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立法的若干思考（共5则范文）

第一篇：关于我国经济立法的若干思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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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经济立法的若干思考

作者：邢益平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3期

[摘要]经济立法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完善经济立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立法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电子商务立法

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电子商务立法

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作者：佚名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摘要：电子商务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开展的商务活动，具有与传统的商务活动不同的特点，所以现有的调整商贸活动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商业活动形式需要新的法律规范与之相适应。自从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订颁布《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后，电子商务立法和法学的研究就成为全世界法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迄今为止，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对电子商务法的范畴与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其立法活动也遇到各种困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我国迅速发展，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同时电子商务在我国蓬勃兴起，其普及与应用不断带来新情况新问题，而我国政策性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尚未出台，有效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制建设滞后，妨碍和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电子商务立法的共同认识和做法

1.电子商务法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就是期望赶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浪潮，以确立先发优势。不仅美国、欧盟如是，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它们的电子商务立法往往是与其信息化建设目标紧密相连。例如，美国在开展“信息高速公路”项目时，首先废除于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电信管理法案。无独有偶，马来西亚作为制定电子商务基本立法的第一个亚洲国家，也提出了建设“信息走廊”的计划。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迫切要求实现贸易规则(也就是国际商法)的统一，如果国际商法要实现统一，那么电子商务法将首当其冲，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的。这表明电子商务法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2.电子商务立法可以边制订边完善

由于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且仍在高速发展中，电子商务遇到的法律问题还将在网络交易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而目前要使国际的或本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只能就目前已成熟或已达成共识的法律问题制订相应的法规，并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贸法会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是一个“开口”法律，第一部分为“电子商务总则”;第二部分为“电子商务的特定领域”，目前只制订了“第一章货物运输”，该部分其余章节则有待内容成熟后再逐章增加。该法于1996年通过后不久其第一部分内容即于1998年6月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作了补充。

3.电子商务立法中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电子商务天然具有跨国界交易的特点，任何国家或地区单独制订的国内法都难以直接适用于这种跨国界的电子商务交易，因而电子商务立法从开始就是通过先行开展国际立法实现的。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资金、人才与技术优势，其电子商务发展程度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各种新思路新想法也大多是由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部分欧盟成员国)提出来的。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增长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为自由地流动的结果，必将带来效益的最大化和相关法律的全球化。立法趋同化的结果是，在竞争的市场中，国际互联网的使用普遍提高，进而提升了商家的电子商务水平和经济效益，各种弱势群体(市场份额低的商家及广大消费者)也真正体验到了经济效益的种种益处，也即获得了在封闭垄断市场中所无法得到的公平和正义。但同时这种立法趋同化会导致一国法律的调控能力相应下降，陷入了可能丧失民族性的陷阱。电子商务法必须注意解决电子商务中全球化与民族性、公正与效益的矛盾。

二、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1.电子商务立法原则

电子商务立法的目的与功能首先是保障交易、特别是网上交易的安全。具体说，电子商务立法旨在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整套长期稳定、透明有效、权责分明、统一协调的行为规则，使电子商务参与者可以在公平、公正、公开、安全的“软环境”条件下开展电子交易;其次，在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制定强制性规范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或者鼓励在电子商务领域行业自治和当事人自治，鼓励商界探索新的规则，使限制性规定建立在维护交易安全与合理的基础上。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笔者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与国际电子商务法律接轨原则;媒体中立性原则;技术中立性原则;保障安全原则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媒体中立性原则和技术中立性原则。

媒介中立性原则是指法律对于不论是采用纸质媒介进行的交易还是采用电子通行形式进行的交易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因交易采用的媒介不同而厚此薄彼。根据这一原则，采用了电子形式的交易不应仅仅因为其形式而影响其法律效力，当然也不应因此享受法律上的优惠待遇。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支持和鼓励经营者采取电子通讯的形式进行交易，但是并不强制推行这种交易媒介。尤其对于消费者合同而言，如果经营者迫使消费者使用某种电子通讯形式，还可能构成不公平商业做法。

