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中的儒家思想研究的文献分析论文[合集5篇]

第一篇：杜诗中的儒家思想研究的文献分析论文

(一)20世纪50年代之前

20世纪大致可以算做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此期的杜甫研究以1922年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1928年出版的胡适《自话文学史》为代表。山于未受政治潮流的影响，此期的研究多能发挥学者学术自山之精神，评论杜诗多有创见，至今仍小失经典之论。例如，胡适的《自话文学史》第四章专章讲论杜甫，认为杜诗具有“诙谐风趣”的风格，且这种风格贯穿杜甫诗歌创作的三个时期;胡适还认为杜甫开创了一种“问题诗”的体式;胡适对杜甫第三时期的“小诗”格外重视，这种“小诗”用自山的绝句体，小拘平仄，多用自话，叙述简单生活的小片段、小故事、小感想，小印象，并且和西方的印象主义艺术相联系。梁启超在“诗圣”之外，誉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感情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小走样子”。梁氏还举例证明杜甫对妻儿、家庭真挚的感情，展现杜甫温柔细腻的另一面。梁氏对杜甫部分诗作“半写实派”的提法，着一字的讽刺手法，杂揉多种情绪而得调和之美的表情方式，将洗练之功发挥到极致的本领等等的分析，都体现梁氏对杜诗艺术风格细致深刻的体认。

可以看出，以梁、胡为代表的上世纪50年代前的杜甫研究，体现出一种“但开风气小为先”的风格，他们首先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观照杜甫研究，既有革路开创之功，又颇多闪光创见。但是，梁、胡多就杜诗的艺术风格、情感意绪做出评论，未专门论述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传统学术研究中，学术难逃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儒家思想长期占据政教主流地位，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捆绑约束毋庸赘言。上世纪上半叶，胡适的《自话文学史》作为一而文学界革新的旗帜，意在将中国文学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要“去除”的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便小难理解，梁启超为何更愿称杜甫为“情圣”而非“诗圣”了。总之，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打上了深刻的革新和启蒙烙印。

(二)20世纪50至8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十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县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翟，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虽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自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子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土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小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土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而，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王亚民《杜甫儒家思想论》认为: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小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后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后，而小同意实行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小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小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小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们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小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一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小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小彻底”的那一而。

1997年唐海等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小爱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这一点，是他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最大突破。……这就是杜甫其人其诗的人民性一一伟大的、纯洁的、永恒的人民性。”尽管唐文主要论点是强调突出杜甫的人民性，但“忠君”问题，仍然是唐文小愿过多触碰的政治敏感区，因而称杜甫爱国爱民而小爱君。此观点是较为牵强的。

总之，20世纪50至80年代末杜甫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和方法比较单一，从阶级性、人民性、革命性角度立论成为普遍模式;其二，激进的“左倾”研究者对杜甫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判，将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对杜甫给子了极小公正的评价，这部分评论随着特殊政治气候的消散而失去生命力;其三，以萧涤非、傅庚生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给子杜甫在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公允持论，赋子杜甫“人民诗人”的桂冠，在人道主义方而对杜甫的思想给子肯定，但仍小出大的政治背景和研究模式之框架。其四，80年代虽承袭50年代以来的风气余波，但如50年代“左倾”研究者那般猛烈批评杜甫的声音小复存在，褒扬杜甫人民性、爱国爱民的积极方而的声音更多。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杜甫研究开始跳出阶级性、人民性的框架，运用西方的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理论，跨学科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而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中西融合，学科交叉的丰富形态。政治气候的回暖，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杜甫思想的研究也更能从学术角度给子正常化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此期杜甫研究者众多，代表人物有莫砺锋、张忠纲、祁和晖、葛景春、刘明华、段师炳昌等等。

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较能代表此期杜甫研究转变的一个侧面。莫先生在本书后记中说道:“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做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而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子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注意得小够的地方。”重视杜甫思想方而的建树，并将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积极联系起来，是莫氏传记的一个特点。对于前一个研究时期杜甫遇到的小公正待遇，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养成了一种习惯:在评论古代文学家时，要小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这样做便小具备现代意识、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竞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我对此一向感到困惑。……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诊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却必须时时有着对象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小应该用现代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莫砺锋先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分清楚自接地指出前一个研究时期解读杜甫思想的误区。思而知来者，这预示着淡化、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杜甫思想研究的钳制，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研究杜甫思想，细致、深入、多方位地研究杜甫思想，成为此期的主调。刘明华的《杜甫研究论集，上编》专讲杜甫思想研究，论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政治理想、“忠君”表现形态等问题，是在杜甫思想内部的一种细分解读。而赵海菱的《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则试图打通杜甫与儒家诗学、美学、士文化、经史传统等的文化血脉，可作为杜甫思想外部研究的一种思路尝试。

