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第一篇：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中国当今贫富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40多位的中国内地，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上海曾出现过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16000瓶。瑞士产的世界最贵的一款手表---宝帕表，标价600多万元，被北京人买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车、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钻石在中国的销路都极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认为，2003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世界第一，预计10年后规模居全球第二，拥有世界最大的客户群。另一方面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为了活命，有些人甚至以无节制地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 职业卖血者”。他们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

三、对当前贫富差距现象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

（一）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四）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

(六)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元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七）腐败也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要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健全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打破经济领域的垄断经营之外，还必须切实采取措施，真正遏制官员腐败现象！

四、贫富悬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一）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相当有限的国家，一部分人的暴富，很可能导致其他人的收入低下和贫困。同时，巨大的财富差距会使人们的心理天平难以平衡，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衡、不安、疑惑之中，造成不满情绪的滋生和蔓延。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解决，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和冲突，危及社会稳定与安全。这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动摇了诚实劳动的思想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人民目睹了太多的非法致富、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当权者很难从现实中用诚实劳动的高尚思想教育人民并要求他们效仿。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藐视和不相信诚实劳动，引发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2、民众不满情绪的日益积累

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改革以前，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高，低收入的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分化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由于利益的分化，个人财富占有差距的拉大，在社会出现新暴富阶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层，底层社会由两种情况构成，一种是长期以来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贫困层，如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也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近年来的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重大刑事案件的经常发生之中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所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仇富”情绪很强烈。

3、社会结构的分化

改革十余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二）相对来说，在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差距不会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就比较稳定，没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冲突，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反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贫富差别并非都是坏事，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对我们的社会是必须的，是有益的和健康的。它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体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由于人的个体天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势必然会反映在收入的分配上。我们甚至不能想像，完全没有了贫富差别的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可问题是，怎样确定和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即适度的贫富差别？ 如果不控制好这个“度”，以致使贫富差别过大，那也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从而引发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会引发**和暴力，那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

五、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

现在我国所面临的现状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被拉大，因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尽快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首先，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生产力。理顺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地区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工作。

再者，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一是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主要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征收居民财产征税，在原有房产税、车辆使用税、契税的基础上，增加不动产税、土地税；征收商品税，纳税人可将税赋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直至最终消费者，尤其是个人高消费者；征收遗产税。二是改革工资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制订扶贫性质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行城乡平衡发展战略。支持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就此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思考，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

。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轻贫困和贫富差距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快速发展策略，但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和贫困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和表现，具体分析了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由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些对策，以期健全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关键词：贫富两极分化，成因，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 ,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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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学生英语学习的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中学生英语学习的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姓名：于子雯学号：0901401005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

导言

在各行各业、社会各个角落英语使用已经非常普及，学好英语已刻不容缓。但是在目前的中学外语教学中，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部分学生已有厌学情绪。学生进入中学往往会因为学习负担加重、心理变化、怕吃苦及学习方法不当等原因而在英语学习成绩出现两极分化。探讨研究中学生英语两极分化成因很有必要

报告

鉴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已经整合一些教师的教学经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的课业负担加重：

学生升入高中后，功课不仅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政治，地理，生物等，门数众多，而且语、数、英三门基础学科内容增加、程度加深、要求提高。尤其英语，初中时要求掌握的词汇、语法及句型相对简单，而高中后，语法知识增多，听力、阅读理解难度加深，这些都让学生感到困难，学得吃力，还有来自父母、老师、同学等方面的压力，逐渐使个别学生掉队。

二、学生心理变化迅速：

中学时期的学生正处于懵懂时期，他们在心理上表现出半幼稚，半成熟的状态，性格上是儿童成人兼而有之，极不稳定。他们对枯燥的说教和陈旧的训练方式都不感兴趣，往往精力旁移，注意力较难长久地集中到学习上来。

三、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当：

很多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只知孤立的记单词，而没有把单词放在句子里去理解记忆，对于句子也没有放到文章中去记、去理解，再一个就是对所学的内容不能进行系统的总结归纳，从而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四、有些学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英语学习中遇到一点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进而逐渐丧失兴趣，这类学生是比较多的，而且要改变他们需要社会、家庭、老师及其本人的共同努力。

五、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欠妥：

有些教师在教学中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追求高升学率，课堂教学一味的满堂灌，缺乏生气。对于作业，一味的叫学生背诵、默写、翻译等，学生整天疲于奔命，毫无兴趣可言。这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与《中学英语课程新标准》不相符的。

结论

由此可见，原因来自于教师、学生主客体两方面，一般而言，每个学生的智力是差不多的，尽管也有差异，但决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大多数是非智力因素。学习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承，协调发展，因而非智力因素在学习中是不可忽视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1

我们有责任去深入挖掘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从而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

