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反倾销不公平性研究的论文
GATT自1948年生效至1995年1月1日被WTO所取代，其间经历了八轮多边谈判，使得关税大幅度降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受限，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行业层次上的国际竞争加剧，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并间有危机的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反倾销是历经GATT八轮谈判而被保留下来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加之反倾销申诉的便利性、技术上的灵活性、裁决上的较大主观性及其易胜性，使得各国对于反倾销这一贸易保护措施过于青睐。合理使用反倾销手段对于防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是必要的。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一直在滥用着这一“合法”的保护手段。
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案以来，截止到2002年10月，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已达501起，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或地区达33个，涉及我国出口产品4000余种，累计影响我国出口金额约160亿美元。
反倾销本身存在着诸多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充分认识反倾销的不公平性，是WTO本轮谈判中对国际反倾销法提出修改建议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现行反倾销法本身的非中立性
法律作为诉讼裁决的依据，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来说必须具有公正性或中立性。但作为反倾销诉讼裁决依据的反倾销法本身却不是中立的，带有明显的偏袒和保护本国生产者的歧视特征。作为现行国际反倾销制度的最新准则，WTO反倾销协议是由1948年GATT第六条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但后者的原始草案是由美国政府以其1921年的反倾销法为基础提出的，而美国1921年反倾销法的出台背景是：1920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粮价大跌，1921年失业率达到12%，有505家银行倒闭，达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历史最高点。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反倾销法无疑是应国内产业急需保护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典型的保护主义色彩。虽然历经多轮谈判，WTO反倾销法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相关产业仍然区别对待，各国反倾销法条文的宽松又赋予主管当局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得出倾销成立的结论。这对于出口国产业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反倾销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
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虽然是由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者向本国主管当局提出的，但在具体操作中，申请一经提出并获得批准，反倾销主管当局就立即取得了裁决者的地位，从而诉讼也就转化成了进口方政府针对出口企业的行为。同类产品范围的界定、调查抽样方法的选取、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调整与比较、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被确定为非市场经济时替代国的选取、诉讼期限的延长与否等等几乎全部由进口国主管当局自行决定，而出口企业所在国的政府只能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或在对判决不满时提出争端解决要求。
可见，反倾销诉讼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公平较量。反倾销调查的时限性又使得出口方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资料和有利证据予以反驳和申辩，只能处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地位。
3.损害调查中非倾销因素的排除
WTO反倾销协议及各国反倾销法都明文规定，在确定倾销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时，当局应对所拥有的全部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同时亦应审查除倾销以外的其他已知因素，以确定这些非倾销因素是否也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危害，由非倾销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咎于倾销进口产品。按照规定，至少应考虑下列诸因素：以非倾销价格销售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国内消费方式的变化；外国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竞争；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国内工业的技术革新；出口实绩和国内工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等。
然而，对上述非倾销因素审查与否及审查的程度如何，几乎完全取决于进口国反倾销调查当局，当局出于保护国内工业的考虑往往对某些因素不做调查，或者调查时浅尝辄止，而把由非倾销因素引起的损害不公平地归咎于进口产品。
另外，在损害调查时，反倾销法没有规定采选数据的标准，这也很容易造成当局以自由裁量为理由的武断和专横。
4.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的标准有失公正
在考察进口倾销产品数量的增长时，不论美国的反倾销法，还是WTO反倾销协议，都是既考察进口倾销产品数量的绝对增加，又考察其相对增加，认为“不论其在进口成员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是绝对的或是相对的”，都视为进口大量增加，这显然更有利于损害存在的判定。
例如，A国从B国进口某一倾销产品，第一年进口4000件，A国国内的消费总量为200000件，由于进口量不足国内消费总量的3%，被忽略不计。假如第二年A国仍然是从B国进口4000件该产品，但由于国内消费萎缩，总消费量变为120000件。那么，按照当前的反倾销法，虽然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没有变化，但由于第二年A国国内需求萎缩，进口产品的数量超过了国内消费总量的3%，进口产品就被认为是大量增加了，并对进口国产业造成了损害。进口国本身消费数量的缩减引起的后果，却要由出口国来承担，显然有失公正。
5.累积评估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国反倾销调查当局可以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进口产品所造成的损害进行累积评估。累积评估的条件，一是来自每个国家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超过了2%的最低标准，且来自每个国家的进口数量是不可忽视的。二是依照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情况和进口产品与相同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情况，对进口影响的累积评估是适宜的。
但累积评估的方法表明，来自一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可能对进口国产业不构成损害，但把几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加起来总体考虑时，其损害的严重影响则不可低估。累积评估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放宽了损害的标准，大大增加了做出损害存在裁决的可能性。这对于刚刚进入进口国市场的后起小国往往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6.替代国制度
关贸总协定附件九第1款第2条规定：“应当承认，对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在为第1条之目的决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可能发现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与这种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严格的比较不一定经常合适。”
欧美等发达国家依据以上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品的进口规定了替代国制度。中国一直是替代国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之一。虽然欧盟于1998修改了其反倾销法，把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自动获得了市场经济资格。在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上，欧盟采取了新的方式，一是以个案审查方式确定某个生产商是否具有市场经济资格；二是对中国企业实行更为具体的差别对待（分别税率）的标准。
