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第一篇：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钟淑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6-26 浏览次数:326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 知情权/利润分配/诉讼

内容提要: 股东知情权诉讼及利润分配诉讼是新《公司法》颁布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为了平衡公司与股东的利益,股东知情权及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都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以避免股东滥用权利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股东要求分配公司利润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在股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下,原股东能否再要求公司分配利润则应当根据股权转让前公司是否决议分配利润来分别处理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施行后,出现了大量的涉新《公司法》纠纷案件,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首当其冲。新《公司法》虽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查阅公司重要文件和资料、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权利,但新《公司法》毕竟属于实体法律规范,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尚存空白。本文从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出发,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审理涉新《公司法》案件有所裨益。

一、关于股东知情权诉讼问题

股东投资于公司,其目的是使其所有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转变为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本,通过分配公司利润使自己的财产增值。但是根据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资产一旦投资作为公司财产进行运营,股东就只能享有出资者的权益,只有在法律或章程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干预公司经营,至于资本如何运作、能否产生收益,很多情况下是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难以控制的。实践中,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更是惊人,由于股东之间投资数量的差距,其所享有的权益也大不相同。大股东通过享有的表决权控制公司股东会,利用董事身份操纵公司董事会,导致许多中小股东不能对公司的经营做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动,于是许多中小股东渐渐脱离于公司资本运营,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i]由于投入公司资本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股东迫切要求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股东基于对公司的出资,也应当享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权利,因此,新《公司法》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权利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股东的知情权同样如此。法律要求权利主体合法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因此,必须对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条件及知情权的范围做出限制。

（一）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

新《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重要文件的知情权,并规定了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因此,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除了需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外,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1.原告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因为公司法规定的知情权的主体是特定的,所以原告在提起知情权诉讼时须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帐簿的,股东作为原告还须提供能证明其曾向被诉公司书面申请查阅复制公司重要文件,并遭到拒绝的证据。对于股东来说,提供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和要求查阅会计帐簿所提交书面申请的证据比较容易,但是要求其在起诉时提交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书面答复就有些难了。虽然新《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目的,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但书面答复是否出具取决于公司,实践中多数情况下公司都不会给予书面答复。因此,股东只有在公司拒绝提供重要文件供其查阅和拒绝出具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书面答复时,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知情权诉讼。

（二）股东知情权的限制

对股东知情权的限制,除了体现在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上,还体现在股东知情权的内容上,即应当对股东查阅公司重要文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根据财务会计报告的分类和构成,股东有权查阅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年度、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同时,为了确保公司在具体经营中相对独立于股东,充分利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对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公司其他文件,经公司许可,股东也可以查阅,但如果公司拒绝其对公司其他文件进行查阅的要求,股东因此提起诉讼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对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还要求其具有正当的目的。首先,股东应当在向公司发出的书面申请中明确查阅的具体事项,并说明查阅的具体目的；其次,股东要求查阅的具体事项和查阅的目的之间应当有直接的联系；再次,股东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如果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公司有权拒绝股东的查阅申请。

（三）股东知情权诉讼适用的程序及裁判形式

根据前述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法院须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查:1.原告是否具备股东的资格；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其是否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公司是否拒绝股东的申请；3.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帐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上述审查都属于实体审查,法院经过审理做出的判断也是对实体问题做出的评判,因此知情权诉讼案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以判决书作为载体。

判决的主文表述上,以往有的表述为“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某时期内的财务帐册给某股东查阅”；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股东送交某时期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纳税申报表”；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某时期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提交给某股东”。由于股东对公司重要文件仅享有查阅、复制权,而后两种表述方式易使人误认为股东有权占有公司重要文件,所以恰当的表述为:“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给某股东查阅（复制）。”

二、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条件

获取收益是股东出资的基本目的,因此分取红利是股东各项权利的核心。[ii]笔者认为,股东要求分红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一）公司有可分配利润

公司盈利是公司股东分取红利的前提和基础,在公司未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分取“红利”,实际上是分割公司财产,其性质相当于股东抽逃出资。当然,公司盈利也并非意味着公司股东就可以直接决议分红,依照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在盈利后、分配利润之前还应当完成下列事项:1.缴纳税款；2.弥补亏损；3.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还应当按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第167条第5款）

