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东派生诉讼管理体制论文

第一篇：中国的股东派生诉讼管理体制论文

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介绍

股东派生诉讼(DerivativeAction)，来源于英美法系的称呼，是对保护公司的利益和间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产生重要作用的种诉讼制度，其基本的运作原理是指公司利益遭受损害，公司因各种原因没有向公司利益的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赔偿责任时，股东基于其股份所有人的身份和享有股东权的地位，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最初衍生于一般民事诉讼，又有许多不同于般民事诉讼的地方，具有代位性和代表性的双重性质，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

1．股东派生诉讼具有请求权产生的基础是股东所在公司的权利损害救济。原告股东与侵害公司利益的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利益关系，是公司利益遭受损害，而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又怠于行使其诉权时，股东才得以自己的名义公司利益提起诉讼，原告股东仅享有形式意义上的诉权，因此，它具有代位性质。

2．公司利益遭受损害往往间接导致多数股东自益权的损失，因而能够代表公司诉讼的股东个体不是唯一的。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受害股东，因而，它具备代表人诉讼的性质。

3．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有实质被告和形式被告之分，这是由股东代表诉讼的特殊性。前者是指实质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董事或其他第三人，并非公司本身，公司是形式上的被告。

4．股东代表诉讼的积极结果一般应由公司承担，这是由派生诉讼的代位性所决定的，原告股东所拥有并行使的诉权来源于公司本身，因此，其产生的结果由公司承担显然更符合常理。股东一般只能按照股份比例享有公司利益。

二、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发展及现状

我国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前没有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明确规定。1993年的公司法在股东诉讼权利方面的规定仅限于一些框架性的条款：其62条明确了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义务而对公司造成损害时应对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却未对公司不能或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董事的责任时由谁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加以明确。其111条的规定也仅仅只是对于股东直接诉讼的规定，并未能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况。

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发布的《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控制合营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国营企业的中方应以谁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问题的复函》中提出：控制公司的股东与合同对方存在利害关系，合同对方违约，而公司不行使诉权，股东得行使本属于公司的诉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有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底颁发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也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留下了法律空间。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案由第178项规定为：董事、监事、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也让我们看到了股东派生诉讼的影子。另外，2002年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规则》以及于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也让我们看到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我国的前景。

2006年1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新公司法中有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明确规定。新法的第150条、第152条就是该项制度实体和程序设计的具体呈现。在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中，又对原告股东的资格做了相关规定，但是，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障碍。一方面原有公司立法存在制度缺陷，没有给股东派生诉讼代表制度提供理论土壤；另一方面，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实践也十分不足。

三、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新公司法由于存在大量的制度缺失，许多问题未能在新法中得到明确，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更多的是依靠自由裁量权的发挥，而这样导致的是诉讼结果缺乏威信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司法并未能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效果。与英美法系国家百余年的派生诉讼实践历程相比较，我国新公司法关于股东派生诉讼的规定还略显粗糙。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本土之司法资源，对我国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完善，既鼓励股东为公司之利益而起诉又阻却股东之不当诉讼日，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成为当前公司立法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派生诉讼的提起仍属于股东权救济的例外情形，是否就公司所受之损害提起诉讼，公司应享有最初的决定权，但又不允许有过错的董事等内部人遏制因其不当行为所导致的合法诉讼。理想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应当能够为少数股东和管理公司的人士之间的纠纷，提供一个快速、公平且节约成本的争议解决机制，同时还不危及公司成员和经营人员之问的权力平衡。因此，在设计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指导思想是：既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又要防止滥诉现象。在平衡保护股东利益及防止滥诉现象两者关系时，可适当偏重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一面，降低诉讼门槛，打消股东厌讼情绪，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关于原告股东的资格

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要求股东必须符合“当时股份拥有”原则，把派生诉讼之原告应限定在公司股东范围之内，公司之债权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得代位公司起诉。防止导致诉讼权利被滥用，同时有利于在诉讼中对他人损害公司利益之行为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应局限于公司股东。同时新忪司法》规定，明确了单独或合计持有发行股份总数1％以上股份的股东即具有提起代表诉讼之资格，并将该时间限定为连续持有180日。明确了股东在整个诉讼进行过程中维持股东身份。但《公司法》对股东提起诉讼后所持股份减少至1％以下是否仍然拥有诉讼资格，以及公司成立不满六个月，持股小股东是否拥有诉权的问题，未给出明确规定，在后续的司法解释中应该加以明确。

