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5篇范例）

第一篇：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第二篇：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篇：经济增长理论读书笔记

经济增长理论读书笔记

经济活动是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并对人的行为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节约的意愿、经济制度、知识、资本、人口和资源还有政府。本文主要从人们节约的意愿、增进知识及其应用和经济制度三方面分析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一）节约的意愿

人们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这种努力既可以通过降低某一产出水平的成本来表现 ,也可以通过进行一定投入以带来产出来表现。假若人们在某一制度环境中没有致富的经济意愿 ,或者由于该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 ,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限制了这种意愿 ,使人们无法作出这种努力 ,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厉行节约是人们节约愿望的一种表现。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主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刘易斯认为如果不作出节约的努力，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节约的意愿与禁欲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人们的有限眼界有关。刘易斯认为禁欲主义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种生活方式，但并不制止人们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财富和社会地位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刘易斯认为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的财富的来源。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受到习惯和禁忌、愚昧无知的限制。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冒险精神有关。增长的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合理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勤勉和经济增长的联系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

（二）知识增长

经济增长还与知识的增长和新观念的运用有关。从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国产出增长与知识传播和运用有着显性联系。经济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务和生物的技术知识，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它包括知识积累的过程和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知识增长率的出现于科学方法的发明有关。科学对技术知识的增长的影响分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即：科学原理的形成阶段，这些原理应用于某些技术问题的阶段，和技术发明发展到随时可以进行商业性应用的阶段。知识的增长还与新观念的应用有关，只有知识的增长是不够的，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的速率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一部分取决于各种制度。知识的传播和运用要依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

（三）经济制度

刘易斯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活动的自由。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以及为专业化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制度与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人们得到报酬的权利、资产的经营管理和贸易与专业化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们得到报酬的权利。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占有权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报酬。为他人服务的心情可以增添劳动的乐趣。但要让公民无偿的参加当地的公益工程劳动，需要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官员制定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集资金等。并且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的去不及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还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集体中的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机会。其次，是资产的经营管理。资产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资产法的存在则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资产权就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种特定资源的合法权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而不是清掉他的资产。并且代理人的收入必须同他们所照管资产所耗得精力直接发生变化，否则他们不会精心照料。再次是贸易与专业化。贸易从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进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从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贸易还促进专业化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技艺的提高从而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 ,初始性的制度安排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但在一国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以后 ,能否创造一个持久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 ,是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的关键 ,即要进行一种 “制度安排” ,确保人们在经济自由选择的前提下 ,把个人的经济努力和愿望不断地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还应该注意制度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因为制度可能朝着限制发展的方向变化。刘易斯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及其安排能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还很低 现行制度难以有效地保护人们的经济自由 ,尤其是大数发展中国家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要引入有效地制度，推动经济增长。

（四）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对寻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有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性。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国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形成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

1、要树立重视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的观点对具有丰富人力资源的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的对人力开发而投入的费用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投资收益率。经济发展的恒久动力及决定性因素正日益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转向人类自身开发的人力资本投入。

2、加速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新经济增长理论拓宽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认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边干边学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因此，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并将教育事业的重点放在普及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上。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比重，鼓励社会增加教育投入。这些观点对加速我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积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加强研发工作且创造、推广和应用新知识。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用于研发部门资源的多少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高低。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在研发部门多投入资源，以提高知识积累率。新经济增长理论还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因此，我国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储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加快科技教育发展，把自主创新看作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并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4.、重新确立政策的决定性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政府对经济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的结论，依据知识随投资的增加而扩散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激励新思想形成并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等等。同时政府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新经济增长理论断言，长期以来，政府仅仅重视经济周期是完全错误的。总体看来，有效的政策除致力于消除或减少通货膨胀与失业外，还要关注技术创新与进步。政府应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改革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培养等。

第四篇：读书笔记—两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两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

(一)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

①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

②生产过程中只使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但不能完全替代，因而每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服从递减规律； ③生产过程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

④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

⑤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⑥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

(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为：sf(k)=Δk+nk

其中，n 表示人口增长率，s 是储蓄率，f(k)是产出量，k 为人均资本的增加量，k 表示人均资本的增加量。一部分是按原有的人均资本水平装备新增加的人口，即资本的广化，另一部分则是增加每个人的人均资本占有量，即资本的深化。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定性条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包含的经济稳定增长条件是：k=0 或者 sf(k)=nk 当人均储蓄量恰好等于新增人口所需增加的资本量时，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三)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不发达经济的意义新古典增长模型蕴含的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政策含义在于：不发达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储蓄率和降低人口增长率来提高人均收入量。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

