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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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探寻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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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

探寻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

摘 要 笔者认为当前法院系统文化建设呈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区,如文化建设忽视层次性,建设偏器物化;忽视长期性,建设功利化;忽视独特性,建设平庸化;忽视复杂性,建设拔高化,这是没有厘清“法院文化是什么”导致的。笔者认为法院文化存在三重维度――器物之维、制度之维、观念之维,并据此提出法院文化建设的正确建设路径。

关键词 法院文化 三重维度 路径

基金项目:该文为“2013年四川省双流县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LSK13-20。

作者简介:黎莎,双流县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0-239-02

作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一个新兴课题,法院文化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当前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法院文化建设呈现出一些值得反思和深省的特征、现象,如建设表面化、形式趋同化、偏器物化等。笔者认为,这类现象的产生同我们对法院文化内涵结构认识不清、决策者政绩思维、创新精神的缺失等均有关联,只有在对“法院文化是什么”有了准确把握之后,才可能拿捏准如何建设法院文化,进而寻求到价值导向和路径方法。

一、法院文化的三重维度

(一)器物之维

这是法院文化的第一重维度,也是最为直观、最易达到的维度。器物者,表征也,是指可以承载法院文化元素、理念、精神等的一切物质设施、建筑、服饰、装饰、标识等。在现实中,器物之维的法院文化是通过庄严肃穆的法意建筑(审判大楼、办公场所、司法装备场所等)、具有法治图腾意味的装饰物品、装修风格(雕塑、雕像、廊柱、图案等)、法官身份象征器物(法袍、法槌、法官坐席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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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氛围的设施(图书馆、阅览室、健身房、休闲吧等)折射出来的。

(二)制度之维

这是法院文化的第二重维度、中间维度。是指对法院文化(审判文化、法官文化)加以反映的一切规章制度、活动方案、运作流程等,如案件管理流程、审判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技术管理制度,甚至法院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准则、协调与党委政府关系时遵循的方法等。在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当属法院对文体活动的策划、制度、方案等。

(三)观念之维

这是法院文化的第三重维度,也是最难企及、最难领会的维度。法院文化的观念之维是法院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关键所在,它是指法院人对待法律的信仰、理念,对自身职业地位性质的看法、认识,对法院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观念之维深植于法院人的意识之中,而这种意识通常无法言传,只能意会,只能通过法院人的行为和活动表现出来。观念之维折射出法院文化最根本、最深邃的核心价值,文化到最后将沉淀为人格,锻造出法院文化的职业性文化品格,所以它的形成对前两重维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法院文化建设实践将产生最深刻、最本质的影响和作用。

综上,法院文化以三重维度为内涵式结构,是法院作为行使审判权、从事审判活动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

二、法院文化建设的误区――以三重维度为坐标的审视

(一)忽视层次性,建设表面化(偏器物化)

诚如前文所述,法院文化是由三重维度构成的系统性文化体系,三重维度由浅入深,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但现实是众多法院一提及文化建设,依然局限于建设法院文化的器物维度或仅仅触及制度层面的皮毛。各地许多法院都充分利用“文化建设”契机,率先将自己法院的“硬件”建设上了一个档次,希望通过新的审判、办公场所彰显法院文化,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投入使用的新审判大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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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上各有两个“山字形”喷泉造型,寓意为法律的威严“坚如磐石”;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新审判大楼大厅迎面而来的墙壁用大理石拼成巨大的天平图案,院内园林绿化“明镜池”、“清风亭”、“守拙石”等寓意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官员推崇的品德操守。有的地方法院对法院文化还停留在“唱唱歌、跳跳舞、照照相、看看书”等文体活动层面上,这从各类关于法院文化建设的报道、信息、网站就可窥见一斑,“书画作品展览、摄影展览、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拓展训练、文体活动”等字眼出现频率极高,言必称“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干警的业余文化生活,推动了法院文化建设的发展”云云。

(二)忽视长期性,建设功利化

法院文化三重维度中的观念维度不易塑造和形成,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但这一维度所代表的文化品格一经形成,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延展力,这就决定了法院文化建设注定是一项长期工程。但正因为观念维度塑造的艰难性,使得法院在“建设文化”时常常首先关注器物之维或是浅层的制度之维,由易到难本无可厚非,可现实的情况却往往是急功近利。有的法院因为上级法院下达的目标考核压力,加上决策者将法院文化建设作为达成某种政绩目标的手段,在实践上往往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要求属下在拿方案、做计划时都以功利取向为标准。甚至为了应付某项检查或某种考核,临时搞“突击战术”,将法院文化建设异化为组织法官开展几次文体活动,几次学习交流活动等。如此一来,法院文化建设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成为了苍白无力的符号。

