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设立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研究论文[本站推荐]
一、气候资源不属于法定的自然资源范畴
(一)自然资源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顾名思义,自然资源即是来自于自然界的资产的来源,其经济学特色十分明显。《辞海》一书中关于自然资源的定义是“一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大英百科全书将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以及形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功能。前者如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生物及其群集的森林、草原、矿藏、陆地、海洋等;后者如太阳能、环境的地球物理机能(气象、海洋现象、水文地理现象),环境的生态学机能(植物的光合作用、生物的食物链、微生物的腐蚀分解作用等),地球化学循环机能(地热现象、化石燃料、非金属矿物的生成作用等)”。
在我国,对自然资源的定义虽大体相同,但也并非完全一致。如1987 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对自然资源的定义为:“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都称为自然资源,如土壤、水、草场、森林、野生动植物、矿物等。”也有人认为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能够为人们利用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要素,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或者说,自然资源是经自然界形成的可供人类利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的总称”。通过以上定义列举不难看出,虽然对自然资源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其内涵中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自然资源应当是自然过程中的天然生成物,人造材料或人为制品不应当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二是自然物或自然现象能成为自然资源,必须有两个前提,即人类的需要和人类有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能力。实践中,土地、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等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自然资源类型。然而如果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内涵细细推敲,则会发现自然资源的定义中描述部分与列举部分并不完全相匹配。具体而言,自然界中可供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涵盖面非常之广,绝非土地、森林、草原、矿产、野生动植物等等有限的资源类型所能完整替代。
譬如阳光、空气,均是自然界中可供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但是两者却并未被人类视为单独的自然资源类型;再如原子的裂变和聚变反应所产生的原子能,同样是存在于自然界且为可供人类利用的能量,但目前为止原子能也并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自然资源类型。可见,自然资源的概念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自然资源应当指一切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自然界的能量和物质,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甚至可能包括特定的自然现象和环境功能;狭义的自然资源则往往是指已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目前可以被人们利用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要素,更多地体现为各种特定的自然资源类型。
二、气候资源不具有可以设定国家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应具有的特征
近年来,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已经大大突破了既有地缘资源的范围,可谓上天入地下海,能够为人类利用并带来财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因素大大增加,新的自然资源类型层出不穷,传统观念中认为人力所不能及的自然界的风、光、热、云等都已可以为人类所用,成为直接或间接获得财富的来源。上世纪70 年代左右形成的气候资源概念,已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那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气候资源究竟可不可以成为法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其能不能列入《宪法》第9 条“等自然资源”的范畴呢?
(一)可以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特点
所有权是物权法中的概念,指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支配权利。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依据法律的规范还是相关科学性的考虑,绝非世上所有的东西都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即并非所有的物都是物权法所规范之“物”,尤其是对类似于气候资源这种新兴的自然资源类型,其能否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必须从各方面综合、科学地予以考察。首先,从自然资源领域引入所有权制度的历史来看,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以目前已被法律设定了所有权的自然资源中最典型的土地资源为例,在早期农业社会,尽管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与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资源的供给之间尚未达到如现今这样的不平衡状态,但在当时较低的科技水平条件下,特定范围内的可利用土地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又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现实对立法提出要求,应对有限土地的权利归属作出相应规范,以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的目的,所有权制度由此被引入。因此,供求不平衡、供给严重无法满足需求的这种稀缺性特点即是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的首要特性。其次,从现有物权法律制度的相关规范和理论出发进行考察,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具有可特定化的特征。我国《物权法》第2 条第3 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笔者以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予以关注:“特定”以及“直接支配”。
“特定”是“直接支配”的需要,“直接支配”是“特定”的结果。现代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构成所有权客体之物应为能被特定化的特定之物已形成共识,其主要原因也即在于所有权的本质内容是“对物的直接支配并享有随之而来的利益”。因此,可特定化是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最后,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来分析,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应具有没有外部性影响或影响很小的特点。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已述及,所有权的本质内容是“对物的直接支配并享有随之而来的利益”,也就是说,所有权的权利人的支配行为与其所取得的利益应当是一种对应关系,若出现行为与收益不一致的情况,即产生外部性影响,则实际超出了所有权的功能范围。换言之,对于外部性问题,所有权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没有外部性影响或影响很小应是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具有的第三个特点。综上,可以作为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应具有稀缺性、可特定化以及无外部性影响三个特点。
三、结语:可行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是可再生能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各国都鼓励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以缓解各国能源供应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减轻因为化石燃料燃烧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气候的变暖。既然存在国家对气候资源利用的鼓励政策,就会涉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据和规范办法等具体问题。然而,笔者在前文中已明确论证了为气候资源设定国家所有权的做法既不具有科学性基础也存在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设立国家所有权,对于气候资源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规范方式来替代呢?
