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篇：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农户生活质量与福利状况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问题。我国学者在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但也存在不少欠缺之处。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农户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状况、农户福利的内涵、特定种类公共物品供给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及研究方法几个角度展开综述。

关键词：公共服务；农户福利；评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6-0122-03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公共物品作为农村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其供应的质量、数量与区域分布对农村发展与农户福利水平有着巨大的影响。农户生活质量与福利状况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和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但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农户福利的界定和对农村地区公共物品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导致在理论上难以明确农村公共投资最优方向与数量，这些方面应当为国内大多数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所重视。

一、农户享受公共服务现状

朱守银从农村公共物品产生的外部效应来划分，分为好的公共品(即符合公众利益，并对公众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公共品)和坏的公共品(即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制度等)。全国各地农村社区公共福利与公益服务事业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社区公共福利与公益事业兴旺发达，在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由于缺乏集体经济基础与多样化就业渠道，农村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普遍走向衰败，农民个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水平普遍偏低。部分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虽然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农村仍有许多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缺位，许多农村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指标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大部分乡镇文化馆已经瘫痪。大量的农村居民不能饮用自来水，有些村公路状况很差，有些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电信基础设施，农村用电电压不稳、电价偏高，一些农村没有电视信号，文化设施落后，全国尚有两百多个县无公共图书馆，很多农户仍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户享受的公共服务有待进一步优化，农户福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贺雪峰认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从农民增收转移到农民福利上来，公共物品不足会影响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提供越发达，农户从中得到的效用越大，但也要看到，村庄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完全由农户自己承担，而乡镇以上范围的水利设施等也要向农户摊派；农民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前提是要支付15元的费用；新农村建设中修建道路一半以上的费用和大部分劳务也是由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民福利政策实施的绩效评估体系缺失，一般的乡村公共项目经过上级政府审批后，上级政府就会直接拨款或者提供其他支持，而对项目的评估、建设监督和建后验收不是很重视。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应对农户福利影响

(一)农户福利的内涵

农户福利是特指居住在农村的在乡镇政府行政区域内从事大农业的这些农户个体的福利。根据福利理论中个体福利的概念可知，农户福利主要包括：农户通过消费获得的效用，包括农户消费私人产品获得的效用和消费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农户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国家制度赋予农户的自由、平等、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莎琳将主要的社会保障项目概括为社会救济和援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优抚、医疗保险等。杨壬飞将衡量农户福利的指标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利于物质生活改进和提高的公共福利衡量指标，包括：生活用水的提供；生活用电及公共照明的提供；道路建设；村内及村周围的绿化建设；水道、水库等农业用水设施的修筑；村安全维护建设；市场的建设；本村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另一类为反映精神生活的公共福利衡量指标，包括：有线电视广播的全面铺设；体育娱乐设施建设；对教育的投入；对老人赡养的安排；村里对纠纷调解的改进。

(二)特定类别公共物品对农户福利影响研究

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是消除贫困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能增强农村人口的能力，增加发展机会，提高福利水平。樊胜根、张林秀和张小波研究指出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和降低收入分布差距的重要作用，公共产品在贫困地区具有显著的效率和公平含义。彭代彦对湖南省农户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政府通过增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加强农村道路建设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总的来看，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和村庄道路建设的不足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灌溉困难降低了专业农户的生活满意度。

在借款对农户福利状况的影响方面，李锐将消费支出和非土地资产作为农户福利的量度，发现农户借款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增加其消费支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福利状况的影响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献对于农业保险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基本观点认为农业保险会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方面，多数认为国家往往难以在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农民通过合作的办法来生产出这些公共物品。梁长来提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能够以较低的医疗价格享受到数量较多的医疗服务，无异于增加了农民用于医疗费用支付的收入水平，使得农民医疗卫生得到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增大了农民的消费者剩余和医疗机构的生产者剩余，从而扩大了社会总福利。