欧盟对中国企业申请市场经济资格规定了5个条件：
一是有足够证据表明企业有权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决定价格，成本、投入等不受国家明显干预，主要原料的成本价格能反映其市场价值；
二是企业有一套完全符合国际财会标准并能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的基本财务记录；
三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金融状况，尤其在资产折旧、报废、易货贸易、以资抵债等问题上，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歪曲；
四是确保受破产法和资产法的约束，以保证法律上的确定性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五是汇率随市场汇率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就中国企业申请享受差别对待（分别税率）欧盟还制定了极其严格的8条标准：（1）股票的大多数应由真正私营公司掌握，或者重要的岗位上没有政府官员，有关公司受外国投资者控制将被视为其独立性的一个相关指标；
（2）公司设施建筑所占用地应从国家租赁或购买，且条件应同市场经济国家的相似（如正当的租赁合同）；
（3）公司有权雇佣或解雇雇员并确定其工资；
（4）总体上公司应对其原材料供应及投入有完全的控制；
（5）应在正当合同的基础上保证设备的供应；
（6）有证据表明外汇可以汇出，且可以回收投入的资本（只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如合资企业）；
（7）出口价格应自由确定，出口销售由设在涉案国家以外的相关方负责，这一事实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8）应保证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内市场销售方面不应存在限制；
二是不能在正当的合同条款之外收回经营权；
三是公司应根据其出口市场的传统需求，自由确定其出口产品的数量。
美国反倾销法在确定市场经济地位时，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的程度；建立合资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允许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控制的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产品价格和产量的控制程度；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仍然沿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如此苛刻的条件，即使是欧美的某些企业也未必符合全部要求，这是一种典型的歧视。当涉诉企业不能达到其所谓的标准时，等待它的将是随意性很强的替代国制度。即选择一个与受诉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第三国的价格作为替代价格。而采用替代价格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的，因此也难找出某个国家的合适的替代国，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具有无可比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之在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价格优势，任何国家充当中国的替代国都必将大大高估其成本，因此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如在确定中国输欧彩电是否存在倾销时，欧盟将新加坡定为替代国，而新加坡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倍，选择这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必然会得出中国彩电倾销的结论。
其次，替代国的选择随意性过强，缺乏可预见性。替代国的选择只有在进口国厂商提起反倾销申诉，当局认为出口国生产商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时才会出现，因此出口商或出口国生产商在被控倾销之前，甚至在立案过程中都无法预知究竟把价格定于何种水平才能免遭起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立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法律条文的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即行为人能准确地知道其行为的后果。替代国制度以无法预见、无所适从的法律让人遵守，并受其约束，是极不合理的。
第三，替代国价格确定的不透明性。以保密为借口，进口国主管当局从替代国获得的资料将不会透露给出口国的生产厂家，因此，生产商或出口商无法核实依靠这些资料得出的正常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不知道倾销幅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而且，进口国采用替代国价格时往往不做必要的调整，在本来就不公平的基础上人为地加大正常价值，使得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出口商被动地去接受进口国主管当局确定的替代国价格，去接受反倾销制裁，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第四，对于我国生产商尤其不公平的是，当被诉倾销的国内生产商申请到个案裁决，且部分生产商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时，对于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仍然要用替代国来确定这些企业产品的正常价值。亦即即使有中国企业得到了市场经济地位，该企业也不能用作其他中国企业的参照，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7.忽视消费者利益
反倾销似乎一直是进口国生产商、进口国主管当局与出口国生产商之间的游戏，与消费者毫无干系，在反倾销法中，也很少提及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一般无权过问反倾销调查，也无权取得有关资料。但是消费者的福利却直接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长期的。
如1990年根据大西洋鲑鱼贸易联盟的书面指控，美国对自挪威进口的新鲜鲑鱼征收了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约增加70-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随之增加70-80万美元，国家关税收入每年增加870-1090万美元。但由于市场上鲑鱼价格的提高，消费每年的净损失达1810-1850万美元。这样，实际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将下降690-720万美元。（转引自《反倾销对相关国家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易佳琳）
可见，反倾销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国内特定商品生产者的目的，但它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引起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这对于进口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
欧洲消费者组织曾经提出要求取得反倾销调查中的材料，但欧洲法院却认为反倾销程序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及其组织，因此，不予准许。即使在GATT1994年的反倾销法中，也只是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该产品通常是由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但是，消费者却无权获取资料，无权要求中期评审和日落复审（sunsetreview）
8.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小组裁决权的被剥夺
如果进出口双方都是WTO成员，且出口国对进口国向其输出的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裁决不满意且磋商失败时，前者即可提请WTO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裁决。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在评估该事项的事实时，专家小组应确定主管机关对事实的确定是否适当，对事实的评估是否是无偏见和客观的。如果事实的确定是适当的，且评估是无偏见和客观的，即使专家小组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该评估也不得被推翻（参见WTO反倾销协议第17.6（ii））。也就是说，WTO专家小组不得自行搜集证据，另行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者说专家小组最多只能对进口国当局的最终裁决结果作出是非判断，而不得随便得出别的结论。这既是WTO争端解决机构角色的尴尬，又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大国强权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典型反映，显然不利于出口国。而之所以要这样规定，个中原因恰恰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反倾销法较为完善的国家，也是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对于经济实力和反倾销立法都较为滞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以上从八个方面对反倾销的不公平性作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行的WTO以及各国的反倾销法律都有待完善，如何改革现行的国际反倾销法，是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WTO本轮多边谈判的矛盾集中点之一，希望上述分析能为反倾销法的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第二篇：哲学公平性研究论文