除了专著，相关的期刊论文也纷纷涌现。具体篇数因数量庞大小可胜数，笔者聊将知网查到的50余篇相关论文分为若十类型，举其中代表性篇章言之。

1、杜甫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综论性质的论文。这类论文的代表作有吴新生的《杜甫对文化的继承》，莫砺锋的《论杜甫的文化意义》，吴明贤的《杜诗中的儒家情怀》，等等。吴新生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对杜甫的政治思想起着最主要影响作用的，无疑要算是仁政和民本思想了。”“崇尚和奉行人道主义，这是杜甫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又一突出表现。”

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小但在忧国忧民这种大事上体现出儒家的人格风范，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琐事上也同样体现出儒家气象”。将儒家的道德标准贯穿日用人伦，杜甫用行动证明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莫文还指出，“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在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杜甫那种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对小同文化的宽容兼纳的态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

吴明贤则认为，“儒”小过是杜甫实现理想的阶梯和完成事业的手段，他强烈的事业心建立在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之上，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小断激励着他的功名欲望。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简单认为“儒”只是杜甫用以晋升、求取功名的手段未免失之明辨，杜甫对“儒”的态度应该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分阶段、分具体情况加以辨析，起码在他后期颠沛流、食小果腹的情况下，很难再认为这时的“儒”对杜甫还意味着功名欲望。同时，吴明贤还认为，主张仁政德治是杜甫儒家情怀在政治上的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和“自比翟契”的大臣怀抱是杜甫儒家情怀的又一具体体现。

2、以儒家核心词汇仁、圣、和谐、忧国忧民、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等为核心，探讨杜甫与儒家思想中的某一而的关系。这方而的代表作有张忠纲的《恻隐之心为仁一一杜甫儒家思想一瞥》，建国的《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诊释》和《论杜甫的民本思想》，葛景春的《杜甫怀乡忧国的思想情结》和《杜甫审美思想的和谐理念》等等。

张忠纲将杜甫得儒家思想上推至孔孟时期，认为“他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如果说张忠纲之文着重谈杜甫对孔孟儒家的继承，那么建国的论文则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三个方而，谈杜甫立足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对孔孟儒学尤其是“仁”学的选择性、创造性阐释，形成自己的一套诗化的“仁学”思想。

综观杜甫思想研究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基本上经历了从个别大师级人物的启蒙性、奠基性研究，到同声从阶级论、人民性角度立论，再到将诗歌还给诗歌、将文艺还给文艺的转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到杜诗在艺术形式、审美心理等方而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今后的杜甫儒家思想研究，应也是在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范围，对杜甫儒家思想做出更加精微、深细研究。然而，关于对儒家经典以及杜诗诗歌文本的阐释一时间难以突破前人之见，所以容易出现文献材料和研究观点的陈陈相因。我们希冀这种一定程度的僵局能被打破，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

第二篇：儒家思想论文

浅谈班级的“人本化”管理

当代，“以人为本”已成为管理事务中所普遍认同的原则。人本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正风靡整个管理界。人本管理即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它要求确立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其核心思想是管理者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同时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切管理行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实现人的价值、表现人的尊严、全面体现人性关怀、充分发扬人文精神。班集体的管理也不例外。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过程，实际上就是运用激励手段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有效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作为既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单位又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园地的班集体，在人本管理工作中当然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从观念转变、情感激励、民主管理和增强凝聚力等方面作一定探讨。

一、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以人为本的班级教育管理观，应确立“以教师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活动为主线、以提高能力为目的”的指导思想，进行人性化、民主化管理。即以学生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根本，从人的成长规律出发，为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尊重人的个性，满足人的需求，来激发人的动机，引导人的行为，达到教育目标。人本化的教育，就是个性化的教育，也就是“个”的人性的教育，人性教育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教育。搞好班集体建设，能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树立良好的班风、学风，同时能逐步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人才。但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已暴露出诸多缺陷，越来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传统的班级管理大致有人治管理、法治管理、“无为”管理和德治管理等各种类型。人治管理依赖管理者个人权威施行管理，其优点是效率高，但容易形成个人专断；法治管理的特点是一切以法规为依据，简易公正，但缺少人情味；“无为”管理利于营造自由、宽松的环境，却易于出现放任自流的状况；德治管理强调以德治班，管理者的道德品格和学生的道德素养是管理的支柱，其缺点是见效慢。可见，这些传统的管理方式已暴露出诸多缺陷，越来越不适应教育管理发展的需要。相反，人本管理是一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人本管理也讲管理者个人权威，但这种权威是建立在管理者个人人格魅力基础上的权威。人本管理也讲法规，但强调法规是为学生服务的。人本管理尤其讲管理理念，强调人的观念和情感在管理中的作用。人本管理既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能动性，又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自身的完善，人既是管理的出发点也是管理的归宿。教育管理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来运行的。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是人，教育的动力和核心也是人，教育的成功和失败还是取决于人。因此，人本思想，是目前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归根到底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是教育的中心，也是教育的目的；学生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学生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教育教学工作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重点，教育是核心，管理是保证，服务是拓展。管理者要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建立起帮助学生成长，解决学生困难，方便学生办事，维护学生权益的服务角色，真正做到关心学生困难、关爱学生进步、关注学生成长的多维角色。

