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建立税务会计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目前我国建立税务会计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建立税务会计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多环节征税、多层次调节经济为标志的现行税制，使税务机关正常征管与企业会计核算工作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税法体系中的24个税种，几乎覆盖了企业会计核算的所有环节，对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来说，税收会计核算的工作量约占会计工作总量的1/3.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企业税收会计核算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各税种应纳税额计缴的准确性，也制约着税收征管效率。因为会计人员素质较低，税收会计核算差错率高，税务机关势必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申报资料分析和现场稽查。从企业内部管理的层面分析，频繁的计税失误，不仅要补缴应纳的税款，还要承担滞纳金及罚款，增加了企业经营资金的意外支出。进一步完善税收会计核算，是加强税收征管和企业会计管理的双重课题。

（一）现状及问题。

1.税收征管与会计核算管理不同步。新税制的实施，难以适应《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原来规定的核算内容。尤其是目前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并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角色的互换，使企业日常会计核算复杂化。新税制实施之初，增值税作为价外税的会计处理首次施行。相当一部分企业会计人员对期初存货处理、含税收入还原、视同销售行为的计税等会计处理方法不熟悉，企业税收会计核算一度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负增值”及低申报问题的大量出现，税收政策又作了相应的改变，国税机关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更加慎重，适当缩小了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范围，迫使企业不断改变税收会计核算方式。加之税务人员对稽查后调账辅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列支出项目、确定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后，没有考虑到企业会计核算的繁杂工作量，只补税罚款了事。一部分企业税收会计核算呈现无序状态。中国会计网

新《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后，原来税法规定的内容难以满足新的经济情况。如旧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的减值准备；所得税的退还财务制度规定冲减退还当年的应交所得税等，税法即对此没有规定。中国会计网

2.缺乏统一规范的核算文本。现行的会计制度是先于税制改革制定的，对税收会计核算要求只在“应交税金”科目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而相继颁布的新税种，又只是各个税种相互独立地列明会计处理方法。企业会计人员难以从统一的文本中系统了解和掌握税收会计核算方法。在税款计缴过程中，难免顾此失彼。如工业企业在材料购进环节，既要确定购进环节的增值税及原材料成本，又要对应征消费税的产品计算出税法规定的外购环节允许扣除的消费税。由于消费税不是对所有企业普遍征收的税种。经常造成计税失误。虽然掌握会计核算方法是会计人员的最起码要求，但要求企业所有的会计人员都精通税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3、发证及考核。税务机关对会计核算工作缺乏硬性监督。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7条规定了“企业未按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对已建立账簿而核算混乱的，仍无法作出规范性的处罚。更何况企业会计核算管理主要遵循的是财政部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其解释权不在税务机关。只通过一般性的税法宣传和公示公告，无法使企业会计人员系统掌握税收会计核算方法。而税务机关办班培训又受收费标准和纳税人的承担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客观上影响了部分企业会计人员税收会计核算技能的提

高。

4.缺乏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税收，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纳税人来说，是必须承担的经济成本。税务机关能否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纳税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往往对税收的征收管理进行直接干预，使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偏离法治轨道，也影响到纳税人的经济利益。

（二）对策思路。

1.税收政策的变动应充分考虑到税收会计核算变更可能带来的后果。新的增值税实施以后，税收与成本收入直接分别核算，计税方式更加科学。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后，在认定审查期间停销或停购待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企业经营间歇性中断；也有的企业为减少税收负担而采用虚假的税收会计核算方法。这些都应该在今后的税种设计和征管工作中充分予以重视。

2.应建立统一的税收会计核算规范和设立注册税务师协会。建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应尽量保持税收会计核算方法的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将各税种所涉及的税收会计核算方法，统一汇编成权威和规范的文本，作为会计教学与培训的必备教材或操作指导用书，并及时补充和完善。健全的组织形式是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就我国现状来看，要设立企业税务会计，还必须建立注册税务会计师协会，定期组织税务会计资格考试，保证企业税务会计具有一定水准的执业素质；并对税务会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完善税收规定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另外，还应制定约束企业税务会计行为的条例或规定，以减少企业税务会计不合法行为的发生。

3.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稽查后的调账管理。在征管工作中，税务机关应根据税前列支项目调整和稽查补退税款所发生的企业应纳税额变化，将调账指导与监督工作纳入征管程序。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及，新税种凡涉及会计核算方式改变的，应同步开发出与之配套的计算机应用软件。针对当前税收会计核算比较混乱的情况，税法制定权威部门应制定出相应的约束范围和处罚措施，使税收会计核算工作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

4.建立税务会计需加强人才方面的培养。如果说税务会计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那么税务会计的业务素质则是税务会计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核心和保证。税务会计作为融会计、税务、法律知识及其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一体的高智能活动主体，首先需要社会为其提供充足的业务培训机会：（1）在高等教育中开设与“税务会计”相关的课程，培养具有较深会计理论、税收理论及法律理论功底的专业人才。