(二)关于被告范围的确定

新《公司法》在152条明确规定将被告的范围限定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侵犯公司利益的第三人，但公司法未对政府行为侵犯公司利益，股东能否以政府部门为被告提起代表诉讼做出明确规定，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也未能涉及。

政府部门作为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经常成为民商事活动的主体，其在参加民商事活动，与公司发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发生侵犯公司利益的情形，此时的公司机关可能会因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敢或不能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承担赔偿之责。公司法在界定代表诉讼被告范围时，提出了“侵犯公司利益第三人”概念，未明确具有tY-N~性质和职能的政府机关是否属于第三人之列。鉴于民事诉讼法将参加民商事活动的政府机关主体纳入了民事诉讼被告的范围，为与民事诉讼法保持一定的衔接，应将政府机关纳入该“第三人”范围，当政府机关在民商事活动中做出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公司机关不能或不敢提起诉讼时，允许小股东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有关派生诉讼的其他一些程序问题也需要进行规定和完善

第一，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派生诉讼中，普通股东所掌握的信息显然没有办法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人员相比，即使有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等权利也不足以和董事等人员相抗衡。因而在派生诉讼中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被告举证证明其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害或原告起诉所依赖的事实不存在。

第二，派生诉讼的中止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止的几种情况，但这些规定均不能适用于派生诉讼。我国可以规定公司对股东的书面申请超过一定期限未答复但仍在调查中，或公司对于股东起诉的事项已经开始调查，公司可向法院提出中止诉讼的要求，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

第三，派生诉讼的和解、撤诉问题。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原告所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对于自己的利益当然具有完全、充分的处分权。但派生诉讼原告所维护的是公司的利益，因而原告不能像对自己利益的处分那样处分公司利益。我国法律中法院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撤诉是否有违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的制度，可以将其扩展适用到对派生诉讼当事人的和解、撤诉行为是否符合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进行审查，并由法院作出判断。

第四，派生诉讼的既判力问题。既判力是指民事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内容的判决所具有的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H。判决一般只约束案件的当事人，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既判力可以扩张至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如在人数众多的代表人诉讼中，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未登记的权利人，派生诉讼虽然与代表人诉讼不同，但笔者认为派生诉讼的判决或法院主持制作的和解协议至少应产生对涉讼事实的确定力和对非参讼股东派生诉权行使的阻却力，建议有关派生诉讼既判力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予以增加和完善。

四、结语

股东权益的保护是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股东派生诉讼作为一种独特的事后救济责任机制，是股东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股东直接诉讼共同构成了股东诉讼制度的体系。新公司法导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这为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但是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粗糙简略，还有许多程序性问题尚待明确和规范，需要对国外立法司法实践加以借鉴，或整体移植，或本土化，以期使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更加完善和合理。

第二篇：股东论文：股东 出资瑕疵 诉讼模式 救济

股东论文：股东出资瑕疵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中文摘要】公司法人制度从萌芽、发展到成熟已历经近四个世纪的演变,其对于有效聚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公司法人制度的设计以及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引入和确立,在具体运作中,却发生了“实然不及应然”的结果,其突出表现在非诚信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其中,在公司设立中及公司成立后运营过程中,股东出资不完全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即股东出资存在瑕疵即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最近几年,涉及公司股东出资瑕疵诉讼的案件不断增多,集中体现在瑕疵给付、延迟履行、抽逃出资、虚假出资四种纠纷案件上。但是,针对于以上纠纷的解决,旧《公司法》存在很多的制度缺失,由此导致各级人民法院在日常的案件审理过程中,面临无法可引、无法可依的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临时性的过渡作法已难以适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此种情况下,新《公司法》的出台则势在必行。这次《公司法》的修订与法院日常审判和实际执行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增强了可诉性,完善了股东出资瑕疵的诉讼制度。研究股东出资瑕疵诉讼问题,在我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股东出资瑕疵是指股东不按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要求,在出资方式及对出资...【英文摘要】The system of corporate juridical person has experienced almost four centuries from sprout state, developing state to mature state,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getting social resources together efficiently, promoting social wealth.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of corporate juridical person, however, in practice its introd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in the social life of our country, has the result of law as it is isn’t as good as law as it ought to be in which the highlight performance is that shar...【关键词】股东 出资瑕疵 诉讼模式 救济

【英文关键词】Shareholder Blemish of Capital Subscription Lawsuit Modes Remedy 【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同时提供论文写作一对一辅导和论文发表服务.保过包发 【目录】股东出资瑕疵诉讼若干法律问题研究4-6Abstract6-7

