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处罚中的告知程序探析论文
一、行政处罚程序中告知程序的作用及意义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告知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之前，根据法定的程序和方法将法律规定的各项内容告知当事人的一项法律制度。这其中的告知，就当事人而言，是其应该受到保护法定的权利;而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则是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行政机关作出告知行为，必须是在正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这是发挥告知的作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才告知受处罚人相关内容，则属于违反了法定程序，不利于受处罚人进行权利的维护。
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告知程序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首先，告知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中，能保证公平、公正与民主真正地落到实处。我国《行政处罚法》赋予了行政处罚主体告知义务，也相应的给与了受行政处罚人被告知的权利。这样就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认真考虑，慎重作出决定，避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出现任意性。同时，也有利于接受处罚的对象在真正受到行政处罚前知悉处罚的具体情况，方便他们能更好地、及时地行使陈述与申辩的权利，充分维护自身权益。
其次，经过告知程序可以让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更加信服，避免出现行政主体与受处罚对象争锋相对的局面，只有受处罚人对处罚决定没有异议，时候执行起来才会更加方便。经过告知，处罚相对人在参加听证之前就可以掌握相关信息，做好更充分的听证准备，保障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通过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处罚相对人也能充分行使陈述、申辩权。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能帮助行政处罚决定机关查清案件事实，获取确凿证据。通过充分的陈述、申辩后得出的行政处罚结果也更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服。就算是处罚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也可以通过告知程序获得的信息认真考虑获得法律救济的可能性。
二、行政处罚中告知程序的现状
(一)行政处罚程序中告知程序的法律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一条文明文规定了告知程序，也说明告知程序是法定程序。
在《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中规定了违反告知程序的法律后果: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若不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就不能成立。在第四十二条中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以上便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告知程序的所有规定，可以看出这些规定都比较笼统，也过于粗糙，不利于在实践中实施。
(二)行政处罚中告知程序的缺陷
现阶段我国的行政处罚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认识。行政处罚的告知程序是法律设定的用来保证当事人享有必要知情权的程序。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进行告知，有利于当事人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辩护和防卫，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权力。尽管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有相关规定，但是规定得过于笼统与粗糙，还有不少缺陷，在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在告知形式方面。由于我国《行政处罚法》仅规定了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告知内容及处罚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而对告知形式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各地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用的告知形式各有千秋。告知形式的不规范，给处罚相对人的被告知权造成了极大损害。
2、在告知的时间与期限方面。从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时间来看，《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这个时间点到底是“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前”，还是“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意见之后送法制机关审核前或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之前，由办案单位完成”，人们的认识尚未统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存在一个过程，其中一般程序就有八个步骤。告知的内容应当与程序的阶段性相适应，否则会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行使。从告知期限来看，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并未规定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告知期限。没有法律的约束，行政处罚主体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什么期限前告知处罚相对人就具有随意性。
3、在告知对象方面。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对于告知对象的有关规定不够全面，第三十一条仅规定了告知对象为“当事人”，这种规定过于模糊，单一。通过对《行政处罚法》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三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等条文中也有“当事人”字样出现，由此我们推断“当事人”应该是指行政处罚相对人。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利益，其他非处罚相对人的利益也会因为行政处罚受到影响。这些人虽然不是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但是他们与行政处罚事项有着利害关系，若是将这些人排除在告知对象的范围之外，就会剥夺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
4、在告知内容方面。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的内容包括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而对处罚的具体种类和幅度是否需要告知没有相关规定，对于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如何行使，在什么期限内行使是否需要告知也没有相关规定。要知道行政处罚主体告知的内容越全面就越有利于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权的表达，同时也越有利于行政机关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决定。
5、在法律责任方面。《行政处罚法》为行政处罚主体设置了告知义务，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了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是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但对于瑕疵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则规定得很模糊，甚至可以说是空白。瑕疵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行政处罚主体在告知时将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得不完整、不全面，或者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告知，令处罚相对人无法充分行使权利。
三、行政处罚中告知程序的完善建议
(一)告知形式主要采用书面形式
行政处罚直接影响着受处罚人的权益，只有有效且规范的告知，才能切实保证受处罚人及时、准确地知悉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参照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的规定，行政处罚中的告知应主要采用书面形式，这样有利于法律救济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果用口头方式进行告知，由于缺乏详细的工作流程记载，在进行法律的救济时会因当事人的否认，行政机关缺少证明履行告知的证据而导致该处罚无效。当然，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使用书面形式不太实际，也会降低行政效率，比如在简易程序的有些场合里就适合采用口头告知方式，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在当场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并要求处罚相对人签字确认。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保证行政效率，也可以通过网络发布、电话通知等方式作为辅助性的告之方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采用民事诉讼中的公告送达。
(二)告知时间与期限应与案件适用的程序相对应
从法律规定以及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来看，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一般程序都应适用告知程序。在《行政处罚法》中，告知程序规定在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的总的规定里，具有总则的性质，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分别规定在第一节、第二节，可以视为是分则的内容。根据法律规范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告知程序应当适用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告知程序的设定是为了追求处罚公开公正和保护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这点上看告知程序也应贯穿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之中。因案件适用程序的不同，行政处罚告知的时间与期限也应有所区别。
