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近代以来社会学家的社会福利理想、当代社会福利思潮、社会福利问题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对象、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实现方式和社会福利组织等社会福利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资源分配等深层问题；专题讨论了全球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重点发展项目；强调指出了富有内在活力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于国家干预的社会再分配、慈善事业与社会投资的有机结合。

福利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进行干预或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如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在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中，瑞典的经济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渴望得到的经济奇迹。瑞典是福利国家的“窗口”，所以瑞典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效果如何对所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高福利带来了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前期 ,瑞典 的公共支出都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 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的不堪重负 , 70 年代以前赤字在 GDP 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 5 % ,而到了 1986 年竟达到 13 % , 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为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 ,瑞典政府被迫借债 ,1985 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 95613亿克郎。当时财政账户的不平衡、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和为弥补赤字而筹集资金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瑞典社会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到 1986 年其通货膨胀率竟高达 812 %。第二 ,高福利政策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高税收向来是孪生兄弟 , “瑞典模式”闻名于世 ,不仅是因其完备的福利政策 , 还因为它的高税收也是世界顶级的 , 可以堪称西方国家之冠。第三 ,高福利政策导致微观经济活力不足。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 , 工作积极性比较低。由于“闲暇成本”过低 , 在高福利制度下 , 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 20 % ,因而他们对请假和缺勤抱着轻率的态度。70 年代以来 , 瑞典职工的缺勤人数剧增 ,欠勤率达到 20 % ,是西欧国家的 2 倍 ,是日本的 10 倍;

第二篇：社会发展对词汇的影响

社会发展对词汇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词汇也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发展是词汇不断丰富的重要推动力，从远古至现代，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对词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的发展促使大量新词产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为主，历代统治者也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这就使得出现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名称，与之相关的还有节气和天文地理。在两周时期，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相当发达，于是有关动物和农业工具的词汇便很丰富。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词语区分也很细致，如对猪的年龄和动作就有详细的描述，母猪叫“豝”，公猪叫“豭”，半岁的猪叫“豵”，三岁的叫“豣”，猪牙叫“豤”，猪跑叫“豨”等。农作物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如出现了“稊”、“菽”、“稷”等。由于农业的需要，对天文地理的研究和发现，出现了二十四节气。近古时期，出现了“庄园”、“庄田”、“佃客”、“庄租”等词语。

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手工业也很发达。虽然统治者一直抑制商业的发展，但是商业也比较发达。近古时期，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繁荣，出现了“作坊”、“草市”、“牙市”、“常卖”等新词语。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机工”、“机户”、“市语”等词。

社会的发展会影响社会制度的变更，制度的变更就会产生许多新词或是词义会发生改变。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演变时，“朕”以前是第一人称代词，但在秦汉时期成为对皇帝的专称。近古时期，出现了“道”、“府”、“州”、“县”等。科举制度的开创，就出现了“秀才”、“进士”、“举人”、“状元”等词。

另外，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开放程度也是影响新词产生的重要原因。秦汉时期，由于抗击匈奴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出现了一些新词，如“骆驼”、“琵琶”、“胭脂”等词。尤其是在近现代，我们主张像西方学习，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新词的产生速度也明显加快，像“资本”、“铁道”、“直觉”、“国会”等词就是学习外国的产物。

总之，社会的发展对词汇的影响巨大，不仅产生了许多的新词，而且也使词义发生了转变。

第三篇：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郭彦敏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学班 学号110802030

说起社会调查，我们不难想起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确，他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是一定社会群体带着明确的调查目的，以科学的方法对具有社会意义的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并讲究实效的活动。李景汉领导的社会调查中各种困难的解决使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很多方面得到提升。

首先，各种数据的整理与保存为后来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些数据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

其二，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

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根据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为以后更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李景汉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之巨大。虽然有很多人对他进行各种抨击，但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第四篇：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演讲者简介：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研究。参加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人口科学学会（理事）。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谈一谈社会学。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全校同学，有些其他系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启示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1.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机构、功能。人类比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当中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发生、存在和变化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划分开的领域，而每个学科似乎只需要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