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违反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做出的分配利润的决议的效力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新《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股东不能据此分取红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部分无效,股东也不能据此分第5期钟淑健: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71取红利。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既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决议分红,那么说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及于决议中的公司利润的全部,由于公司利润中应当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部分依法不能分配,所以决议中关于该部分利润的分配是无效的,但对于决议中涉及的其他公司利润,依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应当是有效的。

而对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做出决议分红,股东据此起诉要求按照决议分配红利的,公司或其他股东均未提出异议时,法院是否主动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理由是股东会既然已经决议分红,并且对利润数额也无异议,法院没有必要介入太深,可以直接依据决议支持股东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决议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则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但应当仅限于初步的证据审查,亦即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分红的依据,即公司是否有利润,如果股东会决议中没有说明分红的依据,仅笼统地说有多少利润,则应当责令公司提交相关的财务会计报告以证明是否有这么多利润。另外,还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是否已经按照新《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若股东会决议中没有体现,也无证据证明公司实际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法院裁判时只能就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后的利润部分进行分配。

（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则取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目前存在争议的是,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能否得到支持。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可分配利润,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又不就是否分红做出决议,股东的分红权就受到了侵害,其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分配红利。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4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实际利润可供分配而又较长时间（一年或两年）拒绝分红,则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利润分配决议,向股东分配红利。第三种观点认为,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公司股东请求分配红利的请求就不能得到支持。如果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新《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就是否分配利润问题做出决议,股东可依法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就该事项进行讨论表决；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不分配红利,股东只能在条件满足时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

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但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的比例提出异议,要求法院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时,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较少存在,但由于对法律规定“全体股东约定”的理解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进行讨论。新《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所谓的“全体股东约定”,是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约定还是公司经营中公司股东约定,“全体股东约定”是否等同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此,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不甚明了。笔者认为,“全体股东约定”可以是全体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约定,也可以是公司经营中全体股东约定,但不能理解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一是新《公司法》在用语上,该条未采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概念,且“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与“全体股东约定”的含义相去甚远；二是“全体股东约定”是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是多数股东的意思表示；三是分配利润对股东利益影响重大,其一般原则应当是按出资比例分配,特殊情况下才不按此比例分配,如果允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改变这一利润分配比例,将造成多数股东、大股东或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新《公司法》规定的根据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则,可因股东全体意志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改变

[1]

[iii]。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而分红比例不是出资比例时,股东有权对分红的比例提出异议,法院应当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

三、股东分红请求权的独立性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股东分红请求权,实际包括两种权利,一是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权,一是股东红利分配给付请求权。前者是指股东在公司有利润时有权获得分配,主要体现在提请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以及公司连续5年不分红时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这是股东的专有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当股份转让时,该权利也随之转让。后者属于一般债权,该权利一旦形成即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并可以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也就是说,股东决议分红并确定了分红方案后,股东即享有请求公司按分配方案给付红利的权利,该权利是否随着股权转让而让渡给受让人则取决于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股权出让人不再拥有股东的身份,所以对于股权转让前尚未决议分配的利润,无权请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公司利润,但是对于股权转让前已经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在不违背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其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利润分配方案给付红利。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对此,笔者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一旦决议分红,无论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公布,股东的红利给付请求权就成为独立于股东权利的一项普通债权,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债权人原股东和债务人公司）之间,不必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因此,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红利给付请求权转移给受让股东,则原股东仍享有请求公司给付红利的权利,其并不因股权转让而必然丧失该权利。

（二）股权转让前公司一直未分配红利,股权转让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股权转让前,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决议分配红利或决议不分配红利,那么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是一种潜在的利润分配权,该权利从属于股东身份。股权转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则应推定出让股东知晓公司经营状况和盈利情况,其在与受让股东协商转让价格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分红的情况,所以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的,出让股东无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但是,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那么出让股东有权请求受让股东给付其已经取得的合同约定的红利。出让股东因股权转让已经丧失了股东身份,因此其无权直接请求公司给付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

第二篇：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论文1)

