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精选]

第一篇：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精选]

对中国税务改革的看法

班级：10营销2班姓名：张文学号：20101508250 2011年两会上有关税收以及税收改革的话题，在全国上下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为，它至少表明，在时下的中国，人们对于税收地位和作用的认可度和重视度，已经有了相当的提升。这无疑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的表现。但欣慰之余，将能够看到、听到、搜集到的来自各方面的言论加以梳理并静心体味，却不免泛起一丝隐忧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责当前中国的税负过重，而主张实施大规模减税。但一旦深问，就中国当前的情形论，需要减多少税，究竟要减哪一个税种的税或减哪一方面的税，并且，合理或适当的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对接的时候，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个税“起征点”被解读为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的一种举措。且不说“起征点”的说法并不准确，严格的说法应当是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但一旦细究，提升“起征点”所惠及的是现行“起征点”——月收入2000元（若考虑到免税项目，则可能达到3000元）——之上的群体，而现实中国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围之内，为什么要通过提升个税“起征点”而不是通过个税的整体改革给中低收入者减负的时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又如，许多人对所谓“馒头税”义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针对食品的课税。但一旦被告知，17%的“馒头税”实是增值税，它不仅对包括馒头在内的食品课征，而且，对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课征，取消馒头税可能意味着全面取消消费品课税，甚至可能牵涉到份额达40%左右的中国税收收入的时候，接下来的论证又戛然而止了。

还如，车船税法的修订，特别是针对汽车排气量大小而适用不同税负水平的内容，先是被当作推动节能减排的一种政策安排，后来在一片质疑、反对声中大步后退的时候，对其目的，又改用减轻居民负担的说法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有这些，客观上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中国下一步的税收改革，我们尚缺乏整体考虑和顶层设计。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诉我们，缺乏顶层设计的任何改革，都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其实，目前税务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主要是因为税收涉及到了社会公平，政府清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

目前我国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当前，各地为了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纷纷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体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越权制定了各种减免税“土政策”，包括纳税前的减免优惠和纳税之后的税收返还，即先征后返，在税歉入库之后，财政进行“退库”，将税款返还给企业。因为某些税种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地方如果擅自减免就等于变相剥夺了中央收人。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违规减免税导致地方恶性竞争，已经严重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非税收人

当前地方税收体系中税种虽多，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税种，税源零晕分散，受制因素多，税源潜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偏小，地方税的立法权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级以下政府没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区域特征开设税种筹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税收依存度过小，地方税收收入远远满足不了地方财政支f“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各种预算外收入以及举债收入。

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将对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以及对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一)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采取的政策将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将规范化

(三)地方政府将建立起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四)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方式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五）有助于税务公开，避免过度的三公消费，保证政府清廉。还能让民众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为富不仁，引发种种不良影响，社会“仇富”问题严重。初次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不够。收入再分配面临着平衡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这时就要税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问题。

总而言之，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起码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样的水平？这不仅需要做国际间的比较，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仅要考虑眼下的中国国情，还要前瞻未来的中国走势；不仅要牵涉税收同经济之间的关系，还要联系政府职能、政府支出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不仅要着眼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需要，还要同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所有部门、所有利益群体的诉求相协调。

第二，中国的税收究竟要被赋予或应担负怎样的功能？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收入这一传统的功能，还是要同时兼顾调节居民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等可称之为现代税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减税，中国的减税政策究竟要落实或归宿于何处？从根本上说来，所有的税收都来自于企业和居民的缴纳。不论减何种税，最终都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税类、不同的税种所涉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减税举措所惠及的企业和居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情势和中国税制体系的前行方向，当前的减税又当以什么样的税类、税种为主并辅之于什么样的举措？

第四，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标而选择的税收改革内容固然会有所不同，但当短时的需要同长远的考虑相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让短时需要服从于长远考虑还是让长远考虑让位于短时需要？如果取短时需要和长远考虑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让短时需要的满足不至于损伤长远的考虑？或者，将其对长远考虑的可能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

中国税务改革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要积极关注，积极参与，才能使改革体现民众意愿，达到预期目标。

第二篇：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看法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看法