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还要把教育管理与学生的幸福、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而不是机器的教育。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现代人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是管理的核心和动力，必须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参与精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种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指导下，班级管理必须突破“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因为这种管理模式往往采用“保姆式”、“警察式”、“裁判式”的管理方式，与现代学生独立意识的觉醒，自主意识的确立和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极不适应。管理者“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则体现了人本思想，把学生作为班级管理活动的主体，有利于学生自主、自律及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2][1]

二、发挥管理者情感的亲和力

人本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管理思想，而并非一种具体的模式。这一理念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它在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具体模式，如情感管理、民主管理等。

运用“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模式，要体现在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上。管理者以班级为本，班级以学生为本，班级管理应体现人文关怀。人是有情感的，情感在人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特殊的作用。有了情感才能有同情、有理解，有爱心、有热情，它在班级这样的群体中能起一种亲和的作用，所以管理者要重视情感在管理中的作用。“科学管理的常规特征是协调而不是不和。”[3]提倡管理者和学生加强沟通与协调，实现心灵的交流。“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管理者要以真诚的微笑、和蔼的态度、情感的力量去激发、感染、影响学生来对待学生，使他们感受到温暖，从而激发其内在的力量。

教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交往中，把交往方式控制在成人状态，把学生看成是平等的交往者，使良好的师生关系依靠浓厚的师生情感来维系。

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人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健康情感应以提升现代人格为目的，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追求高尚情操。需要管理者树立“仁爱”和“宽容”为核心的班级精神。孔子曰：“仁者爱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是管理人性化的集中体现。“爱人”就是要爱学生、爱同学、爱周围所有的人，“爱人”还要爱惜人的才能，爱惜每个人的才能，用人之长，避人之短，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我们强调：班集体中每个人都不是完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各自发挥长处，班集体就可以是一个较为完善的班集体。“爱群”就是爱自己所归属的大群体、小群体，并为之做出贡献。“爱物”就是要爱惜每个人的劳动成果、爱护环境、热爱自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具有真善美的属性，所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爱真善美。应把“爱生”作为师德规范的核心要求，“爱生”的爱是一种泛爱，“爱生”就是要爱所有的学生。爱学生就是满足每一个学生发展的需要。用“仁爱”班级精神来沟通学生的思想，融合学生的理想、信念、作风、情操，培养和激发他们的群体意识，使学生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行为与整个班级联系起来，自觉地为创造健康向上的班风而努力。

管理者对人要宽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首先是尊重。肯定学生是人格的主体，也就是肯定学生的尊严。一个人在肯定和尊重自己作为人格主体尊严的时候，必须推己及人，同时也肯定和尊重他人作为人格主体的尊严。尊重学生的人格，管理者与学生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管理者同学生之间既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的关系。尊重学生在班级中的地位，强调发扬学生在班级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主人翁精神，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教育创新，还要尊重学生自我完善的要求，主要是完善人格的要求、完善知识能力的要求等。其次对学生不能求全责备，对曾经错误对待过自己的学生要宽宏大量、有气度、容得下，要不计前嫌，同善待其他人一样善待他，也就是要能包容各种各样的学生，包括意见不同的学生、有缺点的学生、犯错误的学生。有了包容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学生，班级才能兴旺，才有活力。

三、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实现民主管理是实现以人为本管理的重要前提 “现代化管理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必须重视挖掘人的潜在能力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4]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管理角度上讲，以人为本是一种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学生在管理活动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就是把每一个学生当作教育的目的，确立和尊重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让学校的一切活动都为满足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而设计和组织，着力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全面而和谐的素质、鲜明的个性，尤其注重培养他们的参与精神。管理者在班级中需给学生机会和条件，让他们成为管理班级的主人，实现“以人为本”的自治管理模式。著名教育家斯宾塞说过这样一句话：“记住你的管教目的应该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要让人来管理的人。”[5]学生自治管理不仅是管理班级，学生管理学生，更重要的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前一种能力是工作能力，后一种能力是自我约束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具体谈到自治管理的四点好处：“第一，学生自治可以为修身伦理的实验。第二，学生自治能适应学生之需要。第三，学生自治能辅助风纪之