(三)忽视独特性,建设平庸化

一方面,法院文化建设与审判活动、法官职业素质等职业化内容割裂,形成文化建设与审判实务“两张皮”、“各忙各”。所谓的法院文化建设沦为法官工作之余消遣的玩艺或是舒适的办公环境,这无疑是对法院文化“边缘化”的误读。事实上,法院文化应当存在于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当中,流淌在法院审判管理艺术的每一项流程当中,萦绕在每一个来到法院“打官司”的社会公众的脑海之中,它不应仅是硬邦邦的器物或吹吹打打的玩乐,它应与审判工作、审判管理、法官职业素养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否则将无法区别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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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现有的法院文化建设工作在各法院间呈现模仿化严重的迹象,创新理念严重缺失。图书馆流行,大家就纷纷设置图书馆;“法官沙龙”时髦,各地以此为雏形的“圆桌会议”、“交流论坛”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家在模仿、学习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无限复制,可是这种拷贝却只能局限于物质、活动等表面东西,囿于器物之维、粗浅制度之维而无法突破。

(四)忽视复杂性,建设拔高化

一味拔高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很容易陷入文化建设“工具论”误区。法院文化作为意识范畴不可能“包治百病”,更不可能全是积极影响。事实上,社会意识总会有它的滞后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遵循它的历史逻辑,法院文化也不例外。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建造新的大楼或是组织某一次培训来建设法院文化,但是这只是整个浩大工程的沧海一粟而已,法院文化的主体部分仍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原来的轨迹: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仍然会担心和考虑来自外界的干扰;法官群体的职业文化品格仍未形成,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仍处于较低状态等;中国古代集行政与司法于一体的传统法文化(如官本位)仍然会产生消极影响。

三、探寻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方法

(一)找准司法为民的基本价值导向

法院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通过各种方式满足司法为民需要:如在硬件上,应尽量以方便当事人诉讼为主体理念进行设计,如设置“当事人停车区域”、“诉讼绿色通道”、“诉讼休息等候区”等。在机构设置上彰显司法为民特色,笔者所在地区中院,借鉴政务服务中心成功经验,在区域内进行推广的诉讼服务中心就是一个切合司法为民理念的产物,它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又将法官从繁杂的程序性事物中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了办案效率,这样的好处又最终回馈给当事人,减轻了他们的讼累。在程序设计上,也应便利当事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培养当事人主体观念,以当事人为中心,尽量发挥司法调解作用,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开展“送法下乡”、巡回审判等,方便百姓诉讼,释疑解惑,大力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在工作态度上,应树立司法为民、服务至上理念,对待当事人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耐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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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态度。

(二)正确认识和孕育法官素养

法院是维护法治,提供公平正义产品(判决)的机构,法官素养应当也必须包含法官的正义感、法律感、社会责任感、判断技巧、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多学科的知识涉猎等等,而这些都远非丰富业余生活就可解决。比如说,法院系统现在都很重视调研工作,但是如何去培养法官的调研素养却是一个问题。很多业务部门的法官都不愿撰写调研,将之看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调研任务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主抓调研工作的综合部门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人”身上。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二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工作分配);三是多数法官确有实际困难(工作多、写作能力低);四是思想上不重视。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一一拆解,才可能在法院内部形成一种大家参与、人人提升的氛围。

(三)锻造法官群体的职业化文化品格

我国法官群体,远未达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求,更遑论文化品格的养成。现阶段的法院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适性的建设,尚未同法官群体的职业化文化深度结合。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法官群体应当天然与其他职业群体相区分。锻造法官群体的职业化文化品格,就是要从法官群体的价值取向、行为范式、思维判断模式等入手,养育法官群体的职业化文化特征,消减传统法院文化的不足(即职业素质平庸化、社会地位淡漠化、管理体制行政化、司法权力易受干扰化等),通过展示职业化特征,发挥职业化文化的辐射作用,才可能提高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评价和司法公信力。

(四)追求法院文化的法律信仰理念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感情,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也是法律孜孜以求的终极理想。法院并不仅仅是审判的机构,它同时也是法律信仰得到实现的最重要途径。法律的信仰位于法院文化的最顶端,是属于观念之维最上层的意识形态。法官,只有信仰法律,才会自觉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才会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化水平,才会为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豪,才会真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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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公正断案;法院,只有信仰法律的文化积淀,那些庄严的法意建筑、有序的法庭设置、规范的裁判文书才不至于空洞无物,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起司法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2]埃尔曼著.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3]吕芳.中国法院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4]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最新【精品】范文