三、农户福利的研究方法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物品影响的研究，在研究公共物品对缓解贫困的作用过程中，吴国宝对陕西省农村道路项目减缓贫困影响的研究采用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贫困地区的贫困成因。2004年樊胜根和Connie Chan建立多元方程回归模型，分析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及农业研发、教育方面的投资对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困的作用，但政府投入的效应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投入类型之间具有显著差异。王小平通过对全体农民福利极大化的分析，得到全体农民福利与个体农民福利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试图用模型来证明农民追求个体效用贴现总和最大化时收入增长率与全体农民追求福利最大化时收入增长率存在差异。

对农地价值、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研究方面，任艳胜等采用c－D函数并分析了引致武汉市农地价值形成变化的各主体的主要投入，估算了应给予农户的农地福利补偿。胡初枝等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8月对分

第二篇：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近代以来社会学家的社会福利理想、当代社会福利思潮、社会福利问题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对象、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实现方式和社会福利组织等社会福利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资源分配等深层问题；专题讨论了全球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重点发展项目；强调指出了富有内在活力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于国家干预的社会再分配、慈善事业与社会投资的有机结合。

福利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进行干预或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如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在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中，瑞典的经济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渴望得到的经济奇迹。瑞典是福利国家的“窗口”，所以瑞典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效果如何对所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高福利带来了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前期 ,瑞典 的公共支出都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 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的不堪重负 , 70 年代以前赤字在 GDP 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 5 % ,而到了 1986 年竟达到 13 % , 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为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 ,瑞典政府被迫借债 ,1985 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 95613亿克郎。当时财政账户的不平衡、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和为弥补赤字而筹集资金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瑞典社会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到 1986 年其通货膨胀率竟高达 812 %。第二 ,高福利政策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高税收向来是孪生兄弟 , “瑞典模式”闻名于世 ,不仅是因其完备的福利政策 , 还因为它的高税收也是世界顶级的 , 可以堪称西方国家之冠。第三 ,高福利政策导致微观经济活力不足。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 , 工作积极性比较低。由于“闲暇成本”过低 , 在高福利制度下 , 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 20 % ,因而他们对请假和缺勤抱着轻率的态度。70 年代以来 , 瑞典职工的缺勤人数剧增 ,欠勤率达到 20 % ,是西欧国家的 2 倍 ,是日本的 10 倍;

第三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治理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基于乡村治理视角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历史演进分析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上考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从历史上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行政权虽然能够延伸到社会最基层，但是实际上国家行政机构止于县级，这一点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皇权”不下乡。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或治理更多与乡村社会自治权威结合在一起。这些自治权威往往是由乡村社会的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组成，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对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日常生活管理的责任。因此，很多学者(如杜赞奇、梁漱溟、俞可平等)称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以乡绅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长期运行的科举制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精神支持。“家国同构”的社会意识形态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习俗的高度融合，而实现这一融合的依托在于把经典意识形态作为考核标准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仅满足了乡绅精英实现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愿望，而且也使乡绅从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获得乡村治理的精神支持。

(2)“家族”土地所有制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经济支持。历史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方的某些省份，家族规定把共有“族田”、“庙田”等的收益的一个固定部分用于家族范围的公共事务，这种制度安排为乡村治理主体提供了经济支持。

(3)乡村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政权与社会权威的有效结合。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理模式来看，乡村治理主体与被治理的客体——乡村社会存在内在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也决定了传统农业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新中国在原有农村合作化运动基础上，迅速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国家主导型集权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组织管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农村基层政权，又是一个组织管理经济生活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和乡村社会经济组织体制合二为一，即“政社合一”。

(2)人民公社推行“三级管理制度”。

(3)人民公社是乡村社会唯一的合法性治理主体。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来自人民公社自身的制度外供给，它与当时的乡村治理模式是紧密结合、内在统一的。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激励结构，使农户实现了由生产者到生产经营者的根本性转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对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进行了相应的转变：一是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二是在农村取消生产队体制，实行“村民自治”。这样，“乡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一新的治理体制取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集权式治理体制，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治理模式的特征有：

