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开拓新的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 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为最重要,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能提高要素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 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知识既是生产要素之一, 也就如同资本一样, 要通过投资才能取得。过去投资于知识积累, 现在就能取得利润, 因此有可能存在有良性循环, 投资促进知识, 知识促进投资。
物质资本是稀缺的, 而新思想、点子是丰富的, 知识和点子的复制不需要或只需要很低的成本,所以收益可以递增。罗默找到了使要素收益增加的办法, 就等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把知识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他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 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 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 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 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 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也是递增的,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 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由此, 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 研究和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 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对后进国家, 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二)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 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 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卢卡斯将资本划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并据此把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给出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他自身的生产率的影响, 外在效应是由平均的人力资本所引致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 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 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 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 这类似于阿罗1962 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理论。卢卡斯认为,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 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不发达国家设计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 即: 引进外国的高技术产品, 通过直接操作新机器或消费
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 从而提高穷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将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在内的技术问题,这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路径,更多地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走向高速增长的通道。
(一)树立正确的观念,加速中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增加对教育的预算、平衡不同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运转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借贷市场等途径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鼓励个人终身学习,鼓励技术革新和知识进步,促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二)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将重点放在技术培训上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科技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保障。发展科教事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总体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新兴产业,扩展增长空间。因此我国要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和科技经费支出比重,使科教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吸收和激励海外华侨、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个人捐资助教;加强教育、科技和生产的一体化进程,消除它们相互割据的状况;改善教育和科技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或外溢性,尽量做到资源共享。此外,政府还应依靠整个社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在合法范围内加快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扩散速度。依托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使基本的知识普及推广。
(三)完善各项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使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行为。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的保护,加强企业再投资信心;建设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
(四)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鼓励技术革新
教育和知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它们对生产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技术和发明,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率。技术具有外溢性和独占性;外溢性表现在技术就是经验,知识是公共产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外溢性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向发达国家取得“示范效应”,吸取经验,保持持续性。技术的独占性表现在技术就是创新,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国家要重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使本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将逐步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对处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我国要借鉴新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选择适时的政策和措施,发展新的产业群,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第二篇: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
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在“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东业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即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
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东亚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地区没有设立危害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东亚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1、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
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东亚模式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地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这一点应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同时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
3、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从金融层面上说,资金筹措过分依赖短期外资,债务负担过重;过分倚重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的产业,股市畸形繁荣;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查不严;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政、企、关系不正常;资本市场开放过度;汇率制度僵化等。从增长模式的层面说,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也足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坚持做到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上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如今,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更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安全。