第二篇: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一、问题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化文化包括法文化产生了碰撞、交融。西方司法文化对我们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在促进我们的司法观念、司法体制、司法方式等发生变化和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在法院审判实践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目前的法官队伍,其法律水平与知识结构,尽管与当前法治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但较之五、六十年代,不能不说有很大的提高,但为什么人民群众对法官的满意度和法院的公信力没有显著增长呢?笔者认为,除了人民群众对现代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少数法官审判作风不够端正,现代司法理念相对缺乏,法官职业角色较为淡薄。要改变这种现状,当务之急是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增强法院的社会公信力。而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法院社会公信力的提高,不仅要靠法官个体的自律和修炼,更要靠先进法院文化氛围的熏陶与培植。因为,“一个缺少文化积淀的国家是苍白的,一个缺乏了文化根基和浓浓文化氛围熏陶的法院和法官群体也是难以令社会公信的”。

以科学发展观审观人民法院工作,人民法院的不断发 展,必须具有物质意义上的动力源和精神意义上的动力源的双重驱动,而精神层面的动力源即文化动力源的驱动,才是最终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物质动力源往往不具有可持续性,而精神和文化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讲具有永衡性,往往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远的发展前景,有了法院文化的积淀,就可增强法院发展的软实力,成为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发展的“永动机”。

二、路径之思考

何谓法院文化,“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是其特有的,共同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法院文化功能十分广泛,内容博大精深,载体多种多样,目前司法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解析法院文化这一概念,应涵盖以下三个层面:(1)以表象为特征的物态文化;(2)以行为为特征的行为文化;(3)以价值取向为特征的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是由表及里、由表象到本质的渐进式、层级式关系,反映了法院文化建设的方向,也为我们提供了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法院物态文化建设。物态文化是法院文化的物质载休,是法院文化的一种外观表现形式,它主要体现在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层面。其基本要求是追求、营造威严、庄重、亲切、平等,使人警醒、催人奋斗的法院文化氛围。一是法 院基础设施建设要具有文化特征,如兴建雄伟的审判大楼,威严的审判法庭,悬挂神圣的国徽、天平徽章,以突出法院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特色。二是通过物质载体营造良好法院文化氛围。在法院建筑物外墙醒目位置制作与法有关的浮雕、壁画、图案;在办公楼走廊墙上悬挂制作精美、内容丰富的法律格言警句等,让人长期置身于浓厚的法制文化熏陶,不断感知、认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人感受到法院的每一个空间都折射着法治的光芒,每一缕空气都弥漫着正义的气息。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从思想深处接受形式象征的意义,形式的生命才能长久。三是兴建文体体育设施,组织开展健康向上的集体活动,既缓解了工作压力,又增强了干警的集体荣誉感,培养了团结、协作精神。四是不断提高干警的物质生活待遇,关心解决困难干警的后顾之忧,坚持从优待警与从严治警相结合。

(二)法院行为文化建设。“行为”一词,新华字典释为“足以表明品质的举止行动”。由此可见,行为不是孤立的举动,而是与“品质”紧密相关的。法院是由法官群体构成的,建设法院行为文化,必须培养、塑造符合法官行为规范,体现法官良好品质的行为。因为行为文化包含着严谨的言行以及言行所遵循的制度规范,又因言行的规范是靠制度的规范,而制度是靠管理落实和执行的,因此,笔者把有人区分的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执行文化等统列为行为文化之 中。加强法院行为文化建设,应当着力构建四个机制,即“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和“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也就是要把握和抓好法官的自我约束、制度管理、内外监督、违规惩处四个环节。加强法院行为文化建设,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四个机制的建立或者说四个环节的落实,最终达到法官由“他律”到“自律”的根本转变,通过规范的行为塑造法官群体公正、廉明的形象,推动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