(1)乡村治理主体逐步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不再仅限于国家基层政府，而村民自治组织日益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还存在农民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协会”以及农民个体等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2)乡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政府逐渐从农村集体经济中退出，蜕变为一种完全的行政组织。

(3)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乡镇政府来说，其合法权威来自于国家或者上级政府的授权，从而与上级政府之间构成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同时，乡镇政府也是农民的代理人，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构成第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双重代理角色往往导致乡镇政府容易在履行公共事务角色时发生冲突。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危机

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乡村治理与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特征说明，尽管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模式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只是旧制度的延续，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无法适应农村治理模式变革的需要，其突出矛盾表现在：一方面，农村公共物品制度直接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又成为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仍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供给制度的延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制度内供给的缺失问题。从需求来看，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一需求在“城乡二元”供给体制下只能依靠本辖区乡镇政府制度外供给得以满足。这样，乡镇政府实际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上级政府对其所辖社区治理绩效考核的压力；二是源于本社区内居民对公共物品实际需求的压力。这两方面因素将促使乡镇政府增加制度外公共物品的供给。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乡镇政府要想获得制度外供给的资金以及政府机构运转的经费唯一办法是向农民“摊派”和“集资”，“三提五统”、“一事一议”等收费项目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其必然结果将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和“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严重失衡

首先，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1)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因维修经费短缺，致使渠道淤积堵塞，丧失了抗灾抗旱的基本职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短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等。(2)农业科技供给匮乏。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结构看，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94 %左右，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不到1 %。农业科技投入的不足，导致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力度较弱，对农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不强。(3)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不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其所担负的任务不相称，使广大农村地区(尤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供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其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过剩，主要表现在：(1)与政府“政绩”、“利益”挂钩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过剩。(2)臃肿的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的公共物品。按照我国乡镇编制原则，平均每个乡镇为30～50 人，但实际上平均每个乡镇在300 人左右。(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能反映农民的需求偏好。钱克明以2000 年为例，按效率排列财政支农优先次序应为农业

科技支出> 农村教育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支出。但是，事实上自1980 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际次序为农村基础设施支出> 农村教育支出> 农业科技支出。

(三)乡镇政府的债务危机

从公共物品的制度外供给分析看，乡镇政府向农民的集资和摊派，诱发了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和“三农”问题持续恶化，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规范、稳定”为目标，试图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将农民多年来以体制外方式承担的公共品成本有选择地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合理的加以规范，不合理的加以取消，从而遏制乡村政府打着各种幌子随意向农民乱收费。农村税费改革是解决农民沉重负担的重大举措。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将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纳入国家财政资金的预算轨道，税费改革使乡镇政府制度外财政收入锐减，而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建立，使乡镇政府历史遗留债务无法化解，陷入了繁重的债务危机。

(四)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行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不仅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而且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城乡关系失衡和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因素。200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75.6 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11 倍。如果把城市养老、就业、医疗等福利性保障考虑在内，那么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为6 倍左右。在消费方面，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的2.69 倍；在储蓄方面，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是农户的4.65倍；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社会基本保障难以真正落实，城乡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失衡不仅使农业为弱质产业、农民为弱势群体、农村为落后地区的格局得以强化，而且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从当前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问题是为农民、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因而，必须改变目前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

(一)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陈锡文认为，城乡统筹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指财政方面，而且指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大的方面，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方面都要实现统筹。我们认为，政府需要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理念指导下，按照公共物品特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整体国民福利的公共物品，中央政府有责任实现全国性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二是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的视角，区域政府(省级)有责任实现区域内部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三是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视角，地方政府有责任实现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城乡统筹供给。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出发，政府对城乡公共物品统筹的内容和范围应逐步由小到大，直至实现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均等化。

