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额诉讼论文[五篇材料]

第一篇：关于小额诉讼论文

2001 年到2014 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料表明，现阶段诸如讨要克扣、追索劳动报酬、讨要拖欠工资和加班费、漏缴和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用、用人单位的单方面违背劳动合同等与经济性争议相关的各类纠纷在劳动争议中占比达五分之一，此类案件具有涉案金额小、争议简单、义务权利关系相对明确等特征，为避免此类小额诉讼不因劳动程序周期冗长、诉讼费用高、诉讼效率低下而被司法排斥在外，因而如何保障此类案件可以及时、快速审理，辅助劳动者能借助诉讼的方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如何应对目前小额诉讼程序不够完善而导致的司法困境，以达成公平争议司法目标等，从而高效、快捷的解决小额劳动争议，是目前我国缓解劳资双方矛盾，并尝试保持劳动关系长久稳定的重要突破口。

小额诉讼程序应用的社会困境我国当前尚未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使用简单程序解决小额诉讼问题，很有可能需要耗费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由于立法者信息的不对称，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无法获得丰富的、足够的意见，加之普通民众及法律职业者在法律表现方面的关心程度不高，使得我国整体司法环境并不符合小额诉讼程序运行要求。因而，小额诉讼最终有可能无法避免的成为某利益集团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其背后可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这势必会使得小额诉讼程序违背其设立的初衷。小额诉讼纠纷适用简易程序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标的额过于泛化导致小额诉讼程序价值丧失。《民事诉讼法》中将标的额定为“上年度各个直辖市、自治区、省就业人员人均薪资的百分之三十及以下。”

而并未限定为某个额度。尽管此种规定以平衡各个省份的经济不均衡发展客观现状为基本目标，但是此种划分方式无法落实省内不同经济水平区域差异化绣球见的公平性，假设收入差距过大却在案件中适用相同标准，那么势必背离法律制定的初衷，容易导致部分区域的“小额”转换成为“大额”，如果部分区域的“小额”过小，自然没有民众愿意采取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受损的问题，民众原本的利益和权益便无法借助法律得到保障。

