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用工情况分析

第一篇：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用工情况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回升，企业产品订单数量逐增，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旺盛，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紧张，部分企业用工缺口较大，出现阶段性、临时性招工难现象。本文利用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并结合部分省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分析研讨会的相关内容，对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用工特点及成因进行了分析。

主要特征

1.2011年上半年用工短缺问题依然存在，但用工缺口有所减小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全国用工总需求525.8万人，求职人数492.9万人，求人倍率1.07，市场总体需求略大于供给。本季度，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减少了24.6万人和7.3万人，各下降了4.9%和1.6%，用工缺口较上季度有所减少。多数省份谈到当前用工形势时，纷纷表示企业存在招工难问题，尤其是沿海城市以及中小企业招工压力很大。从浙江、江苏、福建和安徽四省一季度、二季度的市场供求数据中看出，二季度用工缺口较上季度均有所减少.2.区域性缺工范围扩大，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东、中、西部地区市场求人倍率分别为1.08、1.07、1.04，与往年中西部地区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相比，中西部用工也逐渐趋紧，市场总体缺工范围逐渐扩大，正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区域蔓延。从研讨会情况看，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经济回升，浙江省市场求人倍率由2009年二季度的1.41上升至2011年二季度的2.06。广东省近两年的求人倍率也在2左右浮动，尤其是中小企业市场更表现出供小于求的特点。2011年二季度，佛山市的中小企业用工需求为42467人，较一季度增长40.9%，求人倍率2.51，比一季度提高0.29。湖南省长沙市市场数据显示，2009年三季度之前长沙市各季求人倍率均小于1，而之后随着经济企稳，用工需求量不断扩大，求人倍率提高，开始大于1，市场表现出供小于求的局面。安徽省市场也反映出2011年人力资源市场逐渐出现结构性招工难现象，2011年二季度，安徽省求人倍率1.22，较上季度提高0.02。用工难、招工难问题逐渐影响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各个企业的一大难题。

3.生产性和服务性普工需求旺盛，具有一定技术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供需矛盾较突出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67.7%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两大职业，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31.9%和35.8%，且求人倍率最高，分别为1.12、1.22。按技术等级分，企业对技术等级无要求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对具有职业资格五级（初级）的人员需求较大，职业资格二、三级的市场求人倍率最高，分别为1.77、1.71。当前市场主要以生产性和服务性的普工为主，具有一定技术等级的技术人员供需紧张。福建、江苏、安徽和重庆市对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需求比重最大，均超过整个需求市场1/3的比例；北京和天津两市则主要对商业和服务人员需求旺盛。从各省分职业求人倍率看，专业技术人员供需相对紧张，求人倍率较高，需求量较大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的求人倍率在1左右浮动。这说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服务人员的需求量、供给量都较可观，供需两旺，而专业技术人员尽管在整个市场中的需求比重不是很大，却是相对最紧缺职业。

按技术等级划分，以安徽、福建和江苏三省为例，企业对技术等级无要求所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具有职业资格五级（初级）的技术工人。安徽省职业资

格三级的求人倍率最高，福建省以职业资格二级的求人倍率最高，江苏省职业资格一、二级的求人倍率都比较高。当前企业的用人需求仍以普通工人为主；具有一定级别的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相对较高，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4.16岁-34岁青壮年供需旺盛，用工缺口较大

全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市场对16岁-24岁和25岁-34岁的用人需求最大，分别占总体需求的27.3%和34.9%，且25岁-34岁人员的求人倍率最高，为1.20。16岁-34岁的青壮年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供需旺盛。从研讨会的情况看，浙江、福建、重庆、安徽和天津五省市人力资源市场对16岁-24岁和25岁-34岁的青壮年需求最为旺盛，需求比重占到整个市场的60%以上；福建省和天津市对16岁-34岁人员的需求比重超过80%，16岁-24岁人员的需求比重均在60%左右。从供需结构看，16岁-34岁人群的需求略高于供给，求人倍率相对较高，用工缺口较大。

原因分析

1.经济回升及产业结构区域性调整，促使用工需求旺盛

由于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作用，各大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订单回升，纷纷开始加快生产，使得用工需求急剧上升。同时结合国家出台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等一系列区域性发展战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造成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需求增加，出现局部性用工短缺现象。