在《正义论》问世三十一年后，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1921—2002）离开了人世，停止了他对于公平的正义的思考。从各方面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后续的《的自由主义》、《公平的正义再陈述》都属于20世纪思想界最具有力的作品之列，其中贡献最大、最具有原创性的当属《正义论》。在这些著作里，罗尔斯提出了一个融汇西方正义概念的基本涵义并又极大丰富了其内涵的当代正义理论，即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公平的正义在这些著作中被诠释为在一个宪法民主制社会中人们关于一个健全的、持久的社会合作体系的条件的共同观念，因而是一种内含于关于一个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体系的观念中的正义观。总体地说，罗尔斯基于公平的正义观念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阐发的一种正义理论。但同时，它也将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观念的某些要素纳入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核心的概念是平等的自由。
平等的自由及其核心观念
罗尔斯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缺陷是它作为一种系统理论不能充分保障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需要做出某些修正；尽管在宪法民主制的政治传统中人们普遍将平等的自由看作是而然的原则，仍然需要从理论的反省、制度的可能程序以及它是否同人们的有个性的合理的善观念相容这三个方面，对平等的自由的概念加以省察，并使之成为实质性的正义原则。
平等的自由可以说构成了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的基石。罗尔斯认为，平等的自由尽管在自由主义自由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但这一观念却是人们将宪法民主制度理解为正义的制度的一个基本之点。在宪法民主制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下，当人们思考建立一种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的基本制度应当依循何种正义原则时，他们会同意，这些基本制度应当构成这样的保障：社会合作的每个成员在公平承担作的负担的同时，对于合作所产生的社会基本自由享有同任何一个其他人同样完整的一份权利；这份基本自由优先于对于同社会公职、地位相联系的社会利益的有差别的分配；并且，这份权利不会被为着某种目的而牺牲，不会由于自然的与社会的偶然性遭受严重挫折，也不会由于具体交易或协议的累积后果的影响而被剥夺。这种理解，罗尔斯认为，是宪法民主社会的人们对健全持久的合作安排的条件的公平的理解。这种理解，他指出，引向一种关于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正义原则的基本观念：只要可能，社会合作产生的所有善都要平等地分配；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将是不正义的，除非这种分配将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这一正义的基本观念的内涵通过一种合理的解释表达为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公平的正义两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
有差别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的辩护：提高不利者的合法生活期望
社会主义一向对自由主义的平等即公民的平等的空洞形式性质构成严重批评，因为它明确地要求实质的即社会的与经济的平等。从公平的正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这一平等要求本身有需要澄清的地方：如果社会的、经济的平等是未来社会才可能实现的平等，它显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合作体系的正义原则；仅当它把自身的意义限制在对构成这种要求的背景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进行某种调整的范围时，它才可以成为一个关于现实的合作体系的有意义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当以适当的方式来安排。但是，对这种安排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的适当的方式需要作出更清楚的说明。而且，从社会的持久的稳定性考虑，这种说明应当从社会中受惠最少的成员的角度来作出。首先，设想一下，一个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当他一旦获得了同样的管理社会的能力时最期望什么。可能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期望机会对他是开放的，二是，他期望在对他而言开放的竞争中，他不至由于不利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而处于劣势。一个社会是在两个有同等能力的候选者中间优先选择地位不利者，还是引入综合考察或某种进一步的指标选中一个候选者，是个同决疑法有关的问题。看起来，优先选择地位不利的有同等才能者倾向于鼓励地位不利者的合理社会期望。但是从社会的稳定方面考虑，偏向于任何一种特殊境遇都会影响人们形成稳定的合法生活期望。重要的是，若诉诸进一步的指标，这种指标同样不应当是只对地位不利者不利的。如果出于不利社会地位的有同等才能者的上述两个期望得到社会安排的支持，这种安排社会的和经济的收入差别的条件对于他而言就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更广泛的方面：一个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具备竞争高收入职位的人可能期望什么。这里也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他可能本能地愿望他马上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中等的甚至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一份财产。但是在社会体系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的社会，这种愿望在宪法民主社会中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实现要以剥夺一部分人的一些合法权利为条件。一种令一部分人权利损失来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境遇改善的期望被这个社会的人们的共同的基本正义观念视为不合理的。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具有竞争才能的人讲期望他能通过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的系统的帮助——主要是——获得更大能力，从而通过合法的劳动与交易获得更多的善，改善他的生活。这种期望在宪法民主制社会，实际上在大多数存在的社会，都被看作合法的。在宪法民主制社会，这种期望尤其得到鼓励。因为，一个地位不利者的合法期望越是提高，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就越是提高，他的后代人（假如他有的话）的生活起点就越好，社会就越越趋于稳定。按照公平的正义的观念，同公职和社会地位相关的有差别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只有当它是最能鼓励地位不利者提高其合法期望时才是正当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从事社会管理的人通过从事管理工作而得到较高的收入就对于地位不利者而言是公平的。
深层的关切：减轻的、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