股东知情权诉讼主体问题探析

概 论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致使其难以准确、及时地掌握公司目前的运作状态的相关信息，其利益实现有可能陷入极大的不利的境况之中。自新《公司法》实施以来有关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案件明显增加，凸现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小股东与控制大股东之间的博弈或信任危机。虽然新《公司法》较旧的《公司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都涉及到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均可行使法律规定的知情权。然而，在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往往情况比较复杂，主体的诉讼资格问题比较突出，即哪些人享有合法的诉权可作为原告起诉，哪些人是适格的被告，往往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各地司法实践也是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不好把握，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对知情权诉讼的主体问题提出一点个人拙见，和大家探讨。

一、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

1、未出资股东或出资瑕疵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针对未出资股东，实务操作上不是很统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未出资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不予支持，即不享有权利主体资格，不能作为原告起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在公司成 立后又抽逃资金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没有直接否认其诉讼主体资格。事实上，在公司设立阶段，股东的基本义务是按照章程出资，未出资股东应该对已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在公司设立后，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主要是资产收益权，与股东知情权相对应的义务是股东就其出资范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股东未出资不能对抗对外其应承担的义务，由于其对外义务不能因出资而豁免，因此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赋予其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出资瑕疵股东相对于未出资股东而言，已经部分履行了其出资义务，同样对内应该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其知情权并不丧失。知情权是股东权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虽然出资存在瑕疵，但在其未丧失公司股东身份之前仍可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除非章程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另有约定，一般不能以股东出资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其应享有的知情权，其可以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2、特殊身份股东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这里主要是指集股东与监事于一身情形。在此类案件中，请求人往往以其同时系公司监事而要求行使知情权。公司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是依照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代表公司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和经理依法履行职务情况进行监督的机关或个人。依照公司法第54、55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有权检查公司财务等情况，必要时可聘请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有学者主张，公司法并未对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是否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一规定。实践中许多法院因此认为，监事会或监事以其知情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不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监事同时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法院应当向其释明，若其同意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的，法院可准许其变更诉讼请求，若其仍坚持以监事身份起诉的，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但笔者认为：依照公司法第54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以及受阻时可采用司法救济方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监事会或监事因其知情权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妨害或侵害而进而损害到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或监事可以提起的诉讼，此种情形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54、152、150条予以受理。

3、已退出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行使公司知情权的股东在起诉时必须具有公司股东的资格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实践中，曾为公司股东但在起诉时不再是该公司股东身份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对其是否享有原告资格，争论颇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和学者认为其已不再是股东身份，不享有股东权，其主张知情权应当不予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11月29日印发的“2005年上海法院民商事审判问答（之四）“即《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即持此观点。然笔者以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股东与公司间关系实为合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公司章程对股东和公司的共同约束。虽然股东通过股权转让退出公司，但现代民事立法和合同法理论已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扩展至合同终止后一定时期，即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又称后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信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务。后契约义务理论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衍生。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说股东虽然已退出公司，但其在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对公司在其股东期间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实践中股东转让股权，大多是因为利润低下或亏损严重，或者是受排挤所致，如果对此类股东提起的知情权诉讼一概予以否定，无形中会鼓励公司控股股东造假隐瞒利润，然后再采取排挤行动，将股东挤出公司或迫使或诱 骗其转让股权，违背了司法所秉持的维护弱者、匡扶正义的司法品格。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些已退出股东事后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时，同样还是要回到知情权这个层面上来，法院只有在查明其股东期间公司利润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实体判决。

4、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当前，隐名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情况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运转中大量存在，我国公司法对此类形式的出资人并未予以否定，但对其权利义务也未做出相应的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中，这类股东是否享有原告资格，现行法律规范并无规定，在缺乏解释和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类股东起诉到法院的知情权纠纷案件，该如何处理没有答案可循。鉴于实际出资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其通过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二是直接以股东身份在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笔者结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二）中的相关规定提出：对于前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不应赋予其享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因其在公司设立及运行期间一直是通过显名股东来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同样在行使股东知情权时也应通过显名股东来完成，而不能直接以自己名义请求；对于后一种形式的实际出资人，则要看实际出资人和显名股东间是否有约定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且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如果有此约定且其直接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如果没有此约定尽管其直接 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则不应当赋予其原告资格。

