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篇：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欧洲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人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印象，是它们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和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而这些保障主要源于其福利制度。

19世纪下半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一面镇压，一面安抚,实施了一些迷惑群众的社会立法，先后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一般认为俾斯麦的这“ 三部曲” 是欧洲福利制度的最早雏形。1 9 4 2 年, 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 全民性” 的国民保险制度，成为了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

20世纪经历了二战之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得到不断建设和完善，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影响。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使广大群众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社会稳定。欧洲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津贴得到显著增长，特别是社会上的“ 弱者” , 如孤寡老人、残疾人等，都得到了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其次,累进税制和各种福利措施促进国民收入再分配,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欧洲的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休假制度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发展爱好，更好地实现自我，造就更多富于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但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良影响。高福利使一些人工作动因被破坏，宁愿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睡大觉而不愿参与劳动市场竞争，工作热情和生产效率普遍下降，甚至有人拿着失业津贴去出国度假。另外，它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的人失去了责任感，贪图享受过度消费。而这样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其前提条件的，赋税的不断加重使人民不满与日俱增。沉重的赋税还造成地下经济泛滥和人材外流。比如英国每年就约有一千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流入美国。同时，福利机构庞杂, 制度僵化, 造成巨大浪费。福利开支的惊人膨胀使得财政上入不敷出，选择借贷。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更因老龄化的加剧而更加沉重。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欧债危机更是让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保障制度这一深层弊病以很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深陷泥潭的政府即使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也别无选择。政府想改革也很难：一是选票降，二是遭工人罢工，公会抵制。简单点说，福利制度发挥得好，全民皆大欢喜；发挥得不好，容易养懒汉，罢工不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的失衡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在职劳动者收入减少, 社会保障事业的税源就会减少, 整个国家的福利事业将会陷入危机, 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大而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已取得骄人的成绩，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但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GDP只有4千多美元，几乎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现象十分突出。经济的增长并不自动意味着人民精神的满足和幸福的感受的提高，后者取决于健全福利制度的建立，所以我们急需更完善的福利制度来调整公平和效率。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借鉴西方福利制度建设的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我们在重视福利权利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重视福利所隐含的义务；建立预防型而非补救型的福利制度，充分重视各种可能的问题，尤其是人为风险等后现代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弥补风险和收拾残局；建立投资型福利制度，重视人力资本和心理健康的培育，而不仅仅是分配物质利益。总之，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必须进行理性的事前筹划，而不是被动地事后应对。

第二篇：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推荐]

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摘要：中世纪界定于公元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453 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的这一历史时期。中世纪是全世界封建制社会形成到发展的时期，也是世界三大宗形成并广泛传播的时期。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在中世纪里，基督教不仅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逐渐与蛮族融为一体，呵护着新生的文化嫩芽，终于使它成长为参天大树。以基督教信念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兴起并走向繁荣。本文就是对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

关键词：基督教 欧洲 中世纪 西方文化

作

者：云红超 2010414283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中世纪

中世纪（Middle Ages）（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数百年后起，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53年）之后，资本主义抬头的时期为止。“中世纪”一词是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

中世纪史，也叫中古史，由于概念不同，对世界中古史的起讫年代的认识也不同。

国内过去传统上定上限为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下限为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以革命夺权为标准划线，现多不用。现在教科书将下限定为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但上限仍为五世纪。

封建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解体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主线。但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西欧在5世纪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早已在500多年以前走完了超过1000年的封建社会历程。（注：这里的“封建社会”，不是我们通常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相提并论的“封建社会”，而是指分封制下的社会。主要是夏、商、周三朝，以西周最为典型。这种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基本一致）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直到公元9世纪，绝大多数的近古（Late Antiquity）学者都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在“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故而有黑暗之意；一个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是由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所发明的。他周游欧洲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对自公元四一零年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发生的事件，认为不值得研究。人文主义者看历史并不按奥古斯丁的宗教术语，而是按社会（学）的术语，即通过古典文化、文学和艺术来看待历史；所以人文主义者把这900年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的时期”。

彼特拉克把欧洲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二是“黑暗时期”。人文主义者也相信，总有一天罗马帝国会再次兴起，重新恢复古典文化的纯洁性。14世纪末与15世纪初，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一个现代时期（Modern Age）已经开始了，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一个“中世纪”已经形成了。

因此，自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黑暗的时期”和“中世纪”也多持负面观点。在16世纪与17世纪时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转变了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观念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浪漫主义运动后的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取的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不为以前的学者所知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而1939年发现的公元625年左右的萨顿骺（Sutton Hoo）宝窟，以及中世纪研究的著名学者查理哈斯金（Charles H.Haskins）的研究发现，使得“黑暗时期”看上去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词汇。20世纪中叶以后，在英语国家中的专业学者文献里，“黑暗时期”这个词渐渐地消失。

