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第一篇：中国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关于我国稀土及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摘要：稀土资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我国稀土资源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优势。但是，我国对稀土资源产业发展缺乏战略考虑和系统设计；对稀土资源利用缺乏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对稀土资源领域监管缺乏力度和效果。稀土产业发展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面临极大的机遇。国家对稀土的管理控制需要超越狭义上的经济利益，必须要有富有远见的战略性思维。我国需要建立可持续的国家稀土资源战略,使管理和政策框架相对稳定；构建系统稳定的产业政策体

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大力加强稀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关键词：稀土，稀土产业，发展战略，政策

正文：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多的国家。稀土是人类发现较晚的一组金属元素的总称，国际上通常用英文字母RE作为代号。稀土是一组同时具有光、磁、电、以及生物 等多种特性的新型功能材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同时也对改造某些传统产业，如农业、化工、建材等起着重要作用。在钢铁中的应用中，在铸铁中加入适量的稀土，可生产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稀土球墨铸铁。广泛应用于汽车和柴油机所需铸件、钢锭模、城市给水管道以及各种农用设备所需的铸件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稀土铸铁锅，其寿命是普通生铁锅的3～5倍。由于稀土具有去除金属中残留的气体和有害杂质，净化金属液，细化组织等提高金属性能的作用，稀土广泛开发运用于有色金属中。当今医药卫生界应用稀土的范围也还在日渐扩大。有人误传稀土元素具有放射性，人畜不可接近，实际上稀土元素早已在农林畜牧养殖业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稀土在纺织助染、皮革鞣制等方面的应用，也都已获得成熟的技术和成果。稀土还广泛运用于原子能工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领域，超导等领域。目前，对稀土产业的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公认的标准。现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稀土产业是稀土开采、选矿和冶炼分离的集合，不应包括稀土应用的部分；另一种观点是稀土产业除应包括稀土的开采、选矿和冶炼分离外，还应该把稀土新材料的生产包括在内。从稀土产业的特殊性和长远发展角度，应该把稀土新材料包括在稀土产业当中。稀土及稀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稀土产业现状

截至目前，我国仍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全国已有22个省（区）先后发现一批稀土矿床，98%的稀土资源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山东等地，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根据相关数据，截至到2005年，我国稀土资源探明基础储量8731万吨，资源量6780万吨，约占世界的55%（但是随着世界新稀土矿床的发现和我国已探明稀土资源的大量开采，这一比例正在下降，估计目前约占35%，而且还将继续下降）。我国多数稀土企业分布在大型稀土矿山所在地区，目前拥有稀土冶炼分离企业100家，稀土分离能力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7万吨，实际可能超过20万吨。其中稀土金属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万吨～5万吨水平，单一稀土金属的年生产能力达3万吨，混合稀土金属的年生产能力约为2万吨。

以区域稀土资源为核心，我国稀土产业形成了三大基地和南北两大稀土生产体系。三大基地：一是以包头混合型稀土为原料的北方稀土生产基地，年分离能力约8万吨。二是以江西等南方7省的离子型稀土矿为原料的中重稀土生产基地，年分离能力约6 万吨。三是以四川冕宁地区氟碳铈为原料的氟碳铈矿生产基地，年分离能力约3万吨。

轻重两大体系：一是以轻稀土为主的北方工艺体系，主要产品有：稀土精矿、稀土合金、混合稀土化合物、富集物和金属、各种单一稀土化合物以及稀土抛光粉、永磁材料、贮氢合金等外延产品。二是以中重稀土为主的南方工艺体系，主要产品是各种高纯单一稀土化合物和金属，富集物，混合金属和合金。

内蒙古地区稀土冶炼分离企业主要集中在包头地区，现有稀土企业近60家，其中骨干企业20家。包头现有年处理稀土精矿能力1万吨以上的企业2家，5000吨以上的骨干企业5家。2000吨～3500吨的企业12家，其余处理能力在2000吨以下。目前，作为稀土资源的开发主体，内蒙古稀土高科是我国最大的稀土矿产品生产和稀土冶炼加工企业。2008年12月，包钢稀土和包头稀土高新区成立了国际贸易公司，整合包头稀土分离企业，进行产品储备。

目前，江西省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约有20家。此前，当地有88家矿山企业生产稀土精矿。2004年12月29日，赣州市政府牵头筹资约18亿元，整合该地区稀土矿山企业，进行稀土矿产品储备，成立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对赣州市内的稀土矿产资源实行统一开采、统一管理、产品统一经营，以及稀土工业招商引资、对外合作等工作，产品以中重稀土为主。中国五矿集团在江西成立了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20亿元，达到年分离稀土13500吨的能力。江西省还专门制定了法规保护稀土等矿产资源。目前，四川省稀土矿山冶炼分离企业共28家，其中有一定规模的企业2家～3家，多数企业规模较小。2009年江西铜业集团与四川矿业共同成立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位于四川省冕宁县的牛坪矿山，该矿稀土储量估计为157万吨。2008年6月，江西铜业投资4.3亿元获得牛坪稀土矿2.94平方公里的采矿权。此前该地区有108家稀土采矿、选矿和冶炼分离企业，滥采滥挖的现象突出，环境污染和资源利用不充分问题严重。