不可否认,规模化的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管理不善可能会产生低效、无序发展,也可能会对农业、环境等带来负面影响,即前文中所说的负外部性影响。因而,国家需要加强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和引导。有些国家,如美国许多州的《太阳权法》规定了太阳能获得权或者太阳能地役权,以解决公众对太阳能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权益冲突。这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太阳能、风能本身不是稀缺资源,但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或者土地附着物(如屋顶),所以,风能、太阳能资源区是具有稀缺性的。在实践中,所谓的抢占风资源、圈风、圈太阳,不过是圈占风力资源丰富、太阳光照强的地域范围内的土地而已。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国家通过强化和完善现有的国土规划、土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行政管理手段,完全可以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活动实现有效管理。这既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也能实现国家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实施有效管理和引导的目标,是可行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第二篇:外商投资企业设立问题研究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问题研究
一、设立流程
1、企业名称预登记(以上海工商局为例)所需材料:
① 全体投资人签署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② 全体投资人签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签字)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被委托人的权限、委托期限;
③ 申请名称冠以“中国”、“中华”、“国家”、“全国”、“国际”字词的,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④ 特殊的申请名称,名称登记机关可以要求投资人提交相关的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备注:各地工商行政机构对材料要求大同小异,预登记批复时间在三个工作日左右。
2、商务部门审批(以上海市商委为例)所需材料: ① 申请报告
② 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③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④ 投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独资企业只需报送章程)⑤ 经公证和认证的境外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及中文翻译件
⑥ 境外投资者银行资信证明及中文翻译件
⑦ 境内投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银行资信证明(如有)⑧ 投资各方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⑨ 投资各方出具的董事会成员(或执行董事)、监事会成员(或监事)委派书,身份证明(复印件)
⑩ 公司注册地使用许可证明或租赁协议,出租方产权证明 11 城市规划土地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涉及建设项目的需提供)环保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批准文件(涉及建设项目及其他可能涉及环境影响的项目需提供)国资部门出具的有关批准文件或备案文件(涉及国有资产的项目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提供)委托中介机构代理申报的,应提供代理协议,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备注:依据《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注册资本3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性公司和资本总额3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由地方审批机关负责审批和管理。
上海商委规定:(1)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项目或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允许类项目,位于市级工业区内的鼓励类、允许类且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由各区县人民政府审批。
(2)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不含限制类)注册在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化学工业区、临港新城的外商投资项目,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张江高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金桥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化学工业区管委会、临港新城管委会审批。
(3)投资总额低于1亿美元的鼓励类、允许类(不含上述两条)及低于5000万美元的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由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审批。
(4)投资总额超过 1 亿美元或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初审后转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审批。
(5)注册在漕河泾开发区、闵行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项目,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委托其对管辖范围内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企业变更事项进行初审、转报,为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代拟批复稿和保管档案材料。
商务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8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3、申请营业执照(以上海市工商局为例)所需材料:
①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② 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批复和批准证书副本1)③ 公司章程
④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⑤ 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⑥ 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⑦ 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⑧ 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原件)
⑨ 股东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⑩ 住所使用证明 住所使用证明(仅适用于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2 前置审批文件或证件(适用于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机前报经批准的项目的外商投资的公司)13 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备注: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应在有效期内,且内容与拟设立企业申请的相关事项吻合。中方投资者应提交由本企业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作为合法开业证明;外国(地区)投资者的合法开业证明需经所在国家(地区)公证机关公证及我国驻当地使领馆认证;外方投资者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并出示原件供核对;资信证明应为投资者开户银行出具的该投资者信用良好的证明文件,注册资本已到位的企业毋须出具。自有房产提交产权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租赁房屋提交租赁协议原件及出租方的产权复印件,以上不能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的,提交能够证明产权归属的其他房屋产权使用证明复印件。出租方为宾馆、饭店的,还应提交宾馆、饭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申请组织机构代码证(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需材料:
提交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外籍人士为护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三资企业还应携带外商投资企业或台港澳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复印件。
备注:(1)代码证书正本100元(工本费10元,技术服务费90元);
(2)代码证书副本8元;
(3)代码证IC卡40元 办理期限:2个工作日
5、税务登记(以上海市为例)所需材料:
①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② 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 验资报告或评估报告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外商投资企业,则提供批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如为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等外资金融企业,则提供银监会或保监会的批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本市范围内迁移企业不需要提供
④ 有关合同、章程、协议书复印件(有限公司提供)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复印件
⑥ 单位地址证明(产权证、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自有房产,请提供产权证或买卖契约等合法的产权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如为租赁的场所,请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及其复印件,出租人为自然人的还须提供产权证明的复印件 ⑦ 加盖单位公章的税务登记表
⑧ 加盖单位公章的房屋、土地、车船情况登记表 ⑨ 承诺书
6、外管局登记备案(以上海为例)所需材料: ① 书面申请 ② 营业执照正副本
③ 商务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批准企业成立的批复文件、颁发的批准证书
④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 ⑤ 组织机构代码证
⑥ 填写并加盖公章的《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二、员工相关问题
1、外籍员工
依照《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二)具有从事其工作所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工作经历;(三)无犯罪记录;(四)有确定的聘用单位;(五)持有有效护照或能代替护照的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下简称代替护照的证件)。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持职业签证入境(有互免签证协议的,按协议办理),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以下简称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
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的流程以及所需材料各地不一,但大同小异:
2、女工特别保护
《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颁布实施,规定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一)矿山井下作业;
(二)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三)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女职工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一)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冷水作业;
(二)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低温作业;
(三)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女职工在怀孕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一)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铍、砷、氰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硫化碳、氯、乙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
(二)从事抗癌药物、己烯雌酚生产,接触麻醉剂气体等易导致流产或者胎儿发育畸形的作业;
(三)非密封源放射性物质的操作,核事故与放射事故的应急处置;
(四)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高处作业;
(五)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冷水作业;
(六)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低温作业;
(七)高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
(八)噪声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
(九)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十)在密闭空间、高压室作业或者潜水作业,伴有强烈振动的作业,或者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蹲的作业。女职工在哺乳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一)怀孕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一项、第九项;
(二)怀孕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三项;
(三)作业场所空气中锰、氟、溴、甲醇、有机磷化合物、有机氯化合物等有毒化学物质的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
3、员工薪资 ① 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规定》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
(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
(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的,不适用于本条规定。
② 工资发放
并没有一个既是全国性的又比较细节性的对工资发放做出规定的法律法规,但各地都又出台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规定:
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用人单位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应当按时将工资划入劳动者本人帐户。用人单位直接发放工资的,应当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并办理签收手续。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可由其委托亲属或他人代领。用人单位应当书面记载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项目、时间、本人姓名等,并按有关规定保存备查。单位不管以何种形式发放工资,都应当向劳动者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用人单位应当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支付工资的具体日期,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如遇法定休假节日或休息日,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不得推迟支付工资;直接发放工资的,应提前支付工资。对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每月按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预付工资,年终或考核周期期满时结算。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在与劳动者办妥手续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的工资。
八、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的,用人单位应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资。
4、休假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三、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与生效,外资企业以前所能享受到的许多税收优惠已不再存在。外商投资企业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大致有:
1.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优惠
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的规定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营业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从事软件开发与测试,信息系统集成、咨询和运营维护,集成电路设计等业务,免征营业税,并简化相关程序。具体办法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自获利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2.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
依据《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进步,经国务院批准,继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以下统称进口税收),继续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对2009年10月1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
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150人。
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括
(一)《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4号)规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
(二)《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规定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
(三)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3.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
依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
本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内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开发区企业)。
开发区和开发区企业的认定条件和标准,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范围,按国家科委制定的统一规定执行。
开发区企业从被认定之日起,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第五条 开发区企业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
新办的开发区企业,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投产起,二年内免征所得税。
对新办的中外合资经营的开发区企业,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从开始获利起,头二年免征所得税。
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域范围内的开发区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仍执行特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税收政策,不受前两项规定的限制。
免税期满后,纳税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适当减免税照顾。
各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会对税收优惠做更细节的规定。4.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落实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将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的技术类服务平台纳入现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逐步解决服务业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结合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制度。
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现有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支持引导作用,2012年将资金总规模由128.7亿元扩大至141.7亿元,以后逐年增加。专项资金要体现政策导向,增强针对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突出资金使用重点,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基金收益、捐赠等。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50亿元,分5年到位,2012年安排30亿元。基金主要用于引导地方、创业投资机构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处于初创期的小型微型企业等。鼓励向基金捐赠资金。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向基金捐赠资金的,企业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个人在申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缴纳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府采购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各部门,应当安排不低于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18%的份额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采购。在政府采购评审中,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可视不同行业情况给予6%-10%的价格扣除。鼓励大中型企业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政府采购,小型微型企业占联合体份额达到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2%-3%的价格扣除。推进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鼓励为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等服务。
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各种不合规收费。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已公布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三年内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取消一批各省(区、市)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规范涉及行政许可和强制准入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做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加大对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监督检查的力度,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完善涉企收费维权机制。
5.技术转让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规定,现就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享受优惠的技术转让主体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
(二)技术转让属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范围;
(三)境内技术转让经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
(四)向境外转让技术经省级以上商务部门认定;
(五)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应按以下方法计算:
技术转让所得=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
技术转让收入是指当事人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后获得的价款,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仪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不属于与技术转让项目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收入,不得计入技术转让收入。
技术转让成本是指转让的无形资产的净值,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减除在资产使用期间按照规定计算的摊销扣除额后的余额。
相关税费是指技术转让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有关税费,包括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合同签订费用、律师费等相关费用及其他支出。6.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税收优惠政策
依据《关于实施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促进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现将实施该项优惠政策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对居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从事符合《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规定范围、条件和标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所得,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从事承包经营、承包建设和内部自建自用《目录》规定项目的所得,不得享受前款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①
港口码头 码头、泊位、通航建筑物新建项目
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内河千吨级及以上泊位、滚装泊位、内河航运枢纽新建项目
②
机场
民用机场新建项目
由国务院核准的民用机场新建项目,包括民用机场迁建、军航机场军民合用改造项目
③
铁路
铁路新线建设项目
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或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和Ⅲ级及以上铁路建设项目
④
既有线路改造项目
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或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铁路电气化改造、增建二线项目以及其他改造投入达到项目固定资产账面原值75%以上的改造项目
⑤
公路
公路新建项目
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一级以上的公路建设项目
⑥
城市公共交通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新建项目 核准的城市地铁、轻轨新建项目
由国务院⑦ 电力
水力发电新建项目(包括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在主要河流上新建的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在25 万千瓦及以上的新建水电项目,以及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⑧
核电站新建项目
由国务院核准的核电站新建项目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⑨
电网(输变电设施)新建项目
核准的330kv 及以上跨省及长度超过200km 的交流输变电新建项目,500kv及以上直流输变电新建项目;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革命老区、老少边穷地区电网新建工程项目;农网输变电新建项目。
⑩
风力发电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风力发电新建项目
1海洋能发电新建项目
由省级以上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海洋能发电新建项目
2太阳能发电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太阳能发电新建项目
3地热发电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地热发电新建项目
4水利
灌区配套设施及农业节水灌溉工程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灌区水源工程、灌排系统工程、节水工程
1地表水水源工程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水库、塘堰、水窖及配套工程
调水工程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取水、输水、配水工程
农村人畜饮水工程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农村人畜饮水工程中取水、输水、净化水、配水工程
牧区水利工程新建项目
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牧区水利工程中的取水、输配水、节水灌溉及配套工程
第三篇:中国设立沉默权研究
内容摘要: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本文通过追溯沉默权的历史,论证我国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模式,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实现诉讼中的力量均衡,最终完善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关键词:沉默权必要性可行性模式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可能有一个渐进发展演变的过程。是否确认沉默权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我国是否要设立沉默权,法学理论界众说纷纭。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理应设立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历史
