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立法现状评析

第一篇：我国税收立法现状评析

内容 提要：本文评析了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认为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的主要 问题 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关于税收的原则规定过于简单；税收基本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单行税收 法律 缺乏；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从深层原因 分析，税收立法之所以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因为对税法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把税收征收权和税收支出权提高到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的高度来看待，即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来决定。大量的税收立法由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说明行政立法权过度膨胀，蚕食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权。这种有悖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划分的现象应当尽快改变。

关键词： 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权 人民主权 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的税法体系或者税法体系的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建立。（2）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3）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4）形式 科学 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5）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标准来衡量，从我国税法的现有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首先，从表层来分析，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对于税收的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有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仅此而已。而世界各国的宪法对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要做出规定。

二是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就这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不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应当予以统一。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和框架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从现在的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除上述极少数的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30多个，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90多个，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立法现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极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尽管行政法规、规章可能对税收的种种问题、方方面面已作了规定，但远没有达到税法体系建立甚至是初步建立的要求。

其次，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立法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我国现行税法的立法，为什么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同对税法的性质的认识有关。

关于税法的性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存在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的奥特。玛亚和阿尔泊特。海扎尔。租税权力关系说从传统行政法学派的观念出发，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国家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拥有经济上的收支权力。派生于国家主权的税权，使得国家当然地拥有了课税权和税的使用权。国家在租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优于人民，行政权起着主导作用，作为纳税人则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客体位置，对于行政命令只有服从的义务，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租税债务关系说则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民的地位对等，行政机关不享有优越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在强调公民遵从国家制定的法律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特别强调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里不去评判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但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立法观念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租税权力关系说的影子。这种观念是导致大量行政立法而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正确回答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关键是正确认识税法的性质和地位。

①“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定，无偿地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②“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 政治 权力，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ru/右上〗③〖，ru/右上〗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都是只说明了国家的征税权一个侧面的含义，引伸出来的仅仅是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如果从法治论、宪政论和人权论出发来理解税收的概念，就应以维护纳税人、国民的福祉为核心内容，让国民承担纳税义务须以国家依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使用租税为前提，不能以割裂征收与使用的统一的观点来构筑税的概念。

现代 租税概念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类在 自然 状态中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共同生活，以合适的 方法 决定自己的行为，处理自身的人身和财产，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但是自然状态也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没有保障。为了结束在自然状态中产生的混乱和无序，人们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利（包括部分财产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于是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国家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但是，人们根据契约建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不能超越“公众福利”的范围。政府是为社会成员而保管和使用这部分财产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处理他们的财产，否则它就违反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为了确认、保障主权在民，国家的课税权、征收权必须体现人民承诺的意思，只有经人民的承诺，国家方可行使其税收权力。租税的赋课、征收必须基于由民意机关制定的税法的规定，否则属于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人民无义务服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鼓舞下，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首先在英国接着在其他国家发动，其中反对国王横征暴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无法律则无课税”、“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的租税法律主义原则（或称租税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

第二篇：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08413317谢志群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十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十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豁床着我国劳土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日，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木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竟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内，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劳动者一利益在国际上，既要考虑发达国家高劳动标准要求的敦促，又要考虑不发达国家以劳动力成木参与竟争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压力。要兼顾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劳动合同立法中，成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难题。

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劳土标准上不能简单地在倒退或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即:在劳土标准上，我们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固守旧的低劳动力标准，具有短期效应;走新路，向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才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一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摒弃了以往一味以低劳动力成木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于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意味着我国劳工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且，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本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竞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际上，我们处于“上挤下压”的中间位置。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在竞争中取胜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没有竞争力，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至少会在短期内使其竞争力水平下降或难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过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们的发展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寻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在经济上，它摒弃了以往一

味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实施效率低下。资方不履行工作环境、法定工时、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等义务，在我国许多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中是一种常态。

2．现有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该制度的权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该制度践行于实践中的难度，以致立法目标全部或部分落空。换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实施效率的低下。

具体体现在:

其一，“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威胁，对于短期用工难于适用，而且即使对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过期日的规避来摆脱威胁，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解除劳动关系。如属前者，还算是达到了立法目的，如属后者，则可能是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害。

其二，依我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虽然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劳动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确立的，而不是自书面劳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确立。可见，这种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不是劳动关系产生的效力性条件，它只是保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上的支持。“契约采取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证明契约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上有难易之分，而不是契约本身存在着优劣的差别”。由此，如果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后果———支付双倍工资或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欲对资方实际发生作用，还需要劳方举证证明与该资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这对劳方来说并非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二、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上述现状，笔者一认为可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视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视角而言，是指劳动合同立法应适当，要眼界向远、向外伸展。眼界放远，就是力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一，避免短期内成为自己观念的俘虏;眼界向外，则是指不仅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设计需考虑经济发展、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现实与未来，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劳动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实践之中也不能缺少这些机制的协同。就内在视角而言，是指各劳动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间协调、照应，通过劳动合同制度的内在完善，从而达到目标的最高效实现。

(一)外在视角

就外在视角而言，具体应着眼于以下两点:

1．协调、助益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法律体系。劳动合同纠纷解决费时、费力、成本高昂。劳方与资方相比，处于弱势的劳方往往因难以承受这沉重的纠纷代价而不得不妥协退让，这无疑助长了作为强者的资方恣意妄为地违反劳动合同制度的行为。要走出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倾斜于劳动者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可采取 以下措施: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以此减轻劳方的经济负担与思想顾虑，并调动律师办理该类纠纷案件的积极性;完善调解、仲裁解决纠纷机制，真正发挥其作用，并在人员素质、构成、经费来源等方面要给予支持，并同时增加救济途径;综合协调无固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就业目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作用大小，关键在于该制度适当与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业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业，而且充分就业应是就业数量与质量综合判断的结果。然而，当前我们所谓的就业安定，其实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岗人员的就业质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员持久失业为代价，这种对“轮流失业”局面的破坏，可能会造成“就业机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亦是对社会向上、向下流动激励的阻滞，以致使人对未来绝望，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成为必然。

当然，这是以就业岗位资源稀缺为前提的。由此看来，试图仅以现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保证就业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业安定的方式来摆脱就业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现实的，它把过重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阻滞了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的发展活力，并造成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业目标的实现应是一个制度综合协调的过程。

2．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现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机制的缺乏而不是决心的缺乏”。立法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督监察不足。诸如由于劳动执法队伍建设落后、劳动执法者责任感不强等原因致使劳动监督检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观念、行动上漠视法律、无视科学发展观、着意于掠夺式经济发展观等现象的盛行;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百般压制等。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府监督监察，提高劳动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及责任感，加强相应的理念，重视法律，规范相应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访制度，它本是解决劳资不公问题的最后一个监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门在最高首府设立“接访”办事处，实为“截访”，直接意图是将民之怨、民之不满无法上传，以满足政府及官员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政绩要求。这种现象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虽有缓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继续，如此以来，信访制度虽对法的实施或执法者严格依法执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这种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的不断上访，另一方是执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截访”这一“政治性任务”的竭力抵抗，两相抵抗耗费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国法的执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实效却未能因此得以充分发挥。这也需要加强有效政府监督机制，科学实施政府职能观，适当干预公司、企业行为，正确理解“法治”的含义，不仅要“有法”而且要重视“法的正当性”，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促进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内在视角

就内在视角而言，应着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论丛2011年

1．将各劳动合同制度彼此间的抵补作用纳入各劳动合同制度设计考量之中。具体而言: 第一，确立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机制。

政府、劳方、资方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而在我国，这一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这首先是劳动者组织———工会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别是工会独立性问题。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政府、劳、资三方及劳资之间在主体势力近于平等之下所进行的协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约、妥协作用以及 它们各自的组织性，所以，对劳动契约自由在劳资双方之间分配的限度以及其与社会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劳资双方间个别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基准。其次，在理论与立法上，如何处理劳动契约与民事契约的关系也制约着劳动契约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为劳动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制度的抵销。非全日制、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形式，其临时性、可兼职的特点，虽然符合部分劳动者的需要与意愿，但其更利于资方而不是劳方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在非典型雇佣关系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从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的机会，因为它的临时性、非连续性无法满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所要求的期间条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佣关系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制度化冲抵或毁灭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稳定劳动关系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因为非典型雇佣关系及其制度化不仅使职业安定受到威胁，也使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难以实现，劳工以团体力量维权亦难以落实。这些无疑弱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使企业摆脱了其更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佣关系有利于劳动者“促进就业”，然而，这种对就业的促进也仅限于数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为代价换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业机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顺应了世界用工形式的变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规定了与此相左的用工形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工形式，进而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获得部分实现。既然当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非典型劳动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后者妨碍了前者目标的实现，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时，尽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协同，共同服务经济，维护劳方利益，和谐劳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守法意识淡薄，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形式为资方留下了更多的违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还不够坚实，更多劳动者没有或不能成为资本的参与者，劳资间平衡易于断裂或劳资差距大，因此劳资平衡的实现需要更大的努力。具体到立法上，就是加强规制，例如，规定“劳务派遣必须具备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应与现实契合。政府对最低工资的干预，以及资方对这一干预的服从，是为了减少贫穷并使劳方收入达到生存费用的标准。同时，最低工资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公众的购买力，以便使国家从经济滑坡中走出来。

在大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企业的存活期间总体水平只会低于台湾。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适用空间极为有限。我国这种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规模、寿命的现实，制约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稳定劳动关系的追求，意味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华: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公司、企业存活的短期性，使劳动者不得不随之不断流动，即使谋得的确定，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职业自由机制，注定了我国当前的劳动者较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非市场化国家中的劳动者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针对这种现状，应适当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空间，落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的期望，科学调整公司、企业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业的发展与职业自由机制有机结合，在公司、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使劳动者也得到有力保障。

总之，对于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及其效果，不应局限于也不意味着给予其更多的权利或倾斜就是更好的保护，而是在于所给予的权利或倾斜的适度性以及实施限度如何。而这种适度性的把握，无论是在内在的视角、还是外在的视角下，都要以系统的视野来对待。