[6]进步。第四，学生自治能促进学生经验发展。”让班集体充满生机活力，使全

班学生既是管理者、参与者又是被管理者、合作者。管理与被管理的相结合，提高了每一个学生对班级管理的参与度，使他们能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责任，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不仅能管别人而且能自觉地管理自己。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管理的手段，增强了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信任感，提高了班级的工作效率。在这些活动中，管理者扮演着导演、倡导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彻底抛弃保姆式管理的做法，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依靠学生，大胆地放手让学生去实践。

四、以人为本管理是增强班级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是现代班级极为重视的管理内容，班级凝聚力的大小与班级管理成功率成正比，班级凝聚力越大，班级管理成功率就越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越高；否则，有相反的效果。班级管理的成功在于管理者能否提供优质服务，这同学生的积极参与表现直接相关。而调动学生的因素，必须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思想政治工作，使学生对班级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不仅对班级决策有参与意识，而且对班级的前途有使命感。因此，班级凝聚力的大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会导致班级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一是充满生机和活力、二是走向消极或松散。在班级管理全部活动中，所采取的一切方法和措施，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活动、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了把学生的主动性、智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做到人人关心班级的活动，人人重视班级的效益，把学生的精力全部凝聚到班级发展上来，其目的在于提高班级的整体素质、统一学生思想、增强

班级管理活力。因此，各类班级应从本班级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各种可行的方案。

班级作为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手段来达到育人最大化的目的，以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根本任务，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这对于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即提高人的思想品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是创新教育，因而把“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引入班级管理中，对形成有特色班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怡臻

第三篇：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

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

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儒家致力于“大一统”社会建设，先秦时候的”大一统”思想本质上同于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主应该实施仁政德治，以德感化人，以仁政思想为治国之本，这样才能很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进而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从家内、国内推向天下，从私有制的小康运行的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这是孔子“天下归人”的理想。“大一统”的建设必须从人心识仁并志于仁开始，这依赖于素质的提高，不是外在的法的强制规范和赏罚所能做到，只有伦理人格的感召，道德品行的示范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使社会规范内化为自由意志，在道德自律的作用下，自觉自愿、自在自为地“居仁由义”，为此，儒家崇尚人治的领导方式，反对法治的强制手段，因为法的强权在儒家看来治标不治本，只有一时一地的绩效，人的道德自律示范与教化等领导方式才能标本兼治，收到长期稳定可靠的效果。儒家强调人治，德治，从而施仁政，最终达到教化众人，自觉遵守，自愿行为。实现“大一统”的美好政治理想，儒家追求纯仁纯义、大公无私的圣贤人格，所推行的也是纯正不偏、通体透明的王天下之道，儒家认为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尤其孔子尊王贱霸，王道治安长久，霸道威势短促，一方面是孔子推崇王道圣贤，另一方面表露出对王推德治，仁政。

三、仁与礼思想的认识

仁与礼，可以说是先秦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礼记》在强调礼治、乐教的关系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仁和义都要讲差别，不是爱无等差，义无原则，礼即由此产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将“仁”立于自然亲情的关系上，由亲及疏，由远及近。容易被接受，人们从“爱亲”推及“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德很容易普及天下。《礼记》认为，内有爱人之心，外表必然合乎礼仪，礼的形式必须与仁的内容相结合，但内心的爱是根本，如果没有内在的哀戚之情，外表礼仪会丧失意义。《礼器》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讲人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

早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就极力倡导仁，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号召士人仁以为己任。孟子构筑仁政思想体系，希望统治者全面推行仁政，“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体群臣则士之抱礼重，自庶民则百姓劝”这样亲情融融的社会方可形成。

另外，儒家的礼与诗歌和音乐有密切关系。儒家教育中典范的共同沟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熟练地引用《诗经》被视为是精通礼的一种表现。从战国时期开始，引用诗歌或者其他典籍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中国人宴会礼仪的一个特色。恰当的引用所涉及的表达与呈现形式的意义经前人之用法塑造，代代相传而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然而不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些形式在新语境下适当地使用就包含新的含义，这些意义在保留以前的内容的基础上又丰富了现有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一个音乐作品只会因为被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而更加丰富，而不会有所损失。