建议

鉴于上述五方面的原因，我认为认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两极分化的状况有所改善。

因此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一、走进学生生活，做他们的知心朋友。

学生不喜欢天天板着一张脸的、只知授课的老师，而是希望老师平易近人，像他们的朋友。因此作为一名教师，需要奉行“做学生学习中的老师，生活上的朋友”这一原则。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给与关心，特别是失败时能给予他们鼓励，许多学生失败时，精神和感情上的压抑和创伤会更深，常常表现缺乏自信心，甚至悲观失望，自暴自弃，此时老师应多关心他们，跟他们谈心，多鼓励，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自信心，看到希望。如果学生犯错误，老师也不应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们，俗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他们是未成年的孩子，应宽容的对待他们的错误，使他们觉得自己没被老师忘记，在老师心里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增强学生学好英语的信心。

爱因斯坦曾指出：“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动力。”而且成功的英语教师都十分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培养，会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心理灵活选用讲故事、做游戏、举实例、搞竞赛、研课题、课堂讨论等，有意识的拨动学生的心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应注重和激发学生的成功欲望，给不同程度的学生特别是学困生创设公平竞争和追求成功的机会。“跳一跳，够得着”，让学生体验解决问题时“努力”的价值和成功的乐趣，进一步增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我好学”到“我乐学”的第进转化，形成具有内在动力的良性学习机制，为课堂教学效果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改进教学方法，保持言语技能的延续和发展。

英语作为我们学习的第二语言，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较低，因此，英语老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学生创设一种学习英语的环境，将枯燥的、抽象的内容寓于一个个有趣的情景中，使英语课堂教学形象化、趣味化、交际化，以增强学生对英语学习是兴趣。如在英语课上用实物创设情景、用语言描述情景、用动作表演情景、用音乐伴随情景、用图画烘托情景、用多媒体模拟情景、用表演体会情景。只有这样英语课才会生动有趣，学生学起来才会有动力。

四、抓学法指导。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说明，在人的学习中，技能与方

法比知识更重要。

老师要从“学生的学”出发，放弃以“教师的教”为主的传统方法，指导学生读书，理解和自悟，指导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课堂上指导学生理解课文，掌握课文，训练他们的思维技巧；使他们会研读课文，理顺关系、分清主次，质疑解疑；会归纳、比较、分析因果关系；会自主选题、研究课题，在体验中学习，并掌握各种学习技巧和解题方法。

除此以外，还要使学生培养良好的外语学习习惯。

（1）每天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2）养成勤记笔记的习惯，上课记下重要知识点，课后可以记一些谚语、名句

等，还可根据自身情况制作记错题，甚至可以写些日记周记，以便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3）养成使用工具书的习惯，不仅可以解决疑问，也可大大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4）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开阔视野、丰富想象、了解最新信息、获取丰富的词汇、语法及英语特有的表达法、习惯用法等。

（5）总之，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特别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挖掘、培养，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并不断地总结、完善，尽力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提高教学质量。

第五篇：浅谈中国贫富分化原因与解决途径题库

浅谈中国贫富分化原因与解决途径

江雪，2015 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我国自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 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 突出表现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上。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贫富分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多数结论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展开，且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等多个问题。本文也想在此基础上浅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关键词：贫富分化；基尼系数；市场经济；城镇化；腐败

一、我国贫富分化现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发展加快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近30多年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然而，据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来，2003 年至2008 年的6 年间，基尼系数由0.479一路攀升至0.491，2009 年至2014年的 6 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措施，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至0.469，但依然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有大量数据证实，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之路遭遇严重的瓶颈。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我国贫富分化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而我国收入差距主要为三个方面：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起到主要作用。

1．地区差距

从 1980年到 2003 年, 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 59%。人均 GDP, 西部与东部由 1:1.92 扩大到 1:2.59, 中部与东部由 1:1.53 扩大到 1:2.03, 区域差别还在拉大。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 1 市，市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

2．城乡差距

2001年到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1，连续几年上升至3.33：1，直至2013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此比率都没有低于过3。2014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9892元，比率也达到2.92，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

3．城镇差距

2013年数据显示, 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城镇居民可支配的全部收入的41.8%，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8.48%, 后者仅为前者的 20.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贫富分化原因

1．与市场化的关系

贫富分化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当前学者大多认为贫富差距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所有制结构与形式的改变，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让许多非劳动收入产生，这是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讲过: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然而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在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的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另外，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从“起点公平”的不平等就开始了。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追求私利而自发产生行为，并且不容许自身权利被侵犯，这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积极的运作模式，使得市场经济成为高效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每个经济个体本身都存在差异，比如原始资本的差异，技术的差异等，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其创造的财富有差距；在刚进入市场时的资本就不平等，再加上机遇、政策干预，导致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结果。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平等是使市场经济体系充满活力和具有效率的动力之源。此外，市场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实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疏漏，都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形成。市场经济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究其原因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要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不 能单凭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操控或是放任市场自由生产，而是必须进一步改革，由国家限定范围，发挥必要的调解作用，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2．城镇化水平低