我国稀土产品的结构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稀土年产量仅为1000多吨（以氧化物计），产品品种非常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稀土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稀土产品完成了由初级到高级的转变，产品结构进一步完善，高纯、高附加值的单一稀土化合物和金属产量逐年上升。目前我国可生产各种单一稀土氧化物产品，纯度达到99%～

99.9999%，单一高纯产品已达到总商品量的50%，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大量供应各种级别、不同品种稀土产品的国家。

我国稀土消费和出口情况

1978年～2009年间，我国稀土年消费量从1000吨增至7.3万吨，净增73倍。总体看来，2004年以后，稀土在新材料领域的消费增长非常迅速，消费量所占比重从1987年的1%增加到2009年的55.2%。目前我国稀土产品已经在30多个工业领域获得应用，主要产品包括稀土盐类、稀土氧化物、稀土合金、混合稀土金属、单一稀土金属、稀土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稀土储氢材料和稀土发光材料）。我国的稀土应用可以分为传统领域应用、高新技术应用和农轻纺中的应用。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刺激稀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稀土工业的发展。预计到2015年，世界稀土需求量将达21万吨，我国国内需求13.8万吨。到2020年，我国国内稀土消费总量将达到19万吨，高新技术领域消费量达到13万吨，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8%。稀土新材料已经成为我国稀土工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我国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已经出口到世界上49个国家和地区，且一直呈增长趋势，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7400吨。2007年和2008年出口总量有所下降。2009年我国出口稀土总量为3.61万吨，比上一年增长16.67%。虽然我国自1999年开始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管理，但出口总量并未减少。特别是2004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稀土总配额（含稀土新年材料出口）分别为65609吨、65609吨、61821吨、59643吨、47011吨，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则分别为56583吨、45600吨、45207吨、52051吨、48193吨。

全国30种稀土产品平均出口价格虽然均有所提高，但这个价格只是表面的风光，因为从去年5月开始国家取消了稀土企业的两项出口退税，同时大量压缩了出口配额企业名额，如果折算这两种因素，加上原辅材料及水电、运输等价格上涨等因素，中国稀土价格仍徘徊在低谷。从1990年到 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讯、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

中国是在敞开了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稀土。著名的有良心的意大利稀土问题研究专家德古拉伯爵在其文章中称：中国稀土在世界的比例，不久前说的是85%以上，但是目前中国的实际稀土量已经不足世界的30%，我们稀土储量的三分之二已经流失。

美、俄以及一些是有稀土资源的欧洲国家都早已经封矿，均为从中国进口稀土。日本已经囤积中国稀土足够其国内使用三十年，掌握稀土国际定价权。对比

这些年国际铁矿石、石油价格不停的翻倍增长，中国稀土的浪费让人困惑。稀土开采属于重污染行业，白云鄂博矿区的村民癌症比例很高，羊群的羊毛很难看，有些羊长着内外双重牙齿。对稀土企业应当收取高额的资源税、环保税，不能让资源便宜出口，而把污染留给国内。而现在我们保护稀土的措施手段粗糙、政策愚蠢，没有遵守国际博弈的游戏规则，导致授人以柄，被欧美进行WTO诉讼，国际处境非常被动。

于此相反的是，发达国家早已制定好了稀土战略。

美国媒体指出，爱达荷州的稀土勘探早在15年前就启动了，后来因不紧迫而耽搁良久；而相关勘探工作近期的重新活跃，显示出的是稀土资源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美国会众议员于2010年3月19日提出议案，要求国防部开始从中国直接购买供未来五年使用的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并将之纳入国家储备。统计显示，日本稀土的大约83%都来自中国。在获得大量稀土后，日本并不急于用，而是将这些足够使用20年的资源贮存在海底，显示其对未来能源战略的规划。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正计划向拥有丰富稀土资源的贫穷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稀土资源的稳定获取渠道，从而为其环保汽车产业发展打下基础。事实上，欧洲也在与美国相似的处境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今年年初，欧盟宣布建立稀土战略储备。欧洲目前在包括稀土资源储备在内的原材料及清洁能源利用意识上，并不落后于其他任何经济体。这让欧洲避免了“起大早、赶晚集”的悲惨命运，并能够在稀土战略储备的布局阶段，与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处于相近的起跑线。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稀土资源，对于保护环境，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稀土行业发展中存在非法开采屡禁不止，冶炼分离产能扩张过快，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高端应用研发滞后，出口秩序较为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对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稀土资源重要性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稀土行业管理，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对稀土资源实施更为严格的保护性开采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尽快完善稀土管理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稀土行业准入管理。完善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实施严格的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编制、下达和监管制度。稀土出口企业必须符合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环保标准等要求。进一步提高稀土出