简易程序一般适用于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危害后果轻微的行政案件。《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当场处罚的程序，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这一环节就相当于身份告知，也就意味着告知程序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在实践中，身份告知一般是执法人员最先作出的行为，所以其他内容的告知便可以在身份告知时一起完成。在一般程序中，除了申请回避权外，其他告知内容都是在调查终结并提出初步处罚意见之后才能确定。而如果在这之前告知，行政机关根本无法确定告知哪些事实、理由及依据，也不能确定是否需要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权。所以除了对申请回避权的告知外，告知的时间应该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制作完毕并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这一阶段。而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设置在调查开始时则是为了防止理应回避之人参与案件的调查，对处罚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告知对象的范围应当包含其他利害关系人
在诸多法治发达的国家在其行政法的制度和典则中都承认了利害关系人的法律地位，诸多行政程序法典完善的国家也都在程序法中确立了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和地位。在我国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规定非常零散，目前只有在决策性行政听证程序中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情况，而其他的程序规则中则没有确立该制度。可以说这是制约我国行政程序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资格可以参照行政诉讼制度中有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规定。需要告知的利害关系人的选择不仅要满足权益保障的价值追求，保护受侵害方的合法权益，还要保障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将没有必要告知的利害关系人排除在告知对象之外，以保障行政秩序的连续性和行政资源的可利用性。
(四)告知内容要求具体、明确
行政告知的内容一般分为身份告知、责任告知、权利告知、知情告知四种。身份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向处罚当事人表明身份。责任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告知处罚相对人如实提供证据、如实回答等等。权利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应充分告知处罚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权利行使的期限。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包括对处罚决定不服时的申请复议权或直接起诉权。在笔者看来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权、申请回避权这类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密切关系的权利是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必须要告知的内容，而申请复议权或提起诉讼权等针对行政处罚的救济权利则没有必要纳入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范畴。知情告知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告知处罚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这些事实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更具体地说，包括该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具体情节以及发生的危害结果。理由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行政主体作出处罚决定的理由。行政主体所依据的应当是行政处罚法或者相关法律规定，否则不能对当事人实施处罚。更具体地说，在事实部分应包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情节以及危害结果;在理由部分应包括违法行为的性质，从轻、从重的情节，据以认定的证据等。还有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等也应包含在知情告知里面，这样处罚相对人行使权力才更具有相对性，同时这也是听证程序启动的必然要求。
(五)明确告知瑕疵的法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的法律制度是苍白无力的。现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五十五条中规定了未进行告知的行政处罚的决定不能成立，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在实践中，“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通常并不包含瑕疵告知的情形，对于告知有瑕疵时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是空白的。所以除了已有的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还应当将瑕疵告知的情形也考虑到法律责任体系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按照瑕疵的严重程度以及瑕疵对告知效果的影响大小来确定不同程度的法律责任。严重的瑕疵告知相当于未履行告知，产生与之相同的法律责任，而轻微的瑕疵告知可以参照限期补正的法律责任或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来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篇：行政处罚中的比例原则
浅析行政处罚中的比例原则
摘 要:比例原则天然的体现了其对自由裁量控制。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一比例原则作为考量的基点，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相反，多比例原则的漠视，则往往会导致行政相对方随后采取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请求救济，无端增加诉讼成本消耗行政资源。本文从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实施意义，不足，改进等方面出发，力求行政处罚行为能更公开公正 关键词:比例原则 公平行政处罚
一、比例原则
（一）、定义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该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当比例。
（二）、广义比例原则的要求：
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不利的行政行为时，只有认定该行为达到相应行政目的或目标是必须或必要的，才能实施。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先进行利益衡量，只有通过利益衡量，确认实施该行为可能取得的公益大于可能损害的私益，才能实施。
（三）、比例原则的派生原则
1、适当性原则
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妥适性原则、适合性原则，是指所采行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行政目的达成并且是正确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这个原则是一个”目的导向”的要求。通常认为，即使只有部分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即不违反适当性原则。并且这个最低标准不是以客观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措施作出时有权机关是否考虑到相关目的为准。在行政实践中，任何一个措施都或多或少会有助于达成目的，因此本原则实际很少起作用。这也是比例原则”三分法”受到非议的原因所在。[1]
2、必要性原则
又称为最少侵害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不可替代性原则。其是指在前述”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后，在能达成法律目的诸方式中，应选择对人民权利最小侵害的方式。换言之，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能给人民造成更小侵害而又能达成目的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了。这里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存在多个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行为方式，否则必要性原则将没有适用的余地；其二是在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诸方式中，选择对公民权利自由侵害最轻的一种。可见，必要性原则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行政权力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
3、狭义比例原则
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手段必须对称和相适应，行政机关不得采取超过目的所需要的过度的措
施，应尽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讲，要求行政主体执行职务时，面对多数可能选择之处置，应就方法与目的的关系权衡更有利者而为之。比例性原则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力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但其所要求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考量，仍需要根据具体个案来决定。也就是说，狭义的比例原则并非一种精确无误的法则。它仍是一个抽象而非具体的概念。当然，狭义的比例原则也不是毫无标准，至少有三项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人性尊严不可侵犯”的基本准则；公益的重要性；手段的适合性程度[2]
二、比例原则对行政处罚的要求
（一）、行政处罚行为必须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有法律的授权 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要依据法律和相关行政法规，不能以执法者的意志随意进行处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杜绝执法者造法，杜绝执法者随意对法律条文的意义进行扩充和缩减。
（二）、行政处罚行为必须要以实现一定的公共利益为目的 行政执法所追求的法益不仅仅是保护公民的利益，同时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无论是在行政处罚执法还是在行政处罚立法时都要充分考虑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全面提升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保护力度。
