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亚健康与体质及证候的关系研究论文
关于体质的记载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是《黄帝内经》体质思想的精华所在。重视体质、辨识体质的思想也贯穿于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中。张介宾是最早提出“体质”一词的医家。《景岳全书·杂证谟》曰：“矧体质贵贱尤有不同，凡藜藿壮夫及新暴之病，自宜消伐”[1].现代自以匡调元、王琦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建立“中医体质学”这一新的学科分支并搭建起理论框架，体质与证候的关系才引起关注。亚健康的概念进入中医学的视野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其随着近代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兴起而逐渐渗透到医学领域。由于亚健康状态的防治与《黄帝内经》中“治未病”的思想相契合，具体手段也是通过辨证论治来实现，所以近年来亚健康与体质及证候的关系也成了中医学研究领域关注的问题之一。
1、证候、体质与亚健康概念辨析
中医学对体质和亚健康的把握都是以证候为媒介实现的，因此，体质与证候，亚健康与证候、体质之间存在着既交叉重叠又互相独立的复杂关系，需要从理论上梳理清楚进而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
1.1证候
对于证候概念，《中医基础理论》定义为：“证，即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变的原因、部位、性质、病势、邪正关系，以及机体的抗病反应能力等，亦标示着机体对病因作用的整体反应状态”[2]9.通过对该定义进行分析即可以判断证候的内涵和外延包含以下3点：1）证候是机体对内外环境因素刺激表现出的整体水平的反应状态；2）证候范畴涉及到的病因、病机、病位、病势和邪正关系等内容，是对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与机体内环境中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相互作用的始动、发展、变化和结果的判断和概括；3）证候的最终表达形式是一组有特异性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
1.2体质
《中医基础理论》将体质的概念表述为：“体质是指形成于先天、定型于后天的个体，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性”[2]129.通过对此概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体质”的内涵包括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理功能和整体水平上的心理状态，包括智力、情感、情绪、人格、意志行为等。“体质”的外延则包括了与“体”相关的先天禀赋，包括种族、家族遗传以及养胎、胎教等以及与“质”相关的后天际遇，如饮食营养、生活起居以及自然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如季节、气候、地理条件及生活方式等。
1.3亚健康
亚健康是中国学者在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提出的“第三状态”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3],简单地说就是不健康但又没有疾病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动态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亚健康”和“健康”“疾病”两个概念对举见意，因此，通过对“健康”和“疾病”内涵及其外延的分析，可以明确亚健康的内涵与外延。健康的内涵涉及身体、精神、社会三方面内容，疾病的内涵主要涉及身体内容，因此，亚健康的内涵应当是指个体在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反应性和适应性低于正常水平但又优于疾病水平的程度，其外延则包括个体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相关因素。
2、证候、体质与亚健康关系探析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解读，可以看出三者重叠的部分主要有以下3点：1）三者都是机体的反应状态。证候是机体对病因作用的整体反应状态； 体质是机体在内外环境综合因素作用下结构和功能表现于外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稳定状态； 亚健康是机体在内外环境因素的作用下表现出的一种介于疾病和健康之间的整体状态。2）三者都是机体内外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对体质和亚健康的把握也是通过症状、体征而实现的，病理性体质和有症状亚健康的表达形式与证候的名称和内容完全一致。
综上，证候、体质与亚健康三者之间的确存在交叉，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形成因素各不相同。中医病因的“三因学说”就是指导致证候形成的三大类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某一具体证候类型一般都可以明确判断出具体的外感或者内伤的原因。体质的形成主要与先天禀赋和后天自然社会综合因素相关，其中先天因素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且形成体质的这些因素难以具体明确地区分开来。亚健康状态的原因主要和社会心理因素、生活与行为方式、环境污染等密切相关。因此，体质的形成主要与先天因素关系密切，证候与亚健康的形成主要责之于后天因素，证候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都密切相关，而亚健康则主要由社会环境因素导致。
第二，持续时间长短不一。证候发生于生命过程中的某一时段，持续时间有限，且短时期内可以发生转化。体质的形成是在生命之初，一经形成常常会贯穿整个生命过程，且较为稳定，不易发生变化。亚健康持续的时间则介于证候与体质之间，亚健康形成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会保持稳定，继而逐渐向疾病或康复方向发展，而不是伴随终生。