一、中国现行个税制度的缺陷

个税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调节贫富差距，但前提是必须以家庭年各项收入的总和计征，也就是我们说的综合税制。如果个税按个人月工资计征，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逆向调节”，也就是说，个税反而让贫富差距加大了。

假如有一个5口之家（父母、妻子没工作，孩子上学），只有一人就业，月工资是4000元，他要养活5口人，父母、老婆、孩子和有自己，人均不到1000元，但他需要交纳个税86.2元。另一个5口之家5人都有工作，每人月工资2500元，也就是人均2500元，但他们都不需要纳税。这就是目前税制的弊端，同样是5口之家，家庭收入4000元的要纳税，家庭收入12500元的反而不纳税，这显然有失公平。

这只是对有固定收入劳动者的不公，对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劳动者来说影响更大。如作者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书得稿酬19200元，相当于每月收入800元，作者仍须交纳个税2150.4元，而且应税稿酬是20%的比例税（纳税额减征30%），与月工资为2万元也就是两年收入48万元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同！两年收入2万元和48万元的人以相同的税率纳税，可以看出目前个税设计的不公有多大！

大学生暑假打工一个月，获得报酬2880元，也需要交纳个税，其实这2880元就是这个学生全年的收入，平均月收入只有240元但却需要纳税！

从事建筑、装潢等的个体劳动者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收到一次劳务报酬，现在也要按一个月所得计税，由于个税是累进税率，几个月的劳动报酬按一个月计征要适用更高的税级税率，这就要多交很多税。

所以，单一提高“起征点”很难解决我国个税中的突出矛盾，正如上面例子所讲，即使把工资收入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对一个只有一人工作的5口之家来讲，家庭负担仍然很重，人均1000元就要纳税。对那些靠稿酬、打临工生活的人来说，目前税制存在的缺陷更是暴露无遗，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收入交纳个税的税率比按月领工资的人的平均税率还高！

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所讲的“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只是全国的平均数，没有考虑具体每个家庭差异，有的家庭就业率高，有的家庭就业率低，由于中国工资分配差距巨大，再加之失业等因素，家庭收入和家庭就业者的负担差别会很大，决不能用一个全国平均值来衡量所有家庭的收入和就业者负担情况。

由于个税制度的严重缺陷，单纯提高“起征点”只能让这种不公更加不公。因此推进税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必须改成以家庭年收入计征。

二、“起征点”已没有上调空间

现在，工薪所得税“起征点”众说纷纭，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劳动者的工资现状不清楚。中国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人口为13.4亿人，人均GDP仅为29700元。根据我的推算，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为31%，即2010年中国劳动者总报酬为123375亿元。2010年中国从业人员接近8亿人，也就说，8亿劳动者分这123375亿元的劳动报酬，平均每人15422元，中国劳动者平均每月的劳动报酬为1285元。

财政部2009年还有个统计数据，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居民的财富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如果把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高收入者单独计算，90%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更少，也就在1000元/月上下。

这就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现状！虽然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但一人均，我们就没什么了，还是一个穷国。征收个税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个事实。

财政部网站2009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年薪在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纳税的人数为240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约3%，而缴纳的税额为1294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35%。根据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全国个人所得税各科目下的纳税人总数是8000万人。

由于，工薪所得税只是个人所得税众多项目中的一项，根据工资理论与实践得出的工资分布模型，即纺锤形或倒罗卜形，领薪人数在中位数附近密集。根据我对美国工资分布的研究，全国的平均工资一般高出工资中位数31%。通过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2009年交纳工资所得税的人约为3358万人，月薪在10000元以上的纳税人有240万，月收入在2581元～10000元间的人数为3118万人。考虑到工资增长情况，我们把2010年新增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估算为642万人，这样，2010年全国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约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3%（印度为10%），占就业人口的5%。

三、提高“起征点”让95%的劳动者吃亏

中国的个税改革可参照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2008年29个工业化国家最低年平均收入为140451元人民币，人均GDP平均为311554元人民币，中央政府个税“起征点” 年平均为56003元人民币，是人均GDP的17%，是最低收入的40%。