（三）、行政处罚行为与要实现的行政目的之间存在客观地必然地联系[3]
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行政处罚行为保护各种合法权益的前提是要依据法律和相关情节，不能随意以法律的借口实施处罚，行政处罚行为与要实现的行政目的之间存在客观地必然地联系。
三、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比例原则的体现
（一）、行政处罚的原则和目的体现了比例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应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设定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二）、可设定处罚种类的法规层次体现了比例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法规。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做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
（三）、行政处罚的程序体现了比例原则
任何实体的结果都是经过一定的程序达到，只有保障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的公正，所以在立法时只有保证程序上符合比例原则，才能保证实体也符合比例原则。
行政处罚法从第三十三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三十四到四十三条充分说明行政处罚程序符合比例原则
四、行政处罚法中比例原则的不足
虽然行政处罚法的许多条文体现了比例原则，但是在具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具体的裁量怎样符合比例原则依然是个盲点，这就导致了同一个行政处罚的条文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因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处罚结果。同样的行为，在一个地方收到行政机关的较轻处罚，在另一个地方却受到了较重处罚，以至于最后与行政处罚法的目标相悖，有违公平公正原则，而且许多执法单位是为追求政绩实施行政处罚行为，行为对自己有利则处罚，反之，则不予理睬，致使一部分该受处罚的行为得不到处罚，同样与公平正义相悖。再者，有很多时候对不触犯刑法的行为应该适用行政法规制的，在处理时仅仅适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对违法行为主体的惩戒。
五、行政法中应该怎样体现比例原则
（一）应该采用公平与公正作为裁量的基本出发点，不能以创收
作为考虑的出发点
在行政处罚执行过程中务必要贯彻比例原则，以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作为裁量的利益归属点，不能一味追求行政效率，而忽视行政相对人的生活保障及其他权利。
（二）应该从惩戒与教育的角度确定裁量的尺度，过轻过重都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教育，所以在行政处罚中，必须考虑到行政处罚的作用不仅仅是处罚，还包括处罚之外的教育作用，实施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应该防止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超越法律的框架，而不仅仅追求以暴力的形式来对违法行为进行镇压。
（三）应该从可执行的角度，采用多种处罚方式相结合的形式，要保证所做出的处罚能取的实效。
在行政处罚中不能仅仅只依靠行政处罚法这样一部法律，也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处罚这样一种单一的处罚形式，要结合多种处罚方式来完善行政处罚的执行方式，从而保证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参考文献：
[1]张正钊、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简论 [n]苏州大学学报（哲论社）。2001（1）
[3]张坤世，比例原则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由一个具体案件的思考，人大复印资料[n]。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12）
第三篇：论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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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
内容提要：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我国法学界所公认，但，何为一事”、何为再罚”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从时空角度，具体的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并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竞合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先罚有效，后罚无效”、择一重罚从重处罚”等解决问题的方案。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行政执法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近些年来行政法学界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一些规定，但并没有弥合分歧，解决争论。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渊源
（一）理论界的不同观点
理论界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注：资料来源参见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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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某一违法行为，只能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能处罚两次或多次。对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已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不再予以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同一行政机关（含共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实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只禁止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如果同一行政机关遇有行为人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处罚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种行政法律规范的，可以给予不同的处罚；某一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而受刑罚处罚并不排除违法者还应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只作一次行政处罚，已作过行政处罚的，不应再实施处罚。一个违法事实分别触犯了几个行政法规范，构成了几种违法名称，可以分别由几个行政机关来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先行处罚了，别的行政机关不应再处罚，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
第四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它要求，已受处罚的某一违法行为不能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依同样的法律规范再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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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综上所述，学者的争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同一违法行为；（2）对同一违法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得实施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都不得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3）不再罚中的罚”的涵义和范围，其中主要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实践操作中的误区
首先，这里的事”非法言法语，准确说应该叫行为”。由此，判断是否属于重复处罚的关键是确认是不是一个行为。借鉴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同时具备，就可以认定一个行为成立。但必须注意：（1）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条关于行政处罚的涵义界定，主观过错不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这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关于国家赔偿归责原则采纳客观违法标准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主观过错不是行政违法行为当罚与否的条件，但可以作为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参考因素。（2）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一个行为，但这里仅指行为自身的状态，不包括行为结果的状态。（3）行为连续或者继续过程中，行政主体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行为人继续违法的，应当构成一个新的违法行为，并可再次处罚。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未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同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不影响行为人新的违法行为的成立，只不过增加了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的违法不作为或者渎职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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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停止违法行为，且行政主体处罚的同时已依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应依法强制执行其责令改正的行政决定，而不应对行为人继续进行的违法行为实施新的处罚。如此处理不仅符合行为构成理论，而且有利于敦促行政主体执法到位。