(二)进一步深化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改革

乡村治理体制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有效性具有内在联系，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和不合理的重要途径。目前乡镇政府与县级政府许多职能和机构设置完全类同，乡镇政府实际在代替县级政府履行职能，而村级组织代替乡镇政府履行职能。

因而，应把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权，而乡镇一级只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机构的重复设置，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作为派出机构的乡镇“公务人员”，较多来自乡村社会的民主选举，可以化解和消除当前乡镇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行为，保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

(三)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需的民主谈判制度

现行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与需求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沿袭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体制，使农村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垄断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而广大农民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意愿，解决公共物品最优供给必须建立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的民主谈判制度。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可以：一是通过定期村民代表大会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事一议”程序直接表达；二是通过村集体代表、农民协会或者自发团体参与乡镇一级代表大会进行间接表达。

(四)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内供给缺位的集中表现就是公共财政缺位，也就是没有建立规范的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致使相当一部分县、乡财政入不敷出，财政缺口越来

越大，基层政府没有能力向农村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因而，从中央层面上，应改进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制定转移支付法，促进国家转移支付的法制化、规范化。

(五)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现有的研究表明，农村部分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农业机械服务等，由私人提供更有效；部分农村良种、专用品种栽培技术、市场信息等，可由“龙头”企业提供。也就是说，那些外部性不强，且排他性消费成本不高，可通过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弥补供给成本的准公共物品，可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参与提供。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不仅可以打破政府垄断供给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局面，而且可以优化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构和质量，减少重复供给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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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

［5］林万龙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 中国农村经济，2002

［6］李秉龙等 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第四篇：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摘要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农业保险对稳定和保障农户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生产行为规模化、振兴农村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的投机行为等问题也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农业保险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逆向选择；生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86-04

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定损补偿的手段之一，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农业保险各种模式试点正式在全国启动，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是农户会产生某些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

（一）能尽快恢复小规模农户灾后再生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诸如干旱、冰灾、洪水等气象灾害；蝗虫、鼠、蚁等虫害；炭疽病、黑穗病等动植物疾病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 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严重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 666亿元。

图1为2003～2012年我国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及绝收面积。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受灾的农户没有农业保险的补贴和赔偿，只能自己扛起损失，对我国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对于生产大户，也遭受不起自然灾害对生产物质的大范围影响。

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增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对于农户，尤其是传统型小规模单一制的农户，由于生产物质比较少，标的损失之后带来的影响很大，而农业保险这种转移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保险机制无疑可以使农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迅速补充生产物质，增加生产信心，投入再生产。

如图2所示，以能繁母猪为例，笔者通过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走访得知，能繁母猪的保险赔偿为每头1 000元，费率为6%即60元，而国家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0%，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只用承担12元的保费。发生标的损失以后，乡镇动物防疫站就会配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农户的“一卡通”，拍摄带有耳标号码的保险标的照片，做好记录并出具查勘报告，要求农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10日内保险赔偿1 000元就会打入农户的专有账户，农户可以迅速的用保险赔偿来补充生产物质，恢复再生产。农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分散生产风险，对促进农户增收，稳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从能繁母猪的投保率在90%以上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得到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保险对农户实行规模化生产引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分散型经营为主导的农业国家，有着将近2.3亿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和互助组织相对缺乏，农户的生产行为较为保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生产行为。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是目前农户生产面临的困境之一，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起不到有利的影响。

如图3所示，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保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导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行为规模化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把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规模化程度，从而构成农业保险的组织基础。原来分散的农户通过产业化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增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参加农业保险，也使得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得到更大地发挥。

比如在农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对养殖能繁母猪在50头（含）以上或育肥猪在500头（含）以上的养殖大户和种植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会签单到户，单独承保，大户出单，发生标的损失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直赔到户。而小规模的养殖户一般是签单到组，联合出单。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对于养殖大户的一定优待政策和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与保险公司的配合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规模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农业保险起步晚，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还不甚明显。但是按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支持，这种规模化生产的引导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农业保险试点后农户生产行为中产生的问题

