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密法制建设的历史

第一篇：我国保密法制建设的历史

保密工作出台的重要文件

192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组织部通告组字第3号）

第一次从革命全局的高度，阐述了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全党把秘密工作“同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并对文件移送等提出了明确保密要求。1928年，中央先后下发《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1934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等文件，有力地扭转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所造成的严峻局面。抗战爆发后，党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合法地位。

1934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不了《关于转移中的文电处理和保管办法》，系统规定了战争环境中文电保密工作的各项制度。

1937年，中央制定《保守党内秘密条例》，对党员保密提出具体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党以秘密斗争为主的局面开始改变，保密工作也逐步走向统一和公开。

1943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阅读党内秘密文件的通知》，提出了以文件内容为条件、以下发文单位性质为依据，以客观环境为基础划分文电密级的统一标准，将文件划分为“普通件”、“普密件”、“机密件”、“绝密件”四类，并规定了每一级的具体内容范围，规定了阅读人员范围和纪律。1947年新华总社《注意在报道中不要泄密军事秘密》的指示

1947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制发了《关于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处理文件的规定》，就涉密文件的保密管理作了进一步规定。

1948年，中央印发《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和《各级保密委员会章程》，对中央和各级保密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及工作方法作了规定。1948年8月8日新华总社《关于严守军事与生产秘密，防止单纯新闻观点的指示》

1948年10月6日中宣部《关于新华社发电保密制度的规定》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机要保密工作规定《机要规则》，确立了党政军机要电讯工作统一领导体制，对电讯密件以及机要电讯人员的保密管理提出严格要求。

1949年，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关于机要工作制度》，对机要电讯保密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并明确提出“电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确实、迅速、秘密”。194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严防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新闻记者刺探政情军情的指示》，为正确处理保密与新闻自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补充决定》，明确指出：“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乃是关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问题。各级党委必须重视保密工作，并将这件工作作为自己经常注意的工作”，这两份文件时新中国初期波阿米工作的指导性文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60年3月，中央保密委员会起草了《关于保守国家秘密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作为党内法规下发施行。《暂行规定（草案）》对《暂行条例》有关规定作了细化和调整。

第二篇：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管志琦

 2013-05-31 07:32:00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完备的教育法制是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教育立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力加强普法与依法治教，为推进教育的改革发展、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和维护教师、学校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应当看到，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满足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一些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一些法律法规的执行还不到位，学校依法治理的机制还不完善，教育司法实践面临许多困境。当前，有必要对我国教育法制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科学诊断存在的问题，按照依法治教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的进程，推动我国教育在新的起点上更快更稳健地发展。

一、新中国教育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伴随新中国曲折发展历程，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但卓有成效的过程。回顾６０多年的教育法制建设工作，可粗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教育法制建设的开端（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５６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着手废除旧法，建立新法。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的教育条款为新中国的教育规定了基本方向。这一时期的教育立法主要围绕如下任务展开：收回教育主权，妥善接收全国学校，取消国民党对学校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等。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原则和精神，会议决议认为，我国教育应该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中国教育有用的经验，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随后，社会主义教育法制建设工作开始起步。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这一时期未出台具体教育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看，全国教育总体上有序运行，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第二阶段：教育法制建设跌入低谷（１９５７至１９７６年）。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受“左” 的思想影响，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工作几乎停滞，教育正常秩序遭到严重冲击。１９６１年，为纠正“大跃进” 所造成的失误，从１９６１年起，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要求，中央对全国教育秩序进行了调整，相继发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规程，教育法制建设工作有了起色。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国家立法工作完全停顿，５０年代以来国家制定的一批法律、法规丧失了权威性，司法工作也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性。相应地，法律不仅没有可能向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延伸和渗透，反而受到各种非法律手段的侵蚀和支配，各级各类学校陷入混乱甚至几乎不能正常运转，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第三阶段：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恢复探索期（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９２年）。“文革” 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工作的推进，教育法制建设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颁发了１９６１年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逐步恢复学校教学秩序。长期与法制隔阂的教育领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宏伟蓝图为基础，开始向依法治教的伟大目标进发。１９８０年２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第一部有关教育的法律。１９８２ 年１２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为依法治教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１９８６年４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步专门法律，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国家层面加强教育立法的同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一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人民政府也制定了一大批有关教育的政府规章，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法律法规的内容。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教育立法工作，是为了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突出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应急” “救火” 性质，对整个国家的教育法律体系尚缺乏深入探索。

