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论文[五篇范例]

第一篇：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论文

一、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家理论的转变

公私合作理论的出现，使得我国的国家理论发生转变。行政法诞生在自由民主的发展国家当中，国家在实际的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国家对其只实施监管，这是传统的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的行政任务增多的情况之下，公私合作出现在行政法和政府的职能当中。公司合作的背景下，私人承担政府的部分职能，并且有权利行使职能。行政方式同时也发生转变，传统的行政方式在行使过程中由最初的强制和命令到现在的沟通与合作，这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的对立局面也逐渐的走向合作化。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常用的法律形式是通过合同进行签署，那么实现公共只能就是依靠传统现代法律当中边缘化的合同方式，在合作国家的背景之下，行政法在实施当中的主体、活动以及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没有新形势适应现代的理论发展，不能够兼容现代的行政活动实践，我国的行政法的正确实施面临困难。

(二)公共行政的变迁

行政法形式公私合作的方式，使得行政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行政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法律完善的初期，人们在遵守着国家法律的同时也不希望法律过分的扩张，使得个人的利益方面受到损害。同时在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不断的提升情况之下，行政手段开始倾向社会的福利活动方面发展，同时适应现代的发展状况。公共行政的方式由最初的法治国家的秩序行政和给付行政向着社会合作化的形式发展。由此可见，在公私行政的背景之下，主导行政的行政理论发生重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发生变迁，行政法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传统的行政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的发展现状，使得向着合作化的形式发展，政府职能下放，是的行政权力出现问题，导致行政法的约束能力相对下降。

二、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发展动向

(一)公私合作促进行政法当中的公法和私法的结合在现代的公司合作的行政法背景之下，使用传统的管理强制性的单纯手段进行公司法的管理，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新形式的行政法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现代的行政任务上的需求。在行政任务的手段上发生变迁，逐渐的向着私法的手段发展。在传统的行政法当中与现代的私法进行相应的结合，使得行政法当中的公法性质发生转变。在相关的行政领域，相关的案件可以通过公法和私法进行定义，行政法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不仅仅规范相应的公权力同时也开始对于私权利进行规范，使得行政手段更加的健全。在现代化的今天，行政法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行政业务的处理，看似相应的公共权力失衡。但是只要进行相应权利的有效控制，才能使得公私合作的方式进一步的发展。显然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行政法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和新的内涵，行政法可以被理解为新型意义的行政合作法。

(二)公私合作使得新型行政形式诞生

在新政政法在建立的初期，由于相应的业务量较少，使得传统的行政手段在实施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完成业务量的需求。但是其在实际的处理上的技术性并不高，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现代的业务量水平。传统的政府部门职能主要是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谐发展。因此，对于传统的行政业务量政府部门能够很好的完成。在公私合作的背景之下，我国的行政业务逐渐的增多，政府自身的能力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这就需要私人部门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从而满足现代当中复杂的行政管理业务，传统的行政方式转变。公私部门形成合作的关系，双方协作，互利共赢。新型的行政形式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被广泛应用，使得社会上新的行政形式诞生，促进社会行政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的发展。

(三)公私合作加速了政法的诞生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现代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变迁的时代。同时，行政法新型概念的出现也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行政体系还是将秩序行政作为现代行政手段的核心，其中的给付行政与合作行政没有得到相当的重视，没有考虑现代的发展情况。在行政法公私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的正确发展应该重视现实发展现状，将公法作为研究对象。在新型政法的推动下，我国的行政手段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进行重视，对于出现问题和漏洞的部分进行改进，使得合作方式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促进政法的诞生。使得我国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私合作的方式对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其中出现的相应问题，应该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并且要不断的完善行政法的内容，使得新形式的行政法出现在现代社会当中。在保证政府有效的职能行使的同时促进我国的行政手段的健康发展。

第二篇：公私合作模式(PPP)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公私合作模式（PPP）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摘 要】公私合营模式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应用PPP模式的现状及其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对于PPP模式的应用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 进而对我国应用PPP模式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对于我国PPP模式的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公私合作(PPP)；现状；问题；建议

一、公私合作模式的含义

公私合作制的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为政府提供了新型的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方式。目前,公私合营制在世界各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发展,而且已经由初级阶段的基础设施项目逐步向能源、环保等深层次领域发展。公私合作制在全世界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自公私合作制被提出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地运用、关注和探索。被誉为“民营化大师”的萨瓦斯教授将PPP这个概念归为三个层次:首先,它在广义上指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服务的任何安排;其次,它指一些复杂的、多方参与并被民营化了的基础设施项目;再次,它指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城市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

联合国培训研究院对于PPP的定义认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为了满足公共产品的需要而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倡导者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第二是为了满足公共产品的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大型的公共项目的实施。学术界对PPP的定义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笔者认为PPP模式都是公共部门(Public)和私营部门(Private)建立合作伙伴关(Partnership)共同承担公共设施的建设及公共物品的提供。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 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对社会需求迅猛攀升，政府财力不足的局限，尤其是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融资、管理、设施维护等事务使得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有效改革，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将适度的市场竞争与政府规制相结合, 可以在实现社会福利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利润, 同时也能够增强公共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以北京地铁2号线运营为例

(一)理论依据

1.公共产品理论:轨道交通属于准公共物品,为私人部门提供准公共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

准公共物品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公共物品,具有可分割性,适合由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方式来提供,外部性较为广泛。而作为轨道交通,具有不完全竞争性,不完全的排他性和自然垄断性。

2.科斯定理:由于轨道交通属于准公共物品,所以在维护和运营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效应,所以让港铁拥有地铁4号线30年的使用权,会提高4号线运营维护的效率,使负外部效应转化为正外部效应。

