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摔“变形”的生日蛋糕!

第一篇：一个被摔“变形”的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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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摔“变形”的生日蛋糕！

案例内容：

今天是帅帅和浩浩两位小朋友的生日，大家都期待着美术课后能够分享到两位小朋友的生日蛋糕。现在，孩子们正在认真的画画，下课之前，老师说：“请小朋友在画纸的一角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画放到前面的小桌上”，这时候，童童却在画纸的正中间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老师从旁边提醒他：下次的时候，把名字写到边上就更好了，那样的话你的画会更美观。童童虽然没再说什么，但是心里却生起了“闷气”。早操时，小朋友们都在随着音乐做起了早操，童童却因为“生气”说不想参加。老师请他在旁边的座椅上坐着，等大家活动结束了再一起回班。就在这时候，帅帅的姥姥送了一个生日蛋糕来幼儿园(今天是帅帅的生日)，门卫的叔叔刚把蛋糕放到了座椅的旁边，童童一把就将蛋糕推到了地上。等老师把蛋糕捡起来一看，发现蛋糕已经被摔的严重“变形”了。可是，童童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若无其事的坐在那里，似乎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

原因分析：

童童平时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但是特别要强，不能忍受自己的事情有缺点，每次出了问题，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需要成人帮助和引导。

问题解决的策略：

一、告知家长，寻求帮助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老师在第一时间给童童的妈妈打电话，并把问题的原因告诉了她。童童妈妈知道后，虽然对童童的行为不能理解，但还是马上让童童的爷爷来幼儿园，带童童一起去蛋糕店再买一个蛋糕赔给帅帅。同时老师也给帅帅的姥姥打了一个电话，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帅帅姥姥在电话里建议不要让童童家买新蛋糕，认为蛋糕虽然摔的“变形”了但是并不影响孩子们分享!

二、家园共同合作，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修理”蛋糕

童童爷爷来到幼儿园之后，跟老师详细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然后，跟老师一起把童童叫到了办公室里。

童童通过和爷爷的交流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以下是爷爷和童童的对话内容： 爷爷：“你在幼儿园发生什么事情了?”(童童没有说话，而是抱着爷爷就哭了)

爷爷：“告诉爷爷，你为什么哭啊?”

童童：“我的画没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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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这跟人家的生日蛋糕有什么关系吗?”

童童：“没有!”

爷爷：“那你把人家的生日蛋糕推到地上对不对?”

童童：吧“不对!”

爷爷：“那怎么办?”

童童：“再买一个!赔给他”

(童童的爷爷要领着他去买蛋糕!)

这时，小浩浩的生日蛋糕也送来了!老师把帅帅姥姥的想法告诉了童童爷爷，并提议大家和童童一起把摔“变形“的蛋糕 “修理”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那个蛋糕终于被“修理”好了，虽然它的外形有些奇特但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过生日用的生日蛋糕。

过生日送祝福的时候，童童除了把祝福送给两位小朋友之外，还专门跟帅帅道歉，帅帅也原谅了他，说以后还做好朋友。

三.老师、家长和孩子一起承担

下午放学时，童童的爷爷准时出现在了班级门口，而帅帅的姥姥也同时出现了，班里的老师和童童、帅帅两个小朋友也手拉手来到班级门口。童童和爷爷是来道歉的，在大家的共同陪伴下，童童跟帅帅的姥姥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四、家长的宽容和理解

帅帅姥姥对这件事情表现的特别宽容和理解，不但原谅了童童，同时也劝大家别往心里去。在一旁的优优姥姥听了，也加入了我们的探讨中：“孩子这么大，正是调皮的时候，七岁、八岁狗也嫌，这么一帮子可不好带.„..”。

童童和帅帅依然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进行着自己喜欢的游戏，就跟没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每个孩子成长的路上，总会出现这样的那样的不遵守规则的事情，也许只是一时的冲动或任性，就会出现他们无法预知的结果，所以需要成人更多的引导、理解与支持。作为伴随孩子们成长的家长、老师只有共同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促使孩子们的性格发展的更好!