引言9-11

论文摘要

第一章 股东出资瑕疵的基本理论11-14征11-12

第一节 股东出资瑕疵的概念及本质特

第二第二节 股东出资瑕疵的责任分析12-14章 股东出资瑕疵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股东出资瑕疵诉讼14-1914-16第一节 公司资本制度和股东出资瑕疵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二节 虚假出资之诉与抽逃出资之诉16-19

第三章 股东出资瑕疵诉讼模式19-26讼模式的含义及类型中的地位22-2626-34

19-22

第一节 股东出资瑕疵诉

第二节 相关主体在出资瑕疵诉讼

第四章 股东出资瑕疵诉讼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第第一节 股东出资瑕疵诉讼制度的思考26-30

结论34-35二节 股东出资瑕疵诉讼制度的建议30-34

参考文献35-3841-42后记

注释38-4142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第三篇：集团股东分类表决管理体制研究论文

一、国外的分类表决制度的经验

1.章程变更时的分类表决。在国外，分类表决源自公司存在类别股份。为了满足会司和股东的融资、投资需求，国外公司法允许公司自由创设类别股份，不同性质的股份代表不同的权利内容，例如，超级表决权股(dualclassstock)、优先股等。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禁止上市公司发行新的超级表决权股份，但已经发行的股份还正常存在。

类别股份的本质特征是不同股份所表彰的法律上的权利存在差异。权利主要是指红利分配、剩余财产分配和表决权等方面的权利。类别权利的设笠通常是通过章程约定，否则，公司股份均为普通股份。

由于类别股份一般由公司创设，公司改变类别股份意味着改变了股东的权利，不仅必须修改公司章程，而且必须得到不同类别股东的同意。这种表决权的实质是，除了股东自己同意，任何人不得非法改变股东的权利。类别股东表决权是股东的固有权，不可通过公司章程限制和剥夺。类别股东会决议是变更章程特别股东会决议生效的条件。

世界各国公司法均规定了类别表决制度。在美国特拉华州，会司变更章程影响类别权利，必须分类表决。在英国公司法中，如果章程变更影响了类别股东的权利，主要的保护机制就是类别股东会的同意。在法国公司法中，如果变更股东的特别权益，不仅应经特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且要求受影响股东经专门股东会特别同意。

在分类表决和股份收买请求权的关系上，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的英国及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中，变更章程改变类别股东权利应分类表决，但是公司法不贼予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例外的是，美国1984年示范会司法除了股东的分类表决权外，还授予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美国1999年示范公司法的修改缩小了范围，仅在变更章程挤出(FreezeOut)类别股东时才授予股份收买请求权。

2.利益冲突交易时的分类表决。利益冲突交易(ConflictedInterestTransactions)是公司的内部人利用其在公司中的控制地位，使公司和自己或关联人交易，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公平的利益冲突交易并不直接损害股东的利益，而是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影响股东利益。

为了防止利益冲突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各国公司法均对利益冲突交易进行限制和监督。时于利益冲突交易的限制，各国公司法上主要有两类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原则允许交易，保证交易结果公平的做法，即对利益冲突交易，在决策程序上法律不进行强制性限制(关联股东不需要回进表决)。如果关联股东自愿回进，对交易结果是否公平司法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二是以大陆法系一些国家为代表，原则禁止交易，例外许可的做法，即对利益冲突交易，在决策程序上进行限制，即关联股东需要回进表决。

上述两类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如果少数股东的多数表决同意(Majority of Minority Ratification)利益冲突交易，则该交易就是公平的，原则上不允许非关联股东对交易的结果提出异议。两种做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少数股东表决的法律效力和与表决相关制度上的差异。美国的做法给予了公司控制人较多的权力，在法律上采取了事后规制的方法，这种方法实务上更具弹性。表决权回避在法律上更多是采取事前规制的手段。此外，少数股东批准和关联交易时表决权排除不完全相同。关联交易时表决权排除有一个前提，即关联交易是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事项，其次才需要非关联股东，通常是少数股东的分类表决。少数股东批准的交易没有关联交易须为股东会决议事项的限制。

二、我国股权分里改革中的分类表决

在国内证券市场上，法律上并不存在国外典型的类别股份和分类表决制度。然而，实务中，股权分里下的分类表决和股改中的分类表决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

