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科举制度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的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本质规定性,使低阶级的社会成员有了向高阶级跃进的机会。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等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非世袭和奋斗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由于有了阶级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地位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属性,尤其是奴隶阶级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奴隶主动改变自己阶级属性的公平机会。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因此,被统治的低阶级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使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实业和商业的经营,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而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依旧无法实现阶级属性的改善。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阶级属性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最大数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而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命运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上的抑制性,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宗教社会那样产生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巨大作用,而由于科学发展能够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只会对国家产生好处,因此,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而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的发展,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统治阶级肯定会将从事科学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的社会成员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仿效科举制度建立通过选拔和竞争机制的通向科技官僚的上升通道。同时由于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可能的形成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对科学精神的弘扬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进行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弘扬为易。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进行残酷镇压,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
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由于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型态还不是民主的社会型态,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个领域无法充分发扬。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压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和政治对于科学发展的两方面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各种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第二篇:浅析科举制度的利弊
浅析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并不能选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为了克服这个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科举制度对隋唐至明清期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尽管距离科举制度的废除已有一百多年了,但当今人们对科举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在科举的利弊及清末废除科举的得失等问题上分歧较大,下面我愿就个人的了解谈一点浅薄之见。
客观地分析,科举在利的方面,首先表现在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它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唐代科举盛行后,就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其次,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范围,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未做官的“寒门”出身。此外,科举起
到了文化传承的纽带作用。由于它确定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科举便成为知识分子和占统治地位文化的连接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若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谈何治国之道。科举规范了学习、修养、考试的内容,并一直延续1300余年,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当然,科举的诸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科举考试给予及第者的优待和荣誉,是打动千百万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为当时世人对科举制的一种普遍心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鼓吹,逐渐形成了世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读书做官论”的滥觞。而且,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注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做题目,其中的义理必须发挥孔孟和朱熹的思想,不得抒发自己的感想,这样一来,便严重束缚了文人们的思想。大部分读书人为应对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
论是眼界、创造性,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过于死板的八股文,逐渐把科举制度引向了死胡同。还有,科举制度助长了官场的腐败。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便产生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大肆收受贿赂,以致富可敌国。而且多次以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应该承认的是,制度本身是一种很好的选才方式,也是能够选出国家的栋梁之才的,由它被周边及许多西方国家所效仿就可看出。然而,由于它被统治阶级强加过多的个人意愿,比如明清时为了加强统治而将八股文设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各阶层为了捞取好处而纵容舞弊之风盛行等等,科举便变得不再是那么神圣而美好,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制度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公务员法,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将科举从此尘封起来,而是要将现有的选才方式与之参照,取之精华,弃其糟粕,只有这样,现行的制度才会不断趋于完善,社会也才会不断进步。
第三篇: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科举制度概念: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二.科举制度的利弊: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科举制度长存1300多年,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国际社会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曾仿照中国实行科举制。在西方,有人称它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那么科举制度又有怎么样的利于与弊?
A.科举制度是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的制度,决定人才是否合格与取舍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应考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在这里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科举制度是一种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它为那些出身微贱但却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可能和机遇,从此,一个人不凭门第和出身,依靠个人奋斗同样也可以拥有辉煌的人生。
1、公开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2、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比如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酸(算学)、俊士、进士”等五十多种。各科考试的内容、方式和录取标准都不相同,如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及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明经科先帖文,后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及第亦四等。虽然考试内容有些死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样已经是进步的了。封建统治者从参加考试者中选出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朝廷做官,这不得不说是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3.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随着科举取仕的到来,读书做官的观念才开始一步步深入人心。科举时代,读书、及第、做官成为广大读书人的追求,这个时候的启蒙教育也都强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金榜题名、功名利禄的诱惑来规劝学童读书。“学而优则仕”是《论语》中子夏的名言,其实它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朱熹解释说:“优,有余力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从政者如果尚有余力,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读书人如果有余暇时间,应该去做官,检验平时所学。子夏在这里提出了政府官员要终身学习的主张,强调学习和时间要结合。
4.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科举行卷之风导致唐代小说的兴起;科举制度的盛行给唐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士子人群构成唐代小说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造就的重文尚辞的文化风尚推动了小说的成熟。
B.然而,科举制度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