中国目前的个税“起征点”是2000元/月，也就是年“起征点”为24000元。这是个人的收入，假如与国际接轨以家庭计征，在夫妻都有工作的情况下的“起征点”就是48000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起征点”是扣除“四金”后的收入免除额，并非是所有收入的免除额，而“四金”的受益人也是纳税人本人。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那实际是福利，因为交纳的公积金将来会得到数倍的返还，那钱是自己的。好多人不理解这一点，把住房公积金看作是税负。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9700元，家庭个税“起征点”是人均GDP的160%，中国有的省份年最低收入为7560元，“起征点”是最低收入的635%。即使按照目前“起征点”计算，中国个税“起征点”占人均GDP的比重是经合组织国家的9.4倍，占最低收入的比重是经

合组织国家的15.9倍。

不难看出，我们的“起征点”已大大高出国际水平，缴纳工资所得税的人占全国人口的3%，占劳动人口的5%，连印度都不如。

提高“起征点”就相当于增加工资，只给5%的人增加工资，而95%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得到增加，这就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得更大，会让95%的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所以，从纳税人口比例看，中国目前的“起征点”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如果再提高，根据工资分布模型，纳税人口会锐减，那就相当于放弃了个税。提高“起征点”更不符合税收的“宽税基”原则，更不利于培养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不利于民主监督机制的发展。

四、中国人的税负主要来自企业的间接税

我们现在进入税改的误区，一提减税，就想到工薪所得税，想到“起征点”。事实上，政府征收的任何税，都最后由百姓负担。

按纳税途径来分，税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就是公民直接把税交给政府，如个税、房产税、车船税等。间接税则公民不自己把税直接交给政府，而是先由“中间人”替公民把税交给政府，然后这个“中间人”再找消费者把税追缴上来，这个“中间人”就是企业，企业只是名义上的纳税人，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纳税人，间接税有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

外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直接税为主，因为直接税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具有调节作用，国家针对收入阶层有目标地征税，通过多级累进税率控制各个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保有。例如，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个税占联邦税收总额的50%，另外还有35%的工薪所得税，仅个税和工薪所得税两项直接税就占联邦税收总额的88%，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在历史上曾高达94%；卢森堡的个人所得税就有17个税级。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可以确保穷人少纳税或不纳税，甚至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得到福利补贴。

间接税则不同，间接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对所有消费者征税，人活着就要消费，也就是说，间接税是对所有居民征税，间接税是“劫贫济富”，因为收入越高，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也就是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越小，可见，间接税对消费者来说税率是累退的。

说公民担负着直接税的税负，这很好理解，因为是自己亲手把税款交给政府的。但对企业代政府收缴的间接税，很多人感觉不到是自己在交这个税，认为间接税是企业交的，与个人无关。下面，我们通过一包香烟的例子，看看间接税是不是与个人无关。

一包香烟里有56%的生产环节消费税（甲类香烟），5%的批发环节消费税，从生产到批发零售各个环节7%的城建税7%和3%的教育附加、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对一包10元的香烟来说，里面有6元的税。如果一个人每月吸烟开支300元，那他就为国家交了180元的税，相当于月工资5200元交纳的工薪所得税！虽然不是他直接把这些税交给政府，可企业“借花献佛”，不与他商量就给交了，然后再强迫他补交税款。

前段时间有政协委员提出“馒头税”其实也是这样，中国根本就没有“馒头税”，那是馒头生产和销售流通环节的各种间接税。还有房子，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房价高得离了谱，其实，房价里几乎一半是政府的税（费），在抱怨房价高的时候，应该看看房价里都有哪些税。

目前，中国工薪所得税不但纳税人口小得可怜，仅占总人口的3%，占劳动人口的5%，工薪税额也仅占税收总额的4%左右。2010年，中国平均人均税负5463元，工薪所得税只有200多元的样子，也就是说，在每交的100元税里，只有4元是工薪所得税。如果“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根据财政部的测算，纳税人口将减少60%左右，税额损失1200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交纳工薪所得税的人口仅剩1.2%，占从业人员2%，个税税额损失1/4，考虑到征税成本，提高“起征点”还不如干脆放弃个税。

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只有个人所得税、居民个人的车辆购置税和契税属于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不到10%。从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税制来看，我们应该增加直接税的份额，减少间接税的份额，我们要减的不是个税，而是企业税。由于我们没有遗产税，个税是中国唯一调节贫富差距的财税手段，减少个税必然使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从而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五、个税以家庭计征才科学