查理哈斯金写道：“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广传。

所以，原来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现被改为专指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欧洲历史。

二、基督教

基督教（英语：christianity、希腊语：Χριστιανισμ、拉丁语：Christianismus）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天主教(拉丁语：Ecclesiam catholicam)、新教(德语：Protestantismus、法语：Protestantisme、英语：Protestantism)、东正教(希腊语：Ορθ?δοξη Εκκλησ?α、教会斯拉夫语：Правосла?ви?)等统称基督教——中文中“基督教”往往特指新教（又俗称“耶稣教”,或是“耶教”），三大教派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一般用“基督宗教”这个词。但在本词条中，“基督教”指“基督宗教”，即总称，而不是新教。

中世纪是全世界封建制社会形成到发展的时期，也是世界三大宗教形成并广泛传播的时期。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

欧洲人的生活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各阶层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领主，无论是骑士还是普通百姓，只能在宗教的框架内思想与生活，绝对不能够超越。12 世纪基督教规定了宗教仪式有七种：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餐礼、终敷礼、婚礼、授职礼。除最后一项外，都是普通百姓直至王公大臣必须施行的。可以说人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基督教会的宗教仪式所包容，从出生到婚配，一直到死都有专门的宗教仪式。人的一生都在宗教的制约之下。各种习俗都打上深刻的宗教烙印，几乎所有习俗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如仲夏节是为纪念施洗者约翰、冬至日是纪念圣女露西亚、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万圣节是为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情人节是纪念圣瓦伦丁神父等等。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教会和宗教相关，即使是演剧也都演圣经中的故事。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西欧不同，它较好地保存了古代文化，一直延续着罗马庄严的礼仪和专制政治制度，其皇权高于教权，其教会也不受制于罗马。然而与西方的教会一样，欧洲东方的基督教在精神方面影响和感化了整个斯拉夫世界，使他们的全部生活也在基督教的规范之内。其节日习俗、生活习俗也与教会密切相关。

总之，整个中世纪西欧文化，包括文艺复兴初期在内，都是以基督教为题材、以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文化的主体，就是基督教文化．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三、基督教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甚至“黑暗”的时期,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 —11 世纪),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 基督教继承了古典文化遗产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欧洲“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失掉文明的城市”[ 1 ](400 页)。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保存了作为一种崇拜秩序、一种思维结构和一种生活原则的基督教文化的丰富传统”。诚然,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文化低潮多少与基督教会对“异教文化”的排挤和蔑视有关,但必须指出的是,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呈现低潮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奴隶制总危机的涤荡冲击、万恶的奴隶制度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产生的反抗和战争不仅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使得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艺术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另一方面,罗马帝国自进入3 世纪以后,它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已趋于衰落。再说,根据吉本的估计,在君士坦丁改教前夕,整个帝国的基督教徒不超过居民总人口的20 %。虽然这个数目尚无法得到确证,但它至少说明基督教对于罗马统集团产生重大影响是较晚的事情(不早于公元3 世纪)。如果离开了以上这些原因,同时又无视当时“蛮族”的实际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他们“没有书面文献记载,没有城市,没有石器建筑” ,而只是根据昔日雕刻精美的偶像被一概销毁,一些修道士在原来写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羊皮卷上换写上宗教内容等行为,就认为基督教会是造成中世纪“黑暗”的原因,难免有点本末倒置。实际上,基督教在当时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在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历代的神学大师们为了使教义更富有理论性,更具有说服力,他们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搬到“圣经”的侧旁。第一个把希腊哲学引入宗教教义的关键性人物是斐洛(公元前30 年—公元45 年),他把斯多噶派的“宇宙精神”和柏拉图的“巨匠”等同于犹太人的“上帝”,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说成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上帝凭借它进行创造,并改变人类的命运。在斐洛看来,当 “逻各斯”被人格化时,便成了上帝的化身,或上帝的长子,如摩西等圣人都是具有肉体的逻各斯。这样一来,斐洛便迈出了基督教哲理化的第一步。早期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在向皇帝安敦尼·庇乌和皇子马可·奥勒略进呈的“护教书”中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就是罗马人所喜爱的希腊哲学,耶稣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人格化,柏拉图惩恶赏善的概念实际上与基督教善恶报应的教义是同一回事,基督徒与希腊哲学家同信一位上帝,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另一名教父奥利金也认为,古典学术与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

基督教不仅利用和改造了古典哲学,它还从古典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东方神话中广泛地吸取养料。基督教《新约》中的许多故事,如圣灵降孕于童贞女生下了基督,基督所行各种神迹,基督以死给人类带来新生以及基督死后复活等等,据认为实际上是东方和希腊罗马古代神话的翻版。甚至连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受难、复活和礼拜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创新,而是对于地中海地区古***俗的承袭。难怪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