1.由于科举考试一旦被取中就可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所谓“十年寒窗人不知,一举成名天下闻”。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更是改变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的唯一出路,虽然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但却有着走通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科举制度有效地牢固地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将科举看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看成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所在,少小开卷,皓首穷经,不断在考场博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科举下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意志和人格,成为了自觉的奴隶,科举的这种效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早就意识到了,唐太宗就曾难以抑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2.科举制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取向。由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做官、在很多时候甚至还是出任宰相的必要条件,因此以后将要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另眼相看,被目为“白衣宰相”。这一方面有助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一价值取向又是畸形的,使读书带上了非常强的功利性,人们重视读书是因为这是通过科举最终做官的必由之路,知识的价值、读书的目的,都在于做官。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一个人读书是否有成,就是看他是否通过科举做到了官,至于学问是否真有造诣,精神和人格是否健全是并不被看重的,这就严重毒化了人们的思想,对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使人们对做官以外的一切实业统统视为末流,不予重视,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3.由于科举对读书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因此科举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人们读书的内容、日常的功课,科举注意什么,社会也就崇尚什么。唐代科举很重诗赋,因此当时诗教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精彩的内容;科举要求应试者要有好的书法,因此练字成了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也促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科举的内容对社会风尚虽有过这样一些有益的导向和推动,但由于它内容的偏狭,对社会所起的负作用则是更主要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儒家经典,从此儒学成了每一读书人自觉研习的内容,除非科场或官场失意,一些人看破红尘会到释道二门寻找精神寄托,否则儒学基本成了读书人所掌握的唯一学问。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已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学真正独尊,被所有读书人自觉尊奉,应该说还是借了科举之力。宋明理学的兴起,同样也是由于科举,因为科举考试答题必须合乎圣人之意,而宋明理学正是最合乎统治者胃口的注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科举内容的狭隘,使人们不去重视儒学之外的一切经世致用的实学,甚至产生“六经外无学”的错觉,学习兴趣和研究范围变得十分狭窄,严重妨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
4.科举制度后期发展的标准化,格式化的八股文的形式,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科举既然是一种通过考试选取人才的办法,对试卷的评审必然就会有客观公正的内在要求,而评卷要做到客观,尽量不受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使试卷标准化、格式化,这样评卷时用标准答案一对照就可立判优劣高下。唐时已有近似现在“填空”的所谓“帖经”、“墨义”的考试方法,明以后产生的八股文,更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在内容上,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答题要求模仿宋儒经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上,八股文更有严格的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行文必须按起承转合的要求分八层意思(八股),句法也要求排偶。这种对试卷标准化、格式化的要求,开始初衷也许是为了评卷更加客观公正,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完全扼杀了读书人的独立思想,使他们完全变成了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木偶,不敢用也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进步并造成了国民的愚昧。
C.总之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先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至于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才是导致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的真正原因。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三.反思科举制度对现在的影响:
由于这些弊端,使科举这种最初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制度,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束缚教育发展、限制人才成长的桎梏。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发展要求人才多元化,教育也应增加现代科学内容,但僵化狭隘的科举制度却无法承载这时代的重负,因此,二十世纪初,在它沿袭了一千三百年后,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遭到了历史的淘汰。
但是,应当指出,科举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应否定和取消考试,事实上,考
试仍是检验和选拔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关键是怎么考和考什么?而要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借鉴科举制在历史演变中的利弊得失,总结吸取其经验教训,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第四篇: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真正有真学实才的人并不能被选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从隋唐开始考试,考了几百年,一直到北宋神宗时代,都没有定下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就是说,固然选举文章不出于诗赋之外,但是这种文艺作品,考生和考官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是很难做到公平的。
例如,以下这首唐诗是相当出名的,作者,祖咏。这首诗歌就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作品。
原文: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结果很自然,他没有被录取。但这首诗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显然不止出现过一次。那么有没有想改变这个情况的政治冲动呢?一直都有。到了北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应试命题制度作了很大的改动。
王安石也许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改动对中国历史影响有多大——
“ 熙宁中王安石创立经义,以为取士之格,明复仿之,更变其式,不惟陈义,并尚代言,体用排偶,谓之八比,通称制艺,亦名举业。——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下》
制艺又叫做“ 制义 ”。由此成为了明、清时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即八股文,亦称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
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八股文。在《儒林外史》这本书里对八股文有直接的射影。
以里面两个人物对八股文的态度为例—— 鲁编修虔诚地宣扬: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是诗,要赋就是赋,——都是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马二先生说生病人听了八股文章——
“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
八股文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使得所有考试文章的处于一个相同的框架之下。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但是,《儒林外史》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科举考试从来是一项工具而已。现在全中国高考也是每年教辅书成堆,很多人天天呼吁要进行高考改革,因为这样做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然而,就像高考,古代科举制度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从社会角度来说,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那个做官是唯一获取社会地位的年代,如果没有科举,那么那些出身贫寒的学子将永无翻身之日,而子孙也将世世代代地贫穷下去,朝廷也将被家族所垄断。
而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才选官的制度,也使得一些优秀的人能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而在世界上,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这也直接反映出了科举在历史上的优越性。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具有公正、确保阶级流动等优点,百年回眸,我们不光要看到这一考试制度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不应忽视其考试内容死板、学风浮薄和在阻碍社会发展等负面作用。
在当今社会,在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选才制度中,我们要吸取科举制度的精华,选拔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能忘记了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原因,要注意考察内容的灵活性、多样性,因为创新与实践是当今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第五篇: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摘 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的一种考试制度,其产生及发展到最后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对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文化继承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科举制度也有考试内容僵化、重伦理轻技艺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
【关键词】科举;演变;利弊
一、引言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实行世袭制,社会底层的民众永远都没有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在这种社会制度下面,人们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这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极度缓慢的发展。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贵族阶层,这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很有益处的。
科举制度凭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度以其合理的选官制度给封建王朝平民百姓进入仕途和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相对于之前历朝历代的选官制度要公正、合理得多。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运行,科举制度为庞大的封建帝国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广泛的传播了儒家思想,对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流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科举制度的兴衰始末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官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到衰落直至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兴起及完善阶段