同时，现行法律障碍导致小额诉讼案件缺乏执行效率。小额诉讼程序目前的规定过于简化，缺乏原则性的规定只能导致小额诉讼在具体运行时因为法律规制缺乏，而使得法官容易出现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情况。小额诉讼程序在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劳动争议在现行法律范畴并没有被明确规定，而《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劳动合同法》等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衔接同样存在困难性，“比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第47、48、49 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的第30 条。”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各类小额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因为属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口头承诺，或者因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尚未签订劳动合同，仲裁委员会认为此类并非是劳动争议，不应该列入到劳动仲裁管辖范畴，如果劳动者按照民事案件提请诉讼，会被法院认为是劳动争议案，要求劳动者申请仲裁，如此导致案件在法院和仲裁委员会之间“踢皮球”，不利于小额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便捷、快速解决。《劳动合同法》第30 条第2 款提出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或者拖欠劳动报酬，劳动者依法向当地法院提交支付令的申请。为避开繁琐而漫长的诉讼程序、仲裁，快速追回用人单位拖欠的薪资，立法者企图使用授权劳动者向法院提交支付令的申请的权限，但是事实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中并没有对劳动者提交支付令申请的程序进行规范或规定。被誉为“中国第一份欠薪支付令”的案件中却因为公司“没有欠薪”的书面异议，导致申请者只能重新申请诉讼、仲裁等，这样不仅欠薪支付令立法预期的目标的无法达成，还导致劳动者追索报酬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被迫增加。另外，程序设计较为单一导致小额诉讼多被放弃。就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而言，现阶段我国实施的小额诉讼主要使用一审终审的方式，即便当事人不满意判决结果，也只能再次提请审判而不能以本次为基础进行续审。由此可见，小额诉讼救济途径较为单一。具体司法实践中，首先，当事人提请再审的门槛及条件都相对较高，且小额诉讼涉及到证据、案情、程序等多方面因素的再次收集和提交，导致再审程序很难再次启动。其次，再审救济提请时，双方可直接向原法院申请。但是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选择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因而就会加大上一级法院审批工作难度。小额诉讼劳动争议处理的完善策略构建小额诉讼制度，保障亲民公正价值取向。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基本特征，小额诉讼作为以当事人为利益主体的诉讼制度，其制度的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依据的尚未完整构建等，均是导致小额诉讼无法顺利运行的基本原因。小额诉讼的实践应用需要科学的制度作为基本保障，在立法过程中也需要保障小额诉讼制度以科学的立法理念为支撑，进而不断的完善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以降低司法压力，完成案件分流。小额诉讼制度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如何满足普通大众的诉讼需要，如何使用简单、便捷、效率的司法程序进行小额诉讼案件的处理以实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构建可保障国民权益的价值理念，并不断缓解民众法律意识加强所引发的诉讼爆炸，可辅助完善小额诉讼。在进行小额诉讼立法时，需要从小额诉讼价值落实要求入手，重视小额诉讼程序的大众化和亲民化特征，尽可能最大化的满足小额诉讼中当事人的诉求，并分清小额诉讼程序价值目标及主次，摒弃主次点到和舍本求末的做法，真正将小额诉讼中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和价值落实到司法和立法实践中，更好的完成其为民众创造并提供平等的参与到小额诉讼中来的机会。以激发民众诉讼心理为基，四步推进尝试简化审理程序。综合考虑中国国情、民众小额诉讼消极心态后，建议小额诉讼立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运行调解前置制度，重视调节。调解前置制度可辅助降低小额诉讼案件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可能性，使得小额诉讼可以解决此步骤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并非不断遗留问题来增加其他领域的工作负担。因此需要运行调节前置制度，强化其调节作用。二是运行当事人亲自出庭制度，优化诉辩方式。小额诉讼程序多以金钱给付纷争为主要内容，其涉案金额并不多，因此从经济和便捷角度考虑，可允许当事人自己亲自出庭，进而优化诉辩方式，从而避免因律师参与所出现的诉讼费。提起诉讼的方式同样可以简化标准，比如由当事人以口头、表格式、答辩状等方式提出。三是尝试直接庭审，优化庭审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与其他普通程序的区别在于，小额诉讼程序更重视效率而不在意程序是否齐备，因此在程序范畴不必墨守成规，比如拘泥普通庭审程序的顺位和形式，而是以具体案件情况和庭审情况为前提，尝试直接庭审，简略、合并某些庭审的程序。四是明确程序转换规范及审理期限。

我国在明确程序转换规范及审限方面的实践探索及域外经验都可以作为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的基础，在具体操作时可延长审理期限为立案之后的1 个月内，但是原则上不能延长，只能按照特殊情况，由院长审批之后来定能否延长到3 个月。为避免受到调查影响而导致的审理拖延问题，可尝试简化和缩短法庭辩论，当事人在开庭当日也需要准备齐全开庭所需的物证、人证，并准时到庭。如果法定期限内案件无法审结，需要依法将其转化成普通程序继续审理。五是拓展小额诉讼渠道，启动当事人诉讼频次限定制。

小额诉讼案件的救济方面目前其程序主要适用一审终审制原则，但是公民有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并提起诉讼，此项权益在实践中很容易被大型公司和银行等应用为向用户讨债的依据或者工具。对此，在小额诉讼程序和制度设定时，一方面要考虑到法律程序和制度是否可保障公民提起诉讼的权益;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小额诉讼程序需要限定当事人的诉讼内容和诉讼频次。小额诉讼程序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在于一审终审，此种制度在司法工作容易受到司法纠纷影响的大背景下，可起到分流和化繁为简的功能，但是民众存在对小额诉讼程序及法律法规信任度缺乏的问题，这在小额诉讼程序运作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可以想象到，如果小额诉讼程序拟快速便捷的加以运作，就必须要预先获取原告的支持和信任，但是一审终审在当事人权利方面的相对匮乏目前却尚未解决。为此，在小额诉讼司法、立法范畴的完善就需要构建起小额诉讼程序，以不违背小额诉讼初衷为前提，进而为小额诉讼当事人提供完善的、完整的救济保障机制。最后，细化劳动争议金额，保障小额诉讼本土化改造。

“法律本身存在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任何一项法律的诞生和完善都需要面对法律的此种本质性弱点。”法律的实践应用又要求自身在不断吸纳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同时，完成自身的本土化改造。如此，小额诉讼程序在设计之处也需要考虑到以上两个方面。国外的大量小额诉讼实践和研究理论成果表明，小额诉讼具有局限性但是也存在可用性，因此对小额诉讼的移植和借鉴是极为必要的。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环境、法律传统、民众法律心理及国家国情，小额诉讼的西方借鉴可直接复制过来，但是在本土化的限定下，小额诉讼在立法设计初期就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以保障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时空适应性。