古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和融合始于斐洛,而其集大成者则是奥古斯丁(354 —430 年)。在《上帝城》一书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释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选、恩典、拯救等主题,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过程及其哲理,奠定了教会至上权威和教会之外别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正是基督教为了构建其理论体系而引入古学术,使古典学术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美国学者桑戴克就认为“基督教引起古代文化之衰败者少,而填充古代文化衰败所产生之空隙者多”。

二 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

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修道院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是分不开。中世纪早期的寺院,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法兰克王权和基督教会的共同支持下,本尼狄克派寺院迅速兴起和发展。它首先盛行于意大利,在7 世纪后推广到了高卢,到8 世纪已遍布整个法兰克王国,到9 世纪末,仅高卢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狄克派寺院,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从教会方面来说,这一浪潮的兴起,还受到了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影响和推动,他先后派遣不少高级教士分赴西欧各地具体领导建立寺院的工作。

“正是在修道院里,拉丁文化的传统与基督教生活的模式才被保存了下来”。在这方面,早在6 世纪,加西道拉斯(496 —575 年)就使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著作都是在这些修道院的高墙内得以保存下来的。不少寺院保存着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雷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后来寺院本身也编写了一些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的书籍[ 8 ](182 页)。这对于当时欧洲地区农业技术的保存和生产力的恢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著名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的教会填补了。”

西欧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萨布里亚(Northumbria)在7 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本尼狄克·比斯科波(628 —690年)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艺术和学术的发展。他曾多次前往罗马和高卢旅行,并将大批的泥瓦匠、玻璃工匠以及歌唱家带回英格兰,用以装饰教堂和进行礼拜活动;同时,他还带回了大量的手稿、油画、圣徒遗物和法衣。公元678 年,他还从罗马带回了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的大领唱,这位罗马巴西勒修道院的院长,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指导诺萨布里亚的修道僧学习罗马赞美诗的音乐和罗马宗教仪式每年的安排”。在西欧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 2 ](64 页)。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768 —814 年),曾微服出访,四处罗致学者,“他在其宫廷里聚集了从意大利、西班牙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西欧各地的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想从兴办学校入手来振兴帝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公元774 年还请来了语法学家比萨的彼得,随后,盛请英国教士———诺萨布里亚文化的代表人物阿尔琴(730 —804 年),召集教会各类人才赴法兰克办校讲学,还聘请到历史学家———《伦巴德人史》一书的作者———保罗·狄亚科奴斯以及西奥多尔夫、爱因哈德等人。此后,其孙秃头查理又请来拉特兰努、埃里金纳等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很快就兴起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 史称“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

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欧洲文化艺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建成的亚琛王宫教堂以其独特的中殿、侧廊、交叉甬道、圣坛、后殿及中心的圆形塔楼而构成“西部设计”特色,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革新意义。那些附属于这些建筑的众多绘画与雕刻作品也纷纷亮相。教堂内的大理石柱、青铜门、雕花穹顶与各种宗教壁画、彩色镶嵌相映成趣,富丽堂皇,揉进了罗马、拜占庭以及叙利亚等艺术风格,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查理大帝利用教士把墨洛温王朝君主们所舍弃的古代知识文化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收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有几个修道院和教堂还设立了手抄本图书馆,“全赖九世纪以来所抄的稿本,几乎所有拉丁作家的著作才能保存到现在”。尽管查理大帝时代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毋庸讳言,“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欧大陆,并为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评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文学也主要是基督教文学。7 世纪时,北英格兰诗人西德蒙曾编出诗歌《创世记》,这部作品被认为与一千年之后弥尔顿的《失乐园》有着同样的想象力和思想性。8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著名诗人辛纽伍尔夫的作品《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也反映了这类宗教主题。此外,6 世纪基督教哲学家鲍埃蒂在囹圄中采用诗歌与散文交错对比的形式写成的名著《哲学的慰藉》,也被视为欧洲文化史上哲学、伦理、美学和文学的“黄金宝典”,其优美的文笔、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寓意感人肺腑,堪称千古绝唱。不仅如此,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影响、甚至同化欧洲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的许多历史歌谣、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也因与基督教形式的结合而得以保存和流传,如8 世纪英格兰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把其氏族社会的命运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混同,11 世纪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对其民族英雄和基督教信仰的颂扬。与此同时“, 新型的基督教诗歌利用了传统的英雄史诗的想象力”[ 2 ](49 页),如《十字架之梦》、《安德烈》等诗歌。