3.政府管制理论:公私合作制的基础在于双方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果只注意到公司合作制的融资、盈利功能而忽视合作、协调的应有之意会使政府的职责定位得不到重视,从而使公共服务的发展偏离轨道(唐兴霖、周军.公私合作制(PPP)可行性)。

所以,公私合作制要求政府扮演与其提供的公共产品职能和责任相匹配的监管者的角色。

4.项目区分理论:根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和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区分管理。根据项目的属性决定项目的投资主体、运作模式、资金渠道及权属(唐兴霖、周军.公私合作制(PPP)可行性)。

可以看出,轨道交通属于准经营性项目,具备公私合营制的条件。

三、国内PPP模式的应用现状

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了尝试在城市供水、节水、供气、公共交通、排水、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市政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垃圾处理和城市绿化等公用事业当中引入非政府投资，并在2003年前后在全国掀起了公私合作的浪潮。公私合作制(PPP)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推进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有效途径，国家越来越重视公私合作制(PPP)改革。

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成都市政公用局将6条公共汽车线路的特许经营权进行拍卖；深圳市在水利、燃气、公交、电力等领域进行国际招标，实行特许经营。

2004年底，五家试点公用事业单位完成了招募引资工作；广州市政府通过合资、合作、参股、项目法人招标、BOT、BOR等方式，允许个体、私营经济主体投资经营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站场、停车场、生态修复、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排污管道、电力、绿化、园林、道路、能源、水利、公共信息网络、公共文化设施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上海友联联合体获得了上海市最大的污水处理项目――污水处理厂20年特许经营权，负责此项目的融资，建设以及20年特许经营权内的运营管理。

2005年以来，北京通过实行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有10个项目实现市场化融资50亿元；通过向国内外公开推出387个北京奥运经济招商项目，签订协议55项，协议金额达223亿元。

到2008年的总投资达2300多亿的公共事业项目中的大多数，都将以项目法人招标（特许经营）的方式进行。总体来看，PPP模式已逐渐被国人接受，国内对PPP的认识也正在逐步提高，并且愿意尝试这一模式。但是由于PPP模式引入的时间并不长，在应用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尚需要完善和改进。

四、PPP模式在我国公共设施建设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专门的适用于PPP模式的法律法规

PPP项目实际是在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和合约的约束下运行的。但现阶段中国尚没有成文的关于PPP应用的法律法规。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较早，其中大部分内容是针对项目BOT而不是针对PPP模式制定的，而且多为部委规章或地方性管理条例，这种开放式的构架不利于国家对PPP项目的统一管理，而过多的管理办法也可能出现相互矛盾。同时，对于PPP项目运作过程中的诸多具体问题等均未涉足，客观造成国际上PPP项目融资的一些惯例和做法与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是相冲突的。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是制约PPP模式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

2、政府在公共设施建设中占主导角色

目前，在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运营过程中，政府部门身兼直接投资者、直接经营者和直接监管者的三项职能，很容易在具体的工作中产生混淆。政府的职能混淆为发展公共事业带来许多不利。

3、在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低效与寻租现象普遍

由于政府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存在交易成本，且政府系统缺乏明确的绩效评估体系，因此在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常会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产品在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时也难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现象。比如，由于现在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流程规范，因此，政府官员有时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为PPP 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设置繁多的名目以获取更多利益，从而造成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的低效。

4、私人部门融资存在障碍

相对于其他投资主体而言，私人部门在融资上表现出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以及融资规模小的缺陷，使其在参与公共事业建设中处于不利地位。私人部门的融资困难，严重地制约了私人资本投资于公共事业项目。另外，PPP项目风险的分配难以达成一致。PPP模式在实际的应用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往往就项目中风险的分配难以达成一致，大大延长了双方谈判的时间和增加了交易成本。

五、国外PPP模式的经验借鉴

英国作为PPP模式的发源地，是采用该模式的最典型、最前端的国家。在英国，采取PPP模式进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80%的工程项目按规定工期完成,20%未按期完成的，拖延时间最长没有超过4个月，而常规招标项目按期完成的只有30%；同时，80%的工程耗资均在预算之内，20%超过预算的是因为政府提出调整工程方案，而按一般传统招标方式工程耗资在预算之内的只能达到25%。

目前，基于PPP 模式的投资项目已经贯穿英国政府活动的各个领域。按照英国的经验，适用于PPP模式的市政工程的范围被确定为交通(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卫生(医院)、公共安全(监狱)、国防、教育(学校)、公共不动产管理等。这项划分对于PPP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都起到了指导作用。美国是一个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各项品目众多的法律条款是美国社会各项生产活动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美国运用PPP 模式进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个亮点。美国政府将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有关项目通过合同承包给私人部门进行，由私人部门进行生产与经营，其产品由政府购买。合同贯穿于PPP 模式施行的整个过程，通过合同来确定利益相关方的权责划分以及利益分配，将各方的诉求以清晰的合同

条款加以明确，可以减少纷争，简化流程，具有法律保障效力。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在如何完善合同法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日本积极发展第三方部门，引入了市场竞争，提高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效率，对如何完善发展中介组织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同时，其PFI法案中对于事前的风险评价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权则划分，极大地推动了PPP模式的成功运用，也值得我国学习。

对我国来说，私人部门参与城市公共设施的供给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通过公私合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双方的不足, 使城市获得长远的发展。PPP模式在国外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的供应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对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供应准公共产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PPP模式在我国公共设施建设中应用的改进建议

结合目前PPP模式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和国外的先进经验，PPP模式的应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是PPP 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项目风险的有效措施。PPP 模式涉及担保、税收、外汇、合同、特许权等诸多方面，内容复杂，文件繁多。作为项目运作的监督者和指导者，政府应从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有必要建立一套执行PPP 项目的规范化、标准化交易流程，对项目的具体运作提供技术指导和相关政策支持，确保项目运作全过程公开与公正。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在项目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进行明确界定，保护双方利益。

