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内涵探析优秀论文
透过莎士比亚悲剧错综复杂的语言符号，有一个探索的切面值得关注———基督教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亦即信仰与理性力量对比的变化。当然，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格局中，信仰与理性是密不可分并且常常相互重叠的，信仰需要理性来连缀和填补，而理性则需要在信仰的关照下实现升华与飞跃;然而本文所探讨的是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异的一面，是二者相对独立的核心区域，以及由此而来的二者关系中的斗争性的一面。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统一性是其内心，矛盾的斗争性是其外表，由外及内，由外在表现可以窥见行为见诸内在精神。因而，以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为切面探讨莎士比亚悲剧，无论是对于莎士比亚悲剧研究本身，还是对于社会思想史研究，都有一定意义。
一、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基督教的现代转型
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权力在古罗马时期登上欧洲主流历史的舞台，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取得统治地位，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生活上千年，尤其是在中世纪，其地位已经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欧洲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直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的南方萌芽时，基督教才遇到了实际的挑战，而其作为绝对主导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宗教机构的地位才逐渐瓦解。基督教从绝对地位向相对地位的过渡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和纷繁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复兴的洋洋春潮、宗教改革的疾风骤雨和启蒙运动的智慧闪光纷至沓来，使欧洲思想文化演进与嬗变的舞台上流光溢彩，万象纷呈，而作为欧洲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基层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其现代转型，在光与智的闪光中、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形成了其现代形态。透过种种思潮和主张的层层迷雾，可以看到，此时期欧洲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尽可以还原为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而这种范式更替则应归因于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构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自从人类的主观思维能力与客观世界遭逢之初，信仰与理性就成为了人类主观世界的两根柱子，支撑着人类的精神大厦。随着精神大厦结构的改进与内容的演进，信仰与理性这两根柱子的受力情况与历史使命也处于变化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变化即构成了人类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理性是主观与客观之契合性映照的影像，是人类现世进步的直接动力与现世成就的直接表现。然而，理性的历史有限性与人类趋真诉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精神大厦的另一根柱子———信仰的必要性。两根柱子之间的平衡与合理的力量分担保障了人类思想的平衡，而信仰与理性相互关系的微妙变化也会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爆发出新的智慧火花，为人类思想的不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随着基督教的现代转型，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理性的权重增加了，信仰的权重相应缩小了。基督教，作为以信仰为基本凝聚力量和核心要素的观念体系与社会体系，对于理性的兼容性提升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教派别之一自然神论很明显地揭示了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信仰———理性关系的变化，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和讨论的切入点。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其著作《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引述了英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兰塞(IanRamsey)对自然神论核心观念的论断：“自然神论者中，托兰德和廷得尔是最著名的代表。他们辩护基督教合乎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基督教的独特性完全删除而已。只有合乎理性的地方，基督教才是可信的，并且基督教只有重复简单无比的信念和道德格言的地方才是合理的;这些信念的格言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得到的，如果他们有能力和时间独立研究一个哲学观点的话。再说一次，他们辩护基督教合理性的方式，只是把它稀释得面目全非。”［1］574可见，自然神论已经把理性和信仰的比例增大到了基督教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如果继续提高，它就不能再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了。自然神论对在理性环境中可以自证的命题的强调，以及其对基督教信仰的高度精简表明近代西方思想家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影响和科学技术的现实力量的作用下，在其基督教文化传统不致割裂的前提下，被动接受同时也主动参与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可以说，包括自然神论在内的基督教近现代思想流派联动于建诸理性权威和自然科学新成就之上的现代文明进程，参与实现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宗教———世俗话语权力利关系的范式更替，促成了基督教现代转型。
二、莎士比亚悲剧式人文主义———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象牙塔之镜
上述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集中表现在自然神论的理论和实践，却远远不仅限于此，而是发生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和曲折的整个戏剧性历史进程中，在此时期几乎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宗教、哲学主张中表现出来，成为基督教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和重要实现形式。在上述社会思潮与宗教、哲学主张中，集中表现于悲剧艺术里的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文以莎士比亚悲剧为主要资源，希冀挖掘文学遗产中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资源，因而不着重对上述历史时期基督教各教派的思想进行探讨，而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与莎士比亚悲剧正面和全面相和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并以此为中间途径探索体现于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希图获得最大限度展现莎士比亚悲剧宗教内涵的思想切面。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人文主义则是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最夺目的一面大旗。