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一篇：“运河之都”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运河之都”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6年5月14日

2006年5月13日至15日，“运河之都”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淮安市隆重召开。这次会议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共淮安市委、淮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家文物局、国家《清史》编委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聊城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等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学者、淮安市部分文史专家和淮安地方院校的代表也出席了研讨会。此外，国家与省有关部门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到会代表103人，多为明史、清史、运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城市都会史、中国自然科学史、中国历史地理、城市规划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研究领域中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向会议发来了贺信。会议一共收到论文48篇，其中有35位专家作了大会发言。

会议于5月13日上午在淮安市淮州宾馆开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教授主持了会议，中共淮安市委副书记、淮安市市长樊金龙同志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交通部代表王明志、水利部代表祁正卫、国家文物局代表李耀申先后致辞祝贺。之后进行大会交流发言。与会学者以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围绕淮安“运河之都”的历史定位、“运河之都”淮安的历史地位、作用与特点，围绕淮安城市的兴衰嬗替，淮安城市未来的发展、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以及运河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申遗，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议交流发言于5月14日下午结束，宋林飞教授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丁解民同志致答谢辞。15日上午，与会专家还实地考察了淮安市区的运河历史文化遗存。

这次会议学术层次高，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中有博士生导师15人，研究员、教授、博士42人。会议主要收获有：

一、对淮安作为“运河之都”的历史定位达成共识

与会代表认为，京杭大运河被世界公认为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她不仅是中国历代重要的经济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明的重要象征和载体。

与会代表认为，京杭运河贯通五大自然水系，淮安地处古淮河之滨，握邗沟入淮处末口和泗水入淮处清口，在京杭运河的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淮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通邗沟，邗沟是大运河最早的河段之

一。隋大运河全线贯通后，淮安作为“江船达扬州入淮，汴船自清口达河阴”的中转站，地位重要，商旅辐辏，城市繁荣。元代以后，淮安的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

明清时期，确立了以内河为主的漕粮运输制度，并设立统管全国漕运的理漕长官，驻节淮安府。据光绪《淮安府志·漕运》记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同时，负责督运的漕运总兵官也驻节于此，与漕运总督并称文、武二院。时转运漕粮的官军曾达12万多人。同时漕运总督兼巡抚南直隶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淮安为苏北与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

为了方便漕运，明朝廷还在淮安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漕船制造厂，由工部分司管理，仅1490至1544年的55年中，在清江成造的漕船就达30558艘，占运河漕船的绝大多数。同时，在清江浦建有规模宏大的漕粮转搬仓—————淮安常盈仓，该仓有800间仓房，可容纳150万石漕粮，由户部分司专管。同时，刑部也派有专官驻淮，称漕运理刑刑部，具体负责漕运中的刑事案件问理工作。

明代黄河全流夺泗、夺淮以后，淮安作为黄、淮、运河交汇处，成为治理黄、淮、运河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所在。治黄、治淮、治运，根子在治黄，重点则在于保证漕运畅通。“治河、导淮、济运三策，毕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故明代总河一职，多次由总漕兼任。清代漕、河管理机构分设，河道总督初设山东济宁，康熙十六年，始迁于淮安清江浦，便于就近指挥。雍正年间，将河道总督职掌一分为三，涉江苏、安徽之境的，受辖于南河总督；涉山东、河南之境的，受辖于东河总督；涉直隶之境的，受辖于北河总督。其中又以设于淮安的南河总督最关紧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清时期的淮安，是大运河沿线最重要的运输、治水的指挥中心，其“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名实相符，是他地无可取代、无可相比的。

二、对“运河之都”淮安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

与会专家通过多视角、多侧面的深入研讨，认为，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发挥了“五大中心”的重要作用。即大运河沿线的漕运指挥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船制造中心；粮食储备中心；淮北食盐集散中心。可以说，淮安一带的黄河安，则大运河安；淮安一带的运河通，则漕道通；淮安的支运、兑运顺，则漕运顺；淮安仓的漕粮足，则京城粮足；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尽职尽责，则国用无虞。在大运河漕运历史上，淮安厥功伟矣!在北京维持作为明、清大一统封建王朝国都的历史上，淮安的贡献大矣!