2、转变政府角色定位，合理界定公私作业边界

2010年5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城际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36条”对民间资本进入绝大部分行业投资不再限制，但真正操作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在公共服务领域，民间资本多受歧视，常常遭遇不切合实际的技术条件、人员资格、注册资金等进入这些领域的实际门槛。即使在为数不多的PPP 模式实践中，多把机会给予外国投资者，严重制约了国内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意愿和可能性。

政府应由过去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角色，变为与私人企业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监督、指导以及合作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监督指导以及合作者的角色。

3、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通常一个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所以政府也必须建立一个适合项目长期发展的程序，并有一个相应的监管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PPP模式进行我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必须都要纳入监管的范围。因此,应该确立一套良好的审计、监督体系和方法，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灰色地带加以监控，确保PPP模式能够健康有效地应用实施。

4、完善投资市场

采用PPP模式，需要长时间评估，进行复杂的合同谈判，实现合理的风险分担，并实行有效监管来防微杜渐。因此，政府推进PPP模式非常需要专业机构的支持。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参与方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PPP交易流程，对项目的运作提供技术和相关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专业化的中介机构提供具体专业化的服务。

5、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是PPP 模式的核心环节。在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风险，原则上，风险应由最能控制风险发生的一方承担，属于经营活动自身产生的，由投资者承担，而超出投资者控制范围的风险，如法律风险、利率风险等，则应由公共部门独立承担，或由公私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分担。

6、放宽政府扶持政策

PPP模式推广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退出基础设施领域, 不是简单“国退民进”。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 不仅要欢迎国际大型的私营部门和财团参与, 也鼓励国内一些有实力的私营部门参与进来。政府应出台优惠的特许权政策, 比如允许投资者进行广告、商业及房地产的开发, 让投资者确实感到有利可图, 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外资。

7、加强人才培养

PPP模式的实施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PPP模式操作复杂，需要懂经济、法律、财务、合同管理和专业技术等各方面的人才。我国在工程建设领域拥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但是缺少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人才。在我国PPP模式尚属新生事物，并具有国际融资项目的性质，我们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因此要着重加强复合型、开拓型人才的培养，增强私营企业或外商的投资信心，确保项目立项、签约、实施能够高效率地完成。

七、结束语

在公用事业领域中加强推广应用公私合作制，是已经得到了学界认可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做法。然而，对于公私合作制在哪些具体性质的项目上适宜采用、对具体项目应该使用何种类型的合作方式、在实行公私合作制之后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实行公私合作制的项目当中如何防止私营企业的垄断行为、如何在公私合作制当中保证政府的高信用度、政府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采取怎样的监管形式参与运营，如何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管体制等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解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依然任重道远。政府在实行公私合作制项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政府在公用事业改革领域中的有效管制问题，这是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三篇：公私合作(PPP)和特许经营等相关概念辨析

公私合作(PPP)和特许经营等相关概念辨析 项目融资的概念

要将特许经营概念和PPP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首先就要从“项目融资”基本概念说起。对非金融专业人士而言，项目融资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项目融资是指为特定项目的建设、收购和债务重组等进行的融资活动，即“为项目进行融资”；从金融学而言，是指债权人(如银行)对债务人(如项目公司)抵押资产以外的资产有100%追索权的融资活动，其实这就是传统的企业融资(CorporateFinance)。狭义项目融资是指“通过项目进行融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某项目(如基础设施)建成后所能产生的期望收益、项目资产和有关合同权益进行融资的活动；从金融学而言，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抵押资产以外的资产仅有有限追索权甚至没有追索权的融资活动，正如FASB(美国财会标准手册)所下的定义，“项目融资(ProjectFinance)是指对需要大规模资金的项目而采取的金融活动。借款人原则上将项目本身拥有的资金及其收益作为还款资金来源，而且将其项目资产作为抵押条件来处理。该项目主体的一般性信用能力通常不被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这是因为其项目主体要么是不具备其他资产的企业，要么对项目主体的所有者(母公司)不能直接追究责任，两者必居其一。”本文此后所提到的项目融资都是指狭义项目融资。

因为项目融资的流程与合同都比较复杂，因此，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于项目融资。一般而言，要应用项目融资的项目(包括商业项目和公共项目)必须具有这些特征：经济上和法律上都有一定的独立性、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稳定且足够还本付息、项目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常常有限定的运营期，而且最好规模比较大、长期合同关系比较清楚。基础设施(路、桥、隧等)、公用事业(电、水、垃圾处理等)、社会事业(学校、医院、养老院、监狱等)或自然资源开发(采油、气、矿等)等公共产品(含公共服务和准公共产品/服务，下同)项目正好具备了这些特征，故国际上这些领域的PPP项目一般多是项目融资，而这些项目往往都需要政府的特许授权（不是谁都可以随意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因此，笔者常常把狭义项目融资称作“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笔者的三本PPP系列书都冠名“特许经营项目融资”即《特许经营项目融资(BOT、PFI和PPP)》、《特许经营项目融资(PPP)：风险分担管理》、《特许经营项目融资(PPP)：资本结构选择》，以示与其它商业项目的区别。2 特许经营、BOT、PFI和PPP的概念及其比较 2.1 特许经营、BOT、PFI和PPP的概念