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之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相对滞后，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涵盖农业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内容。因此，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也产生了许多投机性的生产行为。

（一）道德风险行为

1.产生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市场上，这种行为来自于：第一，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农户在投保后的个人生产行为；第二，由于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在保险期间大多处于生长期，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轻易对保险标的做出主观性的处置行为；第三，现行的保险政策并没有推行奖励机制，农户的个人生产行为也不与信用评级和费率水平挂钩，无标的损失的农户来年也没有费率的减免等奖励政策。既然第二年要交一样的保费，有些农户便在生产过程中人为的制造一些标的损失来换取补偿。在某些市场风险严重的年份，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出售价格过低，有些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故意损坏保险标的，这种行为在养殖业保险中尤为突出。比如育肥猪险种，在2010年猪肉市场低迷，猪肉价格大跌的时候，辛苦养殖担上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有农户就故意淹死保育猪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喂食一些钉子等造成标的灭失来换取保险赔偿。

2.监督机制缺位导致灾后生产积极性缺乏

由于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气象、水利等部门没有协调推进，基层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户在遭受风险以后，抱着反正有保费赔偿的心理，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不事生产等待赔偿，没有尽到保险义务。通常农业保险中的保险标的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投保农户想到风险损失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灾后对保险标的进行妥善处理。比如在水稻保险中，由于水稻种植业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那些土地靠近河堤的农户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往往投保很积极，但是灾后的生产行为中却带有明显的倦怠性。比如2011年坝塘镇发生洪涝灾害以后，有些农户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反正有保费赔偿，在开展的救灾生产当中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投保方的道德风险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冤枉赔款要占保险赔款的20%甚至更高。这种种的生产行为严重扰乱了保险市场。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了保险市场的低效率。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户产生了这些投机性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正是由于这些生产行为又加剧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长久以往就会阻碍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二）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试点以来，保证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规避生产行为中的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保险公司事前不能确定投保农户的风险程度。低风险的投保农户在投保后一般不能得到实际效用，可能会慢慢地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愿意在面临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时选择投保。保险公司的单位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的平均损失率确定的，保险公司为了不致亏损不得不提高费率，这样又将有一部分中低风险农户不再投保。这样的循环无疑会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促使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试点引导农户生产行为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保险对农户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遭受风险损失之后农户可以很快地恢复生产行为，农户的生产信心得到了保障，积极扩大生产行为，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不足，农户产生了诸如逆向选择和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下面从三点探讨如何完善农业保险，最大化的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减少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

（一）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贯彻实施农业保险法律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历时六年终于在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它表明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条例中明文规定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农业保险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政府在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同时要尽快出台配套性的细则，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杜绝道德风险产生。

2.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保险的主体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宣传、执行工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干脆把行政支持变成了行政干预。制定行政支持的具体措施，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尊重保险公司的自主权，避免过度干预。乡镇基层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办公室，配备专业人才，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各种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技术人员，交流经验、学习、研讨提高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应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监督机制

与其他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为最大程度地控制投保人的投机行为，保险公司不仅在签约之前需要对投保农户的个人情况和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解，在合同签订之后也不能放松，必须随时监督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和被保险农户的生产行为情况，避免产生主观损坏保险标的的生产行为，并协助被保险农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如图4所示，通过尝试借助农村基层组织（农技站，村委会，气象、水利部门和乡镇动物防疫站）的力量建立农业保险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调查、分析和监督等活动获取被保险农户的行为信息后，保险公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标的损失是由于意外风险还是投保农户的主观生产行为有意造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户投机行为的发生。以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为例，要强化耳标监管体制，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实际存栏数量进行逐场逐户核查，做到“四见”：见猪、见人、见标、见榜。承保分户清单、理赔分户清单、财务支付清单三单必须一致，理赔到户，杜绝以死代活等骗取保险赔偿的生产行为。