第二篇：一个家长被家访的感想

一个家长被家访的感想

我儿子于铎是葛布一校四（1）班的学生。寒假结束后，他的班主任张松华老师专程到家进行了家访，我们谈了很久，我收获很多。

张老师一方面介绍了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询问了孩子在家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作为家长，我对学校组织这次家访活动表示欢迎，对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一直以来，张老师给予亲切关怀和教诲，张老师称赞了他的一些优点，让我们为孩子优秀表现而欣慰。当然，张老师也指出了他的一些不足：比如作题不认真审题，作为班干部在班级做得不到位等等。这些让我意识到了对孩子的教育放松了要求。今后要配合老师，发挥家长应有的作用，提醒他少犯错误，鼓励他在班级工作中以身作则，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

张老师还询问了于铎在家的作息时间，看他是否在家及时做家庭作业，阅读课外书籍，是否帮助做家务等，我们都如实相告。张老师肯定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同时又提出几条建议。

我们一定配合老师，做好家长应该做的督促和教育工作，保证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保持家校联系，全面提高他的学习成绩和能力。

于铎家长：寇瀚予

四．一

第三篇：一个被阉割者的救赎影评

一个被阉割者的救赎：《搏击俱乐部》

张宗悦09汉

（二）0902401013

一、电影中的“自我”“本我”“超我”

在《搏击俱乐部》中，“自我”“本我”并没有像一般精神分析理论所假设那样在一个个体身上集中呈现，而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自我”以叙述者的身份出场；“本我”被装进了一个新的肉身——泰勒 德尔敦；而“超我”则是叙述者和泰勒所处的物欲社会。叙述者是一个失眠症病人，他每天最多能入睡一个小时。至于他为什么失眠，影片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原因，不过叙述者在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父亲形象的缺位）、他所从事的某汽车公司事故勘察员的单调职业和他被各种物质欲望所驱使的内心世界似乎暗示了失眠的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睡眠可以消解白天所积聚的生物性焦虑，让人们的紧张度在梦中得到缓解。由于叙述者的持续失眠，他不能消释这种由本能欲望所聚集起来的巨大能量。“自我”的职责是调节“本我”的欲望，使其符合周围世界（“超我”）所接受的行为规则。但持续性的失眠使“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于是，“本我”以一种极端的、可触摸的形式出现了，它化身为另一个人——泰勒?德尔敦。叙述者在泰勒出场前在多个地方暗示了泰勒的存在，比如在某个航班上看到过泰勒的身影。而叙述者和泰勒的正式相识是在一个天体浴场，泰勒向叙述者问询时间。同时，叙述者多次用“I know this because Tyler knows this（我知道是因为泰勒知道）”这句陈述向观众暗示了叙述者和泰勒其实是一个人。在影片结尾，叙述者把枪管塞进自己嘴里扣动了扳机，而在紧随其后的俱乐部成员眼里倒下的却是泰勒。这个场景明确无误地向读者表明泰勒是“我”的一部分，泰勒就是睡着的叙述者。

泰勒这个角色在心理分析的架构中扮演着“本我”，他代表了人身上的本能欲望。“本我”的追逐感官快感原则(即唯乐原则)在泰勒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泰勒性欲旺盛、崇尚原始暴力、吸食毒品，总之，他和一切外部世界所推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泰勒做了一切叙述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他策划并指挥了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如炸毁信用卡发行公司的大楼以及所有那些象征着

套在叙述者身上的枷锁的客观存在，因为这些东西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架构对叙述者来说无异于牢笼。泰勒秘密地在全国组建“搏击俱乐部”这个组织，他们恣意地破坏着现行规则和代表着那些规则的重要建筑。由于叙述者和泰勒是同一个物理存在所延异出来的两个“我”，叙述者总是通过拒绝承认自己精神分裂这个事实来避免知晓泰勒的行为。这种拒绝就是精神分析理论所谓的“防御机制”，它保护“自我”避免受到消极情绪（如犯罪感、焦虑等）的侵扰。此外，叙述者强迫自己认同泰勒的发泄行为，并且通过在搏击俱乐部中获得对发泄行为的集体认同来获得安慰。这种认同形成了一种新的防御机制，是前一种防御机制的第二道防线。在叙述者（自我）两种防御机制的掩护下，泰勒（本我）发起了一场对物欲社会（超我）的战争。

文明所包含的规则体系由人们的“自我”部分所创造，同时，这些规则又反过来约束“自我”。没有文明，“自我”就不需要遵守规则；而没有“自我”的社会化需求，文明也就不会存在。影片中的“超我”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化身为了一个物欲社会。《搏击俱乐部》所影射的时代为20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超我”体现了物欲时代的所有特征：你已经不是你了。你被你的身外之物所代表，你的工作、衣着、家具、住房、汽车等就是你的身份。“超我”不停地催促“自我”去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则。为了这个成功，你必须去名校接受高等教育，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得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事务，一切均有规程可寻。为了体现这种成功，你必须在一个高档住宅区有一套舒适的公寓，里面装满来自瑞典的“宜家”家具。你开的车一定要是那些被公认了的高尚品牌。总之，在“超我”的压迫下，你早已不是你自己，你必须由某种或某些东西来代表。