如前所言，企业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一般是需要政府授权的，因此，我国早期官方文件一般叫做“特许经营”，这是从英文Concession直译过来的，但现在中文的含义远比英文更广，正如第一作者曾参与起草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2014年5月3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和后来国务院转发的由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交通部、水利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5年第25号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目前层级最高、涉及部委最多的政策），“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由此可见，我国的“特许经营”（更准确应叫做“政府特许经营”，以区别于提供非公共产品的连锁店之类的商业特许经营(Franchise)）与PPP内涵差别已不大。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第一轮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开发热潮中多使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经营-移交)模式或其演变形式，主要是由用户支付；1992年英国则在之前二十几年的基础上提出了PFI(PrivateFinance Initiative，私营融资机会)的概念，主要是用于政府支付的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如学校、医院、养老院、监狱等；1997年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世行、亚开行等国际多边机构)又提出了更广义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合营/伙伴关系)概念，但早期的PPP更强调政府在项目公司中占有股份，通过商业而非行政的方法加强对项目的控制，以保障公众利益，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后来的PPP则更广义了，一般作为政府与私营企业长期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各种模式的统称，包括前述的BOT、PFI及其各种演变形式。2.1.1 BOT的概念 BOT是全球现代社会应用最早、相对简单或典型的特许经营或PPP模式，但国际上不同机构的定义也有不同，如：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私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对基础设施进行融资、建设、维护和运营，此后所有权移交为公有；

世界银行：政府给某些公司新项目建设的特许权，私营合伙人或某国际财团愿意自己融资、建设某项基础设施，并在一定时期内经营该设施，然后将此设施交给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

世界银行学院：一种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长期合同关系，用以提供公共设施或服务，其中私营部门承担较大风险和管理职责；

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公司计划、筹资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经所在国政府特许在一定时期内经营项目；特许期到期时，项目资产所有权移交给国家； 我国原国家计委：指政府部门通过特许权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项目授予外商或民企为特许权项目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特许项目无偿交给政府部门。

总之，BOT是指政府(主要是市级)通过特许权协议，授权私营企业(含外商)进行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融资、设计、建造、经营和维护，在规定的特许期(通常为10~30年)内向该项目的使用者收取适当(经政府批准的价格)费用，由此回收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维护等成本，并获得合理的回报，特许期满后项目将移交(一般是免费)给政府。在我国，BOT是政府通过与外企/私企(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或央企/国企(九十年代后期起至今)签订特许权协议吸引社会资本加快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手段，故也常称作“特许权/特许经营招标”或“法人招标”。

其实，BOT本身也是一种统称，主要有3种最基本的形式：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经营-移交)，这是最经典的BOT形式，项目公司没有项目的所有权，只有建设和经营权。

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造-拥有-经营-移交)：与基本的BOT主要不同之处是，项目公司既有经营权又有所有权，政府允许项目公司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等一定条件下将项目资产为了融资的目的抵押给银行，以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从而使项目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价格降低，但特许期一般比BOT稍长。

BOO(Build-Own-Operate，建造-拥有-经营)：与前两种形式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项目公司不必将项目移交给政府(经政府同意可一直延期甚至永久)，目的主要是鼓励项目公司从项目全寿命期的角度合理建设和经营设施，以提高项目产品/服务的质量，追求全寿命期的总成本降低和效率的提高，使项目的产品/服务价格更低。按亚开行等国际机构观点，BOO是完全私有化，不属于PPP。

除了上述三种基本形式之外，在各国应用BOT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演变形式，以反映项目的主要特点，例如：

BT(Build-Transfer，建造-移交)

BTO(Build-Transfer-Operate，建造-移交-运营)

BOOST(Build-Own-Operate-Subsidy-Transfer，建造-经营-补贴

-移交)

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修复-经营-移交)BLT(Build-Lease-Transfer，建造-租赁-移交)

ROMT(Rehabilitate-Operate-Maintain-Transfer，修复-经营-维护-移交)

ROO(Rehabilitate-Own-Operate，修复-拥有-经营)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移交-经营-移交)

SOT(Supply-Operate-Transfer，供应-经营-移交)

DBOT(Design-Build-Operate-Transfer，设计-建造-经营-移交)DOT(Develop-Operate-Transfer，发展-经营-移交)

OT(Operate-Transfer，经营-移交)

OMT(Operate-Manage-Transfer，经营-管理-移交)

DBFO(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设计-建造-融资-经营)DCMF(Design-Construct-Manage-Finance，设计-施工-管理-融

资)

等等等。

其中，BT是指企业获得政府的授权后出资和贷款为政府建设项目，在项目建成后交给政府使用，政府则一般在2~4年内向企业分期支付(即回购)。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不同的是，政府用于回购项目的资金往往是事后支付(多通过财政拨款或其它资源如土地补偿)。BT在我国自90年代末以来大量应用，但因法规不完善、操作不规范，特别是地方政府不顾财政(回购)实力，造成大量地方债务，主要只是解决了政府当时缺钱建设基础设施的燃眉之急，而且，由于企业仅是参与建造，没有参与运营，没有考虑全寿命期的效率提高(我国BT项目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比传统模式贵10~20%)，2012年12月已被中央有关部门禁止(见财预[2012]463号通知)。2.1.2 PFI的概念

1992年，英国在BOT的基础上改善和创新地提出PFI的概念，强调私营企业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而政府则相当于“租用”企业提供的设施/服务。采用这种模式时，政府发起项目，由私营企业进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并按事先的规定提供所需的设施/服务，但有些核心服务如教学和医疗等仍是政府提供。政府采用PFI的目的在于获得有效的服务，以实现资金的“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而非直接投资建设并持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PFI下，公共部门在合同期限内因使用私营企业提供的设施而向其付款，在合同结束时，有关资产的所有权或留给私营企业或交回公共部门，取决于所签PFI合同。英国政府为各个行业制定了PFI的标准合同文本，极大提高了项目实施效率。

由此可以看出，BOT和PFI本质的不同在于政府着眼点的不同：BOT旨在公共设施的最终拥有，而PFI在于公共服务的私营提供（与国内常说的政府购买服务意思最接近）。一般情况下，BOT比较适合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依赖于项目自身的运营收入，而PFI多用于发达国家的公用/社会事业项目，尤其是项目自身盈利能力不足需要政府支付和补贴的项目，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由于我国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般不太可能完全放弃这些公共产品项目的最终所有权，而且，由于我国政府资金短缺，只能多依赖于用户主要支付的基础设施项目而非政府主要支付的公用/社会事业项目，所以BOT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包括我国企业也缺少建运维全过程集成能力），这也是我国BOT过去几十年比较流行的原因之一。

