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论文[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论文

[编者按]2l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乃是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前瞻，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交叉，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责无旁贷，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本刊特组织“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见仁见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或具体人微，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境界——追求圆融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伸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以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神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融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园融”。天台宗有“三谛园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园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利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惟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惟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责我?愿聆公论。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篇：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

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

化热与一

第四篇：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0余年来，已先后举办过六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40余部，可谓硕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年新辟领域的研究情况、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刘晓光《洋务运动不该肯定》,《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黄逸峰、姜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红旗》1984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论洋务思潮》，《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从闭关到开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

关于“中体西用”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不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锋《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种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虽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应基本肯定。季云飞指出：“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理论有一个从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走向消极、反动的发展过程。李时岳、胡滨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有其积极意义，只是到了后来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论洋务运动》）。吴剑杰也认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体西用”有其进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一种反动理论（《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三 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叶晓青1983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受制于洋务。”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复旦学报》1986年第4期），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文（《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 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

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载《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五 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第五篇：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

假期的时候看了《骆驼祥子》，它讲述了一个祥子在旧中国想要通过自身奋斗而创造新生活却最终堕落的悲剧故事。祥子从农村来到城里，作为一个城市贫民的代表，他在奋斗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从洋车被乱兵抢走到被迫与虎妞结婚，是他一步步度走向堕落，到最后他甚至会出卖人命来换取钱财。祥子的梦想其实并不难实现，他只是想要一辆车，一辆自己的车。可是社会的黑暗是他一次次的绝望，他用不知多少汗水换来的一辆洋车，最终却也还是落得被乱军抢走。

祥子的婚姻也是他的一次悲剧。祥子想要娶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奋斗的女子，温柔而且可以和他一起吃苦。可是他最终却被虎妞算计了，而不得不与她成婚。虎妞——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场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他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虎妞就是不想劳动而靠资本获得钱财的人，这与祥子的理想生活相差太大，而且虎妞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她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祥子，这也使祥子对他婚姻的厌恶感大大加强了。最终由于虎妞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为祥子婚姻的结局，这一切结局都是又虎妞自己一手造成的，用伎俩换取了婚姻，却算来算去结果把自己的命也算了进去。

祥子对这个强加的婚姻感到委屈耻辱，如果他对虎妞，对这个家也不是只有恨而没有留恋，那样的话虎妞的死应带给他解脱的兴奋，但实际上他是痛苦的。因为虎妞也带给了他温暖，一回家就可以吃到温热可口的饭菜，虎妞拿私房钱维持生活，给他买车，圆了他买车的梦，在他生病时照顾他。祥子也觉得“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已足有了家，一个家总有他的可爱处”，“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只要有个小孩，生命便不会是空的”。虎妞其实也是喜欢祥子的，只是她对祥子的喜欢演变成了一种占有，她想不断的改变祥子，让祥子时时刻刻都陪着自己，远离车夫这种低贱的行业。但可惜的是虎妞不理解祥子，她不知道祥子真正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也是祥子这场婚姻的失败之处,在那样的时代，没人能理解他。

尽管婚姻带给祥子痛苦，他也不想毁掉它，可现实连这么低微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他，是多么的悲哀!祥子与虎妞的婚姻悲剧又是性格悲剧祥子是来自农村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农村的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他的健壮、木讷或者勤快、朴实，还有他的狭隘、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表，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祥子性格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祥子的婚姻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他所承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有，又何尝能够摆脱这些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他自身的身份地位是他的这种想法不切实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一开始就陷入了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攒钱买车是祥子理想的全部，他拼命拉车，生活节俭，无不良嗜好。靠自己的双手买了车，日子好一些，他才会考虑娶亲，而这强加的婚姻使他要靠双手立业成家的愿望成了泡影，他感到委屈和耻辱。祥子本打算，假如有了车，生活好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虎妞不是合适的人选，她想要靠资本过活，而且又会耍手段，祥子正是因为自制力不强，才中了虎妞设下了圈套。虎妞想要占有祥子，她对祥子和对别人比起来真是好上百倍。祥子被军阀逃兵抢去心爱的车，逃出回到人和厂时“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当他病未好利索就拼命拉车，心疼他的也是虎妞，“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这对于无亲无故的祥子，是温暖的，所以祥子认为虎妞是做朋友的不错人选。可她不符合祥子的婚姻理想：好看些、年轻、和顺。从祥子不接受虎妞也是因为封建传统观念对祥子的影响。虎妞不但又丑又老，婚前还用欺骗手段得到丈夫，婚后还傲慢地支配丈夫，祥子在新房里转悠，他感觉整个生命就是一部委屈。所以祥子看虎妞是母老虎，怕她，又恨她，怎么能接受他呢?祥子不接受虎妞理应拒绝，但他又不能摆脱掉虎妞；虎妞的私房钱可以弄上的二三辆车，“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吗”?同时祥子又狭隘、爱面子，怕别人说他贪图刘四家财，怕别人笑他依赖虎妞生活，怕别人骂他不正大光明。祥子的矛盾不仅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也给虎妞带来了不幸。祥子与虎妞生活习惯与情趣及挣钱的方式方法上也有矛盾与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是由各自的性格决定的，它使这场婚姻的悲剧色彩更加的浓重。

祥子与虎妞最大的差别在于思想，他们的悲剧也源于此。无论祥子怎么忍让或者是试着和虎妞相处，他们之间总有隔阂甚至是矛盾。在现代的婚姻中已经没有了社会的逼迫，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钱财与权力的逼迫和诱惑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婚姻。其实这样的婚姻又何尝不像祥子一般，想逃又逃不掉，相适应却又适应不了，最终只会是自己人生的一大悲剧。面对如此的婚姻，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到其中的利与弊，然后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人生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