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１９９３年至今）。进入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依法治国逐步深入人心，对加快教育法制建设的要求愈加迫切。１９９３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必须“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此后，原国家教委把加快教育法制建设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把教育立法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提出了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总框架，即由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和教育部门规章三个层次构成，并制定了教育立法进度表。自此，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进入了快车道。１９９５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多部教育专门法律以及数十部部门规章，适应我国国情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形成。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了“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简称“六修五立” 教育立法计划），对新时期教育立法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目前，有关工作正在推进。

回望新中国教育法制建设历程，我们发现教育法制建设工作与教育事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凡是重视教育法制建设、教育立法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凡教育法制建设被忽视或破坏，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尽管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历经曲折，但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社会事业领域，教育立法被高度重视，立法种类和数量较多，立法质量逐步提高，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为今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依法治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当前教育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周延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在上下级教育法律之间、教育法律法规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甚至同一部法律的具体制度规定之间，存在若干错位缺位、相互矛盾之处。比如，《教育法》第三十一条确立了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分别明确相关领域学校的法人身份。但是学校法人制度，特别是其法人财产权相关制度安排，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当前法律并未予以规定，从而导致教育产权关系模糊、各方权益缺乏法律保障。［１］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与全国人大颁布的上位法《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存在矛盾。［２］

（二）教育立法存在“重权力、轻权利” 的倾向。从根本上讲，教育法制建设之目的，首先在于保障公民的教育权利。但当前的教育法制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重视和信赖政府威权的思路，将公民权利保障责任主要归于政府，［３］偏重政府在教育中的责任，并以授权的方式来保障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责任的行使。同时，法律并未对政府在教育中的权责作出明晰界定，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与限制机制。这种“政府全能” 的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权力本位法治，导致了行政权力扩张和公民权利的挤压。［４］从而，在教育活动中，个人的那些正当的但与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不符的权利主张容易被忽视或者被否定，而当权利受侵犯时又往往难于直接依法救济。在社会结构已经由主体一体化逐渐转向多元化的今天，这种容易导致“重权力而轻权利” 的传统法治观念，已不再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三）教育立法工作滞后于教育实践。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最为权威的手段。教育是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涉及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在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如何对这种复杂社会关系进行有效调节，如何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成为了教育立法的紧迫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立法明显加速，但总体上看，仍然滞后于教育实践的需求。在学前教育、终身教育等方面，还存在法律的空白。［５］一些明显滞后于教育实践的教育法律法规，未能及时清理修订。许多重大教育现实问题，仍然没有从法律的层面进行解决，要么给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要么使得教育工作的随意性很强，缺乏约束和规范。比如，针对近几年愈演愈烈的教育考试作弊问题，由于缺乏考试方面的法律法规，惩治打击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往往只能治标不能治本。［６］针对教育立法工作滞后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了“六修五立” 的立法计划，但不可能覆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教育立法的被动局面一时难以从制度上根本扭转。

（四）教育立法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不足，与教育立法水平、经验和立法技术方面存在的缺陷密切相关，同时也暴露了我国教育立法程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７］由于缺乏细致严格的立法程序规定，［８］教育立法的前期调研不足、立法中公开征询意见力度不够、利益相关群体缺位，使得教育立法时未能充分把握教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与需要，且未能充分采集社会各界的智慧。因此，虽然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教育法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其中就教育法律制度和教育法律关系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和前沿的探讨，但遗憾这些成果未能转化至教育立法的实践中，难以对教育法制发展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五）教育执法面临诸多困境。我国教育法律文本规定存在过于笼统的问题，原则性、方向性表述多，实操性内容少，且缺乏关于责任追究的规定。［９］ 这就为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寻租、司法部门选择性司法提供了空间，使得实践中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并可能造成权力腐败。当公民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发生纠纷时，往往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裁决、实现权利救济。［１０］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主体与执法对象的法律身份应是平等独立。但在教育执法过程中，各级教育部门作为执法主体，与其执法对象往往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导致执法行为受到很大阻碍。比如，《教育法》规定：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拔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济逐步增长。” 但由于对这一条款的执行主体是各级政府，导致无法对其执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更不可能进行司法诉讼。另外，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１１］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学校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甚至可能被看作政府的附庸或延伸，学校管理的人事权、财权甚至教学、课程等方面的权力都在政府。因此，教育法律规定学校、学生应享有的权限，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加强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工作的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结合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对进一步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工作建议如下：

