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第一篇：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此外，国家还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施，1992年退出历史舞台。这项政策的出台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它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政策实施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本案例将一一梳理。

一、统购统销不仅仅是为了解决53年粮食危机

（一）1953年春，农民因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卖给国家

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城市人口快速发展，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正如陈云在论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时所说的：“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

（二）1953年秋，统购统销政策出台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1953年，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当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销政策正式出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还分别在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对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这样，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三）其实：1952年，陈云就已提议实施粮食征购，确保粮食的储备和出口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1953年霜灾造成的国家粮食购销紧张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动因。因为在1953年在此之前，领导层就已酝酿实行粮食的统购。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的掌托人，陈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实施粮食统购统 1

销的念头。据薄一波了解，陈云早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他在当年底全国财经会议上讲道:“粮食是紧张的，但不要过分恐慌。第一条防止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第二条小公粮一定交国家。征购办法必须采取，则粮食间题可以解决。”

陈云口中的“紧张”是指，我国“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逐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粮食问题供应紧张。

1952年，陈云再一次提议。他与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实行粮食征购的意见。报告中说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对于粮食问题的决策者来说，实行粮食征购在当时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较倾向于采用的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的方针，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1953年霜灾导致的粮食紧张，加强征收粮食确保温饱就成推行政策的绝好契机。台湾学者李福钟曾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早在1953年粮食危机出现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层(很可能由毛亲自策划)不断在思索尝试的一项粮食政策”，并进而认为，“统购统销目的在保证粮食出口”。

二、统购统销还为了粮食出口和积累工业原始资本

（一）统购统销政策实现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增长，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据统计，“一五”计划预备累计投人折合黄金7亿两的巨额资金用于各项建设事业，其中有55.8%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筹措成了一个呕待解决问题。当时，领导层主要采取从农业积累工业资金，也清楚地表达这一思路。

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时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183页）

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二）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

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１９９３）。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370.5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版）

（三）1953年不提高价钱刺激农民卖粮，是担心国家预算提高和物价通胀 正是统购统销政策要实现工业资本积累，所以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在陈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办法必要性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于稳定粮食市场、稳定物价的关注。1952年，陈云说“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预算中的工业投资就失去了保证。能否进口粮食呢？”陈云又说：如果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朱佳木 ：《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人民网）

经济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统购统销的实施，“一五”时期尽管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长，但物价指数的年均上涨幅度却只有

1.1％。

三、统购统销实施后，农村出现“闹粮”和“饥荒”

从上述种种事实可以看出，统购统销的实施，已不是单纯的温饱问题，粮食供应问题了，而是事关领导层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了。所以，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往往压倒“温饱”问题；因而，农民为此作出“牺牲”就在所难免了。

（一）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半饥半饱。刘少奇曾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二）征粮时农民随便被扣“帽子”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

据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三）农民“闹退社”“闹粮”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闹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四）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农村出现饥荒

1962年，中央召开大会（后称“七千人大会”），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同时，相关部门可以检讨，认为征粮过度又放粮食卫星，导致农村出现饥荒。

在会上，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新华社检讨了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出自于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一些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也多来自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如河南的早稻亩产48925斤，广东的中稻亩产60400斤，北方水稻亩产124329斤„„放高产“卫星”导致了盲目乐观的估产，导致高征购（即购过头粮），导致农民手中无粮而饿死人。（唐正芒：《粮食问题——“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议题》，人民网《党史博览》，2008年01月07日）

（五）农村饥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四、统购统销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一）百姓没有粮票，连一碗粥都买不到，难以自由迁徙

“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二）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发梦不是梦见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 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诞。

百花文艺出版了一部《票证旧事》，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如市民宁宗一当时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把)，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三）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

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且成为社会控制、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

（四）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后，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副度增长。

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于是，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请思考：