二、“自我”与“本我”的搏击——对男权的重申

由于“自我”（即叙述者）深受失眠的折磨，普通的安眠药又无济于事，他的医生建议他去参加一些为绝症患者举行的精神冥想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参加者向大家彻底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困扰，然后互相抱头痛哭以获得发泄后的安宁。在辗转了许多这样的精神冥想活动后，叙述者开始定期出现在睾丸癌患

者那个群体中，因为他发现凡是参加了那个群体的活动后，晚上可以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然而，当有人发现他并非真正的睾丸癌患者，而只是需要在这个群体中获得精神发泄以治疗失眠时，精神冥想活动对他再也没有疗效了，他觉得自己的“卑鄙目的”被暴露在群体之中。叙述者的失眠又开始了。作者安排叙述者在睾丸癌患者中寻找群体认同是有意义的。一大群男性睾丸癌患者在相互抱头痛哭、相互娘们叽叽地安慰，因为他们被切掉了代表男性尊严的器官，而叙述者作为一个在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因处于附庸地位、受外力操纵和文化断层而最先遭现代社会精神异化的白领阶层的代表，他的加入无疑不仅使“治疗”有了象征意义，而且使“阉割”这个词有了更大的解释空间:阉割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与心理上的；作为一个男人最悲惨的莫过于生理被阉，而作为像叙述者这样的现代人，最悲惨的莫过于精神与心理上被阉。他们被阉割成了游荡在幻想、恐惧、麻木中的局外人。

叙述者虽没有像他在睾丸癌团体中认识的鲍伯那样因雄性激素的缺乏而退化成女性，但他的精神与心理上的去势使他服从于软弱与妥协，只好通过精神分裂用一个新的我彻底否定原来的我，用全新的价值观冲击旧的价值观，用一无所有代替原来的什么都有，换句俗话讲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这个过程需要一个仪式的洗礼，这个仪式就是暴力。于是，“自我”与“本我”的搏击开始了。“自我”与“本我”的搏击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争或许是男性表达男权意识的最好机会。他们在军队中服役，通过和各种“邪恶”政权作战来申张英雄主义。二战以后和平时期的美国社会使男权意识逐渐退化，男性迫切需要一种替代品来唤起他们的雄性意识。本来像叙述者和泰勒这一代人也可以从自己父亲或祖父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战争的故事，但由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与男性对女性的遗弃，又由于离异后的小孩多成长在母亲这一方的单亲家庭中，他们身上传统的、以力量和剽悍为表征的雄性意识几乎不见踪影了。男性在幼年时期都要经历一个恋母阶段，这时家庭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来中和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使男孩形成早期的雄性性别认同。早期认同的缺乏会让他们对性别的定义产生困惑，并将这种困惑归罪于父亲的缺位。成年后，他们对于父亲、对于一切父权的象征都带有一种本能的憎恨和摧毁欲望。整部影片里叙述者和泰勒有三次关于打斗的对话。第一次泰勒问叙述者最想跟谁打，叙述者说

要跟老板，泰勒则要跟老爸；第二次叙述者问泰勒跟哪个名人打，泰勒说跟海明威，叙述者则要跟莎士比亚；第三次更是充满亵渎，搏击对阵成了叙述者对甘地，泰勒对林肯。对一般人来讲，甘地与林肯是近乎神的伟人，但在叙述者心中这两位精神上的父亲却成了可以痛揍的对象，到这时，父权的丰碑已经轰然倒下，叙述者不再把谁放在眼里。

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父亲形象普遍缺损的社会环境中，对雄性意识的诉求只有寄身于暴力。“自我”和“本我”在酒吧，在地下室，在街上激烈打斗，他们在鼻青脸肿和鲜血横流中体验到疼痛的快感，正是疼痛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我是男人”这种感觉。叙述者和泰勒的打斗不但让他们自己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激烈的搏击场面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性的注意，他们也要求参加到这种发泄活动中来。随后，叙述者和泰勒干脆把打斗的日程和地点固定下来，逐渐发展成了搏击俱乐部。由于这个病态的社会充斥着大量病态的男人，不久搏击俱乐部便发展到了全国，成员也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搏击的过程中复苏了传统的雄性意识。在搏击俱乐部中，男人通过与其他男人打斗来获得认同，疼痛与伤痕成了他们的纽带。如果我们浏览一下那些刻画“男权”主题的后现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要解释男性的性别认同危机几乎必然要用到女权主义理论。在大多数这样的作品中，几乎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女性角色，她们要么是施救者，要么是受害者。总之，这些作品需要用女性形象来反衬男性形象。而帕拉纽克是少数几个抛开女性角色去探讨男权的后现代作家之一。