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适格被告

相比较于原告资格，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被告主体资格则简单的多。从股东知情权的内容来看，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无疑应当是公司，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将公司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作为被告的情形，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公司依法被注销后，原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其他股东、原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二是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原告股东以公司的其他股东、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对于这两类情形，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股东请求对公司行使知情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问答》中指出，股东知情权属于股东为自身或股东的共同利益对公司经营中的相关信息享有知晓和掌握的权利，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及有关章程规定履行向股东报告和批露相关信息的义务。因此，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即使是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或高官人员拒绝履行相关义务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也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笔者以为，在公司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这一规定完全应予适用，问题是针对上述第一种情形，在公司注销后，被诉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经过合法的公司清算或破产程序，则不存在知情权的问 题，而实践中很多公司往往是不经清算就直接注销了，公司中小股东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信息，实施注销行为的往往又直接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中小股东的知情权遭到践踏，其利益自然无法得到很好保护。因此，在公司未经合法清算而直接注销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对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或高管人员提起知情权之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也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宗旨。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狄希(Louis Brandis)有句名言：“公开是现代社会及工业疾病的救生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公司股东有权了解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尤其公司的中小股东，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与公司大股东平等的信息。股东知情权诉讼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股东特别是中心股东的利益。基于本人仅是一名学生，实践经验和知识面所限，本文仅就该类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做了简要分析。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东知情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四大财产权之一的股权的基础性权利，一定会日益得到更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相应地股东知情权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

撰写时间：2011年4月18日

第三篇：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

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主体是指参与到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股东名册为准，股东名册虽不具备对外公示的效力，但具备公司内部的效力。针对这个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草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第10条指出：原告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时应当证明其股东身份，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起诉时或者在诉讼中已经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在第2条规定证明股东身份的文件包括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发行的记名股票及无记名股票，或者在证券交易场所开立的证券账户。然而由于股东身份的多样性和股权的流动性，实践中常有一些特殊身份的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常见的特殊身份的股东包括已转让股权的股东、新股东、隐名股东、出资瑕疵的股东、兼任公司监事或董事的股东等，给司法实务中股东身份的认定增加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四章对这些特殊身份的股东进行逐一分析。

第四篇：股东知情权申请书

申请书

申请人XX作为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现状所知甚少。申请人为了解公司实际情况，更好的对公司事务参与和监管，以便维护自己合法的股东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知情权。

现申请人准备于2013年X月X日前，在公司所在地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特对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望公司准备好所有资料，以书面形式答复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X律师。

申请人：

附：《公司法》第三十四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第五篇：公司诉讼问题研究

公司诉讼问题研究

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公司设立上有瑕疵、解散不登记、清算不规范、注销不公告的情况，造成部分公司只有公司之名而无公司之实。也有部分公司在法律上虽不存在，但该公司的财产却依然存在，甚至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还在进行。有的法院因找不到当事人而无法送达诉讼文书，有的法院以被告主体已不存在为由，不予立案，或以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已经丧失，裁定驳回起诉；有的法院公告送达，判决已丧失诉讼主体资格的公司承担清偿债务责任；也有的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变更公司股东为被告，判决其承担公司的债务或者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清理公司遗留的债权，用其清偿债务等等。这种执法的随意性，不仅严重地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司法不公，而且也严重地影响了法律权威。

一、公司瑕疵设立而导致诉讼主体复杂性分析。

我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对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序都有具体的规定。但是，不按法定的设立条件和程序设立公司的现象非常突出。公司除以盈利为目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条件、章程、组织机构、权利和义务、登记程序等，均由《公司法》规定。除了《公司法》规定的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可以单独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外，公司的形式只能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但在审判实践中，公司实际上就是“夫妻店”，或者名为公司，实为合伙。公司财产与家庭、个人财产界限不清，公司股东将公司收益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极大的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民营企业，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投资主体多元化，导致投资主体混乱，责任不清。

1、公司产权明晰不清，财产混合。公司的财产与其成员和其他公司的财产的分离是有限责任存在的基础。只有在财产分离的情况下，公司才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地对其债务负担。许多国家的法律为保证公司具有足够的资产清偿债务，都规定了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应有独立的公司财产，并在范围上与股东的财产具有明确的区分。如果财产发生混合，则不仅难以实行有限责任，而且也极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财产，非法移转财产、逃避债务和责任，也会使某些股东非法侵吞公司财产。财产混同也可能是利益的一体化，即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之间没有分别，公司的盈利可以随意转化为公司成员的个人财产，或者转化为另一个公司的财产，而公司的负债则为公司的债务。这种情况已表明公司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