个税是“个人收入税”的简称。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个税指的是对社会最小经济单元的所有收入征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经济活动的最小单元，个税当然是针对家庭收入计征，而不是个人收入计征。

其实，市场经济国家的个税一开始就是按照家庭年收入计征。英国早在1798年就开始征收个税，按照家庭年收入采取累进税率征收（把收入由低到高依次分成几个级，各级税率不同，依次提高），对年收入超过6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便士，超过200英镑部分每英镑征收2先令。英国在1799年征收个税600万英镑（约合2007年的51.2亿英镑）。美国联邦政府于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户为纳税单位、按收入个人自主申报的个税制度，美国宪法并明确规定了税收“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全民福利是美国税收的主要归宿之一。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丹麦等国也都是以家庭年收入计征。就是与中国人口相当，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我们的印度，根据1961年颁布的《印度个人所得税法》，他们的个税也是以家庭年收入计征，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纳税人在互联网上报税，相当便利。

根据笔者对世界几十个典型国家个税的研究，还没发现哪个国家的个税是按月工资计征的，中国个税按月工资计征，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怪胎。所以，中国个税税制必须改为以家庭年收入计征才科学。

以2010年联邦个税申报为例，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这个家庭就是“负纳税”。具体计算方法是：先从毛收入里减去家庭标准免税额11400美元，再减去个人免税额3650美元，四人共14600美元，这样，纳税收入为50000－11400－14600＝24000美元。根据美国2009年夫妻合并报税的税率，该家庭应在税率10%的最低税级（0～16700美元）和税率为15%的第二税级（16701～67900美元）纳税，纳税额为16700×10%＋（24000－16700）15%＝2765美元。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每个孩子课税扣除额为1000美元，这样，应纳税额还剩2765－1000×2＝765美元。另外，夫妻合并

报税还有800美元的工薪课税扣除，这个家庭最终应纳税额为765－800＝－35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家庭不但免交纳联邦个税，还从政府那里得到35美元的补贴。

通过这个例子就看出个了个税以家庭计征的科学性，这样充分考虑了家庭的负担情况，如扶养的人口数、孩子教育、医疗等因素，是非常人道和人性化的制度。

再有，由于个税是以家庭年综合收入计征，就堵塞了我们现行个税的漏洞，将一些所谓的“灰色收入”纳入征收范围，减少了税源流失。同时，由于个税以家庭计征会将个人一切收入（如礼品、礼金等）置于监管下，也有利于防腐反腐。

六、个税以家庭计征现在就可执行

有人说中国个税以家庭计征不成熟，笔者则不这样认为，国外200多年前就能做的事，连印度在50年前就能做的事，那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做不了呢？

其实，个税以家庭计征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复杂，中国现在就对高收入者执行报税，年薪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每年3月底前自行申报纳税，我们要对个税以家庭年综合收入计征，只是对高收入者报税进行完善推广即可，绝非有些人忽悠的那么复杂。

我们现在一切征收方法都可以不变，包括“起征点”和税级税率，仍是每月领工资就纳税（此时是预扣税），报税时计算出来的纳税收入平均分摊到12个月里计算纳税额即可。

把每年的第一季度定为申报上一个税的报税期。报税是自主报税，是自愿的，如果认为自己平时预交的个税与自己的实际收入或和家庭负担不符，个人就通过报税进行调整。

个税以家庭计征，我们可以设计得简单些，对基本生活开支和医疗等必要的消费给予一定的免税额度，免税额每年根据居民收入的中位数进行调整。如：

家庭人口免税项。每个家庭成员为15000元/年，这一免税额为基本免税额，属于基本生活性开支，如果家庭收入达不到人均15000万元，则差额部分由政府补上，算是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补贴。

医疗费用免税项。对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能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免征个税。

自雇免税额。对自由职业者，也就是没有老板、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每年给予50000元的免税额，因为他们的收入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工作场所的租用、旅差费等从事劳动的活动上，而非消费性支出，也就是说，收入里的一部分费用要摊到经营开支里，所以要给予一定的免税额。下面就举例说明个税以家庭计征如何操作。