技术中立性原则是指法律应当对交易使用的技术手段一视同仁，不应把对某一特定技术的理解作为法律规定的基础，而歧视其他形式的技术。因此，不论电子商务的经营者采用何种电子通讯的技术手段，其交易的法律效力都不受影响。从保护和促进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技术中立性原则在各国电子商务立法中都有所体现，但是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得更为彻底，使之有关电子签名的规定显得与众不同。由于有关电子签名的法律规定与技术手段有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为了保持技术上的中立性，在对电子签名作出规定时只能采取“最简化”的方法，不对电子签名及安全认证技术作任何具体的规定，只在法律上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对电子签名采取的这种“最简化”的做法能否保障交易安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这也说明技术中立性虽然是电子商务立法的原则，但是对这一原则的把握也要适度。

2.电子商务立法模式

从立法学理论及立法实践出发，电子商务立法有两条途径：

第一先行订立“电子商务基本法”，然后再对电子商务产业链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单独立法。沿用这条思路的好处：一是可以做到“超前立法”，使电子商务立法反映并服务于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现实，并指导与规范电子商务实践;二是有利于宏观把握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掌握并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三是可以从立法实践中得出明晰的思路与统一的目标，指引其它单独立法工作，并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但是在立法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要限制电子商务发展;二要根据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时修正法律条文。

第二先行分别立法，即针对电子商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信息流、商务流、资金流和物流)分别立法建制，研究制订诸如电子合同、在线支付、电子提单、电子商务税收、网络广告、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垃圾邮件等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俟时机成熟，再行制订“电子商务基本法”。这个思路的优点一是能够有的放矢地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二是能够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综合立法思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一是缺乏全局观念，使得各单行法规很难配套与协调;二是容易沿袭传统的按行业、部门、地方归属立法的弊端，割裂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从实际做法来看，我国采取了第二种立法思路，从电子商务应用的关键问题着手，首先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进而规范了电子认证服务。目前正针对电子合同、税收、网络广告规范、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等问题逐步开展相关立法建制工作。笔者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应采用综合立法的模式，尽快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电子商务法体系的统一，杜绝在电子商务立法中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取利弃责，条块分割，制造新的权利冲突，但应突出重点，对一些非重点问题可在其他相关部门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或进行配套立法即可，无需在电子商务法中面面俱到，区别于大而全的法典式立法。

3.电子商务立法中的核心内容

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数据电讯在商事交易中的运用，特别是在因特网这一开放性商事交易平台上的应用，而给商事法律关系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1)数据电讯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电讯概念与效力，以及数据电讯的收、发、归属及其完整性与可靠性推定规范等，这个问题，我国通过的电子签名法中已有所规定，但是很不完善，还需进一步的细化。

(2)电子签名效力问题。其主要内容有：电子签名的概念及其适用、电子签名的归属与完整性推定、电子签名的使用与效果等，我国目前已通过了电子签名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仍需进一步的健全。

(3)电子商务的认证问题。其具体内容有：认证机构的设立与管理、认证机构的运行规范、风险防范及认证机构的责任等。

(4)电子合同问题。电子合同是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是电子商务安全交易的重要保证。其内容包括：

①确证和认可通过电子手段形成的合同的规则和范式，规定约束电子合同履行的标准，定义构成有效电子书写文件和原始文件的条件，鼓励政府各部门、厂商认可和接收正式的电子合同、公证文件等。

②规定为法律和商业目的而作出的电子签名的可接受程度，鼓励国内和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支持电子签名和其它身份认证手续的可接受性。这一点，我国目前的立法已经确认。③推动建立其它形式的、适当的、高效率的、有效的合同纠纷调解机制，支持在法庭上和仲裁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证据。

(5)电子支付问题。电子支付是金融电子化的必然趋势，美国现在80%以上的美元支付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为了适应电子支付发展的需要，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详细规定了电子支付命令的签发与接受，接受银行对发送方支付命令的执行，电子支付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承担等。

(6)电子证据问题。电子证据问题，是各电子商务问题效力的关键所在。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电子证据形式、效力及提取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定。

参考文献:

《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中国电子商务世界网业内第一本指导人们应用电子商务来创造财富的全新财富经济类媒体，由电脑报与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唯一指定会刊，机械工业出版社出品发行。

中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高级研讨会综述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2期

《北京林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年01期董彬

卖炭翁;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亟待解决[J];中国律师;2000年08期 杨晓娟;浅谈电子商务法[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年02期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D];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

电子商务产生的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时，高速成长的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并将成为未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发展对强调书面形式要求的商事和贸易法律制度构成重大挑战，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多方面的变革要求。新兴的电子商务法正逐步消除传统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界限，给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本文从探讨电子商务的特点及其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挑战出发，通过对各国和国际组织电子商务立法的比较分析，对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就我国因应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趋势，制订和修订相关法律提出了建议。全文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模式相比在交易形式及内容方面的特点，进而回答了电子商务给传统法律制度带来哪些挑战的问题。