沉默权(PrivilegeofSilence)起源于英国习惯法中古老的格言:“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其最早可以上溯至英国的12世纪早期,当时英国教会法院实行纠问式诉讼,法官有权依照教会法的规定定罪,要求被告人忠实地回答法官的提问并作承认犯罪的宣誓,否则将对其定罪判刑。在这种诉讼模式下,被告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教会法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世俗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教会法院推行承认犯罪的宣誓程序进行抵制。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戴尔第一次以反对教会法庭进行纠问宣誓为由,为一名被迫宣誓者签发了人身保护令。戴尔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演绎为一句名言“任何人都不得强迫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
法律上对沉默权的确认,则产生于17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者们反对教会法庭和王权专制、争取宪法和宗教自由的斗争中,最典型的案件是1639年发生的约翰?李尔本案件。1639年,在约翰?李尔本贩运煽动性书籍案中,英国王室星座法院强迫约翰?李尔本宣誓作证,被约翰?李尔本拒绝,约翰?李尔本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其自我归罪的讯问,他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使自己陷入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即使装模作样也不行。”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约翰?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将其监禁并施以处罚。约翰?李尔本不服,上诉至议会,1640年约翰?李尔本到议会呼吁立法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则,1641年议会最终裁决星座法院这一做法违法,通过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条文:“除非你愿意,你完全可以不说话,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将在法庭上用作证据。”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纠问宣誓。沉默权在英国开始形成雏形。之后168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诉七主教案标志着沉默权在英国已完全确立。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
美国最早移植了沉默权制度。1789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了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使之上升为宪法保障,适用于审判阶段。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规则,使反对自证其罪规则扩大适用到侦查阶段;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纳州案中,这一规则进一步解释为《米兰达忠告规则》,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沉默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集团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新型犯罪的出现,西方国家意识到了沉默权的缺陷,开始对沉默权做出限制。其中以英国最为典型代表,英国为打击恐怖主义,1988年政府通过了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对沉默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限制:
1、如果嫌疑人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问的问题又被嫌疑人在法庭上拿来替自己辩护时(即伏兵辩护);
2、如果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
3、如果在嫌疑人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而嫌疑人不肯解释其原因时;
4、如果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他又不能解释原因时;?-法庭都可以据此而做出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推断。1993年该法令适用范围扩大到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后1994年11月适用于英国全境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照搬了《刑事证据法令》中限制沉默权的4条规定。
尽管如此,沉默权仍以其对司法公正的积极意义,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为各国所接受。二战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确立沉默权制度,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文件所确认。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都有沉默权的规定。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宣告: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公平合理审判”所应包括的基本保障之一。1994年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建议》第1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和司法机关进行首次讯问即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的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可能的发生。
借鉴西方国家,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内容主要含义应有四项:一是被追诉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机关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的陈述或者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用任何非人道方法强迫被追诉一方就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追诉方应及时告知被追诉方享有这一权利,并且不得因为被追诉方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追诉方有权在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这种陈述必须是出于其真实意愿,法庭不得将被追诉方非出于自愿而作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四是被追诉方有权在追诉过程中获得法律帮助,追诉方负有保障被追诉方这一权利实现的责任。简言之,沉默权的核心内容实质上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包括是否作出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二、中国设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一)设立沉默权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享有国际权利,承担国际义务的需要。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取决于经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遵循国际惯例,加强与他国法律的沟通。沉默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积极作用是多数法治化国家的共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设立沉默权。
同时,设立沉默权也是我国承担国际义务、遵守国际条约的客观要求。我国已经加入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84年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均对沉默权作出了义务性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条约一旦对缔约国生效,缔约国就有义务在其国内保证国际条约的执行。而中国政府在1990年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表明的态度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这一声明虽然是针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作出的,但实际上这一声明表明了中国对待国际条约的态度,体现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适用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即我国正式承诺遵守的国际刑事诉讼准则可直接适用于中国。如果国内法与之相矛盾,则应以国际条约优先,遵循国际刑事诉讼准则。
(二)设立沉默权是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现代公正刑事诉讼制度要求建立公正性的诉讼模式,公正性的诉讼模式是以控辩双方的对抗作为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成,控方发动进攻,辩方组织防守,在案件未有定论之前,被控者仍应以无罪者的身份对待。这种诉讼模式必然要求被告为自我保护作出必要的防御,而沉默是众多防御手段中最基础的一项,沉默权可以加强被控者抗衡和防御力量,使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均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其设立与否反映了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状况和诉讼民主进步程度。因此,设立沉默权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三)设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抑制传统诉讼模式弊端,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古罗马法中有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模式,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因素,一贯强调“惩罚犯罪”的实体公正,把“违法必究”、“有罪必罚”作为刑事司法中绝对优先的目标,诉讼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方便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查明真相,及时惩罚犯罪,程序成了单纯为“惩罚犯罪”服务的工具。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产生两个恶果:一是忽视公民权利的保障,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成为“空头支票”;二是纵容司法人员滥用暴力和刑讯逼供,滋生和鼓励“目的正当,不顾程序”执法观念横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但受传统诉讼模式的影响,个人孱弱的力量同强大的国家机关权力相比,不均衡的力量和不平等的地位使其往往处于孤立无助状态,作为最低限度抵御国家权力进攻的沉默权,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则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涉嫌犯罪受到追究,其在诉讼过程中就有义务协助侦查起诉机关查明“自己的罪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定是这种状况的突出表现。在这种诉讼模式下,侦查起诉机关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责任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受追诉人的身上,要求其“自证其罪”,而这与我国刑事实体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相抵触的。因此,设立沉默权有助于改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传统诉讼模式中的境遇,有助于减少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规定的“人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权利得到进一步落实,从而促进我国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法治化,遵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克服传统诉讼模式弊端,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四)设立沉默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协调中国大陆地区刑事法律与港澳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的需要。
我国以一国两制,成功的收回了香港和澳门的国家主权,但港澳地区仍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不变,香港、澳门的刑事法律对沉默权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和体现。我国设立沉默权有助于协调中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地区法律的冲突,并最终有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完整,共同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法律任务。
三、中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可行性
(一)中国已具有设立沉默权的法律基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区暂行司法制度》规定:“绝对禁止跪拜、打骂以及非刑拷打、强迫供述的方法„„”这可以说是中国沉默权最早的萌芽,可惜后来并没有得到延续和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有了重大进步。首先,我国法治环境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依法治国”已被写入宪法,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已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安邦的战略目标。自1979年公布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后,在官学两方面的努力下,我国已建成了一个包括宪法、立法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保障法以及相应的诉讼程序法、有关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等在内的庞大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不断对这个法律体系加以修订完善和改进,仅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审议通过了109件法律.其次,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沉默权的设立和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突出表现在:《宪法》第35条规定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它既包括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也包括公民有不说话的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第46条又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规定为设立沉默权提供了一项基本保证。