（2）税务机关应给企业税务会计常年提供咨询服务和培训的机会，以使企业税务会计及时掌握最新的税收规定和征管制度。（3）企业应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选拔符合税务机关和企业要求人员担任税务会计，并为其提供培训、调研机会，保证税务会计质量的不断提高。

第二篇：目前我国物业管理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物业管理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摘要]：物业管理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多矛盾演化成为社会性矛盾；这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使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即要物业管理企业自身的完善，也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对物业管理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

[关键词]：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在我国始于1981年由深圳特区“引进”的。经过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磨合，物业管理这个创新的管理模式，终于从1995年开始在我国城镇中普遍推广开来，并迅速形成一股发展的热潮。当前，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已由打开局面普遍推广的阶段，进入到普及与提高、发展与进步同时并重的新阶段。但是随着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和物业管理覆盖面的不断扩大，行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各地因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越来越多，一些物业管理纠纷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物业管理问题已成为百姓和政府都非常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我国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如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全面分析我国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加快采取一些更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排除困难化解矛盾，已成为我国物业管理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现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物业管理的商品消费观念淡薄，导致收费难。

1998年全国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之后，广大居民拥有了房屋的产权，对房屋本身的商品属性概念已经确定，但对物业管理的商品消费观念却很淡薄。加上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限制，使很多地区普通居民住宅的物业管理长期入不敷出。一些业主希望得到最好的物业管理，但只愿意付非常少的管理费，更有一些业主对物业管理问题知之甚少，甚至不清楚自己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收费难成了目前物业管理公司最头痛的问题。据广州物业管理业内人士介绍，在普通居住小区.物业管理费的缴费率不到60%，绝大多数小区都存在着欠交物业管理费的现象。广州约有20%的业主拒交管理费。再以长春市某省级优秀住宅小区为例:环卫、保安、绿化三项有偿服务的基本项目收费标准为每月每户6元，在全市同类小区标准是最低的，但收缴率仅为55%，一年下来，仅此就亏损21.6万元，长期的亏损运营导致物业管理无法生存。据统计70%以上的物业管理企业处于亏损境地。当然业主拒绝缴费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居民对物业管理的商品消费观念尚未建立。物业企业作为经营性质的公司，有偿服务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成本投入是其专业化管理与服务的基础，完全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量入为出”的经营模式。费用收缴率低，必将使物业管理走入

恶性循环。如果不建立这种物业管理的商品消费观念，我认为即使其他问题都解决了，收费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1.2职责界定不明确.衔接不好，物业管理企业成了开发商的“替罪羊”。

据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物业管理企业是从房地产开发企业派生出来的，这种建管不分的体制决定了物业管理从属于、依附于、受制于房地产开发，重建设、重销售、轻管理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开发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阶段留下来的问题.在居民人住后逐步暴露出来，引发居民对物业管理的不满。目前，职责界定不明，已成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职责界定是指发展商、施工单位、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四方，在以物业为中心而发生的责任确定。由于职责界定欠明确衔接不好，往往会造成某些责任的盲点。以长春市为例有三种情况:一是许多开发商紧紧抓住了居民日益重视居住环境、重视服务质量的消费心理，把物业管理作为楼盘的新卖点，积极开展营销活动。在一些售楼广告中，开发商在物业管理上大做文章，推出许多承诺，诸如免收三年物业管理费，赠送顶层花园，一入住即有24小时热水供应等。实际上呢，这使主要靠物业管理收费生存的物业管理公司无法正常运作；而实践中如果你收了，业主会说你言而无信，他们不找开发商，只找物业管理公司；如果你没做

到，业主就声称你物业管理公司违约，那么物业管理公司就不能不承受由开发商信口承诺而带来的住户责备。二是小区内各类房屋建筑和附属配套设施、区内道路、绿化、安全等环境设施应建未建的项目，或者经验收不合格未予补救的项目，或者在使用后出现质量问题的项目。如道路未铺装，绿化场未种植，屋内渗水，天棚、墙壁裂缝等等质量通病或者是有意不兑现承诺产生的一些问题。而有了问题久拖不能解决的。则是由于物业管理公司是开发商自己配备的、一个下属单位面对这些问题只能处于两难的境地。三是“债务链”带来的扯皮的问题。小区在开发建设中，都要涉及许多市政设施配套及增容问题，施工的用水用电问题。有的建设单位与开发商以种种理由赖着不给钱、少给钱。这类债务少的几百万元，多的上千万元，一旦大批居民人住小区，就会把欠费和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收费绞在一起，甚至拉闸停水、停电，使居民生活跟着遭殃。居民对上诉问题的不满情绪最为激烈，物业公司没法解决时，就使之与住户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成为开发商的“替罪羊”。

1．3相关主体间的法律责任不清，缺少法律及相关方面的支持。

物业管理涉及开发建设单位、业主、业主委员会、公安、居委会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诸多权利义务关系不清给物业管理造成许多困难，如产权关系不明确，一个住宅哪些部位、设施、设备属业主共有，哪些维修养护费应由业主共同承担，没有明确的界定；再有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偷盗等刑事案件，物业公司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物业公司如何进入和退出小区物业管理等等。尽管这些年来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些规范物业管理的法规、政策，但由于相关主体间的法律责任不清，缺乏大法和行政法规，致使物业管理中产生了大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司法机关也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及时处理。这样不但对业主的归属感造成损害，而且也影响了物业公司的形象和信誉。