四、儒家思想的新诠释——教化哲学，一种新的认识 儒学有自己的义理之学和哲学系统，称其为“哲学”，毫无疑问。余英时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化中，精英层面的大传统与民间生活小传统之间拥有密切的交流互动，这使儒学大行其“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儒学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价值基础和教化之本。文化或教化的理念，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直接相关，而这种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形式中，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混淆，儒学的文化和教化理念被用来直接干预现实的政治和权利运作过程。孔子所讲的仁根源与孝悌亲情，与其依据周代的礼乐文明以建立其思想的系统，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礼乐，直接关乎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和实践所以从文化继承和理论创造的角度来看，对礼乐文明的反思，更具有文化和教化意义上的重要性，言礼，着重在行为、实践的仪文形式方面；而“仁”，所体现的正是这仪文形式的精神内涵。

儒家在先秦，本为“百家”之一，当时的儒家，一方面具有一种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同时也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意识。内圣外王，德位一体，在儒家，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它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存在一种间距和张力的关系，中国现代以来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解构，为儒学的教化理念真正恢复其理想性和超越性价值，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儒学教化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小结：先秦儒家思想中无论是治道，还是德治都突出表现其希望统治者实施仁政，爱民，亲民，从而实现理想“大同”，其关于仁爱的思想也并非空虚的泛爱，上层统治者仁政爱民，士人修身养性以治国，人爱人之所爱，并且相互爱护，亲亲融融，和和睦睦。不仅如此先秦儒学推崇礼，仁与礼，教化社会，从而社会重礼，达到礼与义的融合，共建和谐社会。当然，先秦儒学对当今社会影响深远，重礼仪，施仁政，建设和谐社会。参考文献：《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

《礼乐源薮》

《教化的哲学》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

《《论语》的管理智慧》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

第四篇：文献计量分析论文

华夏中国疆域辽阔，文化深厚，各地丰富的地方文献让泱泱中华无愧于“文明古国”的美誉，地方文献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上有着重要作用。下面是文献计量分析论文，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提要】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对其发展现状做了基本估计和全面分析，认为它取得了七个方面的重要进展；从科学化、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实业化、国际化等六个方面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发展阶段/现状/趋势

目前可获得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相关论文最早出现在1964年，张琪玉、王恩光分别在《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第5期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美国编辑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但文献计量学在我国的真正兴起和传播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基本上形成了研究、教育和实际应用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已成为图书情报与科学评价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1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根据统计资料[1][2][3]，编制了（不含港、澳、台的文献数）。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以及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我国大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初期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1979-1982年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主要是论文数量较少，而且异常分散。这一时期只发表了149篇论文，年均文献量只有37.3篇。从内容来看，主要是翻译、介绍、吸收和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自主性的系统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起步阶段很短，只经历短暂的4年之后便迅速进入了相对集中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1987年的五年，我国文献计量学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主要的标志是将文献计量学搬上了大学的讲坛，开始了正式的专门教育。1983年，武汉大学为本科生、专科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课程，并编写出《文献计量学》教材。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活跃，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达到353篇，年均文献量为70.6篇，比上一时期增长89.3％；在内容上，既有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又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应用性研究，或者验证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文文献方面的适用性等。

1988年以来，我国文献计量学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特别是在科学评价和科技管理方面的应用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果。一是在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美国的SCI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发表论文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是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承担国家科技部的资助课题，建立“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三是《文献计量学》等几部专著或教材相继出版，“把文献计量学的有关知识体系化了，使文献计量学的研究由局部知识的创造进入系统知识体系的形成阶段”[4]。这一进展已经成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同时，从表来看，1988-2000年发表的论著数大幅上升，总数达到2032件，年均文献量为156.3件，是发展初期阶段的2.21倍。这些都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正处于理论研究、实际应用和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2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现状和成就

2.1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基本稳定，并形成了本学科的核心情报源

可以看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论文数增长较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983年比1982年增长31％，进入发展初期阶段；1988年首次突破100篇，达到118篇，比1987年增长37.2％，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1979-2000年的22年间，我国大陆共发表文献计量学论著2534篇/部（含著作），每年平均文献量达到115.2篇/部，而且1988年以来基本上处于稳定，最高的是1991年达到227篇。这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达到了一定水平。同时，这些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离散规律，论文发表的期刊达到225种，图书28种，涉及的作者达1783人（含合作者）[2]。初步分析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的文献增长和核心作者、核心期刊的分布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即文献增长按指数曲线上升；80％的论文集中分布在20％的核心期刊中，而20％的论文又高度分散在80％的一般期刊中，等等。其中，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有39种期刊，发文数量占论文总数的70％左右；而发文50篇以上的重要核心期刊只有10种，它们依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世界图书（B辑）*、情报学刊*、情报杂志、农业图书情报学刊、情报业务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已停刊）。这些核心期刊都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园地，在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的还设有“文献计量学”专栏，如《情报学报》，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以上事实不仅说明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它在情报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2.2确立并提高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