(三)法院精神文化建设。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群体在审判、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某个法院特征的精神风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之所在。一是着力塑造法院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法院是由法官组成的特殊群体,法院群体的精神风貌,从某种意义上说,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一个法院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一个法院群体特有的精神,能够激发法官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建设法院精神文化,应结合法院发展目标、当地人文地理风情以及法官群体的思想实际和人文现状,认真总结和提炼法院精神。比如,团结进取的精神状态、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廉明高效的价值追求等。要通过法院群体精神的塑造,使每个法官从内心深处自觉产生为本职工作拼搏的献身精神,从而成为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前进发展的原动力。二是着力培育法院群体 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主要包括司法的宗旨、目的、价值取向等,它是法院行使审判职权的思想基础,是制约法院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正确的司法理念,法院的司法行为就会陷入盲目、草率,就不能有效解决审判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司法能力。从另一角度讲,用先进的司法理念指引法官群体的审判活动,能有效矫正少数法官理念和信仰的缺乏,提升整个法院及法院群体的社会公信力。从司法实践来看,提高司法能力,构建和谐司法,迫切需要法院及法院群体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牢固树立社会主议法治理念,因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民法院群体的基本准则,是法院文化的精髓,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对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及对法院追求合谐司法都具有聚神凝魄的重要功效。

第三篇: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探寻

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探寻

户籍制度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确立于西周时期,废止于乾隆三十七年。近代,户籍制度的职能向单纯的统计人口为目的转变。

一、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五十多年来我国户籍制度发生,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形成、强化和改革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户籍制度的形成阶段(1949-1957 年)。1949 年,按照“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新中国逐步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第二阶段户籍制度的强化阶段(1958-1980 年)。这一时期是户籍制度发展期,也是严格控制期。户籍制度主要发挥了控制人口迁移,特别是向大中城市迁移。第三个阶段户籍制度的改革阶段(1980-)。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适应形势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央政府对户口政策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二、当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我国的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制度本身的弊端也就显现,我国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矛盾。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境如下:

(一)我国户籍改革缺乏法制保障早在 1992 年,国家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 年 6 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1998 年底,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问题的意见》,旨在改革二元结构户籍体制的新的户口管理政策。但是,上述诸多文件都是以《意见》、《通知》等形式发布,从本质上说不具有法律效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权威性的户籍法律指导户改工作。

(二)户籍制度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彻底性在户籍改革 20 多年的实践当中,政府一直未能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也多是在户籍制度与社会经济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迫于社会发展压力出台的。户籍改革缺乏系统性。目前我们对潜在迁移人口的迁移意向、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约束迁移政策调整的障碍因素以及如何对迁移政策进行调整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对户籍改革的配套政策进行专门研究,因而对怎么修正户籍制度,怎样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户籍制度等问题,没有成熟的意见。

(三)过分强调城市化作为户籍改革的价值取向我国户籍改革一开始就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改革过程中人们总希望户籍改革能够给城市化带来些什么,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体现在原来城市户口中的“特殊利益”逐步丧失,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空间距离缩短以及城乡差距缩小等,都使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减弱,以城市化作为户籍改革的价值取向,不能涵盖人口迁徙的内容,城市化只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预期。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关系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措施也是见人见智,但是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技术手段来实现。

(一)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户籍法律体系首先,应该在宪法上肯定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财、物大量流动,回复迁徙自由已成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现实必然。其次,制定《户籍法》,规范户籍管理制度。我国户籍立法滞后,现行户籍管理仍在沿用五十多年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应该借鉴各国通行的做法,对户籍的管理以立法加以调整,用户籍法来规范户籍管理。

最后,修改和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义务教育法、劳动法和选举法。

(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大力改革户口迁移制度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就要打破原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办法,建立以居住地位标准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以户籍所在地为主的登记,这样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和上报,不易出现人户分离而产生的信息不准和信息漏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户籍负责人口登记,管理、稽查以及了解人口数量与分布情况的功能。

(三)进一步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加强身份证与户口登记紧密结合;通过新技术的引进,加强身份证智能化建设。首先,通过身份证建设的途径,进一步健全户籍管理网络系统。其次,发挥身份证对流动人口的信息掌握情况,逐步实现以人为主的动态管理系统。

第四篇: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事项;

(三)协议内容。”

[9] 书面审理方式,应该说不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可以只进行书面审理。但此可以借鉴用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言,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已进行一次调解,法院的审理在衔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五篇: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立足职能 构筑平台

我市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重实效

本报讯(陆研)今年以来,市法院下发《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方案》,制定《开展“四四八八”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责任分解书》,把执法办案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把平台机制建设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实践,把考核结果作为业绩评定、职务晋升、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

