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辨护意见
辨护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文开律师事务所接受任行云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任伟江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一案的二审辩护人。庭前，我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结合法院调查的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被害人有过错
本案的发生是上诉人和被害人发生口角并引起撕打而造成的，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法可以酌定从轻或减轻对上诉人处罚。、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上诉人实施故意伤害行为的危害后果轻。根据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及法律的有关规定、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伤害的结果重，量刑就应当重，结果轻量刑就应当轻。上诉人实施伤害的结果是轻伤二级，比轻伤一级轻，依据《刑法》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给予上诉人较
轻处罚。
3、上诉人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依法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4、上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很好，能够积极主动改造，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5、上诉人平时表现一惯良好，无犯罪前科。
6、上诉人及其亲属愿意对被害人给予赔偿，且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被害人及其亲属对上诉人也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上诉人依法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二审期间双方已达成和解，被害人对上诉人表示谅解，并请求法院依法对上诉人从轻处罚。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给予上诉人较轻的处罚。
代理人：王安然 2014 年 9 月 16 日
第二篇：控方一辨立论(公诉意见)
控方一辨立论（公诉意见）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们知道贪污、受贿是极为常见的罪名，通常情况下，区分二者似乎不成问题。但是有时也会遇到难以区分的时候，因为二者犯罪主体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客观方面都有利用职务的便利。正如今天这个案例就需要一双慧眼把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才能真确的判断。
因此我方认为本案中的10万元应定性为贪污，5万元应定性为受贿。理由如下：
首先，侵犯了双重客体。本案中既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次，侵犯了双重对象。管委会黄天宏与电子厂叶鹏合谋提高造价10万元，事后又返还15万元给予黄天宏，其中的10万元是公共财物，5万元私有财物。再次，主观方面黄天宏对本单位、自己经管的公共财产发生贪心，采取侵吞、骗取的手段占为己有，主观上有想贪的故意，另外黄天宏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换取行贿人的财物，搞权力寻租事故收受贿赂的想法。最后，在客观方面，黄天宏与叶鹏经事前预谋，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利用黄天宏的职务之便，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虚假的工程协议，擅自将工程造价提高10万元，共同骗取国家的10万元财产，这是贪污的行为。事成之后，黄天宏为叶鹏谋取不正当利益额外收受5万元，这是受贿行为。
由此可见，无论贪污还是受贿多么的变幻莫测，关键其在于侵犯客体是什么，侵犯的对象是什么，所得的财物的性质是什么。
因此，无论从客观事实还是法律规范，本案中的10万元应定性为贪污，5万元应定性为受贿。谢谢
控方三辩总结陈词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其实要分清是贪污还是受贿并不难，就如我方一辩以及自由论辩阶段我方一再强调的一样，究竟是贪污还是受贿，关键其在于侵犯客体是什么，侵犯的对象是什么，所得的财物的性质是什么。
基于此，本案就不难区分贪污款还是受贿款了。因此，我方要再次郑重的告诉大家，本案中的10万元应定性为贪污，5万元应定性为受贿。
辩方之所以混为一谈，将15万元全部定性为受贿，是因为犯了以下基本错误：
错误之一：概念不清，指鹿为马。具体而言就是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界定不清。本案中的黄天宏等人经事前预谋，内外勾结，黄天宏的利用职务之便以与电子厂签无效合同的方式骗取管委会的10万元财产，致使国家财产遭到损失，符合刑法上“以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特征，这10万元是公共财物。而本案中另外给予黄天宏等人5万元的“回扣”是叶鹏的个人行为，因此属于叶鹏的个人财物，不属于公共财物，理所应当定为受贿款。
错误之二：一叶障目，割裂事实。对方辨友只看到收了15万元的表象，而没有看到收钱背后的实质。本案中黄天宏与叶鹏等人合谋共同将工程造价抬高十万元，之后返还15万元看似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俗不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骗取10万元国家财产仍然是刑法上的贪污行为，而多余的5万元当然是黄天宏为叶鹏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收取的贿赂款了。批了羊皮的狼毕竟还是狼，穿了马甲的小样就不是小样了嘛！？
错误之三：主观臆断，本末倒置。我们知道《工程协议》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欺骗主管部门，工程协议实际上是一个无效合同；黄天宏事先与叶鹏多次商量，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产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以抬高合同的工程造价骗取公共财产10万元，其目的就是为自己侵吞公共财产披上合法外衣，其主观上的目的就是贪污这10万元。这是黄天宏等人的主要目的。事后叶鹏个人多给付的5万元，属于叶鹏个人的行为，当然定受贿咯。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韦伯说过，怀抱法律，追寻正义是法律人的天职，我们公诉人更应当有法律人的理性，胸中充满正义，目光始终徘徊于规范与事实之间，这样犯罪的外衣再华丽我们也能够看穿本质，就像本案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规范，本案中的10万元应定性为贪污，5万元应定性为受贿。
实训辩论赛控方问题
1、贪污与受贿的区别
2、什么是公共财物刑法
3、刑法规定贪污的手段有哪些（骗取）
4、15万元的来源、构成5、15万元的性质
6、工程总造价提高10万元，为何星耀电子厂收到价款后，将15万元返还给黄天宏等人
7、黄天宏的职务是什么？该份协议代表管委会签字的人是谁？
8、我们知道故意不决定罪数，决定罪数的是犯罪构成，那么请问对方辨友，有是如何理解罪数的呢？
9、刑法学是规范学，具体个罪的故意内容必须以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为判断基准，10、批了羊皮的狼毕竟还是狼，穿了马甲的小样不就不是小样了嘛！？