第二章综述并比较评析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电子商务立法，详细论述了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三章系统探讨了统一电子商务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论述了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与基本概念、性质与特征、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途径以及统一电子商务法的渊源、基本原则和框架体系等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选择两个专题具体论证了全球电子商务法的统一化。第四章重点论证了电子商务法的程式性规则——数据电文、电子签名和认证规则的统一化；第五章以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分析为主线，重点论证了电子商务实体交易规则的统一化。

第六章针对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趋势，立足我国国情，就我国电子商务立法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第三篇：关于改革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思考

杨明成一、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标准。目前，我国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虽多但基本上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程序标准得到解决。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含规章）制定程序法，统一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有关的条例。不过笔者认为，基本的行政程序模式包括行政立法的程序模式应当由法律规定。近年来，全国人大已经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属于立法行为，其重要性远非具体行政行为所能比拟。制定行政立法程序规则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制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因此，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法规制定程序规则理所当然。

二、建立严格的行政立法规划、审查制度。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所需规则甚多，而且每一项立法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根据轻重缓急制订立法规划意义重大。在美国，自里根政府开始就建立了旨在对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事前控制的管制计划程序，克林顿总统执政时，进一步强化了计划机制。我国也应当建立行政立法的规划制度。一方面将立法规划分为计划、两年或者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严格计划制订的程序。首先，立法项目尤其是立法项目必须进行严格的必要性论证。其次，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通常应当是已经列入五年计划的项目，而列入计划的项目必须是已经列入中期计划的项目。最后，立法计划应当经过批准并应严格遵守。

加强对法规规章草案的审查是对行政立法活动进行事中控制的重要措施。审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立法机关的法制部门对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初步审查，二是制定机关对法规或规章草案的审议。审查的重点应当包括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法规规章的成本和效益，法规规章对企业或农民的经济影响，对就业、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特别应对法规规章的必要性进行详尽的审查，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只要发现立法并非非常必要，都应当终止制订程序。

三、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管理是有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效益。如果实施一项管理所需的成本或者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等于甚至大于所获得的效益，该项管理就不必要或者没有意义。因此，在行政立法时进行管理成本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克松总统开始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起草法规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八十年代，总统对行政立法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当时的规定，联邦行政机关在拟定“重要”法规时必须进行管制影响分析，内容包括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效益以及谁受益；执行法规可能产生的成本以及谁负担；法规产生的净效益预测以及关于可以达到大体相同目标的替代方案的说明。在我国似乎还很少在立法时对实施法规或者规章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由于规章的制定不是建立在对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分析基础上，因此，决策者在审议规章草案时往往不对立法的必要性作深入的审查，不对实施规章的成本作出估量，也基本上不关心规章的实施可能产生的后果。于是，一些不必要甚至不良的规章出台了，即使必要的规章也由于没有解决好成本问题而使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应当将成本效益观念引入行政立法并有相应的程序保障。

四、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序权利。首先，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建议权。现在启动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管理相对人没有要求制定、修改或者废除行政法规、规章的法定的程序权利。而现实生活中管理相对人要求制定、修改甚至废除某个规范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应当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发布、修改或废除行政法规或规章的程序权利。第二，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行政立法的实际参与权。为此，除例外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发表法规或规章草案，让相对人通过向制定机关提交书面材料，参与制定机关举行的有关调查，出席有关的听证会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第三，管理相对人应当享有请求审查、撤销行政法规规章的程序权利。

五、重视法律专家的作用。行政立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法律专家包括行政法专家参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起草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而言，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政人员加上法律专家其中包括行政法专家可能才是一个最佳的组合。由这样的群体起草法规规章不仅能降低立法成本，而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行政立法程序中，法律专家参与法规或者规章的起草或者咨询法律专家应当作为强制性程序规则并有相应的保障。

六、严格控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负担。行政机关违法收费或者收费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这个问题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程序方面的漏洞特别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如果从作为收费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上加以控制，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上述现象。首先，行政机关制定含有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负担（税收以及法律规定的负担除外）的法规或者规章时，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应当与法规或者规章草案的起草和审查同步进行，要让立法者清楚该项立法到底包括哪些收费，收费多少，如何征收，用途如何，从而可以对收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以评判，阻止违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出台。第二，收费项目及其标准的确定原则上应当举行公开听证会，让管理相对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一个厉行法治的文明社会里，让人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第三，收费项目及其标准应当作为法规或者规章的附则或者附件一并接受审议，向社会公布。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机

