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论中国与世界》有感
李光耀——新加坡“国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家中，拥有独特的地位。他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更是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
最近我阅读了他的《论中国与世界》一书，该书深入浅出的阐述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全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便是关于中国崛起的。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之后，书中又探讨了美国的未来和中美关系问题，李光耀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看到了对峙，他说：“两国将争夺影响力，它们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继而他又讨论了印度、伊斯兰恐怖主义、经济增长、全球化以及民主等话题。下面，就这本书，结合一些工作实际，谈谈我的一些体会：
1、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李光耀指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但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国匹敌。”这句话道出了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大家，企业是小家。宜兴分公司成立以来，在宽带竞争不利的形势下，积极创新思路，通过新产品的设计，将高清与宽带再次优化组合，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迅速提高广电宽带的覆盖率，努力实现经济收入和发展指标的双丰收；
同时依托新媒体，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创建“宜兴睛视界”公众服务号，以此作为自身品牌、产品宣传的主阵地。并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进行市场化运营，努力向宜兴较大自媒体平台发展。目前服务号已吸粉9781名，在线咨询回复963条，文章浏览32463人次，完成新浪腾讯微博认证及小号申请；
将原有的用管部与城东站合并，建立城中站。更好的完成业务整合，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群众。
2、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如何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继续立于不败之地，是企业领导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技术、企业领导力、人才等等，其中人才是企业的核心资源，李光耀在书中说：“现在，企业要想确保自己的竞争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搜罗人才，欢迎外国人才”,“没有外来人才的涌入，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如此的成功。”企业兴衰更离不开人才，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无不伴随着人才的培育过程。在丰田公司，人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止制造汽车，我们也在塑造人。”每一项新产品的开发设计，每一个汽车原型的打造，每一次工厂的质量检测，每一项改进措施，都是培训和提升企业人员的机会。在丰田公司，每一位经理人都必须承担教师的职责，因为培育杰出人才是丰田公司的第一要务。今年是宜兴分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把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摆上企业发展的重要位置，强化培训、严格管理，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年初，公司开展了二期营销业务培训，通过培训让大家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新的营销理念，学习了新的手段。就在不久前，我代表公司去南京参加了省公司组织的办公室业务培训班，使我受益良多。今后，公司将逐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分层次、分专业实施全覆盖提升性培训，逐步打造一支结构优、层次高、能力强，清正廉洁，能担当“一岗双责”的能人队伍。一季度，公司已组织80人以上培训3次，接受省公司培训5次。
3、学习能力关乎企业生存之本。与工业革命时代重复劳动、依靠机器不同，新经济形势下的企业员工必须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李光耀认为，“因技术变革速度非常快，终身学习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无法接受计算机技术再教育的人、无法每隔5~10年就学习新技能、获取新知识的人将发现越来越难找到工作。”之前我在外线工作的日子里，发现有些年纪大的同志自身的工作技能和经验很丰富，但对于计算机之类的信息技术却不擅长，虽然意识到了问题却又不主动学习，久而久之，对于一些新兴事物就产生了排斥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点上，企业也要从员工的需要出发，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学习从被动变主动，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职业素养及专业水准，在各种职业竞争、甚至职业危机中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学习力是最可贵的生命力，有了学习力才会有技术创新，才会有管理创新，学习力是优秀人才所具有的特性。一个人的知识能够和世界接轨了，那他做出的每个决定、每个决策将会站在更高的高度，将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紧紧衔接着这个世界的发展。企业也只有拥有这类人才才能平稳发展，才能走的更远。
未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创新、人才、学习力的竞争。谁能掌控这三样因素，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我们务必要坚持发展不动摇，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坚持实现任务时间双过半、规模效益双提升，为圆满完成省公司下达的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读《论中国》有感
读《论中国》有感
《论中国》作者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任美国国务卿，是美国乃至世界着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作为过去40多年出访中国50余次的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先生从美国政治家的角度诠释了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思维的认识，为我们能够更清醒认识中国提供另一个视角，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本人有幸能够拜读基辛格先生的力作，特别对中国文化独特性这一方面收获颇多，对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都值得细细品味。