在数学方面,通过传教士们的传授,水平也有所提高。从生活在公元8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数学家阿尔昆(约公元735 —804 年)所编写的一本数学习题集上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这种进步状况。以后,在修道院内所开设的“七学科”中,除了文法、修辞、辩论术和乐理外,还包括算术、几何和天文等学科,这些学科的设置对于修道士来说,其目的自然同宗教有关,但是,对于数学这一学科来说,至少起到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尽管这种传宗接代的范围仅限于修道院之中,但是,它却为以后数学的“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可见,在古典文明衰落到12 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 多年的促进时期内,修道院在西欧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修道僧是西方的使徒和中世纪文化的奠基者”。在阿尔琴、拉巴努·莫鲁、爱因哈德以后,文化复兴运动由加洛林王朝的大修道院继续推行着,每座修道院都保持了由查理曼宫廷学校和阿尔琴后来在图尔的学校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并且在帝国分裂以后,正是这些大修道院,特别是德国南部的那些修道院,如圣高尔修道院、雷切诺修道院以及泰杰西修道院,承袭了全部的传统。随后诺曼底和英格兰修道院又再次成为西方文化的领导力量。

三、基督教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

在中世纪,基督教继续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1 ](400 页)。僧侣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阶级。教会不仅收集、翻译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编写史籍,起到了承先启后、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教会还直接创办了学校。教会学校包括修道院学校和在主教驻节的大教堂兴办的大教堂学校,构成了当时学校教育发展的主线。

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在“七艺”范围之内。“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到6 世纪左右,西欧卡西奥多隐修院的修士们已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和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加以保存和应用,使之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和修道院学校即用拉丁文来讲授这“七艺”,其文法为拉丁文法。修辞是为了传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是为了提供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二者成为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滥觞。算术是用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几何则是根据《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音乐的内容是礼拜圣诗,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天文学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日,按教会传统来构设宇宙模式。不过,正是这种教会教育，为欧洲大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而且“七艺”课程在后来的发展完善中也逐步形成为欧洲学校的独特课程体系。

教会学校培养的对象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 12 ](116 页)。他们保存了罗马帝国晚期正在衰退的拉丁文化传统。尽管这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无疑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但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如法兰克都尔地方主教格利哥里青年时代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写了十卷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爱因哈德19 岁进入修道院,学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过20 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理大帝传》。拉巴努·莫鲁编有教科书《论神职的教育》(De Institutione Cleri Corum)、《无序字典》(Liber Glossarum)和《有序注解》(GlassaOrdinaris)。不仅如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日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来源之一,并为中世纪中期兴起的大学提供了一大批著名的教师。

第三篇：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内容提要」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从高福利开始逐步造成了各国家的高税收，继而导致生产的高成本、社会的高失业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如何在不过于影响人民现有福利水平前提下走出这个怪圈，已经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的一项主要议程。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启示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要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

「摘 要 题」政策分析

「关 键 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欧盟改革

“公共服务”是由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倡导的一项新的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个崭新概念和目标的明确提出，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要根据世界大家庭的管理经验来调整自己的工作价值坐标系统，表明我国要在更加清晰的理念指导下，全面系统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很多，而社会保障服务与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供应和公用事业服务一样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社会保障在我国一般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在欧洲多数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的丰满体系基本完整反映了英国贝弗里奇勋爵在1942年提出的主张，其特点是广覆盖、全方位、统一提供，权利与义务对等，其范围包括了儿童补助、抚养补贴、生育补贴、寡妇补贴、伤残补贴、失业救济、就业培训补贴、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养老金、丧葬补助、医疗和康复服务等几乎与人生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有内容。欧洲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社会保障服务的历史长，经验多，影响大。考察、分析和总结欧盟成员国在社会保障发展中的利弊得失，对于我国正处于规范和初建中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中的问题

欧盟15国（注：这里指2004年5月之前的欧盟，之后的欧盟是25个国家，新加入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一共10个新成员。）再加上挪威，都是欧洲福利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些以市场经济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鼓励自由竞争，又兼顾社会公平，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过于奢侈的社会保障服务在长期的运行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问题，并成为一个不良的怪圈，即从高福利的起点开始，依次导致了高税收、生产的高成本、企业低竞争力、失业增加、税收来源减少、政府赤字增长和GDP降低，这样就在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和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矛盾。