在这样理解的公平的正义观念里面含有这样一种观点：以公平的正义原则来调节的社会基本制度必须做出某种持久有效的安排，来减弱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地位不利者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对所能想象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组织而言，根除这些偶然因素的影响都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想减轻它们的影响。义务首先是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制度安排。义务教育是不以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否有利为条件而为他提供的一种系统的帮助。这种帮助的明确的意图在于减轻社会性的偶然因素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起点的不利影响。我出生于一个山村农家，但是我同样可以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使得我的生活起点对我的不利影响减弱；因为我如果努力，同样可以期望完成中等教育，选择某种适合的职业，改善我的生活；并且，我的后代（如果我计划抚养子女的话）的生活起点将比我的更好些。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义务教育虽然可以减轻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却不能够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的任性影响，因为除了纯粹的自然偶然性之外，只要地位不利者的家庭处于匮乏状态，他们的后代人就有较大的可能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所谓自然的偶然因素，在通常的理解中指的是人的天赋差别。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批评是，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权利，默认自然天赋的天然特权：自由主义者可以同意实行义务教育，但不能接受将人的天赋视为社会共有的资产。在应当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这点上，罗尔斯同意采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但是他认为，减轻这种任性影响的理据不在于天赋是社会资产，而在于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看，有利的天赋不是一个人应得的东西，天赋的优劣对人的生活起点的影响是没有道德理由的。从公平的正义的观点来看，如果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是互惠的，即每个人都必须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中受惠，如果才能是自然天赋的偶然分配的累积结果，经济与社会利益就不能简单地按照才能来分配。天赋高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天赋高而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利益只能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培养其才能为社会节省了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他们运用其天赋和才能的活动最有助于因天赋较低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提高他们的生活期望。既然在天赋高者与天赋低者的社会合作中，天赋低者是从以往的合作中受惠较少者，一种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必须包含某种补偿性的安排。这种安排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设立基本制度时，除配给部门和稳定部门外，还需要设立转让部门来根据需要确定最低福利水平，以保障不利家庭及其后代人不受市场偶然性的严重损害；设立分配部门来确定遗产和财产所得税的水平。这样，尽管自然的偶然性在宪法民主制度下也不可能消除，但是，由于转让制度与福利分配制度保障不利家庭的最低受益水平，这些家庭的成员——尤其是下一代成员——的合理生活期望就没有遭受到严重打击，自然偶然因素对于他们的不利影响就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
第三篇：大学生就业公平性论文
一．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现象透析
在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就业不公平现象，着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阶层间的良性流动，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接受教育的起点不公平
早在2005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顾海良教授就提出：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应该高度重视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实际上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只有教育的公平才能有发展权的公平。换句话说，只有使各地的教育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各地的大学生公平的在就业市场上竞争。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等原因，我国还存在这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首先是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我国城市的教育资源明显优于农村。除学校教育外，城市学生在课外辅导，素质拓展，视野开阔等方面，也是明显存在着农村学生不可比拟的优势。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求职者的综合素质，那么农村生源的大学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普遍就处于了略势地位
2代际传递效应
代际遗传效应，本义上是指上代人对下代人的影响，这里指一些用人单位录用大学生时将其家庭背景当成他是否能别录用的砝码。这种现象自古有之，到那时随着今天就业压力对的增大显得更加得普遍。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过落实率和起薪就越高。一些大学生凭借父辈的资源与运作，轻松地得到了令人羡慕的职位。而那些能力与之相当却因无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则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种效应正严重阻碍着大学生公平就业的实现。
3.学校及学历歧视
大学生所在高校的名次和知名度，早已经成为人们衡量大学生学士的一把标尺。就业市场上的名校效应可谓是立竿见影。用人单位面对一同来应聘的毕业时，录取时往往会青睐名牌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甚至在名校毕业生能力，素质不及一般院校的毕业生时，也是优先考虑名校毕业生。一直以来“名师出高徒，名校出高材生”的就一定观念在大多数人的意识总根深蒂固，母校的知名度已经成为毕业生求职时的无形资本。可是，名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一定是高材生吗？用人单位招纳的应该是合格的与昂，而非学校的标签。因而，一味重视毕业时母校知名度对大学生公平就业本事就是一种严重的讽刺。
应聘单位盲目追求人才高学历，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有些应聘单位不注重仁慈啊的素质，而是片面追求应聘者的学历。大专生或者本科生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偏偏要硕士生，博士生来做，这使得实现大学生个公平就业之路更加漫长。
4.户籍歧视
户籍歧视，通俗点讲就是歧视外地人。虽然，国家一再鼓励事业单位聘用各地的高校毕业生，但户籍歧视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具体表现为：有些单位招聘员工时明确户籍限制，因而一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因没有当地户口，而无法进入该地。
5.性别歧视
女性是社会的半边天。女性的就业状况不仅体现了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格上的独立情况，而且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公平度和文明程度，甚至关系着社会和谐发展的进程。如今，我国女大学生在就业率方面比男生低许多。经常关注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单位招考的人，不难发现，招考中性别要求为男性的岗位居多。甚至到了面试环节，男性也明显更受青睐。因此，很多大学生认为就业机会不平等是当期那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
另外，民族歧视，年龄歧视，相貌歧视，独生子女歧视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大学生公平就业的实现。
二。大学生就业不公平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的影响
1.大学生就业部公平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果任由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情形在就业市场上发展下去，势必会使无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心灵受到冲击和伤害，进而产生悲观消极甚至愤世嫉俗的情绪。而凭借父辈的资源运作找到满意工作的大学生，则可能养成不思进取，凡是以来社会关系的习惯，这两股不良风气不及时制止，必然会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埋下隐患。
2.大学生就业不公平必然会造成人才和资源的浪费
许多就业困难生因找不到与自己专业或能力相匹配的工作，迫于生存压力，大多数人会选择某种单一技能劳动的工作谋生。这使得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处于闲置状态甚至是荒废，而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和创造性也会受到限制，其获得资源，得到各种发展和获利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社会阶层间的良性流动在他们身上自然难以实现，其结果必然是严重阻碍人力资本的正常流动，破坏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股逆流。