第三篇：介绍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现状

立法现状：

(一)电子商务立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1.电子商务亟待相应法律规范，电子商务主要是指使用各种电子工具从事商务劳动或活动,或者说是指对整个贸易活动实现电子化。电子商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我国现行的很多法律存在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电子商务法律规范,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

2.法律规范是电子商务成功运作的关键，从安全和信任的关系看,在传统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是面对面的,很容易保证交易过程的安全性并建立起信任关系。但在电子商务过程中,买卖双方是通过网络来联系的,因而建立交易双方的安全和信任关系相当困难。因此,电子商务系统对交易安全的要求极高。

(二)我国电子商务法律环境：

1.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宏观环境，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我们不仅要重视私营、工商部门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加强政府部门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宏观规划和指导,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规划指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因此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既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又要注意同全球的电子商务接轨。近几年,我国的电子商务异军突起,并具有世界上潜力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2.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相关立法，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是随着Internet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我国关于电子商务的立法主要是针对互连网络的管理、安全和经营。

第四篇：关于美国税收立法情况

关于美国税收立法情况

一、美国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

（一）美国国家权力划分状况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政权由联邦、州和地方三个级次组成。美国共有５０个州，８万多个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殊服务区等，此外还包括一些不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各专业管理部门，如地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等。从美国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各级政府间权力制约的程度上看，美国联邦与州之间是联邦制，州和地方之间则是单一制。

1、联邦一级的权力。美国宪法是成文法，联邦一级的权力由宪法规定和列举，即权力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国家政治、军事、国防和外交等事务。为保障联邦政府是一级强有力的政府，宪法还规定了其他一些必要的条款，主要有：（1）条款规定，在联邦一级和州一级发生利益冲突时，联邦一级的利益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除非联邦的行为违反宪法；（2）只有根据宪法设置的联邦法院有权解释宪法，而这种解释一般是倾向于联邦一级；（3）一些条文规定联邦一级行使权力必须符合适当、必需的原则，这无疑便于联邦政府利用这些规定扩大已列举的权限。（4）有关税收和费用支出的条款规定，如何收税和如何支出，以对全国人民福利有利为原则，弹性较大。事实上，联邦一级政府的权力分配非常灵活、实用，且法庭系统又鼓励了这种灵活。

2、州一级的权力。在美国，州一级的权限相对较大，根据宪法修正案第10条的规定，凡是没有赋予联邦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州都可以行使。州有权依照联邦宪法独立制定本州法律（包括州宪法），有权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决定有关重事宜。根据美国宪法，州行使权力必须遵循如下原则：（1）州制定法律、行使权力不得违背联邦宪法；（2）各州不得作出有碍州际间贸易往来的规定；（3）州政府不得行使下列权力，如不得和外国政府签订协议、不得发行钞票、不得有军队、不得发动战争、不得收进出口税等。

3、地方一级的权力。美国地方政府的权限一般由州里规定，权限不大，教育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地方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同时也可通过州立法机构的地方代表，影响州一级的决策，使之更符合当地利益。

原则上讲，属于联邦政府的事务，州政府不得干预，属于州政府的事务，联邦政府也不得过多干预。但事实上，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权力分界线。

（二）美国税权划分状况

与美国国家权力划分体制相适应，美国联邦、州、地方三级也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权，以保证各级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已的职责。

联邦政府为保障财政收入和公务开支，有权征税。联邦政府开征的税种和税率由宪法规定。目前，联邦政府的主要税种是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两项合计收入约占联邦总税收收入的88％，其次联邦政府还征收一定的关税和社会保障税。在联邦一级，只有众议院拔款委员会有权提出税法议案，该议案经众、参两院审议通过后，提交总统签署，形成税收法案。为便于执行税法，财政部经常组织有关人员对税收法案进行解释，制定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但这些规章不具有法律效力，纳税人如认为某些解释违法，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联邦预算草案也会涉及某些具体的税收问题，如税收抵扣或税收减免等事项。联邦政府要想开征新税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税率的调整也要经过极其复杂的程序。各州均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州议会有权决定开征州税和某些地方税。属于州政府的税种主要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营业税等，此外还有汽油税、烟酒税等。以佐治亚州为例，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约占全州税收收入的40％，营业税约占32％。由于各州情况不同，各州对征税对象和税率的规定也存有差异，如：（1）在征税对象上，有24个州对食品不征税、有8个州对药品不征税，有35个州对服务行业不征税。（2）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佐治亚州个人所得税税率为6％，田纳西州公对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佛罗里达州则不开征个人所得税。（3）在公司所得税征管上，由于各州税率不同，计算方法不一样，全国并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因此，美国州与州之间的税收制度区别较大。州在地方税的征收管理上也拥有一定的权力，即州有权对地方税的开征作出一些原则规定，如对财产税，州需要从各县征收的财产税额中提取一定比例，并要求县必须将一部分财产税收入用于教育，同时要求县的财产税收入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不能过低，否则将减少州里诸如修建公路等项目的拔款。