1.社会高福利。这一方面的事实在欧盟成员国到处都是。根据欧盟的统计数字，1998年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除了南欧的四个国家和爱尔兰是在23％以下外，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都在30％以上，奥地利、意大利、英国都在28％左右，其总体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2001年，欧盟15个成员国约3.8亿人口的平均社会保障支出达到6405欧元（相当于64000人民币）。在1993～2001年的8年当中，欧盟成员国的老年人平均福利支出已经从1764欧元提高到2574欧元；健康福利平均支出已经从1229欧元提高到1736欧元；伤残福利平均支出则从363欧元提高到505欧元，这三项整体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2.政府高税收。2002年5月美国《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世界30个国家税收调查结果显示，法国人承担着全球最为沉重的税赋，而且自2000年来连续3年居世界各国之首，税赋压力指数为181.2点，比利时以164.2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中国（154.5）、瑞典（149.3）和意大利（147.5），德国和美国分列第15和16位，英国居第18位。一个企业主在法国的征税率是70％，而在中国香港才只有21％；同样，比利时企业家如果在俄罗斯和新加坡经办企业，其净工资收入要比在本国高出一倍。税赋指数是根据最高个人所得税、公司税、财产税、增值税和职工、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税收等一系列指数综合计算得出的。税赋指数越高，企业主压力越重。

3.生产高成本。以法国企业为例，对法国雇主而言，他们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普通劳动者，所支付的月工资并不仅仅是属于员工的那6000多法郎，还必须为该雇员交纳各种社会分摊金。其中包括全民社会捐助、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在上述各种缴纳中，以1998年收入计算，最低工资收入者本人要交纳1626.26法郎（约248欧元），每月所得的纯工资为5037.41法郎（约768欧元）；而雇主支付的部分为2499.54法郎（约381欧元）。也就是说，在法国，老板雇佣一个拿最低工资的职工，每月为他支付的钱的总数为9163.21法郎（约合1412欧元）。

4.社会高失业率。在上述情况下，企业要生存下去，必须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千方百计地增收节支，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价格昂贵，许多企业就尽可能地减少雇员人数，这成为节约开支的基本方法。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各种福利待遇太好，也减少了一些失业者寻求工作的动力。比如说，一个合乎条件的失业者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只能领180天相当于自己原来60％工资的救济金，而在德国到2004年为止，按规定可以领6个月到30个月相当于本人净收入67％的救济金。根据德国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将德国餐饮业一个拿最低工资的就业者每月的纯收入，与领社会救济者的收入比较后，发现失业者比就业者的收入只少141欧元。德国的失业率在2004年是10％，情况比较好的波恩也在7.3％左右。类似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对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就业状况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在1993～1997年间，各国的失业率平均在10％稍多一点，2001年下降到相对最低点7.4％，此后再次反弹，到2003年，15国的平均失业率又上升到8％。

5.竞争力下降。高成本无论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其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下降。在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福利、高税收、最低工资水平规定、工时的缩短以及对雇员权利的广泛保护等，都对企业雇主的经营、资金积累以及发展和竞争造成了很大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将业务转移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躲避欧洲高昂的经营成本。雷姆沙伊德市（Remscheid）的汽车门栓制造商Edscha公司已把近6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厂，其中不仅包括生产线的基础岗位，还包括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岗位。Edscha总部现在仅有180个工人，而十年前有700人。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海根·威斯纳（Hagen Wiesner）说：客户需要更廉价的产品，而公司在德国的工厂越来越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当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在1997年之前，就GDP总量来看，整个欧盟15国的水平要超过他的主要对手美国。在1997和1998年前后，两者还处于不分上下的状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发展速度却已经迅速超出。到2003年时，欧盟的GDP总量为8.9亿欧元，而美国的GDP总量已经高达11.3亿欧元。

6.政府借贷和赤字增加。从根本上说，福利国家再好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主要由政府花钱买的。无论是一般税收还是社会保障税收，都是来自工作者的缴纳。但是由于上述几个逻辑环节的问题，就自然出现社会保障支出大于上缴费用的结果。除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采取的消极雇工和一部分人因为能够享受到不错的社会福利而不愿工作外，欧盟各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根据欧洲统计组织发布的信息，1960～2000年期间，欧洲各国男性平均寿命已经从67.4岁延长到了75.3岁，女性平均寿命已经从72.9岁延长到了81.4岁；2000～2020年间，欧盟15国15岁以下的人口将从63.4百万锐减到49.4百万，15～24岁的年

轻人将从46.8百万锐减到38.9百万，25～49岁的壮年将从139.3百万锐减到119.7百万；而同期内，50～64岁的人口将会从65.7百万激增到85百万，65～79岁的老龄人口将从47.3百万激增到59.7百万，80岁以上的老人将从13.9百万激增到24.8百万。

这就意味着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中，欧盟会面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而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生活的人们很难将福利水平降下来。为了维持不仅不降反而继续增长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对公共债务的依赖。尽管1992年在欧盟正式成立时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公共债务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但到1998年时，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德国仍然在这个限值以上。而15个成员国的平均公共债务为GDP的71％。

在2004年3月16日由Eurostat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2国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居高不下：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3％和69.2％上升到了2003年的2.7％和70.4％。而欧盟15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由2002年的平均2％和62.5％上升到了2003年的2.6％和64％。