1.4物业管理经营活动不规范。

一些物业公司，日常工作不能按合同、制度办事，处理问题和矛盾简单生硬，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很难使业主满意，在商品房住宅区的物业管理中，有的公司巧立名目，多收费少服务，质价不符，财务不公开，以押金、罚款等不正当手段强制业主服从管理，从而使矛盾激化。

1.5物业管理市场发育缓慢，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物业管理企业推向市场，通过招投标聘物业管理企业，实行优胜劣汰。但目前70%以上的物业管理项目是由原房管所转制、开发企业委派或指派的物业公司，市场还处在物业管理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封闭的自我保护式的管理方式，不仅有碍于物业管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且使物业公司难以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使产权人、使用人的意识很难得到体现。

1.6管理人员素质偏低，管理服务不到位。

由于物业管理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良姜不齐。加之一些物业公司忽视人员的岗位培训和考核，使物业管理服务的观念很难到位。特别是一些转制而来的物业公司，虽然名字变了，但观念变化不大，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业主对此意见很大。

1.7业主委员会组建不及时，产权人、使用人参与意识差，作用发挥的不好。

目前一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不及时，有的未按规定程序通过民主产生，有的不能代表产权人、使用人的意志。据对12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有40%的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有34%的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有26%的居住者不知道本小区是否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由此可见在商品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产生及作用发挥尚且如此.那么在普通住宅区恐怕会更差。

2.办法对策

2.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居民已习惯于福利消费住房，强调享受权利，拒绝承担义务，这种观念必须改变。物业管理是一种服务，服务也是商品，也

需要用货币进行交换。物业管理公司是企业，企业经营以赢利为目的，我们可以把利润率控制在最低限，但不能让企业亏本经营。如果物业管理所需经费长期不能落实，那么物业管理企业难以为继，对业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只有居民提高对物业管理的商品消费观念，加之物业企业自身的努力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业企业的经营运作实现良性循环，健康、迅速的发展。

2.2分业经营，向独立化、专业化发展。从长远来看。物业管理公司，最终将走一条规范化、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路子，国家《十五计划发展纲要》中，已经明确地提出，规范发展物业管理企业，鼓励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管理分业经营。分业经营后，互相形成了一种制约关系，这种独立的专业化的物业公司是招投标的形式承接住宅小区的，没有开发商的种种束缚，对开发商的前期行为进行监督，使整个物业的前期开发建设过程，为后来的物业管理，为大家的入住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将是今后物业管理的发展方向。

2.3建立、建全法律法规。物业管理的运行机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引人竞争，物业企业与业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因此，在市场推人、行为规范、权利义务、纠纷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急需进行约束和规范，并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在行业自律方面，也要加快出台一系列的规定和管理办法，从而尽快建立起物业管理的行业性法规体系，为物业管理事业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2.4严格合同规范管理。据了解，目前业主投诉较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交了钱，没有得到等值的服务，这是个质价不相符的问题。现在有关房地产和物业管理收费的官司一打就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一个是法律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合同问题。因此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双方都要增强合同意识，按合同约定，该承担哪些责任，不承担哪些责任，交了多少费用，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在合同中都要写清楚。如果相互之间一旦产生了矛盾和纠纷，就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

2.5加快培育物业管理市场，加速引进竟争机制。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时刻离不开竞争。只有竞争才能不断提高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才能使物业管理行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加速竞争机制的形成，应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项目招投标制度，促进物业管理的市场化进程。通过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制度的建立，打破谁开发谁管理的运行模式，使开发和管理分离.使更多的物业公司不断自我壮大，独立成长，同时也为物业管理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竞争市场，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格局。

（2)破除行业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为建立物业管理竞争机制创造条件。要勇于把符合招投标条件的物业项目拿出来，推向市场实行公开、公平的竟争，只有这样，才能加速物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3)建立规则，实现物业竞争的有序化、规范化。物业管理的竞争，客观上要它运作活动是有序的、规范的。要使物业管理竞争能正常运作和有序发展，实现物业管理竞争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物业管理竞争规则，使我国物业管理的招投标活动尽快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2.6建立物业管理人员的培训制度。物业管理是个新兴的行业，没有哪个行业的员工，能像他们那样把根扎在居民群众眼皮底下从事服务工作，这是行业特点。发达、完善的物业管理，取决于训练有素的物业管理专门人才，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质，而且要掌握现代管理科学技术，并善于运用实践。培养物业管理人才的关键，在于提高物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而要提高素质就必须加强培训工作。

在人才培训方面上，当然最理想的办法是从正规院校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来，但有些“远水不解近渴”；目前解决人才缺乏、素质偏低的主要途径是岗位培训和社会培训。对在岗各类人员培训，采取边做、边学、边提高的办法，通过短期培训班、讲座和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以及知识竞赛等形式，培训急需的业务知识和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也是从组织措施上保证起码的合格人才。所谓社会培训，是由主管部门牵头或委托大专院校代培、或由行业组织联合办培训班，组织在职物业管理人员轮流集训的办法。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实践应用为主，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培训一批专业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组织物业管理人员到国内外考察学习，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的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加速提高物业管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努力为人们创造更加舒适、优美、安全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环境。