口企业资质标准。严格控制稀土金属、氧化物、盐类和稀土铁合金等初级产品出口，有关开采、生产、消费及出口的限制措施应同步实施。统筹考虑国内资源和生产、消费以及国际市场情况，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出口配额总量。完善出口配额分配方式，严惩倒卖稀土出口配额行为。加大稀土勘查开采监管力度，严格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加强对重点稀土产区的联合监管。坚决取缔非法开采，严格禁止超控制指标开采。对稀土开采及冶炼分离企业开展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坚决打击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行为。积极推进稀土行业兼并重组。支持大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方式，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大幅度减少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建立稀土战略储备。统筹规划南方离子型稀土和北方轻稀土资源的开采，划定一批国家规划矿区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地。对列入国家储备的资源地，由当地政府负责监管和保护，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开采。加快稀土关键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按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要求，引导和组织稀土生产应用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大力开发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支撑。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一丁，毛克贞。稀土问题”及稀土产业的政策取向。2011

2．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熊家齐。关于稀土产业的某些思考 [期刊论文]-稀土2002(01)

4．熊家齐。稀土及“稀土产业链” 2002

5．谢岚平。周频 中国稀土企业出口战略与发展措施及前景 [期刊论文]-

中国水运（学术版）2007(11)

6．韩江。未来中国稀土企业--挑战与机遇并存 [期刊论文]-稀土

2001(06)

7．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刘冀生。企业战略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9．

第二篇：促进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促进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以赣州稀土产业为例

摘要：我国稀土产业大而不强，在中国乃至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的赣州稀土产业亦受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相关产品研发核心技术缺乏、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国家现行有关稀土产业的税收政策措施不利等问题长期困扰，严重制约了赣州稀土产业转型升级。要促进赣州乃至全国稀土产业做大做强，国家应该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国内与国外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加快稀土行业整合，优化稀土产业结构，加强稀土资源储备，严厉打击稀土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减轻稀土行业负担，控制稀土源头开采和低附加值的稀土初级原料出口，保护国家稀缺战略资源和环境，提高稀土应用技术水平，保障我国稀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在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上，加大改革力度，完善稀土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和稀土产业企业所得税政策，调整稀土资源税制度，实施稀土资源“费改税”，并强化稀土专用发票信息分析利用。

关键词：稀土 税收政策 建议 赣州

稀土被誉为“工业黄金”，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2011年，我国稀土冶炼分离产品产量占世界稀土总产量的90%以上。尽管近年国外加大开采力度，并且加快稀土废料再生利用，但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中国产量老大的地位。然而，我国稀土产业大而不强，一方面出口遭遇欧美投诉，另一方面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相关产品研发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长期困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如何完善税收政策措施助力稀土产业解困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稀土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赣州稀土产业为例进行研究，并提出若干促进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国外企业垄断高端核心技术，欧美国家设置技术贸易壁垒，我国企业掌握的仍是中低端技术，难以引进深加工尖端技术，直接制约了我国稀土行业向高端转移。此外，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高昂，据估算，赣州治理稀土开采所带来的污染需要投入380亿元。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稀土新形势，将严重制约赣州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税收视角看促进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欠缺

目前，国家没有专门出台支持稀土产业发展的一揽子税收政策措施，相关税收政策多分散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单个税种中，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且范围较小，门槛较高，力度有限，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促进稀土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一）增值税方面，稀土废弃物没有纳入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范围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号），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进行调整完善，增加了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适用增值税优惠政策，较好地促进了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2号）中明确：“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尾矿资源和稀土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提高稀土资源采收率和综合利用水平”。但稀土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并没有纳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不利于稀土资源的节约利用，也与国家加强尾矿资源和稀土产品的回收再利用精神不符。

（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促进稀土产业发展存在欠缺

2008 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较好地体现了国家宏观政策导向,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西部大开发企业，节能节水、环境保护等方面都规定了具体且操作性较强的税收政策，如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投资抵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减计收入等，对下游稀土应用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加强稀土高科技研发，发展稀土高端应用体现出有效的激励和支持作用，但普遍存在优惠范围窄、政策门槛高的问题，如对利用稀土工业废料分离提取稀土元素的企业，没有纳入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畴。稀土资源开发主要是大企业集团运作，而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总机构汇总纳税原则，通过汇总纳税使得税收从资源所在地流向机构所在地, 形成资源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流失，作为资源开采地，面临环境被污染却得不到相应税收补偿的难题。

