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共5则）

第一篇：民间文学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民间文学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间文学的价值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与收藏。

[1]侯萌萌.包头剪纸的价值分析[J].学理论,2020(12):86-87.[2]杜运威.论江苏南闸民歌之文化价值、传承现状及发展策略[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6):14-20.[3]黎亮.民间精神与童心世界的融合——论常立着《八仙的传说》[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5(06):68-74.[4]孙玮志,高玉花.国产动漫应关注民间文学传统[J].电影文学,2020(22):120-125.[5]谭勤.新媒体时代民间文学的传播——评《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J].新闻与写作,2020(11):117.[6]王淏清.探析陇南“两当号子”的文化意蕴及审美价值[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10):30-32+105.[7]苏虎典.跨境民族视角下苗族民间歌谣文化价值及其传承发展[J].北方音乐,2020(19):49-51.[8]吴聪娣.基于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校本课程的育人价值[J].教育观察,2020,9(35):120-122.[9]王瑞,李娟霞.“两当号子”的音乐文化艺术形态探究——以“排号子”为例[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5):118-123.[10]刁颖.中国神话类动画电影类型程式及美学价值[J].电影文学,2020(16):109-115.[11]李红梅.谈中国现代艺术文化的结构形态[J].今古文创,2020(29):56-58.[12]吴璨.民歌“孟姜女调”的流变及影响[J].大众文艺,2020(13):106-107.[13]钟俊昆,刘芸芸.钟敬文的客家民间文学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20(04):126-133+159.[14]曾晓林,甘云燕.黄遵宪的客家民间文学观及其影响[J].中华文化论坛,2020(04):134-140+159-160.[15]吴正彪,王贞俨.瑶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价值[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37(03):20-24.[16]杨伍佳,何中平,蔡静.乡村振兴背景下耿村民间故事研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21-23.[17]李裕彤.浅析山西山歌《走西口》的艺术特征[J].北方音乐,2020(11):40-42.[18]杨冬梅.罗定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及文化价值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0,4(15):50-52.[19]何春光.民间故事课程与教学价值的时代解读[J].汉字文化,2020(06):119-120.[20]龚举善.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J].河北学刊,2020,40(02):86-93.[21]张宇庆.民歌资源利用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探析——以发展城市文化品牌为视角[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0,35(01):54-61.[22]郑雅文.《哪吒之魔童降世》:传统神话英雄的现代规训寓言[J].视听,2020(02):79-81.[23]石宁.仫佬族民歌的教育传承价值研究[J].当代音乐,2020(02):88-89.[24]石宁.当代教育背景下仫佬族民歌传承现状和策略研究[J].大众文艺,2020(02):34-35.[25]英雄.察哈尔民歌纳入本土幼教地方课程的价值[J].北方音乐,2019,39(24):123-124.[26]赵利民.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再阐释[J].文学评论,2016(05):29-34.[27]高忠严.中国民间谜语的源流特征与文化价值[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06):187-196.[28]蔡萍,潘国玉.安龙布依族“三月三”的文化传承与教育价值[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9(11):191-192.[29]吕洋.论鄂伦春“摩苏昆”的叙事抒情功能与审美文化价值[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9,27(05):12-15.[30]黄丽青.民间视野下的黄汉宗研究[J].品位经典,2019(10):23-26.[31]王晓为,刘宇.达斡尔族民间故事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05):102-107.[32]刘高扬.巴山民歌红色元素探究及其价值利用[J].四川戏剧,2019(07):126-129.[33]李胜操.进化心理学视角下齐鲁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解析——以山东枣庄民间故事为例[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04):115-120.[34]马玉涛.民间文学的文化价值[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21):74-75.[35]许俊平.儿童读物中插画的表现与价值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3):84-85.[36]高艳芳.“双重民间”:民间的网络生活与网络的民间生活——网络民间文学的属性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04):59-63.[37]张亚慧,齐琦.民间传说当代价值研究——以白蛇传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18):50-51.[38]马玉涛.民间文学的特点和价值[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18):60-61.[39]周向阳.“云峰山卧虎石”的民间文学价值[J].国际公关,2019(06):278.[40]关静.山西晋中民歌审美特征及文化价值分析[J].北方音乐,2019,39(11):34-35.[41]吴一文.苗族民间智慧的结晶——论苗语谚语的文化价值[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39(02):28-35.[42]高艳芳.网络民间文学研究的审视[J].民俗研究,2019(02):109-117.[43]徐国源.重建民间审美文化的理论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9(03):115-121.[44]王昱娟.后撤还是进击——网络文学价值辨[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02):132-139+160.[45]俞为民.钱南扬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与《谜史》的学术价值[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9,17(01):9-10.[46]吕苗莉.民间口头叙事研究成果的出版思路与出版价值[J].文化产业,2019(04):24-25.[47]刘亲荣.非遗保护视野下广西民族传统口头文学的当代价值及传承[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24(01):97-100.[48]陈梦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分析——以湖南桑植民歌为例[J].法制博览,2019(05):186-187.[49]徐文博,叶佩芝.论开平卖鸡调的艺术特征与传承发展价值[J].肇庆学院学报,2019,40(01):57-62.[50]孟美玲,王锋.中华文学史语境中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研究——《中国回族民间文学概观》和《回族民间文学史纲》的对比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165-170.[51]何石妹,刘鹏茹.当代社会民间歌谣创作者的身份境遇问题[J].河北学刊,2019,39(01):221-226.[52]刘磊.试论栾凯“民歌新古典”的意义与价值[J].