张三家有3口人，他和妻子以及一个孩子，只有他自己工作，月薪是4000元，没有别的收入，也就是说，张三全家的年毛收入为48000元。首先要计算出纳税收入，先要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刨去，假定是5000元，纳税收入还剩48000－5000＝43000元。由于住房公积金在个人账户，这钱会加倍偿还给自己，属于个人收入，故在纳税收入里不考虑个人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同时，应把单位交到公积金账户上的费用算作个人收入。假定单位为张三交的

住房公积金为6000元，纳税收入就成了43000＋6000＝49000元。

我们先看家庭人口免税项，每人为15000元，三口人就是15000×3＝45000元，此时的纳税收入为49000－45000＝5000元。

如果张三的妻子没有医保，看病花了5000，此时的纳税收入还剩5000－5000＝0元。当纳税收入小于或等于零时，就表示无需交纳个税。如果张三领工资时预交税款总额为1000元，报税时，预交的1000元个税就要全额退回。

按照现在的税制，年薪48000的张三大约纳税1000元，如果以家庭计征，则他就不需要纳税了。

再看一个例子。李四也有个3口之家，他一个人工作，月薪2000元，不需要交个税，年家庭总收入24000元，刨去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2400元还剩24000－2400＝21600元，再加上单位给交的住房公积金2800元，纳税收入还剩21600＋2800＝24400元。家庭人口免税额为15000×3＝45000元，此时的纳税收入为24400－45000＝-20600元，也就是说，政府应为李四家庭补贴20600元，因为这属于低收入家庭。

个税以家庭计征就这么简单，我们马上就可以实行。以家庭计征可以很好地实现个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缩小贫富差距，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个税标准一定要全国统一，从国际惯例看，也是如此。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绝不能降低经济落后地区的标准，增加他们的纳税负担，那样既不公平，也会制度性阻碍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篇：对课堂改革的看法

对课堂改革的看法

地松中学陈志堂

新课改在本质上要淡化尖子教育，强化大众教育。新课改的内容非常丰富，加强了督促、辅导，拓宽兴趣面等很多工作。在知识爆炸、信息便捷的新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并不是很重要，如何掌握知识的运用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把今天的学习与明天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为学生今后的独立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新课程改革后，教师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课堂主宰者转向平等中的首席；由知识的灌输者转向人格培育者；从单向传递者转向多向对话交往者；由执行者变为决策者、建构者，由实施者变为开发者。教师必须更新知识结构。新课程内容的出现迫使教师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准确把握任教学科中学生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储存。新课程还要求教师必须有开发课程的能力。教学内容从过去的以教材为中心的单一书本知识转变为以教材为轴线，以活动为纽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充分挖掘本土资源和校本资源，充实教材内容。

新课程理念下，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学习方式中，课堂成了“教案剧”出演的“舞台”，好学生是配角中的“主角”，大多数学生只是“观众”与“听众”。在课堂上，学生被当成是单独的学习个体，而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地对待学生，有点为师独尊的架势，而且一味地强调学生接受老师灌输的现有知识，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过学生的真实感受。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

新课程改革的重要保障是要有一套新的教育评价方案，现在的教育评价方案滞后，严重影响着新课改的顺利进行。

总之，课程功能、结构的改变，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让学习生活化、生活学习化，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发展学生的个性，最终是要让每个学生都受到适合自己的最好的教育，都能成才、成功。

第四篇：谈谈对中国乡镇改革的看法

谈谈对中国乡镇改革的看法

摘要:这几年农村乡镇机构改革逐渐推开了。这种改革包含了某些积极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明确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并确立改革的正确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

关键词:乡镇改革机构精简财政支出农村经济方针政策

乡镇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难、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各级各地政府一谈到乡镇改革就头痛。原因有三：一是乡镇一级队伍庞大；二是乡镇一级是我国政权的基石；三是乡镇干部成分复杂，难以分流与安置。尽管在1998年国家对乡镇进行一次“撤区并镇”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隔四年的2002年的政府又进行了从上至下的机构精简，改革中乡镇经受了两次割肉之痛，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动过刀的乡镇有的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那么，这第三次乡镇改革到底怎样？温家宝总理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农村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减少财政支出是乡镇机构改革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惟有通过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农民头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有所减轻。而今这个目标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乡镇改革成为一个持续但却无法深入的工作，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但我们从乡镇干部中听到的是：“一改是阵风，二改耳朵聋；三改四改没有方。”

