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文(调研报告)：省直管县的体制再思考
省直管县的体制再思考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第２６条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但在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却没有了这一条，其新的表述是：“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县乡基本财力保障水平，落实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政策。” “继续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推动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下放管理权限，合理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与此相关的是，据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８日电，记者从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获悉，中国将积极研究完善设立县级市的标准，把人口、经济、财政、税收以及城市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镇），适度改设为市。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笔者认为，这种政策调整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郡县制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城邦制，但有着市县一体的悠久历史和成功经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地方行政架构。从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到1983年中央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关于“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基本上都是成功的。因此，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放弃2009年一号文件关于“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的条文，重新思考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郡县制，也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退出地方行政序列，为更多的市所替代。
笔者最近多次往返县、市之间，再观察、再思考省直管县的体制，更实在地感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县的变化确实是一年一变样。但实在地说，对乡镇怎么正着看都还是个集市，对县城怎么正着看都还是个较大的镇，对市区怎么歪着看都已是一个象样的城市。就是说，在经济上，市县乡存在着明显的由富强到衰弱的梯度走向，且这种走向会始终存在，这是我们思考地方政体改革的基础。如果说，市区周围的县域都成为一个个独立着的相对贫弱的“马铃薯”，富强的城市和衰落的乡村、幸福的市民和贫弱的农民、繁茂的工业和衰败的农业之间，仅仅只有赤裸裸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没有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心的归附，没有了行政体制上的有机结合和科学统筹，其结果是不敢设想的。
如何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一是由“划小省”改为加快副省级中心城市建设。做大做强省内重要城市，并提高省内重要城市的行政职别。如湖南省，可实行长、株、潭三个城市合并，并提升为副省级。在此同时，根据全国省级城市设置的总体规划，再建设一至几个副省级中心城市，直至让“省”逐步淡出地方行政序列，形成中央——市（省）——市——市（县）——镇（村）的行政序列，其省（市）、市、县（市）三级为地方政府。
二是继续完善“市领导县”的体制。放弃行政上的省管县探索，继续实行地级市领导县的体制，但地级市的城市区一级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样有利于增强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体职责，又有利于城区内和城乡的协调一致。
三是实行地级市市区和县（市）自治。党委和政协的机构和职能可暂不涉及，重点是人
大和政府的改革，市县人大的改革，主要是实行县级人大代表专职化，按城乡人口同等比例，分选区直接选出。其专职代表名额，按100万人口以上万分之一至一点
五、50——100万人口万分之一点五至
二、50万以下万分之二至二点五确定。县人大代表总额不多于150人，不少于30人。所选代表参选时需在本县内居住2年以上（户籍地点不限），代表可连选连任。人大换届时，应有连任代表人数二分之一以上，以利决策人员队伍相对稳定。县人大主任实行差额直选。副主任仍由人大全会选举任命。实行县级人大代表专职化以后，不再设立县人大常委会，但仍可设立必要的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仍由人大全会选举任命。改一年一次人大例会为定期和不定期的全会，及时审议各项应由人大全会审议的事项。至于应审议的事项，待县政自治的大方向确定后再行议决。
县政府实行县长实行差额直选。副县长和政府各组成部门负责人仍由县人大选举任命。县政府组阁部门要实行政事分设，减少行政部门，并可不要求与中央和省级组阁部门对称，以体现县域特点。具体设置多少组阁部门，按县政自治的要求，由县长提出，县人大审议决定。比如，县农口，现有农、林、水3个政府组阁部门，还有农村工作办公室（县委农村工作部）、畜牧水产局、农村经营管理局、农机局、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农民减负办、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水库移民局等科级独立事业单位，政事不分，重设机构，甚至政事企倒置。这就要从新的实际出发，予以整合调整。包括二、三产业在内，整个县级产业管理部门，可考虑分别设置农业、工业、商贸、公共设施和服务等四个政府组阁局即可，且把名称由“局”改为“科”。县政府的组阁局设置多少个，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个数要少，其思想来源于中央和省的大部制；另一种意见是要增加组阁局，减少非组阁局，理由是以利更多的工作纳入县人大的监督范围，防止过多的非组阁局在人大监督的“体外循环”，超脱监督。这些意见，可在深入的研讨中议决。在县政府的改革中，要把县域智库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加强。过去，县一级大量的工作是“上达下传”，替天行事，用不了智库。县政自治以后，独立的县级智库不可少，以利决策科学化。
四是改乡政府为乡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县域城镇以外的行政村仍由现有的乡管理。但现有的乡镇不再作为一级政府，而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