2.7健全和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为物业管理健全监督机制。业主委员会作为辖区内产权人、使用人民主推荐，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对维护产权人、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同物业企业一道作好物业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因为业主委员会同物业管理企业是建立在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上的平等民事主体，体现了物业管理的专业管理与自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这原则，有利于发挥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和产权人、使用人三个积极性。同时它在物业管理企业和产权人、使用人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住宅小区入住率达到一定比例时，一定要在当地物业管理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要及时召开产权人、使用人代表大会，并严格按照民主程序从代表大会代表中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也只有这样，业主委员会才能真正代表和维护产权人、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并积极配合物业管理企业共同管理好区域内物业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物业管理引入我国虽然仅有十几年时间，但是，它在市场管理中的巨大社会作用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已充分显示出来，随着物业管理行业的迅速发展，物业管理在我国城市管理中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建阳.物业管理概论[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2002,10.[2]如何规范物业管理[J].长春房地产，2003,1.[3]刘秋雁.物业管理公司的难题及对策[J].大连房地，2002,11.[4]徐毅夫，姚凤城.物业管理调查报告[C].

第三篇：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和方法，然而也面临着许多需要进一步优化的地方，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现行减刑制度的建议。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减刑条件不具体

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现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臵不同的减刑标准。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臵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

(二)减刑程序存在不合理

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

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

1.减刑的程序过于僵化

尽管监狱机关不能直接决定减刑,但服刑罪犯仍寄希望于自己的改造成绩能首先被监狱认可,一但符合减刑条件,更加渴望材料能被及时报送人民法院裁定。但是,由于法院对监狱报送减刑材料有统一的时间要求,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又存在法定的时限上的弹性空间,加之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裁定的结果常常与监狱提请减刑的建议不一致,在客观上不利于监狱机关积极而稳妥地引导犯罪努力改造,也会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2.罪犯在减刑中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

法律没有规定罪犯对于减刑的知情权。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考核,然后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减刑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被减刑的罪犯始终无法得知减刑的实际情况。另外,法律没有规定在减刑案件中罪犯的辩护权。大多数的罪犯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减刑制度的理解更是贫乏,如果有专业人士的法律咨询和帮助,就会更好地使罪犯理解减刑制度,对于其真心悔罪认真改造是大有好处的。

(三)法院的减刑裁定机制欠科学

人民法院的减刑裁量程序不完善,无法保证公正性。一些学者指出,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与报送的罪犯表现材料在办公室里研究决定是否减刑,也不询问被申请减刑者,他们不具体了解核实实际表现。单纯的逻辑分析、书面推理很难判定事实情况,特别是这种服

刑中的改造表现具有很大的观念性和人为性,凭书面材料很难真正说明实际情况。在这种书面审理方式下,对证据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以及取证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都是间接进行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对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是真实合法、无怀疑的前提下的,可这个前提往往会因各种法外因素的介入而不真实。

(四)减刑制度无法约束罪犯减刑后的行为

我国现阶段对减刑是否可以撤销的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多数学者认为减刑既然是对良好行为的奖励,就不能因为其他行为而撤销,否则就变更了减刑的奖励性质。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考虑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罪犯通过弄虚作假等违纪甚至贿赂司法人员等违法手段获得了减刑,还有的罪犯为了得到减刑伪装积极改造骗取信任,一但得到减刑后就放弃改造甚至抗拒改造,他们自诩“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司法机关对类似问题束手无策,对这样的罪犯是否可以撤销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减刑裁定呢?

二、完善我国现行减刑制度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实现减刑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减刑制度进行改革,以使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新时期刑罚执行工作的需要。在此,对解决我国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提出一些设想和改良建议。

(一)通过立法科学界定对罪犯减刑的条件

首先,要科学设定罪犯减刑的标准,该标准不仅要能准确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矫正效果。而且要对每个标准要设定可操作性的量化条款。对全国监狱的罪犯考核工作进行规范和统一,逐步消除罪犯减

刑的随意性,特别是不同监狱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实现减刑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

其次,要将减刑和罪犯的社会危险性挂勾,针对不同类型的罪犯的不同危险程度,设定不同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如对主观恶性较浅、社会危险性较低的过失犯、初偶犯及未成年犯可设定较宽的减刑标准和条件。对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枪等恶性案件的罪犯,在减刑上应设定较为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特别是对这类罪犯中余刑不长的人实施减刑时,更要以其释放后的社会危险性作为条件。

(二)重新设计减刑的程序

首先,减刑作为一种刑事奖励,要达到激励的效果,就要实施及时的奖励。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前每年定时办理减刑裁定的作法。将减刑作为院的日常业务,罪犯什么时间达到减刑的标准,监狱就及时按程序审查提请,法院按规定的程序及时作出裁定,以提高对罪犯的激励效果。