从辉煌中跌落
书前半部分，介绍了中华民族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晚清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中国古人认为历史是衰弱与复兴的循环，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西方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清以前中国在人口、疆土面积、生产力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官方记载中，外国到中国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教化，使者奉上贡品表明他们对皇帝俯首称臣。中国派遣的使者不是外交官，而是来自天朝的御史，所以中国古代对待外国的政策通常选择防御，这种政策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修建长城和以夷制夷。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由于长期缺少挑战与突破，对天下即世界情况的知之不多。200年前，中国的统治者们看到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时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时表现得毫无兴趣。于是，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洪流，借助蒸汽机、铁路、新的工业制造和科学方法，几百年来第一次超越了中国，英国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由此爆发的冲突挑战了中国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我们更陷入了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即使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振兴后的时代，昔日的创伤仍未愈合。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清楚的看到，文化是没有绝对优秀，一个民族要想永久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时刻吸收更加优秀的文化成果。
中美苏大国博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书中半部讲解了基辛格眼中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仅陈述了朝鲜战争、三次台海危机、中印战争等等重大外交事件，而是通过中美苏大国博弈这一主线，着重分析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和外交习惯。
书中试图从“围棋”和“孙子兵法”出发，形象的阐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战略思想。如1958年8月，为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坚决的什么程度，也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解放军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毛泽东解释说道，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基辛格把此解释为《孙子兵法》“斗中求存”古为今用，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进行进攻性威慑策略。
又如，1978年越南得到苏联的支持，全面发动侵略柬埔寨战争并占领柬全境，以便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为了“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前，邓小平效仿当时的毛泽东高调出访美国，使外界认为这次行动得到了苏联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接着，邓小平又出了一招妙棋：遍地落子。他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等国，为对越反击战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基辛格用《孙子兵法》和围棋解释中国领导人的精妙政策，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化繁为简，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见识到大国博弈的精绝。而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运筹帷幄，巧妙运用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在现代外交和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书中第三部分讲解了苏联解体，中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随着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深入推进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得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从而出现了与美国新千年的对抗，在经济、战略空间等方面争夺，形成了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他分析了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美国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行动的驱动力。而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文化独特性，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外推行现行体制。中国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即文化上的普世观，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文中在结尾部分提出一个新词——“太平洋共同体”.在他眼中，对于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中美关系的合作之路必定复杂，要“求同存异”,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共同建设世界秩序。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中美应当齐心协力建设世界”,这是基辛格先生提出的愿景。
《论中国》这本书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纲领性的概括了中国的历史构架，回首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伟大奋斗历史，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间断传承的文明古国，使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坚信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的今天，具有3000多年文明史、100多年救亡史与革命史、3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本文作者：临沂市中心支行 武洋）