11、拉伦茨告诉我们，法学就是要认识隐含在立即可解的字义背后的意涵，并将之表达出来。对方辩友为何不肯将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抬高合同价格的本质涵意表达出来呢？
12、对方辨友一会承认受贿的行为方式包括骗取，一会又说单纯的骗取是不行的，扑簌迷离，眼花缭乱，请正面回答贪污的行为方式是否可以表现为骗取？
第三篇：法辨有感
读 法 辩 有 感
读《法辩》有感
（部分内容有参考其他资料）
《法辩》堪称法学界的“词典”，这次有机会在法理学老师的课堂上了解到这么一本重量级的法学书籍的存在。下来后认真看了一遍，但是毕竟是经典吧，能够领略的也只是皮毛而已，也不得不承认法学世界的浩瀚和渊博啊。下面是我在读过之后的一些感想和收获，当然由于自身法学底蕴的欠缺，有很多观点都是有受启发于网上一些知名的评论和讲解，不过我也在努力之中。
《法辨》一书收录了梁治平先生1985年至1987年三年间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全书包括法与文化的比较，法与礼的关系，古代发到现在的发展与差距，然后谈到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文化进行一个深刻的检讨，辅之以西方文化中的法学渊源，全书逻辑非常清晰透彻，让我们对人类社会人治与法治两种经典的治理模式有了更深的见解，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比更是全面了我们的认识。
这么近20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其中蕴涵的许多思想观点已不复当初之锐利。但对于我这边没有什么法学功底的学生来讲，我仍然感受到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并非源于那种初接触新鲜思想的兴奋，而是在于梁治平先生在文字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某种情绪，以及沿着这种情绪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借用小枫先生的比喻，如果说这些文字恰如若干年前秋天飘落的一片黄叶，那么文字背后隐含的这种情绪正如黄叶上清晰的脉络，直到今天，依然新鲜和湿润。
所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西方之间的不同吧。在中国古代，法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刑，始终纠缠于制裁。法作为中国古代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它强调了义务，却不保障权利。更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直接决定着治理模式的效果如何，而作为其统治工具的法也随之具有了随意性，失去了法的至高无上的庄严。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中国提到法，人们也不免会想到强制、规范，而不是公平、正义。这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梁老师在《法辨》开篇就提到，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千百年来，中华人民生活在等级与服从的社会，已经慢慢忽略了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无疑是这个泱泱大国最大的悲哀。与此相比，古代西方的法观念则要温和得多，内涵也更丰富。他们那里没有古代中国常见的氏族间的征战与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只是为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所以不可能激烈如中国古代的征战。为此，他们常常采用中间的方法，比如，制定某种契约，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契约精神的贯彻使西方法实现了华丽转身。自此，法律成为西方社会系统的最高权威，成为凌驾于其他个人与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
而产生这样的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呢？梁老师告诉我们，是文化传统。因为法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浩瀚无垠的文化国度里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化作为整体，引导法的发展；法作为部分，推动文化的进步。一个国家的法只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中才能永垂不朽。
但是遗憾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与文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的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代。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分类，它们是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基础。它们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律信仰，应被世人尊敬。但现实与理想，总归是有差距的。中国老百姓的权利观念依然淡薄、公平意识依然缺乏，法在中国老百姓眼中还是压制、约束的代表。我国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与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脱节和断裂。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障碍之一。所以，改变是必须的。问题是怎么改。梁老师在《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两种或多种文明的融合往往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产生出新的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于欧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于日本，都是如此。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期待，终有一天，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会相得益彰，既继承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吸取了西方法治理念的精髓。但此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中国的法律人在社会变革的深刻脚印中，在洒下汗与泪的持续探索中，寻找答案。
正如前面所说，梁老师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不同之处，相对于西人的法律至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是道德至上。更为可贵的是，全书将自然法演绎的淋漓尽致。西人的法律至上，是自然法至上，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由于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为此，梁老师不无担忧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法的定义创造者并非马克思本人，而是在30年代肃反运动中极为活跃的苏联法学家，担任过苏继埃共和国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该定义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合„„”。梁老师认为法不仅仅是意志的体现，它同时还受着理性的节制。法只是合理意志的体现，历史一再表明，一味强调法律中的意志因素，往往导致暴戾恣唯任意施为的专制统治，甚至那干脆就是暴政的标志。于是他借用阿奎那的观点：“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理性的第一法则就是自然法。由此可见，一切由人所制定的法律只要来自自然性，就都和理性相一致。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