艺术评鉴,2018(24):15-17.[53]刘珊珊.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40(01):74-79.[54]王淑娇.赫尔德:“民族”的理论建构与民间文学的价值[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6):18-23.[55]霍掖红.河西宝卷的传承方式与时代价值[J].艺术科技,2018,31(12):118.[56]孟文博.在被遮蔽的历史地表之下——郭沫若“民间文艺”观历史演变考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11):195-216.[57]高有鹏,刘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刘锡诚《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的理论特色[J].西北民族研究,2018(04):156-161.[58]万建中.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生活: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转向[J].西北民族研究,2018(04):134-141.[59]刘波.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西藏民间文学研究概述[J].中国藏学,2018(04):183-187.[60]万青.动画电影《海洋之歌》的美学价值探索[J].电影文学,2018(20):121-122.[61]侯西莹.浅谈信天游的艺术价值[J].黄河之声,2018(14):29.[62]董秀团.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传承价值[J].思想战线,2018,44(05):146-152.[63]刘德志.巴楚地区民间传说的旅游文化价值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21):41+43.[64]徐立江,常美玲.青海藏族民间文学的德育价值探析[J].林区教学,2018(07):83-86.[65]刘小英.英语谚语的文化价值探析[J].新西部,2018(17):84+83.[66]何健寿.壮族嘹歌《贼歌》文学价值研究[J].文山学院学报,2018,31(02):48-54.[67]任润竭.关于《吕氏春秋》文学价值的思考[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05):32-34.[68]黄尚霞.黔东民间文学的特点及价值探析[J].怀化学院学报,2018,37(01):11-14.[69]倪甜甜.桐城歌的.艺术价值研究[J].艺术评鉴,2018(01):87-89.[70]张琼洁.当代民间故事活动的价值发生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18,36(01):40-47.[71]陈书录.中国民间歌谣文学经典化的路径与价值[J].河北学刊,2018,38(01):92-97.[72]杨木生,范滢.讲好故事:一个文化创意产品品牌价值提升的策略[J].文化与传播,2017,6(06):37-41.[73]邓红华,邓名瑛.汉语伦理型谚语的道德教化功能及其现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2017(06):124-128.[74]薛东慧.民间歌谣的文化功能和艺术特色探讨[J].黄河之声,2017(17):111.[75]金露.试论古希腊神话中怪诞巨兽的艺术价值[J].艺术科技,2017,30(10):229-230.[76]薛东慧.浅析幼儿园艺术教育中运用民间歌谣的价值[J].北方音乐,2017,37(18):184.[77]罗旭.关于蒲松龄出生与离世传说的研究[J].淄博师专学报,2017(03):62-65.[78]陈娇娇.王树民论民歌的史学价值[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3):69-74.[79]葛政委,张娜.多维视野下的民间传统故事价值研究[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05):71-75.[80]卢铁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从《阿拉伯古代文学史》说起[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95-103.[81]刘伍堂,崔劲,马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研究——以桑植县民歌保护与开发为例[J].中国资产评估,2017(08):43-48.[82]易巧丽.我国民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蕴[J].北方音乐,2017,37(14):32.[83]王辰晖,李静.论欧洲民间文学中的民族文化记忆——以《格林童话》为例[J].中国教育学刊,2017(S1):116-118.[84]宁峰,李婉.论民间文学德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基于皖北民间文学的考察[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5-19.[85]黄凰.原生态唱法的声乐教学应用与实践——以藏族民歌为例[J].戏剧之家,2017(12):217-218.[86]程丹阳.网络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新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6):102-108.[87]位国翔,孙潘珂.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J].法制与社会,2017(17):267-268.[88]丁晓辉.高校民间文学教学与地方资源利用[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03):87-90.[89]林继富.通向历史记忆的中国民间文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136-141+192.[90]刘宇,张礼敏.民间口头文学的当代保护问题探析[J].中州学刊,2017(05):160-163.[91]齐海英.东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场域中的“工匠精神”及当代价值--基于东北振兴背景的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3):197-201.[92]王建娟,陈红梅.电视真人秀节目价值取向构建策略——以湖南卫视《我们来了》为例[J].戏剧之家,2017(09):107-109.[93]曾钰诚,李远龙.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保护模式选择:误区、澄清与展望[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152-160.[94]高攀,徐志斌.宁波小调的音乐特征及其艺术价值[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7,15(01):73-84.[95]哈司依提·艾迪艾木.茶文化与维吾尔民间文学的融合[J].福建茶叶,2017,39(02):377-378.[96]李玟兵.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自然观的生态价值及现代启示[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1):74-78.[97]古丽尼格尔·吐尔洪.论维吾尔谚语的文化价值[J].大众文艺,2017(02):208.[98]连青.《诗经》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简论[J].内蒙古电大学刊,2017(01):29-30.[99]祝鹏程.2016年民间文学研究报告——以神话、传说与故事为主[J].民间文化论坛,2017(01):39-54.[100]李芸.乌尔王陵竖琴板绘画的艺术价值探究[J].美与时代(中),2017(01):126-127.[101]朱艳彬.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特色与价值探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147-149.[102]张平,黄菁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建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1):51-57.[103]齐爱民,曾钰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化的困境与出路[J].时代法学,2016,14(06):43-49.[104]李暑红.非遗视域下乐昌九峰山歌的音乐特征及传承价值[J].黄河之声,2016(22):78-79.[105]张婷婷.传统商帮文化视阈下的江南民间歌谣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艺术科技,2016,29(11):20-22.

