部的权力影响延伸到哪里，组织的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最终要使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有监督和无监督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在职和离职一个样，顺境和逆境一个样。

四、突出“一把手”，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党政“一把手”在一个单位或部门的党政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负有全面责任，对社会的发展、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乃至整个干部队伍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把手”所处岗位、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重要性。现实案例中，郑筱萸、陈良宇、段义和、王怀忠等等，都是掌握实权重权的一把手。“一把手”成为腐败高危人群，说明我们的监督制度仍然存在问题，不是没有监督，而是监督不到位。

要解决这个问题，途径之一是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策，不搞一言堂，严格按规定程序运作。其次是要科学分解权力，变一人负责为多人、多岗位和多部门交叉负责。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领导班子要按照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实行班子成员责任制，明确各权力层次、权力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不要对“一把手”赋予过重的权力。三是对“一把手”的权

力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尤其是项目决策权、财务处置权、设施使用权、机构设置权、人员使用权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置权，都必须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同时，建立权力与责任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一旦决策或权力运作失误，不仅要追究行使该项权力当事人的直接责任，而且要追究“一把手”的领导责任。

纪检监察部门要坚持经常深入基层，对一把手定期进行巡视、了解。实践证明，对领导干部的巡视和考核是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也是及时发现问题、找到线索的重要途径。陈良宇、徐国健、李宝金、王武龙、杜世成、荆福生等人的问题，都是通过巡视发现的。可以说，及时监督检查一把手，及时发现纠正一把手的问题，对我们端正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倡廉、挽回经济损失、树立反腐信心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提供调查线索、揪出腐败分子的重要途径。2007年七八月间，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童外元遭情妇网上举报而落马的案件就曾在互联网上沸扬一时。然而，现实中，作为监督者的广大群众却处于弱势地位，担心打击报复、思想上有顾虑成为普通群众举报的主要障碍，而缺乏强有力的保护举报人的有效法律更是反腐败制度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应着力研究保护举报人的法律法规，形成监督合力，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将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八小时之外也纳

入到群众的眼睛里，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防范一把手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

五、加大查办力度，进行震慑性监督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更好地发挥惩治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如果仅仅把查办案件理解为就是惩处违纪违法人员，就办案而办案，就处理而处理，就会失去查办案件应有的意义和作用，达不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查办案件更是一种监督手段，可以使党员干部认识到腐败的后果和下场，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对打击腐败的震慑效应。要力争“查处一案，教育一片”，一手抓预防，一手抓惩治，避免腐败分子产生侥幸心理，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每年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1.6‟，严肃查办了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违纪案件。如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查处。其中，王怀忠、郑筱萸被依法判处死刑。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些案件的查办处理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严肃了党的纪律，纯洁了党的组织，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可以说，查办案件，这一得民心、顺民意的有力武器，是最好的教育，也是最好的监督。我们要以规范党员干部从政行为为目的，把查办案件中发现的规律性问题，作为监督的重点，进行震慑性监督。如节假日期间，领导干部有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收受红包的现象；在机构改革、人事调整、突发性事件到来之时，党员干部容易出现跑官要官、挥霍公款、擅离职守的现象。针对特殊时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分析掌握违法违纪行为产生发展的规律，能使监督的关口前移，监督的重点突出，加大监督管理的针对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一些案件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复杂，办案难度明显增大。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增强解决信访问题的能力，重视人民群众信访举报在揭露腐败、提供案件线索乃至澄清问题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200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有46.2％来源于信访举报。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案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案件，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案件，就是根据信访举报查清的。通过接受信访举报，查办案件，不仅能及时发现线索和问题，也能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掌握违法违纪案件新动向、新成因、新形式、新手段。我们要让党员干部清楚地认识到：无论腐败发生在哪个单位、哪个部门，不论其职务多高，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组织人民的监督和党纪国法的惩处。

六、健全机制，坚持执行制度的严肃性

反腐败的历史进程，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科学配置权力，有效监督，把以权谋私为主要特征的腐败行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我国现行反腐败法规制度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禁止性条款，如禁止收礼受贿等；二是防范性条款，如人事任用回避等；三是惩罚性条款，对过失、犯罪进行制裁等。应该说，我们的制度是健全的，问题出在制度的执行不力，缺乏严肃性。要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诫勉谈话、任前廉政谈话、民主生活会、函询、询问和质询等制度落到实处，不流于形式，对违反制度、规避制度的行为，要加大问责力度，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美国学者阿米尔泰有句名言：“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所谓的“筐子”，就是我们建立的各种制度。制度如果不执行不落实，会像筐子装不了苹果，成为摆设。有些领导干部，不把制度放在眼里，我行我素，例如中央早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和借机敛财的行为作出了限制，并规定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但借婚丧嫁娶大摆宴席借机敛财的现象仍旧屡禁不止；有些领导干部，表面上对制度十分在意，背后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相的把制度变成了一纸空文；还有些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制度，以为法不责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蒙混过关„„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制度执行不力，即便违反了制度，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理和处分，多为下不为例，不了了之，制度的严肃性也随之消失殆尽。可见，制度的价值，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督促检查工作是确保制度得以贯彻落实的一个关键环节。纪检监察部门作为抓制度落实的主体，要强化责任意识，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对各项法规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严厉查处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加强对党员干部执行规章制度的监督，要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真正形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工作运行机制。落实制度，贵在持之以恒，只有坚持全过程、全方位的长期监督，制度执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制度的严肃性才能真正得到维护。

当好人民公仆，来源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加强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的高度自觉性，也来源于纪检监察部门长期不断的宣传教育和督促检查，深入推进惩防体系的建设，必须加强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愿监督这把利剑能永久堵住腐败之路，为党的事业保驾护航。

小结

以上就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经验和问题研究的观点未必全面准确，但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向全党提出来，要求全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我党总结吸取各方面经验决心更加旗帜鲜明的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更有力于我们今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坚定对反腐败斗争的必胜信心。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中在科学发展

观的统领下积极主动的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刻苦攻关,我们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纪检部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在服务发展上下工夫。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紧紧围绕服务大局来建设。要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切实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之中，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工作之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解决妨碍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进一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措施，该修订的要修订，该充实的要充实，该强化的要强化，使各项举措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工夫。胡锦涛同志指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根本途径。”要始终坚持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不失时机地着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投资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司法体制等各项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从

源头上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为有效预防腐败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要在发挥教育、制度、监督整体效能上下工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各有侧重，不能偏废；三者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教育为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切实有效奠定思想基础；制度为巩固教育和监督的成果提供有力保障；监督为教育的持久深入和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必不可少的硬性约束。因此，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管齐下”，整体推进，更好地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

总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关系到反腐倡廉工作全局，是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大业成败的关键,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确保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