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9探寻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第一篇：2012-9探寻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建设枢纽型组织：

探寻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作为一个新领域探索，建设枢纽型组织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建设，也需要扎扎实实的阵地建设，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对话机制，打造青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资源共享、公共服务、诉求表达四大平台，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积极投身社会建设。伴随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刻不容缓。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创新人民团体的活动方式，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去年底以来，广东共青团以建设枢纽型组织为路径，以“好社会·亲青汇”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计划为抓手，大力创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竞争中开辟新域，在转型中提升能力，在协同中推动善治。

广东共青团建设枢纽型组织的实践探索

枢纽型组织或者枢纽型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同类型、同行业、同地域等的社会组织开展广泛而紧密的合作联系，并发挥政策引领、业务指导、协调合作、服务管理等枢纽性作用的社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力建设枢纽型组织是当前广东共青团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作为一个新领域探索，建设枢纽型组织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建设，也需要扎扎实实的阵地建设，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伙

伴关系和对话机制，打造青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资源共享、公共服务、诉求表达四大平台，联系凝聚青年社会组织积极投身社会建设。谋篇“布局”，共建试验区，先行先试示范带动。一是省级层面形成整体规划设计。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团省委注重在项目开展、资源对接、平台搭建、功能发挥等方面进行宏观设计和有效指导，全方位、立体化、多渠道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二是地市一级推动综合改革试验。中山共青团以青年社区学院、社会企业和枢纽型组织“三驾马车”为有力抓手，形成全市上下联动、扩点成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示范效应；深圳共青团打造全省第一个地市级青年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深圳市青年社会组织总部，为全市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一站式”综合公共服务；珠海在工业园生活区建立异地务工青年服务社，建立起互助服务和对话协调窗口。三是区（县）镇（街）两级打造特色“亲青家园”青少年服务中心。广州海珠区依托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设18个“青年地带”社工站，服务全区6—30岁的青少年；荔湾区依托广州市青年公园打造“亲青家园”驻粤团工委广州联络中心，构建服务异地务工青年新机制。佛山顺德区着力建设镇街“亲青家园”青年坊，打造集青少年成长辅导、技能培训、社团培育于一体的特色平台。枢纽型组织建设的省、市、县（区）、镇（街）四级联动，推动了31个试点单位建设，在全省形成了示范带动效应和良好发展态势。

多措“建点”，创建新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一是依托团属资源创建组织。如省级层面注册成立广东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广东

省圆梦青工成长服务中心、广东省青年文化创意联盟等，逐步打造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以资源信息优势凝聚社会组织；二是志愿者组织转型创建组织。如广州启智志愿服务总队注册为“广州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志愿者组织转型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三是驻粤团工委实体化创建组织。如河南驻珠海团工委注册成为“珠海市新豫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以乡情为纽带凝聚异地务工青年，提供互助性质服务；四是发动青年企业家创建组织。如顺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佘永亮联合其他会员自筹经费注册成立容桂青少年成长促进会，通过承接公办幼儿园等形式推动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在各级共青团积极推动下，青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竞争政府购买服务、扎根社区提供各类公共服务。

互动“联网”，搭建大平台，强化协作凝聚力量。一是阵地供给吸引。依托青少年宫、青年活动中心、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阵地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基地，吸引社会组织入驻；二是资金项目扶持。筹集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金，通过公益项目申报等形式支持社会组织；三是骨干培训凝聚。举办亲青汇训练营、南方志愿服务公益大讲堂，吸引青年社会组织骨干参与学习培训、展示公益项目；四是活动交流聚合。举办亲青议事、亲青汇嘉年华、亲青创造微公益、亲青创意行动等，搭建青年社会组织开展对话交流、公益展示的平台。通过发挥共青团的品牌效应，有力地联系和聚合了一大批社会组织，提升了共青团在社会组织中的影响力。

目前，全省建立了212家“亲青家园”青少年服务阵地，其中孵化基地有25家，孵化创建了147家青年社会组织，培训了2500多名青年社会组织骨干，联系凝聚了4838个青年社会组织，累计建立社会组织团组织3419个，成功推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总额超过6000万元。

广东共青团建设枢纽型组织的几点思考

广东共青团开展枢纽型组织建设工作，是在广东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大社会、好社会”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枢纽型组织新路子的积极作为，也是顺应广东乃至全国加快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的有益实践。

通过建设枢纽型组织，深化拓展共青团的属性。一是强化政治属性。党章明确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在联系青年群众方面，共青团始终发挥而且仍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性功能，共青团的政治属性应不断强化。二是延伸群众属性。作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密切联系青年、与青年群众紧密在一起是共青团最大的优势，共青团要通过打造“枢纽”进一步凸显群众属性。三是拓展社会属性。共青团组织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走在服务青少年群体和群众的第一线，提升服务技能和专业化水平，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建设的自治主体，以充满活力的组织动员聚合社会组织，深化拓展自身社会属性。