地方一级除按照州的规定进行征税外，有权制定地方税方面的法律。财产税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75％，其次为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对由州议会确定征收的税种，地方税务局必须依法征收，但有权在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如佐治亚州税法规定营业税的税率为4％，地方一级应加收1％的营业税和1％的交通税，也可以经当地公民投票征收临时项目税。但由州议会确定增加的1％营业税，地方不得增加，也不得减少；如开征临时项目税，就必须停征1％的营业税或1％的交通税。对地方税种，州一般只作原则规定，税收减免和税率则由地方确定，如县财产税的税率一般不是固定的税率，而是根据当县财产评估委员会提供的应纳税财产额和预算对财产税的需要情况来确定，高者可达到2.5 ％，低时为5.01或更低。此外，尽管州里对财产税的减免有统一规定，但是否减免则由县选民投票确定。在联邦、州及地方的税收关系中，联邦对州及地方在税收方面的控制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的立法不得与联邦税法相抵触，且不得影响州际间正常的贸易往来；二是三级政府均可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基是同一个，都按联邦税法的规定来确定；三是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优惠和让渡，即在征收联邦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

为组织税收收入，联邦、州、地方都有各自独立的征税机构，各机构在自已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征税，彼此间没有上下级管理关系。但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各征管机构间必须互通信息、沟通情况、相互配合，如州税务局需依赖联邦税务局提供的信息及电脑设备，了解他们征税的情况及纳税人纳税的情况，并开展税收稽查。

二、美国的税收立法

美国联邦一级与州一级是联邦制的关系；州一级与地方一级则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尽管如此，根据三个层次事权划分的现状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在立法上仍然保持着联邦、州或者地方都有不同的立法权限以及相似的立法程序，但在“三权分立”的形式上有所差别。

（一）美国联邦的税收立法程序

美国联邦的税收立法程序大体分四个步骤：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众议院讨论并表决，参议院讨论并表决，总统决定。

１、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权。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只有众议院的议员才有税收立法议案的提出权。这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因：其一，根据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程序，联邦议会的参议员以行政区域确定人数，即以州为单位每个州选举２名, 参议员总数为１００名；众议员则按照其所在选区的人口比例而产生，也就是说人口多的地区众议员的席位多，反之则少，众议员总数为４３５名。有鉴于此，赋予众议员税收立法议案的提出权与赋予参议员同样的权利相比，前者更能代表所在选区选民的意愿并维护选民的利益。其二，在参议员之间很可能形成关系网（只有１００名议员），容易导致参议院所通过的法案有失公平；而众议院由于人数多（４３５名）内部的规章制度容易落实，所通过的法案容易达到公平性和合理性。

２、众议院审议通过。众议院设有１９个专业委员会，负责税收立法活动的是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按多数党和少数党的一定比例构成，总人数约为３０多人，并配有由专家和学者组成的工作班子，是众议院中最有权威的委员会之一。除负责税收立法活动外，还负责财政预算、债务、贸易、关税、健康福利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立法工作。拨款委员会只能举行听证会，没有通过任何议案的权力。

众议员提出税收立法动议后由众议院的议长决定取舍，这里面个人好恶和党派之争的因素较多。结果无非有两种：一是议长认为“议案”可以考虑形成法案，即交拨款委员会按程序办理或举行听证会；二是议长经过权衡利弊后认为“议案”不能形成法案或至少在本内不予考虑，该“议案”将被搁置。

拨款委员会接到“议案”后组织有关专家起草税法草案（或修订草案），并在委员会内部对税法议案进行表决，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并起草出报告。报告一般比较详细，包括了委员会成员中反对该提案的少数派观点。作为对委员会行为依据的书面记录。该报告将分发给众议院的每一位成员，并为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对这项立法进行解释提供依据。

拨款委员会完成报告之后即将草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众议院全体会议就众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的税法草案和报告进行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如通过，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通过。否则，被退回拨款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

３、参议院审议通过。税收法案经过众议院审议通过后送交参议院审议通过。参议院设有１６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职能和权限完全相同的专业委员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该委员会现有成员２１名，其中共和党参议员１１名，民主党参议员１０名，并配有一个由７名税务专家和律师组成的工作班子对税收方面的提案进行研究、起草和修改。

财政委员会在接到税收法案后采取与拨款委员会相同的程序重新对其进行讨论，并起草审议报告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参议院全体会议将对税收法案进行辩论，由于法律只授予众议员税收立法的动议权，而参议员又必须涉足税收立法事务。因此，在辩论期间参议员将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法案进行修改，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情况下是将税收法案改得面目全非，甚至除保留该税收法案的名称不变以外，将其所有内容推翻并重新起草。当然，也有完全同意众议院意见的情况。税收法案经过辩论修改或重新起草后即交付表决，表决必须以得到５１票以上的多数才视为通过。如未被通过，该提案有可能被退回财政委员会再议或被搁置。

按照既定程序，经参议院表决通过后有两种情况，一是参议院完全同意众议院提交的税收法案，该法案将直接提交总统签署；二是参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与众议院提交的税收法案有差异，须将通过的税收法案再退给众议院。对经参议院修改的税收法案众议院如同意，也可提交总统签署；如不同意，还须组成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协调。