第三，分型繁简差异明显。由于证候可以发生于生命过程的任何阶段，持续的时间有限且容易发生传化，因此，证候的类型最多、最细致，目前公认的证型从一百余种到八百余种不等。体质伴随终生且不易发生变化，因此，体质的类型较少且较粗略，目前较为成熟的分型有6类[4]（正常质、燥红质、迟冷质、倦恍质、腻滞质、晦涩质）和9类[5]（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亚健康的分型目前尚无成熟公认的标准，有学者根据定义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三大类[6],即躯体性亚健康、心理性亚健康和社会性亚健康，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增加道德亚健康，并将每一类进一步细化为3 ~4个亚类[7].另有学者[8]运用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通过文献回顾、数据挖掘等分析亚健康状态中医证候特点，研究表明，健康状态常见证候按出现频率依次为肝肾阴虚证、心肝血虚证、心肾不交证、肝郁气滞证、心气亏虚证等13种证型。也有学者采用数据分析技术对亚健康调查数据进行分型[9],通过聚类分析认为，亚健康群体主要属于中医所说的郁证、痰湿和虚证三大类。
第四，症状构成各有特点。证候的症状体征一般表现为主诉有明确的不适和痛苦，并伴有明显异常的舌脉特征，其四诊信息比较完整且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性关系也比较清晰，个体化、时相化特征也较为突出。体质中的生理性体质表现为正常生命活动的特征，病理性体质有症状和体征的表现，其四诊信息的内容与同名证候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持续时间较证候明显延长，机体症状体征的表现程度却明显低于疾病背景下的证候表现，相同体质的人其症状和体征的趋同性显着。亚健康可分为有症状性亚健康和无症状性亚健康两大类，有症状性亚健康的表现特点也较为突出和集中，主要有3个方面[10]:1）躯体方面： 包括失眠、头昏、乏力、困倦、疲劳、心悸、肌肉酸楚、关节疼痛、性机能减退等；2）心理方面： 包括情绪低落、反应迟钝、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心烦意乱、恐惧、焦虑、烦躁等；3）情感方面： 包括冷漠、无助、孤独、空虚等。无症状性亚健康则仅仅体现为某项生物学指标有所偏离，既无症状体征，又难以明确诊断为某种疾病。
第五 ,干预措施效果有别。证候是机体某一时期整体状态的反应，本身就具有时相性、传化性的特点，因此，对干预措施的反应最为敏感，正确的干预措施实施后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体质是伴随机体终生的性质和特点，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对干预措施的反应较为缓慢迟钝，干预措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体质的类型，一般来说对体质进行干预的目的在于控制其病理体质的程度，防止其向疾病阶段发展。亚健康的时相性介于证候与体质之间，因此，亚健康对干预措施的反应效果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亚健康可以在正确的干预措施的调治下恢复至健康状态。
综合上述证候、体质与亚健康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临床实践中审因度势地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取得良好疗效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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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亚健康中医证候学研究进展(精)
亚健康中医证候学研究进展
日期: 2010-7-31 13:49:29 浏览: 17 来源: 学海网收集整理 作者: 佚名 【摘要】 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质性病变，但有一些功能改变的状态称为亚健康。现代中医认为，亚健康处于生理体质与病理体质的临界状态，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对亚健康状态进行干预的有效方法。本文就近年来亚健康结合临床特征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关键词】 亚健康状态;中医药;辨证论治
[Abstrac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made the definition of sub-health status as no organic lesion with some functional changes of the patient.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sub-health is the critical state of both phys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stitution.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effective manner to intervene the sub-health status.This review focuses on sub-health research progress combined with its clinical features.[Key words] sub-health statu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质性病变，但有一些功能改变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我国称为“亚健康状态”。这种虽无明确疾病却不健康的状况并不稳定，其中潜伏着发展为某种病理损害的可能性极大，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疾病，因此可将亚健康状态看作是一系列器质性疾病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癌症的先兆。但如果及时给予合理的干预，机体还可以恢复到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的主要症状表现为：疲劳，睡眠障碍和精神情志的异常。而引起这些症状最基本的原因是情志失调及心理压力过大，超过了机体的调节能力。据我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亚健康人群约占我国总人口的60%，其中80%以上年龄在20～40岁[1]。
