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显现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第一篇：政策效应显现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口总量已经达13亿，现有耕地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人均耕地大约只有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之一，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是世界的四分之一。我国以相对较少且质量并不高的农业资源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被称为世界农业奇迹。

一、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政策的作用

我国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质投入的贡献，优良品种、化肥的广泛使用，水利设施的改善，使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比建国初翻了近2番。除此而外，政策因素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粮食供给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短缺，凭票供应，全国至少2.5亿人忍饥挨饿，吃饭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丰收，1984年和1998前后全国曾普遍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全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末还步入了总体小康。改革前后粮食形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政策因素发挥作用。

二、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三、今年粮食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在粮食危机再次威胁我们的时候，如何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过去，我们主要依赖增加计划种植面积，加大定购任务，强调各省自求平衡的方法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实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农民已经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是否具有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关键要看种植粮食的经济收益情况。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必须建立在全国性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的基础上。正是基于整个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指出：“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

为了落实中央1号文件粮食，全国各地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政策措施。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税减免与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搞好农业基本建设、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工作，确保各项补贴按时足额兑现，切实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

四、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尽管粮食供求关系近期内无忧，但未来的几年粮食供求平衡压力比较大。考虑到世界粮食库存安全水平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今年我国粮食期末库存仍然会高于安全水平，但已经在安全水平线偏上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粮食总产量不能够明显地恢复，必然引起世界粮食供求形势进一步恶化，依赖进口调剂的余地很小，世界粮食低谷一旦与中国粮食低谷重合，必然会引起国内粮食的紧张，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因此，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五、千方百计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要使近几年我国粮食能够进一步增产，关键是确保粮农的比较效益不下滑，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尤其是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3年我国粮食每亩净收益（不包括人工费用）比上年增加了近10元，达到190元，估计今年会增加到300元左右。尽管如此，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相对较低。棉花的亩纯收益大约1千元，一些特色农产品的亩收益甚至达到1万元。因此，让农民种植更多粮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清醒认识。

提高粮食比较效益，第一重要因素是能够保证农民粮食能够卖到好的价格。80年代上半叶和90年代中叶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最大的诱因是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集贸市场上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但进入5月份后粮食价格开始稳中有降。一方面，粮食价格回落既有收获季节和销售高峰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预期我国粮食丰收价格同时回落。在粮食市场放开的情况下，粮食市场调控的重点应是促进粮食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

自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一些地方落实比较好。但也有一些尚未完全落实到位，需要不折不扣地兑现政府的承诺。还有一些地方在农民粮食销售后开始清欠过去积累的税费负担。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在农民种粮收入稍有增加情况下就向农民伸手，容易产生负作用，需要地方政府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关系，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第二篇：报告称中国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报告称中国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进危机频发期

2011年09月15日17:17中国新闻网阮煜琳我要评论(0)字号：T|T

中新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阮煜琳)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15日在北京发布了中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的态势，加之中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15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上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

“尤其是以下五大矛盾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连玉明说，一是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5，逼近社会容忍线；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四是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五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

连玉明指出，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迫切需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放在社会管理的首要位置，作为社会管理的前置条件，并且依法纳入科学决策的程序之中，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必须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大改革三大领域开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确保发展的速度、政策的尺度、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在重大项目实施中更加注重维护民众的利益，在重大政策制定中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重大改革推进中更加注重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篇：城市网格信息化显现“互联网+”效应

城市网格化、信息化显现“互联网+”效应

去年一来，镇江市食药监局拉开了食药监管“社会共治”帷幕。通过大力培育多元主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努力构建政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首负、社会参与、政策法规保障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食品药品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全市食品药品监管质量有效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共治效果逐步显现。食药监管社会共治在镇江“破题”的经验曾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度评价和推广。

今年，镇江继续深化社会共治机制，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重点兴办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社会共治网格化示范项目、信息化监管提升项目等“10+1”为民实事项目，全力保障全市人民“舌尖上的安全”。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通过大数据、APP等科学手段，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显现“互联网+”新模式、新效应。市领导反复强调，全系统干部职工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保障饮食用药安全为核心，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努力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社会共治”取得初步成果

镇江自去年开展食药监管社会共治以来，全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共治”的初步实践已显现其旺盛的生命力。去年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餐饮服务环节食物中毒事件，没有发生一起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事故，没有发生一起源发性的药品安全事件—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同。

今年是镇江食药监管“社会共治”深化的一年，镇江加大了政府领导力度，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力推进“10+1”为民实事项目，深化“政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首负、社会参与、政策法规保障的“161”社会共治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构建盖边沉底的监管“天网”。