五是加快完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内的城镇个数增加，区域扩大，居住人口增加，不少县城关镇和较大的镇，城镇居住人口早已超过10万人或更多，城区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但是，在行政管理上已严重不适应。主要表现为：县城关镇政府既管城市建成区，又管周围数十个行政村，而实际上主要是管理农区村，城区的管理则由镇政府与县直多个部门交差管理。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镇（集镇），存在着县直部门、乡镇和所在村的多头管理，甚至在镇的建成区内，东南西北分属多个行政村管理，给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进行行政管理上的改革。
具体作法可考虑实行镇村分置。现有的县和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市镇），从县、乡（镇）、村分离出来，单独设置行政区划，其行政区划包括现有集镇建成区和中长期规划区。为了减少行政区划变动中原有土地等财产分割带来的工作难度，进入城镇区的原生产队（土地集体）不分割，整体划入城镇，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维持不变。重新规划的县域城镇（市镇），在行政级别上，县城关镇可直接定为副县级市，为县辖市。乡镇所辖城镇定为科一级，为县辖镇。重新设置的县域市镇，成立自治政府。行政费用由财政供给。行政和事业专职人员在现有县乡行政事业人员中调剂，5年不增加编制和员额。
现已进入县域城镇居住和就业的农村人员，其户籍听便，可以不迁入，也可以迁入，但不管农村户籍是否迁入居住就业的县域城镇，其原在农村的承包权和宅基地等各种权益，没有中央的规定变更之前，仍然维持不变。城镇内原有的城镇户籍维持不变。没有将户藉迁入城镇的外地人员，凭有效征件，发放居住证，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益。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实行中央直接领导，形成全党的统一意志和行动方案，不搞地方各自为政。
第二篇：省直管县体制分析
省直管县体制
“省直管县”体制是指： 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领导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步伐。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情况
目前省直管县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强县扩权”改革；二是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
关于“强县扩权”改革。我国从1992年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浙江、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广东、湖北、江西、吉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对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进行了扩权，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海南省出于土地面积和人口较少的因素，已经实行了“县市分治”，市只管理城市本身，县则由省直接管理。
关于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国家第十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二、对目前省直管县体制的几点思考
（一）要客观评价市管县体制。
目前，各种媒体对市管县体制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指责之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管县”体制缺少法律依据。宪法规定，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层次为“三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在省与县之间没有“中间层次”。
二是“市管县”体制增加了层次，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三是市管县体制下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普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的经济发展，但是，并非所有的市都能起到这一作用。
四是城市虚化现象严重。市管县体制虽然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广域型城市的大量出现。
五是“市管县”体制虽然表面上解决了原来的地市矛盾，但实际却出现了更为尖锐的市县、区县之间的矛盾。市侵害“县”及农村地区的利益，形成所谓“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甚至还有市管市这种违反宪法的现象。严重影响束缚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市管县体制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分析研究，既要客观评价这一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要找出新形势下它的不足之处，以避免今后出现“一刀切”式的改革。
（二）要从大的制度环境和地区差别方面来重新审视目前的强县扩权改革
强县扩权改革试点虽然得到各方的肯定，试点县的经济发展也明显加快，但试点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和困难，主要为：
一是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一些地方在地级市权力下放后将市级财政的财力更多地投向市区，帮扶县（市）发展的积极性有所降低，项目要求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或划拨给了另外地方，一些地级市不愿意再承担配套责任。有媒体形象地描述为扩权强县“有了对省府的话语权失了市府的支持度”，使强县扩权受惠的县（市）遭遇一连串的尴尬。
二是一些地级市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不愿放弃权力，甚至出现市与扩权县争权的现象。有些省的部分扩权县市反映，强县扩权难关重重，下放的权力“虚”多“实”少，也没有形成完善顺畅的运行机制，致使扩权县（市）心存顾虑，扩权后既高兴有些权限直接对省，又怕得罪所在设区市，进退两难。
三是垂直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土地、金融、工商、税务等垂直部门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各自都有自上而下的一套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扩权政策在这种既成的事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一些垂直管理部门扩权前是“一个婆家”，扩权后变成“两个婆家”，工作程序重叠，难度加大。