(二)中国已具备了设立沉默权的社会条件。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沉默权地确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商品生产者,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这种要求在法律关系上的表现就是要求建立权利本位的法律机制,要求法律确认市场主体相应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法治观念的提高,要求法律确认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不受侵犯,这些权利不仅包括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而且还包括公民诉讼过程中的各项权利。而诉讼权利中的沉默权是赋予公民同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的最低防御手段,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
应当看到,中国20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改变,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求促使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平等意识、自由正义意识在逐渐培养和确立,对人权和法治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并接受诸如沉默权的价值观念,这些都将成为推行沉默权的思想基础。
执法者素质的提高使沉默权的设立成为可能。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将法官和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以上,《人民警察法》将警察学历要求为专科以上,固然学历水平与素质高低并不必然成正比,但不可否认执法队伍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却带来执法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时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成果就是执法人员的诉讼观念发生改变,程序法观念和程序公正意识深入人心,甚至在执法机构内部已经产生了要求设立沉默权的呼声,如在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将使用多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替换为“严格执法、依法行使职权”,突出了程序上的要求,还有被有些学者称为我国沉默权萌芽的辽宁抚顺检察院提出的“零口供”规则.这种改变说明执法者对沉默权的到来已坦然面对并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还有,我国现在的侦查技术和装备较以往有了很大发展,我国已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和先进刑事证据研究机构,现代化的侦查技术和设备如DNA合成仪、DNA序列仪、声谱仪、多参数心理测试仪和电镜扫描等已经在许多地方的执法机关使用。这些科学技术和设备的运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设立沉默权而丧失口供的证据价值损失。
此外,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以及新刑诉对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使沉默权的设立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现实保障性。
四、中国设立沉默权模式的探讨
沉默权是在西方国家诞生并成长成熟完善起来的,我国法律对沉默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引进和移植。我们在吸收引进时,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有选择的吸收消化借鉴,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全盘移植,防止出现“逾淮成枳”现象。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设立的沉默权,首先应明确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其次我国设立沉默权至少应遵循以下三原则:一是沉默权立法是确认权利而非限制权利,二是应明确界定沉默权利和陈述义务的界限,三是坚持贯彻在我国已生效国际条约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国际司法准则。
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明示的沉默权、默示的沉默权和沉默权的例外三方面内容。
(一)明示沉默权模式
明示的沉默权就是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或某一诉讼阶段依法享有沉默权,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出现“沉默权”字样,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这种明示的沉默权在有关法律中至少应体现三点具体要求:
1、明确告知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执法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依法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保持沉默的后果和进行供述的效果。执法者只有在履行该规则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在讯问过程中,应允许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律师在场,使被追诉者能及时获得法律程序上的帮助和救济。这也是保障告知规则内容实现的客观要求。
3、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包括被追诉者的事后救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法,保障被追诉者沉默权的实现和受侵犯后能依法获得救济。这一方面要求有关法律建立对被追诉者切实有效的人身保护机制,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暴力或进行精神强制等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求法律明确违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证据应依法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依据,甚至不能进入诉讼程序。
(二)默示沉默权模式
默示的沉默权是指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并不明确出现“沉默权”的字样,但依据立法的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默示的沉默权应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确立:
1、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这主要通过法律完善量刑制度得以实现,对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贯彻落实“坦白从宽”。对主动认罪者,可在法定刑内从宽处理,甚至可以低于法定刑。
2、对特定犯罪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豁免规则。这一规则主要要求对特定犯罪“法律应尽少促成犯罪团伙之间可能的团结”.所谓起诉豁免是指经许诺豁免的犯罪嫌疑人,在就其涉嫌参与的犯罪行为作证或提供其他资料后,对该人不得再因其证词或提供证据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提出刑事诉讼,该犯罪嫌疑人因作证或提供证据而被彻底免除刑事责任。所谓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或其他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所获得的材料,不得在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但其在经许诺豁免后犯伪证罪除外。我国法律在设立沉默权过程中,应通过建立起诉豁免和证据使用豁免规则,鼓励如实供述和交待同案犯罪行。但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不易宽泛,仅适用于如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定刑事案件。
(三)沉默权的例外
沉默权的例外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依法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沉默权的例外是对沉默权利限制,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借鉴英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从我国国情出发主要确立以下几个例外:
1、被追诉者在警察讯问时以享有沉默权为由,不回答提问,而后在法庭上又以此提问为自己辩护的。
2、被追诉者有重大犯罪嫌疑。即在被追诉者身上或住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痕迹,或者被追诉者被发现在犯罪现场或附近而其拒不说明原因的。
3、具有履行特定职务的人员犯罪的,如公务人员犯罪。
结束语
沉默权,是一个古老的尊重人权的制度,中国要依法治国,就应建立沉默权制度。我国要建立沉默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结合国情循序渐进,修改法律有关条文,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这不仅是我国顺应潮流融入国际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司法进步和司法文明的标志,是对我国司法改革乃至法治进程的巨大促进。
参考文献:
1、余定宇《中国人,你有权保持沉默》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2、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3、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吕萍李明海《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探讨》《郑州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5、时显群《沉默权的法理思考》《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6、邓林《沉默权的抉择与我国法制建设》《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第四篇:设立国家公祭日-教案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形势与政策专题: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主要内容:
一、公祭日的设立:为了从未忘却的纪念
二、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景及意义
三、从设立国家公祭日看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
四、“公祭日”不为记住仇恨 而是要传播和平
2014年12月13日,我国将迎来第一次大型的国家公祭活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此之前的9月3日,全国各地也隆重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活动。
国家公祭日是如何设立的?有什么意义?它对未来中国的外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从本专题中寻找答案。
一、公祭日的设立:为了从未忘却的纪念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
2014年2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拟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拟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抗战中,中国各族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3500万人。制定本纪念日是为了更好地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们,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由来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中,日本投降从而战争结束的日期及其后每年的纪念日。1945年9月3日清晨(当地时间),日本在停泊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与盟国签订《降伏文书》;由于时差关系,美国的“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2日。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于9月3日。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国民政府并通过决议,规定从次年开始,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台湾当局为了统一各军种节日,于1955年起将对日抗战胜利日作为陆海空三军的军人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
中国在这一天,曾举办过多次大型庆祝活动。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的。
近年来为何淡化
抗日战争结束后,众所周知,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所以这个日子的喜庆气氛被冲淡了许多。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每年都进行庆祝,只是在“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那么,为什么法定的胜利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呢?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教授认为,宣布9月3日这个日子为纪念日的是国民党政府,解放战争时期对这个事情不愿意多说,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多提。现在,我们越来越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的一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战,但不可忽视中国共产党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汤教授所言,“有个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过程应该越短越好。”
现在国家以法定形式确定纪念日,从一定意义上也说明越来越正视历史,显示出执政自信。
2、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杀-日军侵华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2014年6月10日,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制定该国家公祭日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近几年的反映日本入侵南京的电影:《南京 南京》、《金陵十三钗》等。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3、日官员设立对中国国家公祭日的反应及中国回应
对于中国设立公祭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月26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草案一事表示:“虽然日方对‘为何在战后69年才’抱有疑问,但因是中国内部问题,所以日本方面不予评论。”
日本《朝日新闻》2月26日指出,在中日历史问题上,中方发布法律设立国家纪念日是十分少见的异例。中方此举是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的批判行为。其目的是把安倍政权历史认识问题推向国际社会。
针对日本政要的言论,国防部回应中国设国家公祭日:日本无权说三道四 2014年02月27日记者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有评论称,此举是中日博弈下的战术亮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对中方二战结束 69年后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感到疑惑。请问中方对此作何评论?