2.1.3 PPP的概念

PPP通常直译为公私合作/合营/伙伴关系，但在我国，因为过去一二十年以来，这类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是公有的央企/国企，但也都是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参与的，因此，PPP译成“政企合作/合营/伙伴关系”更为准确。类似于PFI，PPP的本质是“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而不是政府投资建设提供这些服务的设施(当然，最终所有权多是政府的)，但政府与企业是长期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故国内外业界一直把PPP比喻做“一桩婚姻”而非“一场婚礼”[1]。如前所述，狭义PPP还强调政府在项目公司中占有股份。其实，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对PPP的定义都有不同，对PPP的具体模式和分类也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广义的概念。以下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PPP定义，以供参考。

欧盟委员会将PPP定义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双方根据各自的优劣势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以提供传统上由公共部门负责的公共项目或服务。

世界银行(学院)把PPP定义为一种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长期合同关系，用以提供公共设施或服务，其中私营部门承担较大风险和管理职责。亚洲开发银行把PPP定义为PPP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方面，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一系列的合作关系，其特征有：政府授权、规制和监管，私营企业出资、经营提供服务，公私长期合作、共担风险、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

英国财政部把PPP定义为两个或者更多地部门之间的协议确保他们共同或一致的目标合作完成公共服务工程和他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共享权利和责任，联合投资资本，共担风险和利益。

加拿大PPP委员会将PPP定义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基于各自的经验建立的一种合作经营关系，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风险分担和利益分享，以满足公共需求。

澳大利亚把PPP定义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长期合同，政府支付私营部门代表政府或辅助政府满足政府职责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而私营部门要负责所建造设施的全寿命期可使用状况和性能。

德国联邦交通、建设及房地产部将PPP定义为长期的、基于合同管理下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以结合各方必要的资源(如专门知识、经营基金、资金、人力资源)和根据项目各方风险管理能力合理分担项目存在的风险，从而有效地满足公共服务需要。

《美国交通工程用户使用手册》把PPP定义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伙伴之间的一种合同协议，PPP比传统的方式允许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参与。协议通常包含一个政府机构和一个私营公司达成修复，建造，经营，维护，和/或管理一个设施或系统。尽管公共部门通常保留设施或系统的拥有权，私营部门拥有在决定项目或任务如何完成方面的额外的决策权力。

印度金融部的经济事务部门把PPP定义为一个政府或政府法定实体和一个私营部门公司为了交付一个基于用户支付费用的基础设施服务项目的协议或特许权协议。”

香港效率促进组将PPP定义为一种由双方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或实施项目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下，双方通过不同程度的参与和承担，各自发挥专长，包括特许经营、私营部门投资、合伙投资、合伙经营、组成合伙公司等几种方式。

总体而言，广义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而狭义PPP更加强调政府通过商业而非行政的方法如在项目公司中占股份来加强对项目的控制，以及与企业合作过程中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现在国际上越来越才多地采用广义PPP的定义，作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一系列合作方式的统称，包括BOT、PFI等。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PPP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而达成的长期合同关系，公共部门由在传统方式下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提供者变为规制者、合作者、购买者和监管者。

图1是广义PPP模式(含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各类模式的递进关系，其中特许经营类可以认为是狭义PPP(当然，如前所述，我国特许经营的含义比图中特许经营含义更广)。图2则大概表示了狭义PPP(蓝底框内部分)和广义PPP(框内和框外部分，其中框外左下角更偏外包，右上角则有私有化的意思)的框架和要素(所有权、政府角色、风险转移)和狭义PPP的特点；类似地，图3中左列框则更像是广义PPP(企业获政府授权替政府做事)，右列框则更像是狭义PPP(政府占股份)。

[1]请参阅：王守清，为什么

PPP是一桩婚姻，而不是一场婚礼，刊公众号“中国PPP智库”，2015年11月2日 图1 广义PPP不同模式(含政府交付、特许经营)与私有化的递进关系

图2 广义PPP和狭义PPP

图3 广义PPP和狭义PPP

图4是德国学者的PSP(私营部门参与)即广义PPP概念，以及狭义PPP概念；而图5则是美国学者对项目交付各种模式的汇总和分类，可见其PPP概念是更广义的，甚至包括政府融资的(当然，这不是国际主流看法)。我国也还有很多带有类似意思但不完全相同的其他说法，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力量/市场合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社会资本进入/民间参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商/官商合作/合营/伙伴关系、带资承包、招商引资、市场化、企业化、民营化、私有化，等等。

图4 德国学者的PSP(广义PPP)和狭义PPP概念

图5 美国学者总结的项目交付模式与更广义PPP

另外，由于我国存在国有、集体、私营等多种经济主体，对于PPP的理解，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澄清，即我国PPP中的“私”并不是单指私营经济主体；经济主体的外在形式只是资本性质的载体，所谓“公”与“私”的区别更应强调的是资本目的的“公”与“私”；在我国，“公”应该指追求社会公益性，“私”应该指追求经济利益，两者的根本区别不是经济主体性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经济利益的区别；当前国有企业是国内PPP市场上最重要的主体，具有较高程度的逐利性，并非以追求公共利益为最高目的，因此可以认定为PPP中的“私营投资主体”，除非该国企是直接受签约方政府直接管辖操控的，但应限制国企在项目公司中的股份。基于我国实际，建议将PPP称为“政企合作”，即简洁直接，也易与国际接轨。小结