通过建设枢纽型组织，推动共青团自身转型发展。一是团建上的“再组织化”。要深入贯彻落实好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组织覆盖全体青年、活动影响全体青年”的要求，就必须实现共青团组织从传统的层级化向非层级化拓展和延伸。通过开展枢纽型组织建设，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团组织，强化联系与协作，实现对社会领域青年的“再组织化”覆盖。二是队伍能力上的“升级换代”。开展枢纽型组织建设，就是要求各级共青团干部要主动掌握同基层青年群众打交道的本领，扎根基层、社区，提升服务群众的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三是干部作风上的“下接地气”。在全省各地乡镇、街道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团干部“亲青接力站”，要求每季度开展5天或40小时的志愿服务，倾听青少年心声“接地气”，让更多的团干部更加紧密地与青年、与群众在一起，帮助社会组织对接项目和资源，建立伙伴关系。四是工作方式上的“自我超越”。逐步淡化行政动员的工作方式，敢于以前沿视野和世界眼光来创新理念和思维，注重与国际接轨且符合本土实际的专业化操作手法，如项目运作、公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推动共青团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型升级”。

通过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初步形成联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诉求导向。由于社会建设尚处起步阶段，社会群众的发展诉求呈现累积性增长，共青团以发现和解决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问题为目标，紧密联系青年和群众，培育青年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和畅通诉求表达通道。二是功能分工。发挥共青团整合社会

资源、形成政策方案、疏导政策通道和推动政策倡导的优势，发挥社会组织贴近基层社区、发现社会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的具体优势，以准确的功能定位凸显二者专业化分工，进而提升参与社会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应。三是常态联动。共青团与社会组织建立日常联络和监督反馈机制，保证共青团对于社会问题的前瞻把握，对于青年社会组织的动向和趋势及时了解和关注。与社会组织建立议事和评估机制，保证共青团对于社会组织突发性情况的主动介入协调，有效应对危机化解风险，切实发挥共青团的桥梁纽带作用。

简言之，广东共青团正以“边打边像”的实践来推进枢纽型组织建设，朝着社会化、功能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推动共青团组织的自身转型，初步探寻了一条共青团参与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为构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助力幸福广东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篇：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探寻

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探寻

户籍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确立于西周时期，废止于乾隆三十七年。近代，户籍制度的职能向单纯的统计人口为目的转变。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五十多年来我国户籍制度发生，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形成、强化和改革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户籍制度的形成阶段（1949－1957 年）。1949 年，按照“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新中国逐步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第二阶段户籍制度的强化阶段（1958－1980 年）。这一时期是户籍制度发展期，也是严格控制期。户籍制度主要发挥了控制人口迁移，特别是向大中城市迁移。第三个阶段户籍制度的改革阶段（1980－）。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适应形势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央政府对户口政策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二、当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我国的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制度本身的弊端也就显现，我国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矛盾。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如下：

（一）我国户籍改革缺乏法制保障早在 1992 年，国家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 年 6 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1998 年底，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问题的意见》，旨在改革二元结构户籍体制的新的户口管理政策。但是，上述诸多文件都是以《意见》、《通知》等形式发布，从本质上说不具有法律效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权威性的户籍法律指导户改工作。

（二）户籍制度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彻底性在户籍改革 20 多年的实践当中，政府一直未能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也多是在户籍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迫于社会发展压力出台的。户籍改革缺乏系统性。目前我们对潜在迁移人口的迁移意向、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约束迁移政策调整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对迁移政策进行调整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对户籍改革的配套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因而对怎么修正户籍制度，怎样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户籍制度等问题，没有成熟的意见。

（三）过分强调城市化作为户籍改革的价值取向我国户籍改革一开始就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改革过程中人们总希望户籍改革能够给城市化带来些什么，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体现在原来城市户口中的“特殊利益”逐步丧失，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空间距离缩短以及城乡差距缩小等，都使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减弱，以城市化作为户籍改革的价值取向，不能涵盖人口迁徙的内容，城市化只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预期。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关系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措施也是见人见智，但是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技术手段来实现。

（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户籍法律体系首先，应该在宪法上肯定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财、物大量流动，回复迁徙自由已成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现实必然。其次，制定《户籍法》，规范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户籍立法滞后，现行户籍管理仍在沿用五十多年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应该借鉴各国通行的做法，对户籍的管理以立法加以调整，用户籍法来规范户籍管理。

最后，修改和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义务教育法、劳动法和选举法。

（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大力改革户口迁移制度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就要打破原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办法，建立以居住地位标准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以户籍所在地为主的登记，这样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和上报，不易出现人户分离而产生的信息不准和信息漏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户籍负责人口登记，管理、稽查以及了解人口数量与分布情况的功能。

（三）进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加强身份证与户口登记紧密结合；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加强身份证智能化建设。首先，通过身份证建设的途径，进一步健全户籍管理网络系统。其次，发挥身份证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掌握情况，逐步实现以人为主的动态管理系统。