第四篇：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立法完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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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近年来的主立法实践

考察在税收法律关系方面体现了什么样的立法理念? 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立法完善的思考

重点论述通过立法对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主要通过立法中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缺失、造成这种立法缺失的原因及从立法的角度来完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体制这三个方面，对我国纳税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论述并从立法方面对完善纳税人权利体制提出自己的些许看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合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纳税事关国计民生，应该是一国法律体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立法的之后或不科学完备，导致我国纳税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纳税在国外被视为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有纳税才有发言权，才有权利对政府、对行政部门的行为“指指点点”，才能在国家食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避税逃税现象在国外是鲜见的。而在我国，纳税被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尽管纳税人通过政府对税收的统筹安排，直接或间接的享受了利益，然而，公民纳税的主动性依然不高，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负担，为了逃税避税不惜铤而走险。

我们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立法中对纳税人权利保障制度规定的缺失。纳税人对自己无从定位，被动的缴税，纳税变成了纳税人的心理负担。下位将从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的立法现状入手来追踪造成纳税人权利保障立法缺失的内在原因，探求从立法角度对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完善。

一、我国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制的立法现状

随着人权保障问题的热化和建立法治国家理念的提出纳税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也日益显得重要，虽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对纳税人的权利做了规定，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讲，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制度都没能有效的得到实现。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纳税人的权利的规定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宪法、税收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而正真从立法意义上对纳税人的保障制度的规定少之又少，尽管近年来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中越来越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但总体来讲，我国纳税人的权利立法仍不完善。

（一）税法体系中国家立法与行政立法的比例失衡 我国现行税收过多的依赖行政法规而忽视法律，税收立法权被行政机关所侵蚀，使税法更多的体现了行政机关与国家机关的意志而忽视了公民的意志。目前我国真正由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仅有四部，其他诸多的关系纳税人权利保障等一系列税收法律关系均有行政机关立法，通过暂行条例和规定的形式来表现，立法层级较低，法律法规比例失衡，导致税法稳定性不够，权威性不强，法律效力太低。第九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颁布实施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立法法》规定税收制度只能制定为法律的情况下，若其他任何机关以任何理由出台非法律形式的税收制度，均被认为是对《立法法》的违反，其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保留税收立法权，并对各类税法的构成要件做出规定，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自己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及税收的多寡，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确定，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人民缴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这样才是合法的。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也是为人民而建的，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财产的安全，因此政府的课税权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行政机关不应有自己决定征税的权利，而只能有执行法律的权利，这也符合一般的公法原理。

（二）纳税人权利主体的地位不明确首先，我国宪法中缺乏对纳税人权利的明确规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部门法律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立法依据和渊源。宪法中应该对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加以规定，其他部门法律才能得以在此基础上扩张和眼神，但是，我国宪法对纳税人的相关地位的规定只有一点即56条，而对纳税人的权利地位只字未提。权利与义务是相对而生的，公民缴纳税款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来为权利更好的实现缴纳保单，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享有更多的权利，而宪法却只对纳税人的义务做了规定。这有悖于宪法宣誓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功能。宪法如此重义务而轻权利，使我国的纳税人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纳税人们完全体会不到自己是纳税权利的主体地位，从而无奈的将自己定位于义务主体的地位。

其次，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了权利。这一点在宪法和其他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中都是有明显体现的。这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尽管到意识到纳税人权利地位的缺失这一问题，努力在各税法和规章中补给，但是仍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纳税人的地位。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诸多条款中，对于纳税人的权利规定只有数条，并且仍然表现为强调义务甚于权利。其他散见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中的纳税人的权利的规定更是微乎其微，使纳税人不能形成整体的税收权利意识。并且我国税收法制定的过程中，以义务论为主调，极力强调纳税义务而忽视权利。这一方面造成我国纳税人行使权利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反过来更进一步加深了纳税人权利地位的失落。