中方:真正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二战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历史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早有定论,为什么日本有些人至今仍然要为历史翻案,仍然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去膜拜那些二战甲级战犯的幽灵。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和反省战争责任,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而不是去对战争受害国的正常纪念和悼念活动说三道四。
二、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景及意义
1、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背景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关系史上既有2000多年的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共同进步的友好交往史,也有甲午海战、侵华战争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不幸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然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1952年4月,在美国的促压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宣布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公然对新中国进行挑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直到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虽然总体上保持了接触与发展的方面,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问题,日本否认侵华的部分史实,篡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称“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更是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广播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今年2月3日在东京街头的公开演讲中声称,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一时间,各种各样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嚣尘上。而安倍政府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右翼分子幻想复活军国主义,严重地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感情。
二是领土和海洋争端问题。自安倍政权上台后,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展开的中日争执不断升级,从而导致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安倍政权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发表了一系列“中国威胁论”,在外交、军事等各方面展开攻势,联合越南,菲律宾等国,围堵中国。
材料:
2013年12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收到日本10艘巡逻艇;
2014年8月1日,日本与越南达成协议,将向越南赠送6艘二手海上巡逻船和海上保安装备,以提高越南‚海上执法能力‛。
由于当下正值日本右翼势力活跃,中日摩擦不断。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设立国家公祭日。这确实是对不肯认罪、否决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 击。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对于抗日战争纪念日,存在着一些争议:在某些学者和民间人士看来,“八一五”、“九一八”和“七七”更值得纪念。这使得本来没有争议的事情发生了分歧。
同时,虽然南京方面每年在12月13日,都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但由于是地方性的,影响力亦有限。
近些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多次提案,民间呼声也愈来愈高涨。不仅中国如此,从全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国家公祭日,或者纪念日,或者哀悼日,以举办最为庄严隆重的仪式,缅怀逝者。
因此,通过国家法定形式确定“双日”,也能够更好的教育生者,警示今人,建构个人与国家、公民与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共同的民族信仰与价值追求。
以上设立的国际国内背景。
2、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多重意义
抗战早已胜利结束,但硝烟并未散去。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
(1)表明中国人民缅怀抗战英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此次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立场。
资料: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我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共300名。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牺牲,但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
民政部公告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后期,民政部还将分批公布牺牲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名录中的许多英烈,其名字和事迹许多都已被广泛传颂,甚至耳熟能详,如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外籍牺牲英烈人员中,则有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等。
对牺牲内涵有很大拓展
记者注意到,民政部此次公布的抗日英烈名录,既有共产党军官,也有国民党军官,还包含多位外籍人士。这些牺牲的英烈以军队官员较多,其中近三分之一为国民革命军牺牲官兵,同时也包括教授、作家、医生、记者等。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介绍,此次公布的英烈名录,对牺牲的内涵有很大的拓展,‚以前我们说的牺牲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的牺牲者,但这次公布的名录里还有外国人、抗日联军军官、国民党军官。‛
公方彬说,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所有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牺牲者都值得祭奠,也都可以祭奠。
为什么首批公布这些抗日英烈?公方彬表示,这次公布的英烈关注度更高,总体上来说都是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影响比较大的、历史事迹比较鲜明的英烈,可以更好地引领公众。
(2)把这个全中华民族的灾难纪念日上升为国家最高层面,既体现国家的重视,不能忘记历史,也是正告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抹掉历史“不可能”。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对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可以认为,至设立“双日”,中方就安倍政权精心设计并顺序打出的“组合拳”已悉数亮相。这场斗争进行得有理有节、有章有法,充分调动了国内国际舆论,将道理和公义完全置于中方一边,陷安倍政权于被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
每当从日本传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时,我国外交部都会及时予以回应,但对方往往不予理会;近几年的12月13日,南京各界都会集中在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但因为是地方性纪念行为,其影响尚不能跨越国界。现在,全国人大将这两天法定为国家公祭日,到时,国家领导人将与全国各地民众一道公祭死难者,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死难同胞,同时正告日本当局,企图借否认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伎俩注定落空,其影响必将波及国内外。
(3)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不仅是为了回击日本当局的需要,也是为了教育本国公民的需要。
由于某种原因,自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名词极少被各方面提起,说起南京和大屠杀,只知道雨花台,不知有南京大屠杀。及至1982年,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才想到“要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然后,才有1985年建成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该馆馆长朱成山曾感慨:“没有日本否定历史,还没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国人常以“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的名言告诫自己,要正视历史,但如果我们自身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又怎能理直气壮地斥责别人健忘或有意抹杀历史呢?
现在,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其设立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永远记得30多万死难同胞,也表明我们冲破了观念的束缚,具有了还原抗战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胸怀。
材料:9月6日晚,网名为“泰山摄影学校”的网友在某论坛发布网贴称,当天在泰山举行的第二十八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上,一名据说自天津的30岁左右的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男子,穿着印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字样的T恤衫,公然叫嚣日本军国主义,随后该男子被现场民众包围。周围民众纷纷对其指责,该男子则辩称自己从小在日本长大,在日本就是这样穿。执勤民警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将其带离现场。
徐州公安官方微博也发表评论,称对这样的人已无语:“你忘记南京大屠杀了吗?忘记”九一八“了吗?那段历史,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有网友对该男子行为表示愤慨,称其所穿衣物系日本军国主义的标志,作为受害国的人民今天容忍了他,明天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人;更有网友直接表示:你可以试试去以色列穿个有纳粹标志的背心,看有什么结果。不过也有人不赞同周围民众的过激行为,称穿什么衣服是个人自由,不违纪不违法,别人不应横加干涉。
讨论,谈谈你的看法?