第三篇：读基辛格《论中国》有感
读基辛格《论中国》有感
（一）换一个视角看中国
吴庆
上周看完了亨利·基辛格的著作《论中国》，有一些感想记录在这里。必须说一句：这些感想未必和基辛格及其著作有啥关系。
中国为什么没有“明治维新”?
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中的最大不同，就是佩里将军带着美国“黑船”到日本才一次，日本就开始变法维新。仅仅几十年后，日本就加入了世界列强之列。
中国受到列强冲击比日本还早几年。虽然受到列强一次又一次凌辱，也有过变法图新的主张，但迟迟没有开始。为什么呢？
我现在提供一个解释。
日本是一个岛国，日本本土历史上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来势力的冲击。因此，日本民族缺乏应对外来冲击的经验。
中华民族就不同了。中国周边，蛮族林立，历史上不乏突然崛起的豪强，也不乏周边豪强导致中土本帮政权更迭的案例。
历数中国历史上有七个大的朝代：秦汉唐宋元明清。其中单数的朝代，也就是秦、唐、元、清，是新近来到中原大地的外来民族夺得统治权。双数的朝代，汉、宋、明，是久居本土的民族从原本外来的民族手中夺回统治权。
中原大地的统治权在外来民族和本土民族之间交替，似乎成为一个规律。上一朝代，如果本土民族丢掉了统治权，下一朝代一定夺回统治权。然后呢，下一朝代再丢掉。这是巧合还是某种未知的规律在起作用，我到现在还不了解。
中华民族不只是在四次朝代更迭当中才受到外来民族的冲击。翻翻中国历史，可以说外来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冲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华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外来冲击的经验，甚至经历了多次丢失统治权的考验，也挺了过来。过来人回头看，觉得不过如此。
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应对外来民族冲击的经验，所以当英国人船坚炮利地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处之泰然。中国人没有丢失安全感，反而对洋人的种种雕虫小技心怀不屑。不屑不是装出来的。那时候音译“英吉利”三字，左边都有口字偏旁，意思是“不识王法者，与禽兽无异”.于是中国人没有强烈愿望改变自己。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这样难！
日本民族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日本民族缺少应对外来民族冲击的经验，所以他们在佩里的黑船面前立即自乱阵脚。西洋人不费一枪一弹，日本民族就争先恐后地变法图新，屁颠屁颠地脱亚入欧了。
所以，过去的成功经验可能成为走向未来成功的障碍。
中华民族注定会受西方列强冲击？
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而记录这些屈辱的近代史教科书，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到大学翻来覆去地学，学得我从小到大心情都是不那么爽朗。
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强大的时候，也有过落后的时候。中华民族强大的时间远比落后的时间长。可是中华民族的强大，没有赶上全球化的时代。如果赶上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屈辱。恰巧在中华民族落后的时候，西方民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幕。这仅仅是巧合吗？
现在看来，这不是巧合。其实，中西方交往注定会在中国落后、西方发达的时候开始，中国注定被整合。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族无论衰落还是强大，都不会持续地与外部世界保持交往，包括西方世界。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强大的时候，没有愿望和外部世界交往。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落后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与外部世界交往，先进的民族会来到门前和我们交往。
一个看似例外的情况出现在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达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郑和比哥伦布早出生80年，郑和用过的宝船比哥伦布航海用的船大很多倍。不客气地说，中国比欧洲国家早大约一个世纪就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但是，圣上没有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愿望。而圣上想成就的事业，国库又支撑不起。郑和总共出海8趟，之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再没有去过了。而哥伦布的航海事业的参与者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为什么郑和出海不可持续而哥伦布可持续呢？因为郑和出海是皇上的事业，只赔不赚，而且赔很多钱，直到赔得明朝国库无力支撑下一次出海。据说一位颇具正义感的小官，销毁了郑和用过的所有航海图，终止了这项浪费民脂民膏的事业。
支撑哥伦布航海的是商人的冒险，商人从航海当中赚很多钱，政府也可以收更多税，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航海，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支持航海。东印度公司就拿着政府的特许，受到政府和军队的保护。
于是，曾经先进的中华民族等待着外部世界先进起来之后远道而来整合自己。
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崩塌得这么快？
答案之一是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勾心斗角没有诚信可言。
新中国早期的外交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只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交朋友。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之间相互敌视，中国失去了外交空间。中苏交恶之后，外交空间进一步被挤压，被迫开辟第三世界。
新中国的领导人早期对苏联老大哥抱了很高的期望。建国伊始毛主席就出访苏联，而且时间很长。但是苏联对中国从一开始就玩起信息不对称。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的要求，让他找中国同志谈，其实是利用中国对世界的不够了解，让中国承担成本和风险。在赫鲁晓夫时代，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有关斯大林的报告不让中国知道。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国领导人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并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赫鲁晓夫前脚离开中国，中国军队后脚就炮打金门，美国人以为赫鲁晓夫支持中国这么干。这场报复过后，社会主义阵营里已经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名义上处在同一个“阵营”,相互之间的提防不减。直到中苏直接兵戎相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中苏关系破裂还有一个视角，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交流建立在“同志加兄弟”的“感情”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国家之间如果算计不成，那就直接索求。