由于天赋人权及正义等缺乏实证支持，自然法虽然经过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等自然法学派大师级人物推崇，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古曲自然法学说在已经完成了它的“三权分立”使命下，逐渐衰微。边沁批评道“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天斌人权、自然正义和非正义的话„„都是旧的偏执在假借新的名义泄愤；当你不同我的意见时，虽不再说你是异端，但叫你暴君”。“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只能来自法律。”。
而回顾中国的历史，梁老师写道，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征诸史实，明代法律固严，明代贪赃枉法之风都较前朝更烈。问题似不在于统治者决心不大，努力不够，而在于人治---吏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只能如此。历来对明君贤相的歌颂，归根结蒂，都是对制度的否定，只有在制度无望的情况下，人们才拼命赞美个人的道德操守。于是他借用邓小平的观点“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制度改革的之路---权力制衡。同时梁老师对法学研究也提出自己观点，探求法律的价值含义就是在寻找法律最真实的生命。禁绝这种探求，就是扼杀法律的生命；失却批评能力的法学家，即使不是暴政的帮凶（如纳粹时期的许多法学家），至少也将沦为僵死法律的殉葬品。
我尽力体味这种情绪，把它概括为“批判与理解”。例如书中不乏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批判与反思。梁治平先生与很多学者一样，采用了比较法的思路。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即指明了这样的思路，在对照西方先进法治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反思。在《法辨》一文中，梁治平先生剖析了中西方对“法”的不同理解及应用，中国古代“法”字的含义一是禁止，另一含义是命令。保证这种功能实现的手段则是刑罚。而西方法的基本含义则是权利、公平、正义，中西比较，法字的含义相去甚远，由此形成了迥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法即权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传统法文化认为法是一种统治者专政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刑，中国古代的历朝法典，无一不是刑罚。又如在讨论人治法治的问题时，梁治平先生对人治作出了尖锐批判：“专横的权力，暴虐的法律，以及因权力腐蚀而沉沦的人性，这些都是“人治”下最常见到的现象”。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中，他通过探讨法与意志，法与权力，法与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对比中西方，对中国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梁治平先生的思路仅仅到此为止，这些文字也许只能算做又一次向中国法的宣战，开火，只是时间较早而已。事实上，在西学日进，东学式微的今天，这样的宣战我们已经听得太多，这样的开火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我们的过去是陈腐的，落后的，我们需要扔掉它，抛弃它，奔向新的未来。可实际上，是这样的么？脱掉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旧外衣是否就一定能穿上现代化的新马甲？这是我的疑问，也是梁治平先生在书中的思索。我带着我的疑问，在字里行间捕捉梁老师的这种情绪，那就是一种，除批判外，“理解”的情绪——在认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的理解。中国法“德主刑辅”、“礼法不分”，“重实体轻程序”，“人治”等等，我们在课堂上，书堆里，考试时已经耳熟能详。但很少问一句“为什么”。问一句“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批判它，因为它是落后的，但我们批判得太过快意以至没有发现自己也一直被其影响。梁治平先生在书的开篇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对于传统，无论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创新的，弄清传统及其由来总是必要的前提，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做学问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并且敏锐地指出：“在一班先进青年的眼中，传统不但是旧的，而且是恶的。揭露与批判传统，竟成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忧虑。”在后记中，梁老师也说：“当我尽可能祛除主观的好恶，用客观公允的态度去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时，我对于传统的法律和文化，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理解，那即是人们所说的‘同情的理解’。” 梁老师这种“同情的理解”浸染在书中，让人感到对待中国法不仅仅只应该是批判，而是以更为客观地态度去认识它，因为毕竟它曾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植根于这片土壤上。而其基本精神即使今天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
最后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中国法？梁治平先生的基本立场是：用法律去阐释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书中的大部分文章皆采用了这一思路，即把法律放到人类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其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而非孤立存在。采用这种思路的结果，必然是把法律现象与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宗教信仰，道德风俗，生活习惯乃至地理位置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考量，“„„因为，用部分说明部分，只能在互为因果的圈子里面打转，却不能深刻地把握部分。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的背景中考察，才可能跃上一个层次，一下子抓住本质的东西。”
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形成能够自足的法律体系。与其说是单纯的法律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即合理”虽然片面，但不可否认，事物的存在总有其合理性，中国法历史源远流长，是因为这里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我们的传统是“和谐”，所以我们看中“礼”而非法，法仅代表着惩戒，甚至耻辱。我们认定个人能够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地，所以我们选择了接受一人之治而非法治。我们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我们选择了这样的法律制度，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这样的法律制度逐渐隐没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正因为从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法，我们才会发现虽然中国法的具体制度也许是落后的，在现代社会中注定消亡。但它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却具有持久和强大的生命力。