（一）教育立法应立足权利本位和教育本位。针对当前法治观念“重权力轻权利” 的倾向，在今后的教育法制建设工作中，特别是教育立法工作中，应当突出权利本位，突出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１２］ 这种对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必须结合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教育是以培养人、成全人为目的的活动，因此教育法律对教育权利的分配、对教育关系的调整，需要将法律的特殊形式和教育的特殊内容相结合，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规范、保护和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法律的规范、程序、责任和整体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立足教育活动的本质特点，顺应教育法域的独特性，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和和根本归宿。在当下，尤为重要的是，要审慎地扬弃简化主义的行政法律关系定位及其法律适用，结合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合理细分政府、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及几者间法律关系，并予以具体的制度保障。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避免选择性司法，为公民的教育权力诉讼提供便利。

（二）抓紧弥补教育法律缺陷、填补立法空白。当前，我国教育立法还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还存在不够准确或完善之处，教育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尚需法律法规进行规范。［１３］特别是教育法律对公民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力度不足，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合理自主行使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在学校法人制度的具体内容、学前教育的政府责任、受教育者权利的法律救济、考试规范的法律制度等若干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对此，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虽已提出“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 的“六修五立” 教育立法计划，但也不可能覆盖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难以很好适应迅速变化的教育环境。在抓紧推进“六修五立” 的同时，要及时研究分析教育问题，敏锐把握教育立法修法的现实需求，解决教育法律法规的周延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教育立法的科学性规范性。在完善教育立法的同时，也要防范凡教育问题必言立法的倾向。法律是分配和调节教育利益的有力工具，但并非唯一工具，也并非总是最佳工具。退一步说，即使有必要以法律调节的教育活动，也并非都需要专门创立新法。法律本来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概括性的社会规则体系，事无巨细皆立法，教育各阶段各领域皆立法，必然造成法律的重复冗余，且僵化和割裂教育活动，还不利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部新法的创立必须以必要性、可行性和不可替代性为前提，且必须是在“类” 的层面上，对于具有共性的一类教育关系的规范。而在共性之下的某些非本质性的差异，有时没有必要再专门立法，或者没有必要以全国人大为立法主体、在较高位阶上立法，避免法律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教育立法尤其要慎之又慎，避免随意性，否则新立的法律将可能成为改革创新的障碍。教育法律法规的修立应当充分调研和论证，全程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尤其注意吸收教育领域和法律领域的相关实践工作者、学术研究者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尊重民意但立足法理事理，勇于创新、突破藩篱，站在引领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全局考虑相关教育法律制度设计。

（四）提高教育立法的技术水平。立法技术关乎立法的质量和实施效果，增强教育立法技术水平是教育立法当务之急。首先在立法语言上要增强表述的明确性、准确性。立法语言是立法者表达其立法意图、立法目的的文字载体。提高立法的语言技术，就是要增强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明确性，做到概念明确，表达清晰，不可产生歧义。其次要注重不同教育法律法规之间的逻辑联系。对于法律法规之间重复性过多的现象，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统一的规范，对于一部分长期使用了“暂行”、“试行” 等名称的法律法规，应当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及时的通过法律程序将其制定为正式的法律文件，对于其中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应当及时予以废止。最后，要重视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我国《立法法》明确了有关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１４］一些重要的教育法律，经过充分的公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公民参与，把各方的矛盾和意见提出来充分讨论，把正确、合理的意见收集进来才能使法律更加符合实际，可以提高教育立法的透明度、提高立法的质量以及其实施的社会基础。

（五）加强教育执法司法这个薄弱环节。应当说，我国对教育立法工作是高度重视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相比之下，教育执法司法工作明显滞后。许多教育法律法规内容挺好，但长期得不到真正落实。虽然有关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力，但当公民教育权利被侵犯提出诉讼时，大都不被受理。目前，教育法制建设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大力主张依法治教，依法保障公平受教育权，依法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在教育管理活动中，法律并没有成为最高准则，行政指令依然是政府管理教育的主要方式，学校办学自主权仍难以落实到位，公共教育权利依旧被束之高阁。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教育法制工作本身的严肃性。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教育执法和司法。在立法层面，要进一步强化有关教育责任追究的内容。在执法层面，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要以适当方式，对教育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在司法层面，要进一步畅通教育诉讼的渠道，完善公民教育权利救济的体制机制。