其次，一行为不再罚原则应在四个层面上运作。（1）一行为不再理。行政主体对行为人的第一个处理尚未失去效力时，不能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第二次处理，除非第二个处理是对第一个处理的补充、更正或者补正。如果第一个处理违法不当，行政主体应当先撤销，再重新处理。如果第一个处理合法正确但未达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应充分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必须撤销的，应依法给受损失的相对人一定的补偿。一行为不再理原则与人民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事不再理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和法律规则上的共性。（2）一行为不再罚。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依基本法理和法律规则合理推定，如合并处罚、一事多层罚、一事罚多人、一事多行为等情形以外，行政主体应严格遵循一个行为一次处罚的原则。（3）一行为不再同种罚。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不能给予两个以上相同种类的处罚。这主要指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的情形，即法理上所称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对于此种竞合的情形，刑法上采用吸收原则，按一个行为定罪量刑。然而，行政法上对于行政权的分配采用权力统一、分工负责的体制，行政事务的分工非常具体细密，经常出现同一事务由不同行政主体从不同环节以不同理由实施管理的情形，法律条文也相应地呈现缜密细致的特点。一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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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现规范竞合，尽管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同一的，但是，其造成的不同社会后果却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是彼此不同的。如果确立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一次处罚，不仅有悖于行政分工，并导致未作出处罚的行政主体构成失职，而且在立法设计时会带来技术性困难。据此，当出现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不同法律条文时，应当允许各个法律条文对应的相关行政主体依据不同理由分别作出处罚。但为体现相对公平和公正，各行政主体不能对行为人采取相同种类的处罚。应该说，这里不排除为确保权力到位而牺牲权利的因素。（4）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无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构成几个处罚理由，以及由几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只能给予一次罚款。该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范因利益驱动而导致的滥罚款现象，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带来技术性困难。第一，如果几个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都有权罚款，由谁罚款？根据效力优先原则，应该是谁先罚款谁有效。但如此做法对违法行为人最为有利，因为根据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规定，小额罚款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作出，即当场罚，或者通过无听证的一般程序作出。小额罚款的事先存在，使得需要经过听证程序的大额罚款运作完毕后，已失去了对外作出的法定资格，导致行政浪费。应该说，这是一个立法当中难以周密设计、实践中又不好合理操作的问题。第二，如果某一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依法只拥有罚款权，而当它准备实施罚款时，已有其他行政主体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处罚，如此只能将该行政主体置于两难境地：要么依法罚款，并构成违反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原则的违法行政行为；要么不罚款，并构成不作为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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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一行为不再罚原则在第三、第四层面运作所带来的尴尬境地的最好办法是，行政法上对于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的情形，同样采用刑法上的吸收原则。
再次，一行为不再罚不是一个恒定的法律原则，它有以下几个例外：（1）合并处罚。在法定并处的情况下，因可以并处的处罚种类极有可能在程序尤其是时限上不一致，故并处的几种处罚可以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并可以采用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书。（2）一事多层罚。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的，如果法律有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可以采用不同的处罚决定书，分别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3）一事罚多人。几个违法行为人共同违法的，行政主体可以以不同处罚决定书，对各该违法行为人分别处罚。（4）一事多行为。某一个违法事件涵盖多个违法行为时，如果各该违法行为性质不同，在法律上应构成不同处罚理由，行政主体可以以违法行为为单位分别作出处罚；如果各该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则构成法律上的连续行为，行政主体只能以一个违法行为作出一个处罚。
二、简单分析与笔者观点
（一）同一个违法行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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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首先是对一事”即同一个违法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所谓违法行为”指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而非其他违法或违纪行为。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一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事人在客观上仅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违法事实。理解这一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类违法行为。第二，同一个违法行为在实施的主体上，是同一违法行为人。第三，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非一次违法事件。第四，同一个违法行为，指的是该违法行为的全貌，如果违法行为人针对该行为向行政处罚主体作了重大欺瞒，且该欺瞒导致处罚主体对该违法行为的定性和施罚产生重大影响，则处罚主体在第一次处罚后可以根据新查明的事实情况对违法当事人追加处罚。
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3—334页。）：第一，同一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律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第二，同一行为违反一个行政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第三，一个行为违反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分别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即所谓竞合违法”或规范竞合行为”。可见，同一个违法行为也并非是违反一个法律规范（注：皮纯协、余凌云：《行政处罚法原理与动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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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再罚
如上所述，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三种情况。对于前两种情况，即一行为违反一规范，由一个主体管辖，一行为违反一规范由两个以上主体管辖，适用一事不再罚，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两次或多次。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分歧比较大的是第三种情况，即规范竞合行为”或者说竞合违法行为”。
对于同一个违法事实，同时符合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的情形，学者们称之为规范竞合行为”。例如，某个体户在禁止摆摊设点的公共厕所附近卖食品，此一行为同时触犯了工商、卫生、市容三个行政法规范。对于这一行为有学者主张可以给予不同处罚，否则处罚太轻”，不足以制裁违法，不能保护受到侵害的不同的行政法律秩序。也有学者主张不能给予不同处罚，其理由是该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有限，如此多头处罚，于法有据却于理不容。笔者认为，之所以实践中会有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行政法律规范的日益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说到底，违法行为人毕竟只作了一次行为，因此，不管几个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行为人只能受一次处罚（注：应松年：《中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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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4页。）。一事不再罚也主要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有可能涉及几个行政主体的管辖权，或者受多种规范约束，多个规范又由多个主体适用可能造成的多头处罚、重复处罚而提出来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竞合违法”同样适用不再罚的规则。
（三）不再罚”的含义