2.东部竞争优势地位下降，劳务输入相对减弱

首先，东部地区农民工薪酬的优势地位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打工者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为1389元、西部为1382元。东部比西部仅高5%，而5年前为15%。其次，随着金融危机后期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择业的契机，中西部地区等劳务输出省份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就业环境，并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来吸纳本省市及农村富余劳动力。重庆市实施了在外省务工人员的 “回引工程”，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权益维护、农民工子女入学以及社会保障各方面的举措，为来渝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双重因素作用下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入相对减弱。

3.企业提供的待遇与求职者职业诉求不匹配

“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求职人员主体，职业诉求发生变化，在求职中更加注重工资水平、就业环境、个人发展空间等多重因素。而当前的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然依靠低廉的人力资本赚取利润，提供的薪金水平及工作环境与求职者的预期有一定差距，造成招工难。据安徽省滁州市对家电制造企业用工状况的调查，企业薪酬比员工期望工资平均低500元左右，有部分企业还要求加班，造成大部分求职人员用脚投票，加大了企业用工流动性。

4.岗位缺工情况被部分放大

当前企业上报用工需求信息较为主动，但求职人员信息登记却较被动，造成求职人员信息口径小于需求信息口径，使求人倍率被部分放大。另外，有部分员工流动性较大的企业，由于担心全年用工计划完成情况，长期在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求人信息，部分放大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趋势判断

2011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整体回升，同时，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继续处于高位，7月CPI同比上涨6.5%，经济已进入通胀高风险期，控通胀的财政金融政策将进一步加大力度。这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生产成本增加、融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压力。经济通胀的风险加大，人们生活

成本压力增加，要求加薪的愿望会更强烈，企业与求职者间的矛盾，使形成用工缺口的风险加大。2011年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7%，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回落，但仍位于临界点——50%以上的扩张区间，表明中国制造业经济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增速继续趋缓。从业人员指数为50.5%，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有所上升，升幅比上月略有加大。预计下半年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平稳，从业人员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综合分析当前经济发展趋势，预计下半年我国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情况不会出现明显减少，供需保持适度紧张。同时，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带有明显的季节周期性，预计四季度随着春节返乡潮临近，春季用工压力依然会较大。随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的高峰期将逐步到来，下半年中、西部用工状况值得进一步关注。

下一步，应继续密切关注人力资源市场变化，高度重视企业用工情况及变化趋势，并适当组织开展企业用工需求调查工作，适时跟踪了解企业的用工动态，完善创新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帮助企业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等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缓解用工矛盾问题。

第二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年初以来，我国消费和投资均实现较快增长。但是，投资终将形成产能，假如未来一段时期外需和消费不能协调增长，有可能加剧经济失衡。外需持久不振，将从下游蔓延到中上游，从生产蔓延到投资。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会造成部分农民工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进而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外贸企业的退税、融资、贸易便利化等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渡过难关还应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实招来稳定外需，须臾不能松懈。毕竟，在财税、金融支持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服务贸易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至于应对贸易摩擦，有待我们拿出更强大的合力更积极的努力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准确把握2011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类自然灾害和各种重大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沉着应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目前，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价格调控总体有效，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社会需求基本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应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一是既要正确认识取得的成绩，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做好应对准备，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二是要准确把握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三是要全面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十大重点任务，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全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着力促进内需平稳较快增长；下大力气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医药卫生、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创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合作与竞争同步发展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五国”等多边峰会外交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得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经济均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兴大国倡导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相互借重、协调共进、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都注重维持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遗症的拖累，操控国际事务的难度加大。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内外“变革”，力求进一步摆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困扰，新世纪头10年美以反恐、防扩散为重点的对外战略调整渐露端倪，逐步从过度倾注于反恐转向更多投入大国地缘战略角逐，应对崛起大国，同时强调多伙伴合作关系。奥巴马访欧强调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但“大西洋联盟”在双方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有所弱化；美介入亚太地区的积极性不减，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美俄关系“重启”产生积极效果，但双方在反导和俄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仍龃龉不断；美国继续按计划实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计划，对西亚北非局势实行有限和有选择的干预政策。