2、公司与公司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在实践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名为公司实为个人等。一种是一人组成数个公司，各个公司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实际上在财产利益，盈余分配等方面形成为一体，且各个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权利均由该投资者所掌握，这样，在各个公司之间、及各个公司与该投资者之间可能已发生公司混同。第二种是相互投资引起的公司混同。因为在相互持股的情况下，一方持有对方一定量的股份，有可能就是对方出资给该公司的财产，这样双方就这部分股份并没有出资。如果双方就此持有的股份占据了各该公司的大部分，则两个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巳结为一体，这就导致了公司混同。第三种情况是因为母公司和于公司之间的相互控制关系而引起的人格混同。尽管母、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而子公司因为母公司的过度控制使其完全变成了母公司的代理人，则母子公司已发生了公司混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母公司和子公司因控制关系而完全成为一体的现象，经常存在，而且也极易造成欺诈。

3、虚拟股东。虚拟股东是指公司的人数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而采取虚拟其他方法使公司成员达到两个以上，从而满足法律关系最低人数的要求。实际上公司的真正所有者只有一个，在实践中，虚拟股东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为成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享有优惠待遇，虚构外方投资，搞假合资，假合作，实际上外方根本没有出资。行为人虚构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减免税等优惠待遇，从而损害国家利益，但也可能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第二，为凑足股东人数，虚拟出资和股份形式，名为公司，实为独资，有可能对公司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靠挂问题。有些公司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成为公司的组成部分或者分支机构，并以公司或公司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靠挂者对外经营时都打着被靠挂者的旗号，而一旦发生不能清 1

偿债务时，靠挂经营者一走了之。因为靠挂者是以别人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不是直接被告。而且靠挂者可以在诉讼前或执行前将财产转移，导致没有可供偿还、执行的财产，使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被靠挂者的单位又会以自己不是实际经营者、没有进行投资为由开脱责任。

5、公司分立。公司在改制中，将公司分立成几个公司，这些后成立的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而老公司并不注销，名称不变，通过向其他公司收取管理费等形式生存，其主要职责是应付讨债和应诉。在对外发生债务时，如果债权人起诉，老公司虽然应诉，却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有的公司一套人马、几个牌子，分公司之间进行恶意串通，以分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为由逃避债务。也有的几个公司只有一个法人代表，一旦发现可能要承担责任时，就将财产转移到其他公司，然后以没有财产偿还、其他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为由逃避债务，这种数个公司，一个人格，享有事实上的连带债权，却逃避了法律上的连带债务。

6、公司经营权转让。有的公司通过出售公司资产、承包租赁等形式，转让公司经营权。在经营权转让后，公司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同等形式，约定由公司或经营者一方承担债务。但如果约定由公司承担债务，公司往往已经是一个空壳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如果约定由经营者一方承担债务，而经营者流动性很大，在实际承担债务前常常已逃之夭夭。还有的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由谁承担债务，互相推卸责任。

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导致法院在受理涉及公司的诉讼中需要追加当事人的情况较多，如出资开办、虚假验资、靠挂单位等，如何确定它们的诉讼关系？是把公司本身作为被告？还是把它们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把出资单位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主体的不同，案件的实体处理也不同。对“一人公司”、“夫妻公司”、虚设股东的公司，均应由实际投资者对债务承担责任，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杜绝利用公司逃避债务。对于以分立公司为名逃避债务，应确认恶意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效，并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公司的承包、租赁者，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债务，由承包人、租赁人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严格公司登记制度，认真审查股东资格、注册资本等情况，防止公司滥设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行为的发生。