前文提到，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城乡两极分化中的表现之一。这种城乡“二元化”格局已经存在多年，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进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城镇化水平低，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与农村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差距加深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又是具有延伸性的，即具有可以向其他除财富外的介质转移的功能。如果得不到有效约束，它可能会向权力、地位扭曲，加剧这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例如涉及教育时，能接受到的教育资源等级的不同取决于学生拥有的潜在或显态资本，如重点中学绝大部分都位于城镇，而乡镇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在教育投入方面，有钱的家庭能够负担起“门槛费”，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却无法承担。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盲目地将资源向大城市转移是不对的，大型城市很多资源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荷（如人口），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地制宜，努力发展中小城市，稳步发展大城市。

3．不法致富——腐败、逃税、垄断

（1）腐败。改革开放以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案件屡见不鲜。随着十八大的成功举行，各地“老虎”被抓，高管落马，各类腐败罪行暴露，有的官员甚至牵连上亿公有资产，为国家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巨款大多来源于受贿，但是行贿者通过行贿从受贿官员处得到的公共资源价值不可估量，这等同于是不法官员将本属于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贩卖”，并从中得到巨额利益，行贿者再利用这些通过不法途径获得的资源进行盈利，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腰包都鼓了起来，人民的腰包却瘪了下去。这种贪污腐败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导致我国贫富分化愈加严重的罪魁祸首，面对如此多的政治腐败案件，笔者不由深思，事后追惩，杀鸡儆猴，必定还有漏网之鱼，为何不能更重视事前的预防？

（2）逃税。数据显示，中低等收入人群竟然承担着个人所得税费中大部分的比例，而那些高等收入人群和企业，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 3 到总量的20%；多年以来，诸多的房地产行业巨头们更是在报税榜上排到30名开外。这个独特的群体为了逃税漏税绞尽脑汁，它们让整个征税体制变得尴尬，让依法纳税的人们义愤填膺。而且，逃税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不仅取决于逃税者，还有多种决定因素。首先，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如能把逃税漏税的责任更加明确，惩罚力度加大，相信情况会得到缓解；其次，监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也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可能也涉及腐败，值得深究。

（3）垄断。当前, 中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员工福利多、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日前废除了“双轨制”，工资差距大问题得到缓解，但是由于缺乏竞争性，行业垄断对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并且由于行业垄断盈利巨大带来的职工福利、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还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汽油行业的国IV标准，提高标准可以促进环保，但由于中石油垄断此行业，不愿制定出更高的标准，改革始终未能成功。此外，多个垄断的企业，每年的雇员酬金成本都在增加，年年“报亏损”，不断将国有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让贫富进一步分化。

三、建议

1．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早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兼顾公平”的理论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市场经济。在综合国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利益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依然应支持西部开发，对于农村，我国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重视农民问题，支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技术，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利用科学的力量让农民走上小康之路。此外，建设新农村，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打破二元结构，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分级规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努力缩小高等与中低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首先，应当建立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避免让垄断行业、国企员工享受与其他同行业员工不同的差别待遇。其次，针对少数的掌握大部分财富的高等收入者逃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除了可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外，还可以制定动态起征点，将生活必需品排除在税收名单外，考虑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收体制，对有特殊情况（怀孕，受伤）的家庭降低收税标 准，此外，还可以建立第三方的税收机制，由个人、组织、机构、政府多方面构成，互相监督。还需要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彻底杜绝逃税现象。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都达不到高等水平。社会保障最有利的功能就是调控财富的分配，减小贫富差距，但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城市还不够完善，农民看病难，求学难问题仍然存在，他们的社保权利亟待通过立法来保障；对待城市低收入群体，除让其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还可以建立更多的就业培训机构，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还可促进市场运行与社会发展，进而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减小贫富差。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转制成本引发的“空账问题”，养老保障统筹层次不高，缺乏必要的调剂，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等问题，这都需要各个企业单位以及国家积极调整政策措施，合理规划长远的制度目标，以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除了这些，还应注意评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市的风险，解决医疗药品价格虚高、工伤得不到赔付以及失业救助、房价回涨等问题。

3．反腐

十八大以来，多起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对腐败起到了扼制作用。但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且高级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我国存在相当严重的腐败问题。首先，利用立法明确规定腐败惩处的条例，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做到一网打尽。其次，追惩力度再严，造成的损失都很难弥补，做好预防工作，同时加大惩戒力度才有作用，完善监督腐败行为的法律体系，改革内部监督体制刻不容缓。另外，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这比党内自我完善、党派间监督都来得有效，例如舆论监督、网络监督都是可行的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规范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5 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 U 假说”。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从库兹涅茨的理论看 5 来，中国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果然正在印证这一说法，但中国贫富分化仅仅是刚有回落趋势，还不足以确证将来会回归正常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工作，积极改革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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