现中医认为：亚健康处于生理体质与病理体质的临界状态。生理上，个体体质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兼夹体质尽管包含病理变化的特点，但体质的兼夹现象毕竟不是病理过程，至多只能看作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由此可见，亚健康状态与体质之间关系甚密。例如，素体脾气虚者，其疲倦、乏力之症明显，胃口欠佳、便溏;而素体肝阳偏盛者，则烦躁易怒明显。中医理论认为对亚健康状态要“防患于未然”。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和“已病”3个层次，并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对于“治未病”，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未病先防”，二是“既病防变”，三是“瘥后防复”，分别指“在没有疾病的时候要预防疾病的发生”、“对已经发病的要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对已经好转或痊愈后要采取适当方法防止复发” [2]。
亚健康群体的证候分布
1.1 文献分析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对亚健康状态进行干预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学者对亚健康状态结果作出模糊聚类分析，亚健康群体主要属于中医所说的郁证、痰湿和虚证三大类。由此可见，针对病理性体质者所处的亚健康状态而言，可从体质入手将其分型为：脾、心、肺、肝气虚型、肝郁型、瘀阻型、痰湿型、内热(实热与虚热)型、脾肾阳虚型[3]。
现代研究表明，亚健康多为身心疾病的患者，也即中医所说情志所伤，持续的情绪焦虑、愤怒、抑郁等，必将使机体交感神经、植物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产生一系列的变化，进而发展成亚健康状态。此类体质者亚健康状态多属于郁证。亚健康中的郁证型多由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而致病。但情志因素是否导致郁证，除与精神刺激的强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有关外，也与机体本身的状况关系密切。机体“脏气弱”，是郁证发病的内在因素。郁证病变初期以气滞为主，常兼血瘀、化火、痰结、食滞等。若经久不愈，则随其影响的脏腑及损耗的气血阴阳的不同，而形成心、肝、脾、肾亏虚的病理改变，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病情反复多与情志因素密切相关[4]。
亚健康中的虚证型发生原因复杂：生理上，先天禀赋虚弱，或者随年龄增长的自然衰老，均表现的脏腑功能衰退，正气内虚，卫外不固，机体免疫力、抗病能力降低;生活方式上，包括饮食不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情志内伤，嗜欲等都是罹患虚证的重要原因;其他也可见于疾病后期的康复阶段。不同病因作用于不同的体质而形成的亚健康虚证，虽然患者主诉症状复杂多样，但其病机性质和传变趋向，不外乎阴、阳、气、血四虚。
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亚健康虚证可能只起于一个脏腑，但由于阴阳互根、气血同源、脏腑间生克制化的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如果亚健康状态不及时调整，往往演变为多个脏腑、阴阳和气血的亏虚，临床可表现各脏腑功能的明显减退[5]。
亚健康中的痰湿型多由外感寒湿、饮食不节、阳气虚弱等原因引起，尤其是脾阳不运是发病的关键。气虚不能推动血行，血液流变学表现出浓、黏、凝、滞之血瘀痰阻样改变，痰浊、瘀血为机体病理性产物，又是致病因素。脏腑功能低下与病理性产物积聚相互影响，加速衰老或疾病进程。痰阻型亚健康患者如不加以控制，很可能出现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障碍性疾病[6]。综合考察各类型的亚健康患者，其证候要素按所占比例多少依次排列如下：肝气郁结、肝郁脾虚、脾虚湿阻、肝肾阴虚、痰热内扰、肝郁化火。
1.2 临床医学调查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对亚健康状态进行干预的有效方法。目前，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发布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将其分为以下8型[7]：(1)肝气郁结证：有学者[8]对肝失疏泄辨治作了探讨，认为肝失疏泄，功能减弱或太过为主要病机，以肝失疏泄为主轴疏肝解郁为基础，是中医药治疗“亚健康状态”良策之一。有学者认为亚健康状态属于人体的阴阳失衡，其中肝木虚寒，肝失疏泄占有重要地位[9]。(2)肝郁脾虚证：有学者[10]调查317名HBV携带者中有208名表现为亚健康状态，主要临床症状有22个，其中以肝郁脾虚证多见。有学者[11]报道50例具有情绪抑郁或情急易怒、胸胁胀满、心烦失眠等症状的肝郁气滞型亚健康状态进行的临床疗效观察。结果：治愈20例，显效24例，有效4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6.00%。(3)心脾两虚证：有学者[12]用归脾汤加减治疗具有疲劳、记忆力下降、睡眠欠佳等症状的46例亚健康状态患者，取得较好疗效。有学者[13]用归脾汤治疗48例疲劳过度患者，收到了明显的效果。(4)肝肾阴虚证。(5)肺脾气虚证。(6)脾虚湿阻证。(7)肝郁化火证。(8)痰热内扰证。
亚健康结合临床特征的研究现状
中医理论认为健康人应是平衡协调的有机体，中医理论中“阴阳平衡即健康”的理念，为亚健康状态的调治指明了方向。通过研究亚健康病证结合临床特征，可以从中探知亚健康中医证候的辨证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提供重要客观依据。