第三篇：浅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现状

在第三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强调，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庭工作，进一步发挥人民法庭便民的独特优势，当好司法为民排头兵，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强调，要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做好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释人民法庭的制度优势和功能发挥。针对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人民法庭要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基础上，着力加强调解工作，妥善处理民间纠纷，积极修复邻里关系，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等方式得以化解，充分认识人民法庭在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基层法庭的一线“作战能力”（调解作用），有力配合乡镇机构、基层调解组织平息家庭纠纷，对于维护家庭团结和基层安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人民法庭尤其是地处农村的人民法庭有力配合地方乡镇机关，在维护辖区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当前一些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存在自我定位不够明确，审判职能不能得以延伸，维稳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笔者认为这是认识不够清晰、措施不够深入所致。

（一）参与治理意识不强

目前基层人民法庭个别干警将审判工作与综合治理割裂开，二者之间没有交集，从而导致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意识不强，不能自觉地将审判工作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没有大局观，养成了就案办案的习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层矛盾和纠纷。集中体现在在审理案件时思想工作未做到位，特别是对一些离婚损害赔偿纠纷、土地权属纠纷等易于引起民众矛盾激化的民事案件，没有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及时消除双方之间对立情绪，使纠纷未能及时得到化解，从而为社会治理工作留下隐患。

（二）司法为民意识不强

人民法庭承担大量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任务，便民诉讼是基层人民法庭一如既往坚持的优良传统。但个别基层法庭不结合农村仍停留在以往等案上门，坐堂审案现状，忽略巡回审判、“假日便民法庭”带来的便民实效，忽视了基层人民法庭和农村的特殊情况。一方面增加了群众诉累，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延长审判周期，村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

（三）调解组织作用不显著

有的辖区调解组织成立存瑕疵，甚至有的与村委会是一套班子，调解流于形式。大部分基层特别是农村调解组织处于“哑火”状态，调解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人民法庭在其业务上的指导也不及时、不到位。

（四）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第一，公开审判开庭旁听人员不多，辐射范围小，应有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受到限制。第二，深入乡舍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讲法的工作不扎实，未能形成长效机制。第三，新闻媒体宣传不够。一方面，新闻媒体采稿质量要求高，采稿数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干警普遍偏少，而办公条件又有限，不能安排专人负责法制宣传工作，宣传不及时、不到位，不能做到紧密围绕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较为突出的问题，结合典型案件进行广泛宣传与报道。

三、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一）深化参与农村治理意识

基层人民法院的地位和职能作用决定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审判组织，是典型的“到群众中去”，它们更容易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非常有利于各类纠纷案件的顺利解决。人民法庭参与社会基层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不仅充当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更是筑起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庭通过依法审理大量民商事案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解决关系社会治理问题，有力地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因此，人民法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审判工作与农村治理有机结合

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审判工作，高效优质的审判就是强有力的参与。审理易激起民众矛盾的民事商案件时要格外关注社会舆论和影响。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要妥善处置，避免涉诉信访的发生。另外，要大力提倡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的做法，方便民众参与诉讼，加快案件审结速度，减少民众诉累，及时、有效维护民众合法权益。

（三）强化基层调解组织作用

人民群众之间产生纠纷往往首先反映到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如果通过非诉调解，不再走诉讼途径，不但可以避免矛盾冲突减轻法院办案压力，还更有利于解决“执行难”。同时，人民法庭调委会的支持与帮助下，有利于人民法庭提高办案质量，加快办案进度。《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是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人民法庭必须转变以往“就案办案”模式，从维护农村长远稳定发展大局出发，担当起对基层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重任。

（四）审判职能广泛延伸

第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公开审判、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等方式方法，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培养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和避免矛盾纠纷的产生。第二，强化司法建议工作。严格要求通过书面建议形式向有关单位发函，并及时对建议进行跟踪反馈。创新开展具有农村特色的司法建议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重要作用。第三，完善定期回访制度。开展定期回访工作，及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跟踪反馈，巩固办案效果，防止不和谐声音的产生。

（五）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一是加强人民法庭组织建设。领导重视、组织关怀是法庭发展的有力推手，同时，严格选拔德才兼备、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基层法庭担任领导岗位。二是加强人民法庭“软件”建设。本着“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标准鼓励年轻干警到基层锻炼，使法庭始终保持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重视法庭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干警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加强人民法庭硬件建设。良好的物质装备建设是彰显法律权威、法官尊荣的标志，同时，实现人民法庭办公区、审判区、生活区有效分离，切实保障法庭干警人身安全。

四、结语

总之，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是深入推进司法为民的现实迫切需要。人民法庭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就要把服务百姓、维护辖区一方安宁作为人民法庭工作的永恒主题，就要将助推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要以审判为核心，更为广泛地延伸拓展审判职能，努力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减少涉诉信访案件，及时反映和协调民众各方面利益诉求，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实际的困难。妥善处理好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府院有效对接、综合施策的化解矛盾新格局，确保基层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助推基层社会治理新体系的构建。

第四篇：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和路径

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和路径

摘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看，国家审计应走出传统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不仅仅考虑财政财务信息真实性的评价，更应看到具有较高层次的“受托责任”。未来的国家审计，应从财政财务责任评价，发展到对行政责任的评价。因此，国家审计监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之一，完善国家治理机制是国家审计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关键字：国家审计 国家治理 方式路径