三、“本我”与“超我”的搏击——对物欲社会的解构

“超我”对“自我”的压迫无以复加。叙述者在现代社会物欲理性的指挥下，拼命地追求象征身份的物质享受，其思维方式也被物欲理性的关键词“效率、投入产出等”所钳制，完全丧失了人文关怀。在物欲理性的前提下，人的生命并没有特殊的意义。生命已经被赋予经济学含义，被纳入成本核算。当且仅当拯救的成本小于遗弃的成本，生命才会被拯救。生命和其他生产资料无异。人的价值也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你穿的什么衣服，开的什么车，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本我”的使命就是通过摧毁这个物欲世界去实现理想中的救赎。在拯救世界以前，“本我”首先帮助“自我”挣脱了物欲世界的羁绊。泰勒在亲手摧毁了

叙述者的物质居所后，设计了在天体浴场与叙述者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进而达到两种人格的进一步交融，而叙述者被泰勒放浪形骸、恣意妄为的个性深深吸引，通过与泰勒两人拳拳到肉的搏击使得叙述者找到了另一种自我救赎，利用痛苦来宣泄、印证自身存在。泰勒还用烧碱在叙述者手背上留下烙印，逼迫叙述者与其在思想上正面交锋，而此时泰勒也第一次完整地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出来，他迫使叙述者摒弃了以往的价值伦理道德观念、摒弃了冥想这种逃避自我的催眠方法，正视痛苦，不要上帝，不要一切，只靠自己去寻找救赎。没有痛苦与牺牲，人类就无法进步，这是泰勒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新价值观，也是泰勒这个人格上的“本我”层面得以存在的价值道德基础。

“本我”用多种途径向“超我”宣战。首先是思想上的宣战。泰勒宣称人们不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是他们所穿的衣服；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对于处于物欲社会顶端并在实质上通过广告、意识形态宣传和现实生活中的示范效应来刺激着人们消费欲望同时制定着物欲社会规则的上层人士。然后是行为上的宣战。在组建搏击俱乐部以前，泰勒以打散工为生，他一边在餐厅做侍者，一边在一家电影院当放映员。他将烟灰抖进菜肴，往汤里撒尿。他把性器官的特写胶片剪辑进《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中，欣赏着放映厅里父母和孩子们的惊愕表情。在泰勒居住的房子里，《国家地理》和《读者文摘》杂志散乱地扔在各处，有的还被雨水浸泡着。这些杂志不是用来看的，其精美的纸张只是用来吸食海洛因而已。“白雪公主”“国家地理”“读者文摘”是美国文化中传统经典的象征，泰勒用他自己的方式解构了这些经典。搏击俱乐部成立之后，成员们通过相互打斗来获得精神上的发泄。但是渐渐地，这种小打小闹不起作用了。俱乐部成员们开始追问泰勒：“下一步做什么？”为了彻底挣脱现实世界的束缚，泰勒开始策划起一次疯狂的破坏行动——炸毁那些代表物欲社会核心价值基础的金融机构。

四、救赎的回归

“自我”越来越不能忍受“本我”的疯狂，在其心目中传统价值观逐渐回归，最后在传统价值观的强大推力下，“自我”决定与“本我”决裂。在影片结尾，导演没有让泰勒的疯狂行动得逞，他安排叙述者以毁灭“自我”的方式来毁灭了“本我”。叙述者本来以为在搏击俱乐部中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雄性意识，可以颠覆周围这个物欲世界建立起来的既有秩序。然而就像俱乐部成员不停地追问泰勒“接下来该干什么”一样，叙述者也逃不脱对自己的追问——“之后又如何呢？”这样不停地打斗、不停地摧毁是否又成了一种新的奴役？之前我们被传统雄性意识的缺损所困惑，被物欲社会的理性所折磨，但当我们重塑了自己甚至重塑了整个世界以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在打破一种旧的奴役的同时在创建一种新的奴役吗？难道我们真地要在洛克菲勒大厦倒下后的废墟中像一只野兽那样觅食吗？“本我”认为只能以一种极端的、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但却逃不出从一个套跳进另一个套的怪圈。作者安排“本我”被毁灭这样一个结局似乎在暗示我们惟一的途径是回归到现实中来，虽然它不如我们理想中那样完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作品只是抛出一堆问题而已，从不企图给出答案，这似乎也迎合了后现代艺术作品的审美需求。然而《搏击俱乐部》这部影片好像要打破这个传统。随着叙述者的一声枪响，随着泰勒的倒下，更深一层的寓意显现了出来：搏击是徒劳的。人生随处是套，你总得钻一个，你永远无处可逃。