1.股权分里下的分类表决。根据《若干规定》，需要分类表决的事项包括: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会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承诺现金认购除外);重大资产重组(账面价值20%以上);以股偿债;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对公众股东利益影响的其他事项。这些事项的法律性质不同，对于流通和非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也不同。对于法律性质不同的事项均规定分类表决，仅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在逻辑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在上述事项中，只有以股偿债是典型的利益冲突交易。其他事项原本在性质上并非利益冲突行为，但在实践中，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股权分里的缺陷，通过这些行为和其他行为的结合损害公司利益，进而损害流通股东的利益。其他事项中所指的行为并没有改变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的股东权利属性，只是由于非流通股股东关注公司净资产而流通股股东关注二级市场的股价，造成这些行为在性质上变成了利益冲突的行为。因此，我们可大体上将之归入利益冲突交易的类型。由于股权分里对股东权利安排不合理，公司的正常行为可能对非流通股有利而对于流通股不利，因此，股权分里下流通股的分类表决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行为或调整这种利益失衡。应注意的是，这种分类表决在法律性质上更接近利益冲突时少数股东的表决，而非改变股东权利的分类表决。相反，改变股东权利时的分类表决并不改变会司的财产状况，只是由于改变类别股东的权利配里，而时股东之间利益的一种调整。

2.股改中的分类表决。股权分置是一种事实，在性质上是公司章程的双示条款。由于股权分里，造成了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分里。因此，股权分里改革的法律性质是改变类别股东的权利，股改中的分类表决更类似变更公司章程时的分类表决。股权分里改革是公司行为，是公司对类别股东的利益进行的重新调整，而非股东之间利益的直接交换。会司利益最大化目标是这种调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础。股权分里改革改变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利益结构，在性质上是影响类别股东权利的公司章程的变更。如果股权分里在性质上认定为会司章程的条款，股权分里的改革就必须通过变更章程的方式进行解决。对于影响股东权利的章程变更，各国公司法均有成熟的制度，主要依靠类别股东的多数决议来保证变更章程的公平性，即分类表决制度。

三、我国关联交易中表决权回避制度

1规则比较。在会司法层面，美国对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并无限制，主要受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约束。在上市规则层面，主要方式是通过信息披落和独立黄事对关联交易进行监督。例如，NYSE上市规则第307条规定了关联交易的问题。除了该规则312条规定的事项需要股东同意外，NYSE认为，对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审查和监誉是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自由决定的事情。在公司无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审核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是审查和监督公司潜在利益冲突的适当机构。又如，NASDAQ上市规则第4350条(h)规定了关联交易的监管问题，要求发行人应当避免企业运营中处于利益冲突的地位。所有关联交易应该由公司的审核委员会批准或独立黄事委员会批准。关联交易应根据美国证监会S-K规则404条进行披露。

由于历史传统，香港法律对关联交易的调整主要根据港交所的上市规则。为了保护股东的整体利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14A.02规定，关联交易须予披露和经独立股东批准。上市发行人必须在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批准后，方能进行关联交易。在通过有关交易的会议上，在交易中有重大利益的关联人士不得参与表决。独立股东是指任何在股东大会上，就某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不须放弃表决权的上市发行人的股东。14A.32规定，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关联交易，如符合下列条件，则可豁免独立的批准:每项百分比率均低于2.5%;每项百分比率均等于或高于2.5%但低于25%，而总代价也低于1000万港元。如果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则按年计算百分比率和代价。

在我国公司法层面，关联交易只有是股东会的决议事项才雷要股东表决权回避，即独立股东批准。在上市规则层面，上市规则扩大了股东会决议事项的范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第10.2.1条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下列股东应当回进表决:交易对方;拥有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被交易对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或影响的;中国证监会或本所认定的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抖的法人或自然人。第10.2.5条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颇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落外，还应当比照9.7条的规定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比较分析。与美国比较，我国关联交易中非关联股东批准重在事前预防，美国重在事后救济，非关联股东批准仅发生举证责任转换的后果。从关联交易事项看，美国从事项的性质上定义关联交易，即利益冲突，我国采用列举的办法。从监督权看，美国授予独立董事同意，我国斌予非关联股东、总体看，美国的规定更具弹性和效率。

我国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法律问题主要是公司法和上市规则的街接问题。公司法虽然规定违反表决权排除的程序性要求，可撤梢决议，但公司法本身要求表决权回避的事项很少。上市规则虽然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上市规则并不能产生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公开健责的约束力并不强。