肖四新先生在《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文化》中论述了人文主义的四种主要形态：“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四种形态呈现出来：一是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意大利为代表，具有意大利式的感性色彩，可以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欧文白壁德称之为‘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二是指在意大利萌芽，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形成的人文主义，主要以德国为代表。它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启发下，主张通过回归原初基督教教义改造教会，一般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圣经人文主义。三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出现的人文主义，具有怀疑、忧郁与内省特征，主要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一般称为怀疑论人文主义。因为蒙田是怀疑论者的代表，所以也可以称为蒙田式人文主义。而莎士比亚以戏剧的形式，对两个多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反思，意识到意大利人文主义带来了情欲泛滥与道德堕落，试图用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内涵来矫正它所带来的危机。同时又意识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对上帝的本体论依恋，而试图对其进行矫正，所以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3-44信仰与理性，作为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的两个主体，就像人类智慧的两把利剑，而二剑的争锋则是人类思想以及人类文明得以在斗争中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上述人文主义的四种表现形态实际上是信仰与理性在斗争与合作过程中击打出的四朵智慧火花。火花的微光虽然无法完全照亮中世纪宗教蒙昧的黑暗，然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莎士比亚式的人文主义，作为四种形态中最晚出现和最成熟的一种，从前发思潮的失误与偏颇中吸取了教训，在理论的反拨与再反拨中获得了裨益并发展出了比较合理的思想形态。可以说，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2］44。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并非完全排斥基督教，也并非完全尊奉基督教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基督教的成分，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革新的因素。莎士比亚式人文主义体现了理性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而莎士比亚基督教思想本身也体现了理性地位的上升。可见，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形成于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其两个基本组成部分都显示出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了以这种关系变化为主要方面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悲剧是莎士比亚获得很大成就的文学体裁，集中反映了作为莎翁思想整体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之糅合思想体系。莎士比亚悲剧构成的象牙塔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人世界，而是玲珑剔透洞见思想奇葩的人文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以及全欧洲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
三、希望明灭在疑云中间———困惑于哈姆莱特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哈姆雷特之困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乃至其全部戏剧作品中最富盛名的。该剧的地位与声誉既来自于其娴熟优雅的文学语言，来自于其对人类内心世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微妙传神的再现，更来自于其对欧洲基督教现代转型期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领悟与表现。忧郁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各国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赋予其不消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多舛的命运和悲苦的境遇促成了哈姆莱特的悲剧，而决定他灭亡的，正如对于绝大多数将亡的人和事物一样，必然是一股来自内部的力量。在哈姆莱特疑云遍布、愁思难释的心胸间，何种因素或者说何种心理现实在造化的巉岩上镌写下了他的宿命之符呢?要探究某种心理事实，需要首先探究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思想意识环境。在哈姆莱特生活的时代，基督教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训诫的光彩，透过中世纪的迷雾，仍然照射在包括哈姆莱特的所有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欧洲人的心中，因而基督教思想是哈姆莱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环境。有学者结合前人论述，分析了在哈姆莱特身上体现出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因素：“第一，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认为，上帝应该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第二，哈姆雷特(笔者注：即哈姆莱特)性格上的孤独感也是我们阅读全剧后的最大印象，这一点也与加尔文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有极大关系……这‘必然给笃信其宗教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独自一个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3］66-67可见，哈姆雷特浸染于基督教思想的大环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思想倾向，尤其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新教思想倾向。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适应现代需要而进行内部改良的结果，在局部强化了理性的作用而削弱了信仰的作用，给予了个人更多合乎普适理性与普遍情感的关怀;然而，改革后出现的新教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信仰相对于理性处于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思想体系。可见，这种内部改良造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但变化的幅度不大。相对于内部改良，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的外部改良更加引人注目;而基督教从其外部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从人文主义思潮，则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现代转型动力，促成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较大程度上的变化。哈姆莱特的基督教观念，无论是天主教观念，还是新教从天主教继承和改造的观念，抑或是新教从原初基督教重新发现的观念，都是以信仰这一思维样式为主体的，理性要么缺失，要么只是起着调剂和连缀的作用。