五、结 语

影片主人公在兜了一个圈以后向现实妥协了。我们很难说这次救赎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救赎”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其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社会规则有时候就是病态文化的症状，而社会中的个体对规则的反抗和背叛则意味着对病态文化的防御。从这个角度讲，像《搏击俱乐部》这类影片就成了医生的日志，是一份社会文化病理学档案。以帕拉纽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当代作家开始引导起美国后现代文学的一场变革。在他们的作品中，冷漠和歇斯底里的成分少了，对社会的关注成分多了。他们重新拾起文学的社会关怀使命，利用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功能，用自己的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人所创造和依存的社会体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篇：《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丑小鸭》：一个被误读的经典童话

作者：叶军彪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代表作《丑小鸭》，是世界童话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因此成了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篇经典的童话作品，在语文课堂上却一直是以被误读的面貌出现的。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册）选了这篇作品，在阅读提示中，编者是这样说的：“作者笔下的这只丑小鸭，处处受排挤，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并没有绝望，也没有沉沦，而是始终不屈地奋斗，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高贵的天鹅。这一切缘于他心中那一份恒久的梦想。你我都能成为一只天鹅，你会成功的，不过有很长的路要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很明显，编者将这篇作品解读为：就像丑小鸭通过奋斗最终能变成美丽的天鹅一样，每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只要始终不屈地奋斗，就能取得成功。编者的解读如此，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也的确是根据这样的“提示”来理解作品，并把这种理解当做主要的教学目标来落实。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却不禁要问：作品是在讲一只丑小鸭如何通过“不屈地奋斗”最终成为天鹅的故事吗？

《丑小鸭》这篇童话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丑小鸭——事实上是一只美丽的天鹅，因为他生在一个鸭场里，并且出生时个头和别的小鸭比“实在太大”，显得与众不同，就被鸭子和其他动物认为长得“丑陋”，于是“处处挨啄，被排挤，被讪笑”；“不仅在鸭群中是如此，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成了全体鸡鸭的嘲笑对象”，直到最后被赶出家门。丑小鸭在外面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野鸭、大雁、母鸡、雄猫、猎狗等也都因为他的样子“丑陋”而鄙视和嘲笑他。丑小鸭受尽了“不幸和苦难”，生活在苦恼、孤独和寂寞中。直到有一天，丑小鸭看到一群漂亮的大鸟（天鹅），他本能地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有一种飞向他们的渴望，于是怀着宁愿被这些美丽、高贵的鸟儿弄死也比“被人们打死，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鸭场的那个女佣人踢和在冬天受苦要好得多”的念头，飞到水里，向这些高贵的鸟儿游去。而这些鸟儿不但没有弄死他，相反也竖起羽毛向他游来，这时他才从水中的倒影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些大鸟的同类——美丽的天鹅！这只新来的天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并被认为是这群天鹅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只。这时的“丑小鸭”才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从作品的情节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着重叙述和描写的是丑小鸭因为“丑陋”受到动物们（包括鸭子）的种种排挤、嘲笑和打击，以及这种排挤、嘲笑和打击所带给他的悲哀、沮丧、难过和自卑。而面对“迫害和讥笑”，丑小鸭所能做的就是沉默、忍受和逃避，“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很满意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奋斗”的愿望和行动。这就不免让人怀疑编者在阅读提示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对《丑小鸭》这个文本解读的结果，而仅仅是依据某种思维定势所作出的价值推论，那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或者是在逆境中，“丑小鸭”唯有通过“艰苦的奋斗”，才可能变成美丽、高贵的“天鹅”。其实，丑小鸭最后之所以变成了一只天鹅，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只天鹅，随着时间的推移，冬去春来，自然要显露出他的本相。当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在自身美丽还没有展露之前，他不得不忍受打击和嘲笑。