［ 参考文献］

［１］ 巩丽霞.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立法的困惑［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７（１２）.［２］ 税兵.民办学校“合理回报” 之争的私法破解［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５）.［３］ 贺卫方.二十年法制建设的美与不足［Ｊ］.中外法学，１９９８（０５）.［４］ 姜明安.行政的“疆域” 与行政法的功能［Ｊ］.求是学刊，２００２（０２）.［５］ 庞丽娟、韩小雨.中国学前教育立法：思考与进程［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０５）.［６］ 徐建辉.也谈考试作弊的危害及对策［Ｊ］.继续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０１）.［７］ 蒋后强.《教育法》修改中法律责任的立法技术研究［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０５）.［８］ 孙潮、徐向华.论我国立法程序的完善［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３（０５）.［９］ 李小球.当前教育执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Ｊ］.当代教育论坛，２００６（１４）.［１０］ 吴安新.教育权利救济刍议［Ｊ］.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４（２８）.［１１］ 周洪宇.尽快制定《教育投入法》［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２（３４）.［１２］ 余雅风.教育立法必须以教育的公共性为价值基础［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０１）.［１３］ 穆岚.教育法制建设亟待加强［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５（０１）.［１４］ 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Ｊ］.法学，２０００（０６）.

第三篇：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

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现状

摘要：坚持依法治体，加强体育法制建设，是我国未来体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和任务。为此，需要对我国进入新世纪后体育法制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深入开展体育法制发展的战略研究。本文就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目标、方针、道路以及对策等基本战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关键词：依法治体、体育法制、发展战略、战略研究

我国体育法制经过多年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主导,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补充的有机体系。其中法律是指历经25次重大修改于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填补了我国在体育领域的立法空白,结束了我国体育事业无基本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入了“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新阶段。《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为实现体育工作依法行政和依法治体创立了规范，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建立了保障，也为制定配套的体育法规规章奠定了基础。除《体育法》之外，还有众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作为补充。据统计从1979年至今，各级人大和地方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颁布有关体育的法规和规章近千件,涉及体育的综合治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体育产业化经营、体育纠纷解决、运动员体育权利保障等各个具体领域,为《体育法》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进一步的体育立法工作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看到,我国体育法制建设仍是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体育法制建设滞后的状况仍然存在。例如体育立法的效力等级较低。现行中央级体育立法中,只有1件法律、3件行政法规和几件法规性文件，大量的是体育部门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行政规章。

1、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道路选择

我国当前任处在深刻变革与转型的历史期。体育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服从于尚不发达的现实基础和加速赶超的发展要求所形成的双重制约，充分兼顾综合利用多方面的发展变量，走出一条符合社会转型规律、反映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与体育法发展鲜明特色的依法治体之路。为此，要注意处理好以下诸方面的双向协调关系：

1.1坚持超前引导与渐进发展相协调

法律作为能动的行为规范，能够对社会事业实施前瞻性引导。市场经济“先规则后市场”的客观要求，更明确提出了以法律规范和引导改革与发展的任务。依法治体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加速体育法制化进程的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体育法制还不能很好满足现实需要的状况，从而使加强超前体育立法、加快体育法治发展具有极大地现实紧迫性、但是，由于受我国现有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体育发展水平的制约，现有体育法制的许多环节较薄弱，广大公民和体育工作者对体育法制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依法治体又必须依赖于它所存在的客观基础，渐进式的向前发展。

1.2实行国家法制与地方法制相结合构建体育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原则，对体育法制建设进行全国性的整体规划与部署，加强中央级的体育立法和统一执法与检查应置于体育法制工作的首位。但我国毕竟是幅员辽阔、地

域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大国，为保证国家体育法制部署的具体落实和因地制宜发展各地的体育事业，必须加强地方的体育法制建设。特别在有些中央级体育立法意识难以出台或有些全国性体育法制措施尚未采取之时，发挥地方体育法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时，中央和地方的体育法制都应加强人大、政府的统一领导，体育部门要主动争取，与有关方面搞好协调。