据亚健康状态的定义，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亚健康状态的中医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和相关研究文献，制定了亚健康状态的判断参考标准，包括两个方面：(1)持续3个月以上反复出现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但无明确疾病诊断;(2)或尽管具有明确的疾病诊断，但与目前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的减退无因果联系[14]。
依据上述标准，对前往某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部分人群进行非随机抽样，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对参加体检的人员现场发放亚健康状态流行病学调查问卷，问卷在调查员的指导和监督下由调查对象自己填写，当场回收。
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从原始调查数据出发，寻找小于原始数据的独立公因子，用独立公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内在联系，进而获得亚健康状态肾阴虚证的主要临床特点。研究结果显示，亚健康状态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腰背酸痛，疲倦乏力，腿膝酸软，咽干，失眠多梦，脱发，盗汗，大便干结，耳鸣，眼涩，手脚心热等：另外，还有心慌、记忆力差、头晕、听力减退、眼花、眼胀、反应迟钝、小便短赤、性欲减退、手足麻木、怕热、少气懒言等症状出现频率较低[10]。
亚健康病证结合临床特征的研究思路及展望
中医学是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措施的一门应用科学，影响人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因素很多，证候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宏观表现为特定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的有机组合，它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本质属性的高度概括，是一组独特症状的集合群，用模糊数学语言来讲，“证”可看作是一种由相应的“症”所构成的模糊集合，“症”的不同模糊集合，构成了不同的“证”。目前证候宏观标准的产生很少在群体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数理统计推断，多元分析是研究多因素和多指标问题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在群体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分析探讨中医证候是实现证候规范化、客观化的手段之一。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亚健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未发现特异性致病因素。目前普遍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生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导致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功能紊乱而致。针对亚健康中医证候目前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需要关键解决的问题：(1)严格按照美国CDC诊断标准收集病例，保证病例诊断的准确性，这是决定研究能否出结果以及结果是否可靠的前提。(2)病例来源尽量散在不同城区，进行大样本、多中心合作研究，这是结果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推广使用的前提。(3)选择合适、科学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收集资料，并选择恰当的多元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4)调查资料的内容合理、全面，而且要解决中医症状的量化问题，事先制定统一的症状量化标准。(5)结果需要经过临床反复验证、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亚健康的证候的规范化、定量化、易操作的辨证标准，这是提高亚健康防治水平的需要，也是加强学术交流，加快中医学术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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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大学生体质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综述（精选）
大学生体质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综述
作者：1114108李晨晨
摘要：文章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阐述了体质、健康及心理健康的定义、标准，探讨了体育锻炼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体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综述，表明现在研究已表明体质与心理健康存在相互关系，心理与体质的相互影响关系有待进行一步研究。
关键词：大学生 体质 心理健康 关系
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正文：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心理问题日益突现。大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高校教育关注的一个焦点。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的同时，了解和掌握大学生体质与心理健康的对应关系及不同体质状况大学生心理特征，对于今后高校在体质健康教育过程中整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改善身心健康程度，促进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体质的基本概念及范畴