“10+1”为民实事项目，包括加快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并正式运行；进一步健全完善从市到村的社会共治体系和运行机制，选择具备条件的镇（街道）、村（社区），开展社会共治网格示范点建设；信息化监管提档升级，实现食品药品全环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立药品、医疗器械进销存大数据录入、分析、预警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快镇江市食品药品科普展示基地建设，综合展示市食品药品生产、加工、检验、科研情况；做好示范典型培育，餐饮A级单位新增不少于20家，示范单位新增不少于10家，食品安全示范乡镇（街道）不少于8个，食品安全示范村（社区）不少于10个，新增规范化农家乐不少于4家。

继续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网络化，把监管“触角”下移，市、县、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将其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状的单位，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消费等环节中的各类问题，扫除盲点，无缝对接。

“网格化”向纵深推进

药品安全问题如何快速发现、及时处理，曾是困扰镇江市丹徒区食药监局药械监管科科长丁悦斌的烦心事。如今，由丹徒区食药监局组建的局、镇、村三级监管网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丹徒区食药监局将药械监管科和稽查科人员进行整合，按照定区域、定小组、定人员、定责任的要求，每一区域内的药企都由特定快速反应处置小组负责，发现问题快速处理，监管执法推行“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中心根据处置时限、处置结果、群众满意度等对小组进行考核。

丹徒区各个乡镇则设立了镇（园区、街道）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药品协管兼职人员若干名，具体负责本辖区药品安全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协助执法、宣传教育、组织协调和综合监管等工作。去年实施食药安全社会共治网格化监管以来，分层负责、分块管理提高了监管力度，提高了监管效能。

今年以来，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网格化正向纵深推进，建立健全更加科学、更为规范、更具生机、更富实效的食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长效机制。选择15个有条件的镇（街道）、村（社区）建设社会共治网格化示范点。层层落实食药安全责任制，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专职人员负责食品药品安全，实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常态化。在镇、村建立食品快速检测室，提供快速检测便民服务项目，村或社区设有1～2名对区域内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分布情况熟悉了解的社会监督员，切实发挥信息员、监督员、宣传员的作用。

村级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是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最基层的“脚”，监管网络延伸至村民小组，扬中市开发区兴城村设立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就是其一。该村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通过定期巡查、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等方式，监管辖区内的6家食品经营单位。

镇江市食药监管局局长顾大福说：“社会共治网格化四级联动，就是要让组织领导无处不在，监管力量无处不有，食品安全群众放心。”

信息化监管提档升级

信息化监管是镇江食药监管局实行“社会共治”的重要科技手段。自去年3月开始，镇江市食药监管局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建设了全省系统功能最全，包括大数据、大监管、大平台、大应急功能的信息化中心。该系统能与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头联网，可监控零售药店，市民用手机APP登陆还可查到各种食药信息。

不久前，镇江市食药监局信息中心接到市民郭先生的求助电话，他想查找0.5克装的进口阿奇霉素。他已经跑了6家药店了，都没有这种规格的。接到求助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把该局开发的供市民免费下载使用的“查药品找药店”的手机APP下载网址告知郭先生，并告诉其使用方法。

第二天，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接到了郭先生的感谢电话。郭先生说，这个手机APP软件使用方便实用，他通过这个软件找到了药店、买到了药品，他还会向他的亲戚朋友推荐使用这款便民手机APP。

信息化监管也让镇江市2000多家饭店、学校食堂、药店、药厂、景区餐饮点后场全部安装了远程高清视频系统。这是全省目前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食药监管系统。

在镇江市食药监局信息监管中心，中央一块14平方米大小的屏幕，上面若干画面不断切换各个厨房的实时场景。镇江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可随时查看全市2000家视频监控单位的敏感部分的生产经营状况。该智能系统还可以自动抓拍违规操作画面，并可全过程录像，录像保存15天，实现可预防、可追溯。

有了“千里眼”，过去一些监管难点问题迎刃而解。离镇江主城区约20公里的平昌新城，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这里5个社区集中居住着5万人口，小区还集中数量众多的中小学食堂、饭店、药房等，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饮食用药安全事件，而远程监控系统成为监管好帮手。

药品安全也纳入“千里眼”监控范围。镇江丹徒区有200多家药械生产、经营、使用企业，丹徒区食药监局药品网格化信息中心安置了一块监控大屏，每一家药店药企的基本信息、生产经营状况、药械进销存情况都可以随时查到。对一些特殊药品，更是实现精细管理。比如，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的药品可以查到每位购买者的身份证号码；监控视频能即时或回放查看药剂师是否在岗，药店销售药品是否出具销售凭证，等等。丁悦斌介绍，这是一个多层面共享信息平台，目前，在部分镇（园区、街道）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村药品安全工作站也开通了辖区内药企的视频监控，并开通联网热线，真正达到监管的全方位、无盲点、即时化、可视化。