1.作出“统购统销”的决策的目的如何？这一决策实施效果如何？

2.“统购统销”政策的成败给决策者提供了哪些的经验和教训？

3.除粮食统购统销，我们当前还有“统购统销”政策吗？试评述之。

第二篇：粮食购销政策

粮食购销政策

1、当前国家在粮食购销经营上有哪些具体政策？ 答：国务院决定，从2004年元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购销价格，这标志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变，标志着我国粮食流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轨道。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对种粮农民实行了粮食直补政策，同时对粮食主产省份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保护价托市收购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市作为粮食纯销区，目前对粮食经营企业粮食购销实行的政策是“购得进，销得出，有盈利”。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购销经营及价格由市场供求机制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政府不再干预。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造成市场动荡、粮价暴涨时，政府一定将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譬如通过组织储备粮投放的办法，平拟市场粮价，确保市场供应等。

2、国家在粮食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上有什么支持和鼓励政策？

答：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依法从事的粮食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

第三篇：粮食进口政策问答

粮食进口政策问答

导 语：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粮食国际贸易中来。哪些品种可以进口？进口企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进口粮食应符合哪些标准？新入行的企业必须做好功课。

2015/1/28 10:08:39编辑：霄丰

一、玉米

Q：目前中国可以准许进口玉米的国家都有哪些？

A：目前我国允许进口玉米的国家有：泰国、美国、秘鲁（限大玉米）、老挝、阿根廷、俄罗斯（仅限劳务输出种植并返销在边境地区加工）、乌克兰、保加利亚、巴西。

Q：我公司现有玉米配额，想从俄罗斯进口玉米，但无法查到相关信息，请问能否从俄罗斯进口玉米，如能进口需要什么条件（国内外企业）？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盟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协定》等，俄罗斯玉米输华仅限农业“走出去”返销进境加工用。境外种植企业应于每年5月底前向进境口岸直属检验检疫局提出注册登记申请，并提供境外种植项目相关信息及资质证明，经注册登记后方可出口至中国。返销玉米仅限在边境地区加工，境内加工企业应经过中方检验检疫机构考核备案。玉米出口前应经过俄官方检验检疫，出具植物检疫证书，不带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具体事宜可咨询黑龙江检验检疫局。

Q：通过咨询得知法国玉米尚未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这包括玉米粗粒或经简单加工的玉米粒吗？请列出对此的法律规定。我们公司想进口法国的玉米粗粒或经简单加工的玉米粒作为动物（牛）饲料。

A：根据《允许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国家（地区）产品名单》，目前法国饲用玉米粗粒或经简单加工的玉米粒暂不允许进口。如需进口，须按照《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118号令）规定，完成准入程序后方可开展贸易。《关于国外农产品首次输华检验检疫准入程序》可登录国家质检总局动植司网站查询。

Q：请问目前用于饲料用途的印度玉米和白高粱是否可以进口到中国？ A：印度饲用玉米和白高粱未获检疫准入，不能进口。

二、高粱

Q：请问阿根廷的高粱是否可以进口?有何手续？

A：阿根廷饲用高粱暂不允许进口，我方正与阿根廷检验检疫部门就阿饲用高粱输华风险评估、检疫准入等事宜进行技术磋商，待确定安全有效检验检疫措施并签署议定书后方可进口。目前澳大利亚、缅甸、美国的饲用高粱可以进口。

Q：请问我国对于高粱进口准入国的规定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国家的高粱允许进口？

A：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包括高粱在内的植物源性食品首次对华出口前，必须经过风险分析，确定其质量安全和植物检疫风险控制措施后方能进口。目前，澳大利亚、缅甸及美国产高粱可以进口。

三、大麦

Q：请问从乌克兰进口大麦到国内，乌克兰的供应商资格有哪些要求？是否需要在质检总局备案？在中国可以查询到乌克兰供应商的登记名单吗？

A：乌克兰输华大麦的出口、仓储企业由乌方负责注册登记并将注册企业名单提交中方。国外注册企业名单可在质检总局网站上查询。

Q：我国对进口法国小麦的检验检疫标准是国标GB1351-2008吗？

A：进口小麦的质量安全检验标准是 GB1351-2008，除此之外进口小麦还需符合我国其他相关安全卫士标准以及《出入境粮食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口小麦检疫议定书等相关规定。