一、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审计本身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内生于国家治理的；二是国家审计为国家治理服务，通过特有的独立监督对国家治理发挥作用。概括起来应该是国家审计来源于国家治理，同时反作用于国家治理，审计的国家治理作用是国家审计存在的基本前提。

从前一个方面看，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加强国家审计本身的治理也是很有意义的。审计署近年来不断推动审计的法治化进程，健全和完善审计的体制机制，创新和改进审计的方式方法，逐步加大审计队伍建设的力度，无不体现着对国家审计本身治理的极大重视。毫无疑问，搞好审计本身的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审计发挥为国家治理服务的一个首要前提。

从第二个方面看，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强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作用，也都体现着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

审计实质上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部分。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家审计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政治制度设计看，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监督控制系统，既是内生的，又是独立的。三是从审计运行机制来看，国家审计有效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对改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四是从增强治理绩效来看，国家审计通过发现并促进问题整改，保障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2004年12月原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系主办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就发表过《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为问责导航》的演讲，明确提出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命题，同时指出“完善治理是中国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时下大家讨论的“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问题，不仅是对“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深化，更是我国审计理论和审计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随着我国审计实践的不断发展，对进一步提高境界、提升层次，更好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这一命题的提出对把握审计发展的规律、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推动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审计制度的创新，促进中国审计工作的全面科学发展，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意义

在我国当代民主框架下，将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拓展了国家审计的作用范围：从单纯审查财务、财政收支到关注体制与制度的改革 在我国，从国家审计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审计的监督范围，不断地在拓展。自我国各级审计机关成立以来，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体制的特色还是十分明显的，国有经济的大统一格局下，财政审计在“上审下”的制度下，维持了很小的规模，而国家审计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方面；此后，财政审计在《审计法》的强力推进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随着中央“国退民进”的政策实施，企业审计的规模发生了较大的萎缩。在财政审计方面，增加了“绩效审计”的力度，使传统财政审计向深层次延伸。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审计增加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审计，环境保护审计和驻外机构审计等等内容，国家审计的范围在结构上与内涵上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应当看到，那种“出了西家走东家”式的微观式的审计的确解决了被审计单位的某些问题，改进了相关的工作，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国家和地方在管理体制与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使国家审计实际发挥的作用很有局限性。国家审计如何在我国转轨时期这个许多方面无序的状态下，以很少的资源消耗，通过解决“点”上的问题，再深入到解决“面”上的问题，显然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体制与制度问题解决了，也就达到了国家治理的效果。(二)强化对官员个人权力的制衡：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化

一开始对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到后来对县级以下领导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再到现在的对厅局级、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我国的国家审计已经将传统的财务、财政收支审计，延伸到了对领导人职务责任的审计，使国家审计成为制约公共机构个人权力的有力工具。经济责任审计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审计的一大特色。仍然可以断定：“经济责任审计将成为未来国家审计的亮点”。在最近十年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没有重大突破，新的经济基础与落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矛盾重重，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官员腐败；而目 前，在所有的腐败中最突出的是“用人”腐败。这是当前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解决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问题，自然是离不开经济责任审计。在我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改变的状况下，经济责任审计将一直是解决干部腐败的有力工具，并且可能发挥越来越显著的效果。在未来，经济责任审计将成为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突破口。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瓶颈”，由于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掣肘，政治改革举步维艰；在政治改革中，核心问题是干部任用问题，这导致“吏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经济领域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集中体现，而所有的腐败都与获得不正当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在反腐败方面，赋予国家审计以重任，国家审计不应当缺席。国家审计成为国家“反腐倡廉”的重要工具，是我国特殊时期国家治理的一项重大要求。在目前，党组织的经济控制权力边界并不明晰，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党的基层领导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在我国现行的***的政治制度下，对权力的制衡本来就存在着某些缺陷，在党的部分基层领导人借党的名义滥用权力时，对这些领导人的约束就十分必要；而对国家治理，也应当考虑“治党”的问题：后一个问题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就容易多了。国家审计将经济责任审计扩展到党组织层面，是经济责任审计发展中获得的重大突破。(三)增加对执法机构的约束：国家审计立法功能的突起

从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政府的“管理”职能应当向“服务”职能转变，这意味着需要将本来市场调节的权力归还给市场，即政府的权力应当缩小。但是，在社会转轨时期，政府的经济控制权力不是在变小，而是在事实上表现为一种无序扩展的态势；坚持“中国特色”已经成为某些政府官员强化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正当借口，为了维护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必不可少。国家审计需要通过提出有关的立法建议，使政府“依法行政”，达到治理政府的目的。

三、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现途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对审计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广。各级党委、政府希望审计工作在推动制度创新、机制转变、政令畅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客观上要求审计必须更加紧密地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中心开展工作，提供更加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更好地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社会公众希望审计敢于揭露违法违规事实，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及时把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告，客观上要求审计必须狠抓质量，提升水平，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即使是审计对象对审计的要求也在提高，希望审计公平、公正和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被审计单位更好发展，这就要求审计机关要在关注真实、合规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效益情况，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审计建议，促进科学发展。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一）政策和体制层面：