二、欧盟国家社会保障服务的调整措施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多年运转中积累的问题，欧盟组织及各成员国已经开始采取改革措施予以应对。总的趋势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要从普及性向选择性，从系统性向实用性，从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向个人与社区的责任转变。

1.探索保险金的筹集方式。欧盟国家现在主要有三种资金筹集模式：第一种是依靠国家“派份”筹集的贡献性退休金。其依据的原则就是“代际负责”，意思就是上班的人要为下班的人掏钱。这种模式实质是“大锅饭”，个人缴费多少与将来享用多少之间的相关性微乎其微。第二种是工作期间个人账户保障金，也就是职工边工作边积攒，以准备下退休后生活所需的一笔基金。这种计划实际上由雇员和顾主双方来共同实施，和现在新加坡的个人账户有些相似。第三种是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投资连接保险”的做法，一般做法就是由个人加入某种投资基金，以基金作为将来退休后生活的依托。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盟各国的主流仍然是上述中的第一种即“派份”筹集的“大锅饭”模式，其他两种带有个人性和市场性的做法还是少数。以德国、英国、荷兰的退休金筹集为例，到2003年时，“派份”筹集数目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85％，在英国是65％，在荷兰是50％；个人账户积攒占总量的比例在德国是5％，在英国是25％，在荷兰是40％；个人投资性保障金占总量比例在三个国家都是10％。

从中看出，作为大锅饭的贡献性公共保障金的比重在各国都是最大的，尤其是带有俾斯麦传统的国家，政府在其中的支配作用仍然很大，而市场性和与个人责任有关的资金筹集比例还不大。比较市场化和个人责任化的是荷兰，与国家支配无关的部分已经占到50％。所以，他是欧盟成员国中在社会保障金方面朝市场化走得最远的一个国家。尽管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贡献性公共保障金仍然是退休人员的主要依靠，但个人退休基金积累模式已经开始出现。特别是奉行俾斯麦福利哲学的国家，他们正在努力将传统的铁板一块的方式改变为“派份”加私人基金的复合模式。欧盟各国普遍认可的趋向是：传统的基于政府托底的公共保障金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在这个前提下，用个人积蓄和个人投资基金模式作为对前者的必要补充。

2.通过完善统一市场克服社会保障改革中的障碍。在依照贡献模式和私人基金模式互补原则进行的改革中，欧盟组织扮演着引导的角色。2003年7月～12月在意大利轮值欧盟议会主席期间，明确将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其主要主张之一。罗马政府的思想是做到经济增长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契合协调。为此，他针对欧洲共同体条约里面统一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3％的规定，明确提出一个“马斯特里赫特退休金计划”，实际上是为到2005年底时在欧盟层面上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养老支出制度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的标准。针对保险金收入来源减少，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动议，建立单一劳动力市场

保证养老金的交纳。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与养老金交纳尚存在矛盾。在2000年里斯本高峰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框架性意见力图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逐渐为保险基金的跨国境服务铺平道路。2003年5月13日，一个有关职业退休保险金交纳的意见获得欧洲议会采纳，他进一步为那些希望在欧盟范围内提供跨国服务的保险基金机构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一旦这个框架变为现实，一个保险基金公司就可以在获得本国政府允准后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服务。有关基金公司如何能够既保证私人保险投资安全又可以进行增值经营的问题，经过长达13年的谈判已经在欧盟的框架指导意见中达成妥协。对于成员国来说，将这个指导意见付诸实施的最后时间是2005年底，从现在起两年以后，基于职业养老金的私人基金模式就能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充分利用单一市场而发挥作用。

相关的税收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指导意见。这是因为税收制度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不同税收制度在实施中很自然会在本国居民与非本国居民、国内养老基金服务者与国外养老基金服务者之间产生“非国民待遇”。这成为欧盟统一市场中私人基金公司服务提供的障碍。在2003年，欧盟委员会针对比利时、丹麦、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有关问题创制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程序，以尽量为跨国提供职业退休基金服务消除税收方面的障碍。

3.调整退休等福利政策。退休金制度必须要和国家人口寿命、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相一致。欧盟国家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多数人愿意提前退休，再加上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失业率过高，导致了社会保障资金交纳者和福利享受者的失衡（逐渐由4∶1变成2∶1）。所以，在2003年3月3日形成的“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议会关于充足与持久的退休金保障联合报告”中，第一次直面这个严峻挑战，并提出了提高就业水平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在岗工作的人多就是享受福利的人相对少，也就可以缓和目前“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的矛盾，而且通过延长55岁以上工作者的退休年龄，可以避免将来不得已而采取大幅度降低退休金标准的下策。根据欧盟委员会做的一个调查说明，如果延长退休年龄1年，到2050年时就可以化解或吸收退休金支出增长中20％～30％的压力。而就欧盟议会在2002年3月巴塞罗纳会议所定的目标看，如果大部分就业人员能够按照各国法定年龄65岁退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60岁甚至不到60就退休的话，那么到2010年关于退休金融资的矛盾就能够彻底缓解。但是这个从经济角度看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在公众舆论一边却有问题以至于使这项改革的实行难以顺利。如果这个新的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要想得到实施，需要的一个前提是用什么来吸引他们留下来。