例如：研究一个国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是不能脱离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教育的态度等等。

2.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和种族多样性，还存在着在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文化多样性。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很不一样。正是由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和旅行的困难，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在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应当说，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多样化。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每个个体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克隆人”出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多维角度的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这个分析视角，比单纯强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个资本家，他凭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与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但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奔走活动；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反对共产党；但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儿子是共产党后，没有做到“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或保释他出狱。在这个人身上，实际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这应当说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这些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实际情况，在解释人们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变化，它绝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在制定时，决策者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关注到这些相关的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际推行时，社会成员会做出一些决策者预料到并且期待的反应，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最后政策执行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不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了实际出现的结果，但是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里各个群体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分析最后结果与最初设计的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差别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年在研究乡镇企业时，不仅仅注意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及企业职工中各类群体对于企业决策过程和日常工作运行的评价。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1.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会科学”。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这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识，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

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十分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比如在北京有大约250万流动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他们收入来源的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消费，他们自身的组织和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够得到。通过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通过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3.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这里有两点，一是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否则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不会满意，因为这只是个“印象”，无法证明。如果他告诉你，1970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10%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1%的婚姻属于族际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在登记的婚姻中有15%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能否说明宏观群体。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一个工厂生产10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50个瓶子，我们就可以有比如说95%的信心，认为这10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这是数学证明了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人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的数据已经完全用计算机来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强调“比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比较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系列体制改革

之后，与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相比，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中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的“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一是大家商议好了轮流评“优秀”拿奖金，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请到饭馆里，大家一起把奖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奖金的人，不这样做，而真的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发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很难下决心的。人们长期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比国有企业付出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高，在进口设备原料等方面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种不利的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还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钱、有积累和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这些乡镇企业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企业，它们是社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里闲呆着要好。而乡镇企业如果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甚至不发工资，而企业照常开工运转，这在城里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粮食加工），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企业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人们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80年代以来，深感“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是单凭全国人大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并且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社区内通过地方权威人物或中介人寻求调解，调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众当中，传统上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在执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族群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国际力量对于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的利用与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始终存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为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时予以借鉴。这样的系统化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测度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是为了升学和升学率？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生产活动中哪些能够发挥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

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精简为例。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5%—10%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给社会的管理机构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在这些对于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具体调查和计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方案。

最后一个例子，腐败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检察院设置了“反贪局”，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律，民众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为什么？政府干部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腐败分子（揭发出来的）与公认的廉洁自守的干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他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败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过去常常用来审查干部的一些指标，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虽然有些“政审表”中还保留这些填写项目，在建国50年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成克杰、胡长青似乎出身都不错，也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什么沦为腐败分子？

要分析腐败的产生，要从制度因素、单位小环境、个人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调查。“权力”的行使能够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利，那些人为追求利润就有足够的动力来行贿，在制度上逐步缩小“权力”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势在必行。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多年来进展不大，为什么？

现在许多单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发奖金福利，而且明显地向领导干部倾斜。许多做法是“抢黄灯”，“踩线作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单位、部门里明显地占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金钱、住房、公费旅游等等），这种大量长期存在的现象，无疑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违法的腐败行为”。“间接地”接受（如吴文英自己没有拿钱，儿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没拿，情妇拿了），他们认为没有责任，如果装钱的信封上写的不是“贿赂款”，而是“介绍费”、“董事津贴”、“股票分红”，似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可厚非。各个单位向领导干部倾斜的滥发福利现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营造了向腐败迈进的环境和气氛。这一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对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仅仅总结为“学习不够，党性不强，放松思想改造，被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了原来健康的肌体„„”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开展的，因为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往往会“对号入座”，十分警惕。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运动”和革命所摧毁，而共产党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实上的威信，在这样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围中，大力提倡经济致富，很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甚至没有了“义”的概念），这是社会腐败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口号、措施（反贪、严打、扫黄、质量万里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的许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变得用传统的理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先进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对体制进行变革，不及时吸取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就会落后挨打。正是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使得我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随着各种激励机制的改变在变化。国家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民众在面对新的体制（所有制结构、企业破产重组）和新的激励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时，也没有经验，也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人，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这样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变动，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做出极有价值的成果，也可以用这些成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我们可以研究的重大专题有：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产权制度变化、土地制度的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学校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民族关系演变、犯罪问题的演变、宗教组织变迁，等等。这些研究专题都是与我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些重大专题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民众的认识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呼唤社会学，改革事业也将造就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谢谢大家。