第二篇：民间文学论文

民间文学本体特征的再认识

[摘要]

“什么是民间文学”,这是似乎早已解决而其实又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以往关注的是民间文学的文学或文化属性,而对其生活属性往往视而不见,因而对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个基本特征的认识并不全面。“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

民间文学;生活特征;本体特征;表演;传统模式

民间文学是以传统的民间形式展示自己的,它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创作和流传都由某一特定的集体共同完成,是一种活态的文学,流传中有变异,变异时有流传。这是界定民间文学范围的显著的外部标记,也是它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征。现在所有的学者在确定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时,几乎都以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作为界定的标准。这四个基本特征是20多年前确立的[1](P24),对它们的认识是基于与作家文学的比较,而主要不是从民间文学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随着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四个基本特征的把握应该更加科学和全面。

一、口头性:

一种表演模式口头性(Orality)是民间文学最显著的特性。民间文学是存在于民众口耳之间的活动着的文学。“如果‘民间文学’只能转换成文字的存在方式,那么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通俗文学’,而非‘民间文学’了。‘民间文学’可以被采集,以‘文字’方式出现,其真正的生命还是在‘语言’上,惟有还原到‘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情景,才能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浓厚情感。”[2]只有在民众中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才能真正展示其艺术和生活的魅力。民间文学是民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和传播的,民众不是专业作家,一般没有专门的时间学习文学创造和从事文学活动,不能离开生产和日常生活而专心伏案写作。由于运用的是口头语言,运用口头语言交流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学习。民众在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时,不需要纸和笔,一般也不需要腾出专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创作和交流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它和民众其他的生活样式共同构成了民间生活的有机整体。在过去,民众不可能拥有书写、印刷的传播手段。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只能使用口头语言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民间传唱艺人和小戏职业演员的学艺,也都是一直沿袭着“口传心授”的方式。“口传心授”即是面对面的交流,构成了一种彼此互动的具体情境。没有交流就没有民间文学,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是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美国的表演理论大师理查德·鲍曼(RichardBauman)“所说的‘表演’,是交流实践的一种模式(onemodeofcommunicativepractice),是在别人面前对自己的技巧和能力的一种展示(display)。”[3](P69)传统的村落就是一个口头交流的社会,社会生活完全诉诸于口头交流,人们在不断的口头交流中形成了种种民间文学的范式。

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实际为一种表演(perfor-mance)活动,譬如,“讲故事使用口头语言,这种语言不仅靠语词表现内容,还凭身势、表情以及话语的速度、音律、语调等,来传达理智与情感。语词之外这些‘非言语行动’手段的使用,使讲故事具有一定表演性。”[4](P180)