1、促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

这些年来，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办法和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政策措施是否得到认真贯彻落实，是关系改革发展成败与否的大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方面还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如：有的不会或不善于利用政策，有的打政策擦边球，有的自立章法违背政策的精神实质，这些问题如果不很好地加以解决，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国家治理的顺利运转要求确保党和国家重大方针和决策部署的政令畅通，国家审计通过经常性地检查监督，可以及时掌握、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对各种经济信息进行验证鉴别和筛选，以判明经济信息的可靠程度，最终为宏观决策、公民参政议政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国家审计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挥促进作用，首先要为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及时、客观、可靠的信息，审计机关在审计工作中要注重分析和反映国家相关政策措施和重大工程项目的执行和管理情况，以及政策和项目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国家科学决策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公共投资项目管理提供支持；其次要在审计工作中发现和查处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问题，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到实处。

2、揭示体制、机制和制度性问题，推动深化改革。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审计机关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建设性作用。刘家义审计长也指出“建设性决定着审计的生命力，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决定着审计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审计在揭露问题的同时，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揭示反映体制性障碍、制度性缺陷和重大管理漏洞，开展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全局、从苗头到趋势、从微观到宏观的深层次分析，提出改革体制、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规范机制、强化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促进完善体制制度、深化改革，促进提高经济社会运行质量和绩效，才是审计工作最大的成果，才能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审计工作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一五”期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审计和调查72万多个单位，注重揭示和反映经济运行中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和新情况，深入分析原因，并从制度、体制层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真实的信息和依据，为推动政策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运用国家审计治理功能优化公共政策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如果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性，那么决策失误带来的负面效应则会显现出来。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存在着重政策制定、执行，轻政策评估的现象，一旦出现决策失误，最终买单的将是社会公众。前任审计长李金华在多次指出，我国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决策失误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浪费比贪污腐败现象更严重。我国目前还没有构建公共政策评估机制，使得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没有法律依据，甚至可能服务于少部分人的个人私利，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治水平。陈振明（1998）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效果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策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公共政策评估是一种事后评估，是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评估，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差别的过程。因此，根据该定义，国家审计无论是从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还是信息获取的角度，都是能够胜任公共政策评估的角色之一。国家审计署每年会依照公共财政流向的重点，以及涉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领域，对一些财政专项资金进行审计。政府应构建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充分利用审计结果服务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避免过去国家审计发现的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因为阻止错误的发生要远比发现和纠正错误更有效和经济。同时审计工作报告应注重在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全面评价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集中反映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这有利于引起重视，更能有效地为加强宏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促进更好地研究和解决这些共性问题，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4、促进政府责任法制化，建立健全问责机制。

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政府应是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明白权力源于人民。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为人民存在，人民政府应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实现者和维护者。为实现政府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国家审计应相应发展其权力制衡功能，从现在聚焦于经济活动层面的审查监督深入落实到人员责任层面。也就是说，国家审计不仅对各个政府部门和各项具体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有效性进行审计，查错防弊，还要对发现的问题进一步追溯到个人责任。对存在问题者，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职人员，国家审计都须依法查处；对依法行政者，国家审计则应解脱其对民众的责任。这种追究制度，能使政府重视其在各项公共服务中对民众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并为解脱责任将任务细化层层分解落实到个人，形成责权对等的体制，实现责任政府的蜕变。首先，国家审计监督要关注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责任。因为审批预算的权力来自人民，这种权力的最终实现必须依托于预算的有效执行，否则，人民的权力就会旁落。其次，国家审计监督要关注政府部门履行责任的有效性，积极开展效益审计。因为取之于民的资源，只有用之于民，并用出成效，才能满足纳税人的要求，这才是政府责任的最终归宿。再次，国家审计监督要关注一切受托经营者的责任，促使这些受托经营者在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时，时刻不忘对人民承诺的责任。

5、深化政府预算审计制度推动政府预算改革。

政府预算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涉及国计民生，关系到最广泛的公共利益。作为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家审计，应对政府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的合法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审计。要实现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应对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审计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首先，应建立政府预算编制审计制度。新《审计法》第十六条规定，审计机关应当在每一预算终了后，对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预算审计机制主要以事后审计即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为主，没有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全面预算审计机制。因此，应建立政府预算编制审计制度，以确保预算执行审计的客观、公正和有效。其次，应建立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制度。我国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是预算内资金，大量有利于预算管理体系外的其他政府资金未纳入审计范畴。实际上所有的政府资金，无论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都属于公共资源，因此国家审计对象的范围应扩大到对全部政府性资金，建立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制度。最后，对政府预算执行绩效审计制度化标准化提高政府效能。我国的绩效审计还处在起步阶段，对绩效审计仅仅还停留在关注和认知的层面上，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缺乏对实务的指导。在面对不同审计对象时，其的特殊性给绩效审计造成了困难。因此现阶段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制度背景的绩效审计机制。通过深化政府预算审计制度改革，实施政府预算审计，能够揭示政府预算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推动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在最后一部分，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改进预算编制、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改革财政体制、完善中央政府投资管理、以及明确金融国有资产的收益分配和预算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由此可见，国家审计有助于提高整个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二）经济安全层面：