那么，作者在《丑小鸭》这个作品中想表达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写作意图。这篇作品是安徒生在心情不大好的时候写的，那时他有一个剧本《梨树上的雀子》正在上演，像他当时写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它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安徒生曾在日记里写道：“写这个故事多少可以使我的心情好转一点。”这就是说，安徒生是在用这个作品安慰和鼓励自己，同时也是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的批评，对那些嘲笑他的世人的嘲笑。安徒生坚信，他的才华最终会获得世人的认可，他的作品将会为他赢得荣誉，只是在当时，人们还看不到他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天赋，看不到他的作品的伟大，而他也不得不忍受众人的批评和嘲笑。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会出现的。特别是一些天才人物，当他们还没有被发现之前，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尊重，也不会有人去精心培养他，让他发挥自己的所长，相反却被看做是“丑”的化身，遭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冷遇。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许多天才人物往往命运多舛，中途夭折。而经过苦难和折磨活下来的，便像“丑小鸭”最终现出“天鹅”的本来面貌一样，美丽的光焰四射，这才引起人们的注目，受到大众的追捧。正如安徒生对自己的画像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时曾说过的那样：“许多夫人都围绕着画像，坐在椅子上拿着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看上去确实才华横溢的作家！我发现这一场面真是太可爱了。”

正因如此，《丑小鸭》这篇童话一般都认为是安徒生的一篇自传，描写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他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及他经历重重苦难后所得到的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和精神上的安慰。出身于鞋匠家庭的安徒生把自己看做是一只“丑小鸭”，曾遭到许多精神上的打击，这和《丑小鸭》中的丑小鸭被其他动物认为“丑得出奇”而处处受到歧视的境遇非常类似。难能可贵的是，丑小鸭虽然处处受到排挤、歧视和打击，却具有嘲笑他的那些动物所缺乏的东西和精神境界，即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境界是与生俱来的，是高贵天性的显露，也是一般动物所不具备的。他不会像母鸡靠下蛋和雄猫靠咪咪叫那样去讨得主人的欢心，获得自己的地位，他渴望的是“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在天空飞翔，在水里游泳，而这恰恰是别的动物无法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安徒生对自己的才华的确是颇为自诩的，对成功也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预言：“当我变得伟大的时候，我一定要歌颂奥登塞；谁知道，我不会成为这个高贵城市的一件奇物。那时候，在一些地理书中，在奥登塞这个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诞生！”安徒生的这个预言后来实现了，一个鞋匠的儿子以他童话故事的魔力征服了世界，让世人看到了天才的伟大。正是这种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才使得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显得那样的生动感人，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可以说，《丑小鸭》这篇作品表现出安徒生在同世俗偏见抗争中的性格和信念：“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相信只要你是天才，只要你有才华，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认识，而最后受到嘲笑的，将是那些嘲笑天才的无知和短视的世人。安徒生创作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坚定的锡兵》《野天鹅》《没有画的画册》《夜莺》等，也都表现出这种信念：真理总会战胜虚伪，爱总会压倒恨，善总会淹没恶，美总会克服丑。在这一类的作品中安徒生总是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为真、善、美而献身的人。他们也可能受到委屈、蒙受冤枉，甚至遭到灭亡，但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启发人们向着生命的最高境界前进。

教师在教学中之所以把这篇童话作品的主题限定在“通过努力奋斗就能取得成功”上，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加以落实，除了受教材编者的影响，个人缺乏独立的文本解读能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似是而非的主题“符合”许多语文教师阅读教学的“需要”。我们的语文教学总是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道德说教的任务，教师视向学生传授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为己任。“即使环境恶劣，但只要我们不懈奋斗，就能取得最终的成功”这样的主题，显然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有意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是我们觉得非常需要向学生说教的内容。因此，尽管这样的主题已偏离了《丑小鸭》这个作品本来的深刻内涵，但教师认为它对学生来说是“有益”的，只要完成了这个主题的说教，也就完成了这篇课文的学习，完成了语文教学的任务，至于主题是否切合作品之类的问题反倒是可以置之不顾的。

这就是目前语文阅读教学中仍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阅读教学的“说教化”倾向。指的是教师习惯于把阅读课上成道德说教课，把课文当做说教的载体。在具有“说教化”倾向的阅读教学中，教师关注的重点是道德说教，而不是文本本身的阅读体验，作品仅仅是教师手中的工具，是为教师所用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视文本，远离文本，甚至歪曲文本的道德说教便频频出现在语文课堂之中，学生在接受这样的说教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和作品展开精神对话、获得审美体验的机会。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本是语文课程的应有之义。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就明确提出“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可不可能依靠说教来实现？应不应该以牺牲文本的正确解读为代价？实际上，当我们仅仅把所谓的主题思想“说教”给学生，并且这种主题思想又是脱离文本抽象地甚至错误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教学。