四、大豆

Q：请问国内进口大豆，可以从哪些地方口岸进境？

A：大豆进境口岸应符合防疫管理等相关规定，目前准许进口大豆的口岸基本覆盖了我国沿海各大口岸，具体可咨询公司拟进口大豆口岸所在检验检疫局。

Q：请问国外出口商，出口转基因大豆到中国，是否需要在进口前在质检总局办理备案手续？

A：国外大豆输华要求按照中外双方签署的议定书执行，可在质检总局网站上查询该国大豆输华植物检验检疫要求。

Q：我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已办理了进出口权，旗下有饲料工厂。我公司准备进口转基因大豆自己深加工，请问我们要办理哪些手续？ A：进口转基因大豆需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有关《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的办理可向口岸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咨询，并且加工厂生产、仓储、下脚料无害化处理、防疫等应符合相关要求，并获得检验检疫考核认可。有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办理请咨询农业部主管部门。

Q：我公司想从南非进口非转基因大豆，请问可以吗？非洲其他国家呢？如都不可以，是否能从南非买原产地是巴西的非转基因大豆？

A：我国暂不允许进口南非种植生产的大豆，包括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大豆。我国允许进口粮食种类及来源国家或地区名录，请查询总局动植司网站。

Q：我们是俄罗斯的公司，希望把大豆出口到中国。请问，相关部门对俄罗斯的大豆有没有什么限制？

A：目前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大豆仅限劳务输出种植并返销在边境地区加工。进口俄罗斯大豆应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提前申请办理申请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具体情况也可与黑龙江检验检疫局咨询联系。

五、油菜籽

Q：进口菜籽和进口大豆一样在进口之前除了要办理检疫许可证、转基因证书外，还有什么别的规定？进口菜籽政策放开了吗？所有有进出口权的企业都可以进口？还是只能是菜籽非主产区的企业才可以进口？

A：油菜籽进口前需办理检疫许可证、转基因证书，进口油菜籽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检验检疫要求，具体进口事宜，请咨询当地检验检疫机构。目前，只有符合相关检验检疫条件并经检验检疫考核批准的加工厂，才可以进口油菜籽。目前，带病（油菜茎基溃疡病）的油菜籽，只能从油菜籽非主产区口岸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同时也与国外开展相关检疫科研试验。

Q：国家质检总局考核确定了18家符合条件的进口油菜籽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具体是哪些？压榨产能是多少？

A：进口油菜籽加工企业必须符合相关检验检疫条件，以便确保油料进口安全卫生。关于进口油菜籽加工企业数量及产能问题，是动态变化的且属于企业信息，请关注相关行业信息。

Q：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进口的油菜籽解禁，中国允许进口澳大利亚油菜籽的港口有哪些？ A：我国允许进口油菜籽的来源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蒙古。目前，中澳双方正在启动油菜茎基溃疡病传播风险控制合作研究，合作研究期间拟有条件试验恢复进口澳油菜籽。为保障试验进口油菜籽检疫安全，双方正在探讨从我油菜非主产区且符合防疫条件的油菜籽加工厂附近的港口进口澳油菜籽。

六、棉籽

Q：请问可以从澳大利亚进口棉籽作为饲料吗？

A：根据《允许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国家与地区及产品名单》，目前不允许从澳大利亚进口棉籽作为饲料。如有需求，请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网上公布的《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办理，具体办理程序请参照《国外农产品首次输华检验检疫准入程序》。

Q：国家对于非洲非转基因的棉籽进口是否有要求？现在非洲的出口商已经在国家进口食品网站做了进口食品油脂油料的进口登记，前期也对他们的进口棉籽委托做了非转基因的检测，均显示是非转 基因，请问非洲的非转基因棉籽是否可以进口？

A：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棉籽在内的植物源性食品首次对华出口前，必须经过风险分析，确定其质量安全和植物检疫风险控制措施后方能进口。此前无非洲国家棉籽进口，属首次对华出口，需开展风险分析，该产品风险不明，尚不能进口。

七、大米

Q：请问大陆现在可以从台湾进口大米吗？如果可以，进口大米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A：可以从台湾地区进口大米。有关进口大米的具体手续和要求可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咨询办理。