目前，文献计量学已被公认为国际图书情报领域内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主流，体现了当代学科定量化的趋势。1981年，White和Griffith[5]指出：“包括引文分析在内，文献计量学几乎构成了整个情报科学的一半，而且是生气勃勃的一半。”这说明国际情报学术界对文献计量学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随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知识的普及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献计量学也得到了国内图书情报界的普遍承认和重视，作为情报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还逐步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佐证：①1992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等单位联合制定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的国家标准中，正式确认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三级学科地位；②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情报学部分，在“信息”、“情报”等大条目之后，紧接着列出的第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献计量学”，并安排11个词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③一些学术刊物或检索工具开辟专栏，报道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和国外进展，例如《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从1989年起不定期增设了“文献计量学”栏目，《情报学报》也从1988年起不定期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专栏；④在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文献计量学早在1983年就被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成为本专业教学的必修课程，武汉大学还设立了文献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研究生方向，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⑤提高了认识，成立了学术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宣传、讲授和深入研究，现在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于199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其工作范围包括：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其基本任务是：确立学科发展目标和策略，制定研究规划、提供研究选题指导，组织研究分工和协作，开展学术和信息交流，宣传和推广研究成果等，这标志着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有了学术组织保证，由分散的个体的研究逐步过渡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研究阶段；⑥最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连续资助了10多项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促进其研究上规模、上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深入发展。

2.3研究范围拓宽，几个主要领域的研究取得进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宽，既有理论、方法探讨，又有广泛的应用研究，以及国外研究进展的评介等。特别是其应用的范围很广，远远超出了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学、科技管理、科技史、人才学、预测学、未来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在具体专业学科领域的应用更广，至少有化学化工、农业科学、采矿冶金、建筑科学等50多个专业，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过应用研究。具体来说，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基本上包括八大主题，这些主题的重点次序是：引文分析与核心期刊、集中与分散定律、文献统计与应用、文献计量学总论、引文分析方法、在科技预测与管理中的应用、在人才评价等方面的应用、文献增长与老化率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是其内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除了图书情报领域的各个方面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科技管理、预测学甚至科学技术领域当中。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文献计量学指针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科技产业公司等）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从而使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化管理。这方面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文献计量学冲破传统的局限，增强其渗透力和辐射力，大步进入“科技圈”；“管理圈”、“决策圈”，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和重视。

2.4文献计量工具和研究手段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文献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料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资料来源工具和原始资料的获取渠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这一大型索引的出版和发行，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功能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引文分析所必需的大量资料，有效地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文献计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没有SCI就没有现代的文献计量学。对于国内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早就认识到，如果不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解决文献计量工具问题，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不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笔者特别强调“开展我国文献计量工具和手段现代化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国内情报学界的高度重视”[1]，并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①引进和开发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②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③开展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兰州大学图书馆靖钦恕、钱家秀研究馆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首次编制了《中文自然科学引文索引》。尽管这部索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仍然不失为“我国自编中文科学引文索引的可贵的先例”。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研究是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文献计量学突破的重要途径，可用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来实现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规模化、模型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建立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同时利用美国的SCI、EI和ISTP等工具对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被引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每年发表一本统计分析报告，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其统计分析结果，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光盘和网络版；清华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数据库也具有一定的文献统计分析功能。这些都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大规模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现代化工具，大大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之一。2.5文献计量学教育起步很快，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开始后不久就很快将其搬上了大学的讲坛，正式开始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教学活动。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就率先把“文献计量学”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硕士学位课）课程，并出版了有关的教材。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3所大学开设了这一课程。武汉大学等单位还招收了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和合理的层次结构。通过课程教学，既宣讲、普及了文献计量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又为这一学科培养了专门人才，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2.6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

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计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相继涌现出许多核心作者，为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目前，一个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从作者群的构成来看，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知识结构上各具特色和优势，其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令人可喜的是，这些核心著者以中青年居多数。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情报意识，从不同角度对文献计量学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其研究十分活跃，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1964-2001年间，我国共有1783位作者在225种期刊上发表过文献计量学论文。这是一支人数不算少的作者队伍，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并基本形成了一支骨干研究力量[2]。

2.7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

文献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科学活动。因此，要发展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就必须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就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交流关系，与国外著名的文献计量学专家Garfield、Braun、Egghe、Rousseau等都有通讯联系；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讨会从