第二篇：小额诉讼异议申请书

小额诉讼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重庆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岸区分公司，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某某路55号55幢3-1号。联系人：重庆捷恒律师事务所 文某某律师，法律热线：89009148转5号线。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职务：总经理

被申请人：张某某，男，汉族，生于1963年4月5日，住址：重庆市万盛区某某路9号附2号2-2，联系电话：150******25。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依法裁定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劳动争议一案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申请理由：

申请人重庆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岸区分公司诉被申请人张某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申请人认为本案不应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理由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7、162条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仅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本案双方对解除劳动关系事实原由、申请人是否需要支付被申请人经济补偿金的权利义务等原则问题的意见上完全相悖，争议极大！另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网登载高民智《贯彻实施新民事诉讼法

（一）：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理解与适用》关于 “符合这一要求的下列单一金钱给付案件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案件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的表述，本案显然不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申请人特向贵院提出本案的小额诉讼异议！恳请依法办理！

此致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岸区分公司

特别授权代理人：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第三篇：小额诉讼须知

XXXXXX人民法院

小额诉讼须知

（2013）民终字第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一、下列案件诉讼标的额为XXXX元的，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1、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

3、责任明确，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其他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4、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案件；

5、银行卡纠纷案件；

6、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案件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7、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

8、其他金钱给付纠纷。

二、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适宜调解的，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拒绝调解的，实行一审终结；

三、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如果异议成立，可以裁定按简易程序的一般性规定处理或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

四、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可以采取简便的方式口头通知当事人，在开庭时携带所有证据并通知证人出庭，做到一次开庭，当庭宣判；

五、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举证期限的，当即开庭审理，若已放弃举证期限的当事人又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一般不予准许；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放弃举证期限的，双方当事人可自行约定举证期限，但约定的期限不超过十天；当事人没有约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超过十天；

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结，如因案件排期等原因导致一个月内不能审结的，经批准，可以延长审限至三个月；

七、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所作的裁判不服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可选择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八、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由书记员担任记录；符合申请回避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审判人员回避。

第四篇：小额诉讼落实情况

小额诉讼落实情况

于今年的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简易程序，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资源。

一、小额诉讼程序开展情况及主要特点

（一）小额诉讼程序开展情况

由于多种原因还未受理小额诉讼案件

（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主要特点

1、敲响小额诉讼“第一锤”的基层法院数量不足。基层法院虽然已经开始开展小额诉讼程序，开展小额诉讼程序的基层法院还不到基层法院数的一半，数量严重不足，开展速度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有些法院探索意识不强，司法理念过于保守，不想、不敢、不愿意去尝试，一味的采取观望的态度，等待着相关法律实施细则的出台，而错过了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造成了自身在小额诉讼领域的落后；另一方面，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的过于模糊，基层法院无所适从，不敢轻易的启动该程序，目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应遵循的原则给予了解答：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应当遵循平稳过渡、逐步推开的原则。目前，对该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从严掌握，要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切实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2、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受当事人的意愿影响较大。从我们了解看，虽然民诉法并没有要求小额诉讼程序的启动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但是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如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将失去了上诉的机会，只能通过再审进行救济，如果当事人不能很好的理解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内涵，很容易导致上访，在当事人不同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屈从于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去强制启用该程序，原因是法官面临上访的压力，往往怯而生畏，不敢轻易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判决。

二、小额诉讼程序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都需要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检验，并在司法实践中不

断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小额诉讼程序也不例外，它的发展、完善直至成熟也需要一个过程。

（一）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认识不足。由于民诉法新修订时间不长，且小额诉讼程序属于新增法条，公众对该条款还不是很了解，认可程度不高，尤其是该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很多当事人担心没有上诉权，无法保障诉讼权利，因而不愿意选择小额诉讼程序，特别是被告方对放弃上诉权的顾虑，愿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极少，而法院在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往往需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以免造成上访等不必要的后果，当事人的不理解，法院又不敢硬性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导致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存在差距。