欧盟各国现在正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利时要求不雇佣45岁以上者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险份额，以鼓励企业留用中老年人；奥地利已将养老保险交纳的年限从40年延长到45年，只有达标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养老金。德国通过了大规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法律，包括不再报销挂号费等。德国养老基金的构成也将发生变化，以增加个人承担的部分。法国规定企业的工薪族必须工作40年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到2008年，公职部门也将执行这一规定。法国还计划到2012年将享受全额退休金的工龄延长到41年，到2020年延长到42年。丹麦、西班牙、英国、荷兰、葡萄牙、希腊等国也有相应改革动作。

三、欧盟社会保障服务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情况和欧盟各国很不一样。这里撇开观念、制度、历史不说，仅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资源环境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服务产品太奢侈，中国不能照搬；另一方面，过度的社会福利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副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很难降低，所以中国从一开始就要努力避免重复其中不当的做法。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块内容，如何根据一国的实力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受欧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经验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必要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量力而行。有129227万人口的中国在2003年的GDP总量是116694亿人民币，折合欧元约为11669亿欧元；人均GDP为903欧元。而欧盟的GDP总量是89000亿欧元，人均GDP为23400欧元。两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实际上仅仅是刚刚踏进中下等水平的门槛。与欧盟15国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其1/25.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看，欧盟国家多数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除了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外，其他10个国家都已经进入第二个现代化发展阶段。到2001年时，那里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只有4％，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是29％，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67％；而我国从事农业的人口约49.8％，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是23.5％，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只有26.7％，到现在中国尚有7～8亿的农村人口，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70％左右。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了，中国只能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制度应当规范，但水平应当节制，宣传不宜过头，突出重点，兼顾大面，循序渐进，为良性循环打下基础。

第二，我国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部分内容。其中社会救助是对社会上生活困难人群的援助，社会保险是通过资金积累途径，实现对遇到工伤、疾病、年老、失业等风险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是对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给予的普遍和无差别的生活补贴。根据Esping-Andersen的归纳，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三个比较成型的模式：第一个是社会福利模式，即将所有三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当作普遍福利向全体公民提供。第二个是社会保险模式，即根据国家法律由国家向企业和职工个人统筹资金以支付各类保险所需。第三个是社会救援模式，即政府将主要责任置于对生活困难人群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模式其实最适合不发达的国家。根据观察分析，北欧国家主要实施了第一种做法；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实施的是以第二种模式为主、第三种模式为副的做法；但最早奉行普世主义的英国，以及相当富有的美国则采取了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而以第二种模式为副的做法。有的研究资料显示，本文没有分析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第三种模式中走得最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在2020年以前，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险为副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由我国经济水平和贫困人口比例决定的。我国的贫困人口由城镇居民贫困人口、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人口三部分组成。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25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均年收入625～1200元之间）的人口为12000万人；此外，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是2140万人；作为城市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大约是4000万人。将上述各部分相加，我国社会目前贫困人口总数要超过2.1亿人口。（注：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数字来看，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为2800万人。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第二，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2001年，此线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约为19％左右，人数为15000万人左右。）这个现实说明，中国没有条件走第一个模式的道路；而建立以社会保险模式为主、社会救助为副的制度也不恰当。中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落脚点只能是社会救援和扶贫。至于帮困的原则，（1）应当采用严格的贫困测定方法。（2）应当以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为标准。（3）应当由政府设立类似扶贫院的方式实施救济，扶贫院外无救济。（4）所有申请救济和领取救济的名单应当公开透明，以便于监督等。（5）在扶贫当中政府要帮助受助者寻找脱贫出路，等等。

第三，我国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上面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在于社会救助，主要是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立场来说的，这样做并不妨碍在社会保障政策框架中，引导社会性互助与自助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但