体质（Constitution）是人体的健康水平和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体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如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生活条件和进行身体锻炼，可以增强体质，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体育锻炼能促进身体生长发育，提高生理机能和运动能力，增强身体对外界刺激的适应和抵抗能力，故能增强体质。体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体质的强弱和健康的好坏，都涉及人体生长发育、生理机能、心理状况，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以及对外界的适应和抵抗能力。但体质与健康，绝非同一概念，体质是人体的质量，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无论从内容和作用上看，都比健康更为广泛。
2健康、心理健康的概念与标准
健康（Health）是指身体、精神和社会三方面均处于完美的状态，不限于无病和虚弱。健康是一种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的劳动效能的状态。1978年9月，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所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中，对健康的描述是：“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弱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并提出“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性目标”。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概念的逐渐完善，精神卫生(心理卫生)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心理健康（MentalHealth），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一个人智力正常，情绪稳定，行为适度，并具有协调的人际关系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心理健康。它是保证一个人高效率工作、学习和愉快生活的必要条件。心理健康的标志有如下几方面：（1）积极学习和工作，并在学习和工作中感到满意和快乐；（2）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3）能客观地评价他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4）能够快速解决各种挫折和失败；（5）保持积极愉快的心境。
最后，正确的人生观、乐观、开朗的性格以及健康的体魄是心理健康重要条件。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生物遗传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两个方面，生物遗传因素包括有遗传、疾病、外伤等原因。而在社会因素方面影响心理健康，造成心理障碍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早期教育与家庭环境、生活事件与环境变迁、特殊人格等。3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体育活动可以导致众多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好处。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
度对体育对心理产生的作用进行阐述。
3.1社会学认为体育对心理的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为体育运动对心理的作用主要在以下5个方面：（1）体育有助于智力的发展。首先，体育可促进人大脑的开发和利用，增强神经系统的功能。体育运动能减缓应激反应，提高脑力劳动的工作效率。再次，体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脑力劳动引起的疲劳；（2）体育对于调节情绪有积极作用，情绪状态是衡量体育运动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指标；（3）体育有助于坚强意志品质的形成，意志品质既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又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体育运动的特点在于需要不断克服客观和主观困难；（4）体育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体育运动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都属于群体活动。在体育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同伴、教练和老师、对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体育活动，同时在活动中体现出了公平竞争、团结协作友好交往等良好的交往原则；（5）体育可使人确立良好的自我概念，是个体主观上对自己身体思想和情感等的整体评价，它是由许许多多的自我认识所组成的。
3.2心理学认为体育对心理的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体育锻炼对心理状态改善的可能能机制有以下3种学说：（1）认知行为假说：人们完成一项他们认为是较为困难的任务时，其自定准能水平就会提高。就会有自我成就感，自定效能提高感，这种成就感就会打破与抑郁、焦虑以及其它消极心境状态关联。（2）社会交互作用假说：体育锻炼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而加强了社交。（3）分散注意假说：这种假说认为，运动后可产生注意分散，其结果是降低心理紧张状态。长期的体育锻炼要减少消极情结方面比放松练习或其它练习分散注意同时令人感到愉快的活动更有效。
3.3生理学认为体育对心理的作用
从生理学的角度目前关于体育锻炼对心理状态改善的可能机制有以下3种学说：