2.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

由于近几年大灾风险少，而很多农户把保险看成一种投资，认为只要投入了就一定要有受益，而在风险比较少的年份农户投入保费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因此，可以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建立投保人的信用评级与费率水平挂钩的制度，对于当年保险责任范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投保农户在第二年投保时可以适度的对保费进行优惠；而对发生过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的信用评级恶劣的投保人实行惩罚性费率。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户积极投保，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支持引导作用又可以避免人为损坏保险标的的行为发生。

3.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要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和开发多元化险种。第一，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改造，认真分析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合理使用免赔额既可以减少农户投机性生产行为，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如水稻、小麦和养殖业猪、鸡等实行强制保险，对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或经济上有能力投保的农户也实行强制保险。在实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收入低下，无力承担保费的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对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实行自愿投保，或者以村为单位，应保尽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逆向选择，还可以增加保险的有效需求，降低保险费率，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缓解市场失灵问题。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的过程中，要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提高农户的诚信意识

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户树立诚信意识。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保险知识，做到电视有图像、电台有声音、报纸有版面，并采取张贴宣传画、印发传单等农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帮助农民树立风险保障意识和诚信意识。利用典型案例和发生在农户身边的保险赔付事件宣传保险作用，逐步增加农户对保险的客观认识，认识到投机性的生产行为不仅阻碍保险市场的发展，最终还是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作用，获得农户的认可从而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不仅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整个社会诚信氛围的形成。

第五篇：浅谈计划生育对未来农村的影响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课作业

《浅谈计划生育对未来农村的影响——以敖汉旗为例》

院系：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姓名：国海玲

学号：3115205

5目录

一、题目„„„„„„„„„„„„„„„„„„„„„„„„„

3二、引言„„„„„„„„„„„„„„„„„„„„„„„„„

3三、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4四、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4五、关于农村计划生育的几点担忧„„„„„„„„„„„„„„6

六、结语„„„„„„„„„„„„„„„„„„„„„„„„„6

七、参考文献„„„„„„„„„„„„„„„„„„„„„„„6

浅谈计划生育对未来农村的影响

——以敖汉旗为例

[摘要]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它是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的工业国的过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必须。计划生育施行以来，到本世纪初，保守估计全国少生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预想的结果已经逐步实现。但是，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以及会演变成难题的次生问题。未雨绸缪，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因此粗略的提及问题解决的愚见。

[关键词]计划生育 三农问题影响 敖汉旗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它是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发达的工业国的过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必须。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①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

史性转变。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预想的结果已经逐步实现。但是，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以及会演变成难题的次生问题。未雨绸缪，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因此粗略的提及问题解决的愚见。仅以我的家乡赤峰市敖汉旗为例，借此反应与我的家乡相同情况的农村计划生育下的现状。

一、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当马寅初1957年在“新人口论”提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并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论述，这在当时遭人唾弃。在文革期间，新人口论受到严厉批判，因为从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观念就是多子多福，而且，正是因为人民的支持，大众的力量，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小米加步枪的论断进一步演变为人多力量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的环境、医疗水平的相对好转，在毫无限制的人口观念下，中国人口迅速激增。中国改革开放后，新人口论得以翻案和正名，为中国实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了舆论准备。无独有偶，早在200多年前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提出“不断增长的人口将①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② 马寅初：《新人口论》②

始终制约着社会养活自己的能力，结果人类注定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刻不容缓，如若不然，人口问题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拦路虎。因此，1980年9月2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阐述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之后，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超生家庭给予严厉的行政或经济处罚，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初，需要国家的强制力辅助实施，因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早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在此，我仅将农村计划生育状况加以例证叙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下了太多的陋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能够传宗接代的只有家中的男丁。因此，农村计划生育难上加难，实行之初，需要政策的强制实施。有时一家人为了躲避计生部门的检查，关门闭户，举家外逃，几日甚至数月不归，饿死了锁在屋中的猫狗；有的人家没来得及外逃，计生人员拿走了他家仅剩的一些米、炕上的凉席等等物件。④③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强硬实施，以及宣传力度的加大，加之农村人口知识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向农村的倾斜，近年来农村医疗合作政策、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农村独生子女补助政策及农村老年人口补助政策的施行，使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减轻。因此，养儿防老的 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计划生育下出生的农村80后来说，三口之家已成为固定模式，生男生女已经没有本质区别。