综上，建议我国PPP立法中应采用国际学术界和企业界较为认同的定义，即将PPP认定为政府与企业长期合作一系列方式的统称，包含BOT、DBFO、TOT、PFI等多种方式，要特别强调合作过程中政企双方的平等、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效率提高和保护公众利益，但不应包括BT，因为企业没有参与运营；最好也不应包括BOO，特别是如果项目所有权完全交给了私营企业。主要参考文献：

[1]

王守清，柯永建.特许经营项目融资(BOT、PFI和PPP).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2]

柯永建，王守清.特许经营项目融资(PPP): 风险分担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3]

盛和太，王守清.特许经营项目融资(PPP): 资本结构选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4]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5]

赵国富，王守清.项目融资BOT与PFI模式的比较.建筑经济，2007(5): 40-41.[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Guidance for Successful PPP.2003.[7]

Jerry Zhao.Advancing Public Interest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f State Highwa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http://www.pwfinance.net/document/research_reports/Research%20Misc%20Advancing.pdf)

第四篇：政法机关网络舆情监测的背景

政法机关网络舆情监测的背景

2011-07-04 16:26:00|分类：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引发政法机关网络舆情危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网络舆情处于匿名性和虚拟性交织的状况，缺乏有效监管和规范，发言者基本无需考虑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第二，网络信息真实性难以区分，部分网民很少质疑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第三，网络舆情传播快，范围广，聚集效应强，但可控性较差。对在网络中四处粘贴攻击诋毁政法机关的消息，有关部门只能被动删除，防不胜防。

第四，对新兴的网络舆情，缺乏有效监管抓手，也缺乏有效的制止或者进行澄清的手段。对不利言论，主要采取删除了事，很少对事实进行澄清。有些问题早已解决，但反映问题的材料一直在网络中转帖。第五，政法机关对网络舆情掉以轻心，很多领导认为网络仅仅是发泄情绪的通道，对网络舆情不愿闻也不愿管，怀着自生自灭的心态看待网络舆情，也是形成网络信息危机的重要原因。

政法机关网络舆情危机的特点：

A.突发性：舆情危机往往是突然发生的、难以预料的，其产生的后果也往往极其严重。

B.破坏性：检察机关网络舆情危机往往会引发社会大众、检察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观点甚至行动上的剧烈冲突。

C.紧迫性：检察机关必须对即将或已经发生的舆情危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以防止舆情危机的扩散。

4.政法机关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方面存在的问题

A.舆情危机处置机制不健全，不能适时果断地处理危机。

B.不善于和新闻媒体沟通，缺乏危机意识以及处置网络舆情危机技巧的训练。

C.危机舆情收集和分析工作滞后，造成危机事件处置的被动。

D.在网络时代，过去行之有效的新闻管理办法有的反而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造成党和政府处理事件的被动。

信息来源：乐思政法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第五篇：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

侯猛

【摘要】一般认为，政法委员会的制度运作有干预司法之嫌，本文在考察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作之后认为，政法委员会对整个政法制度（公安司法制度）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仅是由于制度文本的规定，而要看各种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实力的对比。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政法委员会制度本身至少在基层并不能真正做到干预司法。但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

【关键词】基层政法委员会 权力博弈 案件协调 行政化

在司法运作的过程中，政法治理在相当多的地方和场合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的方式，也是现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政法治理主要方式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与一般学术见解不同，我将证明政法委员会至少在基层并没有真正干预司法，政法委员会制度作为政法治理的主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

政法委员会制度是广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问题虽然没有进入主流法学研究的视角，但实际上又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而为数很少的、涉及过这一问题的研究，仅仅还停留在简单的学理解释上，也没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就是认为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起到了干预司法的作用，并预先假定政法委员会制度有违法治的理念，有干预司法之嫌，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在进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取消这一制度。这种解释占据了法学界的主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而是因为由于大多数的人不会亦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受这种解释只是因为他们仅仅接受了一种解释而并不会去寻求论证。这里，我将寻求另一种解释，我亦预先假定政法委员会制度是一种隐性司法制度，但是我并不将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说法作为教条，我将对这一说法做实证的考察，并细致的分析政法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对政法制度（司法制度）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算是“干预”司法以及监督司法和“干预”司法是否有比较明确的界限。

一、“论证取消政法委员会？”——研究进路、方法和背景材料

我的切入点将是考察基层（县一级）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作。县级政法委员会是政法委员会制度设置的最低一级，再往下到乡镇一级就没有设置这一机构，因此县级政法委员会往 往面临的是最大量、最直接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具体的问题，因而也被认为是“干预”司法最有力的证据。这也说明基层政法委员会与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制度运作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事实上，一项设计的制度往往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一制度设计将政法委员会定位在从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工作，这对中央政法委员会来讲比较适用。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内部有不同的层级，中央和基层的政法委员会在机构设置、权限范围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宜将对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形式生搬硬套至基层政法委员会。

调查选取的是苏北S县政法委员会，也是我的家乡。通过我父亲的私人关系，事先已经打了招呼，因此调查颇为方便，能够比较顺利的了解到比较真实的情况。但是，我调查似乎颇不是时候，此时正值县里进行机构改革，实行“一刀裁”，据说政法委员会的几个“头头”都要下。因而父亲催促我赶快回来做调查，因为再上来的一批人，父亲并不认识，父亲认为，在允许你调查的时候有可能对你有所保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去调查时，我还携带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出来的社会实践介绍信，但是信的作用似乎并不是很大。在和接待的秘书寒暄的时候，他多次笑着对我说“领导（此处是指我的父亲）交代的事情，我们得积极完成”，而当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时，他非常客气的说：“有你父亲的一句话就够了，还开这个啊”。也许，就在基层调查而言，正式的制度关系（法学院的介绍信）的作用往往不及非正式的制度关系（父亲的私人关系），私人的权力资源对调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能够使我进入这个一般人难以深入涉足、“政治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不过，我的北大博士生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也便利了我的调查，虽然他们并不寄希望我能够通过向上面反映什么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实际上也夸大了我的能耐），但是还是希望我——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能够写出什么东西出来并对政法委员会制度有所论证。一位政法委的普通干部和我交谈时说到他很想写一本关于“党的政法工作概论”的研究著作，这方面的问题国内没见人专门研究过，他酝酿了多年，苦于工作和家庭的负重以及资料的匮乏，因此他很真诚的希望我能够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另一位即将下台的政法委副书记不无调侃的要求我论证要取消政法委员会，他说：“最近实行大法官制度，还穿着黑袍，都要跟国际接轨了。都说50年不变，现在是人家不变，我们跟着变。”除了我的私人关系和我的正式身份之外，调查的时机虽说正值机构改革，但是实际上也方便了我的调查，因为那几天机构改革，政法委员会的人员都无心工作，正好可以和我聊天将他们想说的和原来在台上不方便说的都说了出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调查的真实性。