三、对“运河之都”淮安兴衰的原因高度认同

与会专家广泛认为，“运河之都”淮安，因运河兴而兴，也因运河衰而衰。既得水之利，也受水之害。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的驻节，使淮安城市“俨如省会”。盐商巨贾的云集，更为淮安城市的繁华注入了活力，使淮安城市发展达于鼎盛，从末口到清口，有十多个城镇，“夹岸数十里，街市栉比”，使这里的人口聚集度非常高，淮安“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人口规模居于全国名邑大都的前列。

与会专家指出，在当年运河经济兴盛时期，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并列为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有“南有苏杭、北有淮扬”之说。同时，虽然当时淮安城市繁荣，但由于常受洪水受害，农业经济条件恶劣，与城市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末，随着漕运改海，津浦铁路开通，运河的作用下降，加之水灾兵燹，淮安城市也逐渐衰落。

鉴于以上认识，与会专家对如何保护“运河之都”淮安的历史文化遗产及振兴淮安、再现昔日辉煌，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

一、进一步加大保护“运河之都”淮安历史文化遗存的力度

会议认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运河之都”历史文化遗存弥足珍贵，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积极参与“申遗”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与会专家就此提出：

1、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应以淮扬(淮安至扬州)为主要代表之一；

2、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清江大闸、清晏园、河下古街等，可考虑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建设中国运河博物馆及中国漕运博物馆；

4、正确处理遗产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妥善保护老城。

二、建设现代“运河之都”淮安的新战略

与会专家认为，要重现昔日“运河之都”的辉煌，建设现代的“运河之都”，需要增强新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1、规划与建设淮扬镇、淮宁、淮连、淮蚌铁路，加强淮安铁路枢纽建设，促进淮安加快融入长三角；

2、规划与建设机场，为淮安与周边地区提供便捷的航空条件；

3、规划与建设淮(安)扬(州)城际交通，形成淮安与南京都市圈的快速通道；

4、加快实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和淮北盐河航道“五改三”工程，疏浚泄洪与水运入海通道。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江苏实施的沿江、沿海、东陇海沿线发展战略，对淮安的覆盖不足。作为江苏的腹地，淮安需要新的发展战略作为补充。他们倡议：将江苏腹地淮安建设成为特大型城市，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培育江苏第四大都市圈。通过进一步促进淮安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增强辐射效应，带动周边2000万左右的人口，形成江苏经济新的增长极。

会上，淮安市人民政府还向有关专家学者颁发了“淮安市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的聘书。

第二篇：“运河之都”济宁(演讲稿)

中国运河之都：济宁（演讲稿）自元代开始，管理京杭大运河的最高衙门就设在济宁，因而，济宁被誉为中国“运河之都”。作为国家运输动脉的运河，促进了济宁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孕育了济宁灿烂的运河文化。李白、杜甫在此携手漫游，饮酒赋诗；康熙、乾隆在此驻跸，题词作赋。

古运河、太白楼、铁塔寺、声远楼、王母阁、东大寺、岱庄教堂等景点星罗棋布于中国运河之都——济宁市的城区，各具特色。汶上南旺镇为“运河之脊”，建有南旺分水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岛在湖中、运河穿岛而过” 南阳岛上的古镇为运河四大古镇之一，店铺林立，商业繁荣，街巷为青石铺地，民居为青砖灰瓦，古色古香，颇具文化品位，是展现古运河生态和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载体。

中国济宁市多山、多水、多圣人，文化底蕴深厚，是东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全球华人祭祖寻根的首选圣地。始祖文化、孔孟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佛教文化、李白文化、梁祝文化、汉碑汉画像石文化、山水文化等十大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东文西武、南水北佛、中古运河”的旅游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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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运河之都 济宁(演讲稿)

中国运河之都——济宁

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过，自元代开始，管理运河的最高衙门就设在济宁，因而，济宁被誉为“运河之都”作为国家运输动脉的运河，促进了济宁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孕育了济宁灿烂的运河文化。李白、杜甫在此携手漫游，饮酒赋诗；康熙、乾隆在此驻跸，题词作赋。古运河、太白楼、铁塔寺、声远楼、王母阁、东大寺、岱庄教堂等景点星罗棋布于济宁城区，各具特色。汶上南旺镇为“运河之脊”，建有号称“北方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南旺分水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岛在湖中、运河穿岛而过” 南阳岛上的古镇为运河四大古镇之一，店铺林立，商业繁荣，街巷为青石铺地，民居为青砖灰瓦，古色古香，颇具文化品位，是展现古运河生态和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载体。