（三）稀土资源税调控作用先天不足

目前我国对稀土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2011年4月1日，国家大幅调高了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调整后的轻稀土资源税税额标准为60元/吨，中重稀土资源税税额标准为30元/吨。从稀土资源税的设计来看，其理论上是调节级差收入、防止“采富弃贫”、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但实际执行效果不佳。一是无法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稀土资源税以销售或自用精矿数量折算成原矿数量为计税依据，富矿所需开采原矿的数量相对贫矿来说更少，其资源税税负相对更低，而贫矿的税负则相对更高，与资源税调节级差的立法精神相悖。二是地区之间税负严重不公。稀土资源税存在一个折算比的问题，据调查显示，赣州市的折算比为1:1200，每吨混合氧化稀土的资源税税负为36000元；广东平远的折算比为1:750，福建长汀的折算比为1:175，赣州市每吨混合氧化稀土的资源税税负远远高出同类矿的其他省份。[赣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我市稀土资源税情况的调研汇报，内部资料]三是难以发挥税收职能。在目前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赣州市稀土开采企业的资源税就占据了企业销售收入的20%，加上其他的税费就占了销售收入的40%以上，企业在如此高的税费负担下不堪重负。价格越是下行，税费占比就越大，而价格越上升，从量计征方式下的资源税又无法发挥税收的调节职能。

（五）稀土环境保护税缺失

我国对于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音等污染排放实行的是排污收费制度，在税制设计上还没有“环境保护税”独立税种。当前，稀土行业环境保护性收费项目多且不规范，具体包括矿管部门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水保部门征收的水土保持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国土部门征收的临时占地费，工商部门征收的工商管理费等，除以上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税费，各县还普遍征收了稀土稽查费、镇村管理费等，部分县征收了政府调控基金。据初步统计，2010年至2014年9月，赣州市稀土开采企业缴纳各种行政收费3.79亿元，收费负担率年平均达7.11%。这些收费主要是对破坏环境而不能修复行为的一种惩罚性手段，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弱，政策效果不明显，环境保护功能无法体现。

（六）稀土专用发票政策管理效果不明显 为加强对稀土企业税收管理，自2012年6月1日起，我国将稀土企业开具的发票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汉字防伪项目管理，稀土企业必须通过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稀土企业专用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稀土专用发票政策实施两年来，对稀土专用发票开具方式、具体品目的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以往“胡开票”、“乱开票”的现象，规范了企业的开票行为。但稀土专用发票数据信息利用率不高，没有起到利用稀土专用发票打击非法开采、整顿稀土市场秩序的目的。

第三篇：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校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脖。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脖、“以规划减少城市脖、“以管理医治城市脖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

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劝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劝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矗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

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劝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孝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脖、以规划减少“城市脖、以管理医治“城市脖。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

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7）本报告评价的结果仅限于以上所列城市的比较。

本报告的一些基本观点，参考了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由同一研究组所做出的结论，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帅下，对当时的认识做了相应的提高和修正，在此一并说明。

（未完待续）

第四篇：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集中讨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背景、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设计；对于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缓解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完成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

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第五篇：2014年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壁垒

2014年中国稀土产业发展壁垒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讯：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相关产品研发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被誉为“工业维生素”，广泛运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我国稀土产量占据绝对地位，常年占全球90%以上，但是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却陷入内忧外患。

长期以来，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相关产品研发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

针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赫荣亮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调整稀土出口政策，建立环保管控制度。

一是建立企业环保认证标准制度。借鉴我国企业屡遭碰壁的欧盟“绿色壁垒”政策，建议规定我国稀土生产企业，建立环境整治、开采、生产等方面环境内控制度。二是建立稀土出口企业环保重点监察制度和保证金制度。

第二，开征稀土环境税，缓解地方治理成本压力。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出台，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固定比例分享，并突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责任。此外，由中央财政安排稀土污染环境治理专项资金，依据产区稀土开采和冶炼规模、污染治理投入需求、治理进度等情况，落实资金分配情况。

第三，合理调整资源税，反映稀土市场真实价值。偏低的资源税税负难以体现稀土消耗的社会成本，难以实现节约资源，建议进一步调整稀土的资源税税负。一是改革计税方法，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提高稀土企业开采成本，发挥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双重作用。二是反映级差收入，提高主产区资源税缴征比例。

第四，落实税收返还和基金扶持政策，体现资源我用原则。积极扶持我国企业科技创新，扭转稀土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强化财税支持力度，建立税收返还和基金扶持等奖励政策。一是税收返还制度。二是科技专项资金扶持。三是关键技术引进扶持。

内容选自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稀土竞争态势与前景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