四是省管县体制会出现省一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宽、管理难度加大的问题。省直部门由原来的直管十几个设区市变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设区市和扩权县（市），工作量明显加大，人手不足矛盾加剧，有些工作的督促检查鞭长莫及。
五是扩权县（市）直接对省后，普遍感到工作机构、人员数量、人员素质跟不上，难以适应业务衔接，影响了部分职权的有效运行。“扩权强县”对县级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权力掌控、政策把握等都提出新的考验，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或监督不力，极易产生政府的行为短期化或扭曲，存在“由放而乱”的可能性。
现在很多试点省已经发现了上面这些问题，并且正在力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些努力在目前看来还是有限的，主要因为：
首先，“强县扩权”改革只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它不能完全解决市场化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扩权带来的只是政府体系内部权力配置的变化，而对于如何处理政府过多规制和过分干预经济这一政府体系乃至宏观经济政治体制的共性问题无能为力。如果不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更高层次上致力改革，则传统体制下的种种弊病就无法根除。
其次，“强县扩权”改革难以防止形成新的“诸侯经济”和市场分割。在中央地方分税制的大框架下，各级地方政府均有足够的投资冲动，相互独立的利益往往使其不顾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特别是改革后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得到扩大，政府定位模糊不清加上倘若约束不力，则极可能出现趋利化短期行为，导致为追逐政绩而侵蚀
市场机制，从而加剧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危害区域经济的整合和发展。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和体制跟上，很难保证不陷入“放放收收”的怪圈。因此，“强县扩权”对省级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强县扩权”本身并未提供有效的约束机制。
第三，各省的省情和实施条件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县关系不同，省市财政水平和县域经济自身发展能力各异，都影响对改革的看法和推进。再加之扩权主要面向的是强县，对广大的“弱县”怎么办？是简单放权还是继续依托有较强实力的地区中心城市带动发展，如何定位地级市的功能、强化其发展等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此，对“强县扩权”改革的意义和价值，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更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
（三）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来思考省直管县和市管县的问题
省直管县还是市管县，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过程中，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省直管县还是市管县，实质上市县发展的优先地位问题。优先发展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县域，实质上又是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城市是社会发展效率的载体，坚持效率导向，就要优先发展城市。县域发展是社会公平的保障，我国县政府管辖下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70%左右，中西部省份县域人口比例更高，没有县域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我国多数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下，优先推进了城市的发展，县域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比较显著的背景下，加强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迫切性。省直管县体制的探索与实践表明这种体制有利于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必须处理好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另外，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世界人口的30%以上集中在离海岸线100公园的城市里，6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离海岸400公里的城市里，发展城市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有效利用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优先发展城市仍然是一条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不能只考虑眼前的需要，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这个高度，来认真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选择省直管县还是市管县体制时，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于区域内城市总量的发展。
（四）要研究省直管县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必须由市这一级管理的事权。尽管我国宪法上没有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但其长期以来，我国是按照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体制来建立各种相关制度的，在许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和体现。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地级市政府部门的一些管理权限进一步得到了相关法律的明确，权力下放反而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合。当前，在强县扩权改革过程中的许多管理权限下放事实上是缺乏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持。