只有当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思考和行动时，理性才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来。按照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哈姆莱特“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3］66，矢志不渝地执行父亲亡魂的复仇谕令。信仰要求他遵循现世的理性去完成现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与理性是并行不悖的。然而，在他寻求复仇的过程中，痛苦却变幻着形态向他袭来。首先，如前所述，哈姆莱特是孤独的，他承受着一种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他的结局，不管是悲剧式的还是悲喜剧式的，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他无法洞悉，却要默默接受，在幻灭的亲情中挥泪舞剑而前行。没有人能帮助他，母亲不能，朝臣不能，甚至霍拉旭也不能，而他们本身也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哈姆莱特的烦忧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的处境是比他最终的死亡更大的悲剧，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悲剧。如此，哈姆莱特现世努力的意义在宗教预定论带来的孤独氛围中被解构了，作为基督徒的哈姆莱特，虽然体现了宗教改革中理性地位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以及相应的对于现世责任的关注，仍然更多的是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哈姆莱特在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立身处世的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作为一种世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态，人文主义提倡理性，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上，或者回避信仰与理性在权威上的比例关系。理性肯定现实世界中的因果性，认为某种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因而是动力之源，而这种动力之源在理性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意义，不再附属于某种既定的与先验的安排。按照人文主义和理性的要求，哈姆莱特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作为者，然而宗教的预定论欲使他成为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者。他在巨大的孤独与无助中冥思和延宕，踟蹰前行。母亲是他在人世上最亲的亲人，然而母亲背叛了父亲而嫁给了弑君者，亵渎了一位妻子、母亲和王后的尊严。他对母亲既爱又恨，连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痛苦，似乎在冥冥中召示着他预定的悲剧结局。对于他而言，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把握的幸福本身已经是苦难，他不能用可能得救的明灭希望给自己以有效的安慰。然而，理性的力量仍然在争取着他，他本身的踌躇与寡断显示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变化的艰难性与反复性。痛苦中的哈姆莱特独白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4］330不堪折磨的哈姆莱特痛不欲生，考虑自杀的可能性，然而他又犹豫了。或许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摆脱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得到永久的解脱，这是理性从现实因果性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信仰的世界中，现世是短暂的和过程性的，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彼岸的永福才是人类最完美的归宿。自绝意味着背叛上帝的谕令，藐视上帝的权威，得到的只有永劫。这是信仰与理性的又一轮较量，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信仰救了哈姆莱特的命。然而，信仰不能彻底拯救他。从整体上看他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在信仰与理性的角力中表征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变化，才能像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为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昭示一条路，为现代西方人描绘一条得救之道。
四、鲜血洒落在至亲侧间———迷失于李尔王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李尔王之惑
莎士比亚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李尔王》是一场关于亲情与政治的悲剧。在《李尔王》中有两个话语权力的轴心。一方面，李尔王笃信亲情，把女儿的爱看作高于其他一切现世诉求的珍宝。这本没有错，但是李尔王对于亲情的理解和处理具有看重直观设定、拒斥理性分析的特点。在该剧起始部分，李尔王完全从直接表达亲情的一时的话语，而不是从间接表达亲情的长期的行动来判定三个女儿的亲疏孝逆，注重客体呈现的直观性而忽视主体鉴别的可靠性。如此，心肠狠毒的戈纳瑞和里甘被视为孝女而获得大片国土，而温良孝顺的科迪利娅却被视为忤逆不孝的女儿而失去了全部的继承权。李尔王对于亲情的态度本身不涉及宗教，却带有着信仰这种思维方式的特质———一步式思维、拒绝理性推理、将主体意向的盲目坚定性视为一种形而上之美和伦理美。然而，理性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势头攻入李尔王的心扉。“孝女”的忤逆使他无法拒绝对于原有“信仰”的怀疑。他申斥，他争辩，他竭力修补其原有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漏洞，然而左支右绌、于事无补。伴随着暴风雨的嘶鸣，李尔王也在怒吼：“吹吧，风啊!吹破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直到淹没我们教堂的尖顶和房上的风信标吧!你思想一样迅捷的硫磺电火，劈开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我的白发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粗壮的圆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一下子散尽摧毁制造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吧!”［5］54-55李尔王的怒吼从表面上看是破坏性的，他呼唤大雨淹没尖塔和风标，淹没原有的心灵制高点和价值尺度;他呼唤电火和霹雳毁灭自身甚至也毁灭人类。实际上，这种破坏性中也寓含着建设性，李尔王的暴怒体现了他对于他固有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强烈依恋。他希望重建信仰主导的价值体系，希望重建他所深信的亲情的真实性，然而他的希望在现实中被击得粉碎，他的“孝女”的“亲情”在理性的阳光下丑态毕露;他只有以毁灭性的呼喊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悲戚。他的痛苦不仅仅源于信仰对他的背叛，更源于他对于信仰的眷恋，他不能接受戈纳瑞和里甘忤逆不孝的现实，只能在暴风雨与疯癫中逃避。信仰与理性的斗争是世界观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剧烈性，而新的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建设是一个伴随着破坏与幻灭的痛苦过程。上述深刻的剧烈性与痛苦体验正是在李尔王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后，李尔王终于意识到了科迪利娅的仁孝，理性获得了胜利，这体现了新教伦理中理性地位的上升，更体现了这也是人文主义尊重真实人性与理性关照的伦理观的胜利。在另一个层面上，虽然李尔王和科迪利娅遭遇了悲剧性结局，亲情作为一种精神却获得了胜利，这是一种沐浴在理性阳光中的亲情，象征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中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关系。如同之前那种虚妄的亲情表征着一种缺乏理性兼容性的信仰，这种笃实的亲情也表征着一种信仰，一种允许理性发挥更多作用的开放式的信仰;如此，同时，信仰也以一种转化了的形式得以延续。总之，在《李尔王》中，信仰与理性的斗争以亲情的隐喻方式得以再现于文本。然而，科迪利娅毕竟不免一死，走向不可知之维，全剧在悲戚与宁静中终了，似乎对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演进的前景欲说还休，余韵无穷。