1、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家根本利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复杂化的日益加深，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从近年来审计情况看，当前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总体呈现出综合交织、结构繁杂的态势，既涉及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也涉及具体产业、企业等微观经济；既有呈现出严重后果的问题，也有尚未暴露的潜在风险；既有整体问题，也有局部问题。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要一环，注重发挥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自觉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把审计工作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从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民生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揭示和反映事关全局的、整体的、战略性问题和关系到国家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经济风险，从制度体制上深入剖析原因，向决策部门反馈信息、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建议，促进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促使有关部门强化管理和监督，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2、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新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不同的利益主体，形成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变为裁判员，政府的职能定位于调节、监督、管理和服务，需要国家审计机关对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情况、对市场的监管情况及其服务社会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反映。国家审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锐利武器，这是因为审计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法制性、自主性及自我调节性特征客观上需要审计扮演经济执法的重要职能；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缺陷，需要政府通过审计监督加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运用审计监督手段揭示和处理；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结果，需要审计部门相应的监督措施。市场越发展，越要加强审计监督，通过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审计监督，促进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的形式，从而谋求市场主体间的利益和谐。

（三）社会公正层面：

1、推进法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法治以及法律的公正性对善治而言都很重要。法治指一个完善的法律框架，公正合理而且能够被严格地执行。法治的内涵包括对个人和群体的权利同样地保护，违法必究。法治保证所有公民人人平等，公民所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当权者的想法，法律保护弱势群体不受剥夺和压迫。以依法执政、执政为民为核心的法治政府必定会制定法律和制度来约束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防止权力的随意扩张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合理诉求，维护社会公正。构建法治社会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国建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社会上以权代法、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国家审计要利用其自身职能充分为推进法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在日常审计工作中要坚决查处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平正义的行为，为构建法治社会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贡献。

2、揭露和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反腐倡廉形势也依然严峻，一些岗位腐败案件多发，一些领域违法违纪问题突出，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屡禁不止，如决策失误、违法乱纪、损失浪费、会计信息不真实等，违法违规和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也更加隐蔽和高智能化，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这些情况仅仅是表象，实际上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尤其是危害性巨大的集体性腐败问题。从2010年情况看，审计通过上缴财政、减少浪费等促进增收节支2099亿元，挽回或避免损失344亿元；向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和事项3092件，有2541人（次）受到处理，其中查出领导干部对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金额249亿元，82名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和465名相关人员的问题被移送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最大程度地挽回损失，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因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仍然是国家审计的工作重点。需要明确的是，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不是审计的目的，而是一种途径、一种手段或者一种方式，要通过查处问题促进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审计要在反腐倡廉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依照中国宪法、审计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国的审计机关对所有管理和使用公共资金的单位、项目和事项进行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并对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国家审计要充分利用这一职能，通过审计的监督、揭示和评价，将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约束在人民的授权范围之内，并将政府和官员履行受托责任的程度和水平公开披露，接受人民的监督，促进权力与责任匹配，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度性约束。同时通过揭示和分析违法违纪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查找制度上和管理上的漏洞，更好地从机制上、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

（四）社会公众层面：

1、国家审计应该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保障。

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是一个法制国家的重要特征，也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国家审计加强与公众参与治理的良性互动，是有效地化解和防范社会风险及隐患，加强社会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予，因此国家权力必须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国家权力并非无限，政府等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权力必须合法、高效、廉洁、透明和负责任。因此我国人民民主和依法行政等宪政基本原则，决定了作为国家权力部门之一的国家审计机关，必须以满足人民的利益的和需要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国家审计保障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实行审计信息公开，审计机关应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透明审计行为，公布审计结果，扩大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参与国家公共领域治理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引信息、客观的评价标准等，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

2、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透明度。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在向透明政府转型。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要求其能够对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并能够向社会公众提供政府的财务和绩效信息真实合规性的报告，从而促进拥有信息的社会公众质疑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结果，使政府对财政政策的执行更加负责，同时增强社会公众对宏观政策选择理解和信心。因此，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实现透明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披露政府行为，通过多方监督和促进其他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另一方面披露国家审计的工作，告诉社会公众审计机构做了什么，接受社会公众、同行或相关部门的监督和评价。我国自1999年首次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以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共鸣。我国关于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法律是2006年修订的《审计法》，第36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其中“可以”一词表明了是否选择公告是审计机关的一种权力。同时《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2002）第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发布审计结果公告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表明其中人为色彩依然浓厚，缺乏制度约束。因此应根据国家相关保密法规的规定，对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国家机密的内容予以保密，除此之外应一律公开。也就是说，应该将审计机关公告审计结果的“权利”改为“义务”，将审计结果公告的“批准制”改为“核准制”，逐步做到“以公告为原则，以不公告为例外”，通过制度约束保护了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审计机构，免于受到相关的打击报复。这种审计公告制度，不应仅仅停留在最高审计机关的层面上，对于地方审计机关也应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此外，对于审计公告制度的法律化，还应注意完善事前告知和事后救济等一系列法律程序。