第一届起就有国内学者赴会、参与国际交流；第9届国际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年会将于2003年在北京举行；在国内举办的有关国际研讨会也是两年一次，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每次会议都有国外代表参加研讨和交流。国际刊物Scientometrics是发表国际文献计量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1993年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教授被聘为该刊国际编委；《国外情报科学》、《国外图书情报工作》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献计量学方面的译文，正式出版了《科学计量学指针》、《情报计量学引论》等译著，我国学者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的合作研究有的已经开始，有的正在筹划中。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学者与国外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我们吸收、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全面发展。

3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

3.1科学化趋势

1969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Britchard）正式提出了“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以取代当时已有47年历史但却很少使用的“统计书目学”（statisticalbibliography）名称。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真正开始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在其后的30多年中，国际文献计量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代表着情报科学的主流方向和学科发展趋势。在这种科学化趋势的影响下，在我国文献计量学研究和发展中，我们也特别强调要提高文献计量学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要确立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着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文献计量学的学科内容，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当前，文献计量学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文献计量学的学科结构体系，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化水平较高的学科；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计量学”学科群的体系结构，包括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三计学”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会有正确的实际应用，才能合理地、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前文献计量学广泛应用之时，更要重视它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真正实现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这是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3.2信息化趋势

所谓信息化趋势，主要是指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的趋势。

正如文献与情报、文献学与情报学的关系一样，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与信息（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6]。可以说，文献计量学是信息（情报）计量学的基础，而信息（情报）计量学则是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方向。情报科学定量化研究的论文可分为4大类：①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②情报检索理论；③情报学理论研究；④情报经济学与情报成果评价。其中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定量化研究工作中占有很大比例，论文数占46.6％[7]。可见，文献计量学是情报信息定量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朝着信息（情报）计量学的方向迈进。从计量单元来说，文献计量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早在1980年，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的小森隆通过对塑料、橡胶和纤维的关键词出现次数的统计分析，成功地预测了高分子材料的产品结构及发展前景。陈光祚教授研制的电子出版物具有信息计量功能和知识项聚类功能，为文献计量学开拓了新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途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全文数据库，它的文本中的任何知识单元甚至每个单字都是可以检索和统计的。这样，就有可能使文献计量学的计量单元从一篇篇文献而演化到文献中的各个知识单元，甚至单字一级，从而使信息计量分析成为可能，并达到新的分析深度。这是一个重要进展，表明文献计量学已经发展到文献信息计量阶段，并继续向信息计量学境界发展。

3.3网络化趋势

最近几年，在有关网络或文献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英文术语，即webmetrics和cybermetrics，可以直译为“网络计量学”和“赛博计量学”（或计算机计量学）。但由于计量的对象是网上的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信息，而非“网络”或“计算机”本身，因此可以将此意译为“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网上信息计量学”。据目前见到的文献报道，webmetrics术语是阿曼德（T.C.Almind）于1997年提出来的。1997年，阿曼德等人在《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网路信息计量学的方法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webmetrics这一术语，并认为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完全可以用于万维网上的信息计量分析[8]。关于另一个与之十分相似的术语cybermetrics，目前在因特网上已出现了以该词命名的电子期刊或学术论坛，这主要是由西班牙科学信息与文献中心（CINDOC）组织和出版的。若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目标等方面来看，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也是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的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当前特定的科学背景和技术条件下迅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会为网络管理的定量化和科学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定量依据，而网络管理定量化的实践需求又会促进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全面发展[9]。

3.4自动化趋势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手段逐步从手工统计分析向计算机辅助的统计分析过渡，出现了明显的自动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计算机辅助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的研究不断增加，取得了不少成果，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实现了套录资料重组建库以及多种资料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机辅助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标志着我国信息计量研究的方法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特别是我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一批数据库光盘或网络版的研究成功和出版发行，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将大大促进自动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

3.5实业化趋势

通过对文献计量学的长期研究、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人们对文献计量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其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科技评价、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其研究成果和计量资料不仅可以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定量依据和支持，而且还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因而受到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7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排出了我国主要大学发表论文的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科委专门下达资助课题，要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更大范围、更系统的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对我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主要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生产能力和学术水平作出客观评价，并逐步形成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有关统计结果；还有的单位在建立有关数据库的基础上，面向社会开展统计评价和分析咨询服务；有的还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定量评价和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公司，发展成为信息咨询服务业的一种新的类型和形式。这一重要进展表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正在由课题研究向实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实业化趋势是我国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6国际化趋势