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植根和生长于其文化传统之中，那么引入的国外的法律制度在另外的文化传统中是否会有不适应性甚至被排斥？“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如何能够激发我们乐之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梁治平先生在《死亡与再生》中抒写的这一段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实际上，中国至清末变法以来，引进众多西方法律制度，法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但民众的法律意识是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我们的激烈批判中得以变革和再生。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社会精神却不能在简单的否定中得到涅磐。改变传统是不易的，因为它由几千年积淀而来。但不变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个民族曾有的辉煌，和太多的屈辱与苦难要求我们变革图强。怎么办？书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个题目本身也太过宏大。但无疑，我们不能期望他人的救赎，我们必须自救。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传统，它并不是耶酥基督，也不是启蒙运动。我们需要的是理解我们的传统，在更为诚实的批判与借鉴的基础上，超越我们的过去，创造出我们自己新的传统，我们自己的法律。
看完全书，我禁不住再一次对梁治平先生无比的敬仰。在目前“的中国法学界，有这样一名有良知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性的事情，不管是对于法学界的人来说，还是我们这样的非法学的人来讲。
第四篇：二辨总结
二辨总结: 首先,我要指出对方辩友的一点错误:
对方辩友的立足点是消费者能自觉抵制盗版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状态.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自利是最强大的力量.从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占绝大多数人在利益与德行面前会选择利益.这就说明了,如果只靠消费者的自觉,而没有政府的强制性,没有政府的指导性,宣传性,领导性,舆论性,那么杜绝盗版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将进一步论证我方观点:杜绝盗版, 政府比消费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一:从近几年打击盗版,杜绝盗版的成果来看,政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际到国内的情况看,政府在打击,杜绝盗版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放任对盗版的打击,杜绝.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消费者在杜绝盗版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第二:我方并不否认消费者在杜绝盗版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政府相比则相对次之.因为人类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围绕的中心,人类永远只有活在原始社会.再者政府在打击,杜绝盗版过程中,消费者虽提供了一些关于盗版商的重要信息,但是最终执行力量却是政府,而不是消费者.而且消费者的权益本身还需要依靠政府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第三:我方也承认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市场固然是主导,但是市场经济之下,任何一个产业都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其资源的分配受市场的调节.但是市场经济存在自身的缺陷: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商家为了追求利润,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也就产生了盗版的问题.也就是说,盗版是由于市场自身缺陷所造成的,不可能依靠行业的自律解决问题,靠市场本身来解决市场固有的缺陷,根本不可能,所以政府的调控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第四:消费者购买东西是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追求较高的性价比,以最少的价格获得极大的满足.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东西是本着”物美价廉”的原则.那么只有凭借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措施,降低正版价格,使之能达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范围,或者依靠政府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那么盗版就会失去市场,难以存活.而作为消费者更本不可能具有政府的这种力量.所以,综上所述我方一致认为:杜绝盗版,政府比消费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谢谢!
第五篇：答 辨 词
答 辨 词
法官大人：你好！
我与谭翠香（女，1975年12月24日出生，湘潭县人）经人介绍于96年4月10日领取结婚证，我和前妻因感情不和离异，生有一小孩，男，取名周宁，现年22年，已婚。原告现年不满38周岁，也有一个20周岁的男孩，结婚时带来我家，现取名周鹏，亲生父亲姓什么不得而知，对于原告说我打牌，我只问法官大人一句天下是否我一个人小赌，被告说我爱慕虚荣，好逸恶劳，所说真是一派糊言，是对我人格的一种污辱，至于家产的问题，原告户口没有在我家，不知道夫妻共同财产是什么？至于家庭暴力，我只想说现实生活中哪能没有磨擦，在十七年的婚姻生活中，有过四、五次，最后一次在三年之前，三年后的今天提出离婚，内情是什么，我不想说，原告无情，我不能不义，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想远离人世间的恩恩怨怨，谁是谁非是有别人说法，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夫妻间的战争没有赢家，只不过是搞得两败俱伤，人生有几个十七年。
答辨人请求：
请求法庭来我村调查了解，我觉的原告起诉状不是她本人所写的，是一个懂的法律的人所为，也愿他能来我村一起调查，不要只听原告的一面之词，不要给法律抹黑，我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要离婚，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一切看一次开庭的结果，如愿原告一定要离婚，而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将向法庭提出诉状，一切后果原告自已承担。
答辨人：周瑞平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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