欧洲一体化在艰难中推进，金融和债务危机波澜起伏，军事干预北非政局将欧盟拖入困局，欧盟财政金融一体化进程和共同外交、安全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俄继续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战略”，强化军事实力地位，同时外交上积极调整与西方关系，极力推动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建设。日本地震、海啸、核泄露灾害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本来稍有起色的经济重陷停滞，也打乱了日美经济安全合作计划，但日本仍在努力刺激经济，战略上拉住美国，力保政治经济影响力。

第三篇：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

海南大学《形势与政策》 2013 学年——2014 学年第 2 学期

题目：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成绩：姓名：张琴学号：20111702310039班级：班

任课教师：吴新（讲 师）

摘 要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智慧和勇气，仍然要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入手，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矛盾

一、当前国内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高位回调后逐步趋于平稳，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一）经济增长持续回调，内在增长逐步趋于平稳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

（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为重点的 50个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正抓紧进行，一大批重大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成功，科技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

（三）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农村居民人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有所增长。三是世博会召开将刺激消费增长。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使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

增加。

（四）工业生产继续快速回升

企业利润大幅增加。推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基数因素抬高工业增速。二是库存回补将拉动工业增长。三是先行指数走高显示工业处于景气上升期。四是出口形势好转将有利于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加。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随着外贸出口的恢复由负转正，并且不断增加。外需增长将促使工业出口交货值提高，推动工业生产稳步上升。

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达10.1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8万亿元，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大量货币资金被用于“借新还旧”。而且，不少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包括部分资金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持有，并未用于实体投资;一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矛盾长期累积，一旦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因引起了6月中下旬国内银行间市场资金骤紧，同业拆借利率大幅飙升，引发股票市场恐慌性暴跌。

（二）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刚性财政支出增加。

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社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支出刚性大。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财政收入3.3个百分点。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和财政风险上升，财政政策空间明显收窄。

（三）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任务艰巨

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

重过剩。

三、经济增长下行的外因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仍然不提供“增长红利”。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预期也被调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今年一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所增长，预计全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安倍政权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支持公共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支援预算案的通过，起到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效果，将提高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但这些政策措施均非安倍原创，别国经验早已证明其效果并不持久。

国际社会曾津津乐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初现端倪，但未成气候。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但这个新事物要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经济景气的强大动力则云路尚遥。

从内在原因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经历或将经历“结构性增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两个过程。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是“结构性增速”过程，其经济机理是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都推动“增速”。从生产要素看，劳动投入增长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资源要素资本化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增强、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产业结构看，资源配置从效率低的一次产业向效率高的二次产业转移，这些经济活动都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现在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劳动投入和劳动参与率趋向下降；资源资本化已基本结束，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本投入增速亦呈下降之势，二次产业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产业结构缓慢向三次产业转移，但三次产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都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位于7%至8%之间较以往略低的速度水平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当前增长速度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片面追求快速度，已无经济规律依据，唯有强调质量和效益，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这些信息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趋于改善，而这正是今后要着力追求的目标。

四、怎样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不刻意追求快速度、但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仍然是重要的。怎样保持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来激活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适时、适度地调节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量关系，使之达到新的平衡。从目的和效果上观察，前者着眼于长远的体制与机制建设，调整的是结构关系，通过改革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但在不少情况下，它难以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国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通过这些调控措施较快地改变经济运行中的数量关系，特别是内外需求的数量关系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但这些调控措施往往都只有短期效果，不解决经济内在活力问题。

当前，我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短期经济运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例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与保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矛盾、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发挥财政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矛盾、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与发挥制造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矛盾、房地产价格上涨与稳定房地产投资的矛盾、稳定出口市场份额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矛盾等现象，都说明简单依靠政策调控来改变数量关系，特别是依靠刺激内外需求，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会加大财政金融风险，恶化经济结构，进一步弱化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因此要多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视角来探寻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适时适度地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仍然是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四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当代经济形势分析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认真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巨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

2一阶段上升了5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

0的水平，偏高，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

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位，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不仅不可怕，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证。

三、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四、宏观稳定，微观搞活

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关注供给机制的培育，转向关注激励、效率、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

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政策工具，也应通过改革，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是有了大量投入，却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主要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扩张、重复建设，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人说，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埋单的，而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埋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就会更加“大胆”，它们会通过给土地、赠予

矿产资源、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推动投资，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产业，恰恰是政策倾斜产业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重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于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我国产能的盲目增长。