那么乡镇改革到底有没有方，首先要对乡镇现状寻根问底，如果这一机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那是一个改造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如果这一机制没有了生命力那非改革不可，因为一个国家生机不生机主要在于机制的生命力。什么样的机制造就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构成什么样的社会。1

一.乡镇不堪重负的问题与根源:

例如湖南平江县安全监督局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只有11人，时隔一年，增至42人。平江县是有名的贫困大县，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元。财政收入是何等的脆弱，吃皇粮的人如此猛增，平江那点财政怎么承受得了.乡镇是在公社解体后建制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俱全，上下部门对口。其中以平江县加义镇为例，一个五万人的镇供养着行政、计生、国土、企业、经管、财政103人，加上七所八站200人，共303个乡镇干部，有的乡镇还多，竟然超过350人，相当于六十年代坐编的市府与省府。如果加上教师，又以加义镇为例420人，几乎每68个百姓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加义镇财政赤字400万元，如果加上扶贫贷款，世行贷款，财政赤字超过700万元。如此负债运转，实在累。即使想向前发展一步，连骨髓里都是债务,怎么发展.，加义政府办公室主任杉林说“每年大学生分配，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必须服从”，造成县乡机构编制臃肿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自定编制，定人员，定工资，是行政体制造成的，这是根源之二,行政机关自然分流而裁编减员，历史上没有过，主要是政府下决心精简。但是每次精简上面就往下放人，一层层放下去，乡镇成了接收站。当时乡镇接收时，反正是上面放来的人，有财政拨款，多一个人就少一份辛苦，何乐不为。即使是1998年，2002年两次乡镇改革，但仍然是动得了和尚拆不了庙。裁编减人是数字比灵魂跑得快，乡镇改革就成了数字改革游戏。人一个也没有减少，所以越减，乡镇干部人越多，形成了改革带来的乡镇臃肿的怪圈。并且有的人，你想动也动不得，部分干部有后台，有关系，任凭风浪起，稳坐 钓鱼船。造成机关臃肿的怪圈，是历次精减中人员难以分流与安置，这是根源之三，朱榕基曾三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办得不得力的一件事，就是政府人员的精减。话中之意，干部臃肿的根源：一是机制,，二是政府自身。这是根源之四。

从历史的数据所得，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百姓的比例是：两汉为1：945，唐代为1：500，清代康熙年间为1：91，新中国成立初1：600，1997年为1：50，1998年为1：36，今年两会上传来最新数字是1：26。[根据2005年3月

25日〈〈杂文报〉〉邱贵文〈〈值得思考的数字〉〉]但1：26这个比例离2002年1：36只有3年，干部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说明臃肿再臃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乡镇干部担忧的是：一旦改下来，最怕的是断奶，分流又怕自己不适应，造成间接断奶，特别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年纪大的，担忧善后安置。最怕借改革把我们搅成谜局。

改革是阵痛的，裁编减员是艰苦的，何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其环境矛盾更为尖锐复杂。改革中只要对其根源，矛盾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以战略的眼光制定相关，适度的改革方略并谋求合理分流的路径，那么改革无论多么困难,各级各地乡镇改革的方法肯定比困难多，而且在改革中走得活而不乱，许多担忧就会被科学地化解。

现在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下决心改革乡镇，不但是“三农”问题的延续，而是要从实质上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农民自主自立的生存空间，这是当今政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大多干部是会理解参与的，这一步的成功它将又一次带来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二.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还有报道，说一些地方的官员借助乡镇机构合并的时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中饱私囊。调查发现，有个别乡在没有合并之前都是财政赢余的，合并了以后立刻产生债务，原因是原来的乡官员不愿意把赢余留给新机构，只愿意留给他们债务。

乡镇合并中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认识还不大清楚。我以为，乡镇机构改革本质是要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而效率的衡量最终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所以，最后衡量的标准还是一个财政收支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比。