（五）要着重研究省直管县应该具备的条件
目前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强调的是：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是以湖北和浙江为例：
湖北是2004年推动的，20个县市，239个事项权下放，其中包括发展计划、经济贸易、旅游交通、劳动人事、市场监督、国土资源、水利环保、税务财政等方面，涉及23个政府部门。浙江是2002年推动的，17个县市，下放313项审批权，有一个说法，叫能放就放，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但实施的效果却没有浙江那么好。
浙江的成效非常明显，县域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3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为什么呢？浙江的客观条件比较有利于实施省直管县体制。一是所辖的县较少。1980年,浙江有11个地级市,66个县,大致只有一些省份的1/2至1/3。二是面积较小。全省10.18万平方公里,80%的县位于以杭州为中心200余公里的半径内,即使在交通条件较差的20多年前,多数县在半天路程之内。三是地级市实力较弱。当时浙江仅7个地级市,国民收入仅占全省的23.5%,所以浙江经济的主体是县。可以说，县域经济的发达是“省直管县”的一个根本原因。
县级区域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才需要扩大其权力，提高其自主力，权力大小要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否则权力资源的浪费，并且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并不是每一个省区都像浙江一样有发达的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独成单元。有些地区县域经济比较落后并不是县级政府权力过小的原因，还有其它诸如地理、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只靠扩大县的权力就能解决的；有些市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结构，例如苏州，如果由省直管县会影响原有的良性结构。
从试点情况看，省直管县改革要取得实效，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非常重要：一是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即省级财政有一定的财力来解决县级财政困难或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否则，只是管理形式上的“换汤不换药”，且将付出“管理失效”成本。二是县级经济的自身发展能力。省管县后，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赋予了更大的发展自主权，但自主权并不代表发展能力。自主权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发展能力的增强。如果一个县（市）在扩权之后．经济仍然不能得以发展，省管县的改革成效难以显现，那就失去了省直管县的意义。三是市级财政实力。如果市级财力较弱，县级财力较强，省直管县，对县的发展成效就会较好；如果市级财力较强，有能力帮扶县级，则市管县对县的发展效果更好。四是市和所管理的县是两个独立平行发展的经济实体，彼此除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外，经济等其它方面的关系不大。五是有相应配套的行政区划改革。六是同一区域内的市和县、县和县之间能够建立相应的发展协调机制。目前全国省直管县的试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我们要密切关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搞清楚实行省直管县的合适条件。
附：省直管县代表地区案例分析：
（一）浙江省直管县改革
1，财政省管县体制：1953 年，根据中央取消大区一级财政，增设市（县）一级财政的决定，浙江省普遍建立了市、县级财政。市一级财政与县级财政一样，在财政体制上与省级财政发生关系。从这一年开始至今，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2，四次经济强县扩权改革：
(1)1992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扩大萧山、余杭、鄞县、慈溪等13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内容有扩大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权、扩大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简化相应的审批手续等4项（浙政发[1992]169号）。
(2)1997年，省政府研究决定，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市地一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主要内容有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管理权限、对外经贸审批管理权限、金融审批管理权限、计划管理权限、土地管理权限等11项（浙政发[1997]53号）。同年，省政府又授予萧山、余杭两市市地一级出国（境）审批管理权限（浙政办发[1997]179号）。
(3)2002年，省委、省政府实行新一轮的强县扩权政策，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主要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浙委办[2002]40号）。次年，省政府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省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中提出，“浙委办[2002]40号文件明确已经下放到17个扩权县（市、区）的审批权限，要进一步下放到所有县（市、区）”（浙政发[2003]35号）。
(4)2006年，省委、省政府确定将义乌市作为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试点。改革试点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并相应调整和完善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浙委办〔2006〕114号）。
浙江省直管县体制核心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直管县体制；其次是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由省里直管的干部管理制度；再次是四轮“强县扩权”所赋予县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
（二）湖北省直管县改革