（1）心血管功能学说：体育锻炼促进心血管系统功能的发展，增强血管的收缩性和渗透性。健康的血液循环可使体温恒定，有助于保持神经纤维的正常传导性从而利于心理健康。另外，体育活动引进的体温升高可使人产生短期安静的效果。该理论基于脑干温度的变化，可使肌梭活动和大脑皮层电活动减少，从而引起放松状态。（2）单胺假说：有证据显示，神经递质在神经之间以及神经与肌肉之间起传递信号的作用。脑部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与5-羟色胺的水平与压抑和精神分裂有关，脑中单胺的改变可能在运动导致的情绪变化中起了媒介作用。研究表明：抑郁的人经常出现胺分泌量减少的情况，如去甲肾上腺素，血清基，多巴胺等的减少，而进行体育锻炼则会出现脑去甲肾上腺素提高的现象。从理论上分析，体育锻炼刺激神经递质的分泌，抑制抑郁、焦虑等心理情绪的产生，进而对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3）内啡呔释放假说：各种内啡呔产生于脑、脑垂体和其它组织，这些内啡呔具有吗啡的作用，内啡呔能减轻痛感和产生快感，而运动能够促进人体的B-内啡呔的释放，从而减轻痛觉和改变精神状态。4大学生体育锻炼及体质与心理健康相关性的研究
DiehlNancyS等人在1998年对160名女大学生进行身体质量指数BMI、社会体形焦虑、厌食症状、暴食症状、抑郁自评、自尊、身体练习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体形焦虑与饮食紊乱有显著性相关。BrunetJennifer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自尊显著影响社会体形焦虑，同时也显著影响体质，通过提高自尊和有目标的社会体形焦虑的干预可以帮助提高身体活动的动机和体育行为。HaaseAnneM研究认为运动员的体形认知与运动员社会体形焦虑密切相关，女运动员对于体形的认知直接影响体形焦虑和饮食。MarklandDavid等人的研究认为，男、女在体育锻炼的动机不同主要是由于男女对于形体的认知上的不同造成的。
毕秀淑，彭延春2003年通过体育运动对心理的干预研究证明体育锻炼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改变联系密切，对有抑郁、焦虑和人际敏感症状的大学生，其调节作用是显著的。王虹在2006年395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研究证明得出SCL-90测试得分在不同的体质学生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学生体质成绩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较良好的对应关系。王晓霞在2005年同样利用SCL-90量表，发现“心理正常组”与“心理障碍组”的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体育态度和身体素质综合评价水平上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研究揭示了心理健康因素与身体素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周冰2006年研究证明不同的形态指标机能指标、素质指标对大学生在心理健康存在差异性，大学生的体重与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与自我尊重感的相关系数最大。大学生的台阶试验得分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其中与人际关系亲和感相关系数最大。大学生的体质得分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其中与人际关系亲和感相关系数最大。王向晨在2007年的研究证明男生中，不同心理建康水平的大学生在体质测试总成绩和立定跳远项目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身体素质水平好的学生在乐群性、兴奋性、有恒性和敢为性四个因子得分显著高于身体素质水平不良的学生；在聪慧性、怀疑性、试验性、独立性、紧张性五个因子得分显著低于身体素质不良的学生。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体育锻炼对心理产生的健康促进作用都是毋庸置疑，体育锻炼可产生社会、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建康良好的发展。然而在大学生的体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目前仅局限在体质与心理的相关性方面的定性研究，而针对不同的体质状况所表现的心理特征以及不
同的心理特征所具的体质特征的定量研究目前未见报道。进行体质与心理之间的定量研究对于今后高校在体质健康教育过程中整合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改善身心健康程度，促进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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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高等学校体质健康测试与课余体育关系的研究
高等学校体质健康测试与课余体育关系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4）05-000-01
摘 要 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进行了这么多年，然而其实际效能发挥甚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高校体质健康测试与课余体育辩证关系的研究，揭示两者在改善不断下滑的高校学生体质状况中理应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 高等学校 体质健康测试 课余体育 关系
一、引言
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近二十年我国青少年的体质在持续下降。以下四个方面尤为突出：第一、学生体能（柔韧性、速度、耐力）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第二、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继续呈现下降趋势；第三、超重及肥胖检出率继续呈上升趋势；第四、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体力活动不足和体育锻炼不够是当前我国青少年普遍存在问题。在这样一个不容乐观的形势下，学校体育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二、高等学校体质健康测试现状