3.大学还是就业不公平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通过市场双向选择，在理论上看似公平，但由于缺乏公平的选拔制度或有力的监管制度，一些权力在握的人，便利用手中的用人选择权，以权谋私，以权谋利。近几年，认识腐败之所以屡屡遭人诟病。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一些单位招人时，不是通过公平选拔，而是通过关系，从后门招人，即便是通过招考，也只是走形式，着不仅容易造成近亲繁衍，更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竞争局面的建立。
4.大学生就业部公平家加剧了贫困家庭的危机
相关部门统计，近两年全国高校贫困生占在校总人数的25%左右，家庭经济特别贫困的学生占8%左右，这些贫困生家庭中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近几年，我国虽然对一些师范类学校采取了免征学费并增加了很多高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项目，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校的学费依然很贵。对于高校贫困生家庭来说，举全家之力付出的巨额投资若得不到合理回报们，对大学生以及家人的打击是令人担忧的。其损害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情感和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
5.大学生就业部公平不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观公众教育消费心理有强烈的功利性。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就会产生读书不用论。这种思想不仅会影响许多青少年选择不进学校，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着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三．国家和社会实现大学生公平就业的对策探讨
就业不公平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主导作用，在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尽量减少社会网络资本的影响，尽可能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平台。
1.努力实现教育公平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从各方面入手，切实解决前进过程中面临的诸如三农问题，资源问题，分配不公问题，阶层利益关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但从更深层次去研究和把握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不难发现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底线，是促进设计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人守教育程度在其就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普及受教育权应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教育公平主要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但是首先应该保证教育机会公平才能保证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教育机会公平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我国的教育资源应该向弱势地区和人群倾斜，要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从这一点上，我国前几年已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如：2006年，教育部实施了西部地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措施；2007年的两会，针对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又明确提出：
将义务教育个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明确下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同事，教育部在缩小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方面也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如：加强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宏观调控。要求中央部委高校在保持各地计划总量相对稳定的同时，将招生计划增量部分向中西部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质量好，数量多的地区倾斜。上述政策性措施的执行对我国教育机会公平化进程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要在短时期内完全实现教育公平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坚信，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教育公平目标一定会实现。
2.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营造公平公正竞争环境的有效手段。社会流动机制是社会成员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道另一种职业的转变机制。政府需要在制度，政策，法律上不断推进社会公正的原则，努力构建一系列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求职者创造各种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使尽可能多的大学生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向更理想的阶层迁移，获得更加适合自己的发展岗位。
大力规划就业市场，形成公开的毕业生就业信息环境，构建平等的竞争机制，尽量减少人情因素，坚持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让毕业生们尽可能凭个人才能就业，对利用职权干扰公平公正就业竞争的腐败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相关部门应减少大学生不必要的就业成本，尤其为贫困大学生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如：为毕业生搭建交流平台，采用网上招聘，建立视屏面试室
3.制除定保障公平就业的法律法规
实现大学生就业机会是一项系统过程，着不仅需要一盒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更加需要公平公正的法律作为后盾，只有当大学生们在招聘，录用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执行等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这种平等地位能够得到相关法律的支撑，这个特殊的人力资源才能通过公平竞争得到合理的配置。政府通过对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可以在全社会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观。在具体招聘大学生工作中，用人单位应严格推行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五个坚持，五个不准原则：坚持任人唯贤，不准任人唯亲；坚持搞五湖四海，不准搞团团伙伙；坚持公道正派，不准搞拉关系；结私情；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不准搞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坚持按程序办事，不准搞临时会议。
4.用人单位应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梳理科学的人才观，就是要提高以人为本的意识，人才的就业竞争必须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人才素质的公平竞争，社会对人才的挑选不应加上“家庭背景情况，性别，相貌，地域”等连带条件。因而，用人单位应以毕业生是否具备胜任该工作的能力及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的标准来选拔人才。这一点德国大众公司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德国大众公司人才荟萃，但是招聘的ＣＥＯ有的却是职校的操作工出身。
四、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应积极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１.增强危机感，挫败消化能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学生要获得某只择业的成功，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评估，对就业市场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成分估计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增强自我调控能力，保持积极健康的求职心态，克服自卑，羞涩，怨人尤天，自暴自弃等不良心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竞争就意味则会有失败，要想尽量避免失败，就需要树立清冽的危机意识，增强自身在求职竞技场上应对挫折的能力。尤其在高校毕业生规模大幅度增加，用人单位要求提高，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危机感就没有主动适应竞争的进取心；没有应对挫折能力就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失去获得成功的机会。