第三篇:公共选择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几点启示
【摘 要】公共选择是当代西方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用经济的手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对公共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部分内容试图借助于这一分析工具对当今中国的公共经济、公共政治以及公共文化三大领域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以期能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一点参考。
一般认为,私人领域是通过市场交易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则是通过政府规制才得以组织的。公共领域原则上要求通过一体化命令来组织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员都向一个执行长官负责。私人领域的协调通过市场体制实现,该体制通过竞争性购买和销售来治理经济关系。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由于长期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公家的”与“自己的”这种划分,并且“公家”一般总是排在“自己”之前,“公家人”本位主义由此形成并一直存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国公共领域中的选择性问题就尤为突出和明显。
一、对我国公共经济领域的启示
公共经济不一定是一个排他性政府垄断经济。它也可以是-个混合经济,在其中私人也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这一点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表现出来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公共服务、公共工程等公共经济项目由政府独自包揽,由此形成的公共经济领域的主体单元化格局暴露出了其生命力不强的弊病,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依然时不时发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认识到,公共经济市场化之路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依据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市场具有重要的自我规范、自我治理的功能。斯密认为:
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后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后果一样。
公共经济由于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在考虑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大量的诸如社会公平之类的非经济因素,其非市场决策的一面同私人经济相比更为突出,因而不可能将它与私人经济完全等同对待。在公共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有代表“公家人”利益的政府公务人员的参与,而不可能完全或过多地交给私人或依托于市场。在我国,“公仆”原则将我国的政府公务人员看作是无私和超世俗的,他们始终代表公共利益,努力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在理想的“公仆”原则规治之下,公共经济领域之中是不可能出现违背公众利益的寻租现象的。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公共工程招标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寻租现象便是佐证。
二、对我国公共政治领域的启示
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由于政治领域中的约束规则本身不够健全以及“公仆”的“好人”定位,所以相应的情形是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者约束机制不够明确,这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分化或者说一种人为的不平等一处于强势的政治家与处于弱势的民众。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机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治机器的核心负责国家意志的决定和表达;人民政协为国家意志的合理表达提供参考意见和咨询;人民政府负责实施与执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负责秩序的维护与补救;人民军队负责维护国家安全。而由一方面作为中国民众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产生于民众之中并和民众血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负责统筹全盘,这为政治机器提供了最好的指挥和协调,可以最大化地将社会偏好转化为国家意志。可以这样说,就政治权力的配置与分工制衡而言,在战略设计上,我们是无可挑剔的,我们的问题是,就各个具体细节上的约束规则而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须解决。这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逐步完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设法提高我国国家公职人员的综合素质。
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开出的处方是:加强和完善选举制度建设,使人民代表真正能够代表民意;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使官员的选用更加科学;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法制观念;加强党组织建设,使其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继续推行民主的观念,使之深入人心。
三、对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的启示
综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出,在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会出现繁荣的文化景象,这一点,在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都可以找到佐证。古希腊时期的文明灿烂辉煌,涌现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里特、斯多葛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一时期西方的政治开明。到了中世纪,基督神学思想主宰了欧洲,因而没有为其他思想留下发展的空间,与此相对应的是,中世纪西方文明的衰落。到了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再一次启发了西方的政治智慧,点燃了西方文明的火花。
开明政治必须给人们思想上的最大化的选择自由。“社会选择理论面对的问题是协调不同的利害关系和有分歧的价值观念。—种经济体制,实际上任何社会体制也是如此,应该尽可能满足它的成员的需求。”作为关心社会选择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一方面无疑对我们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公共选择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决策依据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多大程度上显示个人的真实偏好直接影响着决策的效果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无论在私人还是集体行为中,有目的的个人可以被看作是基本的决策者,这就是说,个人要求最大的选择自由,即根据自己愿望选择任意替代方案的自由。
在当今中国,应当使开明政治的气氛更浓,为各种思想、文化、学说在中国的自由运转提供更好的制度空间。开放时代中的开放的中国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针,显然,这一点已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富有民权意识的民众所共识。在文化领域,提倡多元并存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更好的选择的余地。人们通过各种比较之后作出的选择具有广泛的合法性,这有利于中国的稳健发展。开放的发展的马列主义是一种包容的理论,在同多元文化的竞争过程中必然能够不断吸取它们的精华而保持时代的生命力,并且也必然会成为中国民众的理性选择。
第四篇:浅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浅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中
国的启示
来源:磁铁 http://www.xiexiebang.com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系统 生活世界
摘要: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其中“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生活世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概念,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的集中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启示作用。