美国“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Theory)的大师米尔曼·帕里(Milman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Lord)认为,口传的艺术(verbalart)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演说者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5](P153)。口传的内容、形式、特定的时空,口传活动的参与者包括讲者和听者,研究者与社会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演说舞台,文学的过程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而表现为以文学为纽带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多向互动,这种互动表达了种种的情境,种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历史脉络。鲍曼(RichardBauman)主张,应关注口承文艺表演的过程、行为(act、action),以及叙述的文本与叙述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具体主要落实在演说时的情境(context)[6]:(1)演说者的个人特性、身份背景、角色以及其承袭的文化传统;演说时的语速、腔调、韵律、修辞、戏剧性和一般性表演技巧等;所有演说技艺所含的意义。(2)所有在场者,包括“作者”、演说者、听众、观众等,及其所有的参与行为;在场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3)其他各种非口语(non-verbal)的因素,包括表演动因、情感气氛、形体姿态,甚至于演说的时间、地点、环境,包括音乐、布景、服装、颜色、舞蹈、非口语的声音等等。所有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都是一个表演的过程。当然,在歌谣和戏曲这类口头传承的形式中,信息交际的语境因素显著,表情和动作语言的表意功能也很突出,因此,表演色彩浓厚,表演行为的语义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解价值。民歌的文学成分———歌词,与它的音乐成分———曲调密不可分,有的还结合着舞蹈动作,歌舞表情。民间故事和曲艺也有表演或表情的成分在内。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与单纯文学性的作家创作大不相同。作家可以创作供人读的诗,而民间文学中则没有这种“诗”,即便是史诗,也是由歌手演唱出来的。如果忽视这种演说特点,只孤立地看它的歌词,往往不能对史诗有全面的了解,这对欣赏与研究都不利。民间文学作为口头的综合艺术,和音乐、舞蹈、表情、动作等等艺术手段结合起来,便产生了更大的艺术表现力量。这就逐渐形成了民间文学语言艺术本身的一系列特点。可以说,民间文学的传统艺术形式及传统艺术特色主要是由其口头演说决定的。民间文学的确是一目了然的,听或看懂了,亦即理解了其全部的意思。通俗、篇幅短小(除史诗外)的民间文学,外显至可供民众欣赏和接受的层面。然而,由于流传的久远和广泛,和群体生活关系的密切,授受之间的直接口头交流等等,使之脱离了演说情境,文本(text)就可能会被误读。民间文学文本是表演中的文本,表演决定着文本的性质。尽管民间文学情节较简单,人物很单纯,但民间文学并非不需要解释者,并没有失去解释的必要和深层空间。因为任何演说的表面下都掩藏着难以表面化的意义和功能。其表演内涵之丰富排除了每个人成为意义揭示者的可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文学口头性特征的形成和存在,不仅有上述社会历史的根源,同时也有口头语言本身的因素。口头语言是一种最灵便的交流工具,既便于传,又便于记,民众用口头语言反映生活异常及时、方便和生动。有些人认为,口头创作是民众在未能掌握文学时不得不如此的一种表达方式,一旦广大民众掌握了文字,口头创作存在的可能性就消逝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口头语言表达的优越性使得广大民众在掌握了文字之后,仍会进行口头演说,只要口头语言存在,民间文学就不会消亡。其实,“口语文学原较书写文学更为普遍。普遍的意义是双层的:前面曾说过书写的文学是限于有文字的民族,没有文字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书写的文学的。可是口语文学不但流行于没有文字的民族,同时也流行于有文字的民族,而与书写的文学并存着。在另一方面,书写的文学是属于知识阶级的人所有,而口语文学则不论识字或不识字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它。”[7]还有,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内容,诸如“黄”色的和带有政治讽喻性的笑话、歌谣等, 就不能进入当下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中,也不能“白纸黑字”地公开诉诸于文字或各种大众传媒。这类作品只能口耳交流,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当然,我们不能机械理解和把握民间文学的口头特征,尽管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仍为民间文学演说的主要状态,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无孔不入,导致一些民间文学的传播脱离了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大众传媒的新的视听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使现代社会返回到早期的部落团体———数百万人看同一个节目,为同一个喜剧而笑,崇拜同一个明星。大众传播媒介与口头传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理解。在较浅的层面,一方面,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另一方面, 它又帮助仍然存在的口头传承得以顺利完成。在较深的意义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回答海尔曼·鲍辛格(HermannBausinger)提出的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口头讲述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被各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某些阅读材料等所满足。毫无疑问,这些媒介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接受者。”[8](P16)李扬曾做过一项随机调查,请一些青年学生讲述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结果有不少学生的叙述,是来自香港导演徐克的电影作品《青蛇》。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方面,《白蛇传》与《青蛇》有许多不同。这种现象在现代民间文学的传播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说明民间文学“形成了新的传播通道,即口传———媒体———口传的往复循环”[9],借助大众传媒无比强大的传播力量,可以迅速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同时产生大量的当代异文。这类经过大众传媒过滤的民间文学,引导我们对其进行现代性的思考。

二、集体性:演说者与听众(观众)互动

集体性是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本质特征。一般认为,民间文学由集体创作、集体流传,为集体服务并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在这一点上,它和书面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本身和整个创作过程终归属于个人,至少作家个人的成分重些。因为,作家创作的整个作品中的内容必定要由作者个人去感受、去构思,并最后写作出来。它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被看作是作家个人精神活动的产物。

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集体所有的财富,是集体创作的,它既不署某个创作者的名字,也不为某个创作者所私有,民众既是创作者、修改者,又是传播者、演唱者和听众。“在民间文学的讲述和演唱活动中,讲者和听者经常处于互相转化之中。此时此地的讲者,到彼时彼地,可能又是听者,而此时此地的听者到彼时彼地有可能是讲者。因此,听者、讲者是相对的。听者并不是永远处于被动地位。他不仅同时是保存者,传播者,而且也参与创造过程,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当他由听者转为讲述者之后,他的创作活动便开始了。"[10](P129)民间文学是集体的创作,但并不都是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在一般情况下,常常是先由个人创作出来,然后逐渐在流传中得到加工。这种加工主要是不自觉的,也是必然的。其流传过程就是创作过程,传播者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创作中来,这就使民间文学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英国民间音乐家塞西尔·夏普(CecilSharp)经过长期对民歌的田野调查,于1907年出版了《英国民歌:若干结论》一书,书中有如下结论:

民谣的每一行、每一词最初是从某个人(某个吟唱者、行吟诗人或农民)的头脑里冒出来的,正如一首民歌的每个音符、每个乐段当初都是从某一个歌唱者的嘴里发出来的一样。共同的活动从来不曾创造一歌一曲,也不可能创造一歌一曲。共同创作是不可思议的。毋庸置疑,集体发挥着作用,不过,那是在较后的阶段,是在个体的创作已经大功告成之后,而不是在此前。在这个阶段,集体来衡量,筛选,也就是从大量个人创作中选取那些最准确地表达了流行的趣味和民众的理想的作品,而舍弃其余;然后,在集体不断的重复中产生更多的变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这一过程持续不断,民谣也就生生不已。当然。如果有受过教育的歌唱者参与这一过程,使它纳入印刷品,这一过程就会受到影响[11](P6-7)。以往讨论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主要局限于创作的过程,其实,任何一个民间文学的表演场合,都是由集体组成的。集体中的听众(观众)不是像读者或电视观众一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也是表演的积极参与者,构成了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听众(观众),民间文学的表演就难以进行。正是在表演者与听众(观众)互动关系中,表演才真正得以完成。