金日成来中国，要求中国同志支持他进攻南韩。赫鲁晓夫来中国，要求中国同志让苏联海军使用中国基地、建长波电台。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要求中国向即将崩溃的苏联经济紧急输血。这种关系，哪能持久。
是什么让中美两国关系迅速改善？
关于中美建交的历程，中国人大多听说过一个传奇的版本：乒乓外交。那就是一个传奇而已。那么美方的说法呢？据说尼克松抵达中国，在机场见到周恩来的时候说过一句经典老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其实，当年推动中美建交的动力，不是共同的利益，而是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哪怕只是看起来）如此强大，以至于中美迅速地、不顾一切（例如台湾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地走到一起。这个敌人就是苏联。在东北亚，苏联是中国的敌人，它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在全球范围内，苏联也是美国的敌人。
与共同的敌人相比，共同的利益能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微不足道。想想中美之间关于自由贸易（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很容易达成双赢，但是为了利益的分配久拖不决，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本土，中美两国有了新的共同的敌人，中美自由贸易谈判的僵局才得以打破。虽然基辛格博士的这部著作没有细说中美在新世纪的外交细节，但这段故事刚刚过去，我们记忆犹新。
与美英、美欧关系相比，中美关系缺少宗教、人文、法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因此基础不甚牢固。那么拿什么维系中美关系呢？利益是选项之一。最佳利益方案是双赢，偶尔利益输送也不是不可以。但更奏效的是对抗，找到对抗中的共同的敌人，最有利于中美两国迅速而且紧密地站在一起。
作为参与早期中美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基辛格博士有资格权威地讲述那段神秘的历史。作为中国数位领导人的老朋友，他对那段历史的讲述也会周到考虑到读者的感受。这本书体现了他的权威，也体现了他的周到。对读者来说，不仅要读白纸黑字的部分，也要读字里行间的部分。
读基辛格《论中国》有感
（二）读基辛格《论中国》，论民族自信
最近随手翻开基辛格的《论中国》，惊异于一个外国人却对中国理解之深，论断之精的同时，突然间有写一篇论述“民族自信”小文的冲动，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初学入门者的以备后省之作吧。
很早的时候，我对“中国”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她是我伟大的祖**亲。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和阅历的丰富，慢慢地，我对“中国”这两个字的理解开始变得扩大化：她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她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带有“唯我独尊，舍我其谁”气势的文化，一种具有“整个宇宙中我为中央，其余皆受我教化，仰我鼻息”气魄的文化，一种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霸气的文化……这种文化起始于远古，在自古即被称为宇宙中央之地（中国）的土地上，代代相传，繁衍、拓展不息，虽经无数战乱和变革，但这种有气势、有气魄、霸气无比的文化却始终没有断绝。慢慢地，这种文化深入到生活在此地每一个人的骨髓中，成为支配他们行为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只有他们才是世界中心的优质者，他们在人种、物质、精神、文化……所有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从历史上看，这些自身优秀的人民并不藏私，他们愿意教化“蛮族”,只要“蛮族”一心向善，他们愿意帮助和改造他们，即使在历史上有些时候“蛮族”在统治上占据了主动，而中华优秀的人民从心理和文化上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最终还是以优秀者的身份教化了“蛮族”……无数次后，曾经的“蛮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种长期正面的自我认同，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最终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建立起了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这种自信，并非无根之水，她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精神、文化优势基础上的，几千年来，中华大地的富庶、稳定、文明，一直都是世界的最强点，从这个角度上讲，称中国为世界的“中央之地”也确是实至名归。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自信存在于胸，生活在“中央之地”的人民们，即使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乱世，也始终没有产生过“自我否定”的情绪，所有中华民族的人民都依靠着这种强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自信，使这个优秀的文明世世代代地延续着，就这样，这种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在这片大地上延续了五千年……
事物都具有多面性，民族自信也不例外，所以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近代，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自信，变得有些过于膨胀，()因此转换成为了自负，在受到另一种文化和秩序冲击的情况下，我们的自信甚至转化成了自卑。175年前，英国为了争取与中国成为平等关系国家的权利，不惜利用坚船利炮，攻击了已经有些膨胀过度的中国，在这样一次攻击下，中国失去了不少国土，也赔偿了很多金钱。实事求是的地讲，这些土地丧失、金钱损失在我看来（我相信也在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看来），其实都不算什么（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文化、文明的边界才是国人眼中的边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损失的土地和金钱也都算是“同样的肉烂在一锅里”而已，反正土地还是咱们自己的地盘，金钱也是给了仰我中华文明鼻息的“蛮族”臣民们而已嘛）。在这次打击中，真正让我们最为受伤的，其实是它击碎了我们的民族自信！英国人也很明白，要想与中国竞争，首先需要从“思想意识形态”角度使英国与中国成为平等关系的国家，这个愿望，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得以实现（其以具有在首都北京常设使馆资格为标志）。从此，中国再也不是那个唯我独尊的中央之国；从此，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开始急转直下，转化成为了“仰洋人鼻息”、“崇洋媚外”式的民族自卑。