其次,作为减刑制度最大受益者的罪犯应充分参与到减刑的程序中来,以保障罪犯的权利。其一,要保障罪犯的知情权,包括减刑的条件、程序等等。其二,要保障罪犯的辩护权,如在罪犯因某种行为或原因被取消减刑资格时,应赋予罪犯本人或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三,要保障罪犯的异议权和申诉权,罪犯对减刑的结果有异议的时候,必须保证有自我救济的渠道。

(三)构建科学的减刑裁定机制

对于减刑的决定权应当行政化还是司法化,目前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在我国当前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减刑享有裁定权较为合理。但法院应改变目前“书面审”的工作方式,法院收到监狱减刑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后,应当及时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通知原犯罪行为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开庭时间,允许被害人到庭并发表对减刑犯的意见,合议庭应当认真听取。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要求拟减刑犯到庭,并听取其陈述意见,应当允许拟减刑犯聘任律师或代理人到场给予法律帮助。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通知罪犯所在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由积委会提出意见或让其他罪犯通过积委会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同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到庭发表意见。对于案情复杂或有疑点的减刑案件,法院应深入监狱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上措施大大的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甚至中级人民法院无法负担。针对这种情况,可将部分减刑案件分流到基层法院,如对拘役、管制和缓刑的罪犯的减刑完全可由基层法院实施。

(四)创建合理的减刑撤销制度

和假释相比,由于减刑没有事后约束力,造成了减刑致命的弱点。这就造成了部分罪犯先伪装积极,获得减刑后原形毕露;或有的罪犯经过减刑后发现由于刑期限制自己再没有判刑的可能时,就消极改造,甚至抗改,导致以前的改造成果也逐步丧失。因此,在减刑制度的改革中,我们有必要借鉴假释的考验期制度,给减刑也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即将现行的绝对减刑改为附条件的减刑。法院在裁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和期限,在该期限内若违反条件,法院可根据监狱或公安

机关的建议撤销减刑。

第四篇：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推荐）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近些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面对文化产业大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尤其需要冷静，需要清醒。形势越好，越要科学发展；形势越好，越要注意可持续发展；形势越好，越需要理性发展。

一、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产业建设的“泛”与“滥”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既需要宏观的科学决策，也需要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科学谋划。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缺乏对产业发展细致调研和理性分析，忽视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和产业基础，对文化产业把握不精准，笼统发展，对文化产业的理解、界定也不够深入准确。这种对文化产业的“泛化”理解和“泛文化”发展，导致了文化产业蜂拥而起的“滥文化”产业现象，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低层次发展、同质化竞争的现象屡屡出现。比如，各地“跟风”建主题公园，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又如，各地跟风式的拍山水实景剧，但能挣钱的寥寥。再如，近些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泛滥，文化产业园区、动漫基地、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必要的园区是需要的，但这样一些基地的泛滥，到底带给产业什么？这些浮躁怪相背后是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只顾眼前过瘾、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短浅目光。

（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盲目投资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投入的保障。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鼓励，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文化产业，给予文化产业发展很大的助力，但也显露出偏离理性的冲动投资与投资方式不合理的问题。以电视剧行业为例，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电视剧总投资约60多亿元，电视剧年产量为1.4万集，位居世界之首。与高额投资和巨大产量不相匹配的是，据国家广电总局同期数据，中国每年电视剧产量和播出比为5∶3,近3年，电视剧审批数目和已播出数目比为10∶1.4成多电视剧生产出来，从未播出，投资无法收回，60多亿元投资直接回报给投资者的利润不足17亿元。社会主义文化产品首先需要叫好，如果不叫座，无疑是对国家的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忽视核心竞争力，文化产业没文化

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其核心是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文化产品与一般产品不同，要有文化自觉，注重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传递。

但在当前文化发展中，一些文化产品没有文化，只是披着文化的外衣，曲意迎合，低俗庸俗媚俗，缺乏文化的根与魂，不注重挖掘时代的闪光点和人性的内涵，作品缺乏打动人灵魂的力量。这些现象可概括为文化的“六无”状态：无根、无魂、无序、无声、无力、无信。

此外，还有一种误解：文化产业就是挣钱，文化事业就是花钱。部分文化单位唯钱是问，有企业没文化，有团队没精神，有经营没管理，普遍忽视企业文化建设，有意无意忽视了文化单位的核心竞争力是文化这一本质特征。

近年来，一些新改制的文化企业，不是集中精力把企业做强，而是忙于“转企、组建集团、上市”三步走。不少企业上市就为圈钱，却没考虑募集来的资金该怎么花，生产什么样的核心产品，更忘了文化单位的立足之本是文化，将文化产业等同于一般产业。作家阿来曾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样下去文化产业发展也会使文化成为金钱的附庸，成为庸俗的叫卖品。

（四）统计不规范，未纳入国家统计系统

文化产业的数据统计是党和政府实施文化产业宏观调控、文化单位进行微观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当前，各地在文化产业界定、分类和统计指标设计上不够规范、科学，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标准不