2002年7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并于2005年起，在全国逐步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上报工作。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效果却与其实施的初衷大相径庭，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各地各校只负责把数据上报给国家，缺乏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监管。不少地方和学校领导意识淡薄，为了取得好的评价，允许甚至怂恿体育教师弄虚作假，直接影响了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更多的部门或学校把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当作一项任务，只求每年把数据上报完成，却并未对学生进行反馈并提供锻炼指导意见，体质测试与学生体育学习及锻炼完全脱节，等等。
目前，我国对于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管理方面还没有完全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家虽然建立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但也只是为了从各省收集数据，并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了解全国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对于地区、学校、学生、家庭联动的监测管理体系及其与学生体质健康的互动，却显得十分脆弱。如何对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合理、及时的管理与监测，如何把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学习与锻炼和体质健康有机的结合，如何有效的评价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管理并提出改进建议，如何构建地区、学校、学生、家庭联动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管理体系等等方面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虽然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管理系统，但均未能充分地发挥与使用监管功能，在这方面亟需优化和完善。
三、当前我国高校课余体育现状
纵观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情况，除清华大学少数几所学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均开设体育课外，一般院校只在大
一、大二年级开设体育课。就目前的高校体育教学时数而言，一、二年级的总学时为144学时左右。每周一次90分钟体育课，这其中还包括理论课、风雨天的停课，教学中往往以传授体育的知识和运动技能为主，若使大学生真正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仅仅依靠体育课堂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
顾渊彦在其所著的《大学体育课程改革》中认为现代大学体育课程应该是一种广义的课程概念，是一种大课程概念。大学体育不应局限于体育课堂内的教学。体育课程应包括体育课堂教学、课余体育参与和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三大部分。然而，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在有组织的课余体育活动上重视不够、措施不力、实效不强，忽视了学校体育另一有机组成部分“课余体育”。
四、高等学校体质健康测试与课余体育的有机结合
（一）理念引导：全校师生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首先，将每年学生体质测试具体研究报告及学生课余活动调查分析报告呈报学校，以引起校领导及各级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其次，依托体质测试平台，建立学生成绩查询系统，让每位同学了解自己的体质状况。最后，建立养生堂网站，帮助同学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二）实践角度：氛围营造、制度约束、多管其下
首先，依托现有学校体育体育课及体育社团开展一系列的“阳光体育”活动。街舞、轮滑、花式篮球、养生八段锦、健美操、瑜伽等受场地局限性较小的项目进入学生生活区巡回演出；篮球、羽毛球、网球、排球、跆拳道、乒乓球、剑道、田径等项目通过各种类型的竞赛使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其次，建立学生体育锻炼监测系统，在网络成瘾的时代改变学生已有生活习惯并非一件易事，所以必须多管齐下。再次，建立学生身体素质考核体系，运用行政干预方法进一步保障学生参与体育锻炼。
（三）虚拟空间：利用网络建立沟通平台，及时了解学生所需、所想
首先，建立论坛、贴吧，及时了解学生对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各学院建立自己的“阳光体育”平台，及时更新社团活动内容，特色社团活动视频，以此来激励各学院、各社团的争相发展。同时，还应完善网络教学模块建设。
综上所述，虽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并未发挥实际的效用；与此同时，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课余体育的重要性。因而，如何把学生从网络毒瘾中解救出来不仅仅是高校体育教师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我们必须多管齐下，以期将我国高校大学生从网络中解救出来，进而树立起正确的健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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