1.3制定组织规范与立法规范相补充

依法治体所依之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权威性、普适性规范。在我国许多具体的体育工作还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加快体育法的配套立法，仍是体育法制首要和长期的任务。而在国家立法一时难以满足体育发展现实需要的现阶段，还要根据体育活动与组织高度社会化、民间化的特点以及体育工作显著行业自律性的特征，严格体育部门特别是各类体育社会团体的依法治理，加强台体育组织的建章立制，完善体育组织的内部管理规范，以此作为体育立法的延伸和补充，共同促成依法治体的有序局面。

1.4适用专门立法和公共立法相配合体育法制建设能够相对独立的存在，在于有着反映体育特殊性的专门体育立法及其构成的体育法规体系。国际体育发展和我国体育法制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专门体育立法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性。然而体育法制有事置于整个社会法制系统之中的有机部分，需要国家公共立法和其他有关部门立法的共同调整。当前，在加强专门立法的同时，有必要特别强调在各类公共立法和相关部门的立法中，要对体育的利益和发展予以更多的考虑和体现。

1.5确保加快立法与有效执法相同步

立法与执法是法制工作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依法治体必须做到并保证体育立法和体育执法的同步发展。为了实现建立体育法规体系的工作目标，特别是在我国体育立法离完善配套还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必须对体育立法予以更大的关注和投入，调动更多的力量开展体育立法的调研和拟制工作。而在体育立法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加大体育执法及其检查力度的问题已被提上议程，并将在今后的体育法制实践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工作比重。为此要积极采取各种务实性对策，保证体育执法的规范性和体育执法监督检查的有效落实。同时，要注意在立法层面上更多的烤炉体育法规的实施效益，加强体育立法与体育执法的双向反馈。、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战略对策

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必须体现和落实于依法治体的各项具体任务和实际举措，采取有利于战略发展全局的实施对策。从我国体育法制工作的现有状况和未来需要出发，当前应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切实加强对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

2.1.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法制意识，高度重视法制工作，将体育法制建设置于体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对体育法制建设进行认真的规划和计划。要全面贯彻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对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规定，切实将体育法制建设作为实施体育宏观管理的首要内容。

2.1.2建立体育法制工作责任制度，明确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管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分工，保证体育法制工作在部署安排、机构队伍、制度措施、操作运转、物质保障等方面的全面落实。要将体育法制工作作为衡量体育部门领导素质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纳入体育工作综合评价体系。

2.1.3为保证体育法制工作的规范化运转，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建立体育法制工作的计划和年终总结检查制度。国家体育总局应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不同主题体育法制工作会议的做法，指导和推动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会同人大、政府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体育法制工作的研究与交流，对体育法制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2.1.4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向同级人大、政府及其法制职能部门汇报体育法制工作，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主动争取他们对体育法制建设的关心、领导和支持，并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团体的联系与配合，共同推动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

2.2 强化体育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2.2.1要下大气力建设好全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指挥系统。国家体育总局对现有政策法规司的部门与人员配置，应进一步向加重法制工作的方面调整，扩大专职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编制，扩大法制工作部门的工作范围和实际效能。国家体育总局各司和各职能处室，都要有分管体育法制工作的领导和责任人员。

2.2.2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的机构改革中，有条件的应争取保留或设立体育法制工作的专门机构。不设立专门体育法制工作机构的，应明确管理体育法制工作的机构和专、兼职工作人员，形成各层次紧密衔接的体育法制工作组织网络。

2.2.3全国性和省级的体育管理中心、体育社会团体中，要创造条件逐步设立处理法律 事务的职能部门或分管部门，指导本组织依法开展体育工作，协调各方面的法律关系，切实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2.4加强对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的教育培养，建立岗位培训考核与持证上岗制度，采取有效的组织和激励措施，提高体育法制工作人员的思想与业务素质。省市以上的体育行政部门和有条件的体育组织要积极招考和引进一定数量的法律专门人才。通过各种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素质、能胜任工作需要的体育法制工作队伍。