（三）未确立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关乎国计民生，是一国得以存续的血液，鉴于税收的重要性，各国的宪法对税收的立法权属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明确指出一切税收征收工作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并在法律的授权下征收，否则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征税。②而我国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规定却是一片空白，尽管我国《立法法》第8条形式上确认了税收事项的专属立法权，同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从逻辑和形式上保证代表纳税人的一致，但这一切也仅限于形式。由于立法的缺失，导致在税收执法的过程中，在纳税人权益保障问题上，如果想从立法或宪法层面来获得救济是无据可依的，这不利于纳税人的权利保障。要根本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必须积极的寻求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立法和宪法高度的保障。

二、纳税人权利保障立法缺失的原因任何一种事物其发展方向由自身和外部两个条件来决定，税收立法也不例外。由于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现阶段的国情，只能早就如此的立法体例。这是一种客观必然，尽管存在诸多的人为因素，但更多的情况下，也是我国立法者和立法工作的无奈。

（一）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中，国家立法与行政立法的失衡究其原因，实质上是社会管理者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这种旧有的传统方式来调整税收关系的一种表现，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中重人治而轻法治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反映。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传统习惯的问题。从税赋产生之初，它就是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并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而不重视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在强调税收是一种权利，在立法中不断提倡重视这种权利，但是纳税人这种思想仍未改观。

（二）对行政机关的错误定位行政机关在税收征纳工作中一种充当这权利主体的角色。行政机关与纳税人不平等的地位使税收成为一种看似强加与民的负担，从而造成纳税人潜意识的抵触情绪。行政机关将纳税立法权视为自己当然的权力，认为税收与行政密切相关，行政立法当然无可厚非，以致行政立法替代了真正的立法、法规挤兑了法律的地位。这完全是因为行政机关至今尚未认清纳税人与国家的关系，纳税人对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三、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制度的立法完善鉴于我国先进有关税收法律的一系列缺陷，我国应该从立法方面入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税法现状，使税法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具有高度权威性和保障性的法律，成为真正的纳税人的权利保障法。

（一）完善宪法随着文明和时代的进步，法治和人权日益受到重视，任何应有的权利只有通过立法，将其上升为法定的权利，法律才会认可和保护它。因而，立法是对权力保护最高层次的确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意识到通过立法保障权利的重要性，开始或已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写入宪法，以最高法律形式来确保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宪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完善我国《宪法》关于国家税收的有关规定，将有助于税收立法的完善，有利于国家更严肃谨慎的进行课税权，有利于在整个税收活动中全面严格的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充分体现法治精神，提高和加强税法的权威性，有利于彻底排除国家税收中可能存在的随意性或任意性，同时也有助于立法机关、国民对课税的监督和制约，有益于在全社会实现国家依法征税和国民依法纳税的法治要求。

（二）制定税收基本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从整体全局上来把握的，而针对具体税收法律关系，还需要专门法律来调整规范。我们要在逐步完善各个单行税收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紧制定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我国目前的许多税法的问题仍然无法可依。税收基本法规定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改革中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在税收方面的意志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国家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仅次于《宪法》的国家主要法律，其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都应该优于其他税收法律。这一部重要的法律迟迟未出台，对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建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规范化和法制化，尽快制定、颁布我国税收基本法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迫切需要。税收基本法中应该对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加以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包括：

1、知情权，即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纳税情况。

2、平等权，即纳税人应该享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征税机关应该给予纳税人足够的公正和礼遇。

3、保密权，即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其纳税资料和个人隐私保密的权利。

4、减少税收负担的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申请减免税的权利。

5、获得救济权，即纳税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最便捷的方式获得最有效的救济。

（三）提高税收立法层级和立法质量 首先，确立税收立法权专有原则。不利于纳税人权力和超越政府行政职能的事项或授权行政机关立法不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立法事项，一律收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只能是对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法的具体化和细化，从而防止行政法规替代法律导致大量低层级的法规的存在提高立法质量。要改变行政机关越权或越位的现象，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税收立法权由立法机关专有的原则，并在实践中严格执行这一原则，这对于我们这个单一制的、法治与市场均不发达国家就尤为必要。

其次，立法机关应积极行驶权利。从理论上说，国家征税权来自于人民的倡导与实践，是“主权在民”的体现，“无代表则无税”等民主法治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即要求以法治限制人治，以人民的权利限制个人的任性。因此要想尽快改革目前税法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的立法体制，国家立法机关也应积极主动的行使《宪法》和《立法法》赋予的制定税法的权力，而不应该将权利转让、闲置或放弃。