五、结语：戏剧文本中的宗教哲学———文学沃土中的思想奇葩
《哈姆雷特》和《李尔王》这两部悲剧反映了基督教现代转型期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新格局，一种理性地位相对提升、信仰作用相对下降的新格局。这种提升与下降不是机械式的，而是有机的，经过这种变化，理性与信仰处于更加和谐的关系中，两者都得到了各自意义上的发展。两剧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他们的困惑与迷失则反映了上述嬗变过程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其实，莎翁四大悲剧中的另外两部《麦克白》和《奥瑟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麦克白权欲熏心，为了攫取更高的权力残忍地将国王杀死，由此种下了悲剧的种子。麦克白的悲剧源于其对于权力的贪婪与迷恋。麦克白对于权力的迷恋与信仰当然是不同的。从伦理学上说，信仰是引导人向善的，而对于权力的迷恋是引诱人作恶的。从形而上学上说，信仰是与彼岸世界相连结的，而对于权力的迷恋则是聚焦于现世的利益。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看，权力迷恋与信仰也有着某种联系，权力迷恋显示出一步式思维和放弃理性推理的特征，这是信仰这种思维方式也具有的。相应地，麦克白所处的苏格兰政治体系则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原则与政治逻辑，体现了理性的力量。麦克白与他的反对力量的斗争代表了权力迷恋与当时的政治体系的斗争，隐喻了信仰与理性在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的斗争，而麦克白最终的惨败预示了理性力量的增长和信仰力量的消减。在《奥瑟罗》中，奥瑟罗对于忠贞爱情的执著是一种带有盲目色彩的执著，同样具有一步式思维和放弃理性推理的特点。面对奸人伊阿古的挑拨离间，奥瑟罗未能依靠理性的力量辨明是非，未能依靠符合理性的观察与推理分清真假。正是因为对于爱情的执著态度中的那种奥瑟罗式的盲目性，这位悲剧主人公最终听信了谗言，亲手杀死了贤淑的妻子苔丝德蒙娜，从而走向了忠贞感情的反面，走向了执著态度的反面。奥瑟罗的悲剧表现了在理性能动作用缺失的情况下人可能遭遇的悲剧，从反面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于理性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期是以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以或者说信仰与理性的话语权力再重新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理性权威的提高是基督教现代转型的标志，然而这种变化既不是主要体现在宗教改革这种信仰优化的内部改良，更而是主要体现在基督教的外部改良，即基督教思想体系对人文主义等近现代理性化思潮的宽容性与兼容性的提升上。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作品，体现了社会思维模式之权力结构的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中，信仰的作用被弱化了，理性的作用被强化了，信仰与理性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关系。凭借理性的力量，近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类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强有力地推进了文明进程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基督教也发展出了其现代模式，实现了其现代转型，使自身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保证了其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莎士比亚悲剧，将一种开放性的、外向型的宗教哲学理念寓于戏剧文本之中，在一片文学沃土上开放出了朵朵思想奇葩。
第二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读后感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几个小人物，一个大时代
《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其华丽幽默的语言让我们陶醉其中，其深刻的内涵和哲思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其强烈的时代感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寓把我们的目光带回了近代的欧洲，让我们感受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此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俨然是那一位忧郁而坚强的王子——哈姆雷特。
他原本是个阳光乐观，热情自信的青年。他深爱他的母亲，敬仰他的父王，热爱他的祖国。这位正直善良而博学多识的王子，在正常的环境下，本可以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
但是，父王被毒害和母亲的迅速改嫁，让他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了怀疑，使他变得偏激和多疑。“超乎寻常的亲族，莫不相干的路人。”是他对他的叔父虚伪的嘴脸的鄙夷和失望落寞的心。“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地长久一些”是他对母亲的失望和嘲讽。从此，乐观开朗的哈姆雷特便死了，忧郁，便和他如影随形。
而母亲对父王的不忠也导致了哈姆雷特对所有女性的失望，包括他所爱的奥菲利亚。他曾对奥菲利亚说，“进尼姑庵去吧！”这是也许是想告诉她，在这污浊的时间很难保持自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尼姑庵在当时也是妓院的别称，这或许显示了哈姆雷特因对母亲的失望而造成的对性别的反感。他当着奥菲利亚的面讽刺女人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对她说，“我没有爱过你”，甚至把她推到在地。他无法正视，也无法容忍父死母嫁的事实，这导致他性格迅速转变，他变得暴躁起来。
但要知道，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复杂而矛盾的，他或许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改变，预测到自己会伤害奥菲利亚，于是想通过这样伤害她的方式警告她远离自己。但最后，悲剧仍无法避免，哈姆雷特还是间接地逼疯甚至害死了他心爱的女子。当他在坟墓听说奥菲利亚的死讯时，暴躁的一面便显现了出来。他不顾一切跳下坟墓要和奥欧提斯决斗，宣扬他对奥菲利亚的爱。但复仇的火焰又很快掩盖了他的悲伤，紧接而来的是他对母亲的责骂和最终的决斗。
然而，这场突然的变故也显示了哈姆雷特优秀的一面。他隐忍、坚定、思维敏捷。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装疯卖傻，让人放松警惕，暗暗等待时机，巧妙利用戏剧试探真相，轻易识破前来试探他的臣子，将计就计除去奸臣；他信任朋友霍拉旭，不因地位差距对他有所偏见；他爱恨分明，嫉恶如仇。他厌恶阴险国王、不守贞洁的母亲和虚伪的臣子，但他尊敬自己的父王，爱护自己的朋友，热爱国家，关心民生，也受到人民的爱戴。他即使在装疯时语言也华丽幽默，显示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他是一个哲学家而非一个实干家。他那一句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表现了他对生命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他那矛盾的心理。是默默忍受，还是挺身反抗？人们，包括他自己，对于死亡的惧怕让他甘于忍受目前的折磨，而不敢面对未知的痛苦。“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他的丰富的哲思和矛盾的心理造成了他犹豫踌躇，优柔寡断的性格，而显然他同样也对自己的软弱、拖拉感到不满。