不再罚”即不得处罚两次或两次以上。对此没有太多争议。理解不尽一致的是这里罚”的涵义和范围，尤其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里的罚”是指行政处罚，并不排除其他法律责任，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是不能互相代替的。笔者这里重点分析一下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对于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罚，即不能以罚代刑”，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争议颇多的是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又构成犯罪的能否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即刑事责任是否完全排除行政处罚的适用。由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质与量的不同，以及种类和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应并用，使行政处罚弥补刑罚上的不足，消除犯罪的全部危害后果和影响，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注：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44—145页。）。我国单行法律中大量存在双重适用”的条款；如我国《食品卫生法》第39条规定：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恶疾的违法行为，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要由有关行政机关（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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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行政机关）给予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了刑罚对行政处罚的吸收制度，行政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罚款折抵罚金，意在限制行政处罚和刑罚的重复适用，但所针对的仅仅是能够为刑罚所吸收的同种类的人身罚和财产罚。对于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不同罚则，如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如何衔接则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对此情况应依据单行法律中的双重适用条款”，分别由行政主体和人民法院同时适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所谓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这种限制既适用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一行为违反一规范），也适用于同一事实不同理由（一行为违反数规范）。只要当事人客观上只有一个违法事实，只能给予一次行政处罚，不能两次或多次，其中一个行政主体处罚了，其他行政主体就不能再罚，已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也不能再次处罚，否则无效，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一事不再罚限制的是所有行政处罚种类的重复，多次适用，并不排除在法定情形下行政处罚和刑罚等其他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的同时适用。
一事不再罚在实践中应如何操作呢？有人建议与刑罚相同，重罚吸收轻罚。这在刑罚中可行，因为判决刑罚的只是一个机关——法院。在行政处罚中却不可行，因决定不同行政处罚的是几个不同的行政主体，总不能把这些机关或授权组织都集中在一起来开会协调。因此，笔者赞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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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样的原则：谁先发现就归该主体管辖，后发现者不再有管辖权。也许不同机关的处罚理由和轻重不一致，那也无防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 月第1版，第334页。）。同时，一事不再罚也应指导立法，力求将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叠、交叉压缩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从源头上解决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问题。此外，建立综合性的行政执法机构，落实罚款决定与罚款缴纳相分离的制度，也是贯彻实施一事不再罚，克服行政处罚中乱”与滥”的现象的重要措施。可见，在实践中实现这一原则，需要完善行政处罚的立法，需要多种具体制度和措施配套实施。
（四）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例外
1、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机关认为原行政处罚不当，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被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据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2、行政处罚的并处。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规规定，该法规规定同时施罚主体可以并处两种处罚，如可以没收并罚款，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等，这种并处亦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3、行政处罚的转处（换罚或易科）。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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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并处。执行罚是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人，由主管行政主体采取连续罚款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手段。这时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在于惩罚违法者，可以与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一并适用，而且这种罚款还可以连续多次适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5、行政处罚中的专属管辖。行政处罚中的有些处罚种类专属于某特定行政主体，如吊销企业执照专属于工商部门，行政拘留专属于公安部门，则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在有关部门处罚后，还需要作出专属于特定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享有专属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再次处罚。
6、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由有权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实行多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裁，不受一事不再罚的限制。对此，笔者前文已作论述。
7、多个不同的违法行为违反同一种行政法规范的，可以由行政主体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每一种违法行为均应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适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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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的分析与评价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按此规定，一事不再罚可界定为：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罚款）的行政处罚（注：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35页。）。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一个行为无论是违反一规范，还是数个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还是数个行政主体管辖，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如果是罚款，则罚款只能一次，另一次处罚可以是吊销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也可以是责令停产停业，还可以是没收等，只是不能再罚款。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范围是有限的，仅仅限制的是二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不限制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的第二次或多次适用，在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繁多、职权交叉重叠的情况下，仍不足以解决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的问题。可以说，这条规定反映了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但我们不能据此来否认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存在，这条规定正反映了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立法旨意和精神，只是由于理论上不成熟，争议较多，所以没有作出更全面的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中的重复处罚、多头处罚问题一定要解决，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所以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经过浪里淘金般的过程，那些经得住实践推敲、检验的内容必将成为人们的共识，得到普遍的承认，并将被充实到法律中去，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2期
2、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11页。
3、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3—334页。
4、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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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4页。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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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论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http://s.yingle.com/w/xz/182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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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
论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