科举制度起始于隋朝。公元583年,隋文帝打破了以往根据门阀等级而选拔人才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举士方法,采取一些较为简单且无严格程序的考试,按照国家统一需要的人才科目,不分身份阶层地位直接从社会中考评人才。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立进士科,完善了通过平等考试从社会中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且较之以前更加严格。
唐承隋制。唐代初年即开科取士。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即位后,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创立武举。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发展变化阶段
宋初在科举内容、形式、场次及相关的科第习俗上基本沿袭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进而形成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将进士及第分为“三甲”。宋英宗时起,乡试、省试定为三年一试,开创了后世“三年大比”的定制。宋代考试程序严格,科目减少,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王安石变法时,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
(三)鼎盛阶段
明朝科举专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命题,即成八股文体。明朝将科举增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免黜落,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17名,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4]。
清代基本沿袭明朝科举旧制,但其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朝。清朝颁布了《钦定四书文》等作为八股文的写作规范,并规定八股文不能超出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范围,特别不能涉及清代的时事和政治。
(四)衰亡阶段
由于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文体为完全脱离了实际、形式僵化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失败刺激清政府开始关注科举改革,但是一直议而不决,决而滞行。光绪二十四年,在维新派推动下,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五日谕令废除八股。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诏重开科举,但从此科举开始没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自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三、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相对的公平性
科举制度比之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抵制血缘、门第、身份、名望、特权、钱财等因素对选官的干扰。自科举产生以来,尽管有些人对以考试取舍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科举作为甄别贤才手段的相对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据史书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民众不论门第身份名望贫富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获得个人社会地位以及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
为了维护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手段以力争将选官中的人为影响因素降至最低点。例如,实行“锁院”制度,使主考官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舞弊,规定与相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者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以使主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以防主考官依靠应试者的笔迹舞弊。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严厉的惩罚制度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二)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使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精英的循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时代文化精英流向官场的真实写照。王德昭先生认为:“科举制度确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阶层流动的途径。”社会阶层流动性使传统社会统治机构的成分可以不断的更新,对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至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同时,通过科举维持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打破了世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阶层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统治阶级可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遴选人才,可以不断在社会各个阶层补充新鲜血液,不仅确保了高素质的稳定的官僚队伍,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官僚阶层的门阀化和贵族化。
(三)对经典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用
科举制度始终将儒学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其强大的制度支持与诱导作用,使得儒家经学为普通读书人所熟知,强化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经典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使其得以不断的传承与繁衍。
科举考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科举文学。科举文学包括科举答卷文章即“科文”,又囊括以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科文如试帖诗、策、论、科场律赋、八股文等类型,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如一些在内容上涉及科举的唐诗宋词、传奇小说、宋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创造者,而且也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给文学经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了民族文学的创作、鉴赏审美能力。这都使得我国文学经典奇彩纷呈,魅力无穷。
四、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明朝开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考生答卷只准代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用朱熹注的经书的相关内容说明问题。对答卷的形式也做了严格的统一,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八股文。士子为求功名,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导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科举从此成了为统治者打造思想单一人才的工具,在这一制度引导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地死掉了。
(二)科举考试重伦理轻技艺,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科举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因此,科举考试必然以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为考试的内容和选拔标准。而自然科学技术等科技内容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雕虫小技,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不齿。十三、四世纪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大学相继问世,其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工商业者、医生、技师等。这些人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主角。而中国的科举只重伦理、文学,在其引导下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批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满腹诗词文章的“学者”,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懂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科举制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科举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科举制度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统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士人。由于功名利禄主要通过科举来实现,加上科举制度与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天然地融为一体,科举制度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工商阶层的崛起,阻止了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良性发展。科举制度导致的这种现象既浪费了大量人才,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失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角度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晚晴将领琦缮看到英国人的火轮船时曾“疑似牛拉”,可知当时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到了多么无知的程度。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国家根本无法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更无从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角度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的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等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更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五、启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这项遴选政治精英的机制,限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录用方式,不仅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当今我国的“高考”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系列考试仍有一些不完备之处,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借鉴科举制度的经验,以促进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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