４、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的协调。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负责税收立法方面工作的机构称为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理论上，该委员会属于临时机构，由于立法项目多，且两院之间总有分歧，事实上已经基本属于常设机构。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委员由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指定，通常情况下，由多数党４至５名，少数党３至４名组成，其成员通常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资深委员。同时，还配有一个由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总人数达７０人的工作班子。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参、众两院分别起草的两份不同的税法草案经过综合协调后改写成一份相同的税法草案；二是对两院提出的税收法案从财政预算对税收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做好事前预测。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权限仅限于对两院所提的税收法案中有分歧的部分进行协调，除具有举行听证会的权力以外，不能通过任何议案。

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只就税收法案的分歧部分逐个进行讨论，并形成折衷方案。其协商工作通常采取个别交换意见和会议讨论两种形式，正式会议只是对已达成的协议作出宣布而已。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就税收法案中的分歧部分达成协议后同时向两院提出报告，提交两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在两院都通过后该法案正式形成，提交总统签署。

５、总统签署。总统对国会送来的税收法案有否决权，如同意，该法案则成为法律（一般情况下，生效日期稍晚一些）。如不同意，总统可行使否决权，但国会中如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可以对总统的否决行使再否决权，即强行通过该法案。

在税收法案成为法律之后，联邦税务机关将依法行政。

（二）、美国州一级的税收立法程序

美国各州议会的情况不同，有４９个州采取“两院制”，仅有一个州为“一院制”。两院在有些问题上可达成一致意见，有些问题形不成一致意见，有时争论的相当激烈，二者互相制约。在税收立法程序上基本与联邦的立法程序雷同，也要经过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众议院审查通过、参议院审查通过、州长签署四个步骤。

１、税收立法动议的提出。在州一级，州政府、参议员、众议员都有提案权。美国各州州长的权力很大，没有内阁，州政府所提议案直接交参、众两院讨论通过。参议员或众议员所提出的税收立法议案在交付各自所在议会讨论之前，程序上与联邦议会的程序相同，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差别。以众议院为例：某位众议员提出一项税收立法议案，首先找众议院法律咨询办公室替他起草法律议案初稿，然后将议案拿到众议院文书办公室登记编号后提交众议院会议，由他向众议员们宣读。如果意见统一，即转交参议院审查通过；反之，由众议院议长决定取舍。众议院议长对议案草稿有事实上的取舍权。所谓舍，并不是法律赋予议长的权力，而是基于与联邦众议院议长相同的原因采取相同的方式将议案草稿搁置，有可能长期搁置。

２、众议院审查通过。众议院议长接到众议员提交的税收立法议案草稿，或者是接到由参议院（或州政府）转来的税收立法议案后，将其交付给众议院多个专业委员会之一的拨款委员会进行研究修改。该委员会除在人数、经费等方面与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不同以外，其职能和权限均相同。

拨款委员会对税收立法草案进行研究，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修改草案并在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辩论、表决。如通过，转交参议院审查通过。如不通过，该草案将被退回拨款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

３、参议院审查通过。参议院在接到众议院（或州政府）转来的税收立法议案后，采取与众议院相同的程序，将该议案交给参议院内的一个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职能相同的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研究办理。财政委员会同样只有举行听证会的权力，而没有议案的批准权。

财政委员会对税收立法议案进行研究，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听证会以广泛听取意见，听证会上，税收立法议案的提案人可以到场做进一步的解释。与拨款委员会的程序相同，财政委员会也要对税收立法议案提出修改意见并在委员会内部讨论通过，多数同意后即形成法律草案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表决。如不通过，该议案将退回财政委员会重议或被放弃。如通过，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同意众议院所提的税收立法议案，该议案将直接交州长签署；另一种是所通过的税收立法议案与众议院转交的议案有出入，还需将议案交众议院重新审议，如同意，交州长签署；否则，两院要成立联合委员会进行协调。

４、两院联合委员会的协调。

美国的政体决定了其国体形式。国体无非有三种：邦联制、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紧密程度上看，邦联制属于松散型，典型的例子有联合国、欧州共同体等；中央集权制属于紧密型，我国当属此种类型；联邦制介于松散型与紧密型之间，典型的国家有美国、印度等。美国的中央政府与州政府之间采取联邦形式；而州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则是中央集权制的关系。前已述及，美国宪法规定：“凡是宪法没有赋予联邦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州都可以行使”。也就是说，州一级有充分的立法权。虽然各州所立的法律各有千秋，但从立法程序上讲除“税收议案”的提出权与联邦的相比略有差别以外，其余的程序与联邦的立法程序雷同。

值得一提的是参、众两院都设有多个专门委员会（如财政、环保、科技等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就某一行业或专业问题进行调查、研讨并提出有关建议和议案，委员会委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议员。为确保所提建议或议案更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各专门委员会还配有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如众、参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律师、会计师及经济学家等组成。