2003年6月，湖北省委下发了《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权限的通知》，将原属于地级市的239项权限，下放至大冶、汉川等20个县（市）。2004年4月，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根据民族自治的有关法律，除恩施自治州所属的8个县(市)继续由恩施自治州管理外，其他52个县(市)全部实行了省直接管理的财政体制。
2007年初，在湖北省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上，湖北省省长罗清泉宣布：除恩施自治州和市辖区外，赋予全省所有县(市)政府享受地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湖北省省管县改革的亮点在于其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根据所依据的政策、测算时所考虑的因素以及政策目标和资金功能的不同, 将省对县(市)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性(一般)转移支付、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和政策性(一般)转移支付三种形式。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主要是在保持已形成各县(市)财力基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存量不变的基础上, 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增量中的一部分作为激励性(一般)转移支付, 促进各县(市)努力做大财政“蛋糕”和做小财政供养系数。
（三）安徽省直管县改革
2007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宁国等12个县（市）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宁国等12个县（市）开展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工作，试点县享有省辖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包括计划管理、经费安排、税务办理、项目申报、用地报批、证照发放、价格管理、统计报送、政策享有、信息获得等方面（皖政〔2006〕126号）。
安徽省改革的特点在于试点县实行考核淘汰制。12个试点县（市）并不是固定的，放权的同时，省政府还将对试点（市）县实行动态管理，由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每两年考核一次，按照有进有出、两年滚动的原则，对达不到要求的县（市）将予以淘汰，达到要求的县（市）可以进入。
第三篇：现行城市规划体制下城市设计再思考论文
摘要：趋近统一化的城市规划为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质化规划下，城市的特点与特色正在消亡。在新的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适应于统一管理的城市规划，但更加需要的是民族特色的显现。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战略；制度；设计准则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繁荣社会背景下，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工作也随之快速发展。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建设完成，不少人却惊奇的发现，在中国现行的规划体制下，城市设计的同质性日益加重。诚然，趋近统一化的城市规划为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质化规划下，城市的特点与特色正在消亡。在新的世纪，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适应于统一管理的城市规划，但更加需要的是民族特色的显现。当前，诸如城市的性质与整体风格定位、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引导、旧城区与新城区的风貌协调与衔接、建筑风貌特色的营造与创新等诸多复杂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学科要研究的课题，更是城市设计要关注的焦点。
1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自城市的概念产生，城市设计就与城市规划息息相关。目前在理论界，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以下对几种普遍的理论进行相关的说明。
1.1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在城市设计行业领域内，从业者对于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认可，比较偏重于战略说理论。该理论的核心为：城市规划是基于城市战略发展的，规划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城市宏观意义的发展，主要是从城市社会整体去界定的，具有较强的严肃性和计划性，而城市设计则是基于城市发展战术的，城市的设计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分支，城市设计的实施更加具象化，重在对于城市已有资源的规划和设计，更偏重于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设计性和指导性。
1.2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仅仅将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指导被指导是当前的普遍认识，但是这种理解又有其局限性。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法律法规体系、编制体系相对完整。作为城市设计编制的前提和基础，城市规划在较健全的城市规划体系框架内在一定时间内是稳定的。然而影响城市的战略因素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城市规划无法迅速把握和适应其中一些重要的转变，城市规划有可能具有滞后性。此时，如果城市设计仍然基于城市规划制定，那么必然也具有滞后性。
2现行规划体系下中国城市设计存在的问题
2.1城市设计空间价值挖掘不充分
当前的大多数城市设计基于现状问题来改善空间环境，缺乏基于理性思维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宏观、长远的分析。一个优秀的城市设计应该寻求城市空间价值的最大化，系统、全局、长远地把握城市空间发展。忽略空间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及抓不住设计对象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将会导致空间环境品质不能充分体现其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最大价值。
2.2城市特色定位不准确