一、泛化统计、漏统虚报、编造数据的现象。例如，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中，在核查出的1.3万亿元GDP增量中，服务业漏统占93.7%,文化产业大部分涵盖其中。

（五）产业发展中的“一刀切”现象

“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步伐，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决定性进展。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应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一刀切地用统一的路线图推进，盲目、简单的企业化，只会导致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在新闻出版业就存在这种现象，不论当地出版业的发展程度，不考虑当地的文化资源、文化实力，一律部署“走出去战略”.这方面，我们不乏案例和教训。

（六）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错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是我党提高执政水平的一种自觉。

但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却与上述要求有一定距离。比如“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做法，把有关部门从党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从思想文化领导部门变成了直接管理者。多年来，中央强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却形成了新的“党企不分”,把党的有关部门推到了行政工作第一线指挥工作，而政府的相关业务部门则退居到二线。坚持党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站到一线具体领导就是“坚持”如何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值得思考。

二、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对文化大发展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

（一）忽视了文化基本的教化功能

文化对社会有教化作用。汉语中，文化有“人文教化”之意，“人”是讨论文化的前提，“文”是基础和工具，“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十七大报告重点提出并论述了“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尤其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更需要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只强调文化的经济价值，忽视文化的教化作用。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价值的认识还需深化。文化产业也有着把握导向、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基本职能与义务。

（二）片面理解文化大发展

文化大发展的核心是十七大报告中所论述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大发展等同于文化产业大发展，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经济利润。当前文化建设中，要谨防忽视文化的传播规律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的冲动式“文化大跃进”,以及与之伴生的文化产业泡沫。

（三）没有做到因地制宜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为文化发展提供必需的发展土壤与环境，不同地区在发展文化产业上，从资金投入到文化体制改革，都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实际，按照发展规律，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例如在文化产品“走出去”的问题上，有条件有能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出去”,能增进不同地区和民族间对文化的了解和沟通，有助于扩大本土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打开国际文化市场空间。但一些地区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盲目高喊“走出去”,不但不实际、不可持续，甚至会带来种种副作用。

三、对策和建议

发展文化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塑国民心灵、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经过“十五”、“十一五”的积累，我国文化产业正从粗放发展向集约、规模化发展过渡。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在所难免的，及时认识问题并防患于未然，可避免交付不必要的学费。

（一）理性认识，把握规律

文化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等同于其他经济门类。不顾文化自身特性盲目发展文化产业，不但无益于文化产业发展，还可能阻碍文化自身的发展和繁荣。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理性认识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内涵，把握其特点与规律。

（二）理性发展，重视文化

要重视文化的教化功能。无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根本，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重视核心竞争力文化的生产。

文化产业领域既需要大企业也需要小企业，大不等于强，不能一味地、盲目地求大。要防止过分垄断对文化产业的消极影响，因地制宜，促进中小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理性评价，规范统计

为迅速、健康地发展文化产业，必须科学界定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概念、范围和分类，完善统计指标，规范统计方法，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防止非理性的炒作和为我所用的注水式“编造”.要加强统计的基础建设，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同时建立奖惩机制，设置诚信申报信用系统。对积极配合的文化单位给予相应的奖励，对弄虚作假的单位进行批评教育停业整改甚至吊销执照的处罚。

（四）理性投入，科学投向

一方面应强化政策支持，进一步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投资不足会制约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在稳定政府投资的同时，降低准入门槛，鼓励非国有的经济力量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要理性投资，要有回报意识，杜绝不计回报的文化投资意识，谨防重复建设、低层次同质化竞争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尤其要注意将钱投到那些需要钱并能够赚到钱的行业和项目。

（五）理性转型，理顺管理

其一，逐步改变党企不分、有关部门成为文化产业部的倾向。目前的管理办法，作为强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渡性、阶段性手段，可以理解，但宜缩短过渡期。有关部门应将注意力聚焦到提高党对意识形态的执政能力和方针政策的把握上。其二，文化产业涉及的管理部门众多，存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的问题，又存在职能空缺，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文化管理体制。需注意的是，在文化产业管理中，政府的领导是“引导”而非“干预”,政府的角色是提供服务的“引导者”而非事必躬亲的“管理者”.其三，要充分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不能一味用经济指标考核文化企业。对转企改制，应有一定的压力感，但不能过分。压力过大难免造成资源的浪费及弄虚作假。而文化体制改革是要为文化人创造更加广阔的能够创造、创业的大环境，不理性地转型，是舍本逐末。

（六）理性培养，重视人才

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智力资源与人力保障。当前，新兴文化产业人才匮乏问题严重，解决文化产业的人才问题已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在人才培养上，要做到战术与战略相结合，防止重战略规划轻战术计划现象的延续。注意理性培养人才，尤其在当前人才教育主要由高校负责的情况下，要解决重理论知识灌输，轻职业素质和能力培养的老问题。

要言之，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任何新兴产业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问题。

（作者：薛保勤

解国记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新华每日电讯社总编辑）

第五篇：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本文列举了目前我国高校（本文特指大陆地区）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并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作者指出，高校管理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对高校行政化管理的体制和思维尚未得到改变，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类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所造成。最后作者针