民间文学在创作、流传、演唱过程中,形成了集体共享的状况,这一过程表现了鲜明的历

史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民间文学的集体属性有不同的表现。

三、变异性:表演活动不可复制

民间文学的不断变异是由民间文学的集体口耳相传导致的,其变异的程度远远高于书面文本。因为民间文学口耳相传,是集体创作,作者不可能,这就形成了民间文学的“无名性”(又称“匿名性”)。在流传过程中,作品不归一人所有,人人可以改动,所以作品常常是不固定的,它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处于变化中,于是就产生了同一“母题”（motif)的不同“异文”或版本。民间文学能跨时空地传承,但是,由于社会客,及民间文学自身质的局限,它在传承中要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在实际中是罕见的,一般或多或少要发生变异,这是民间文学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状况。“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创作机制,在于它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过程。它似乎永远没有绝对的定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流传过程中,它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异。”[15](P97)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生命所在。其存在的条件是演说者不受完全固定的文本的限制;当演说者依据固定文本演说,他们就成为复制者而非再创作者,相应的,被演说的作品再也不会出现真正的异文,因为文本已经固化和单一化了人们的记忆。“在口头传说中,一个神话被重复多少次,就会有多少次细微变异。重复的次数无限,变异的数量也无限。”〗(P21)

民间文学的每一次演说,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异文。演说者被允许有所遗漏和添加,当地的听众依据已掌握的口头传统,可以填补演说者的遗漏,或者有选择性地接受添加的部分。实际上,异文是研究者的发现,因为研究者可以获得从不同地区搜集到的同类型的作品。当地的民众一般不会意识到异文的存在。因为当地民众被演说的所有信息和情境所吸引,也能够理解和获得被演说的所有信息。研究者或局外人关注的主要是记录下来的文本,而变异恰恰主要表现在记录文本方面,他们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理解和获得演说的所有信息。一个地方的口头传统是当地人所独有的,研究者或局外人不可能完全拥有,拥有口头传统的当地人是不会在意同一作品每次演说的差异的。

四、传承性:演说模式相对稳定

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一经“说定”,就会不断得到演说。民间文学的变异是有规律的,“万变不离其宗”,它只能在传承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模式的基础上发生变化。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增多异文,另一方面又趋于模式化。“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某种叙事的模式,围绕着这种核心模式的故事会千变万化,但是这种模式仍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在口头故事的文本的创作和传递过程中起到组织的功能。”[19](P159)

变异并非随意的改变,事实上,演说者总是努力保持演说作品传统的一贯性,同一作品类型的核心情节和基本母题总是不断被重复讲述。“即使是从同一歌手的角度看,每一次演唱之间的稳定性,并不在于文本的词语层面上,而是在主题和故事类型的层面上。”[19](P157)每一次演说都是一次再创作,但这种再创作不是对传统规范的超越,因为听众或观众对演说模式耳熟能详,已经习惯接受这种模式,一旦演说脱离了演说模式,听众或观众便难于接受,演说也难于进行。任何民间文学都属于一定的模式,假如一位演说人完全不顾模式而演说某一叙事文本,那么听众很可能觉得这位演说人不会演说。相对稳定的模式,对听众而言是一种“预期”,对演说人而言是“依据和标准”。任何一次演说,演说者都有意无意因循着传统模式。民间文学的传承性,实际上指的就是演说模式的相对稳定。落实到文本,就是“叙事范型”或“故事范型(storypattern)”的相对稳定,“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诸多叙事范型,无论围绕着它们而建构的故事有着多大程度的变化,它们作为具有重要功能并充满着巨大

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17](P109)

民间文学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在艺术模式上则不会有突然的巨变。民间文学的艺术传统有很大的稳固性,如果脱离了传统模式,就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当然也就不成其为民间文学了。“民间文化事象的雷同性、重复性和不断再现性,是以这些事象的稳定性,或者说传统性,以及它们的变异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前者,就不存在所谓不断重现的特点。如果没有后者,一切比较研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了。”[15)(P96)

民间文学作品在生活中一旦形成,就可以自我调节演进的方向,并以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延续承袭。只要适合这一民俗事象的主客观条件不消失,传承的步伐就不会中止。某一民间文学一旦流传开来,就成为一个自控又自动的独立系统,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民间文学和一般静态的文学模式如作家文学不一样,它是动态的文化模式。这种动态,也不像电影画面一类艺术的机械光电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或者说像“流感”式的,无阻碍地口耳相传、流传感染。民间文学的这种“动势”是其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间文学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此外,任何一个冠之为民间文学作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口头传统，在流传的层面上与书面传统有一明显的区别:前者必须得到反复表演才能延续下来,某种民间文学作品一旦停止了演说,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道理很简单,民间文学是“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只有在表演中才能显示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文化魅力,如果某种民间文学长期没有被表演，人们便会逐渐失去对它的记忆。而书面传统则可以借助文字确保其永久的存在。真正的口头传统不能完全诉诸于书面的。而且,一部作品在确定为民间文学之前,也经历了反复表演的过程。任何民间文学类型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模式普遍存在于各种民间文学样式之中,所以,普罗普才能建立“故事形态学”，帕里和洛德才能创设“口头程式理论”。幻想故事和史诗是这样,民间文学的其他样式也是这样。显而易见,民间文学的传统模式不是一次性就能被建构出来的,必须在不断的演说中才能形