一、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根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批判和反对现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论的根本出发点,而哈贝马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是批判与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也是无法抛弃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并且它仍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容,即有发展更新的内在潜力,所以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性的问题,主要是理性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把着眼点放到传统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上。他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其本质更是交往理性。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成员之所以把现代社会看的一团漆黑,批的体无完肤,是因为他们以为理性到了现代完全窄化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从不考虑理性的其它多种表现及各种形式应有的位置,现代性的难题由此而发生。交往理性区别于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在于,它不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为前提,而是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前提。主体哲学的理性概念从结构上具有排他性、单维性和绝对性;相反,交往理性概念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和可错性。从交往理性概念出发,现代性并不必然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难题的克服与解决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这就是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范式的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主体多元化的主体间交往理性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就构成了交往行为的中心。而所谓交往行为合理性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具有主体间性,在一定社会规范的指导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理解和协调一致的理性化行为。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由此决定了哈贝马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行为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的主体间的理解沟通和认同的活动,由此可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耍交往者重视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并能够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
二、生活世界与系统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使交往概念完备化的不可缺少的概念,是行为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那么,何谓“生活世界”?何谓“系统”?两者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是由胡塞尔提出,哈贝马斯用它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即文化、社会、个性。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为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为统属于生活世界。”他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或许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应给予思考和借鉴。
第一,经济体制方面。,社会转型表现在社会现实中,往往从经济领域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必经阶段。然而如果市场经济潜在具有的“目的合理性”“工具行为”“以成功为指向”等工具理性意义而不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限制,会导致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惟利是图、道德沦落、人情淡漠都是可能出现的副效应。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市场经济,只能尽量去避免,把其副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需要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制约工具理性,使市场经济在更合理的制度下,更合理的环境中良性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企业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合作关系来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所内含的多级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性质呼唤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模式。因而,首先必须确立和规范市场多级主体,重建市场经济新秩序、新规则,建构新的公平的交往体系,并以行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机制,保障良好的交往运行环境。
第二,政治体制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内在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官僚主义的畸形发展往往导致官官相护、职权不分、腐败成风,中国百姓深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苦,对政府、行政人员往往缺乏信任感。对于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加完善我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制度,为交往行为主体间的沟通理解提供对称条件和交互期待,使所有人都平等参与并享有同等对称的话语自由和论证表达,而不能有压制他人话语自由和权利自由的话语霸权者,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促使“私法主体”和“国家公民”利益主张,多种价值诉求的矛盾冲突得到化解。
第三,人的发展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向纵深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感到的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束缚和压抑。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更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对象性力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套以建立和睦人际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以“对话”的方式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所以,我国在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强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发扬我国的互让互利,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环境中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五篇:泰勒管理理论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启示
泰勒管理理论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启示
作者: 不详 浏览次数: 344
一、科学管理内容
泰勒于1856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富裕的家庭里,19岁时因故停学进入一家小机械厂当徒工。22岁时进入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开始当技工,后来迅速提升为工长、总技师。28岁时任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1890年泰勒离开这家公司,从事顾问工作。
1898 年进入伯利恒钢铁公司继续从事管理方面的研究,后来他取得发明高速工具钢的利。1901年以后,他用大部分时间从事写作、讲演,宣传他的一套企业管理理论,即“科学管理----泰勒制”。代表作为《科学管理原理》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5条:工作定额原理、能力与工作相适应原理、标准化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计划和执行相分原理。
1、泰勒认为,为了发掘工人们劳动生产率的潜力,首先应该进行时间和动作的研究。所谓时间研究,就是研究人们在工作期间各种活动的时间构成,它包括工作日写实与测时。
所谓动作研究,是研究工人干活时动作的合理性,即研究工人在干活时,其身体各部位的动作,经过比较、分析之后,去掉多余的动作,改善必要的动作,从而减少人的疲劳,提高劳动生产率。
所谓能力与工作相适应原理,即主张一改工人挑选工作的传统,而坚持以工作挑选工人,每一个岗位都挑选第一流的工人,以确保较高的工作效率!
标准化原理是指工人在工作时要采用标准的操作方法,而且工人所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和所在工作现场环境等等都应该标准化,以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2、泰勒认为,工人磨洋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付酬制度不合理,计时工资不能体现按劳付酬,干多干少在时间上无法确切的体现出来;他认为,要在科学地制定劳动定额的前提下,采用差别计件工资制来鼓励工人完成或超额完成定额!
3、泰勒认为应该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取代经验工作方法;应该把计划和执行分离开来。计划由管理当局负责,执行由工长负责,这里的计划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时间和动作研究
(2)制定劳动定额和标准的操作方法,并选用标准工具
(3)比较标准和执行的实际情况,并进行控制
二、泰勒科学管理的二重性
列宁认为:“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度等等”。
三、泰勒科学管理的贡献
1、泰勒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
2、讲求效率的优化思想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