２.转变就业观念
面对当今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大学生必须转变传统的就业观念，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实际出发，积极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
首先，转变一次就业定终身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事制度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大锅饭。竞争上岗，人才流动和再就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其次，转变就业中狭隘的地域观念。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容量的有限，再加上企业和政府机构精简人员，造成城市接纳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锐减。因此，毕业生应从自身情况和条件出发，不盲目从众，哪里有利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到哪里去。
再次，转变就业观念中狭隘的行业观念。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知识更新，产业高级化趋势加速，传统产业逐步被新兴产业代替，这新将会使得社会的分工界限越来越迷糊，社会行业绝对分工现象将不复存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分局限于一个行业，就可能因为短板效应而妨碍个人的发展。
最后，必须转变被动就业，和依赖观念，为国家和社会着想，为家庭考虑，梳理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的观念
３.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增值的潜力
大学学习不仅能要注重专业知识的掌握，更要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广泛涉猎各学科的知识，以便开拓自己的视野，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另外，还要学会适应环境，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而在综合素质的提高上，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对生活在校园里的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更应该正确面对，客服社交恐惧症，认清交往的障碍所在，掌握沟通技巧，适应校园内外的正常交往，端正择业心态，你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就意味着你的增值能力。
４.准确定位自我在求职应聘工过程中，一些大学生有自卑心理，特别是普通院校的毕业大学生，和大专生，在求职时预先给自己设定了心理限制。常常对一些符合的单位，公司望而却步，结果痛失良机，导致求职失败。因而，毕业生应充分认识到求职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不要先入为主地把自己定位于弱势群体。当然，大学生也应该从天之骄子的虚化身份中摆脱出来，准确定位自我。社会发展至今，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大学生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而已。天才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而言，还是要调整好心态，面对现实，寻求合理的起点才是明智之举。
５．树立法律意识
大学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时，首先要看清协议书本事的条款设置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其次要注意签协议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没有附加条款，服务器是多长时间以及报酬等。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大学生的是，合同中一定要注明双方的权力与义务。这样才能避免由于没看清合同盲目签约，日后和他人单位产生纠纷。当然，一旦产生纠纷，大学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所述，实现大学生的公平就业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社会 的和谐发展又能为大学生的公平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实现大学生的公平就业，不仅应是大学生群体关注的话题，更应成为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责任。我们各司其职一定能尽快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实现大学生的公平就业。
我国目前的就业环境，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从自身出发，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脚踏实地地学习基础知识，在课外活动中锻炼社会交往沟通能力，为将来求职积累必要的经验。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都要做一个有道德，有能力，有理想的大学生！
第四篇：反倾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反倾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摘要：自WTO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反倾销目标国。对中国发动反倾销的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本文就是通过对欧盟对华反倾销和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形式的比较，来说明征对我国反倾销的国际形式，最后对我国如何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给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国际贸易；世界经济
0.引言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或WTO)框架下维护公平贸易环境、抵制不公平竞争的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纷纷调整和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目前全球已有91个国家或地区出台了各自的反倾销政策、法规或条例。反倾销政策已成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的反倾销摩擦愈加频繁并日趋广泛。从反倾销的广泛性看，不仅有传统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也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同时还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反倾销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各国和地区最为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
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之所以把反倾销视作一个合理的贸易保护手段，是因为倾销本身属于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此，反倾销的成效理应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和推进。然而，国际反倾销政策及其实践的结果并没有促进自由贸易，相反却导致了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局面，从而导致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大趋势下呈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矛盾局面。
1.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它起源于重商主义时期推行的“奖出罚入”贸易政策，是寻求和开拓国际市场、排挤驱逐竞争对手以获得和扩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对外贸易工具，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对进口货物实行高关税政策，在奖励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同类商品征收禁止性关税。这样，既限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入，又可以使本国的出口倾销产品不能再输回本国市场。倾销一般分为国内倾销和国际倾销。国内倾销俗称削价销售，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本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行为。这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通常由该国的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约束和制裁。国际倾销指的是一国的出口商以低于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到另一国的价格行为。现今所说的倾销指的就是国际倾销。