（二）一些法官对小额诉讼程序理解不够深刻。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相关司法解释及具体实施细则没有出台，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有些法官甚至将小额诉讼程序试点时的相关实施细则拿来适用，造成了对小额诉讼程序理解上的错误。

（三）“小额诉讼”的具体适用程序没有明确规定，程序运行不明确。由于新修订的民诉法将小额诉讼制度归在简易程序下，因此，法官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时，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小额诉讼具体程序，对其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更为简化的程序存在争议。

（四）审理部门不统一。由于法律并未明确小额诉讼的具体操作程序，对具体案件的程序操作，不同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主体，有的法院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有的法院是立案庭，有的法院是民庭，审判主体尚且不统一。

（五）案件案号难以把握。在立案期间，原、被告同时到场的情况极少，由于无法征得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因此只能给案件上“初字”号。案件运行至审理阶段，即使符合“小额诉讼案件”情况且当事人双方均同意，案号问题会成为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障碍，将“初字”号改为“小额诉讼案件”号又受到数字业务应用系统的制约。因是一审终审，如上“初”字号，根本不符合法律规定；如上“终”字号，则与一审法院的审级地位不相匹配。因此对该类问题一时难以

把握。

三、关于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司法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小额诉讼程序。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小额诉讼的宣传，让公众了解知道小额诉讼的好处，让更多的当事人选择小额诉讼来解决矛盾纠纷。随着小额诉讼程序的日臻成熟，公众对小额诉讼的认识必然也会提高，选择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也会慢慢增加，其便民的立法初衷也自然会得以实现。

（二）明确小额诉讼的适用程序，并设立小额法庭专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在设置上仅作为“简易程序”一章项下的一个法条，其并不具备与简易、普通程序区分的独立性，使得法院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具体的程序和制度细则。同时，设立小额法庭专门负责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改变小额诉讼案件审理部门混乱的现状。

（三）对小额诉讼案件独立编排案号。二审终审的案件一审案号标为“初”字，二审标注为“终”字，为了与二者相区别，且易于识别，当考虑用“小”字。对小额诉讼案件独立的进行编号，改变小额诉讼案件无法上号的尴尬境地。同时，建议制定下发“小额诉讼程序”裁判文书的格式化样式，以便与其他程序的裁判文书区别开来。

（四）将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一刀切”，全部启动小额诉讼程序。法院在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受当事人意愿影响太大，导致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不少，而以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结案的案件却不多，使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其作用，与立法本意相去甚远，因此，建议凡是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法院必须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而不是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刀切”，让小额诉讼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五篇：恶意诉讼论文[最终版]

检察日报网站消息：伪造事实和各种证据，通过诉讼手段占有他人财物，这类恶意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屡有发生。如何遏制恶意民事诉讼？2003年10月30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和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进行了专题研讨，为解决这一问题探求法律途径。

恶意民事诉讼问题严重

案例一：1999年11月，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某退出该公司。2001年5月，社会人员李某拿着一份自称和该公司于1999年4月签订的售房合同及收据起诉该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退还所收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田某冒充该公司签收了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审理时，该公司因此未能出庭。法院缺席判决该公司返还李某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强制执行时，该公司才知道这一民事诉讼。

案例二：1995年，某市塑料三厂为其技术人员王某向该市某公司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购房手续交给了王某。后王某因故离开塑料三厂，并退还了商品房，但未移交有关购房手续。2000年9月，上述售房公司自己办理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并于2001年以王某使用房屋系租赁、塑料三厂未经准许占用该房屋属侵权行为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搬出房屋。法院判决该公司胜诉后，塑料三厂申诉至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从银行调取了1995年塑料三厂购买该房时向该公司支付房款的转账支票及双方的银行明细账记录，证实了该公司隐瞒主要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

据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民行处处长曹世聪介绍，类似上述案件，仅郑州市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中，近两年就发现并纠正了42起，而在河南省绝不是只有郑州市才发现此类案件，曹处长认为，虚假(恶意)民事诉讼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引起司法机关和学术界的重视。