（二）美国税收立法的特点 美国税收立法有四个特点：

１、税收立法坚持宪法原则。美国的税收立法始终坚持宪法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不得随意征收个人财产，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即使政府急需资金也不能随意无偿征集私人财产。一般来说，在美国要开征新税是很难的，特别是联邦政府要开征新税更是困难，它涉及到对宪法的修订。即使是对已确定的税种进行修订，也要经过极其复杂的程序，要取得社会各方面的一致方可。二是在税收立法程序上完全按宪法确定的原则办，众议院有权提出税法议案，参议院有权修正，总统有权对议案行使否决权，国会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还可行使再否决权。

２、税收立法权较散。美国的税收立法权比较散，这体现在：一是从纵向看，立法权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特别是在联邦和各个州的关系上，基本上是各搞各的，互不干涉。在美期间，美方人员一再提醒我们，在谈美国的税收法律制度时，应点明是联邦的税收法律制度，还是某一个州或是某个县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可笼统地谈美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因为联邦税只能代表联邦，概括不了州税，某个州的税只能代表某一个州，而代表不了整个州一级的税。二是从横向看，即在同一级政权中，国会有提案权、通过权、否决权和再否决权；政府虽然没有提案权，但可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有关税收政策方面的意见；政府有否决权。在议会中，众议院有权提出税收法案，参议院虽不能提出税收法案，但对众议院提交过来审议的税收法案有修订权，两院各有其权力。三是两党的政策在众参两院发挥作用，党派在国会中所占的人数的多少，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３、强调制衡。强调制衡是美国税收立法中的一大特点，这种制衡主要体现在：（１）联邦对州的制衡。联邦对州的制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邦的税法可在各州实施；二是联邦的税法起到主干作用，如公司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其州和地方的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等都适用联邦公司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而且在州里已缴纳的公司所得税款、个人所得税款，在向联邦缴纳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扣除。（２）州对联邦也有制衡，这主要体现在，联邦的议员都是来自各个州，他要代表本选区内选民的利益，要考虑本选区的利益。（３）州对地方的制衡，在税收立法上州对地方的制衡较紧，许多权力集中在州，如地方税的立法权归州里行使，地方只有既定范围内选择税率的权力。（４）立法、行政、司法间的制衡。在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表现在税法上，一方面，突出税收立法权在国会，政府可根据需要提出议案，总统也可对国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但无权再提新的税制方案。议会对总统的否决还可行使再否决权（须经三分之二的人通过），最高法院对法律有解释权。（５）在国会内部也有制衡，一是众参两院互有制衡，根据法律规定，税收的法案只能由众议院提出，参议院无权提出，但众议院通过的税收法案必须送经参议院审议批准，这时，参议院可对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任意修改，甚至可借修改为名义，抛出新的税制方案，但不管怎样，还须取得众议院同意后才能起作用。二是两党之间的制衡，在美国现行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和在野党总是有矛盾的，一方的政策总会被另一方挑刺或推翻，这在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制衡作用。

４、税收立法程序繁琐。在美国，一项税收法案从提出到成立须经过财政部、众议院税务委员会、众议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辩论通过、总统签署等阶段。其间，参议院与众议院两家意见不一致时，还将成立两院联合委员会来协调意见。总统对国会形成的法案有意见时，可予以否决，这时国会还将再开会，对总统的否决再表决，如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可否决总统的否决，将税收法案通过。在众参两院的讨论过程中，政府的财政部长以及有关官员随时都要准备到会作证，哪怕是已说明过的问题，也要再说明，已回答过的问题，还要再作回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繁琐的。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美国税收立法制度的考察，我们可得到几点启示：

（一）在税收立法上要合理分权，科学制衡，放权和建立制衡关系要同时进行。

我们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放得是否合理，二是只讲放权而不讲制衡。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精巧，事事处处都体现出分权和制约的指导思想来。这是使我们很受启发的。

１、在税收立法上要合理分权。我国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定，在税权的划分上，应适当地放一部分给地方。

（１）税收立法分权的含义。我们这里讲的税收立法是指广义的税收立法，从法来讲是广义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从立法讲应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以及政府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的活动。我们这里讲的分“权”包括立法权、管理权、执行权、监督权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提出要合理分权，是指要在宪法规定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摆好统一和分管的关系，与美国那种“三权分离”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２）税收立法分权要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美国是个自由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府除对社会公共事业承担责任外，并不对企业的经营好坏以及建设规模、人们吃饭穿衣承担多少责任，因此政府要考虑的事情较少，税的征收和使用相对而言比较单一。而且美国的私有经济较发达，财富多在私人手中，只看你政府怎么去取。美国又是个联邦制国家，其州一级政府权力很大，特别是在税收管理权上，联邦的税收管理权是有限制的，而州一级的税收管理权则是无限制的。我们说美国的税收立法制度有精巧之处，是看到他们的税收立法制度与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基本相吻合。

我国是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国家，政府除了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外，还要组织社会经济建设，要考虑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考虑职工的就业、退休、保险等许多的事情。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体现，同时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活动难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我国又是单一制国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是强调中央政策统一，地方分级管理，其现行的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与此相适应，在税收立法权上，我们应坚持“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的原则。坚持这个原则与我国宪法是相吻合的。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涉及到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利益，涉及到社会分配，涉及到国家财政收支，进而对国家的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应属国家基本法律之列，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３）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税种的确立权应在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地方可根据区域特点提出适合自己特点的税种开征权，但这种开征权也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中央可以确定某些税种在全国开征，也可确定某些税由地方自己决定在其区域内是否开征。在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中，有些内容也可放给地方自己决定，如有些税的税率可允许地方在一定的幅度内自己选择。