不见得政府花钱少就是有效率，要看花谁的钱，花了钱干什么。目前农村的问题是花了农民的钱，花钱又主要用在所谓干部“人头费”上。人头费中有一大笔是乡村教师的工资，而教育活动是一种效果外溢性的活动，全部由农民来掏钱本不应该。所以，改革的目的如果定在减少乡镇开支上，是很片面的。

但也不见得人员少就是效率高。美国农业部有10万雇员，而中国农业部人员只有500左右，加上地方农业厅局的干部，也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要知道美国的农民只是中国农民的零头。意大利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北方镇子，有5000个男人，而公职人员达到860名，平均5.8个男子人口摊了一个公职人员。要知道北方是意大利的先进地区，而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城市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经验告诉我们，不在于人多不多，而在于这些人干什么，怎么花钱。有个贫困县，几十个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人人配中档轿车，配司机，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前任调离，后任不坐前任的车，一定要坐新车！这样一个花钱法子，老百姓当然承受不了。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改革中“黄宗羲定律”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改革的办法根本不对头。改革不肯触动权力的生成机制和运用机制，越改权力越膨胀，官员的贪欲也越没有止境，最后只能是不间断地扩大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乡镇机构改革要动一动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央新老领导交替时所提出来的推进政治文明的大原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政治文明虽然不可能解决一切官僚主义的毛病，甚至在许多时候看起来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大局看，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类型比得上它更有效率。如果离开这样一个思路搞改革，恐怕是摆脱不了所谓“黄宗羲定律”的。

可见乡镇改革，是根椐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市场机制的冲击，不得不对沿用计划经济的建制进行调整、撤并、改革。既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步，又是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可少的一步，更是适应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建制不但不能贴近、推动市场经济的长远增长，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反而阻碍发展。而且市场经济下许多竞争性产业和产品无须政府去确定和规划，那么作为乡镇一级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实质上是操作政府指令性的工作。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以及农村产业的调整，乡镇已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职能、作用。沿用或留存，不但成为政府工作的障碍，财政支出的包袱，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不必要的负担。

乡镇改革的可行性，前两次乡镇改革尽管成功不大，但积聚了经验和方法。

这第三次乡镇机构改革比过去的两次具有更好的条件，环境更为宽松。第一,农村不需要挨家挨户催缴税收了，第二,新婚夫妇情愿少生不愿多生,无疑为政府减少了一个重负。第三,科技带来的行业拓展，生意看好，许多坐编干部早就想辞职，只是有点舍不得。第四,市场对人的吸引力大，城乡经济联姻正处在资源、劳务互补的大好势头。加之新一代农民对科学自愿接受，网络社会正以“三部曲”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站点、联通、行业网络工程，有的地方电子工程也开通了，足不出户可以捕捉行业行情，科学知识管理的方法，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干部下乡帮教。那么，现行建制中的大批干部就不需要保留了。干部不保留了，现行建制也相应的要改，要撤，国家一级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午正高，他很有见解地谈到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是在可行性的操作：

1、切实注意各地方的困难、矛盾，特别是落后的地方。

2、政府对裁编、减员应该拨出相应的直补资金,有利于稳定和适当过渡。因为困难大，矛盾突出，贫穷的地区裁编减员很难分流，加之这些干部大多是一心扑在政府指定的工作上，很少学有专业，有的年龄过大，还染了一身疾病，尽量人性化地去操作。

3、要用法律的程序遏制反弹。机构改革、裁编减员要建立法律的约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权大于法的用人方式,特别是人为地设置编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自身定编制，定工资的体制。否则，改革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权利，结构，操作，一夜之间又会臃肿膨胀。

4、引导、充电。由于乡镇干部层次复杂，年龄差距较大，知识参差不齐，必须深度了解，科学细化。对年龄大的不愿外出谋求发展的，一保、二养，保是给予足够的退休金，养是给予适量的信贷指导发展自养。对愿意出外谋求发展的干部，因专业知识不强，国家出资培养，使其专业知识与市场需要基本同步。

5,财政赤字,可分国家部分,集体部分,自欠部分,如果是服务性基础建设,行业,国扶工程等,应由国家一笔承担.如果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以及集体自议所欠,集体还.如果是自行作主合伙项目,以及吃喝等欠下的毫无疑问自负