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对策。

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近年来，一向在人们心目中远离是非纷扰之地的圣洁的象牙塔--高校也频频被学生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确实十分严重。

一、目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它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特别是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它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的，甚至山东省的几位考生还专门为此诉诸法院。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它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或有残疾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在招生中还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招收保送生的问题，按照国家教委1988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其目的在于完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招收保送生的工作，应有利于培养和选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有利于更好地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鼓励和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条例》第二条详细地规定了保送生的条件，总的要求是被保送的学生必须是德智体美劳方面表现一贯优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不可否认，制定该《条例》的出发点是好的，在《条例》施行之初也曾起过比较好的效果。但在近些年的招生工作中，由于受到当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及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办法，在招收保送生工作中，不正之风已非常严重，以致严重影响到了招生的公平性以及违背了制定《条例》的宗旨。

招生工作中还普遍存在着一个透明度低的问题。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

2、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

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

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

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前些年报道的数起学生起诉高校的案件中所批露的情况反映了这一点。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考博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而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3、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因此各个高校有权自主制定学术管理的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一些高校制定的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往往从实体上或程序上却是不合法、不合理、荒谬及不近人情的。

例如，国内有高校规定，对于毕业论文不能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者，学校只颁发结业证书，不发毕业证及学位证。但事实上，该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于是现在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这一类规定了。其中有的学校规定，在读的博士发表文章必须以本校的名义发表，以其所工作的单位名义发表的论文不在此列。甚至有的高校所作出的规定与“始作俑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一些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针？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对每学年班级成绩排名中处于末位的学生实行淘汰，而且与之相应的还规定了任课老师所出的试卷必须符合学校规定的标准，即必须有不及格的学生。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考及格就是老师的失职，将受到纪律处分。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容易发生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情况。

4、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钩。而且，职称、工资、住房、福利这些东西一旦“先占”了就会永远地占有，如果错过了往往很多机会会与错过者失之交臂。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而质量的标准就是文章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但职称评定往往有“指针”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为了争夺有限的指标，于是便出现了同评委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有人为了早一点被评上，不惜花重金去“搞定”评委。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它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方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及户籍关系死死扣住。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二、问题出现的原因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体制与思维尚未改变，高校自主管理权很难得到落实。例如高校进人有人事指针限制，进一个人很困难。而且，人进了高校，因高校控制着户口和档案，服务合同到期后想出去也极为困难。另外，高校想主动清退不合格人员因体制的限制也很困难。高校内机构的设置与动作基本等同于行政机构，“官本位”意识浓厚，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不知这位负责人以上言论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遗风。

2、一些在计划经济年代产生和实行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没有主动地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加以改革。例如当初制定北京地区高考考生低分录取的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从当时首都经济无法解决那么多青年就业的问题考虑的。如果将那么多无法安排就业的青年人放到社会上不利于首都的治安，为了首都治安的稳定，干脆让他们去读书。当然，不管是在该政策实行之初还是在今天，该政策的实行产生的结果都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当初出台该政策时人们对公平问题尚未予以重视，而且当时人人向往首都，无限地羡慕幸福地生活在首都的人们，所以让首都的人们沾点优惠全国人民都能容忍甚至能理解。而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宪法所确认的公平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开始思索该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国家对其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其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那么再出现那种各省的考生只有精英才能上北大、清华，而北京稍优秀甚至普通的考生就可以上北大、清华的情况，是非常不公平的，人们对此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因为北大、清华是全中国人的北大、清华，而非北京人所独有。前些年报刊曾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讨论的唯一结果就是北京地区高考改成单独命题了。此外，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前制定该政策的原因已基本不存在至少已被大大地弱化了，比方说现在北京市的学生很容易出国读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放弃在国内读大学的机会而直接出国留学。因此，适时地调整这一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再拿保送生制度来讲，当初制定该制度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而且在起初的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问题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保送制度已被严重扭曲，保送名额往往成了有权或有钱的人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争取上个好大学的机会所纷纷追逐的目标。

3、由于受当前社会浮躁的风气的冲击，近年来高校纷纷忙于合并、扩招、升本、以及高校排名，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其混乱的局面并由此带来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治乱世当用重典”，于是各高校纷纷出台了以学术及教学管理为主的各种严厉的规定。因此，上文所述的诸如“末位淘汰制”等种种荒谬的规定遂应运而生。但问题是，作为社会理性与良知的摇篮的高校出台的规定理所当然也应该是理性的。如果在人们心目中一向被当成是神圣的知识殿堂的高校所出台的规定却是荒谬的、不理性的，那么高等教育不但产生不了理性和良知，反而只能对整个社会的荒谬与不理性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的作用。