①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资本品； ②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 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不能替代，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

③生产规模收益不变；

④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

⑤劳动力按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

⑥不存在技术进步，也不存在资本折旧问题。

(二)经济增长率的计算：

令Y=国民收入，K=资本，I=净投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变化)，S=储蓄

经济增长率G=△Y/Y

储蓄率s=S/Y

由于储蓄等于投资即S=I，所以，s=S/Y=I/Y

资本——产出比C= △K/ △Y

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化（△K）就是投资（I），所以

C=△K/ △Y=I/ △Y

从而

G=△Y/Y=（S/Y）/（△K/ △Y）=（S/Y）/（I/ △Y）= s/C即 G= s/C

哈罗德认为：“这一方程式是投资必须总是等于储蓄这一事实的动态化的表述”，因而他的理论是以凯恩斯的理论为依据的，不同的是他将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了，即在公式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和资本——产出比概念，强调了投资既增加收入，又增加生产能力的双重效应。

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中心内容是要说明：经济稳定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和产生经济波动的原因，以及如何调节经济实现长期的均衡增长。为此，哈罗德提出了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个概念。

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与人们想要进行的那个储蓄以及人们拥有为实现其目的而需要的资本货物额相适应的”增长率，其公式可表达为：Gw=Sf/Cr式中Gw代表有保证的增长率，Sf为人们在一定收入下满意的储蓄率，Cr为投资者满意并与其资本存量相适应的资本——产出比。因而，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人们愿意进行的储蓄恰好等于投资者预期的投资需求，经济就可以实现稳定增长。因为在有保证的增长率下，资本家的预期投资需求若恰好等于本期的储蓄供给，就能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实现储蓄与投资相等，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实际增长率是单位时间内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它是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与实际发生的资本——产出比决定的。即：

G =s/C

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必须：

Gw = G

但二者相等是很困难的，因为二者相等只会在偶然的情况下实现，这恰如在“刃锋”上走路，二者相等的均衡道路十分狭窄。正是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的不一致，导致经济的收缩与扩张，产生了经济的波动。

（1）若G< Gw，表明实际储蓄率（即实际投资率）小于满意的储蓄率，形成累积性的投资缩减，导致经济收缩与失业。

（2）若G> Gw，引起累积性经济扩张。

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允许的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长期最大增长率，它反映了人口与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经济增长的关系。公式为：

Gn = Sn/Cn

Gn是社会最适宜的自然增长率，Sn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适宜的储蓄率

（或投资率），Cn是最适宜的预期资本——产出比，它体现着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条件下现有的资本存量能够吸收全部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自然增长率有助于研究长期经济的波动问题。

（1）当Gw> Gn时，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与技术水平所允许的程度，增长受到劳动力不足和技术水平限制，储蓄过度，经济长期停滞。

（2）Gw< Gn时，储蓄和投资未达到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生产的增加有充分的余地，经济将出现长期繁荣趋势。

（3）Gw= Gn时，社会出现均衡增长。

总之，实现长期的、理想的均衡条件：

G = Gw = Gn

(三)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实际增长率GA，指经济中实际实现的增长率，它由实际的储蓄率与实际的资本——产出比按上式所决定，即 GA=s/V A 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又称为意愿的增长率，是指经济中的储蓄被资本家意愿的投资全部吸收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即有保证的增长率由实际储蓄率与资本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所决定：GA=s/V A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即GA= GW= Gn。

第五篇：赫尔普曼及其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及其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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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起），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近来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最近则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鉴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赫尔普曼的突出贡献，本文拟重点评述赫尔普曼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同时，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我们拟结合赫尔普曼（1984）的论述，先对这些基本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做概要的介绍。

一、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第9章）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1）规模经济。赫尔普曼（1984）指出，规模经济包括内在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或国家、世界）的规模经济。前者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一是根据生产函数，一是根据成本函数。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例，第一种方法意味着对于任何1有fvfv，其中f和v分别是生产函数和投入向量；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该方法能够度量每一点的“局部”规模经济性，赫尔普曼喜欢用这种方法）。对于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国家或世界）的规模经济而言，如果企业的产出yfv,Y对产业（国家或世界）产出Y的弹性为正，则意味着在产业（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存在递增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论证，即使不同国家的偏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要素禀赋等完全一样，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和一国范围的规模经济均能引起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