四、结论

从国外经脸和我国实践看，分类表决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公司经营中的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决定了分类表决制度的价值。目前我国的表决权回避制度与分类表决制度类似，但在立法理念和适用范围方面还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在解决利益冲突程序化的国际趋势下，我国应借鉴境外经验，完善我国表决权回避制度，以此建立妥善解决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

第四篇：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论文1)

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

概 论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自新《公司法》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凸现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小股东与控制大股东之间的博弈或信任危机。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都涉及到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均可行使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然而，在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往往情况比较复杂，主体的诉讼资格问题比较突出，即哪些人享有合法的诉权可作为原告起诉，哪些人是适格的被告，往往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各地司法实践也是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知情权诉讼的主体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拙见，和大家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

1、未出资股东或出资瑕疵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针对未出资股东，实务操作上不是很统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未出资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不予支持，即不享有权利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原告起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在公司成 立后又抽逃资金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没有直接否认其诉讼主体资格。事实上，在公司设立阶段，股东的基本义务是按照章程出资，未出资股东应该对已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公司设立后，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主要是资产收益权，与股东知情权相对应的义务是股东就其出资范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股东未出资不能对抗对外其应承担的义务，由于其对外义务不能因出资而豁免，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赋予其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出资瑕疵股东相对于未出资股东而言，已经部分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同样对内应该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知情权并不丧失。知情权是股东权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虽然出资存在瑕疵，但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其可以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2、特殊身份股东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这里主要是指集股东与监事于一身情形。在此类案件中，请求人往往以其同时系公司监事而要求行使知情权。公司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是依照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代表公司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经理依法履行职务情况进行监督的机关或个人。依照公司法第54、55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等情况，必要时可聘请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有学者主张，公司法并未对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是否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一规定。实践中许多法院因此认为，监事会或监事以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同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法院应当向其释明，若其同意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法院可准许其变更诉讼请求，若其仍坚持以监事身份起诉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但笔者认为：依照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监事会或监事因其知情权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妨害或侵害而进而损害到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或监事可以提起的诉讼，此种情形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54、152、150条予以受理。

3、已退出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行使公司知情权的股东在起诉时必须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曾为公司股东但在起诉时不再是该公司股东身份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对其是否享有原告资格，争论颇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和学者认为其已不再是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东权，其主张知情权应当不予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印发的“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四）“即《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即持此观点。然笔者以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股东与公司间关系实为合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公司章程对股东和公司的共同约束。虽然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现代民事立法和合同法理论已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扩展至合同终止后一定时期，即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又称后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后契约义务理论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衍生。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说股东虽然已退出公司，但其在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对公司在其股东期间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实践中股东转让股权，大多是因为利润低下或亏损严重，或者是受排挤所致，如果对此类股东提起的知情权诉讼一概予以否定，无形中会鼓励公司控股股东造假隐瞒利润，然后再采取排挤行动，将股东挤出公司或迫使或诱 骗其转让股权，违背了司法所秉持的维护弱者、匡扶正义的司法品格。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些已退出股东事后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时，同样还是要回到知情权这个层面上来，法院只有在查明其股东期间公司利润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实体判决。

4、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当前，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情况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运转中大量存在，我国公司法对此类形式的出资人并未予以否定，但对其权利义务也未做出相应的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中，这类股东是否享有原告资格，现行法律规范并无规定，在缺乏解释和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类股东起诉到法院的知情权纠纷案件，该如何处理没有答案可循。鉴于实际出资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其通过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二是直接以股东身份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笔者结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二）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对于前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不应赋予其享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因其在公司设立及运行期间一直是通过显名股东来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同样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时也应通过显名股东来完成，而不能直接以自己名义请求；对于后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则要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间是否有约定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如果有此约定且其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如果没有此约定尽管其直接 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则不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

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适格被告

相比较于原告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则简单的多。从股东知情权的内容来看，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无疑应当是公司，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将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作为被告的情形，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公司依法被注销后，原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其他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二是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原告股东以公司的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对于这两类情形，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指出，股东知情权属于股东为自身或股东的共同利益对公司经营中的相关信息享有知晓和掌握的权利，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及有关章程规定履行向股东报告和批露相关信息的义务。因此，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即使是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或高官人员拒绝履行相关义务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也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笔者以为，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完全应予适用，问题是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形，在公司注销后，被诉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经过合法的公司清算或破产程序，则不存在知情权的问 题，而实践中很多公司往往是不经清算就直接注销了，公司中小股东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信息，实施注销行为的往往又直接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中小股东的知情权遭到践踏，其利益自然无法得到很好保护。因此，在公司未经合法清算而直接注销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对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宗旨。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狄希(Louis Brandis)有句名言：“公开是现代社会及工业疾病的救生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公司股东有权了解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尤其公司的中小股东，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与公司大股东平等的信息。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利益。基于本人仅是一名学生，实践经验和知识面所限，本文仅就该类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做了简要分析。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东知情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四大财产权之一的股权的基础性权利，一定会日益得到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相应地股东知情权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撰写时间：2011年4月18日