“四项工程”深化职能发挥。全市法院以执法办案工程为立足点,以能动司法工程为切入点,以维护民生工程为落脚点,以自身管理工程为突破点,着力拓宽服务途径,切实促进社会管理。发挥立案信访职能,将立案信访窗口提档升级为诉讼服务中心,整合立案接待、诉讼指导、法律咨询、法律释明、判后答疑等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规范的一站式服务。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宽严相济惩治犯罪,确立了市辖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管辖制度,参与“新起点”小额爱心资助项目活动,为权力受到侵害、家庭困难的未成年人争取社会资助。发挥民事审判职能,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超过一半的民事案件调撤结案。发挥行政审判职能,注重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连续两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并积极配合市政府落实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发挥执行工作职能,建立完善执行威慑、执行救助等工作长效机制,落实与20个单位会签的《协助执行工作机制实施办法》,推动“执行难”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通过去年开展“审判管理年”活动,把深化审判管理作为优化办案指标的重要手段,加强对案件质量效率效果的自我监督。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沟通,按照“全面结对、分级负责、分片联络”的原则,开展定向结对联络人大代表工作,更加自觉主动地接受外部监督。创新队伍能力、作风、纪律教育管理,争先进位意识不断强化提高,机关效能建设不断优化提升,目标绩效管理不断深化提效。

“八大平台”增强创新实效。突出围绕量刑规范、法律指导、诉调对接、审判调研、司法宣传、便民诉讼、信息网络、素质培育八个方面,积极构筑平台,促进管理创新。市法院认真落实对重点乡镇的综治帮扶工作,并与公安局、司法局加强配合,完善非监禁刑犯罪执行程序。寿县法院与县司法局合作建立“诉讼调解室”;霍邱县法院建立1名值班领导、1-2名信访专员和2名值班法警负责的诉讼服务值班制度;霍山县法院进一步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加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建设;舒城县法院与司法行政系统协作开展对缓刑、管制犯进行的社区矫正工作;金寨县法院在农忙季节开设“春耕法庭”、“秋收法庭”,体现司法为民便民;金安区法院成立“天平”志愿者服务队,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扎实开展各项服务活动;裕安区法院组成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的专门合议庭,吸纳妇联干部、教育工作者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并发出“人身保护令”,有效制止和预防了家庭暴力。全市法院还结合丰富案例资源,通过聘请的司法宣传顾问加强与媒体互动与合作,利用《皖西日报》的“法院在线”、门户网站等宣传阵地,采取网上庭审图文直播、法官以案释法、法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和法官进企业、乡村、学校、社区等形式,加强了法制宣传教育。上半年,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来视察两级法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市法院当庭裁判一起跨国拐卖妇女案

魏卫副院长担任审判长主持庭审

本报讯(陈杰)8月2日上午,市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束永梅、潘宗勤拐卖妇女上诉一案,当庭作出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上诉人束永梅、原审被告人潘宗勤拐卖妇女上诉一案,原审认定束永梅从云南昆明分别将三名缅甸籍妇女带到舒城县杭埠镇以6万元出卖,潘宗勤将其缅甸籍弟媳以2万元出卖,一审判决束永梅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判决潘宗勤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束永梅不服,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

鉴于本案涉及跨国拐卖妇女,社会影响较大,市法院结合正在开展的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决定将此案列为庭审重点查案件。市法院“两评查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党组成员、副院长魏卫亲自担任审判长进行庭审示范,市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有春带领相关业务庭室负责人组成评查小组进行评查,同时邀请市人大内司工委副主任黄爱生、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刘波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庭审评查。

庭审结束后,点评会随即召开。市法院评查小组根据《安徽省高院刑事案件庭审评分标准》,当场对庭审情况进行评分;受邀参评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庭审过程及审理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院领导亲自担任审判长,为切实提高庭审水平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并认为市法院庭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庭审评查的举措,充分体现了市法院自我要求严格、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作风,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庭审水平和司法能力的提高。

职务侵占逃缅甸 遣返六安判八年

本报讯(罗继红)六安一公司销售员李某侵占公款52万余元后逃往缅甸,去年底被缅甸警方抓获并遣返回中国。近日,金安区法院以李某犯职务侵占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追缴非法所得52万余元。李某原为六安市某公司销售员。2006年,李某被派往重庆任公司重庆片区的销售员。2007年至2009年间,李某多次收取重庆大西洋五金机电公司等单位的货款不入帐而用于赌博和个人消费,总计52.645268万元。2009年上半年,公司查帐时发现李某有侵占公款的行为,正当公司准备追究李某责任的时候,听到风声的李某却携钱款潜逃到了缅甸。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1年12月7日,李某被缅甸警方抓获后遣返回中国。金安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身为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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