二、公司瑕疵设立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在公司瑕疵设立中，注册资金不实是最突出的问题。公司和股东的关系是资本的关系，资本和信用的真实是公司的命脉。公司有多大的资本，对外就有多大的信用。出资是公司股东最基本、最基础的义务，也是形成公司财产的基础。为了保证公司资本的充实，维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各国立法对股东的出资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股东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在公司运作过程中，股东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也不少，具体表现为根本未出资、未足额出资、未适当出资和抽逃出资。对于出资不实的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出资不实股东的出资填补责任和其他发起人的连带认缴责任，而未明确将股东未出资、未足额出资、未适当出资和抽逃出资的情况包括在内。无论股东存在哪种出资不实的形态，都构成对公司财产权实质上的占有和侵犯。股东出资不实行为与公司财产的减少、不足有直接因果关系，公司可以请求股东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并向已足额缴纳出资额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公司法》第206条、第208条的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册资金、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应承担责令改正、罚款或者撤销公司登记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只是对这些规定进行了细化，未规定公司瑕疵设立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将适用范围限制在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歇业或者视同歇业后责任承担问题，但其蕴含的立法精神显然具有一般意义，企业法人倘若存在着设立瑕疵，包括注册资本不实和不符其他法人条件的，法院可在个案中对其法人资格进行认定，即注册资本虽未缴足，但已达到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并符合其他法人条件的，承认其法人资格，不过开办企业应当在未缴足注

册资本的限额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开办企业未缴纳注册资本或者缴纳的注册资本达不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或者不符合其他法人条件的，否定其法人资格，由开办企业对其债务承担责任。而且，这种一般法理也可以适用于企业法人被撤销、歇业或者视同歇业、破产后的一般情况。由于公司属于企业法人的一种，我国《公司法》及其配套法规对公司瑕疵设立的民事责任未作规定，这一批复对公司瑕疵设立也应适用。

三、公司解散和清算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公司的解散在公司法上就是指公司法人资格的终止。《民法通则》第45条规定，将企业法人依法被撤销和解散，或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列为企业终止的原因。所谓企业法人终止，是指企业法人丧失民事主体资格，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企业法人资格的消灭。随着公司的解散，公司就丧失进行业务活动的能力，故公司的解散时应终止一切业务活动，但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不能理解为公司已解散，而只有在公司终止了业务活动，结束了对内对外的法律关系，清算了全部资产，才能真正地解散。公司在清算过程中不能视为解散。在公司存续期间应进行清算，以其独立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后，再办理注销登记，才能使企业法人终止，法人生命才能最终完结。公司终止的最终程序是注销登记，经清算的注销登记才是公司消灭的标志。这与破产清算程序使公司终止的规定是一致的。

公司清算是依法定程序清理公司债权债务、处理公司剩余财产并最终终止公司法律人格的法律制度，其直接目的就是终止公司的法律人格，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在公司法上，清算是终止公司人格必经的法律程序，任何公司非经清算、未对其债务作出清偿并对其现存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务作出合法的了结之前，是不可能终止的。终止公司人格之后，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得到清偿，公司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股东权益能否得到实现，社会经济秩序是否能得到维护，主要在于清算主体是否合格，清算程序是否合法上。

1、清算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所发（2000）23号函复甘肃高级人民法院和〔2000〕24号函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经营资格即被终止，但在被注销登记前的清算期间，其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可以以该企业法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活动，也可以由企业法人的清算组织或清算人出面参加诉讼活动。公司章程中明确清算人的，该清算人系负责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责任人。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清算人的，按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是由股东组成，所以可以推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各股东均有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事务的义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由股东大会选定股东人选组成，同时《公司法》又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会一般又是由公司的主要股东组成，因此，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未成立清算组，应由董事长和董事承担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192条及其他规定，清算主体归纳如下： 国有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上级主管部门； 集体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开办单位； 联营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各联营投资主体，子公司的清算主体是母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全体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其股东大会选定的股东或董事会； 独资企业终止后，清算主体为唯一投资人。

2、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其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属于法定解散范畴，首先应当予以解散，并在15日内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以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逾期不成立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专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如果公司资不抵债，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清算所得的公司所有财产用于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清算结束以后，清算组申请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3、依据《公司法》、《民法通则》以及《企业法》的规定，当清算主体在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长时间内不履行清算义务，或在人民法院限定的期限内不尽清算责任，客观上致使企业财产流失、贬值，或私分企业财产，造成善意第三人的债权因此无法全部实现的，清算主体应当对此向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清算主体不尽清算之责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赔偿因清算主体消极行为造成债权人的实际损失。