2.3大力推进体育配套立法的步伐

2.3.1以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为目标，在现有体育法规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体育立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国家体育总局和省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深入分析把握体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做好体育立法的预测和规划，特别是要努力争取和进入高层次的立法计划，并做好落实体育立法计划的督促检查工作。同时，要根据形势与事业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体育立法规划与计划的调整和修订。

2.3.2根据我国体育领域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现象的实际情况，要继续把积极扩大体育法规数量作为当前体育立法工作的重点，加快进行体育改革与发展急需的重点与难点立法项目和重要领域空白立法项目的调研与起草，并根据建立体育法规体系的配套立法要求，尽快实现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的转变。同时，要努力提高体育立法的效力层次，争取在未来十年间再出台1～2部单行体育法律和10余部体育行政法规。另外，要建立灵敏的立法反馈机制，做好体育法规的清理、修改和编纂工作。

2.3.3要根据《立法法》和有关法规，严格执行体育法规的拟制规范，严格把握立法程序和立法审批制度，做好立法调研和论证，吸收专家、学者参与体育立法过程，加大体育立法中的科研比

重和科技含量，坚持立法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克服和避免立法中的任意、轻率行为，努力提高体育法规的内容和形式质量，提高体育立法的时间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4体育立法中要继续坚持“协同作战，立体进攻”的思路。一方面，要搞好中央体育立法和地方体育立法的相互促进与配合，突出地方特色，发挥地方优势，促进地方体育立 法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要主动加强体育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克服和减少 部门立法上的冲突与脱节，努力扩大体育立法的社会范围和实施效果。

2.3.5根据我国未来社会与体育改革发展的需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体育立法应予以加强的重点，主要在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全民健身、充实运动队伍和体育竞赛管理、强化体育设施建设与保护、加快体育经营与市场管理、促进体育纠纷解决、建立体育行业标 准等有关方面。

2.4逐步建立规范化的体育执法与检查监督制度

2.4.1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负责体育管理的职能部门，是体育行政执法的基本主体。要加强有关工作，履行法定程序，在现有部分体育行政部门或在部分体育工作中享有执法职权的基础上，使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普遍取得全面的体育行政执法资格，全面纳入政府行政执法体系，建立起通过政府培训考核确证的专门化体育行政执法工作队伍。

2.4.2积极建立各种体育执法工作制度。在总结和推广部分地区体育行政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关体育执法岗位责任制度、体育执法程序制度、体育执法检查监督制度、重大体育案件备案制度、体育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和持 证上岗制度，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体育执法工作考评制度、体育执法职责分解制度、体育行政复议制度、体育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等。

2.4.3普遍开展各种方式、多方面内容的体育执法检查工作。体育行政部门除了要做好日常性的行政执法外，要主动会同各级人大、政府和联合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阶段性和 专题性的联合执法检查，加大体育执法检查的力度。要通过行政执法和必要的司法手段，有效解决各种体育纠纷，坚决追究各种体育违法行为，建立良好的体育法律秩序。

2.4.4加强体育行政执法的作风建设，严格体育行政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坚持依法行政，做到文明执法，及时防范和纠正各种执法不当甚至滥用权力、徇私枉法的现象，加强对体育执法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增强体育行政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实保障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体育权利。

2.4.5建立多方位的体育法律监督保障，在体育行政部门以及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体育执法自我监督的同时，要充分争取和保证权力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体育 法的实施行使监督职能，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举报、信访、投诉等法律监督途径，重视和发挥新闻舆论对体育执法的监督作用。

2.5 努力探索多样化的体育法律服务途径

2.5.1随着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和体育活动与工作中法律事务的增加，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社会团体要主动联系、大力支持社会上的法律服务机构，或者与法律服务机构进行联合，积极开展面向体育工作实际的体育法律指导与服务业务。

2.5.2创造条件，摸索经验，积极探索并创立由法律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组成的专门体育法律服务机构，建立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内部运行机制，为广大体育工作者、体育组织和其他组织与公民

处理体育法律事务提供各种帮助、代理、咨询等专业服务。

2.5.3逐步完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多层次结构的体育纠纷处理体系。健全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内部纠纷处理机构和制度措施，完善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体育行政复议管理部门和工作规范，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机构和配套制度。