此外，他还有许多语言也富有哲理。例如，在观看大臣们酗酒纵乐的风俗中，他说“不管他在其余方面他们是如何圣洁，如何具备一个人所能有的无限美德，由于那点特殊的毛病，在世人的非议中也会溃烂。”这体现了他忧郁的性格和厌世的心理；他与罗森克兰兹的对话里说道：“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这体现了一种主观主义的思想；他批判一些伶人只会在台上大摇大摆，乱喊乱叫，“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
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他说“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卓识者的批判胜于满场观众盲目的赞誉。”这不仅体现了哈姆雷特的艺术追求，也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于戏剧时的态度。
莎士比亚，这位被称为“时代的灵魂”的伟大剧作家说过，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而《哈姆雷特》作为沙翁在英国那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所写下的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当时那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莎士比亚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作品中复仇的王子和狡诈的国王之间的斗争，映射了那个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或是暗示了当时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
而哈姆雷特，这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正代表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忧郁苦闷的性格，正是当时人文主义者们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们无奈与痛苦心情的表现。他犹豫寡断的性格，也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进步性，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而莎士比亚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来写下这样一部悲剧的呢？我只能从作品的只言片语中揣测他当时的心境，肯定的是，他当时的内心一定是悲愤而矛盾的。他用华丽优美的语句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表达了哈姆雷特对国王和王后的不满和抗争，同时也能看出他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他想要打破什么禁锢，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只能用自己的作品，发出对时代的呐喊，揭开这个社会丑恶和黑暗的一面，撕裂它的伪装，敲醒愚昧无知的众人。他想要告诉和他一样有着人文主义理想的人们：想要获得胜利的话，就要有像哈姆雷特那样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觉悟！
真正勇敢的人，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荣辱，不以身外的荣辱介怀，用息事宁人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祸。莎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的形象，正好契合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英雄形象。这一位代表着人文主义的英雄，将在舞台上永远熠熠生辉！
《奥赛罗》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难以想象，仅仅因为一个人的谎言和蛊惑，竟然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部使人心惊胆战的悲剧，让人了解到人心的复杂，和谎言的可怕。
莎士比亚创造的伊阿古这个文学艺术形象，具有一种象征意味。伊阿古就是那个寄居在人心最黑暗处优哉游哉的魔鬼的代表。
戏剧的一开始，便通过对话，为我们展现了伊阿古对职位的不满，和他自私不忠的性格，让我们初步窥探了他的内心。伊阿古对元老和对奥赛罗截然不同的说辞和两面派的表现，也让我们明白他绝对不是个善茬。虽然他的第一个计划——挑动元老与奥赛罗的斗争，因苔丝狄蒙娜的解释而失败。但接下来一连串的计谋，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表面忠厚诚实，实际上却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恶魔。
而事件的起因只是两件事：伊阿古副将的职位被人“占领”，而他自己却只能充一名旗官；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美满爱情，让他觉得“这好色的摩尔人跨上了我的坐骑”。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人，被这两件事刺激到，疯狂地想要报复别人，想要享受把痛苦强加在他人身上的快感。他显然被嫉妒蒙蔽了理智，全然不顾自己的事业和将来。
伊阿古精湛的谎言和对人物精确的把控能力让人心惊。角色在对话中不断强调着他们对伊阿古的信任：“他的为人是忠实而可靠的。”、“我用生命保证他的忠诚！”、“伊阿古是个忠实可靠的汉子”、“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比他更善良正直的佛罗伦萨人。”所有人都把他当成正直友善的朋友来看待，但他的内心却是如此阴险狡诈。这种强烈的矛盾感贯穿了整一
部悲剧，而这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恶魔正隐藏在在一群正直坦荡的人之中。
伊阿古深知人性的弱点。这个恶魔不断地玩弄着洛德利哥的软弱和不甘、凯西奥的忠心和自责、奥赛罗的自卑和冲动。这一切都仿佛成为他一个人的舞台。他似乎是天生的邪恶魔术师，用他的魔力顺利地推动事件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凯西奥被革除了副将的职位，奥赛罗怀疑苔丝狄蒙娜的贞洁，最终也使奥赛罗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他充分地运用了语言的魔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自己说过，他干的事全赖计谋，并不是用的魔法。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可惜的是，他的才能没有用在合适的目标上，他被嫉妒蒙蔽了双眼，他的才能也被一颗邪恶的心所掩盖了。他自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但实际上，为了嫉妒而断送自己的前程，这是非常愚蠢的事。他为了一个副将的位置去陷害别人，那他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主帅了。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就算拥有天大的才能，也无法发挥出来。像他这样的人最终被揭发，落得那样惨烈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大快人心。
而全剧的主角——奥赛罗，这位勇武爽快，正直坚定，善于治军用兵的汉子，这位在白人的世界里干出一番做为的黑将军，并没有在剧中展现出他应有的光芒。他轻信他人和冲动暴躁的弱点被展现地淋漓尽致。
而他最大的弱点，是不自信。尽管他同样信奉基督教，但他作为一个非洲摩尔人，肤色的不同和种族限制让他有所顾虑；尽管他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他也只是威尼斯城邦雇佣的一个将军，他的出身使他的地位略显卑微；尽管贵族们都赞赏他的才能，信任他的品格，但一提起奥赛罗，前面总是加上“摩尔人”的修饰；尽管奥赛罗夸耀着“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但他又怀疑自己的“黑丑”使妻子背叛他。他悲惨的童年经历使他没有安全感；肤色的不同使他无法融入这个白人的社会；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但整天被人挂在嘴边的摩尔人的称谓，让他在潜意识产生了的疑虑和暴躁。他这种自卑的社交心理和外国人身份，成为洞察人心的伊阿古算计他的突破口；这种在内心积攒着的不安情绪，让他轻易地被伊阿古所煽动。导火线一经点燃，他的情绪便像火药一样爆发出来。满腔的怒火掩盖了他的理性，吞噬了他的爱情，也燃烧掉了他的生命。
而他与苔丝狄蒙娜的爱情悲剧也是全剧中最精彩，也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剧情。有人说是因为他与苔丝狄蒙娜的爱情太深太真挚，使他们的爱情之间容不得一点沙子，使他忍受不了妻子的不贞，即使那只是捕风捉影的谣言。但一个真正爱他妻子的男人，又怎么会这么轻易地杀死自己的妻子呢？我相信他为苔丝狄蒙娜的美貌所吸引，被她的端庄高贵气质折服，因她对他的崇拜和她那善良的品质而喜欢上她。但他的爱情仅仅建立在苔丝狄蒙娜对他的同情与安抚之上，一旦听说了她不贞的谣言，他便失去了对她的信任，甚至不肯听她的一句辩解，他的大男子主义和他高傲的心不允许妻子的背叛，而他所谓的爱也被怒火给覆盖了。