中国国土资源十分丰富，一方水土早就一方风景。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我国的城市设计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国际风潮”的冲击，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设计中的美学体现、规划体现受到了我国城市设计领域内的大规模膜拜，在我国严重缺乏独立自主可供参考的城市设计案例的背景下，许多城市的前期规划都大量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设计方式和方法。诚然，在这些优秀的经验的指导下，我国城市设计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也日益提升。但面对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我们不禁发现中华壮丽的风景元素、传统文化元素、艺术元素已经难以在城市设计中见到，取而代之的则是简约的欧美审美观，中国不同地域的城市特色根本没有得到良好的体现。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地区和个人身份的丧失，造成全球文化的平面化和单一化自我迷失是全球化时代的通病。
2.3城市设计缺乏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
在目前状态下，中国城市设计缺乏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设计思想与理论的发展的不统一，在我国，城市设计科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丰富的经验，对于城市设计的思想与理论的发展尚处于探索状态。二是理论与方法的界定问题。认识论上的不统一，导致理论研究众说纷纭，尤其是在城市设计思想体系研究、城市设计法则研究、城市设计系统研究等方面更为薄弱。城市设计理论上权威性的缺失，导致其实践应用更为落后，至今仍缺乏成熟的技术方法与手段。最后，学科归属问题，尤其是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学等学科的关。
3中国城市设计的应对策略
3.1加强城市设计中的战略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下，许多业内人士对于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认识停留在战略与战术关系上。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在城市设计过程中是无须考虑到城市的战略发展的。而实际上，城市设计并不仅仅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某一个方面，实际上，城市设计编制与规划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处于一个相互渗透的状态，城市规划编制会影响到城市设计过程中对城市整体风貌的整体把握上，而城市设计编制则会影响到城市规划对微观空间环境的控制上。因此，在城市设计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城市的战略发展，将城市设计上升到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来。加强对城市设计的战略思考，能够仅有的提升城市设计的前瞻性：一方面，城市设计的战略高度能够更加清晰规划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而避免出现城市发展后城市设计形成的滞后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城市设计的战略思考的加入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对城市的特点的定位，能够提升对城市的空间价值的有效挖掘，通过让公众积极参与城市设计的方式，来形成对于城市设计的多角度战略思考，形成发散思考。
3.2加大对城市设计体系、设计方法的科学研究工作
对于现行的中国城市规划体制而言，想要进一步的提升城市设计与城市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同步性，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与落实城市设计体系的完善、设计方法的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以起到设计导则的有效性和使用性。在城市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往往要参照一定的设计导则（也称设计准则），对城市的特异性设计也往往是基于这种基准之上的，设计准则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够一定程度上的保证城市空间价值挖掘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能够提出一些具有指导性的设计要求和建议，继而引导城市设计的科学进行。基于此，在设计导则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的完善设计导则的专业性、技术性。
参考文献：
[1]刘克成.西部的选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J].新建筑.2007(6):19-21.[2]金广君,林姚宇.论我国城市设计学科的独立化倾向[J].城市规划.2004(12):75-80.[3]王耀武,宋聚生.影响城市设计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J].学术交流.2003(3):115-117.
第四篇：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着眼于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和管理创新，政府改革已经从减人、减事和合并机构这种横向结构变革，开始扩展到减少行政层级这种行政架构上的突破。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行政层级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取消市级管理层与扩大管理幅度的简单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到行政管理层级的调整，省与市、县职能的重新界定和配置，地方政府内部事权、财权的重新安排，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的政治监督等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
从1992年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各省纷纷推行省直管县试点改革。截至目前，全国22个省（不包括台湾省）和5个自治区都已陆续开展了财政省管县、“强县扩权”或“扩权强县”改革。
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通过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通过对部分强县下放部分行政审批权、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努力实践县市分治。