第五篇：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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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多粥少”很好地反映了我国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寅初就说过，“人口众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认为“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快速增长的严峻形势，我国开始了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现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已有三十多年，其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总人口上，计划生育有力的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最直接的效果。

二、减少了少年儿童的抚养费用与教育开支，缓解了人口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沉重压力，增加了家庭储蓄，提高了国家的积累水平，扩大了投资，减少了失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提高。

三、促进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负担系数低谷区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40年的“人口红利期”。而且，低生育率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普及和教育投资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而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条件。

四、对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

五、有助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现。在现行生育政策下，大大减少妇女早婚早育和多育现象的发生，使妇女可以接受更加充分的教育，为广大妇女赢得了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提供有利条件。计划生育政策，对妇女无论是政治、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经济地位，都有极大地促进作用，使“男女平等”这项国策逐渐变成现实。

凡事都有两面性。当我们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带来了许多问题，有些甚至对国家安全和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由于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人口老龄化使国家与企业、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日益加重，加大社会保障与福利费用支出，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人口老龄化还会加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此外，人口老龄化也会使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在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会继续实施，那么不可避免的我国将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然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千至一万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老“；而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千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将会变得越来越严峻，我国将会面临着诸如日本的老龄化的情况，另外，还将面临着来自印度的挑战。

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这使中国逐渐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劳动密集型 产业将会大量迁往其他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去，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是另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新生婴儿男女比例平均为120:100，部分省份这一比例更出现了130:100。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国内将有4000万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性别比例失衡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由于寻找结婚伴侣难，“光棍”人员急剧增多，从而导致婚外性行为增加，离婚率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以及性暴力、强奸、、诱拐少女、拐卖妇女、嫖娼、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此外，性别比例失调也是艾滋病发病率日益升高的因素，因为性产业的发展加快了艾滋病的传播。女性是人类的母亲，女性的减少也会使民族的繁衍受到威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也引起了人们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思考。“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孩子会不会寂寞？”这是亿万中国家庭关心的问题。有人说，在独生子女情况下，孩子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爱。的确，这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获得的天然的欢乐，而且这种爱多半属于溺爱，其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且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普遍存在人格缺失现象，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再者，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使独生子女在自主能力、适应能力、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感恩意识、吃苦耐劳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人格缺陷。”

作为一个法律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中涉及的人权问题会多加关注。生育是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们有权决定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子女。我国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政府为了达到人口控制的目标简直不择手段，除了强制人工流产，强制绝育，还广泛采取扣留、没收，甚至恶意破坏公民财产，非法拘禁，乱罚款。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法律的盲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能引地引出来，能流地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打出来、压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 ”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样的计划生育口号，是不是很熟悉呢？政府为了实施这个政策为所欲为，而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公民却几乎不能获得法律的救济。这些极端的措施和状况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的形象。

任何一种决策都是在面临特定的问题，并在一定的前提下做出的，但问题和前提都是会变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公共政策也是有周期的。因此，在新的问题和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调整，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这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起关键作用。当然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

一、完善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二、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

三、严禁胎儿鉴别、尽量减少婴儿比例失调；

四、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人口素质；

五、计划生育要法制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