2.6广泛开展体育法制的宣传教育

2.6.1按照国家的普法规划，继续在体育系统中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在各个体育部门和单位普遍建立体育法制学习和培训制度，加强广大体育工作者一般法律知识和体育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体育队伍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在全员学习教育的基础上，要重点抓好体育法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学习与培训，逐步将体育法律知识作为任用、晋升、提拔体育工作人员的考核内容和基本条件。

2.6.2加大体育法制的社会宣传力度，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咨询、讲座、比赛、重大体育纪念活动等多种媒体和活动形式以及出版有关的普及读物等，传播体育法律知识，宣传体育法制建设形势。各体育报刊和电视体育频道以及其他媒体的体育专栏和专题，应安排一定的体育法制宣传内容，尤其要注重做好体育新法规、体育法制工作先进经验、典型 体育案例分析等方面的宣传报道。

2.6.3体育院校要把体育法制作为学校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开设体育法制的必修课、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对体育大学生进行体育法制的基础教育，增强体育大学生的体育法制观念。有条件的其他院校也要尝试进行体育法制的专题讲座。

2.7深入进行体育法制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

2.7.1体育法制工作机构以及承担体育法制任务的其他体育部门，都要高度重视体育法制的理论研究，并将其与体育法制的工作研究、政策研究以及其他工作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注重对体育法制实际问题的法理分析，建立和坚持实行对重大体育法制问题决策的科学论证制度。

2.7.2组织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单位中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开展体育法学研究和承担体育法制工作项目的研究任务，并动员和吸引法律、法学工作者及其他理论工作者对体育法制 工作的积极参与，形成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和学术水平的体育法学研究队伍，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学体系。

2.7.3加强体育法学研究的组织建设，逐步在全国建立2～3个体育法学的研究基地，积极筹建隶属于中国法学会的体育法学分会或专业委员会。同时，要发挥好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教材委员会在组织体育法学研究和体育法学教材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2.7.4加强体育界和法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在体育行政部门和各有关部门、组织的支持 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法学研究和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拓宽体育法学研究的立项与经费渠道，国家社科基金的体育学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社科项目应保持一定数量的体育法制选题，对重大体育法制问题应组织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做好体育法学研究成果向体育法制实践的转化工作。加强与国外体育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注意对国外体育法学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吸收。

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事业也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依法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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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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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M］，北京：法律出版社.[9]王建中，《体育法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10]吴宋姣，大学生对体育法规的认知现状研究 湖南大学，2006，D922.16;G645.5

第四篇：浅谈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各种难

浅谈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各种难

一、真记者，假记者

面对当今我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不难看出媒体舆论监督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近年来，记者频频遭到报复、扣押等可谓是屡见不鲜，作为新闻事业的主力军遭遇这样的事情，真是可悲至极，但更可悲的是相关负责人却迟迟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就反映了我国新闻法制建设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言论自由规定的宽泛、权利虚化；新闻活动的权利条款存在法律空白；新闻工作者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等。真正的记者没有真正的记者证和法律地位保障，而假记者却可以为了个人利益活跃在社会各界。而且，相关部门对于这些状况只是持着回避、包庇的态度。所以，更应该出台《新闻法》来弥补我国在新闻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二、隐私可以自由吗？

2011年7月8日，以窃听闻名的《世界新闻报》被迫停刊，兴于丑闻也败于丑闻。窃听事件反映了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新闻事业现状之一。在新闻报道商业化的时代里，一些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新闻，多采取令人不齿的行径，已经远远越过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

在我国，正常的新闻自由时常被限制，但那些公民的隐私却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被传播，伤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虽然，现在网络也是进行新闻自由的重要途径，但是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瓶颈还是很高。真正需要传播的事实被各种理由和手段拦截，所以，针对隐私与新闻自由的矛盾，应尽快出台合理的《新闻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水准，净化新闻事业的不良风气。

因此，为了使我国新闻法制得到完善，真正的得到新闻自由，放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规范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以及新闻行业之间的关系，出台合理的《新闻法》刻不容缓。

黄瑞霞 ***级新闻学

第五篇：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对于新中国来说，法治还很年轻还不够健全，但是我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工作不断加强。

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江泽民同志亦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必须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治的建设正是在铸造这个国家的规矩。国家的法制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为了保证国家公职人员不变质、不变色，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运用法律准绳，处理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许多问题才好解决。

我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社会实现全面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作为上层建筑总体上是与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法治的建设，是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正如江泽民所言：“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