（浙江省台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318000）

第五篇：一个让党放心被兵信赖的

一个让党放心被兵信赖的“党代表”

2010-08-03 08:3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1版 【大 中 小】

■时代先锋

新华社记者李大伟

题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

2010年7月24日。北京京西宾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这里亲切会见了出席全军党的建设座谈会的代表，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当会议代表李晓钰向胡主席报告他是来自南京军区某装甲师军事训练模范连指导员时，胡主席握着李晓钰的手，勉励他“要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名优秀的连队党支部书记”。

从一名地方大学生成长为军政兼优的部队基层主官，南京军区某装甲师坦克4连政治指导员李晓钰，铭记党的重托，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本领、高尚的品行、崇高的追求，将兵心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带出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全面先进的模范连队，成为一名让党放心、被兵信赖的优秀基层“党代表”。

把党的创新理论当做“粮食”“武器”“方向盘”

出生在沂蒙山革命老区的李晓钰，从小就熟知先辈们在这块红土地上创下的一个又一个红色经典，把从军报国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追求。

2004年7月，从山东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李晓钰，放弃留校任教和去省委机关任公务员的机会，义无反顾投身军营，在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当了一名排长。靠着出色的工作实绩，两年后，李晓钰走上连队指导员岗位。

身为“党代表”，李晓钰把党的创新理论当做“粮食”“武器”“方向盘”，如饥似渴地学习，满腔热忱地传播，让真理之光点燃官兵信念之灯，照亮官兵人生航向。

入伍以来，李晓钰系统研读了30多本理论专著，撰写了近40万字的心得体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后，他用一个月时间把十七大报告通读了12遍，收集整理了46篇、4万余字的解读文章。

他从连队实际出发，依托小黑板、小网络、小讲坛、小广播、小快报等“五小”阵地，推进创新理论武装大众化经常化，使官兵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走进理论，坚信理论，让官兵在各种风浪面前始终坚定铁心跟党的决心。

战士龙瑞华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6月的一天，龙瑞华走到李晓钰身旁，语气低沉地说：“指导员，我不想入党了。”

原来，龙瑞华探家期间，正赶上村委会换届选举。个别候选人为了拉“选票”，挨家挨户给村民送礼品。这件事，在龙瑞华心中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李晓钰语重心长地对龙瑞华说：“咱们先别急着下结论，我提几个问题你和战友们一块思考一下：这种现象是多数还是少数？送礼者能不能真的当选？我们党有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

几天后，龙瑞华得到消息，镇党委严肃查处了这起贿选事件。

看着龙瑞华一脸的羞愧，李晓钰神色庄重地对他说：“作为一名党的追随者，任何时候都要对党无比信赖……”

每当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社会上出现热点问题时，李晓钰总是及时用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官兵的意志，让党的声音成为连队政治生活的最强音。

新疆“7·5事件”发生时，官兵们从电视上看到**分子打砸抢烧的罪恶行径，异常愤慨。李晓钰在团局域网上发现，有一部分战士认识模糊，发表了一些偏激言论。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搞好针对性教育，防止官兵在政治上“犯迷糊”。

李晓钰连夜备课，第一时间给全连上了一堂“认清„7·5事件‟真相，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形势教育课。

随后，他组织官兵认真学习党中央、胡主席重要指示，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使官兵们深刻认识到这起事件既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恐怖暴力活动。战士们说：“指导员的教育课，总是能及时拨开我们心中的迷雾。”

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连队党支部是否坚强，直接关系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基层的落实。李晓钰时常告诫自己：“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党代表‟，必须向党交出一个过硬的„战斗堡垒‟”。

他把建好支部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聚精会神抓“班子”带队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在他的带领下，4连党支部年年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进了党的门，就要让群众时时处处看出你是党的人。”这是李晓钰对全连党员提出的要求。针对少数党员先锋模范意识不强的问题，李晓钰在连里成立15人的“党员突击队”，遇有急难险重任务第一个冲上去；他在连队战备训练等8个大项工作中设立“党员示范岗”，让每一个党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标杆；他定期组织官兵对全连党员的先进性开展评议，激励党员勇挑重担、拼搏奉献。