成。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郑志明.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A].文学民俗与民俗文学[C].台北:台湾南华管理学院,1999.[3]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A].民俗研究,2003,(1).[4]许钰.口承故事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叶舒宪.文化与文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RuthFinnegan,OralTraditionsandtheVerbalArts,London:Routledge.[7]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J].中外文学,1975,4(2).[8]吴秀杰.当代民俗学的新课题[J].民间文学论坛,1995,(2).[9]李扬.当代民间传说三题[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2,(1).[10]张紫晨.民间文学的讲者和听者[A].张紫晨民间文艺民俗学论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1]〔美〕阿兰·鲍尔德.民谣[M].高丙中译北京:昆仑版社,1993.[12]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J].民俗研究,2001,(2).[13]〔美〕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C].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4]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5]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6]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7]〔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AlbertBatesLord,EpicSingersandOralTradition,NewYork:CornellUniversiyPress,1991.[19]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美〕瓦尔特·翁.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J].张海洋译民族文学研究,2000,(增刊).[21]〔美〕布鲁斯·罗森博格.美国民间布道中的口头演说[J].吴晓东译民族文学研究,2000,(增刊).

第三篇：民间文学的艺术欣赏价值

民间文学的艺术欣赏价值

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在于其传承。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已经在两千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能够以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例如西北山歌和纳西古乐的传承；

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在于其多元化与大众化。散文故事、叙事诗等大都有人物、情节，长诗、歌谣以及部分谚语、谜语，大都有一定的句式和韵律，小戏有故事情节与对唱形式等。但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证明它的艺术性。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还有独自的和优越的艺术特点。中国近年陆续发现的兄弟民族史诗，其艺术成就使世人惊异。至于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情歌和抒情歌谣，在表现欢乐和痛苦的情思上，往往超越作家的同类作品。而那些短小的故事、谚语、歇后语，真正使思想、经验、智慧凝缩得像 5个指头捏紧的拳头。从风格上说，朴素、简练，是一般民间文学的特点。总之，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和优点是多方面的，有的还是不可企及的。例子很多，从通俗艺术可不一而足。

第四篇：论文文献综述

一、马克昌的观点。马克昌在《刑法学》中认为两罪的区别主要有：“

1、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必须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4种人；而诬告陷害罪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犯人。

2、客观行为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即是以利用职权或国家权力为前提条件，而诬告陷害罪是捏造他人犯罪事实，进行告发，且行为的实施不要求必须利用职权进行。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权诬陷他人的，则要从重处罚。

3、手段方法不同。报复陷害的手段，既可以用捏造事实（不能是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报复，也可以利用客观存在的某种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进行报复，而诬告陷害罪必须是以捏造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

4、犯罪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5、犯罪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以楔私愤报复他人为目的，而诬告陷害罪则以使他人受刑事处分为目的。”[1]

二、袁广林的观点。袁广林在《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差异在于：“

1、犯罪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犯罪客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报复陷害罪的客体仅仅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3、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诬告陷害罪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报复陷害罪则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

4、犯罪行为侵害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张国斌、宋志伟的人。

5、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1]

三、兰惠君、周伟萍的观点。兰惠君、周伟萍在《浅论诬告陷害罪》一文中对两罪的区别阐述为：“

1、不同：报复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2、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对象是一切公民。

3、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是一般主体。

4、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5、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一般报复目的；诬告陷害是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2]

四、张国斌、宋志伟的观点。张国斌、宋志伟在《诬告陷害罪 报复陷害罪》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的主体。

2、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可以是国家干部，也可以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依刑法规定，必须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检举人以及举报人、执法人、证人。

3、告陷害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不取决于诬告陷害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可以直接通过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来实现。

4、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最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的犯罪行为，但是其犯罪手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不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对诬告人进行刑事追究，只能假借司法机关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是以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的办法企图借助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达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报复陷害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利用职权之便指使要挟他人利用职权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行政上的整治。

5、两种犯罪的构成对于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按照法律规定，诬告陷害罪，主要行为人实施了捏造犯罪的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告发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至于被诬告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是否造成了某种危害后果，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及后果的轻重、大小，在量刑时应作为情节予以考虑。而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后果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1]

五、王敏的观点。王敏在《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2、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4、陷害的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受害人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而诬告陷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2]

关于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的讨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专家对两罪的区别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两罪都同时具有陷害的渊源，容易产生混淆，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区分：

一、两罪客体的界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两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其中都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是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和举报权；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从侵犯的对象看：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人；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

二、两罪客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陷害行为，但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和申诉人等侵害对象进行打击报复，其中行为人滥用自己的职权是必不少的要件；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告发。

三、两罪主体的界限

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四、主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都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有陷害他人的目的，但是行为人产生陷害目的的内心起因不同。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是因为被害人依法行使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等民主权利，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行为人的利益而产生报复意图；诬告陷害罪的起因则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的、生活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等。

五、两罪构成要件的界限

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也就是说，报复陷害罪并不是情节犯；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

六、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七、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报复陷害罪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诬告陷害罪则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八、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九、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综上，国内学者对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尚未达成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今天，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明确此罪与彼罪对于法学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论文文献综述