（四）完善税收程序 《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税收实体法的程序保障，其本身仍存在许多有待提高和完善的地方，因此，为了能更好的服务于税法实体法，应该尽快完善修正《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不完备之处。首先，应当增加更多的服务或确权性条款。《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仍然存在大量纳税人“应当”如何做的字眼，这显然仍然不是一部为保护权利而设置的程序，而是更加强调纳税人义务的程序法，因而，税收实体权利的更好履行应该开始于程序法，如果程序法中能真正将纳税人的权利作为权利来看待，税收实体权利的真正实现将指日可待。其次，应该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基础，制定其他一系列程序性法律，如《税收监管法》等，将税务机关的工作置于纳税人的监督之下，从而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全面有效的保障。

（五）通过立法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现代各国纷纷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如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各种性质税赋的税收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应由议会投票通过的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①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中仍一片空白。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宪法中确立，可以使纳税人的意志在法律中得到体现。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确立使征税权有法可依，而且也有利于指导司法、执法和税收立法工作。

首先，宪法中应该对税收的概念做出较明确的规定，税收概念的明确可以使税与其他费相区别。同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税收的概念也为税收立法和法律解释提供了依据。其次，宪法中应该明确税法的征收机关，以防止其他行政机关或部门的越权行为。这样更有利于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从立法的角度完善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纳税人积极主动的履行纳税义务，有利于减少偷税避税现象。法律赋予纳税人权利，保障其地位，不仅关系到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也有重大意义。

第五篇：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思考123[范文模版]

关于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思考

张秀芹

（南阳师范学院 法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众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证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预防腐败、促进廉政的有力措施。对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进行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及财产申报的实际状况，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逐渐形成我国的预防腐败的体系，为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关键词：公务员；财产申报；预防腐败；财产申报法

所谓公务员财产申报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公务人员及其相关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权机关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及变化，并要接受有权机关监督检查的法律制度[1](P117)。该项制度在我国目前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却再一次成为公众热切议论的话题，这与我国迟迟未出台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再次呼吁尽快借鉴外国的立法例，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适时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一、国外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实践介绍

财产申报制度起源于1883年的英国，被称为是“阳光法案”。目前，世界上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有发展中国家，并且实践证明，它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

虽然英国在1883年制定了《净化选举

防止腐败法》，称为世界上最早将财产申报纳入法律的国家。但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可以称之为是制度最完备的。

美国1978年颁布的《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到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机构工作的公务人员，对自己及其配偶的财务情况必须在任职前进行申报并予以公开。该法还对申报材料的接收和保管办法、公开方式、查询手续、拒绝申报及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1990年，美国又出台了《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道德行为准则》，进一步规范了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制度。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部《廉政法》，该法规定逾期不填写财产和收入申报单的政府官员将被司法

机构起诉。因此说，美国对于政府官员的财产公开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2](P44--45)。

新加坡也具有比较完备的财产申报制度，其自1960年颁布《反贪污法》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财产申报法》、《公务员法》、《没收非法所得法》、《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等，依据这些法律的规定，所有的国家公务员都必须在任职时申报自己的财产。并且每年的1月2日须申报自己在任职内上一的财务情况。申报的项目主要有：银行存款、贵重饰物、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个人财产，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并且还要及时登记财产变动情况及对投资利益进行限制。新加坡凭借其完备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律法规，有效的预防了腐败的滋生。其曾在一项“透明国际”1针对90个国家开展的腐败印象指数的调查中，廉洁度位列第七，是唯一一个进入前10名的亚洲国家[3](P27)。

此外，除了以上国家，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比较完善的针对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立法，比如法国的《资金透明度法》，韩国的《公务人员伦理法》，俄罗斯的《反腐败法》等法律。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国在构建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时，应借鉴其他国家在预防腐败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

二、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现状及评析

我国早在1987年就提出过申报财产制度问题，1994年全国人大正式将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项目。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该规定仅将工资、津贴、补贴、各类奖金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的范围，这种申报实际上是“收入申报”，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与我们所讲的“财产申报”区别甚大。收入申报制将官员的非法所得排除在外，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这种局限性决定其对于预防、惩罚官员腐败的作用十分有限。2001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令人遗憾的是该规定在实践中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后来在制定《公务员法》草案的过程中，有人曾提出“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应条款，但在征求意见时，遭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此在最终颁布实施的《公 1 它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反腐败组织，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在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柏林，该组织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现今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务员法》中没有写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是步履蹒跚，虽然中纪委、检察部、全国人大法工委等一些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多次重申，我国正在加强论证这一制度，但同时又强调不能仓促出台，需要制订配套措施。诚然，在我国现有环境下，财产申报或许会有技术性、配套措施及执行中人为因素的干扰与抵制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在金融危机下，我们面临的反腐败形势更具有紧迫性，公众对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对公务人员的廉洁度期望值都很高，因此说，我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就成为了十分迫切的立法需求。