倾销一出现，西方国家就认为它是一种不公平贸易，反倾销与倾销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过，发达国家纷纷立法以制止倾销行为。1904年，加拿大首先立法对倾销加以制裁，其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和英国等相继立法，现今已知有反倾销法的国家共93个。反倾销法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2004年美国还专门召开反倾销国际会议纪念反倾销一百周年。
所谓反倾销，指的是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产品采取强制性措旋，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限制进口数量。根据GATT/WTO反倾销协议，如果倾销成立，进口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可以是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也可以接受出口商作出的价格承诺。在实践中还接受出口商提出的数量限制——关税(即对数量限制内的出口商品不征收反倾销税，超过部分则征收反倾销税)的形式。这样，反倾销可以保护进口国受损的产业，同时也保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对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竞争的第三国出口企业有利，产生贸易转移)，限制倾销方的出口。倾销与反倾销，从本质上讲，是倾销方与反倾销方之间竞争优势的较量，同时还反映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和成本优势等。一般来说，反倾销的产品是反倾销实施国处于竞争劣势的产业(因此需要政府保护)，而倾销的产品则基本上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财政补贴、赚取外汇的倾销除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赢利并持续倾销。
2.反倾销的动因
由于倾销动机的多样化，反倾销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性。
(1)从理论上讲，GATT/WTO八轮谈判使成员方的关税水平大大下降，为贸易自由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前提是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则竞争的标准就应趋同，但因为存在国际市场分割和不完全竞争，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同、比较优势不够明朗的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竞争政策显然阻力很大。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和永久的优势，设置制度障碍就不足为奇，GATT/WTO设置了一套规则，本身就是各国谈判妥协的结果，反倾销协议也是如此。另外，反倾销机制本身的缺陷，再加上各国并没有完全按照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标准制定和实施反倾销政策，使得反倾销愈演愈烈。
(2)法律是影响反倾销使用的主要原因。各国关税的普遍降低和贸易保护主义作祟，导致寻求合法而又隐秘的保护工具的国家越来越多。GATT/WTO《反倾销协议》的签订，使各国逐渐认识到这个工具就是反倾销。
(3)霸权主义的存在和盛行、完善的国际反倾销博弈规则的缺乏以及强反倾销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
(4)反倾销作为一种隐蔽的贸易保护工具，与世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当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增长期时，各国对外经贸政策由于共同的需要而相对开放一些，此时国际反倾销案件会有所下降；而当世界经济遇到危机或受到政治、军事冲突等困扰时，各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无疑会趋于保守，国际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就会相应增加。
(5)反倾销还与国际经济格局相关，反倾销案件数量与其经济实力也是对称的。国际反倾销起源于发达国家，三十多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决定了其对外反倾销案件会越来越多，以保护其产业升级和国内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产业结构升级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决定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比值之差会缩小，尽管其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的变化与其经济增长速度轨迹是一致的。详细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下反倾销案件数之比，发现其比值比发达国家的比值要大，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意识在不断增强，且加入国际反倾销行列的步伐很快，力度也很大。反倾销本是用于保护国际公平竞争、使进口国产业免受外来不合理侵犯的合法措施，但三十多年的反倾销的发展历史表明，反倾销确有被滥用的趋势。
(6)各国对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遵循国家福利最大化原则，主要考虑的是产业界的利益和国家产业安全，较少或根本不考虑消费者利益，这将扭曲反倾销决策机制，使反倾销指控易于成立。这从GATT/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倾销的定义就可以发现：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而未考虑消费者利益。从反倾销程序法来看，消费者意愿在任何环节都无法表达，更难以被接纳。特别是由于各国实施反倾销时，均赋予本国有关的行政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反倾销申诉和裁决都只对本国产业有利。
(7)国际贸易的大力发展和各国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不得不另寻市场，导致各国经济贸易政策既要有利于扩大本国出口，同时还要有利于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冲击。这就难免会使各国重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从而使加入国际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国家和案件数量越来越多。
(8)产业结构雷同使国际竞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各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又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矛盾，要求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比较优势不够明朗和真实的各个国家都来执行趋同、透明的贸易政策显然为时过早，阻力太大。既然有的国家比较优势不明显，就势必会设置制度障碍。有的是期望将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时再逐步趋同化，有的则由政府出面制造人为优势，导致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却难以出口商品，这些都会进一步强化反倾销机制的作用和实施。
3.反倾销的国际比较
30年多来国际反倾销明显呈现出强化趋势，并日益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面重点分析欧盟对华反倾销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反倾销的形式。
3.1
欧盟对华反倾销
自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欧盟就一直是反倾销法的坚决实施者，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反倾销守则还受到欧盟反倾销法的重大影响。30多年来，国际反倾销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欧盟反倾销法及其实践来看，其影响也极其深远。十年前，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投诉欧盟反倾销“零幅”计算法，就足以说明问题。欧盟也同时是迄今为止国际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了解欧盟反倾销特点，对于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在对华反倾销中，欧盟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历史上也正是欧盟揭开了对华反倾销的序幕。