武汉纺织大学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院系名称

外语系 专业班级 英语21002班 学生姓名

XX 指导老师_ XXX

文 献 综 述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英语作为一种世界应用广泛的语言，在世界交流大舞台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性，熟练应用英语已经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必备素质之一。正是英语的重要性，旋起了全国学英语热。中国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未来，自古中国有句古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幼儿英语学习在我国日益受到家长、幼儿园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以母语为基础，英语为特色的双语教育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能力。合理的分配双语教育的比例，以习得为主、学得为辅的方法实施英语教学。小班，侧重于培养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及听力，激发幼儿参与英语活动的积极性；中班着重培养幼儿正确发音，掌握常用单词，进行简单对话的能力；大班注重培养幼儿学习和运用英语的基本能力和技能，掌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最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通过学习，使幼儿掌握丰富的词汇和日常英语，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感受两种语言的文化特点，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思想。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

我国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文化奴役时期，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初。幼儿教育在清末时开始有初步的发展,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

第二个时期是中洋混杂时期,从1922年到194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教育,主要受欧美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影响占主位。中华民国时期,政府无暇发展幼儿教育事业。所以官办幼稚园发展不大,民办幼稚园和外国人办的幼稚园较前有明显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是英语空乏时期,1949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中国处在历史的特殊时期,国内外各种情形都比较复杂。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破坏,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以苏联模式为自己的模式,各级各类学校把俄语作为外语,英语教育受到极大的政治局限,所以幼儿英语教育作为当时尚未得到重视的教育阶段,未能深入开展。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至今。在本时期里,中国国力日益增强,英语不再是英美等国文化渗透的工具,也不再是英语国家的专利,是世界人民共有交流工具,中国毫不例外地学习和使用这个工具与世界各国交往,振兴中华。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前教育理论界对“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关注始于八十年代，但广泛地探讨这一问题却是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幼儿园英语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探讨，表现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赞成者认为，儿童早期是学习外语的关键期或最佳期，幼儿学习英语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反对者认为，幼儿学习英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学习负担，会将英文字母与汉语拼音混为一团，不利于幼儿到小学去学好汉语拼音。学前儿童说外语只能通过非正规的习得方法而不能通过学习方法去获得，而目前国内缺乏习得的条件和环境，“在我国，让年幼儿童学外语既不科学亦不经济”。第二，关于幼儿园英语教育的组织实施研究，具体表现在教育目标、教育效果和教育指导书等方面。

根据对所占有资料的分析，幼儿英语教学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策略：

2.1．关于幼儿英语教学目标的研究

语言的多元化倾向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学前儿童的英语学习应该在让幼儿学好母语的前提下，为幼儿提供多元文化的语言环境，引导幼儿学习英语。在我国所谓的英语教学，包括英语在内的任何其他语言及其教学，在通常情况下都应成为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即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学)。幼儿园双语教学的提法不够准确，恰当的提法应是幼儿园英语教学(雷秋云，2003)。陈颖(1999)将幼儿英语教学目标定位在四个方面：第一，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为日后的英语学习打下基础。第二，培养幼几幼儿初步的英语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第三，培养幼儿对英语语言的敏感性。第四，帮助幼儿了解英语语言国家的一些粗浅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知识

2.2．关于幼儿英语教学模式的研究

国内研究表明(高敬，2004)，幼儿英语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把英语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外语教学课程的教学式模式，另一种是把英语作为一种教育媒介、工具来组织幼儿一日活动或半日活动的浸入式教学模式。黄渊柏和张文兰则认为幼儿英语教学共有六种教学模式：第一种是学科英语教学模式；第二种是“全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第三种是以主题活动课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第四种是全新的“多媒体互动英语”教学模式；第五种是浸入式整合性课程模式；第六种是交际法教学模式。在这些教学模式中教师的语言输入是幼儿园英语教学的一个关键。

2.3关于幼儿英语教学策略的研究

美国萨拉赫·德尔森指出：“在语言教学中，少儿学习要主动，而不是被动：他们要参与各种语言训练活动；他们要开展有意义的操练，并使用语言去完成这些操练。”。阿贝探讨了在自然中如何连贯的表达语言，意识到少儿是整体连贯的而不是靠通过分析来理解事物。⋯国内学者在探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从心理学、语言学等角度探索英语教学的理论，提出了英语教学过程主要包括英语输入、英语习得、英语输出、英语背景四个变量，因此，研究者针对英语教师的教育机智提出了以下要求：提出应确定好幼儿英语学习的方向，选择好适合幼儿所学的内容；不同年龄的幼儿，学习的重点和难度应有所侧重。束定芳和马相明另外还指出：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教学方法并与自己的教学目标和环境结合起来，选择其合理之处或于我有用之处而用之，具体包括：直接法(The Direct Method)、听说法(The Auidio．Lingual Method)、情景教学法(The Situational Approach)、交际法(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沉浸法(immersion)、全身反应法(TPR,Total Physifcal Response)、整体语言教学法(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其它的学习方法还有：模仿法、感官综合法、表演法、游戏法、随机法、使用应验法、示范法。余珍有(1998)在全面分析我国幼儿园英语教学方法上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我国幼儿园英语教学方法存在两种倾向：成人化倾向和西洋化倾向。所谓成人化倾向是指幼儿园英语教学中更多的是借鉴了中小学的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如以上所说的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和视听法等，但是如果“结合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宗旨和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等来考虑，这些方法明显不适于幼儿园英语教育”。

3、幼儿学习英语的优势

(一)心理障碍小

大人学习英语时，会介意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发音是否标准，说错了会觉得没有面子；而小孩子的“语言自尊”尚未形成，只管学舌好玩，自然就不会有心理压力，抗拒英语的学习。