三、构建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设想

虽说目前我国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仍然有很大的阻力，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停滞不前。我们应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和财产申报的实际状况，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通过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笔者认为制定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对于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在制定时，应该确定怎样的申报主体，理论界学者们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统一申报自己的家庭财产，接受审查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因此，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主体，这正好与我国刑法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范围的规定相一致[4](P48)。还有学者认为，财产申报的主体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任命的科级（包括科级）以上干部等所有有可能利用其职权、地位、影响进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活动的人[5](P21)。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应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先从各级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开始，通过3—5年的实践，再逐步扩大其范围[6](P152)。

那么，究竟该如何设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主体范围呢？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国外的立法例。关于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国家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不分级别和职务一律要求实行财产申报，如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等；有的国家规定达到法定的某种级别或职务以上的公职人员才需要

进行财产申报的，如美国、韩国、加拿大等。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比较庞大，财产申报的主体不宜太广，如果牵涉面过大，反而不利于监督机关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在立法时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即将立法机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单位中掌握一定的人、财物权及在单位中掌管签字报销的公务员明确列举出来，这部分公务员的财产必须进行申报，另外对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领导成员及其配偶、子女等列举出来，财产也须申报，另外，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和保持法律的稳定，可以再制定一个兜底条款，如其他需要申报财产的公务员等。如此一来，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可以以司法解释等形式来扩大需要进行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

（二）申报的财产范围

申报财产的范围是财产申报立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比较难界定的一个问题，我国现有的政策性文件中确定的财产申报范围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和劳务所得。这些收入只是公务员的合法公开的经济收入情况，无法反映他们的真实的财产状况，更无法监控他们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情况。而且，只是对公务员的个人财产申报情况进行了规定，对其家庭全部财产的情况根本没有明确的规定，结果造成许多腐败行为无法被披露。

笔者认为，在界定我国公务员申报的财产范围时，应该与国际接轨，从国外的财产申报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都比较宽泛，主要包括不动产的所有权、动产所有权、有价证券、债券、债务、以及其他无形资产等，比如：房产、地产、汽车、机械设备、支票、存款、股票、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黄金（包括黄金制品）、白金（包括制品）、白银（包括制品）、宝石、古董、艺术品等，另外这些财产存放的地点也要一同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其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在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需要申报的财产应主要包括：不动产状况（比如房产等）、私家轿车、银行存款、股票、债券、价值500元以上的家庭物品（如金银及饰品、名人字画、家用电器等）、500元以上的债权债务及投资或偶然所得、各种收入和劳务所得（如工资、奖金、津贴、补助、讲学、写作、审稿等）、4

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或负责人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其他财产等，可以采用列举加总括的模式，在立法中给予明确规定公务员需要申报的财产范围，而且这种财产申报的范围不但包括公务员个人的，还要包括其父母、配偶、子女等近亲属的财产[7](P153)。

（三）对拒报或不如实申报行为的处罚规定

对于在执行中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公务员，在立法时，可以规定对情节轻微并能及时纠正的给予党纪、政纪等的处分，对于情节严重并拒不悔改的，可以考虑引入刑罚处罚制度，以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惩治拒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财产的申报人，从而确保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执行。笔者建议，《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可以根据财产申报的特点和要求，借鉴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规定，对一些拒不申报或申报不实定罪量刑。对多次未申报或虚假申报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未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与实际财产差额处罚。另外对未申报或虚假申报的财产，经查如果涉嫌其他犯罪的，根据管辖的分工另行处理。同时，今后修改《刑法》时，应该增加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财产罪和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财产罪，并可以考虑附加罚金刑，从而实现部门法之间的协调性。

除此之外，我国在制订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时，对公务员财产申报的受理机构，财产申报的时间以及相应的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监督措施等，作出相关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廉政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当然，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制度，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除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外，还需要其它相关制度的配合和支持。所以我们还需要加强其他法律、法规、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只有形成一个廉政措施系统，才能发挥其巨大威力。

目前，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阳光法案”，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法律“利器”。因此，我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也应该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为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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