济宁，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山东省鲁南城市带中心城市。济宁具有7000年的文明史，历史文化悠久，是东方文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在此留下活动踪迹，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黄帝、少昊、少康帝均出生于济宁；春秋战国时期，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历史上五大圣人的“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都诞生在这里，济宁也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祭祖寻根的首选圣地。杜甫、李白、曹操等文人墨客都在济宁留有足迹。元明清三朝在济宁设立河漕衙门，乾隆等帝王到这里驻足探访。

济宁市多山、多水、多圣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始祖文化、孔孟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佛教文化、李白文化、梁祝文化、汉碑汉画像石文化、山水文化等十大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东文西武、南水北佛、中古运河”的旅游格局。

截止到2008年初，济宁市共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省级95处，市级167处，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3座，山东省风景名胜区4处，4A级以上景区6处，其中明故城（三孔）旅游区是我国第一批5A级景区；国家级、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1处。

第四篇：市中区举办”运河之都 金婚老人“评选活动

市中区举办第二届“运河之都金婚老人”

评选活动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重阳佳节之际，市中区委老干部局、区老龄委办公室、区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夕阳无限好 爱到金婚时”——市中区第二届 “运河之都金婚老人”金婚伉俪庆典活动于10月22日在中区电视台演播大厅拉开帷幕。

喜气洋洋的演播大厅里，舞台的中央屏幕上闪烁着

金婚庆典标语，西侧还放着个多层的重阳糕，等待着幸福老人们的分享。16对金婚伉俪们都化了妆，精神焕发，着装漂亮，他们静静的坐在位子上，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庆典伊始，区委宣传部部长曹广致辞，为老人送上祝福，祝福老人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并高度赞扬了老人们在构建和谐社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随后，在《母亲》、《常回家看看》、《孝顺父母》等一曲曲激动人心的歌曲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姜永伟、区政协副主席颜光谱、区人大副主任王建华分别为金婚伉俪们颁发了纪念水晶杯和金婚证书。最后，老人们在子女的声声祝福中共同分享了盛满幸福和祝愿的重阳糕。

市中区举办这次庆典活动，展现了我区金婚夫妻50

年相知相爱、相扶相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爱之历程，体现了儿女们的感恩之情，倡导了中华民族“孝敬父母、感恩反哺”的优良美德，营造了构建和谐社会和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活动历经两个多月，通过组织推荐、邻里推荐和个人自荐三种方式进行报名登记，最终组委会评选出时尚浪漫、快乐健康、幸福安康、才智奉献等16对金婚伉俪。同时市中区电视台在《社会报道》中开辟金婚故事专栏，对金婚夫妻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深入挖掘金婚家庭的典型故事。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弘扬时代新风尚，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的舆论氛围。

中共济宁市市中区委老干部局2012年10月23日

第五篇：“21世纪 中越关系展望 ”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经过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和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共同周密筹备的“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主办，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具体承办。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代表共8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国内代表52人，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越方代表33人，共提交会议论文近30篇。与会学者围绕“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这一主题，以大会报告和分阶段讨论及会后交流等多种形式，对中越关系政治整体发展的现状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越合作等问题和中越关系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会议气氛友好，议题集中，主题明确，学术研讨热烈、深入、富有成效。

8月31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幕。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戴可来教授主持开幕式。郑州大学副校长申长雨教授致词，代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教授代表主办单位与中方学者致辞，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阮辉贵教授代表越方学者致辞，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与热情接待。简短的开幕式后，中国前驻越大使李家忠以“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为题，对9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总体评价，并展望了新世纪中越关系的美好未来。越南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教授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所长于向东教授分别以“21世纪初的越中关系展望”和“面向新世纪的中越关系”阐述了对中越关系的基本看法。

9月1日，大会开始专题研讨，分5个专题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对中越关系的综述性研讨。第二阶段分两个会场，第一会场主题为政治与安全，第二会场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涉及中越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等各方面。第三阶段围绕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越关系，讨论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如何建立中越新型合作关系及经济合作模式。第四阶段展望了21世纪的中越关系。会议议题涉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现仅就讨论较集中的问题和主要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单介绍。