三、关于农村计划生育的几点担忧

③ 马尔萨斯：《人口论》

④ 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讲述奶奶和妈妈眼中的关于80年代中期的农村计划生育实施的情况。

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只生一个”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农村。伴随农村计划生育的初见成效，几点担忧呈现在我们面前。计划生育之下，农村的人口随持续增加，但相比以前增长速度趋缓。

在欣慰的同时我们并不能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掉以轻心。在当今“低生育率高增长量”⑤的表面态势下，应该对农村计划生育做深入地思考：在计划生育观念植根农村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或怎样有效地使农村人口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协调?怎样解决农村人口外流与农业发展的矛盾？怎样吸引农村飞出的“金凤凰”再次栖息在农村的梧桐树？怎样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亟待解决，发人深省。

下面就上述问题加以详细叙述：

第一，如何有效地使农村人口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对于我的家乡敖汉旗来说，地处努鲁尔虎山脉北侧，北临科尔沁沙地且多山。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比较密集，因此每口人分得的土地区区四五亩，很难实行机械化，而且一般情况下，夫妇在手工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全部的耕作。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高强度的劳动年龄大的农民无力解决，只能依靠年轻力壮的农民来解决，这种需要让农村人看到了农村劳力的作用。在这样的家庭里，如果有男劳动力问题将迎刃而解，反之，生产就不能维系。这时就需要国家政策对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独生女家庭）的夫妇予以经济上的扶持。

第二，怎样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来就应该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配套的一项制度。我国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传统, 可以说, 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抚养子女算是投资, 老年人得到子女的赡养就是收益, 多养子女也是分散投资风险的一种方法。⑥然而，计划生育打破了原有的养老传统，此时更加需要国家建立健全完善农村养老养老体制。2010年以来，我所在的敖汉旗对农村五十岁以上人口发放50元/人/月的养老补助、六十岁以上的人口60元/人/月、70岁以上的人口70元/人/月。物价飞涨的今天，并不能解决补助金额较少无助于老年人日常生活问题。因此在农村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制度保障之路。

第三，怎样吸引农村飞出的“金凤凰”再次栖息在农村的梧桐树。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经久不衰，在农村尤甚，教育在今天的农村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现实的问题不禁让人揪⑤ 顾宝昌，1945年生，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心，大多数的农村大学生留在了城市，那么农村的未来在哪里？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村官政策、三支政策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杯水车薪。返回农村的大学生将其当做进城的跳板，期满后又回到了舒适的城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继续留在农村，建设家乡。

第四，如何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近几年来，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农户搬迁到了城市，他们或是因为子女在城市定居、或是因为到城市寻找工作，出租了家里的田地，卖掉了房屋。这样的家庭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农村。虽然，进城的农户相对较少，但持续下去，必定对农村生产产生不良后果。这就需要采取措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限制农村常住人口外流。

四、结语

当前，国家政策加大向农村倾斜的力度，重视农村的生产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的提出，农村各种设施的完善，都使农村有了日新月异的面貌。但是，农村计划生育下产生的问题不容小视。本文只是提出的些许问题，对于解决的办法也只是蜻蜓点水。希望能够受到重视，让农村的明天欣欣向荣。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人口研究》 第35卷 第1期，2011年1月

【2】马寅初：《新人口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3页

【3】[英]马尔萨斯著，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人口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10月第1版，第67页

【5】顾宝昌：《论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人口研究》第26卷第3期，2002年5月

【6】刘效梅：《 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3 卷第3 期，2008 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