二、“规定都写在墙上了”——基层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

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党的文件，因而往往会引 起非议。然而，由于中国坚持党领导下的法治以及在法律中亦没有明确反对这一制度设计的内容，以此来说明政法委员会制度违法的理由并不充分。只有细致的分析和考察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运作，讨论其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可以合法化才具有现实的意义。我的考察将首先从分析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开始。

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其组织机构设置的问题。我去调查的第一天是下午，正好县委组织部打来电话，通知亦即宣布政法委员会的四个干部退居“二线”，其中包括三个政法委副书记全部下台（政法委还有一个副书记保留，但并不在政法委上班，这位副书记其实相当于是兼职，他主管“610”办公室，其他不问）。也许是事先已经预知，三个副书记那天下午没有一个来上班。而这次县级机构改革（实际上主要是人事调整）将原来的4个政法委副书记的编制压缩到2人。而在此之前，政法委已经根据省级的机构改革方案在机构设置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在1998年以前，政法委员会就只有一个办公室，政法委的各项工作都是分工到个人的。1998年以后，设置了秘书科、综合治理科、案件督察协调科。另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亦设在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在“严打”期间，还设立“严打办公室”放在案件协调科，据说这是基于阶段性工作的需要，其主要工作是汇总公检法的各项统计指标。总的看来，政法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受到机构改革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固定下来，随时可能会根据编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裁撤。政法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的不稳定性和临时性很难让人相信其有一个很好的运作形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政法委员会机构规模的大小（与公检法三家相比由于事务相对很少，人员亦远远少于这些部门）实际上影响到了它职能的发挥。

政法委员会的制度框架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其职能问题。虽然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在党的专门文件有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实际情况却有相当大的差别。正如该县一位下台的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所说：“规定都写在墙上了，你自己看吧”（注——该县政法委员会将有关职能的说明制作成版挂在了墙上）。而另外一位下台的副书记则直截了当的说道：上边的有关职责的规定，只有一条是“实”的，其他都是“虚”的，即“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6]据我的观察，除了案件协调权力（在党的文件中有时又称执法监督权）之外，政法委员会按照规定还有一些比较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一是协管干部权，协管干部权实际上与政法委员会管理政法队伍的职责密切相关。权力的大小决定职责实现的程度。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5号文件）明确规定，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而且这一权限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又再次重申。但是实际上这一权力主要掌握在组织部门，组织 部门不愿将这一权力与政法委分享。因而政法委对于管理政法队伍这一职能的发挥多限于政治口号上，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干部的任免权力主要掌握在组织部门，以及政法各部门自身。

另一个是综合治理一票否决权，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暨政法委员会）行使，否决内容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先进荣誉的评选资格，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评选文明单位或升级的资格，主管领导、治安责任人评选受奖、晋职晋级资格。不过，按照政法委干部的说法，这一权限亦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落实。

政法委员会最可以操作的权力也许是执法监督权。执法监督权其实涵盖了案件协调权。不过，现在把政法委员会原来具有政治意味的“管理”（公检法）活动称之为“执法监督”，从语词上来说，是一种将政法委员会从政治化向法治化（制度化）的努力，试图表明政法委员会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督各部门，保证他们独立办案。虽然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政法委的“监督”也许与原来的“管理”并无实际差别，甚至有可能用“监督”一词将政法委“干预司法”合法化。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忽视“监督”这一语词的力量，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哪怕是具有负面作用的制度建构。就法律监督而言，一般包括政府自身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各自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在县里的调查却是另一种情形：该县县委成立了执法监督工作领导小组，试图通过党的监督的形式将这些监督统一起来。具体的做法是由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任组长，成员来自县委政法委、人大法工委、政府法制局、政协法制委、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报社、电视台、公检法司等部门，下设办公室在政法委案件督察协调科。其声称这样在全县就可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政法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种做法本身的合法性及其效果我并不打算做论证，我的列举只是说明，基层政法委员会除了自己行使执法监督权（公检法三家案件协调权）之外，还对其他执法监督如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起到所谓的“协调”的作用。政法委员会不仅协调监督诸多部门而且协调事务的范围也很广。政法委员会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司法，有时甚至还涉及民事司法、行政执法，参与行政纠纷的协调。不过，与刑事案件协调相比要少很多。