第五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论文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提升高校管理水平的重要基础，能够促进学校与社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提高高校管理水平全面发展的基本保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存在的问题和重要性，主要探讨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效途径，以期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而管理体制是为了对其所要采取的行动和决策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单位进行制度规划和管理。目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思想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变了高等教育在长期的管理体制。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支配者高等教育的全部管理工作，涉及到了政府、社会、高校等三方，带有高等教育的全局性、整体性的制度，能够促进学校与社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也能够提升内部管理质量，对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能够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水平和投资效益。

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对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投入了大力的支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创新发展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不同条件、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1.受传统思想理念的影响，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整体效果不佳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展缓慢，受传统思想理念的限制和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缺乏先进的改革理念，管理体制改革整体效果不佳。并且由于受到一些政府单位的限制与影响，制约了高校的管理工作，导致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高校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缺乏适合自身发展的规划体系。如果高校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不及时更新落后的教育改革理念，不集中精力提高教学管理积极主动性，势必就会影响到高鞥教育管理水平的创新和改革效果。

2.缺乏明确有效的参考标准，管理体制改革得不到全面的提高

目前，国际教育改革具有了新的形势，在此形势下，为了调整教育管理体制，我国有关单位已经相继颁布了各种方针政策。同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在对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国家越来越重视。

但是在一定条件范围内，一些制度与体系得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可操作性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这是由于不同条件的影响，导致制度与体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造成的，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利用率低。在对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我国规章政策虽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定，但是，对已一些细节性的问题缺乏描述吗，导致在具体的问题处理过程中，使高校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效参考标准，影响了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3.高校过渡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帮助，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

目前，国内各个部门本身具有一定的惯性特点，导致高等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积极性，过渡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调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与进步，高校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管辖领域得不到拓展，管理体制改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目前，国内各大院校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促进了内部管理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带动了学校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和谐发展。首先国内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为了推动各个高校的管理体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对高等教育部门以及管理范围等细节性的东西，从一定的规范标准出发，进行管理体系全面的调控和调整。同时，为了确保他可以不断协调花、规模化，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能够保障学校与社会以及政府部门之间不断地加强联系，促进高等教育教学活动的完善，提高教学质量水平。从而保证国内高校发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确保三者之间各项功能完善。

另外，在进行教育管理体系调整的时候，为了不断提高国内各大院校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益，就要全面构建一个可以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因此，为了真正构建起高校的管理体系，各大院校就要全面提升学校管理队伍整体管理水平，提高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建立去完善的管理部门，促使高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管理能力不断的提高，明确内部的管理责任制度。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的深入，各大高校要不断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确保后勤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我国各大高校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与有力保障。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效途径

1.构建一个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念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步伐不断的加快，国内教育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更好的标准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为了去报国内高校形成更加有利的社会竞争趋势，就要进一步提高国内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不断调整自身的理念意识，改变过去传统的教育理念，构建一个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理念，明确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同时，要对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探究，确保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能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开展，全面地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另外，为了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思想与教育理念，要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2.提高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自主化，提高管理体制的创新能力与水平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缺乏一定的自主性，一方面这是由于国家的政府部门干预力度过大造成的，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规划与控制过于具体造成的。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使高等院校自身的创新积极性得不到全面的发挥。因此，为了使劲其能够更加自主的探寻相关的创新改革方法与政策，就鼻血要及时地转换管理模式，更加全面有具体的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与改革。

首先要促使地方的建设活动与高等院校的管理工作能够更加全面的进行配合，并且相互促进、融合;其次，国家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努力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3.完善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升高校的教育实力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中，改革工作的核心环节是努力完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工作。首先，为了确保各个层次之间能够责任进行深入的明确，高等院校要将其内部各个管理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层次划分，根据其实际职能作用个，掌握其分工。其次，在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高等院校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结合自身的办学特点，以实际的人才培养为目标，结合其特有的地域特点，提升自身的教育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缺乏清晰的管理权限，在进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要建立起全面的教育管理体系改革理念，促进学校与社会、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要不断完善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创新，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自主化，从而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