苔丝狄蒙娜这个女神般的人物的心理是有所矛盾的。她一开始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她不顾世俗规矩去私奔，大方承认与奥赛罗的爱情，与奥赛罗一同出征，患难与共。做出这般在当时环境下惊世骇俗的举动的女子，不难看出她有着坚定的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她绝对不是受人摆布的木偶；但在被奥赛罗误会时，她的表现却不能让人满意，那种新女性的形象仿佛也成为幻影。温顺的性格，出嫁从夫的理念，使她迷失了自我，成为爱的附庸，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她坚守自己的贞洁，认真地履行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她坚信就算给她整个世界，她也不会为此失去贞洁；就算奥赛罗辱骂她是个娼妇，她也认为都是自己命薄；就算奥赛罗杀死了她，她也为自己的丈夫辩护说“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但最终，却落得那样被丈夫杀害的下场。反而是那个说“不守贞操的女人多着呢”的爱米利娅，顶着奥赛罗的怒火，勇敢地指责他的暴行，顶着出卖丈夫的罪名，揭开背后的真相，不惜负出生命的代价。
苔丝狄蒙娜，这个可怜的女人，却总是在可怜着别人。她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个时代贤淑女子的化影，集那个时代女子全部的优点于己身，但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女子共同的缺憾，她的悲剧，是整个男权主义社会的悲剧，是那个粗暴与野蛮胜于法律的制裁的时代的悲剧。而莎士比亚也想要借助这个理想般的人物宣扬人文主义的思想，寄托自己的爱情观，批判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和人们腐朽的观念。
这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揭露了人性伪善的可怕和轻信于人的可笑，揭露了嫉妒和谎言的危害，揭露了交友谨慎和明辨是非的重要性，揭露了当时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揭露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腐朽观念和男权主义的思想，揭露了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怪像。然而在戏剧的结尾，当罗多维科面对着这血淋淋的场景时，他说，“这样伤心触目的景象，赶快把它遮盖起来吧。”像是要把这荒唐又不幸的事件，连同这被揭露出来的丑恶一起，遮盖地严严实实，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
《李尔王》
如果说奥赛罗的悲剧是由一个精于谎言的魔鬼造成的，那么李尔王的悲剧，就是因为一个傻瓜而引起的。李尔王这个自负又任性的老国王所下的一道旨令，让所有人的命运从此改写。
事情的起因，是李尔王要凭女儿爱他的程度去分封国土。而这种爱的程度，居然是通过语音表达来评判的。于是，善于逢迎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得了他所有的土地，而笨拙却真诚的小女儿却被驱逐，并且，直言进谏的忠臣还差点招来杀身之祸。
这个常年身居高位的国王，显然被他头顶的那顶皇冠给宠坏了，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染上了刚愎自用的毛病，甚至把自己看成权力的化身。“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空洞、矛盾的话语居然能够让他信服。而小女儿“爱你只是按照我的名分”的话，和忠臣直言“君主不顾自己的尊严，干下了愚蠢的事情”无疑挑战了他作为君王的权威。而他最失败的一点，是把情感和伦理做为选拔的标准，而非能力和品质。
把国土全部拱手让人只是造成悲剧的一小部分原因，而他最愚蠢的地方，是他在失去权力后，仍然把自己当成权力的化身。但在女儿们看来，他只是个没有实权的糟老头子。而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之间的冲突，才是这个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女儿们裁撤他的骑士，因为这代表他的权力被削减。于是，他负气离开，尽管外面是狂风暴雨。
在暴雨中，他诅咒着两个女儿，甚至诅咒着这风雨——“可是我仍然要骂你们是卑鄙的帮凶，因为你们滥用上天的威力，帮助两个万恶的女儿来跟我这个白发老翁作对。”在这时，他仍把自己当成权力的化身，甚至拥有支配自然的力量——“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把，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而最终，他也因失去权力而疯癫。
但是，李尔王失去权力的过程，其实也是他成熟的过程。从一开始被他称为“傻瓜”的弄人嘲讽他“你应该懂得些世故再老呀”，到在暴风雨中他问弄人“我的孩子，你冷吗？”，再到称赞“疯子”为“高贵的哲学家”，可怜不幸的穷人们：“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替这些不幸的人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这个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封建统治者，在暴风雨中成长，蜕变成了一位仁爱而有同情心的老者。
然而，最终小女儿的死，夺去了他最后的希望，于是，这个在悲剧中成长的李尔王，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
而在剧中的“傻瓜”却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在一个绝大多数是傻瓜的时代，不傻之人才是傻瓜吧。他弄人的身份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而他在剧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随心所欲、疯疯癫癫的语言，一是作为气氛的调和剂，让悲剧中有了喜剧色彩，而他最终的死亡也许也兆示着彻底的悲剧。二是富有深刻的哲理。“正是借助了愚人，我们才听到了真理的声音。”他多次运用暗喻的手法，用一些看似不搭边的话语，揭露真相，点醒李尔，批判忘恩
负义的姐妹。“傻瓜”是一个洞察世事的凡人，莎士比亚通过描写这一角色，以一个凡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以一个凡人的口吻去批判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取笑那些虚伪、贪婪的人。同时也发出感慨：“命运，从不给穷人开门锁。”借傻子之嘴揭露社会现象和真相，言辞间显露出对现实的无奈和愤懑。此外，他还为我们展现出平凡人的人性之美，宣扬了人文主义的思想。
把这部悲剧放回到那个时代来看，它是莎士比亚在英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所写的。那个时候，英国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王权逐渐暴露了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其资本原始积累为手段的成长把社会重新推回到了动荡不安之中，政治的腐败和繁重的剥削引起了城乡广大人民的不满。而莎士比亚深切感到现实的发展同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于是，他通过写李尔王的悲剧，揭露出这一时期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同情人民生活的苦难,批判利己主义对于权势、财富的贪欲，批评贵族们对法律制度的无视，道出社会的病态与秩序的混乱，他以这悲剧呼唤着理性之光，以恢复社会秩序。
《麦克白》
和另外三部悲剧不同的是，《麦克白》中的恶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恶人。莎士比亚着重描写了麦克白思想的变化历程，让人充分了解到麦克白是如何从一个英勇善战的爱国将士，一步步地堕落为权欲的奴隶，至最终被毁灭的过程。
该剧一开场，便是电闪雷鸣，女巫作法。这渲染了一种恐怖阴郁的氛围，也暗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接下来画面一转，却是战事顺利的情景。在这里，主人公麦克白给人以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
麦克白在凯旋归来的途中第一次遇到了三个女巫，而这也将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她们宣称麦克白将荣升为考特爵士，并会登上未来君王的宝座，而对他的同伴班柯说“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三个女巫所说的话，是一切事件的起因。