通观近代历史，中国的精英阶层其实一直都在为了恢复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而不断努力着：无论是李鸿章那“推揉腾挪，左右制衡”式的外交策略，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亦或是蒋中正“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新生活运动……一切的落脚点，其实都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民族危难之际，用自己的方式寻一出路，以期复我国威，兴我们民族原有之自信也。只可惜，当时的“宇宙中央之地”确是贫弱至极，放诸世界之中，相较之下，支持我们民族自信的资本确实已然亏耗过甚！因此，虽然中国的精英阶层一直在为这堪称民族脊梁的自信努力奋斗，无奈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样，我们在这样的自卑感中整整延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够在不少国人的身上看到这种民族自卑的痕迹。
今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曾经的“宇宙中央之地”又具备了足够的人力、物质、精神、文化等资本重新塑造和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了。论及此处，不得不提一个在万难之下，拨云见日，带领整个民族在满是荆棘中，踏步前行的伟人——毛泽东。暂且不论毛泽东主席整个生涯的功过是非，仅就中华民族“民族自信”的重新确立而论，他确实堪称伟人。毛主席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熟读中国历史典籍，我相信，他那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自信一定是支撑其一切行动的动力源泉。也正是因为这位伟人拥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自信，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熟练地运用中国传统的精髓在军事上使中国取得了成功[毛主席及老一辈革命家在朝鲜战场、在喜马拉雅山山麓、在乌苏里江冰天雪地里的军事行动很多可以成为孙子兵法的活教材]、在外交上使中国取得了地位[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的中国还面临者各种国内外的困境，毛主席及老一辈革命家各种运用中国传统的“攻心为上”、“扶弱制强”、“空城计”等方法，硬是在国贫民弱的情况下，就成功促成了“美俄中犄角之势”的雏形，从现在的角度回头看，实属不易].更为成功的是，毛主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内，创造性地建立起一种属于中国的、全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几经磨合、改造、创新，现今，她以一种“愿景”的姿态，呈现在所有国人面前：这个愿景，有机地融合和运用了中华的传统文明，希冀整个中国可以以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气度，在促使“宇宙中央之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能带领整个世界不断向更好的未来发展。
我想，当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都拥有这个愿景、都真心愿意为这个愿景而努力，到那时，才是我中华民族自信真正恢复之时吧！我真心坚信并期待着……
第四篇：读《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有感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读《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有感
最近拜读了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新作《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一书，该书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全方位扫描了人类社会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和治理腐败的历史轨迹，并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这本书的章节结构可谓是非常严谨的，在序言中作者就对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反腐败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做了概括。作者提出了“中国治道”的概念，“中国治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中国已经来到了廉洁拐点，其意义是相当重大的，而将其与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新特点相结合时就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而在正文的上下篇以及结语这三大部分里，作者首先解释了 “廉洁拐点”的概念，然后就这一概念出发对比了世界上其他典型国家对于腐败的政策和国外关于腐败的治理经验。紧接着，作者在下篇“新常态，新治理”里面对我国目前的现状下的廉洁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分析。通篇逻辑严谨、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内容耐看
腐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普遍现象，翻开历朝历代的历史，腐败始终蔓延在上自君主、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官吏的统治阶级各阶层中，每个王朝衰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究其根本，其衰亡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王朝衰亡，严重的腐败导致王朝速亡，这是一条基本规律。与此同时，历朝历代的反腐斗争也从未停歇。秦朝有了《秦律》这个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令官吏望而生畏。秦王朝的监察机构，从御史大夫到御史，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成为严密的独立系统，并且设立了“言谏监督制度”。
唐朝庞大的廉政监察体制与开明的纳谏弹劾制度。唐朝时的廉政建设一直被高度重视。首先是完善廉政监察体制，把全国分为10道监察区，设置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察制。其次是注重弹劾不法以扬吏治，审理狱讼以法治国，纠正违失以振纪纲。再次是明确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给予特殊地位，使之“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自幼饱受贪官之苦，因而登基后一直以最严酷的手段惩治腐败官吏。明代有了完备的监察机构和地方三重监察网；有了使官吏嫖妓几近绝迹的《严治官吏嫖娼制度》；有了成文的廉政法--《宪纲事类》；有了严密的《明代巡按御史制度及其回避制度与自身廉洁制度》和《言谏监督制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警察贪腐、公共房屋豆腐渣工程等普遍存在，腐败已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74年，香港成立的廉政公署，专门整治腐败，30多年过去了，2003年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香港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1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瑞典作为典型的北欧国家，在廉洁程度和反腐败领域一直保持较高的口碑。