第五篇：我国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我国

人

力

资

源

现

状

分

析

绪论

人力资源管理是根据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对组织中的人力这一特殊的战略性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的机制、制度、流程、技术和方法的总结。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4亿人口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现代化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实现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口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自中国的进入21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不断完善教育体系，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的战屡，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力资源逐渐减少，国人力资源式也显得越发重要。

一、人力资源数量分析

人力资源数量指的是构成劳动力人口的那部分人口的数量。其单位是“个”或者“人”。劳动力人口,即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人力资源数量是指被考察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可以用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种指标来表示:人力资源的绝对量，可用被考察范围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量计量。人力资源的相对量表示被考察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人力资源拥有量。总之,人力资源的数量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内,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减去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加上劳动适龄人口之外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总数逐年呈上升趋势，劳动人口数也逐年增加。简单的就2008年与2009年的人力资源而谈，2008 年底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2802万人,其中劳动力资源105789 万人,非劳动力资源27013 万人。劳动力资源中的非经济活动人口26546 万人(包括16 岁以上的在校学生、无就

业意愿的离退休人员、料理家务人员和其他无就业意愿人员),经济活动人口79243 万人。经济活动人口中就业人员约77480 万人。就业人员中城镇人口约为30210 万人,乡村人口47270 万人。截至2009 年底,我国的总人口达到133474 万人(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其中,劳动力资源106969 万人,比2000 年增加11267 万人;就业人员77995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1120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5910 万人和7969 万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劳动力基础。

二、人力资源质量分析

人力资源质量是指一定范围内(国家、地区或企业等)的劳动力素质的综合反映。它是一定范围内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和劳动意愿,一般体现在劳动力人口的体质水平、文化水平、专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的积极性上。主要内容包括:人力资源能力质量和人力资源精神质量。人力资源能力质量,即推动物质资源、从事社会劳动的能力水平高低,体现在知识(一般知识与号业职业知识)、工作技能、创造能力、对岗位的适应能力、流动能力、管理能力等能力水平。人力资源精神质量,即思想素质、心理状态,它是人力资源质量总体中极为重要又常常被人们忽视和遗漏的方面。

2000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2009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2434.28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2195.16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2144.66万人，在校研究生140.49万人。截至2009年底，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接近8.9年，受过高等教育比例为9.9%。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新的形势下，政府或各级各类组织都将人力资本投入放在了优先的战略位置，特别是加大了基础教育、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的投入，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形成遍及城乡的职能教育网络，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积累人力资本，使之成为了贡献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

三、人力资源分布结构分析

对国家的人力资源分布和结构进行分析，主要针对现实的人力资源，即从事劳动的人口，可考察的指标有：（1）年龄构成。指各年龄段的劳动人口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2）产业分布。指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3）此外国家的人力资源分布和结构还有地区分布、行业分布、学历构成等多种指标。

（一）年龄构成。

我国65 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64 年为3.56%,1982 年为4.91%,1990 年为5.57%,2000年为6.96%,2001 年达到7.1%,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从1982 年开始,我国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跑步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16—59 岁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在1990—1996 年期间一直在61%—62% 之间徘徊,随后提高到1999 年的63.2%。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 年的62.6% 下降到2007 年的38.0%。2005 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 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使得社会抚养系数降低,说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结构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儿童与老年人口比重较少,抚养赡养负担均

相对较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这一时期劳动力负担较轻;其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表明我国具有巨大的待开发的人力资源,这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非常有利。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保持高比例,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使劳动年龄人口实现充分的就业,那么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成为(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二）产业分布

由2001--2010年的三大产业就业分布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大幅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较大提高。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稳定中略有增大。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的基本国策由于第三产业比第一、第二产业容易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成为衡量国家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都达到了60%-80% 之间,其中,2006 年美国为77.7%,日本为67.7%,俄罗斯为60.7%,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45%-60%,而2006 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贡献率仅为32.2%。我国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对吸纳就业潜力大的领域实施大力发展的战略,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大力支持与鼓励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提高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总结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源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是人力资源大国，但不能称为人力资源强国，目前仍然面临着就业压力大、人力资源结

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中国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所以要大力推进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培养、吸引、使用和保障

机制，加快人力资源法制建设，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力资开

发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