紧接着，女巫们的第一个预言便灵验了：麦克白被封为考特爵士。这让麦克白正视起了女巫的预言，而他所想的“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说明女巫的话已经初步起了作用。而接下来，国王对麦克白进行的重大表彰让他的贪欲开始发酵了。于是，在国王立长子为储君时，他想，“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石阶。”这时，麦克白已经显现出了他的野心。
而他的夫人鼓励和策划，就是使他跌入权欲深渊的最重要因素。这个狠毒的女人居然能说出会把婴孩的脑袋砸碎的话来。她深谙丈夫胆小犹豫的性格，为了把丈夫推上尊位，她不惜运用一切手段。她用激将法成功让麦克白抛下了疑虑，并定下杀死国王的计谋，又亲自布置好犯罪现场，把责任栽赃给两个侍卫。
在这时候，麦克白的良知其实还没有真正泯灭。他的内心是矛盾而冲突的。他在杀人时所幻想的悬浮的刀子，就是他内心冲突的体现。他在杀人后仿佛听见“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是他的良心对他的惩罚。他担惊受怕的神情，表现他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了。
但杀戮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停止了。他作恶的行为虽然使他良心不安，但却给了他国王的尊荣。要知道，一个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他巩固。”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权力这罂粟花蒙蔽了双眼。他一面感叹着“我们的心灵把我们折磨得没有一刻平静的安息。”一面为了巩固统治，让刺客去杀死一切会阻碍他的人。当班科的鬼魂出现时，他已经疯狂了：“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挪揄！”他盯着虚无，双手挥舞着空气，苍白的脸色显示出他内心的无比恐惧。而这个时期，也是麦克白的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
而当女巫们第二次出现时，也是他的良心完全泯灭之日。女巫们告诉他：你要留心麦克德夫；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他；不用害怕被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
冲着他向着邓西嫩高山移动”。而这样的“免死金牌”，也让他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他将麦克德夫的妻女全部杀害，用暴政来统治百姓。“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他惊悚了。”而最终，他也因失去民心，被贵族们联合英国攻打，在战争中死去。
莎士比亚用这样的一部悲剧，批判了野心对良知的腐蚀。正是野心，让本来有着崇高地位和卓越才能的麦克白，变成了百姓唾骂的对象。而剧中的女巫则是命运的化身，女巫们用模棱两可的话语激起了麦克白的野心，她们引诱他，给他希望，许他未来，但最终又抛弃了他。麦克白的悲剧告诉我们：命运是多么反复无常！它通过控制人们的欲望，让他们走向既定的结局。
而莎士比亚在英国那个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写下这样的一部悲剧，是想要揭示当时追名逐利的腐败社会风气，批判那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冒险家，批判那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宣扬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用这样的悲剧，向人们发出忠告：人类永不满足的贪欲比定会导致他们自身的毁灭。
第三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名言：
1、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2、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可得益。
3、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4、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
5、好矫捷啊，思想的步伐！
6、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7、勇气是在磨炼中生长的。
第四篇：品书：《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品书：《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瘦竹
“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贡献不仅是一个从此强大的英国，还有天才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强度刻画了人性，创造着性格，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形象。”你可以不知道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但你不会不知道那个整天自言自语的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作为莎士比亚塑造的最著名的形象，哈姆雷特已经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当我们陷入某种困境，我们所问的问题不会超过他那个问题。总有一些命运会强加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要不和它拼了，要么和它妥协，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选择了后者，并由此活了下来，很难说哪种是更具有悲剧色彩，是那个在与自己的命运抗挣中碰得粉碎的哈姆雷特，还是苟且活下来的人们。活下来的人们慢慢品尝生活的锁碎，冗长，乏味，直到帷幕落下。
威尼斯的摩尔人奥赛罗听信了别人的挑唆杀死了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真相大白之后用剑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这一切都是因爱生妒而导致的不幸的结局。在杀死自己的妻子之前，奥赛罗的心灵经过了痛苦的挣扎，我想，莎士比亚这个剧本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困惑，当你所爱的人不爱你之后，你将怎么办？似乎哪一种选择都是痛苦的，杀死她？其实，这和杀死自己差不多，甚至更痛苦。随便她好了，可是哪个人能忍受自己所爱的人和别人的亲昵？或者，不做出选择，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好了，可是，这将是一种更为长久的折磨。并不比前两种选择更容易让人忍受。
不列颠国国王李尔王（卞之琳译作里亚王），打算把他的王国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女儿，因他最宠爱的小女儿考黛丽亚没有说讨他欢心的话，李尔王一怒之下，一个子也没分给她，光溜溜地把她远嫁法兰西，李尔王的噩运由此开始。得到李尔王宠爱的两个女儿虐待她，李尔王不堪忍受，逃到了荒原，从此李尔王简直成了不列颠的屈原，整天对着天空问这问那的。李尔王的小女儿考黛丽亚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对自己的不公而恨起他来，为了替自己的父亲出一口恶气，不惜与她的两个姐姐一战，可是正义并不总是战争邪恶的，李尔王和考黛丽亚在战争中被俘，考黛丽亚被绞死，李尔王伤心绝望而死。
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卞之琳译作麦克白斯）因听信了三个女巫对于自己未来的预言，野心迅速膨胀，他的妻子的火上加油更放大了他的野心，狠心地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并登上了王位，从此他就没有再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直到他的头颅被别人割下，这样的事在古今中外发生的太多了，对于那些悲剧中的主角虽然是不幸的，但这些并没有什么可新鲜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三个女巫只是对这个悲剧作出了预言，还是她们本身就是这个悲剧的导演？如果人只是那些超自然力量手中的一个小小道具，那么，连对自己不幸命运的一声叹息都不必发出的。在我看来麦克白的悲剧更象是那三个女巫的恶作剧，当麦克白捶胸顿足时，那三个女巫一定在抿着嘴偷偷地笑呢。