3.55起，占17.3%)。值得指出的是，WTO成立后，欧盟、印度、美国、韩国、新西兰、土耳其、波兰、秘鲁等国家加强了对华反倾销的力度和进程(对华反倾销案的比例高于其在国际反倾销案中的比例)，且欧盟对华反倾销依然名列前茅。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地位，与其在国际反倾销中的地位是对称的。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比例，20世纪80年代为1.48%，90年代上升到2.16%，提高了45%还多。以此推测，本世纪头十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将共达94～112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华反倾销案的两倍!而且涉案金额(单案和全部案件的平均水平)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大。1997年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案已不接受我方的价格承诺结案，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国加入WTO后，欧盟仍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执行现行政策，视中国为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只有积极应诉，欧盟方可能逐渐给予我方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欧盟接着可能会启动对华反补贴指控，对此，我国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并及早行动起来，方可防患于未然。
3.1.2欧盟对华反倾销产品比较
WTO成立以来到2013年底，国际反倾销案共计2646件，重点指控钢材、化工、塑料、机电和纺织产品，五项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共有2053件。这些产品也是欧盟反倾销的重点产品，1980--2013年欧盟对外反倾销指控的产品重点在于化学药品、机械、纺织品、矿石和电子产品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指控重点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和纺织产品及医药、土畜、食品、鞋产品(杨仕辉2002)，其中欧盟对华反倾销重点在指控化工产品(约占40%)、纺织、机械和电子产品(合计约占40%)。可见欧盟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指控产品与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要产品基本相似，基本上都是化工、钢铁、其他金属、纺织产品以及医药、土畜、食品和鞋等产品。这就警示我国要重点加强对这些产品的监控和管理，出口这些产品的我国企业更要努力消除低价竞争行为。
此外欧盟对华反倾销示范效应十分强大，如欧盟首次对华反倾销产品约有三分之一被其他对华反倾销国家所继续指控，效仿密度为45%，溢出系数达55%。
第五篇：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论文
题目名称：国际反腐败比较研究 系部名称：法律学院民商法
班级：1341班
学号：***
学生姓名：闫卉卉
指导教师：杨小辉
2014年4月
论文题目：阅读《双重悖论》有感
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魏德安教授是一名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资深专家。他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在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魏教授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但在1992年—1996年的中国清廉指数有所增长，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下降，经济发展受限。然而，我们看到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由此，我们发现有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
1.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施快速增长之前就明显提高。
2.经济增长最迅速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腐败态势加速恶化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的高官数量及粗略计算的受贿金额。
3.虽然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由作者的观点我们不难得出中国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矛盾。虽然新正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并且阻碍发展，但现实正好相反，出现了双重悖论。作者认为“中国特色腐败”与其他国家腐败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的腐败不仅包括广义的腐败，还包括更严重的，过度的掠夺性腐败。作者认为对此现象可以用3点来解答：第一，在腐败问题恶化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几轮经济改革，中国经济长期遭到的压力得以释放。经济改革后腐败才开始恶化，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决定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第二，腐败侵蚀的不是现有的价值，而是价格双轨制催生的新增价值。第三，随着日益恶化的腐败，中国开始开展腐败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并不完善，而且效力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防止其恶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也加剧了腐败。不仅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美国的波士顿“大挖掘”项目。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恰巧开始在经济增长快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国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资金加剧了腐败态势。
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腐败开始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高级别的腐败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加剧的，此时经济改革已经启动了10年。而腐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经济改革后才开始迅速增加的，而且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呈现了爆炸式、几何式的增长。经济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刺激了腐败问题的恶化。
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特色的腐败”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发展和腐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还是寄生的？如果是寄生的，那么腐败会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增长较快的时候，这点可能不那么令人担心，但随着今后增长逐渐放慢，腐败的影响会变得日益沉重。如果两者的关系是共生的，那么过去由市场化带动的增长会催生更多腐败的土壤，而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特色的腐败”。在中国改革时代伊始，腐败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并非“根深蒂固的”。朝着更市场化的体制来改革计划经济为加快增长提供了激励因素和动力，同时也为新的和更有利可图的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韦德曼看来，这种新形式腐败的核心就是“双轨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计划经济的定价朝着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的转变。这一改革过程影响了商品、投资、土地、建筑以及最突出的官员向市场买家出售政府资产的价格。这些买家既有私企，也有国企，这些国有企业本身也经历了通过向私人买主出售资产而实现不同程度私有化的过程。在这些交易中，更低的控制价格和更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套利交易给参与者的寻租行为提供了非常有利可图的机会。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十八大以来，众多省部级高官下马，大小腐败事件都被揭露了出来。反腐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作者对中国腐败工作的乐观和信心。但是，新的形势下反腐斗争依旧严峻，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腐败。相信只有这样才会取信于民，深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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