（2）竞争类型和市场特征。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关于企业行为的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对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赫尔普曼总结了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竞争类型，包括完全竞争、伯特兰（价格）竞争和古诺（产量）竞争；其二，市场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由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同质产品或差异产品、一体化市场或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赫尔普曼认为，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的假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即使每个产业仅有一个垄断企业，“自由进入”仍会迫使企业采取平均成本定价，从而使得整个行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分析，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出口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3）产品差异。将产品差异纳入模型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特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的方法（D-S方法），它假定消费者偏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二是兰开斯特（1979）提出的方法，即假定每个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最理想的差异产品，所有偏离其理想形式的差异产品在进入效用函数时要经过兰开斯特补偿函数的调整。具体而言，D-S方法假定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i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1,,yinnyk1ik1，其中yik是消费者对产品i第k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显然，1产品i的差异形式越多，消费者从产品i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高（例如，假定消费者对各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相同，则uinyik，即n越大则ui越高）。兰开斯特（1979）则假定产品i产生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diyihidi，其中di是产品i距离其理想产品的距离，hi是兰开斯特补偿函数（它是hi01的递增的凸函数）。这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D-S方法中，不同差异形式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但在兰开斯特的方法中，不同差异产品的替代性有所不同（取决于它距离理想差异产品的距离）。由于D-S方法能够产生不变的、由唯一给定的需求弹性（当n很大时），能够大大简化模型的分析，因此几乎所有新增长理论和大多数新贸易理论文献均采用了D-S方法。不过，赫尔普曼最初使用的是兰开斯特的方法，后来才开始注意D-S方法（也许归功于克鲁格曼）。

三、新贸易理论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不过，赫尔普曼的成名之作仍是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一书。该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是新贸易理论里程碑式的作品。稍后出版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着重于对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可视为前者的姊妹篇。

在论述新贸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赫尔普曼（1981）中，赫尔普曼通过一个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品（食品和制造品）和两个国家的2-2-2一般均衡模型，初次提出了综合传统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新贸易理论（即体现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张伯仑方法）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式上，该文采用了兰开斯特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解释产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产品差异、收益递增和张伯仑不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反之越小；如果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本富裕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且以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规模保持不变），则国际贸易量将增加；同样，如果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而各国的相对规模可以变化，那么减少各国规模差距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扩大贸易量，而使各国规模差距变大的资源配置将降低贸易量等等。

因上述论文而在新贸易理论方面初露头角的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卸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并返回MIT的克鲁格曼——他在1979年的论文中应用D-S方法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二人合作（1983-84）的结果是新贸易理论经典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该书的主旨是将侧重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对传统贸易理论（要素比例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后，他们首先对处理收益递增的几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篇，类似于赫尔普曼1981的分析）。第三篇是该书的重心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对D-S方法和兰开斯特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他们立足于差异产品提出了一套贸易理论，分别对差异产品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得益等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第四篇中，他们对跨国公司及其对贸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国内已有中译本，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无法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和贸易的福利含义等重要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一旦将差异产品、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理论，就能大大简化、深化和扩展贸易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如此，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收益情形下仍然适用，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传统贸易理论将各国之间的差异视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而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动因：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除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的贸易得益外，一个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世界的国际贸易还将提供额外的贸易得益：其一，贸易引起的收益递增产业的产出增加；其二，国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将引起收益递增部门的生产在不同国家的集中，从而增加世界范围的产出、降低世界范围的价格而使各国受益；其三，国际贸易将加强竞争，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情形下将减少企业数目、增加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出，并进而提供生产率；其四，由于消费者偏好消费种类的多样性，贸易能够通过增加差异产品的种类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对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实证”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新贸易理论的“规范”方面（即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不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完全竞争或国内和国外一方是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2-4章），一是对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完全竞争的）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5-6章）。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不是社会最优的，适宜的贸易政策能够改进社会福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这两部力作的结尾处均指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是引入真正的动态理论。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及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新增长理论