其实不只在《麦克白》中，在其他三出悲剧中，也仿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左右着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剧其实在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关于宿命论，我觉得《圣经》中的《约伯记》提供了更好的例子。约伯在自己不幸的命运前不免埋怨几句，但终于在神的责问前羞愧难当：“我知道你万事能作，你的旨意不能阻挡。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我感觉莎士比亚这个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激情而又很宿命的人，他的聪明在于，他靠创作释放自己的激情，他靠宿命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莎士比亚创作的每一个角色都可以看作带了面具的莎士比亚，而不带面具的莎士比亚除了创作悄无生息地生活着，他老了以后，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著作产权，悄然回到了老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几百年后英国的另外一位天才则与他相反，他就是那位玩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玩进监狱的王尔德，王尔德说他靠自己的本事写作，靠自己的天才过日子，他们的创作一样的成功，但他们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同啊。
那么，是莎士比亚预言了王尔德的命运吗？
【编辑注】《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卞之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选自“新浪文化”
第五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麦克白》读后感
不同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视角看
——莎翁创作《麦克白》
总听到不同的人说，中国的作品中没有真正的悲剧，中国人的思想中“大团圆”三个字影响深远，中国式悲剧如《窦娥冤》，当窦娥受冤死去后，最后的结局并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延续到窦娥的父亲衣锦回来为自己的女儿平反。当我看到莎翁的四大悲剧时，我觉得悲剧不是那种浅显的受冤或者生离死别，悲剧是那种让人看后从心里都为其感到悲哀、无奈。《麦克白》就是这样一部经典悲剧。
《麦克白》这部经典著作与莎翁其他的悲剧有所不同，当你读完后不会为了它悲伤，尤其是作品主角麦克白，甚至很多都觉得麦克白是罪有应得。但当你慢慢的静下心来细想，这种罪有应得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命运、人性以及这个国家的悲哀。
莎翁作品仔细读起来会被他塑造的人物巧妙所赞叹，他所塑造的人物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或是促成着情节的发展。《麦克白》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两个女性角色，或许我自己是女生的缘故吧，我总是很在意作家在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下面，我就分析分析我眼中莎翁创作的《麦克白》两大女性角色——麦克白夫人和三个女巫。
罂粟开的比玫瑰更艳
单纯从《麦克白》中说麦克白夫人，我觉得对麦克白夫人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我把麦克白夫人与莎翁创作的另一大悲剧《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对比来说。麦克白夫人和苔丝狄蒙娜同是莎翁笔下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但不同的是，她们一个是恶的代表，一个是善的代表。麦克白夫人在人们的眼里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在听说自己丈夫在路上的奇遇后，便怂恿自己的丈夫去杀了国王，谋夺皇位。所以对于麦克白夫人的死去，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罪有应得的。相反，苔丝狄蒙娜是人们同情可怜的对象，她是那么善良、那么美，她勇于追求爱情，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样一个女子最后却死在丈夫的怀疑和嫉妒中，这是多么的让人可惜啊！所以，多年来苔丝狄蒙娜被许多女性当做爱与美的代表追捧。
可是，我们将这两位女性带到现代来看，事实并不是全是这样。
苔丝狄蒙娜是很善良，很美，但是在具有古典少女美德的同时，她的身上也体现出了传统女性依附于男性生存的软弱性，这一点，在我们国家鲁迅先生的《伤逝》中也有体现，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与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麦克白夫人身上是可以看见很多人性堕落阴暗的一面，但是，若带着现代人的欣赏眼光来看待麦克白夫人，我们会发现，在她身上更能体现现代新女性的意识，可以把她作为一个斗争女性的代表，甚至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恶的化身。说起“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不得不提麦克白夫人在麦克白登上皇位的不可缺少的“功劳”。每当麦克白由于软弱而举步不前时，麦克白夫人总能鞭策他，激起他的决心。在做国王这件阴谋中，麦克白夫人始终比他的丈夫更加坚定。因此，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能干的女人。麦克白夫人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只是她的能干把她的丈夫推上了王位，也同时把他推进了无底的深渊。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一下这两个人物，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两种女性的缩影：善良淳朴的旧社会妇女，积极主动的新时代女性。在莎翁笔下，用那些美好笔触描绘出的苔丝狄蒙娜是一朵娇艳动人的玫瑰，在凄凉的雾色中沾露哭泣；而麦克白夫人就犹如那鲜红的罂粟花，虽是透出死亡的讯息，却掩饰不了绽放的绚丽。如果单纯从一种欣赏的角度来剖析，把麦克白夫人身上的“新”与苔丝狄蒙娜的“旧”作对比，我们会发现，这朵罂粟花开的比玫瑰更加艳丽。
有意为之还是命运使然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在作品中用的笔墨并不多，却不能忽视的三巫女。说是笔墨不多，这到是真的，女巫的出场集中在三场中，语言加在一起也不过204行，但在剧中却推动全剧情节的发展。麦克白之所以将内心隐藏的谋逆之心浮出水面不得不说是因为三个女巫的预言。预言麦克白成为格莱密斯爵士、考得爵士、苏格兰国王，有实现这些预言的看似无懈可击的条件。如果说没有女巫的出现，麦克白还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女巫的话只是一个导火索，它燃烧了麦克白心中对那把宝座的渴望之心。麦克白心中一直都有那野心的小火苗，他只是缺少那一阵风可以让那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所以，就算没有这三个女巫，还是会有别人出现，只是改变的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那既然这样，莎翁为什么选择女巫来做这个导火索呢？女巫是最佳的人选，女巫通常与神秘、邪恶、混乱、丑恶相联，加上她们的妖精灰猫和蟾蜍精相伴出现，奠定了全剧阴沉黑暗的基调，以后剧情的发展几乎都在黑暗中进行。女巫的出现总是在作品最关键的时候，开头、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女巫的话，麦克白野心勃勃的谋取王位，也是因为女巫的话，麦克白丧生失掉王位。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这三个女巫在《麦克白》中所起的作用用三个词概括就是“诱惑”、“欲望”、“毁灭”。可是我们不能单纯说麦克白的悲剧全是由女巫的预言造成的，它只是占着其中一个因素。女巫的预言、麦克白夫人的怂恿、麦克白本人的内心欲望，这些缺一不可。
所以不能单纯说是不是女巫的有意为之，只能说是麦克白的悲剧是命运使然，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我想说一句，莎翁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候所推崇的女性所应该具有的美德在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不符合了，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应该着眼于当前，对过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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