三、从设立国家公祭日看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
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消息一出,网上顿时沸腾,“坚决支持”,“公祭日就是国耻日,必须牢记”,“早就该设了”,有不少人说,“没办法,都是被小日本逼的”,“公祭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坚决回击”等。
日本外务省干部也对此指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方对安倍政权的批判加强,认为中方此举有针锋相对之嫌。
当然,中方首先认为,设立公祭日表明中国拒绝遗忘历史,拒绝遗忘是为了以史为鉴,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对逝者的安慰,对生者的永久警醒,更符合国际惯例。
1、设立国家公祭是国际惯例 联合国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
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了最大的纳粹死亡集中营波兰奥斯维辛,二战期间,在这里110万人遭纳粹屠杀。
2005年,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此反对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法,并要求所有国家教育并帮助下一代了解有关种族屠杀的罪行。多国也将1月27日设为公祭日。
波兰
波兰每年1月27日会举行活动纪念奥斯维辛解放。2005年1月27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上,时任德国总统克勒等44个国家领导人以及集中营幸存者等数千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德国
1995年通过法律设定1月27日为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2014年1月27日,总统府、总理府、各部委及下属各机构均降半旗,德国联邦议院为悼念遭纳粹屠杀的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德国总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均出席纪念仪式。
新加坡
新加坡全面防卫日
背景: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狮城。日军进城后展开针对华人的大屠杀。
设立目的:新加坡于1967年2月15日竖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并将每年的2月15日设立为“全面防卫日”,以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同胞。并提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醒新加坡年轻一代牢记日本统治时期的悲惨日子,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官方活动:每年2月15日,官方纪念活动在“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举行。新加坡政府、警察部队、宗教团体、中华总商会、死难者家属代表等参加悼念仪式。
俄罗斯
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背景:1945年5月8日,德苏签订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二战欧洲战场结束。
目的:苏联将德国投降翌日5月9日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纪念节日,并庆祝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官方活动: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每年这一天,莫斯科都要举行盛大集会和阅兵式。国家领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进行哀悼。同时在这一天庆祝的国家还有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英国、乌兹别克斯坦等。
美国
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背景: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遭日本袭击,致约2300多名美军官兵丧生。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讲话,称12月7日为“国耻日”,对日宣战。
目的: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12月7日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以勿忘国耻,纪念死伤将士。
官方活动:
官方每年这一天会举行悼念仪式。2011年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隆重举行,美国政府、军方和退伍军人组织代表以及普通民众约3000人出席活动。纪念日当天娱乐场所全关闭。
设立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祭典、纪念在战争或惨案中死难的本国国民,从而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自一战以来,在国际上已成为惯例。
国家公祭既是“国家”的,也是“公共”的祭奠。说是“国家”的,是指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国家公祭,国家领导人都会到场祭奠,敬献花篮、花圈并发表纪念性演讲;说是“公共”的,是指国家公祭的公众参与度很高,在许多国家,公祭日当天自发前往祭奠、凭吊的群众都达数万人,许多家庭都是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从而令国家公祭不仅成为官方的、也成为全社会的传统和记忆。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将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能凝聚海内外中国人最大的共识,也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和认可。
在设立国家公祭日同时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则是从另一个层面去纪念这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反侵略正义战争。
公祭日让国人铭记牺牲和耻辱,胜利纪念日让国人铭记胜利和光荣,两相结合,更能令国人世代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过渡)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看,毫无疑问,是中国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对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兴风作浪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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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国家公祭日,倒逼日本正视历史
材料:2014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演讲中,安倍针对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辩解道,‚靖国神社里面没有‘战争英雄’,只有为战争倒下的灵魂‛。宣称自己参拜不是为宣扬所谓的甲级战犯。
安倍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没有敌意,也没有侮辱他人的意思。安倍反复强调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对逝去的灵魂表达谢意,宣誓不战,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在他看来,双手合十、对‚为国捐躯‛的战士表达谢意,是全世界领导人‚共同的姿势‛。
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日前在达沃斯公开为其参拜靖国神社辩解作出回应。
王毅表示,中国有句话叫欲盖弥彰,越抹越黑。安倍的辩解只能证明,他仍在顽固坚持与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背道而驰的错误历史观。
王毅指出,安倍首相不顾各方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向甲级战犯表达敬意,他的本意很清楚,就是要为侵略翻案,为战犯张目。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对此都绝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制止这种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安倍还称当前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有相似之处,当时英德虽然贸易往来密切,但还是发生了战争,中日需要引以为鉴。
王毅说,这一说法时空错乱,莫名其妙。现在的世界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和平是有保障的。当然,如果日本领导人想谈历史,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朝鲜半岛,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发起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挑起太平洋战争。回顾这段历史,谁是战争的制造者,谁是麻烦的制造者,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王毅敦促日本的当政者不要试图转移视线,模糊焦点,还是应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言行,认真对待国际社会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批评。
(1)日本不肯悔罪的历史基因 今天,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日本这个犯下了战争罪的国家为什么不肯悔罪,而是长期推卸战争责任,甚至日益右倾呢?
答案纷纭,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日本近代以来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它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发展观,而且还把西方最坏的东西全部学到了手,其中特别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国强必霸、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至今依然还被日本视为“西方文明”的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个学习西方经验的反面典型。
日本的西化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军国主义渗透进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西方的,就是文明的,就是好的,西方人即使做坏事,也是文明的、好的,也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
于是,日本由此形成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变态思维,也就不奇怪了。比如说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国内最流行的论调是:国强必霸就是西方的“公理”,既然西方列强都发动过侵略战争,日本为什么就不能发动侵略战争?倘若日本是法西斯,那么这也是向西方学习,是见贤思齐,这根本没有错,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日本打败了,被迫接受惩罚。而英美打胜了,所以就不受惩罚。日本右翼认为东京审判非法,其逻辑根源就在于此。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再比如,日本既然已经率先西化了,那就成为了文明国家,文明国家殖民落后国家,这有什么错?这不但不错,而且还是“解放”那些落后国家,是“帮助”他们走向现代化,日本殖民亚洲“有理论”、“有功论”,就是从这个“文明/野蛮”逻辑里面推出来的。
根据这样的逻辑,日本的政客认为,即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西方宣战是自取灭亡,从而不得不被迫承认失败并向西方道歉,但日本对于被它侵略和殖民的亚洲国家就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因为那些国家不是文明国家。