三、权力博弈过程中的基层政法委员会

一个制度本身的实力越强，其影响力越大。如果我们要研究政法委员会制度如何影响其他政治法律制度，一定要分析和考察这一制度本身的情况以及与其他制度如何相互联系的情况。政法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是通过与其他各种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在调查中，我听到了这样一句关于政法委员会现状的“口头禅”：“无权、无钱、储存老干部”： “无权”的另一种解释是，在权力博弈中政法委员会的权力处在劣势。在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四家关系中，由于公安部门实力最强，而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高（一般说来，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比法院、检察院长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书记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级别，就机构本身来讲，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再加之现在强调独立办案，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功能并没有足够的权威。那么，权力博弈到底是怎样的过程呢？一般说来，一项权力只有通过同其他权力的实际对比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认；而且一项权力如果强有力，与其他各种权力的较量，往往一次就可以完全实现；反之，如果权力弱化，则需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对其他权力的说服和控制，甚至还不一定实现其预期的效果。在政法委员会召开一般性的专门案件会议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下，按照正常程序应当是公检法三家负责人集中开会。但是，如果是要求公安局长来参加，但公安局长往往是不来的，因而替代的办法是请副局长来，后来副局长不来，股长来也行，最后干脆是谁接电话谁来。由于公检法三家来开会的时间前后不一致（拖拖拉拉），因而最后的结果是“来一个说一个”。这样，以政法委员会为相对主导的“一对三”的权力对比关系的司法场域完全被解构了。原来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政法委员会主导的司法场域变成了三个单独的政法委员会“一对一”权力关系的司法场域。“一对三”的司法场域的设计有助于政法委员会权威的树立，而分解之后实际上导致权力关系的倒置：政法委员会权力由主动而转换为被动的角色，协调关系变成了类似于“请求”的关系。

政法委员会制度的运行与其相应的财政制度密切相关，财政支付能力实际上决定了政法委员会制度实际运作效果的全过程。基层政法委的办公经费往往是由县财政统一划拨，其权力的发挥要受到财政权力的限制。该县财政拨付的经费很少，据说该县政法委员会一年的经费只有2万多元。那么钱从那里来呢？按照他们的说法，难听一点说，就是四个字：“索、拿、卡、要”。其实也就是主要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人与其他部门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得以实行的。该县由于县委大院已经拍卖作商用，政法委只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由于经费不足，因此主持政法委工作的副书记就找到土地局长，请求土地局帮助解决场地的租借问题；至于政法委的喝水吃饭问题往往也要借助于其他有经济实力的部门。我们看到光是维持政法委日常费用，政法委还要通过借助土地局等其他部门权力的“救济”，政法委要想运作维持除日常运作以外的其他职能亦是非常困难的。而政法委员会的干部由于只吃财政的饭，对于专门事务自然不愿管的太多（要花钱），甚至“巴不得（有关部门和平民百姓）不要找上门来”。甚至为了维持政法委的运作，政法委员会有时还会通过一些制度化的途径来获取财力资源，将非正当的获取途径合法化。我在调查中发现在《X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 实施国家、集体财物被盗责任赔偿的若干规定》中，就规定责任赔偿人在缴清赔偿金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应及时将赔偿金发还被盗单位，也可经受偿单位同意，按一定比例从赔偿金中提取少量经费，以作为实施过程中的费用。这实际上将“卡要”行为合法化，并将这种公共服务产品货币化，实行一种公共机关服务的收费制度。当然，这一制度实行的实际效果如何就不得知了。

在组成人员上，政法委员会亦在权力博弈中占据弱势。政法委被认为是“储存老干部”的机构，政法委的那些头头们（主要是副职）调进来的时候几乎都是快要“二线”的同志，而且多半是从公检法三家中退出来的。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干部有不少从事过多年的政法工作，又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在协调公检法的专门机关中处理事务往往比较稳妥。然而由于政法委员会的事情，按照他们的说法属于“干也干不完，不干也没事”的情形，头头们对政法委的事情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头头之外，一般的政法委干部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在法律实践方面亦不如公检法专门人员。而这就存在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既然政法委员会是联系和协调政法各部门的机构，那么政法委的人员在法律素质、训练和责任心上就应当高于政法各部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但是实际上情况却恰恰相反。

四、消极介入——基层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一般姿态

政法委员会最大量的工作是协调案件。而协调案件最典型的是政法委员会召开专门的会议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接待群众信访的方式，然后向公检法机关反映督促问题的解决。从文本规定上来看，县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的范围主要是：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督察协调或牵头督办的案件；群众反映执法不公、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公检法机关有争议的需要政法委协调处理的重大、疑难案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多的案件是有争议但不一定是重大的案件，用俗话说就是“扯皮”案件。也就是说并不是事关社会稳定的重大案件都要进入政法委员会的协调程序，没有争议的有关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案件或经济犯罪案件实际上往往并不拿到政法委讨论。

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但是纪要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只能作为参考；而且各部门如有不同意见，仍可以向自己的上级反映。事实上，由于要求协调的往往是一个单位首先提出，另一个单位往往并不大乐意协调，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往往会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特别是有政法委书记（往往兼任县委常委）参加的协调会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处理。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政法委 本身的权威往往并不是很灵，由于另一方并不是很乐意协调，因此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规避政法委的协调：或者会绕开政法委直接向上级部门请示；或者先请示县委主要领导，定好了调子，让政法委照指示行事；还有些时候自行处理，比如公安局觉得与其与检察院冲突，不如自行消案，因此或者采取取保候审或保证金的方式。除了权威缺失之外，政法委有的时候还协调大家都不愿管的事务，充当所谓“枪头子”的作用。当几家都不愿承担案件责任，就有可能推到政法委，像我们现在推行错案追究制，法院的办案人员怕承担责任，就有可能会提交政法委讨论决定。

除了个案协调，政法委有时还专门就某一类问题的案件进行协调处理。该县政法委员会对各类案件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三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公、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滥用强制器械；不适用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监视居住案件。以超期羁押问题为例，首先是由县看守所与监察监所科向政法委呈报反映案件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的问题。政法委通过了解，对容易引起超期羁押问题的刑事诉讼环节，专门召集公检法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对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执法管理的办法》，协调各办案机关严格执行新的换押制度等规定；对盗窃物价格鉴定费等办案机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延误办案期限的，及时协调物价部门予以解决；对检察起诉科退查给公安刑侦大队补侦案件的衔接问题，进行协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