事实上，高校的所谓学术管理往往只是针对学生的，靠剥削学生的劳动来为学校争国内高校论文排名。但对于评上职称的副教授、教授以及评上硕导、博导的副教授、教授们，却缺少行之有效的考核的办法。现实情况就是：只要某人被评上后，他就永远可以霸在这个位置上，享受教授或硕导、博导们按学校的规定应该享受的待遇。至今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导师资格的情况。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上课所讲的内容还是十几年前的过时的纸上谈兵的理论，以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而且，对很多教授们来说，成名后往往各种社会职务和头衔接踵而来，成天周旋于各类行政的及社会的事务性工作之间，根本无力或无心再去搞学术。而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相当一部分的教授成名后往往为名所累，遂使得成名即意味着宣告了学术生命的终结。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往往有些成名的教授十年没有有份量的学术成果，发表文章只能靠剥削自己的硕士、博士的劳动，但他还是博导，有才的青年学者就是上不去。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和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的现状，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4、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高校管理行为，尤其是高校对老师和学生进行处分行为的法律定性的问题上。目前，法学理论上一般将其定性为行政处分，对于处分行为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能通过申诉等其它途径来解决。但是，对于严重到可以将老师、学生除名或开除的，极有可能侵犯到我国公民的享有的，且为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劳动权及受教育权的“处分”，受处分者不服却不能诉诸法院，实在有违情理。虽然法律规定了受处分的老师如果不服，可以向当地人事部门提起仲裁，但对于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应该如何救济，尤其对有关当事人是否可以提起诉讼的问题，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另外，对于受处分的学生能否向法院起诉以请求司法救济的问题，目前法律对此亦无明文规定。对此，各地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实践中有的法院决定立案，有的法院决定不予立案的分歧一方面使得国家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不予立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违背了现代司法制度设立的宗旨及法治社会中法院应当发挥的功能。而且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分须必记入学生档案并不得撤销前科，被处分的学生将背一辈子黑锅，“一日有罪，终身有罪”。因此，在对待学生被处分，尤其是被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问题上，被处分学生如诉诸司法，虽然目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讲，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5、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滞后与粗糙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尤其是缺乏受处分学生对处分不服如何救济的法律程序。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包括申诉的机构、申诉的时效以及有关机构答复的期限、对申诉答复不服的，被处分的学生应当如何救济等种种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故据报道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中，自96年权利被侵犯时起，三年来刘燕文一直向北大及国家教委申诉，但从北大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无可奉告”或“研究一下”即无下文。

在高等教育方面，法律的滞后、粗糙与缺位相比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例如，现在我国高考已取消了对考生年龄、婚姻状况的限制，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招生中却仍然对考生有年龄的限制，而且对本专科生仍然禁止在校期间结婚等。另外，我国的《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分别于1995年与1999年施行，其与时代脱节之处并不多，但由于这两部法律规定得都比较原则、笼统和抽象，在高校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较少有实用性。但对于与高校管理及与高校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却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它们之中自实施之日起至今最长的有21年，最短的也有12年。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当初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由“政府推进型”立法所产生的法规本身就笼统、粗糙，加之近些年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急骤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形势，这些法规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在高校管理中，对于学生偷食禁果者的处分一般都套用该规定而对其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的处分。但是，对于偷食禁果的学生是否属于“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在今天人们的观念已经能够容忍避孕套自动售货机已堂而皇之设置在一些大学校园内的“新形势下”，是否能继续延用以前的思维值得进一步思考。

再如，就学位评定程序来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因该《条例》及《暂行实施办法》并未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是实质审查还是程序性审查，由于该立法存在的这一缺陷，遂使得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那种外行审查甚至否决内行论文的不合理现象。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1、必须加强高等教育自身的及有关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的研究，加快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及时清理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的步伐，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无法可依和法律、法规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现状。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规章滞后于时代要求的问题并正着手予以解决。据报道，日前《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已出台，并即将交付审议，我国高等民办教育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历史在不久的将来即有望结束。另外，不久前在南京召开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综合处一位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现行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是1995年颁布的，已落后于高校扩招的新形势，会议决定修改并加以完善，修改后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将有较大的放宽，突出了以人为本思想，适当放宽研究生学籍、在校时间，允许婚后有子女的研究生把孩子带大，再重新回校攻读学位等。

2、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对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从性质上来看或为实践所证明已严重不公平的或在实践中产生大量腐败问题的，如对北京地区考生高考低分录取及保送等种种政策，应大胆地改革或直接予以废除。此外，对高校的现行管理体制也应锐意改革，革除目前高校中存在的官僚的陈腐的积习，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专家、教授以及学生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使高校真正地实现自治。另外，对学术管理问题，应健全专家的以及民间的评估机制，学术问题应由高校的自律及知识分子的良知来决定。

3、高校管理中，必须贯彻依法治校，尤其是依法律程序或合理程序治校的原则。高校管理中，特别是学术管理中如果出现了良心问题，一般情况下法律是无法解决的。但如果有关高校管理的规定本身或高校管理行为及管理过程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或管理行为而自身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另外，高校在贯彻依法治校原则的同时，在管理中还应怀着远大的目光和宽阔的胸襟。例如在对待人才流动问题上，对高校来说，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学术停滞的后果。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4、最后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只有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只有不断地努力地去革除高等教育中的积弊与陈习，才能使高校避开社会浮躁风气的冲击，真正地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好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