如前所述，我国文献计量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要进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然会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无论是科学研究的选题、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和应用等，都必须立足世界，站在国际前沿和水平上来展开研究工作，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邱均平.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J].情报学报，1987，6（6）：466-472.[2]大会秘书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与评价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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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企业文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单位代码03学号080245514分 类 号C93密级

毕业论文

企业文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学生姓名指导教师商贸学院管理系 工商管理

2012 年 5 月 10 日

文献综述

引言

21世纪的人才思想意识活跃，企业应该更多地要求员工用头脑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保持强大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不断优化组织结构与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外，良好的企业文化是营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通过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精神，培育市场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文化的力量、创新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开拓的精神探寻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推动矿井的长足发展。

1、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对美国乃至西欧经济形成了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注意到日美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其中发现理性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不利于人们的创造性和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而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文化，才是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和发展起着潜在的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和阿索斯、沃特曼的《寻求优势》三部专著的出版，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80年代，对它的研究以探讨基本理论为主，如企业文化的概念、要素、类型以及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各方面的关系等。

进入 90 年代以来，国外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企业文化研究在80年代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出现了以下几种趋势:(1)企业文化应当把对人的研究，如何重视人，以人为本的研究放在首位，以区别于那种忽视人，以物的管理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文化模式。(2)企业文化应与企业经营业绩相联系，应把对市场环境的适应程度作为验证企业文化优劣的标志。(3)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领导艺术和风格，作为企业文化的研究内容。

2、国内研究现状：

西方企业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后，我国企业界、文化思想理论界和社会有关

人士，逐渐开展起企业文化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活动，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我国企业文化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它的创建和形成过程包括是一个由浅及深的企业文化创建过程。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共同的深度模式和共同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足于企业现代化。我国企业进行企业文化探索时，莫不是出于企业发展的强烈愿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市场开放化的今天，企业现代化的程度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存亡。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国企业文化搞得好的企业，都有明确的企业目标。二是企业文化建设特色化。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学说、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三是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时代的鲜明表征。亦即追求和体现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时代目标。其中突出的两条经验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尊重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四是行业化与多样化的企业文化模式。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活动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所以，企业形态是各种各样的，这就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宗旨、重点、目标也就有不同的对象和内容。

总而言之，我国的企业文化研究缺乏严谨、科学、务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在落实过程中又不能很好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广泛来看，企业文化建设并没有对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企业文化研究人才断档改革开放和中国进入WTO以来，我国的确涌现了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在学界也有一批经济学者，对企业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然而，目前我国高校中，尚且没有企业文化建设的专门学院，经济类院校对于企业文化的教育也非常缺乏。甚至在各大图书馆中，也鲜见关于企业文化有着权威性论述的国内专著。这种状况从而进一步导致企业文化研究衰退，研究人员断档的恶性状况。

3、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六大发展趋势：

（1）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是美国著名的麦肯齐咨询公司提出的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这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的战略，其特点是优势企业抱成一团，目的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挤垮，或者使对手实力受创。近三年，世界上有3.2万家

公司进行联盟。这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因为企业联合、兼并的过程中，不能只从经济和财力方面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文化方面的差异。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融合，就会出现“貌合神离，形连心不连”的现象。所以，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2）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式的灵活方向发展，随着其管理的核心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见，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新经济环境下最成功的企业仍然会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

（3）将更注重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优劣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构成了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良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声誉卓著，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能得到周围邻里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更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为重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地位的体现。

（4）更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要努力培育“生死与共”的价值观，使企业全体员工增强主人翁意识，能与企业同呼吸、同成长、同发展、共生死，做到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实现“人企合一”。海尔的文化建设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典范。海尔集团极具远见，公司对职工的工作给予不断鼓励，使他们对工作经常保持新鲜度，责任感无形中得到加强。

（5）企业文化将从商业氛围升华出来，更重祸于人

著名学者杨振宁说：“2l世纪企业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企业文化绝对不是片面的发掘职工体力，更重要的是发掘职工的智力资源，更注重于人的因素。况且，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哲学，反对“见物不见人”的理性管理思想，主张将培育进

步的企业文化和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作为企业管理的主导环节。所以，企业不能再受商业化的束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把精力投向人，大力加强“人”的建设。

4、总结

很多人说企业文化的建立需要花很多钱和精力，其实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的，很多公司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就是员工着装统一，印一些宣传资料。另外，企业文化的建立是在平时工作中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中体现，也不见得非得花很多时间专门建立企业文化，关键是企业应该花点时间想明白，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我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想明白了然后就结合日常的工作，传达下去，传递下去，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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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 强：刍议中小企业文化建设〔Ｊ〕． 经济师，200407，179-297, 《商场现代化》２007年６月（下旬刊）总第 5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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