同时，镇江市正在建设“宝塔式”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宝塔尖在市局，最大的宝塔底在农贸市场、田头、餐桌；要逐步做到大中型以上的饭店和所有的农贸市场都配有快检速检设备，最终实现市里建有检测中心、县里有分中心、乡镇有快检室、现场有快检设备这样一个“宝塔式”的检验检测体系，以实现“你送我检、你点我检”的目标。

社会参与，共治共享

食药安全既要“技防”，也离不开“人防”。正是镇江广大群众对食药安全的高度重视和参与监管的热情，一张“社会参与、群策群力、共治共享”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网络已经全面形成。

近日，食品药品社会监督员顾华琪来到万达广场一家洋快餐店，向该店负责人表明身份后，走进后厨检查。地面装没装防鼠网，餐具、工具是否每日有消毒记录，食品、原料生熟有没有分开放置„„这些都要了解。他还有一项绝招，徒手触摸橱柜、门头等处，看看有没有灰尘。“你看，这上面就有积灰，估计很久没有擦过了。”顾华琪摸到了圣代机顶上的灰尘，交代店员“应当及时清理。”

在扬中市江洲西路以北、文化北路以西，社会监督员们对整洁有序的广宁小吃疏导点纷纷点赞。然而，就在一年多前，广宁路还是令人头疼的老大难—小吃摊沿街售卖，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噪音扰民等诸多问题。扬中市市场监管局（食药监局）联合相关部门调查摸底、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新建疏导点，配备完善的排污设施和电子监控系统。截至目前，这个疏导点运营整整一年，方便了经营者和消费者，提升了城市形象。

据了解，目前镇江市有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各类企业（单位）超过5万家，而从事食品药品监管的各类执法人员总共才486人，人均监管量为1：102.8，执法力量严重不足。镇江食药监管局自去年成立了社会监督员、专家、志愿者3支队伍以来，目前人数已超过2000人。

这支由1000名社会监督员、60名食品药品安全专家、1000名青年志愿者组成的“161”社会共治队伍，对食品药品企业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举报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行为，协助相关部门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生产加工销售窝点。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而难以替代的作用，成为监管部门加长的“手臂”和“耳朵”、名副其实的好参谋和好帮手、不可缺少的信息员和宣传员。

镇江市领导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创新监管理念，夯实监管基础，全面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能力；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共治机制，建立全链条、全过程、全覆盖的长效监管体系；要重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当好忠诚卫士。镇江市食药监管系统干部、职工将按照“实践-理论-再实践”的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根本上寻找保障“舌尖安全”的治本之策。

第四篇：索契冬奥会即将开幕,安全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2014索契冬奥会将于北京时间2月8日0点14分（当地时间7日晚上8点14分）开幕。本届冬奥会分为7个大项、15个分项、98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代表团的2800多名运动员参加，索契冬奥会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设项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是，索契冬奥会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尽管安保支出已创历史之最，但是30亿美元是否足够？

近年来，在国际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各主办国对奥运会安保的投入不断飙升。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安防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各国奥运会安保支出成倍增加。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安保支出8250万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安保支出猛增至1.98亿美元，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因“911”的影响安保支出追加至4.9亿美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安保支出高达18亿美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直接安保支出3亿美元，并间接带动社会安防支出500亿元人民币。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安保支出也达到16亿英镑。

此次索契冬奥会总投资已达500多亿美元，而30亿美元的安保支出也大大超过之前的纪录。为了确保此次冬奥会顺利举行，俄罗斯可谓煞费苦心。在一个只有37万人口的索契部署了4万多名警察，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警察人数的两倍，相当于每名运动员对应有14名警察保护。

但是，索契冬奥会安保依然面临着防不胜防的窘境，尤其是近年来高加索地区高发的恐怖袭击，更是让此次冬奥会安保难言乐观。就在2013年12月30日，在不到24小时内，俄罗斯接连发生两起恐怖爆炸案，造成数十人死伤。在2013年7月恐怖组织就扬言要破坏索契冬奥会，更是为冬奥会的安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此次冬奥会的安保程度堪称严格，但是届时大量的运动员、比赛工作人员、游客等汹涌而入和频繁流动，能否保证不让一只“苍蝇”飞入将考验索契冬奥会的安保能力。

本文作者：马燃（前瞻网资深产业研究员、分析师）

请尊重版权：本文知识产权归前瞻网所有，转载请标明来源。

第五篇：2017周边安全形势与政策

2017周边安全形势与政策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以下是小编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周边安全的形势与政策之论文范文。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