Q：请问什么是精米，来自允许进口国家的大米还需要进口许可证吗？

A：精米是由糙米碾磨加工去掉全部或部分糠皮和胚后得到的较完整的米粒。目前来自允许进口国家的大米不需要办理进境动植物检验检疫许可证。

Q：在有关部门对进口大米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期间，进口大米制品（如米饼、即食米饭等）是否可以进口？

A：米饼、已加工好的即食米饭首次进口不需要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但需要符合中国食品安全相关国家标准，并向入境口岸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进口检验检疫手续。

八、豆油 Q：我国对于进口食用豆油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标准？例如：豆油的具体种类、分类、质量、检测标准、检测方法、运输、包装和储存方法等。

A：目前进口食用豆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产品品质指标及卫生指标须符合我国《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大豆油》等相关标准要求。

Q：从乌克兰进口毛豆油，请问需要办理许可证吗？有其他什么要求？

A：进口毛豆油不需要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具体要求可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咨询。

第四篇：粮食直补政策(农网)

粮食直补政策

粮食直补就是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是国家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粮食增产、农业增效，而实行的对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民直接补贴政策。粮食直补资金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是原来在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的补贴给流通环节的钱，国家通过改革把它直接补到农民手里，也就是把原来的暗补直接变成明补。这部分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拿大头。国家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也是从2004年开始全面铺开的。至今已实施了八年。目前，全市农民每年得到国家粮食直补资金达3.5亿元。

2004年以前，国家一方面在生产环节领域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等投入，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促进粮食有序流通，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在流通流通环节，国家每年都支付大量粮食补贴，支持粮食的收购和存储等，通过补贴流通环节间接地补贴农民，保护好农民利益。这种补贴方式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密切相关，对贯彻落实好“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稳定粮食生产与供求、缓解农民“卖粮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其弊端也日渐突出，主 1

要是：

1、种粮农民难以完全享受到政策实惠。

2、财政补贴效率较低。

3、粮食流通不畅。

4、国有粮食企业缺乏改革压力和动力。

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家从2000年提出粮食直补的政策构想，到2004年全国实施，用了五个年头，先后经历了改革方案酝酿（2000－2001年）、试点（2002－2003年）和全面推广三个发展阶段。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财政部开始酝酿研究粮食直补方案。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2001年3月24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完善粮改政策的建议》，提出了改革粮食补贴方式、实行对农民直补的初步设想，建议“完善粮改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一个简便的、农民看得见好处的，直接对农民的调控手段”。

2001年国务院28号文件同意进行粮食直补试点。在财政部统一部署和指导下，2002年，安徽、吉林、湖南、湖北、河南、辽宁、内蒙古、江西、河北等粮食主产区进行了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对不同的补贴方式，选择不同的县区进行试点。

2003年10月28日，国务院召开的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直补，要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不少于100亿元的资金，主要用于对主产区种粮农民的补贴。2004年3月23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

国农业及粮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粮食直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尽可能在春播之前兑现部分补贴资金，全部补贴资金要在上半年基本兑现到农户”的直补工作任务，粮食直补工作全面推广开来。

自从2004年粮食直补制度全面推广以来，总体进行得比较顺利，得到了各个方面的认同和肯定。粮食直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倒逼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稳定民心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粮食直补数额的核定和分配办法。首先，核定粮食商品量。省对市（州）、县（市、区）以农村税费改革时核定的1994-1998年5年计税常产为基数，扣除人均300公斤自留量，计算粮食商品量；城区粮食商品量的计算，在扣除自留量后，再扣除1994-1998年5年蔬菜平均产量（按蔬菜产量占粮食总产的比重，即25%计算）。城区乡（镇）蔬菜的扣除比例由区政府根据各乡（镇）蔬菜实际种植情况确定；国有农场粮食商品量，按2004年省核定的补贴面积和税费改革时确定的市州、县区平均计税单产、粮食商品率核定。其次，用全省补贴资金总额、全省粮食商品量计算出全省斤粮补贴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各地粮食商品量和全省斤粮补贴标准计算出市州、县区及国有农场补贴数额。市县（区）按照全省以上核定办法，将补贴资金核定分解到乡镇。乡镇对农户按计税面积（第二次税改时确认的数）核定补贴资金