4、对于未经清算而已经被注销的公司，其债务应如何处理呢？就法理而言，公司终止并不意味着公司清算义务和责任的完全解除。债权人可以以公司股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提起诉讼的根据则在于公司股东所应承担的清算义务。公司法第192条规定：“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由此可见，公司的清算义务是由股东承担的，除破产清算由人民法院组织外，其他情况下，股东必须自行组织清算。在公司被强行注销、法人资格不存的情况下，股东仍可以以其个人名义并作为民事主体履行其清算的义务。在实体上，公司被注销后，其财产当然应分配于公司的股东，在未进行清算时，使得股东获取了公司的财产，但却未承担任何公司的债务。因此，以股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完全合情合理。即使在公司被注销之后，股东并未从公司实际取得任何财产，同样可以要求股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正是由于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才导致了公司财产的流失或被他人侵占，股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

四、公司注销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公司法》第197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公司注销是工商部门办理公司终止的登记程序，公司的成立和终止都必须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并以此作为生效的要件和标志，公司的成立以设立登记为要件，公司的终止则以注销登记为要件。与此同时，在实体上，注销登记又必须具备公司法人的终止要件，而惟一的终止要件就是清算。吊销公司营业执照，作为工商部门的行政措施，并不表明公司已经完成清算，并不构成公司法人终止的充分要件，也就不能据此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实践中，吊销营业执照与公司的注销常被混淆，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吊销就认为该公司已被注销，也有的工商部门在吊销营业执照后，将该公司自然注销，这显然也是导致公司诉讼法律障碍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企业法人登记制度，公司经工商注册登记后，取得合法经营权和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公司被注销后，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公司丧失了民事主体的资格。为此，法院在受理案件后，首先要审查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发现被告不具备主体资格时，告知原告更换合格的被告,如清算组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法》均对公司注销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被申请注销的公司大都是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究其原因，一是公司为逃避到期的债务，规避法律、法规，采取不正当手段把该公司注销，在事后以清理被注销公司的财产为限，承担所欠的债务；二是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对公司申请注销审查不严，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公司注销的程序，必须是先清理债务后申请注销。但在执行中却是，先申请注销后再进行清算。公司解散不等于公司破产，公司解散不是因公司资不抵债，如经清算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不适用注销登记程序，而应适用破产程序。三是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均未赋予法院对公司注销行为的审查权和对违法注销行为的制裁权，即使发现该公司属于违法注销，也不能依法进行纠正，更不能对行为人进行制裁，只能依据公司已注销的事实作出判决。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使违法的注销成为了合法，使债权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无序，使国家、集体和公民的财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当完善立法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注销和吊销，并强化执法环节。

l、完善公司注销登记制度。虽然，《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对公司注销都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但是，仍有一定的不足。公司登记管理机关应负起监督职责，对注销公司进行财务审查，并对公司现有的资产进行清点登记，责令公司负责人妥善保管，同时进行公告，通知债权人进行债权登记，对公司注销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对违反法律程序进行注销行为处罚的同时，加大对公司逃避债务的行为处理力度。为此，在立法上要明确规定，凡是采取违法手段进行公司解散、清算、注销登记的，除依法予以制裁外，由行为人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在诉讼中发现公司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清算组织不按法律规定进行解散、清算、注销登记的，也应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2、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他享有对公司事务的决定权，公司赢利时，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公司经营不善、亏损时，他可作出解散公司、申请注销的决定。为从根本上解决公司逃债问题，应建立公司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财产保证制度。这是防止公司逃避债务的一个有效方法。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要以自己的家庭财产对公司的年检、歇业、关闭、解散、清算、注销等行为作出保证，如该公司不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上述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依法追究法定代表人的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公司的注销行为实行制约。

3、确立注册资金担保制度，以有效的防止注册资金不实现象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的注册资金提供保证的，债务人的实际投资与注册资金不符，或者抽逃转移注册资金的，保证人在注册资金不足或者抽逃转移注册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建立注册资金担保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一旦发生注册资金不实现象，也可以通过追究担保人的保证责任来达到保护债权人的目的。

附参考书目：

1、人民法院出版社《公司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主编孔祥俊。

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民商法原理》 主编 郭明瑞。

3、法律出版社《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 主编李国光。

4、法律出版社《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主编 王利明。

5、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司法新论》主编 沈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