内容提要：一事不再罚原则作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我国法学界所公认，但，何为“一事”、何为“再罚”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从时空角度，具体的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并对实践中存在的各种竞合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先罚有效，后罚无效”、“择一重罚从重处罚”等解决问题的方案。
关键词：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处罚 行政执法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近些年来行政法学界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一些规定，但并没有弥合分歧，解决争论。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渊源
（一）理论界的不同观点
理论界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注：资料来源参见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11页。）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某一违法行为，只能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能处罚两次或多次。对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已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不再予以处罚。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同一行政机关（含共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实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只禁止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如果同一行政机关遇有行为人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处罚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种行政法律规范的，可以给予不同的处罚；某一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而受刑罚处罚并不排除违法者还应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只作一次行政处罚，已作过行政处罚的，不应再实施处罚。一个违法事实分别触犯了几个行政法规范，构成了几种违法名称，可以分别由几个行政机关来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先行处罚了，别的行政机关不应再处罚，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
第四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它要求，已受处罚的某一违法行为不能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依同样的法律规范再受处罚。
综上所述，学者的争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同一违法行为；（2）对同一违法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得实施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都不得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3）不再罚中的“罚”的涵义和范围，其中主要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实践操作中的误区
首先，这里的“事”非法言法语，准确说应该叫“行为”。由此，判断是否属于重复处罚的关键是确认是不是一个行为。借鉴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同时具备，就可以认定一个行为成立。但必须注意：（1）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条关于行政处罚的涵义界定，主观过错不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这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关于国家赔偿归责原则采纳客观违法标准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主观过错不是行政违法行为当罚与否的条件，但可以作为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参考因素。（2）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一个行为，但这里仅指行为自身的状态，不包括行为结果的状态。（3）行为连续或者继续过程中，行政主体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行为人继续违法的，应当构成一个新的违法行为，并可再次处罚。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未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同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不影响行为人新的违法行为的成立，只不过增加了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的违法不作为或者渎职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违法行为，且行政主体处罚的同时已依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应依法强制执行其责令改正的行政决定，而不应对行为人继续进行的违法行为实施新的处罚。如此处理不仅符合行为构成理论，而且有利于敦促行政主体执法到位。
其次，一行为不再罚原则应在四个层面上运作。（1）一行为不再理。行政主体对行为人的第一个处理尚未失去效力时，不能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第二次处理，除非第二个处理是对第一个处理的补充、更正或者补正。如果第一个处理违法不当，行政主体应当先撤销，再重新处理。如果第一个处理合法正确但未达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应充分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必须撤销的，应依法给受损失的相对人一定的补偿。一行为不再理原则与人民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事不再理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和法律规则上的共性。（2）一行为不再罚。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依基本法理和法律规则合理推定，如合并处罚、一事多层罚、一事罚多人、一事多行为等情形以外，行政主体应严格遵循一个行为一次处罚的原则。（3）一行为不再同种罚。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不能给予两个以上相同种类的处罚。这主要指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的情形，即法理上所称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对于此种竞合的情形，刑法上采用吸收原则，按一个行为定罪量刑。然而，行政法上对于行政权的分配采用权力统一、分工负责的体制，行政事务的分工非常具体细密，经常出现同一事务由不同行政主体从不同环节以不同理由实施管理的情形，法律条文也相应地呈现缜密细致的特点。一旦出现规范竞合，尽管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同一的，但是，其造成的不同社会后果却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是彼此不同的。如果确立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一次处罚，不仅有悖于行政分工，并导致未作出处罚的行政主体构成失职，而且在立法设计时会带来技术性困难。据此，当出现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不同法律条文时，应当允许各个法律条文对应的相关行政主体依据不同理由分别作出处罚。但为体现相对公平和公正，各行政主体不能对行为人采取相同种类的处罚。应该说，这里不排除为确保权力到位而牺牲权利的因素。（4）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无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构成几个处罚理由，以及由几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只能给予一次罚款。该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范因利益驱动而导致的滥罚款现象，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带来技术性困难。第一，如果几个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都有权罚款，由谁罚款？根据效力优先原则，应该是谁先罚款谁有效。但如此做法对违法行为人最为有利，因为根据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规定，小额罚款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作出，即当场罚，或者通过无听证的一般程序作出。小额罚款的事先存在，使得需要经过听证程序的大额罚款运作完毕后，已失去了对外作出的法定资格，导致行政浪费。应该说，这是一个立法当中难以周密设计、实践中又不好合理操作的问题。第二，如果某一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依法只拥有罚款权，而当它准备实施罚款时，已有其他行政主体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处罚，如此只能将该行政主体置于两难境地：要么依法罚款，并构成违反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原则的违法行政行为；要么不罚款，并构成不作为违法。
避免一行为不再罚原则在第三、第四层面运作所带来的尴尬境地的最好办法是，行政法上对于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的情形，同样采用刑法上的吸收原则。
再次，一行为不再罚不是一个恒定的法律原则，它有以下几个例外：（1）合并处罚。在法定并处的情况下，因可以并处的处罚种类极有可能在程序尤其是时限上不一致，故并处的几种处罚可以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并可以采用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书。（2）一事多层罚。对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的，如果法律有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可以采用不同的处罚决定书，分别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3）一事罚多人。几个违法行为人共同违法的，行政主体可以以不同处罚决定书，对各该违法行为人分别处罚。（4）一事多行为。某一个违法事件涵盖多个违法行为时，如果各该违法行为性质不同，在法律上应构成不同处罚理由，行政主体可以以违法行为为单位分别作出处罚；如果各该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则构成法律上的连续行为，行政主体只能以一个违法行为作出一个处罚。