数额。

（二）补贴资金的管理和发放。粮食直补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省、市、县（区）财政部门在同级农发行开设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设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专帐，对直补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乡镇财政所在乡镇所在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开设“粮食直补资金”专户，办理补贴资金的收支业务。粮食直补资金由省直接拨付到市、县；城区补贴数额，由市拨付到区。直补资金发放由乡镇财政所通过农村信用社具体操作，财政所根据计税面积编制直补资金花名册，张榜公布后抄送信用社，信用社根据花名册打印各农户存折，并将其资金存入。

第五篇：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浅析

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浅析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继取消农业税之后，果断出台了对种粮农民予以补贴的又一重大惠农政策，至今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已持续5年。纵观这5年的历程，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经历了由弱变强、由局部试点到全国施行、由手工发放到一卡式发放、补贴内涵更加丰富、监管机制相对健全、各项措施逐渐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框架已基本成形，政策深入人心，并在鼓励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今年的全球性粮食恐慌面前，我国的粮食市场却平静如水，粮食补贴政策对此功不可没。但也正是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的各种弊病也开始逐一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粮食补贴的种类过于繁多。综合一下我国已出台的粮食补贴的种类主要有粮食直接补贴、农资补贴、良种补贴（分早、中、晚三季）、良种良法示范户补贴（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过多的粮食补贴种类已产生了诸多问题：

各种粮食补贴依据各不相同，给基层对补贴依据的核实工作带来难度，有的甚至无法核实，容易引发干群矛盾。各地通行的做法是采用以土地面积（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或承包的土地面积）为补贴依据，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群众容易理解、接受，但却使政策的调控目标与实际操作产生了偏差。

由于基层施行的基本上都是以土地面积为发放依据单一的粮食补贴政策，粮食补贴政策分类越多，与实际操作偏离越远，也会淤生多次的粮食补贴资金的发放过程，无形中增加了粮食补贴资金的监管和发放环节，既浪费财力、人力，也加大了补贴资金完全落实到位的风险，同时又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本就不足的粮食补贴资金经过多次分解后，各种粮食补贴政策的引导功能也大大削弱。尤其是各种良种补贴，杯水车薪的补贴资金根本无法左右农民的选择。事实上，市场调节是调整种植结构的最有效手段，各种粮食作物收益的大小才是决定农民种植选择的真正动力。农民种何种作物、特别是种哪种粮食作物，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过多的对粮食品种的引导，只会破坏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让少数种子公司在其中大发横财，腐败也会随之而来。

二、严重挫伤了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本人在《对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与粮食补贴的思考》一文中已作详细阐述，不再赘述）。

三、责任不明，工作效率低下。当前普遍认为，惠农资金的管理与发放，其主管部门是各级财政部门，一旦惠农政策的落实发生了偏差，负首要责任的首先是相关财政部门，认为财政部门做了手脚。而事实并非如此，财政部门实际上对补贴情况了解甚少，补贴给谁、补贴多少，最初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或相关村、居调查登记后形成资料，经过逐级审核后，最后才交由财政部门实施资金发放。由于补贴对象往往涉及千家万户，财政部门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对这些资料逐一核实，发放补贴资金时只能依据这些资料进行，财政监督功能在庞大的工作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惠农政策是一项庞大的社会性系统工程，需要各单位、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仅靠财政部门的一已之力是无法做好的。但当前有失公正的责任追究制度却自始至终把财政部门推在了风尖浪口，让各级财政部门时时刻刻如坐针毡，各相关单位、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也因此变得相对淡薄，遇事向财政部门推诿、扯皮、踢皮球现象严重，使得能够办好事的人不想办事，难办好事的人硬着头皮乱办事，以致工作效率十分低下。

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在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由粮食补贴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且相对于我国还比较拮据的财政状况而言，每年近千亿元的巨大财政投入，需要我们慎之又慎，容不得半点问题。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急需改革、创新，去弊存精，使粮食补贴政策既要达到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要求，又要能够实现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补贴资金监管发放的根本目标（具体建议详见拙作《对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与粮食补贴的思考》），从而保证我国农业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