第五篇：【共话地产】探寻转型新路径 新风向

【共话地产】探寻转型新路径

新风向

2016年8月13日.贵阳.主题为“互联网+地产”的2016中国房企转型高峰论坛在贵阳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顺利召开，来自全国近百位房企高管和相关专家到会，分享探讨房地产在当前变化的市场格局下，如何通过互联网化引领企业未来发展路径，实现新发展，共享这一场精彩的知识盛宴。

对于房地产企业在目前形势下如何转型？如何进行互联网+？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如何去库存？如何寻找到适合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找到下一个风口，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房地产分论坛特别组织业界大咖进行了一场交互对话，探寻新路径，新方向。话题涉及：结构化改革与房地产、互联网+地产的新思考、数据的价值转化、物业服务的升华。兰州中和集团董事长洪涛先生、重庆大正物业CIO刘成刚先生、中电建马易涛先生、戴德梁行胡国联先生参与了此环节，并就如上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独特见解，并和现场提问的同仁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氛围极佳。（如下还原对话真实场景）

主持人：2016年1-6月房地产市场回暖明显，房地产是否已经探底走出了低谷？如果没有，那么如何从供给侧入手进行结构化的改革去库存，释放市场压力。请问中和集团董事长洪涛先生我们开发商如何进行结构化的改革，如何从供给侧切入营造适销对路的产品，在房屋质量、绿色建设、精装房上面如何考虑和推进改革去库存？

洪涛：关于咱们房地产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样开发一些对路的产品，怎么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我今天想分享两点心得：

一、前年中和投了一个教育类的地产，取名为教育港，在原来开发的项目中有很多商业的办学机构，都是做辅导。我们集中专门做了教育港，这个项目效果非常好，当年就全部投入运营。这个项目成功后接着就有两个地方招商引资，我们再给建教育港的同时，当地政府就要给我们一些优惠政策，一些很好的商业土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教育项目的运作期间都非常良好。另外我们和白云区政府还搞了一个美术馆，就像产业园区的概念。实际上很划算，因为教育类、文化类获取的土地都属于商业土地，资金成本低。

二、住宅开发，当时我们与白云区做教育美术馆，政府给了一个住宅用地，我们最后和碧桂园合作做了一个高端劳斯莱斯产品，很多别墅，开盘当天就清盘，而从建设到清盘就用了3个半月时间，所以说真正的好产品还是有市场的，并不是过剩，谢谢大家！

主持人：从教育地产到高端劳斯莱斯的地产产品，获得很高的收益，洪总开发了适销对路的产品。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于大数据的研究，以及国家政策和战略到都已到了一个新高度，大数据最大的价值是通过数据提高社会生产力，将大数据作为未来新兴增长点培育和挖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和创新创业。请问中国电建地产集团公司马易涛先生：如何将企业的结构/非结构的数据转化为有效的价值，在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方面进行应用？ 马易涛：大数据的概念提了已有几年，一些先进的理念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中国也在提大数据和互联网+，但如何与实际的行业、产业结合，如何与国内实际情况结合，尤其如何与企业的业务结合是需要思考的。数据是庞大的，但是企业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要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积累和整合，最迟可能只是小数据，经过一段发展即大数据，可以应用到企业的经营分析上。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电建地产从14年1月开始至今应用了500多个管控流程，今年做半年的经营分析报告时，分析了500多个流程将近2000个员工产生的26万条数据流，并得出一些结论。从出差差旅费和员工请假流程信息就可以分析出员工在岗和请假的时间；比如如果你是拓展部的高管，需要全国各地飞去拿地，每年的出差时间应该是2/3左右，如果外出只有2/5时间那工作量是不够的。现在各个区域都想拿地，其实拿地是一个资源，会占用集团的资源，一方面是钱，一方面是人力物力。总部要判定你是不是适合拿地，就会对你进行评估，那就是项目运行情况，从历史数据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个对比分析报告，分母是你当时拿地的可研，每年的动态执行很明显的分析出来。包括企业经营分析数据，都会给企业决策带来越来越高的效率提升。我想说一点：任何一个企业对数据的整理和整合是永远不晚的，且只有大的样本量可行性才比较高，我们总是在说大数据，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数据一定要全，可能要有专门的人员对看似无关的数据进行挖掘，怎么样分析清楚数据背后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企业的决策者提供有附加值的参考。