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观的经济增长画面，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而非劳动置于理论的核心而提供了不同的增长图像。不过，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于神赐之物——外生的技术进步。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不过，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则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由于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知识积累或新思想的生产视为经济个体进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那么就难以保留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反之，如果保留完全竞争的假定，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提供补偿。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知识积累视为其它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其它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一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R&D投资的结果（垄断利润构成了对R&D投资的激励），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是第一轮内生增长理论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赫尔普曼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基本属于后者。赫尔普曼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和格罗斯曼合作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多数内容总结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现主要根据这部力作，简要介绍赫尔普曼等人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试图建立一种以内生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其中，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进行的有意识的R&D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进行R&D投资的基本动机。在对经济增长事实和传统增长理论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后，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在第三、四章中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可以理解为新行业的开辟）和产品质量改进（可以理解为同种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创新表现形式的增长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新产品独立于原来的产品；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新产品是旧产品的替代者，即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旧产品的过时。尽管存在这种不同，二者具有近似的结论：经济中的资源基数越大、R&D活动的生产率越高、人们越有耐心（贴现率越小）、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评价越高，则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性质上：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同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一样，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第五章）也试图对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理论和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进行融合。他们认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技术创新不仅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驱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第六章开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转向了开放经济情形，以七章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创新、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研究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其中创新发生在非贸易的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则以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创新、从而对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由于贸易能够促进国外技术的传入，因此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同时，由于中间品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因此进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将发现贸易减少了最终产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能够降低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贸易的间接效应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由于从事出口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从研究部门拉走了人力资本，因此国际贸易将阻碍创新和增长。在第七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运用第三、四章中提出的增长模型，对两个均从事创新活动的大国经济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部门和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都密集地使用熟练劳动，因此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比原始劳动富裕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率和增长率；长期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之所以得到这种类似于赫克歇尔-俄林命题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假设知识溢出是世界范围的。在第八章中，他们对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情形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如果知识溢出是一国范围的，那么就存在“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即任何一个起步于较大知识存量的国家都将享有初始的创新优势、并能够在以后阶段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中，才能打破“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一是落后国家远远大于它的贸易伙伴；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国的创新活动（这会出现“临时的政策能够产生永久性效应”的有趣情形）。

第九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分析了四种影响机制：第一，国际贸易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二，国际竞争促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追求世界范围的创新，从而减少了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第三，国际贸易扩大了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这一方面增加了给定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和利润量，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者；第四，不相似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引起国内资源在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对贸易模式、创新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贸易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形。例如，当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且各国在规模上存在差别时，国际贸易将降低小国的创新和增长；研究生产率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加入国际竞争后，其创新和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贸易将使得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集中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其创新率和增长率等等。在第十章中，他们就各类政策对长期创新率和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当各国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促进该国的创新和增长时，它们一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通常以损害贸易伙伴的创新和增长为代价。

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针对南北贸易情形，分别在“技术模仿”和“产品周期”的题目下考察了南方的模仿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分析采用了产品种类增加模型的框架、对后者的分析则采用了产品质量改进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结论不同，在南北贸易和南方模仿的情形下，这两种模型对创新和增长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直觉：南方的模仿很可能促进北方的创新和增长。南方的模仿对北方的创新激励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直接的负效应（即南方的模仿减少了北方创新者的垄断期间和预期垄断利润），一是间接的正效应（模仿减少了北方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并为幸存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因而幸存的北方垄断者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出）。一般而言，在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正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南方的模仿能够提高北方国家的创新和增长。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低，那么正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反之，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高，那么负效应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通过提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有意识的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和结论。不过，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其一，它侧重于开放经济情形，着重分析国际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不过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因此，与其说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新增长理论，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动态化处理的方法。其二，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使用的方法与多数增长经济学家也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理论惯用的数学工具和几何图形；就我个人感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远不如罗默等人采用的、类似于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分析方法精练优美和计量检验的方便。

参考文献

1.Elhanna Helpman & Assaf Razin,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Uncertainty, Academic Press, 1978.2.Elhanna Helpma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Chamberlin-Hechscher-Ohlin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1981), pp.305-340.3.Elhanna Helpman,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Markets, and Trade Theory”, in Ronald W.Jones and Peter B.Kenen(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Chapter 7), pp.325-365,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84.4.Elhanna Helpman & Paul R.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The MIT Press, 1985.5.Elhanna Helpman & Paul R.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1989.6.Gene M.Grossman & Elhanna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MIT Press, 1991.7.Gene M.Grossman & Elhanna Helpman,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8(1), Winter 1994, pp.23-44.（原文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7期，第89-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