一、关于中越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状况。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两国关系出现曲折，1991年11月，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学者们在讨论中普遍认

为友好是两国关系史的主流，对1991年以来的中越双边关系的恢复、发展与诸多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郭明研究员把十多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底至1995年7月为磨和阶段，1995年7月至1999年初为增进互信阶段，1999年初以来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十六字方针的确立、“陆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的签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越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将推动21世纪中越友好与合作。洛阳外语学院陈继章教授比较了中越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所经历的几种情况，认为目前的“平等互惠、共同发展”最具生命力。于向东教授认为，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已经提升到一个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的更高层面，并表现出几个特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两党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频繁互访，双方有关部门相互协商、全面合作的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政治层面与经济、文化层面在双方的交流中存在互动关系，政治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两党党际交往日益密切。

二、对中越政治关系的认识。有学者认为90年代以来，中越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但还有更大的潜力和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在影响中越关系的政治因素中，领导人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林明华教授强调，中越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透显着两国高层领导个人因素的浓墨重彩。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亲自培育、关系正常化之后高层频繁互访直接推动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关于意识形态因素，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越南阮辉贵教授认为中越相同的意识形态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应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政治领域的合作。中方一些学者也认为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有共同语言，在反对西方干涉与“和平演变”方面有共同利益，是“理想相同，利益相关”，这将有力地推动中越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杜继锋博士在全面考察中越政治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提出越南与其他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中越关系顺利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两国应该根据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主张淡化意识形态，不应回到过去无原则友好的时代。两国可以相互交流治党治国经验，但不能干涉或变相干涉对方内政。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游明谦博士提出，淡化意识形态不等于回避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相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象，其本身有丰富的、时代性的内容；中越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发展取向使两国选择了相同的发展道路与相似的发展模式，将来也会对两国意识形态及制度、体制、机制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分析了越共“九大”文件并同中共“十五大”文件的内容进行比较，探究了中越两党在涉及两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理念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及其对新世纪中越关系的影响。广西东南

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罗金友研究员从中国与东盟关系、意识形态及越南国内因素解析了越南加入东盟后中越关系升温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博士介绍了中越两国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中越关系研究一个较新的领域。

三、中越经济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之一。与会中越学者普遍认为中越经贸合作近年来在政治关系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进出口数额迅速增长，贸易形式多样化、货物种类丰富等特点，但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没有居于应有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与越南的投资环境较差有关，一些有资金的中国商家可能认为到越南投资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越南都在吸收外资，而对外投资活动本身不多，也难以有足够的资金到对方国家投资。双方现有的投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国对越南投资，越南对中国投资极少。厦门大学廖少廉教授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越贸易和引资领域的各种影响，认为会带动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和出口市场及引资的竞争，但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良性促进，使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越南学者阮氏明姮博士分析中国对越投资的质量不高，力度不大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重视不够或合作双方未找到收效快的投资领域。双边贸易方面，有学者在讨论中建议中国私营企业的对越贸易应提高产品质量，扩大贸易规模，如能实现，私营企业将会成为未来中越贸易的主体。越南冯氏惠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到越南的产品质量后，认为中国产品在越南的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越贸易中边贸比例较大，国贸数额较小，名牌产品没有大量的进入越南市场，这种状况与中国对越南市场的重视程度有关。越南学者黎文尚博士则提醒中国投资者与商人应该关注到越南中产阶级的形成，及时调整投资与贸易策略。关于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古小松教授等认为应具体考虑，不能仅仅拘泥于统计数字。在中越贸易中，有大量实际存在而不可统计的贸易形式，如小额边境贸易、边境走私、跨境游客的旅游消费等，这些贸易的数额可观，却无法统计。针对有人提出中越贸易的竞争性将逐渐大于互补性的说法，南京政治学院祝仰修教授分析说，中越两国的发展水平不太悬殊，在某些商品和技术上，竞争性会大于互补性，但双方可以在技术和劳动力方面进行协作，变竞争为合作。两国与经贸有关的互补因素主要是气候、区位和交通，双方应积极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皮军博士以其对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研究，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中越两国政府确定的到2005年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的目标，两国学者都认为具有可行性，对目标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四、由于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中越安全合作十分重要。当今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对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际安全形势趋向缓和。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合作为保障、以对话、协商和谈判为途径来维护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祁广谋副教授认为，中越双