改革的实质是在调整省、市、县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从政府权力角度看，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就是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之间对财权、事权和人事权三种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以提高效率。从各省区开展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践来看，三大权力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财政省直管改革开展最为普遍，除宁夏在自治区成立之初就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全国试行改革的21个省均已开展此项改革；其次是事权，事权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改革排名第二，有19个省区开展了相关改革；排在第三位的改革是扩大社会管理权限，有12个省区开展；人事权的省管县改革进度最缓慢，仅有5个省区开展相关改革。
建立省直管县体制可以有效减少政府管理层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城乡统筹发展能力，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试点改革，最早推行改革的浙江省，从2000年起，进入全国百强县的数量不断增加，到2009年已有26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范围，占了百强县的四分之一。安徽省从2004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强县扩权”改革后，自2005年起县域经济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由2004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48%以上，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公共服务也得到了明显改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省直管县改革遭遇法制障碍。尽管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地级市这一级地方建制，但是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在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性的文件中，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和设定。因此，在市管县体制下制定的一些法律规范就会成为制约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法制障碍。
二是政府层级间的矛盾增加。就市县而言，其关系演变为两个平等的行政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此外，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的是经济管理权和部分社会管理权，扩权县与原辖市在行政关系上还有上下级关系，县里的工作需要两面周旋和汇报，这增加了县的工作难度。而县与县之间因制度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双方竞争更趋激烈。
三是县级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与省直管县改革要求不适应。目前县级政府机构设置总体上比省直单位机构要少得多，有些省直单位在县政府没有对口单位，造成了诸多不便。实行省直管县后，中间环节大大减少，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将进一步扩大，工作任务会有很大的增加，领导职级如果不变，这种级别落差会影响到工作效果，甚至是队伍稳定。另外，省直管县后，县级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沟通和交流会越来越多，县级政府人员的业务素质与省直部门有较大差距，难以与省直部门实现有效对接。
四是财权、事权、人事权三权改革不匹配。人事权改革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整体推进，使得省向县（市）下放的权力可能被中间层级截留。财权与事权匹配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然而，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由于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管理事权和社会管理事权不一致，使得县级政府在承接和运行一些权限方面出现困难，导致难以履行本应承担的管理责任。
五是金融业管理体制与省直管县不相适应。一方面，金融组织体系较为单一。尽管名义上银行、证券、保险在县级层面都设有机构，但是主体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限制，县支行支持县域经济的能力有限，由于实行省管市、市管县体制的发行、股份制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向大城市、大项目倾斜，同时，县支行的授信权限和额度非常有限，信贷准入门槛过高，经营管理权限受限，这些因素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省直管县极不相适应。
六是对县级政府权限的监管缺位。省直管县实施后，扩大了县级政府的发展自主权，减少了来自原管县市的监督，而来自省级政府的监督又由于管理幅度较宽而可能导致力度不够，制度内的本级人大和党的纪律部门的监督成为象征，制度外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也很有限。
全面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理顺司法体制。中央和省要加快立法，制定和完善与省直管县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体制改革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县级政府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事务都要与原管县市脱钩，相关业务由省级直接管理，县级层面应当被赋予与市一级政府相当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并承担与其对等的责任。同时，要理顺司法体制。原市级“两院”的职权可以通过设立区域性的“两院”来行使，或授权在县级层面设立省级“两院”的分院来行使。