主持人：非常感谢马总的精彩分享，马总在企业做信息化经营工作很多年了，刚才讲得非常实在，实际上基于数据的决策是可靠的、真实的。今年一批物业公司的上市，也导致新一轮资本市场对物业很看好，物业公司以前是不盈利，现在是创新了一种全新的模式，物业服务的领域还是有文章所做，来自重庆的大正物业公司也在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转型和重构商业模式让物业服务企业更好的盈利层面上有自己的一番作为，请刘总分享一下，谢谢。刘成刚：首先我介绍一下重庆大正物业有限公司，它从成立到现在已经21年了，从最初一个简单的商场管理到现在运作管理全国350个项目，在川西地区，政府机关的公共办公楼，大型的公关事务局都在我们的囊中；整个重庆可能85%的份额都在接受我们的物业服务，商业地产除了朝天门以外，解放碑、观音桥等等都是属于大正物业服务的范畴；园区也是其中的一类；物业服务首先要提升服务品质，大正物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起草了相关的高效的标准，在地方的高端写字楼等等去运行。如果说利用互联网工具提升盈利能力，我们做了工程巡查，比如说巡查保洁工程，采用扫地车去看有没有扫干净；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解决员工问题，我会知道在某个区域有多少员工上班，这些员工具体分布在哪几个点，还有哪些可以做区域性的调度。在工程部分，我们还采用互联网模式强化手机的运用，就是抢单。以前是工程维修点去维修，可没有人怎么办？每个地方的人力和技术不一样，可能在维修的时间上也不一样，通过互联网去改造其中不同类型的维修点，就可以把劳动模式改变了。大一点的地方可以进驻人员，区域项目可以进行抢单，整个员工的工资结构也随之调整，真正节约了企业资源。

在当前面临市场挑战的情况下，我们遵循一个根本性原则：活下来就是战略，物业行业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巡检过程中每个人每天要发现10条问题，现在很多的项目经理觉得坐在办公室非常舒服，但是必须要巡检，信息化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总，企业是有想法的，也是有办法的。大正物业是物业百强企业的26位，相当厉害，我想在刘总的带领下大正物业今后会走出更好的发展路径。刚才我们看到戴德梁行的胡国联博士就城市科技角度做了很多漂亮的展示，接下来请胡博士就房地产企业要智慧化转型，做有智慧的地产方面再做一些分享。胡国联：刚才我提到城市科技，其中有几块没有在PPT里面讲，怎么通过城市科技去打造智慧城市。比如很多传感器可以知道商铺里面的人流，经常去逛哪类商品，哪些租户的分配是最合理化的，因为商铺里面有不同的商家。比如说我们也提到不同的办公楼资产，之前一直有说建设信息化模型。其实在海外是有一个基础的，因为我们发现通过它会对整个建筑的建造、施工等等一层一层的相关数据进行累计，很多人一直在讲，但实际应用是比较少的，一些好的企业利用它的数据模型是可以提高整体的资产维护水平的。比如住户发现漏水，可以通过模型知道如何快速切入漏水点，并找到相关的配置来进行修护。还可以更好的进行管理设备的维护，比如我们一直在说在整个管理里面是希望提供预防性的维护，就是当这个设备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预测问题会何时发生且及时修复。通过科技应用，不仅仅让房地产保值增值，更重要可以对业主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

主持人：感谢胡博士，也再次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分享，看看台下的嘉宾有没有需要交流的？

台下提问：我是从青海来的，我们公司主营业务是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是一个综合体，和一般的商业地产还不一样，有自己的百盛集团和步行街，想把这些打造成为一个属于自己的系统。商场的客户和社区的业主在逻辑关系上有一些冲突，商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借助今天这个机会，问问在座的嘉宾，看有没有好的方法把这两个不同的客户群体融合到一个系统里？

胡国联：我是从几方面来考虑，首先你有一些特定的条件，你的用户群有不同的人群可能对系统的需求、接入点都不一样；第二在推广过程中，你是想一揽子纳入范围里面还是逐步去推，是一套系统还是不同的系统。具体有几点建议：

首先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平台要是云端平台，可能是一个PC端、手机端； 第二、云端平台可以是开放式的，也可以是半开放式的。根据不同的用户群根据自身的需求，有些是封闭的，有些是公开的。

第三、人群可能是外部的人流进入到商场里面会接触到某些信息，通过信息的交互来体现综合体里面可以获取到的信息，需要根据用户群对信息的需求进行区别。

第四、这个平台要很容易的接入系统，在整个综合体里面有不同的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只能服务部分用户群体的需求。在每个子系统的平台上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接入点，这个接入点又可以有效控制数据共享的灵活度，因为有些数据不用跨平台、跨子系统的共享，有些数据是可以进行BI的分析，所以在整个系统规划中，我建议你全盘考虑，在全盘体系下针对不同的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打造子系统，子系统对数据的安全性和分享性进行详细的规划，将你的子系统既能封闭式的满足要求，也能进行交互式的管理和实现价值。

结束语：各位嘉宾今天在一起能够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无论是地产+、互联网+探讨了未来的转型路径和经营模式，给更多的企业一个借鉴，我们相信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会在中央政府的调控下，各个企业主动转型下会迎来一个高潮，因为我们感觉今天互联网时代，各种通信技术把人们更加紧密地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世界——一个超越物理条件约束的虚拟空间里。网络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