边安全合作事务的机制应以交流与合作为主，模式应以对话与磋商为主，内容以相互信任和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为主。沟通彼此的安全认识，消除彼此的安全顾虑，增强彼此的相互信任则是建立一切中越安全合作事务的基础，是中越安全合作的首要内容。关于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学者们认为两国政府应尽快完成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后的有关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对南海问题，双方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坚持安全对话，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方案。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论证了南沙群岛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郑州大学王琛副教授对印度加强在中国南海地区的活动及其原因、我国的对策作了评析。

五、中越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也是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中越两国的交流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但在总体上，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比越南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高伟浓教授考察了中越文化交流史，建议新形势下两国政府应设立中越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专门项目，通过学术界的交流，达成学者共识，以此教育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而推动今后的民间交流。祝仰修教授强调了民间交往对中越关系的促进作用，认为中越民间交往是增强双方互信的推动力，已成为正式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对于近年来双方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对策性建议。

六、构建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的中越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也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扬保筠教授主张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逐步推进中越两国在区域性国际机制中的合作。中越可以通过“10+1”、“10+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湄公河流域开发及相关的合作机制和未来世贸组织中，双方也能有所作为。中国社科院王亚太所韩锋教授就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对中越合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越南亚太研究中心的黎文尚教授肯定了两国在加强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合作的结果与两国合作的潜力并不相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与东盟达成一致，决定在未来10年内成立自由贸易区，中越应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使两国经济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庄国土教授提出中越合作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到一些具体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介绍了云南抓住泛亚铁路东线建设的机遇，中越共建昆明-河内经济走廊的设想与基本思路，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这一设想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把生产、贸易、投资融为一体，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滇越经贸合作，把中越地区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古小松教授谈了中国东兴与越南芒街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设想与情况。

还有学者提出利用建设中的河内-谅山高速公路与拟议中的南宁——凭祥高速公路，建立南宁-河内高速通道的建议。

七、关于21世纪中越关系未来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暨南大学东南亚所陈乔之教授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建立中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看法，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全面规划，积极推进，使之由构想变成现实。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则从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来探讨中越关系，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论证中得出结论，处于转型中的中越两个友好邻邦，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并进。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六字方针是两国领导人为中越关系面向21世纪的发展确定的框架和方向，双方应根据两国关系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以合作的实际行动和不断创新的合作内容与模式来丰富和发展这一方针。双边合作模式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符合两国发展的现实需要，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要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构建学者共识与民间认同，使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前提下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学者们较多地对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从宏观到具体进行了展望,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提出双方应加紧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包括陆地边界的勘定立碑、北部湾渔业协定的落实、西南沙群岛的合作开发等。现存的问题不会影响中越关系友好的大局，但是如能顺利解决，必将使中越关系锦上添花，极大地增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一是学术研究会第一阶段都安排了专门的会议评议，使学者之间有了更多的直接交锋，中山大学东南亚所余定邦教授、中国友联会的赵磊教授等学者精彩的评议使研讨会的气氛非常热烈。二是会议研讨之余，两国学者还进行了友好的会下交流。在主办方安排的宴会上，中越学者兴致盎然地表演了文艺节目，越南朋友演唱的中文歌曲、中国学者表演的越语节目一次次把联欢活动推向高潮，令与会的中越学者均十分感动。在9月2日越南国庆节到来之际，戴可来教授代表东道单位在宴会上祝词，向越南朋友表示节日祝贺，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学者的浓浓情谊。

9月1日下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庄国土教授主持；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阮金宝博士致辞；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介绍了北大最近成立亚太研究院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情况；戴可来教授对本次会议作了总结。闭幕式上，为建立中越学者交流机制，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与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签订合作交流议定书，将定期举办中越关系论坛，并在学术研究、科研人员的培养等方面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机制的建立必将在两国学者之间架起一座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促进共识、推动互信的桥梁。双方还初步约定，明年适

当时间由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承办，邀请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组织中国有关学者赴越进行研讨活动，使中越学者之间的交流真正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