二、简单分析与笔者观点
（一）同一个违法行为的含义
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首先是对“一事”即“同一个违法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所谓“违法行为”指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而非其他违法或违纪行为。“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一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事人在客观上仅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违法事实。理解这一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类违法行为。第二，同一个违法行为在实施的主体上，是同一违法行为人。第三，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非一次违法事件。第四，同一个违法行为，指的是该违法行为的全貌，如果违法行为人针对该行为向行政处罚主体作了重大欺瞒，且该欺瞒导致处罚主体对该违法行为的定性和施罚产生重大影响，则处罚主体在第一次处罚后可以根据新查明的事实情况对违法当事人追加处罚。
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3—334页。）：第一，同一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律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第二，同一行为违反一个行政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第三，一个行为违反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分别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即所谓“竞合违法”或“规范竞合行为”。可见，同一个违法行为也并非是违反一个法律规范（注：皮纯协、余凌云：《行政处罚法原理与动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124页。）或一个行政管理关系的行为。
（二）对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再罚
如上所述，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三种情况。对于前两种情况，即一行为违反一规范，由一个主体管辖，一行为违反一规范由两个以上主体管辖，适用一事不再罚，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两次或多次。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分歧比较大的是第三种情况，即“规范竞合行为”或者说“竞合违法行为”。
对于同一个违法事实，同时符合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的情形，学者们称之为“规范竞合行为”。例如，某个体户在禁止摆摊设点的公共厕所附近卖食品，此一行为同时触犯了工商、卫生、市容三个行政法规范。对于这一行为有学者主张可以给予不同处罚，否则“处罚太轻”，不足以制裁违法，不能保护受到侵害的不同的行政法律秩序。也有学者主张不能给予不同处罚，其理由是该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有限，如此多头处罚，于法有据却于理不容。笔者认为，之所以实践中会有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行政法律规范的日益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说到底，违法行为人毕竟只作了一次行为，因此，不管几个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行为人只能受一次处罚（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4页。）。一事不再罚也主要是针对同一个违法行为有可能涉及几个行政主体的管辖权，或者受多种规范约束，多个规范又由多个主体适用可能造成的多头处罚、重复处罚而提出来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竞合违法”同样适用不再罚的规则。
（三）“不再罚”的含义
“不再罚”即不得处罚两次或两次以上。对此没有太多争议。理解不尽一致的是这里“罚”的涵义和范围，尤其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里的“罚”是指行政处罚，并不排除其他法律责任，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是不能互相代替的。笔者这里重点分析一下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问题。对于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罚，即不能“以罚代刑”，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争议颇多的是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又构成犯罪的能否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即刑事责任是否完全排除行政处罚的适用。由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质与量的不同，以及种类和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应并用，使行政处罚弥补刑罚上的不足，消除犯罪的全部危害后果和影响，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注：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44—145页。）。我国单行法律中大量存在“双重适用”的条款；如我国《食品卫生法》第39条规定：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恶疾的违法行为，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要由有关行政机关（卫生行政机关）给予吊销卫生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了刑罚对行政处罚的吸收制度，行政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罚款折抵罚金，意在限制行政处罚和刑罚的重复适用，但所针对的仅仅是能够为刑罚所吸收的同种类的人身罚和财产罚。对于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不同罚则，如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如何衔接则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对此情况应依据单行法律中的“双重适用条款”，分别由行政主体和人民法院同时适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所谓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这种限制既适用于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一行为违反一规范），也适用于同一事实不同理由（一行为违反数规范）。只要当事人客观上只有一个违法事实，只能给予一次行政处罚，不能两次或多次，其中一个行政主体处罚了，其他行政主体就不能再罚，已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也不能再次处罚，否则无效，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一事不再罚限制的是所有行政处罚种类的重复，多次适用，并不排除在法定情形下行政处罚和刑罚等其他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的同时适用。
一事不再罚在实践中应如何操作呢？有人建议与刑罚相同，重罚吸收轻罚。这在刑罚中可行，因为判决刑罚的只是一个机关——法院。在行政处罚中却不可行，因决定不同行政处罚的是几个不同的行政主体，总不能把这些机关或授权组织都集中在一起来开会协调。因此，笔者赞同这样的原则：谁先发现就归该主体管辖，后发现者不再有管辖权。也许不同机关的处罚理由和轻重不一致，那也无防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注：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 月第1版，第334页。）。同时，一事不再罚也应指导立法，力求将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叠、交叉压缩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从源头上解决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问题。此外，建立综合性的行政执法机构，落实罚款决定与罚款缴纳相分离的制度，也是贯彻实施一事不再罚，克服行政处罚中“乱”与“滥”的现象的重要措施。可见，在实践中实现这一原则，需要完善行政处罚的立法，需要多种具体制度和措施配套实施。
（四）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例外
1、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机关认为原行政处罚不当，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被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据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2、行政处罚的并处。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规规定，该法规规定同时施罚主体可以并处两种处罚，如可以没收并罚款，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等，这种并处亦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3、行政处罚的转处（换罚或易科）。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中，规定了行政主体对行为人给予一种处罚后，处罚难以执行，行政主体可以改施另外一种形式的行政处罚，这种转处的情况也不属于一事不再罚的范畴。
4、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并处。执行罚是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人，由主管行政主体采取连续罚款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手段。这时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在于惩罚违法者，可以与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一并适用，而且这种罚款还可以连续多次适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5、行政处罚中的专属管辖。行政处罚中的有些处罚种类专属于某特定行政主体，如吊销企业执照专属于工商部门，行政拘留专属于公安部门，则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在有关部门处罚后，还需要作出专属于特定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则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享有专属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再次处罚。