（４）合理划分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税法，国务院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据，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擅自立法。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定实施条例及有关行政法规；二是根据全国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在工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在同宪法、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但经过实践，条件成熟后，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三是根据宪法规定国务院可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税收立法议案。

（５）在我国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内部也要合理划分权限。在我国权力机关中，并无美国的那种两院制，也无那种两党制。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不能搞美国的那种“分权”。但是在我们统一的立法权内部也是可以有分工的。如在我们的人民代表中，有不同方面的代表，在税收立法上，他们可以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的利益说话，人民代表的意见应得到尊重和落实。又如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他们可以从各自的领域政治经济政策出发，对税收立法产生影响，行使决策权。

在行政机关内部，分设有财政税务、科技、文化、产业等部门，他们在参与税收政策的制定中也应有其发言权，他们的发言权是国家在某一个方面政策的体现，这种某个方面的政策介入到税收政策制定时，也应得到尊重和落实。２、要建立科学制衡机制

（１）在国家权力机关内部要建立起制衡关系。要界定清楚，税法究竟算不算“其他基本法律”，以确定税法的制定权究竟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长远目标看，税法的制定权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侧重于对税法的解释和监督执行上。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在税收立法上应做好起草、审议、协调工作，为代表服好务，为常委会解释法律服好务。同时在各委员会之间也要建立相互制约的关系。（２）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制衡关系。国家权力机关的专门委员会在审议税法草案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首长应到场作证，或作说明，或作解释。在人民代表讨论税法草案时，应到场作说明和解答。专门委员会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的首长来会上作证时，应随时回答问题，不得拒绝。在税法的草拟研究过程中政府的有关部门与国家权力机关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加强合作，共同研究，取得沟通，达成共识。

（３）建立政府内各部门与财税部门的制衡关系。财税部门是税收政策的主要制订部门，而政府的其他部门也是政府在某一方面的政策制订和执行部门，他们的意见应代表同在某个方面的政策取向。其在参与税收政策制订上，应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应得到重视。（４）建立中央与省的制衡关系 从省对中央的制衡来讲，应主要通过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省代表团来行使制衡，一方面在税收立法时，省代表团，既可提出税收立法动议，又可对税法草案提意见并行使赞成或否决的权力。另一方面，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的权限，只要是宪法和法律有规定的，中央不得干预。

（二）要加强国家立法机关中税收立法工作机构的工作。

１、要尽快建立起人大自己的统计分析系统。在现代社会里，任何决策都离不开信息资料。同样的数据因分析者的角度不同、水平不同，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有自己的经济（税收）研究分析机构，以及时提供信息。

２、要配备齐全的工作班子，从人大的工作程序看，全体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开会的时间短，这就要做好会前的准备工作。前期工作开展得如何，对税法的修改审议协调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影响着税法的质量。

（陈征）

第五篇：关于我国税收现状的调查分析

关于我国税收现状的调查分析

——税说中国

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死亡和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它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在征收、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殊关系，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但也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税收，中国的税收。纳税，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纳税人来说只是必不可少的义务，从不会与痛苦扯上太大关系，然而在中国却不是同样一回事。根据国外杂志福布斯发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显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

中包括过路费、过桥费、燃油费、择校费、赞助费等非税收入，已经迈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2010年税收收入约73000多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占6.6%，其他税收占93.4%。光是2011上半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万零28亿元，同比增长了29.6%，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7万亿元，同比增长31.2% 13万亿。光是看上面这些数字也许对我国的税收现状没有太大的观念，让我们来实际点看看。一个100元的披萨，其中的15.35%是企业的利润，50.08%是企业成本，其中包括支付给上游企业、职工、电力、自来水、房产公司等的费用，剩下的21.4%就是企业要缴纳的诸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及教育附加税等的各种税、费了。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6毛钱的税，也就是说每喝一口就要缴税大约4分钱。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16元，一瓶100元的化妆品含税44元，一顿饭一万元其中教育附加税14块7毛8，另外，房价中包含了62项税和费，大约占到房价的30%-40%，那你现在懂为什么房价一直高居不下了吗？每一个环节的消费行为都会出现相应的税收，并且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同时通货膨胀也是一种隐性税收，每年都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良多。税收的确很给力，但是自1995年来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而税收平均每年就增长20%。中国是经过30年努力奋斗刚刚摆脱了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总体GDP是增长了不少，的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却在逐年下降。

除了税收数额以外，同样让人关注的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以及纳税人所交的税款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举个例子，美国芝加哥，政府要用7个月时间来制定下一年的预算，同时还要接受各种听证会的考验，预算不通过，政府关门。芝加哥政府每年公开的财政预算有近600页之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书面材料查到。在许多国家，政府的预算是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并且每一个纳税人每年都会收到一份税务部门的清单，详细记录着纳税人所交的税款用途和金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而在我国，通常也需要花半年左右时间来制定本的预算，并且预算材料一般不超过20页，而且是一定会通过，但是你从来不知道你纳的税都用到什么地方去用了多少。