总之，政府是代表国家的，代表人民的利益。乡镇改革，不是乡镇自身能改革好的，它关系到稳定与上一级政府的方略程序适度的问题。它涉及到政策、人事、劳保以及与社会和发展同步的问题。不改，积重难返，又与可持续性发展，农民的命运，政府的形象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卓越<比较政府与政治>21世纪经济导报

第五篇：我对当前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点看法

我对当前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点看法

当前中国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二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三是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和培训制度；四是加强干部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考核制度；五是实行收入分配宏观管理，建立国家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六是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七是加快人事立法进程。200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对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纲领性规划。可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存在着若干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切实加以改进和加强。

一、选人用人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中央提出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可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从来都不缺理论和指导思想，可是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效果却并不理想。比如在“能上能下”方面，我们的干部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只能上不能下”，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某些官员因为“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度的推行，因安全生产事故等原因丢了乌纱；但普遍来看，“能上不能下”仍是干部人事管理中的普遍现象，这导致一些无所作为、斗志衰退的人能占据着领导的岗位，影响了机关行政效能。这一方面受我国传统人事制度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科学的考核制度有关。

对此，本人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加以改进：一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不只是犯严重错误的要降职，对那些无所作为的、不称职的，同样要降；在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的同时，要转换考核主体，将以领导考核为主切实转换为以公众考核为主。二是为干部能上能下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干部降级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很多干部也缺乏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影响了干部正常升降制度的实施。对此，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性和正常性；同时，要教育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对待职务的“上”与“下”。

二、干部交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行干部交流，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管理素质和工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防止腐败的作用，但当前的干部交流制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领导干部的交流过于频繁，比如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平均任期只有三年左右，一些领导刚进入状态开展工作，即面临着被调动的选择，导致领导任期内风风火火，很多长远大计难以抓出成效，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工作的连续性；二是中层干部和基层干部的交流极为有限。目前我国的干部交流制度多是针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基层和部门的工作人员交流机会贫乏。很多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起长期在一个固定岗位工作，没有轮岗的机会，严重影响了个人素质的提升和才能的发挥。

对此，本人认为，对于领导干部的交流不宜过于频繁，一届任期期满后，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并引入公众投票决定其去留，以确保其在公众的普遍认可下完成任职目标，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地方基层干部，要建立定期交流制度，可规定3至5年轮岗一次，将在岗位上表现好、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逐渐选拔到关键岗位。

三、干部工作中民主作风缺乏，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不够科学。目前，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要求不够协调。民主化要求在干部工作中要充分走群众路线，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监督。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选人用人制度和监督考核制度中的民主作风十分缺乏。比如在选拔干部上，“民主投票”和“民主测评”往往只流于形式，实际上拟提拔的人选已由单位首长或领导班子研究确定；而在监督考核上，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往往难以有明确科学的指标，在实际考核中，各级考核组成员为了平衡各种关系的需要，时常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此外，公众的监督和意见在领

导干部的考核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对此，本人认为，在投票选拔干部上，一是要扩大差额的范围，尽量避免等额选举；二是切实以公众的意见为主，投票的过程和结果透明、公开，即时唱票、统计结果，杜绝一切暗箱操作行为，让候选人由对领导负责转移到对公众和选民负责，切实发扬民主。在干部考核工作中，充分重视公众的意见，公众的考核意见占总评分数不得低于50％，领导的考核意见占考评总分值的比例相应降低；要切实加强对考核的监管，考核机构须是与被考核单位和被考核人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机构。

四、收入差距的悬殊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国家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根据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稍高的标准确定。然而在国家的一些能源行业，如供电、石油等国有企业，凭借其掌握国家资源而得的丰厚利润，给企业高层领导发放丰厚的奖金；此外，负责公路收费、国家税收等单位，亦凭借其掌握着国家收费工具而取得更高的薪金。而同样社会条件下的普通工人却只能领到仅能维持生活的可怜工资。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此，本人认为，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和行政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认真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单位不得截留任何账外资金，此外，实行工资收入标准公开制度，设立社会监督员，接受社会监督，保障社会分配公平；二是要加强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对工作条件艰苦行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加大支持力度，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