早在20世纪初叶，瑞典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强调预防和惩治相结合。1919年、1962年、1978年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这些立法对有效预防腐败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12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瑞典以89分与芬兰并列第三。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古今中外，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史，腐败之患人尽皆知，反腐斗争自始至终一直在继续，事实也证明，腐败不是不治之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审视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并科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反腐败“标本兼治”朝着纵深方向不断发展，制度反腐的强大力量不断释放，“八项规定”和反“四风”成为执纪从严的信号，点名道姓曝光对顶风违纪者形成强大震慑。一大批“老虎”、“苍蝇”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不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在位与否、哪怕逃到天涯海角，反腐天网疏而不漏。
2017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公报指出，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据中央纪委通报，十八大以来，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处置问题线索236.2万件，立案141.8万件，处分140.9万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4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多起，处理24万多人，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空前的反腐规模和反腐力度，使腐败“反不得、反不了”的种种奇谈怪论不攻自破。过去党员干部习以为常的陋习被成功地约束；多年想管也在管却没有管住的事情，这次被管住；一个时期以来党因贪腐问题而流失的信誉，在党员干部和群众心中得以重塑。扎扎实实的反腐成绩单表明，腐败，我们党不仅能治，而且还能治得好。中国共产党人兑现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赢得了党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誉。
2016年11月16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秘书处网站发布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更加重视反腐工作，展现出持续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上，将开启全面有效治理腐败的新格局
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交通运输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环节多、市场开放、竞争激烈、违法违纪案件易发高发的特点。为有效预防腐败，交通人积极探索，敢为人先，着力构建廉政建设防范体系，确保工程优质、资金安全、干部廉洁。自2011年开始，我局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当面报告制度，并延伸到机关科室、基层站所、交通工程项目部、服务窗口。勤政廉政当面报告会每年举办两次。勤政廉政当面报告既是党务政务公开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交通廉政建设的有效抓手，成为展示交通科室、基层单位的平台。7年来，我局已组织14批次49个科室（单位）开展勤政廉政当面报告。
此外，我局与市纪委、检察院预防犯罪部门加强合作，对交通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项目变更、建设、资金运作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跟踪预防，组织在建工程廉政风险联防联控专项约谈，按照查错纠偏、查漏补缺的思路，做到边检查、边规范，及时化解和防范廉政风险。
2017年，我局发放各类廉政教育宣传材料400余份，集中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10余场次，组织局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机关人员参观看守所、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等场所，广泛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以案明纪、引以为戒，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各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实施，进一步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为交通运输当好先行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1月11日至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努力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第五篇：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仍然记得，进入福州大学法学院上的那第一课精彩纷呈的刑法课，翻看当时王玲老师评论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的笔记，那些字迹里仿佛也透着我当时的愤懑与不解，当初的我一定是不理解的吧，凭着满腔热血一身正气毅然选择了法学，梦想着可以扫尽天下不平事，让所有的罪犯都落入法网，总觉得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人不实行死刑，法的正义公平不能得到声张，情理难容！经过法学院3年多的学习，我对法学的认识不再如当初一样的肤浅，法不仅仅是正义是公平，也是程序是制度是经济基础当代国情下的产物，了解了牺牲个案的正义为的是司法整体的正义，就不会再为辛普森杀妻案而愤愤不平，不会再为一些明明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因为疑罪从无原则而无罪释放而觉得法律不公正，也渐渐懂得诉讼并非可以解决一切事，渐渐的接受，法律的真实并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但凡了解和领悟到立法者的用意所在，便会明白和接纳现有一些制度的设计和改革。从大一时一知半解的阅读《论犯罪与刑罚》到法学课程完成后的重新阅读，反复地回味，以下是对《论犯罪与刑罚》的些许感悟和理解。
《论犯罪与刑罚》初版于1764年，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的经典著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影响极为深远。全书洋谥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光辉，对刑讯逼供和死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主张刑法改革，奠定了近代刑法罪刑相适应的量刑原则。本书的精神与思想对多国的刑法改革产生了具有重大的影响，被誉为刑法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无论是