接着，再来看看下面这些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近9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约为1.6万亿，分为25项，另外还有最让人关注的第26项，也就是传说中的三公支出：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2011年中央政府98个部

门中的95个相继公布了2010年的三公支出数据，其总额为94.7亿元；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为7.3万亿，包含了23个项目，其中份额最多的是教育支出约占1.2万亿元，较2000年增长了721%。然而在这十年中我国农村普通小学数量却减少了近一半，期间还清退了44.8万名代课教师；某些地方政府大楼更因其富丽堂皇、雄伟壮丽而成为当地地标建筑。某县的县政府大楼建筑面积达4万平方米，相当于8个白宫的面积，可容纳2180个县长办公，而这些支出是要算到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里面的；单是2004年，我国的公务消费就高达12000多亿元，而其他年份数据一直是个迷，其他支出更是高达2700亿元。而给所有中小学配上校车只需要花4600亿元，全民免费医疗只需花1600亿元，要是将钱都用在这上面该多好；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样的：假设一个单位上一年的预算是100万，但今年只花了80万，那么年底节约下来的20万就要全额上缴，并且下一年的预算会被缩减到80万，所以每年年底都要完成突击花钱的任务。

2010年秋，一直备受争议的个人房产税也由传说变为现实。据新华网2010年9月30日报道，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的官员透露，中国将先在部分城市开始征收个人房产税的试点工作。他们对媒体表示，对个人所拥有的住房恢复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房产税是恢复征收呢？官方的解释说“中国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是1986年出台的，当时人们收入水平比较低，所以当时规定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免税，现在恢复征收的时机已经成熟”。官方认为，征收个人房产税“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健全地方税务体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土地的节约使用”。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说，国外征收个人房产税的制度对中国没有效仿性：“我觉得税收的问题一定要有税收的正义性、合法性、有效性。不要看国外有什么税，我们就收什么税。要看国外收的税相应的有哪些权力利？配套的服务？而不能仅看人家收的税。中国目前情况下，老百姓买了房子没有土地所有权。西方是买了房子就有土地所有权。”夏业良教授还说，以打压房价为目的地征税是很愚蠢的。这是一种短期目标。一个国家收一种税种，是长期的作为一种税收，而不是因为房价高你才收这个税。假如有一天房价低到连政府都不愿意接受的程度要求再把房价往上抬得的时候，那税是不是会取消？税收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不是说为了短期达到一个目的往上设置一

个新的税种。

在正常国家，房地产税或财产税是一种“从价税”，是按照拥有者财产的价值而课征的税。财产分三种，即土地（不动产）、土地的改进（即土地上的房产）、和个人资产（如汽车、珠宝）。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说“财产税是最不坏的税种之一，因为它建立在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土地之上”。弗里德曼认为，财产税对发展经济最好，其次是消费税和所得税。对美国人来说，所得税、销售税和房产税是最大的三项。所得税交给联邦政府，用来支付国防、社保和奥巴马的薪水；销售税给州政府，用来支付教育、健保和交通；房地产税由房子所在地的郡政府收集，花在社区服务、公共安全和公路之上。经济危机以来，有人去政府申诉，说房子价值降了，要调低房地产税。

对于中国税率是高是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都分站两个阵营，两者都实有偏颇，较为客观的评价是说中国的税收在世界上居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目前世界上的税收利用中，以北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例，他们在维持高税收的同时，实行医疗教育住房等的非市场化，将它们纳入国家支配的公共部分，全体国民免费享受。以美国等自由资本主义为代表，国家的全部行业市场化，征收极低的税，因为它们的公共事业支出是比较少的，并且美国实行财政赤字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实际征税少于财政支出。其他大部分国家介于这二种极端之间，中国情况特殊。在中国，整体税率不比北欧低，但是中国的医疗教育等行业一方面仍然是事业单位，享受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却近似于市场化，这反映了国内十年事业单位改革的失败，也增加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我国与北欧美国都不同的一点还有—在开放行业或者不开放行业存在大量的巨型国企或国有垄断机构，在不开放行业，以能源通讯金融烟草传媒等为代表，在开放行业以工业农业进出口为代表，这些巨型国企每年不止上交巨额税款，还要上交利润。更甚者不止如此，包括军事媒体在内的党产事业每年要创造数千亿的利税。我国税收目前除和西方一样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公共服务、政府运营、社会保障等之外，其他突出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点：半市场化的事业单位投入（医疗、教育），市场化的公共事业投资（三峡、体育场馆机场铁路建设），外贸保护的出口退税（去年高达七千亿）等等。其中巨额的政府运营费用，利用税收兴建的商业化的公共设施等是突出点，这也

是在中国纳税人普遍感觉自己作为纳税人却没有享受到权利并且税收偏高的原因。

注：上述数据均来源于网络、媒体、报道、社论及《中国统计年鉴》

评阅教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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