第二，建立健全区域发展协调机制。组建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加强县与县、市与市和市与县之间的协调沟通。根据市县分治的改革思路，明确市县的职能定位，引导走差异化竞争轨道。对于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须经设区的市审核、审批的事项，确保采取委托或者授权的方式下放到县，对于县尚无能力承接和运行的权限，需要积极争取省和原辖市的大力支持；打破传统等级制的行政理念，倡导不同层级间开展互利合作，县实现直管后，还需要继续巩固和原辖市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部门工作对接和区域协作，提高社会重大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协调处置能力，促进彼此间共同发展。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厘清垂直部门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在省级政府机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考核和评比，重塑县级政府的效用目标，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政府角色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转变。厘清垂直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建立与省直管县相配套的管理服务体系。市以下的垂直管理部门调整为县的政府工作部门，行使与设区的市相同的行政管理权限，业务上接受省直部门的领导。各家银行的省行对县级银行实行直接管理并赋予县级银行与设区的市银行相同的权限，取消业务限制。
第四，加强人事权改革是趋势。要改变管人、管财、管事“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县级领导班子由省委直接任命，县级中层干部由县自主任命。县级主要干部的级别不能以在市委中的位置来衡量，要根据干部能力和县规模大小做适当调整，安排一定数量的正处高配副厅、副处高配正处，成绩突出的重要部门和乡镇领导级别高配为处级。此外还要加大省与县之间干部交流力度，通过培训、下派、上挂、交流和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第五，机构配套改革不可少。对职责重叠或相近的党委和政府部门可考虑进行合并推行大部门制，构建大规划、大经济、大建设、大监管、大文化和大保障等工作格局。扩大行政服务中心职能，将各部门的行政审批、公共企事业服务集
中到中心统一管理，减少审批环节。另外，加快培育发展县仲裁、鉴定、检验检测、第三方审计等社会服务组织，提高放权后的自我管理和运行能力。
第六，加强县级政府权限的监管是保障。可以采取县级纪委由现在同级党委领导改变为省纪委的垂直领导，或是由省政府派出政务督查专员，加强对县域党的方针政策落实的监督，加强对县一级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领导人的监督。同时要健全县级治理机构，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架构，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决策和监督方面的作用。
第五篇：高校调研报告-体制篇
一． 机构设置及功能（特色机构）
1． 北方交通大学信息部
该部致力于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并负责校学生会网页的
制作和更新。丰富同学们的电脑知识，提高网络技术，是学生会顺应高科技信息化潮流而设立的一个部门。
2．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生服务中心
该中心建立的初衷是在高校里尝试有偿的服务。成立这样一个中心，以良好的信誉为保证，系统的办理学生与代理公司，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业务，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在日常工作中，收取一定数量的中介费（限于票务和代理），勤工俭学的同学只收取电话联系费），以维持本部们的日常开支。
该中心下设勤工俭学中心、票务中心、校园代理中心三个部门。给同学们提供各种勤工助学和社会实践的机会。另外，该中心还有校学生会服务热线，收集同学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然后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并督促解决。
票务中心是专门代销校内外各种大型演出、电影院、旅游景点、展览、体育赛事、优惠卡等票务，其中收取一定的提成。
校园代理中心是在方便同学的原则下成立的，他们的工作是代理各类考试和辅导班报名以及各类娱乐休闲活动的报名，此外还代理部分学生有实惠的商品的订购。代理中心的操作模式是向公司收取一定的宣传费和代理费，如果有代理报名及类似业务，还会收取一定的业务提成。他们曾做过北京太奇、宇航等学校的考研报名代理；“康跋”鞋校园推广，联通CDMA手机入网手续办理代理等。同时为了方便同学出售和购买二手物品，该中心还开辟了“校园二手市场”，系统地为同学们登记以及发散信息。现在该中心提供的是免费的服务，该负责人指出，等到机制健全以后，将试着向同学们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为了扩大中心的影响力，还计划把二手市场逐步推广到教职工及其家属，进而其他高校。
3． 中央财经大学纪检部
该部属于职能部门，不搞具体活动。其主要职能是纪检和项目化管理。其中纪检部分是对全校会的学习纪律的检查以及学生会干部的期末考核，其考核成绩与综合测评挂钩而与学分无关。项目化管理部分是对校会活动大方向上的一种管理，管理机构由三级构成（一级组织：校会主席团；二级组织：校会纪检部；三级组织：校会其他职能部门）。管理过程：前期“项目化管理指南”的制定和中期的投标（分为初期标和随机标，其中随机标又分为主题性招标和非主题性招标）后期为项目后评价，是活动的大总结。
入围项目的资金管理,先审批，后预算。但最终只能拨给其所需款额的五分之三。
项目化管理是对校内资源、人、物、资金的整合，使活动有秩序，有意义，有效果，其很大的特色是做项目后评价的历史性回顾、总结。
4．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是作为学生会对内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学生会人事制度与思想监督方面的工作。宗旨是“来自同学，服务同学”，“以人为本”，着重对人的知识资源、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整合、积累和利用，完善学生会的人事制度和监督机制。
负责拟定学生会人事管理的规章制度；负责学生会各类人员的编制管理，聘任和考核的指导、管理工作；负责人事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汇总；管理人事信息系统；上报人事统计报表；负责人事文书材料的收集、立卷和归档工作；开展学生会人事管理的研究工作，为学生会的有关决策提供服务；对各部进行素质、技能、知识考核。另外还起到思想监督的作用，对学生会违纪学生提出书面或口头批评及舆论谴责。了解各部门工作的进展，对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
二． 考核监督机制
1． 中央财经大学
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分为a基准分，岁平时工作的积极性、工作质量、考勤方面的打分。B加分项即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嘉奖c减分项急即针对校会成员违纪行为的处理d平衡分即由主席团、团委老师打分和各部长间的互评（主要以校会内部评分为准）
具体的评比结构图如下：
这两种评分的结果都会在公布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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