其中融资责任主体的确定，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如果说对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侧重比例决定了三种不同社会保障模式的话，那么公助、互助、自助就是三种不同的融资责任方式。社会救助模式的融资是来自于国家一般性税收的公助；社会福利模式的融资是公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或者是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社会保险模式中主、副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国家、企业（单位）、个人在融资责任中的比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模式的融资是互助为主、自助为副，政府和企业（单位）的融资责任居于主要地位，且采取现收现付方法。（注：现收现付pay-as-you-go，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没有资金积累。）从实施情况看并不令人满意：政府和企业的成本太高，在职职工的交费与享受利益关联度不高，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不能充分保证。因此，应该按照以自助为主、互助为副的原则来重新调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方向。具体办法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险融资：（1）每个就业人员都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账户中的保险金只能用于退休、医疗、失业等个人保险需要。（2）每个就业人员从一开始就由其所就业的单位和就业者本人按各自应承担的比例将保险金费用打入就业者个人保险账户，缴纳保险金具有强制性。（3）新人新办法，即新就业人员，完全按照上述要求办。老人老办法，即国家应该通过变现国有资产等方式补齐对个人社会保险金的欠账，形成个人账户。（4）每个人的社会保障账户随本人就业单位的变动而流动。（5）适当保留现收现付办法以满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需求，并鼓励高收入人群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但现收现付和商业保险都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第四，我国社会保险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根据一些国家的做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市场化管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在具体实行中，至少有如下环节不能缺少，以避免如美国安然公司那样的严重后果：（1）由于涉及众多投保者保险金的安全和影响到社会稳定，政府对其设立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准入制度，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取得从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资格。（2）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经营机制应建立在市场竞争、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保证投资收益率最大化。（3）将基金管理人置于基金所有人和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是养老保险金安全、保值、增值的保障。国家应在《公司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金营运和监管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基金管理公司监控机制。（4）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在不能满足基本经营条件或接近了警戒线时，公司应当退出经营，以确保个人保险金的安全。（5）政府在保险金的市场管理模式中应建立承诺机制，比如承诺担保最低养老金、承诺担保投资收益率、承诺公司破产时对养老金的担保等。

第四篇：论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

论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

随着罗马奴隶制国家形成，罗马法也随之产生。当然，共和国早期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罗马法是一种反映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保护奴隶制的剥削关系，巩固奴隶主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对奴隶的无限权力的社会规范体系。《十二铜表法》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公布于罗马广场。次年，又制定法律二表，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构成了所谓的《十二表法》，由于这些表法当时都是由青铜铸成的，所以又称《十二铜表法》，这是古代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对于贵族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法律已经编成了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按律量刑，须以条文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但是平民的胜利还是初步的。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两者之间的斗争也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又发展出了公民法，万民法，《国法大全》。

虽然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也称作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

《人权宣言》中，“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合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拿破仑法典》的内容中，第一编是人法，是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的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它物权；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这一编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还规定了债法。

罗马法的人法规定，公民有自由地缔结各种契约的权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商品社会中，商品交换双方地位平等，市场规则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也要求人们自由交换而不受非法的约束。在罗马法中，裁判官在裁决契约纠纷案件时，运用“衡平”原则进行处理，严格维护契约的神圣性，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体现，即契约只要签订了，良心要求双方必须履行。这一原则在近代民商法典中得到充分贯彻，并不断充实。

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可以看出罗马法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是源远流长的。

第五篇：到1800年人文主义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是什么?

15世纪末以来，欧洲进入了以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崛起为标志的近代。现代包括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的三个世纪，从1500年到1800年，或者从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标志是科学、技术进步、世俗的公民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经济起源于意大利北部的共和国，如热那亚。近代也见证了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主导地位。当然，近代也代表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封建社会、农奴制和罗马天主教的权威的衰落和最终的消亡。这一时期还包括新教改革，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欧洲对美洲的殖民，以及欧洲的政治迫害。文艺复兴是对近代欧洲学术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一场文化运动。它发源于意大利，在两个半世纪的文化鸿沟中传播到北欧和西欧，影响了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历史、宗教和学术的其他方面。

在中世纪，宗教是中心，教育通常由宗教组织。

逐渐有了更多的学校，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文化。在那个时期，有以古典文学和历史为中心的新教育，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这两件事都是关于如何辩论和为公共生活做准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反对和攻击教会和僧侣而闻名，但他们的反对并非出于非宗教的个人精神，而是出于宗教的个人主义，出于对上帝的爱。当本应代表纯洁和神圣的教会堕落时，那些谴责它的人却在捍卫它。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信徒和灵魂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16世纪，天主教在德国拥有大量的世俗资产，这与当时许多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直接冲突。此外，德国的王公们觊觎教会的财产已经很久了，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两大势力的支持下，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确立了新教信仰。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很多方面遭到了破坏，这对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思想的解放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是在反对宗教权威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人文主义的兴起，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带来了较为完整的思想形态。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天启高于人类智慧，信仰限制了人性的探索方向，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形态。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哲学时期，它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第一次宣扬了人类理性的优越性，从以人为本的立场探索了人类理性的真理。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带有人性和人权的宗教权威，提倡理性和科学，重视古典研究的培养。从而肯定了这个世界的生命，反对对世界和外界的过度欲望，等等。然而，人文主义者并不完全是天主教会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对教会的教条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