产生恶意民事诉讼的缘由

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孙全友说，在办案实践中，他们发现恶意诉讼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1.民事主体在民商事活动中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在诉讼活动中缺乏应有的抗辩能力。如不注意保存合同及签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材料，或者对印章使用保管不善，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以致印章被盗用。2.个别法官未严格依照诉讼程序办案。如在受理案件时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审查把关不严，或者在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时没有按照法定方式送达，打一面官司，缺席判决，等等。3。对恶意诉讼行为如何处罚，我国现有法律尚未规定，以至于对恶意诉讼的防范制裁不力。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邱星美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以参加诉讼的权利，或者申请再审，或者请求检察院抗诉的权利；第二，现有法律对这种恶意诉讼的制裁规范太少，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制裁力度不够；第三，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规范，也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这些原因的存在，客观上纵容了恶意诉讼行为。

检察监督是否师出有名

面对这一严重危害司法公正的行为，有人提出应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检察机关应对此

类诉讼行为进行监督。那么对恶意诉讼行为进行检察监督有何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荣馨认为，对民事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的理论根据，在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平衡，而平衡就需要监督。恶意民事诉讼破坏了法律秩序和利益平衡，需要通过监督来恢复社会平衡。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该规定制定时未预料到目前有如此严重的恶意诉讼行为，因而有两点不妥：一是检察院对上述行为进行监督，不仅是权力，也应当是义务，表述为“应当”更准确些；二是不应只针对审判活动，也应当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其他活动，如当事人的诉讼活动，证人、鉴定人的活动等，均应进行检察监督。

邱星美说，检察院抗诉看起来似乎是针对当事人的恶意诉讼行为，如果这样就产生了抗诉对象是否合适的问题，即检察院是否有权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抗诉。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检察院显然是不可以抗诉的。事实上检察院对此类案件的抗诉并不是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是针对当事人诉讼行为所产生的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涉及到的是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审查、认定是否准确，以及当事人是否适格。因此对此类案件检察院提起抗诉是有法律依据的。

湘潭大学副教授廖永安认为，检察机关对恶意民事诉讼应发挥应有的监督功能，具体表现为参加诉讼和提起抗诉。参加诉讼要限于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对于抗诉则不限于上述案件。因为恶意诉讼不仅有违诉讼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威性，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抗诉，有助于发现并及时纠正违法犯罪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宋朝武教授指出，检察院的监督主要针对法院的审判权是否正确、合法行使，对当事人的行为一般不应监督，除非当事人严重违法或侵犯国家利益。

法律如何遏制恶意诉讼

杨荣馨指出，检察机关现有诉讼监督权仅限于事后监督(即只针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这是不够的，诉讼监督权力应当扩大，应包括公益诉讼、一审抗诉等其他方面。检察院起诉是否应交诉讼费？如果败诉了，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呢？他认为，可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免交诉讼费。检察院提起诉讼，胜诉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败诉也不应负担实体上的义务，因而不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给被告造成损失应如何处理，则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但监督权力应予扩大是无疑义的。

宋朝武说，国外多在刑法中对该行为予以规定，如西班牙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提供伪证可处以长期监禁或者罚款，意大利规定可处6个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他认为造成对方当事人重大损失(如企业停产、破产等)，应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虽然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等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但如何追究却无相应具体规定，对此刑法亟须作出完善。另外，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对于恶意民事诉讼行为，这种罚款数额显然过低，必须加大罚款力度。即使对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也要使其在经济上受到相应的制裁。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张友亮教授指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

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这种虚假民事诉讼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有其合理性，许多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并不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容忽视，如被告不知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出财物，则原告行为应构成诈骗罪。另外，当原告与法官串通作出错误判决时，对法官可按枉法裁判罪处理。

孙全友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伪造证据罪和诉讼欺诈罪，前一罪状可表述为：当事人毁灭、伪造、隐匿证据，通过民事诉讼借助审判机关的强制力以达到非法目的，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后一罪状应表述为：伪造证据，虚构事实，通过民事诉讼借助审判机关的强制力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其法定刑，可参考诈骗罪的法定刑，并应重于后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力提出，防止恶意民事诉讼、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应当注意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遵循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二是在进行制度构建时要做到制度协调与整合，不能仅仅为了解决恶意诉讼而简单地进行设计。廖永安补充说，应进一步完善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审前证据交换明确争议点，从而对恶意诉讼起到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作用；对于关涉公益的案件，如集团诉讼案件等应适当强化法院的职权作用；进一步完善法院送达制度，设立诉讼通报制度；对于国有企业诉讼，如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法院应当通知检察院派员参加诉讼，防止因恶意诉讼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刘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