在法学初学时还是受过正统法学教育之后品读，都会感觉思想接受强烈的冲击与洗礼，让初学者领悟，让法律人再次警醒并有更深的感触，仿佛聆听伟大的法学家的尊尊教诲，历久弥新。
《论犯罪与刑罚》中，我看到的是作者对法律弊端振聋发聩的指责，对鼓舞人心的宽和人道刑法原则的大力提倡。作者言语犀利简洁，小专题单独成篇短小精悍，但都极具说服力，发人深省，经典的思想与论述层出不穷，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读完觉得醍醐灌顶，对刑法及刑法原则的精神所在有了更深的感悟和领会。
引言中，贝卡利亚认为，人们只有在亲身体会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务中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着精疲力竭之后，才会下定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因此他主张利用优秀的法律促进过渡，而不是等待缓慢的人类组合更迭运动在坏的极点上开创好的开端。这是对法律是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滞后性这一理论的颠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有时候，适当的法律革新也能给社会带来进步。
贝卡利亚对作为刑法起源的惩罚权进行了阐述，他把社会契约的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认为：人们为了享受自由才割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人们割让出的自由的总和，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正是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在此基础上，贝卡利亚认为，刑事法官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且法律解释需持久而稳定，“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是危险的公理，因为法律解释飘忽不定会给与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进而导致法律的不公正。接下来，贝卡利亚通过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弊端的批判，主张刑罚的宽和和人权的保障。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刑讯，刑罚的宽和以及死刑这三章节的论述。关于刑讯，贝卡利亚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理念在我们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被采用。贝卡利亚认为在罪与非罪尚有疑问时对公民苛以刑法是没有根据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与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刑讯让痛苦称为真相的熔炼炉，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罪犯只要强忍痛苦，就可能获得无罪或较重的刑罚改变成较轻的刑罚，而无辜者却可能承认了犯罪，即使最后被宣布无罪，也受尽了屈刑。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贝卡利亚一直在强调刑法的宽和，他从刑法的目的为突破口，他认为刑法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只要刑法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受到它的效果。”
废除死刑是贝卡利亚最重要的观点之一。这一章节也写的尤为精彩，开首，贝卡利亚提出“人类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杀死自己的同类”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人们可以把生杀予夺大权交给整个社会，那么说明人原本就有这种权利，这与无权自杀的理论是矛盾的。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犯罪就足够了。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如果说死刑的作用在于威慑的话，苦役比死刑更具威慑力，因为死刑只是瞬间的痛苦，而苦役则是长期的折磨，每次以死刑为国家树立借鉴都需要一次犯罪，但是终身苦役，只要一次犯罪就为国家提供无数长存的借鉴。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峻是没有益处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这是何等的荒谬。
贝卡利亚强调刑罚的及时性和确定性，他认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意而残酷的折磨。再次，对于罪犯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法律应确定，法官应根据法律无私公正的判决，不能有过多的自由裁量，因为“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而不是执法者的美德”。贝卡利亚把犯罪分为了三类，有些直接毁伤社会或社会代表的，有些犯罪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还有一些犯罪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相违背的行为。
贝卡利亚认为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应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刑罚价值问题上持双重预防价值说，在刑罚的双重预防目的中，贝卡里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贝卡利亚认为预防犯罪的措施有以下几点：首先把法律制定的明确和通俗，国家集中全
力去保护这些法律。再次，是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还有就是激励美德和完善教育。
贝卡里亚阐述的最终结论是：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它就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要的，是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适应的、并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
《论犯罪与刑罚》篇幅短小精悍，却寄托着深远的立意，尽管多次阅读，每次都有更深层次的感悟，但我深知自己的认识还很浅显，名著的阅读使得我得以聆听法学家的思想并从中汲取一些一些精神，我相信但凡可以摄取一二，已是受益匪浅，若是肯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就能领悟一些刑法的精神，这些经典的论述对一个法学学习者是弥足珍贵的，正是这些理念，这些精神使得我们在未来职业中可以有一个法律人的视野和思维，使我们在做职业生涯中无愧于法理，无愧于法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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