(二)母语发音尚未定形，口腔肌肉弹性好

人的发音器官，与身体其他器官一样，在青春期前皆处于发展 状态，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就语言发音而言，幼儿期是最佳的学习时间。例如，从外国回来的3岁小孩，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掌握中文的发音。那是因为器官会配合这些语言发音系统调整形状，发出这些语言需要的各种声音。而过了青春期再学习另外的语言，由于发音上会有一些限制，就会产生所谓的腔调问题。但这并不表示青春期以后就不可能学好另一种语言，只是说明成人在发音上会有限制，需要花费更大的工夫才能达到幼儿时期所拥有的发音弹性。

(三)记忆力好、模仿力强

幼儿从出生后，就能够从各种情境中不断吸收、记忆所听、所看以及触摸到的东西，渐渐地组成有意义的概念。而从一二岁开始，孩子就能模仿大人的自然动作及语言发音。例如：“车车”=“Car”、汪汪=狗=Dog。幼儿在努力去模仿成人运用的语言，并尽力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用语言与他人进行日常交往，通过语言学习知识、获得经验，并以一定有效的方式在记忆中储存、整理、归纳。

(四)学习要趁早

语言的学习，需要靠时间来累积词汇量；而语法的掌握，也必须在时间和经验中修正改进。越早的学习英语，词汇量也就越丰富，孩子就越能将意思表达清楚；而掌握语法的能力越好，孩子就越能将英语流畅地表达出来。

4如何平衡幼儿英语教育

通过这篇论文，以我自己的角度探讨如何促进城乡幼儿英语的公平共同教育：

（一）政策扶持，均衡经费投入

政府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过程中政府应承担重要的直接责任。因此，在幼儿教育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及相关行 政部门需要参与其中，制定政策，提供帮助，并从立法角度和职业道德层面严格要求幼儿教育实施者遵守保障乡村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幼儿教育的差距同时，均衡经费投入，对于乡村幼儿园，要参照城市幼儿园的建设标准，逐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幼儿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乡村幼儿教育政策倾斜，加强师资建设，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尽量缩小城乡幼儿教育巨大差距，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公平，为乡村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积极探索，发掘本土教育资源

城市幼儿园建设完善，设施配备齐全，教师学历高经验足，有利于多途径高效率开展幼儿教学在乡村不健全的幼儿园建设条件下，开展幼儿教育不能完全照搬城市模式，必须积极探索适合乡村的幼儿教育方式方法 陈鹤琴先生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在乡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伟岸的高山，有秀美的河流，是农林牧渔业的天然场所，是休闲旅游的上佳去处，是可以区别于城市的鲜明特色 充分利用这些特色资源，探索释放其教育价值，丰富乡村幼儿教育内容，独树乡村特色教育及幼儿特色教育旗帜。

区别于城市的普遍与共性，乡村隐藏着许许多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比如，民间游戏内容丰富这些游戏无需购买昂贵的操作材料，就可以组织起实施来，可以达到教育幼儿的目的，符合各地乡村幼儿教育的实际经济情况因此，乡村幼儿教师可以精心筛选和改编民间游戏，为己所用，为幼儿教育所用。

（三）交流合作，共享城乡优质教学资源

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城乡幼儿教育可以加强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城市幼儿园尤其是公立优质示范幼儿园，教学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理念先进，办公经费充足 虽然乡村幼儿园在政策扶持经费和师资力量等方面与城市幼儿园有较大差距，但乡村幼儿园独倚自然山水这个大平台，具备乡村得天独厚的资源特色通过城乡幼儿园合作办学，可以逐步改变乡村幼儿园办学条件不足的现状，共享优质资源，培养当地师资，提高管理经验和教育水平，促进乡村幼儿教育的发展 城市幼儿园则可以适时带领城市幼儿深入乡村，切身感受与领略大自然的原始魅力，有利于促进城市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全方位知识结构的架设与基本生存能力的提高 显然，打通城市幼儿教育和乡村幼儿教育的合作渠道，互补城乡教育优势，深化教育改革，是缩减城乡幼儿教育差距的有效措施。

今天的幼儿是明天的青壮年，祖国的未来即是城市幼儿的未来，也是乡村幼儿的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提供给城乡幼儿同等谋求发展和成功的机会，就要从改变城乡幼儿教育差距开始 这既是城乡幼儿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立世界名族之林的需要。参考文献

[1]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2] 桂诗春./外语要从小学起0质疑[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3] 李桂双，幼儿园英语教育现状分析和实践探索．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术论文[D]．2005，5．

[4] 李贵希.我国幼儿园英语三种教学模式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术论文[D]．2007．6．

[5] 林芸,宋艳萍.幼儿双语教育可行性初探[J];科技创业月刊;2004年13期

[6] 史慧中.中国儿童口语发展与教育[M].北京：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9年版

[7] 辛凌.现代英语教学的历史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8] 余正, 张明红.学前英语教学活动方法.1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 袁春艳.当代国际外国语教学法发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术论文[D]．2006．5 [10] 周兢.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 1版[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 张明红.幼儿英语语言教育[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5 [12] Ellis R.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13]Jack Richard．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M].Longman

: Longman press,1985．

[14] Maria Montessori, 2002.How to Guide Your Child to Read and Learn,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