官兵们说，在4连当党员，好处只有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今，4连的党员人人成为技术革新能手，个个都是军事训练标兵。

2009年9月，4连参加“东海16-5”实兵对抗演习。战斗打响后，连队进攻道路突然遭“敌”破坏，连长指挥车被炮火击中。紧急关头，李晓钰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果断指挥坦克集群沿30度山坡穿插。

4连装备的坦克最大爬坡度只有31度，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发动机“倒爆”。李晓钰率领党员骨干冒死开路，全连官兵快速迂回到“敌军”侧后，提前20分钟攻下阵地。演习结束后，李晓钰指挥的这场英勇之战，被军区指挥部评为最经典的战斗之一。

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解决党员中存在的问题，是李晓钰建连育人的一个“法宝”。去年，连队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李晓钰发现副连长黄建初撰写的个人党性分析报告比较简单，特别是对自身问题挖得不深不透。黄建初解释说，自己是从战士提干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支委会上，李晓钰和支部“一班人”对黄建初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党性分析材料写的是否深刻，不在于文化水平高低，而是党性观念是否坚强的体现；许多战士党员文化水平并不高，为什么他们敢于向组织敞开思想？！

面对面批评帮助，让黄建初受到极大震动。当晚，他就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剖析，写出了一份高质量的党性分析报告。在整个学习实践活动期间，4连党支部先后责成6名党员重写个人整改材料，有的党小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了两次才过关。

做党的先进性形象坚定维护者

“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既要磨破嘴皮子，又要磨破手心子、脚掌子，给官兵做出好样子。”这是李晓钰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把自身形象视作官兵认识党的“窗口”，严格按党的要求，锤炼本领、塑造品行。

为了打造过硬的军事素质，李晓钰不断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他穿上沙背心、绑上沙绑腿与战士们一起练5公里长跑和400米障碍穿越；练手榴弹投远，他先后拉断16根背包绳；他钻进高温达50多摄氏度的坦克里练快瞄射击，直至中暑昏倒……

3年多来，李晓钰磨破6身迷彩装，写下十几万字训练心得，先后考取坦克专业通信特级和射击、驾驶一级证书，两次获得集团军岗位练兵考核坦克专业指导员组第一名，在师团共同课目比武中夺得5个单项第一、4个单项第二，3次担任团共同课目尖子集训队队长。

凭着一次次顽强突击，李晓钰在6年军旅生涯中创造了一串串辉煌：被总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基层干部、“四会”政治教员标兵，被军区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爱军精武标兵、东线尖兵和十佳政治教员，两次荣立二等功。

用公正处理每一件事、对待每一个人，是李晓钰坚守的带兵原则。在入党考学、选改士官等敏感问题上，李晓钰坚持按规章制度办，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2009年3月，连队在选调技术学兵时，李晓钰接到一位曾在4连工作过的老领导电话，要求他对一名战士给予照顾。副连长也向他说情：“这个战士平时表现还可以，老领导一直对连里建设很关心，还是做个顺水人情吧。”

李晓钰把支部“一班人”召集在一起，专门统一思想：如果这次破了规矩，今后支部的“腰杆”就很难硬起来；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时时处处维护好党的形象。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李晓钰再次作出不徇私情、不收钱物、不暗箱操作、全程接受官兵监督的“三不一接受”承诺。这名战士虽然落了选，但看到整个选拔过程公开透明，入选人员素质比自己硬，打心底里接受选改结果。

置身“党代表”岗位，李晓钰一干就是3年多，和他搭档的三任连长，有两任已走上营长岗位。有人建议他到机关去发展，那样职务提升会快一些。李晓钰回答说：“基层是成就事业的沃土，我不能愧对党的信任。”

2008年6月，在上海工作的女友迫于家人的压力，加上个人想到国外发展，向李晓钰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转业一块出国，要么俩人就此分手。一边是相恋7年的女友，一边是挚爱难舍的连队。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李晓钰最终和女友分了手。

战友们劝他休个假调整一下，李晓钰却平静地说：“全连官兵都在看着我呢，战士失恋可以„躺‟几天，而我调整的时间只能是一个晚上。”那段时间，出现在官兵面前的李晓钰，依旧神情高昂、风风火火。

李晓钰的同学有的当律师，有的在大公司当法律顾问，年收入都在他的3倍以上。同窗好友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程赶到连队邀他加盟，许诺只要李晓钰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处理一些法律事务，每年就给他4万元报酬。李晓钰婉言谢绝了同学的好意：“我的时间都属于部队，业余时间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