6、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由有权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实行多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裁，不受一事不再罚的限制。对此，笔者前文已作论述。
7、多个不同的违法行为违反同一种行政法规范的，可以由行政主体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每一种违法行为均应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适用一事不再罚。
三、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的分析与评价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按此规定，一事不再罚可界定为：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罚款）的行政处罚（注：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35页。）。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一个行为无论是违反一规范，还是数个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还是数个行政主体管辖，可以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如果是罚款，则罚款只能一次，另一次处罚可以是吊销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也可以是责令停产停业，还可以是没收等，只是不能再罚款。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再罚的范围是有限的，仅仅限制的是二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不限制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的第二次或多次适用，在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繁多、职权交叉重叠的情况下，仍不足以解决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的问题。可以说，这条规定反映了一事不再罚原则理论上的不成熟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但我们不能据此来否认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存在，这条规定正反映了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立法旨意和精神，只是由于理论上不成熟，争议较多，所以没有作出更全面的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中的重复处罚、多头处罚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经过浪里淘金般的过程，那些经得住实践推敲、检验的内容必将成为人们的共识，得到普遍的承认，并将被充实到法律中去，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新力：《论一事不再罚原则》,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2期
2、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11页。
3、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3—334页。
4、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第144—145页。
5、应松年：《中国走向行政法治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334页。
第五篇：浅论药品监督行政处罚中简易程序的适用
浅论药品监督行政处罚中“小额”案件的程序适用
在药品监督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常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现场发现某零售药店或医疗诊所存在违法行为，查明违法所得、货值的总值小于100元，在这种情况下，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一般程序进行行政处罚呢？目前执法实践中有四种做法：
1、对“小额”案件，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就一律适用简易程序；
2、为稳妥起见，一律适用一般程序；
3、适用一般程序，但只没收物品，免予罚款的行政处罚法；
4、一般责令改正，对依法应当没收、销毁的物品责令其自行销毁，或者由药监部门销毁。
5、对初次违法，按照第4种方案处理，发现再犯，一律适用一般程序从中处罚。何种方法从法律程序和执法实践能够较好的结合呢？笔者就此问题有如下探讨。
一、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
《行政处罚法》是一部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基本程序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8号局令发布的《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将《行政处罚法》在原有的基础根据药品监督工作的实际予以细化，更具可操作性。在《行政处罚法》和《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适用行政处罚有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
1、一般程序。一般程序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时一般应遵守的手续和做法，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基本操 作规程，包括立案、调查、决定等主要步骤，程序设定非常严谨。
2、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一般程序的对称，是一般程序的简化，是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对事事清楚、证据确凿的轻微违法行为当场进行行政处罚的程序。
2.1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但是，简易程序使行政机关处于绝对的优势，增大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几率。《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有明确的条件限制，《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可见，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由严格的要求，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具体为：
（1）、当场发现、当场处罚。简易程序是在当场发现违法行为后当即给予行政处罚，如果违法行为不是执法人员当场发现的，是举报投诉、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2）、情节轻微、案情简单。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仅适用于轻微违反行政法律关系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引起具体的伤害，也没有对社会造成较大的危害；二是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当场可以作出判断，不需要另外调查取证。
（3）、适用较轻微的行政处罚种类。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简易程序只能适用申诫罚（警告）和小额罚款，除此以外，不能适用于其他行政处罚种类，因此对应当处以没收非法财物、并处以罚款的 行政处罚，并不适用简易程序。
（4）、作出行政处罚应有法定的依据。一是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二是法律明确规定此违法行为应承担申诫罚（警告）和小额罚款的法则，具有唯一性。
二、“小额”案件的程序适用
对“小额”案件，在前面所述的五种做法中，从行政效率和节约管理成本的角度分析，第一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容易操作，但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是“可以”而不是“一律”，并不是所有的“小额”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比如像销售、使用过期失效药品的违法行为，虽然在货值比较小的时候按规定可以构成小额罚款，但因为还有其他的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不合简易程序的唯一法定罚则，故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第二种做法，在程序和法律的执行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就可能面临着效率的问题，如果每一个轻微的违法行为都适用一般程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行政成本，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笔者比较赞同第五种做法，但还有自己的一点补充，赞同的理由如下:
1、从行政处罚的目的而言，在行政处罚中，没收及销毁非法财物的目的在于消除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罚款的目的在于通过强迫违法行为人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药监部门在遇到药品违法行为，首先应该是尽快消除违法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其次才是根据实际的社会危害程度，根据法律作出罚款的决定，第五种做法比较符合行政处罚的目的。
2、符合效率原则，节约了行政执法成本，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容易操作，把现场发现的违法行为和今后的监管联系起来，能够进行长期监管。
但是，对第五种做法，笔者有以下补充：
1、对“小额”案件，并不能仅仅根据其违法所得、罚没物品价值和罚款的金额就此来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一般程序，因为这并不是确定适用何种程序的唯一条件。如果每一个案件都按一般程序进行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不会存在错误之处，但是，如果把符合简易程序的违法行为也适用一般程序，这样就增加了行政成本，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对小额案件，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按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对符合简易程序的违法行为，应该适用简易程序，节约管理成本，并且能够起到惩罚的作用。
2、在第五种做法中，对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应具体分类，如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当场处罚。而对情节轻微，货值较小的违法行为，但又不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可以采取销毁违法物品、责令改正的方式来达到消除违法行为现实的存在，并按规定进行复查，再次发现，按一般程序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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