日本为什么不肯悔罪?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统治者认为,即使西方坏的东西、即使西方人作恶,那也是“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导致日本当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与西方“比坏”的法西斯道路。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一切优秀的民族都应该正视历史与现实,在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优秀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和否定那些坏的东西,从而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求全盘西化,到头来不但只会沦为人家的附庸,而且还会走到亡国灭种的邪路上去,最终不但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
(2)、历史观影响国家命运 日本与德国:不同的历史观
2013年12月30日,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态,所有国家都应对20世纪发生的可怕事件负责,只有正视历史,各国才能共同构建未来。
日本和德国都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也是二战战败国,但两国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截然不同。德国对历史问题深刻反省,彻底摒弃纳粹主义。今天,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得益于德国正确的历史观,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大,赢得了普遍尊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一直对不光彩的历史加以掩饰甚至否认,不愿意彻底承担历史罪责。其错误的历史观只会加剧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持续升温,最终让日本再次走上邪路。
(3)、悔罪是救赎与宽恕的基石
素有“黎巴嫩文坛骄子”之称的纪伯伦的有着样一句诗,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这句诗送给感化并宽恕了日本战犯的中国人民,再合适不过。
8月16日,国家档案局将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全部发布完毕。1956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这些双手曾沾满鲜血的强硬军国主义分子纷纷主动认罪。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各自的立场不同,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
45名战犯通过认罪找回了人性。岛村三郎在《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这样记叙:从开始悔罪时起,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终结自己的人生。开庭那天正值炎炎夏日,岛村浑身湿透,却表情肃穆,一直没有伸手擦汗。在自述时,他忽然双膝跪地,泣不成声:“我当年是一个魔鬼,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外国记者看到的“绝无先例”,背后蕴含着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努力。翻开史料,可以从无数细节感受到这项工作的艰难和伟大: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在得知自己不再是“战俘”,还曾激烈地闹监;管理所的科长,亲自与战犯们一起回忆家乡,互相讲述战争给个人带来的惨祸,直至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深夜;身怀家仇国恨的工作人员,忍着悲痛做米饭和鱼肉给战犯吃,自己却回家端起一碗白萝卜;骨折的战犯,被瘦弱的中国医生背着爬楼,流泪忏悔对不起中国人民„„是真相的还原、正义的感召、人性的温暖,让“鬼”变成了人。
相比起来,留在日本的一些人,却始终没有放下“鬼”的恶念。一些右翼势力始终想方设法地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不仅令日本人多年无法洗清精神污点,也逐步动摇了战后的和平基础。对于悔罪的日本战犯,他们贴上了“洗脑”的标签。实际上,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本没有强迫过他们。恰恰相反,跟西伯利亚的生活完全不同,战犯们不用劳动、衣食无忧。他们是在读书看报中了解到的世界真相,在人性环境中反思出的战争罪恶。与之相比,那些至今仍在传播错误历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人,才是在给日本国民“洗脑”。
1956年的那次审判,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甘愿伏法,甚至求死以向中国人民谢罪。但并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回国之后,大多数人终生都在揭露战争罪行,为保卫和平出力。那些重新做人的日本战犯,包括平安返乡的日本开拓团侨民,还有被中**亲哺乳的日本残留孤儿,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中国没有要求日本血债血还。
马克·吐温说过,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这就是宽恕。中国从未动摇还原历史和声讨罪行的信念,因为否则就等于无视苦难与牺牲,正义与罪恶就无法区分;中国却也从未吝啬宽恕,因为和平基因就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放下对血海回头、诚心赎罪的日本人的仇恨,共同争取未来,中国人始终无怨无悔。
悔罪,是自救与宽恕的基石。这是“抚顺奇迹”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昨天的战犯顽石点头,最终赢得了正常的人生。铭记前人曾经犯下的罪行,认清国家曾经走过的邪路,由此警示后人、播种和平,今天的日本方能完成自救和获得宽恕。这也是让中日走向更伟大和解的唯一之路。
四、“公祭日”不为记住仇恨 而是要传播和平
设立国家公祭日,也有人担心是这是否是从国家层面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敌视和挑衅?是否是在倡导民族复仇?从而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一个提出设立国家公祭日的赵龙委员在多年的努力将成为现实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赵龙说,“我认为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上升为国家公祭日,这是顺乎民意的,也是合乎世界潮流的。我觉得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世界表明,我们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尊重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这是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来统筹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设立国家公祭日,虽有指向日本国内否认战争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现实针对性,然而,国家公祭日设立的意义,却远高于中日博弈本身。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人们牢记历史,正视历史。旨在告诉人们,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握在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尊重历史,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不能罔顾历史,否认历史,篡改历史。
中日同是亚太地区的大国,两国关系的走向直接关涉到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更为凸显,甚至关涉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第一,设立公祭日,就是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就是要深刻认识和平的来之不易,必须特别珍惜和平,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 设立国家公祭日 传播和平正能量 重要贡献。
第二,设立公祭日,就是为了警醒国人,必须时刻牢记民族国家耻辱,统一民族共识,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两岸人民同的历史链接和历史记忆,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材料:
2014年9月10日,在国台办的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在举办相关纪念活动时会否进行更多合作?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回答道,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为赢得民族的独立尊严奠定重要基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战。近期以来,海峡两岸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抗战胜利以及在抗战中壮烈捐躯的先烈们进行纪念和祭奠。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应该进一步增强共同的历史链接和历史记忆,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设立公祭日,我们不是为了记仇,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重蹈历史。中华民族一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是珍视友谊的民族,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不会给任何别国制造灾难和痛苦。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永远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的坚定力量。
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称:
——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
总结:
如今的中国不再是满清时期的中国,也不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任人宰割、受尽凌辱。它已经是睡醒的雄狮,腾飞的巨龙,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着民族的未来,我们拒绝遗忘,只为更有力地前行。设立公家公祭日,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同世界人民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共同牢记历史,开创未来,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第五篇:关于国家纪念日的设立
关于国家纪念日的设立
181201025 王梦影
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了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
100多年的苦难历史,使我们国家的几乎每一座城市、大多数乡镇,甚至是那些不起眼的小山村都掩埋着烈士们的遗骨,抛洒着烈士们的鲜血,全国有7000多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和上百万座烈士墓。令人痛心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烈士纪念设施成为了当地的危房,一些地方的烈士陵园变成了垃圾场、晒衣场,有的烈士陵园旁就是色情娱乐场所,甚至一些地方,为了经济利益,在烈士陵园搞商业开发。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和寒心。在民族危难时期,正是在像邓世昌、赵一曼、董存瑞、邱少云等先烈的舍小生赢大义,才能使我们可以安然享受和平的阳光雨露。长眠在各个烈士陵园的先烈们,多数在青春年少时为国捐躯,没有留下子孙;少数人即使有后代,也没有能力守护供万人瞻仰的陵园。烈士或是为中国的建立,或者是为公共事业而牺牲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护好他们的陵园,有义务在特定日子里去祭奠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不能不说有巨大的意义。把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作为“烈士纪念日”,标志着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是烈士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在烈士纪念日举办公祭烈士活动,这不仅保护了烈士陵园,也使更多的民众通过缅怀纪念烈士,学习烈士英雄事迹,继承烈士遗志,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