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映：青少年“借贷追星”行为亟待加强监管[5篇材料]

第一篇：基层反映：青少年“借贷追星”行为亟待加强监管

“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群体影响不断加深，“消费追星”行为愈发普遍,借钱、透支、“集资”等方式“借货追星”现象正在蔓延，助长了青少年群体不良价值风气，蕴含金融风险。应探索行业公约规范，加强“饭圈”不良行为监管力度，倡导健康、理性、有度的偶像产业和追星文化。

建议规范偶像产业倡导理性追星

到2020年底，中国偶像市场总产业规模将达1000亿元。专家认为，在快速增长的产业规模下亟待加强对“饭圈”“借货追星”“集资”等不良行为的监管力度，倡导健康理性、有度的追星文化。

一是探索行业公约规范，传递理性追星理念。专家认为，明星作为公共人物，对于粉丝不理智的“打榜”“集资”行为不仅不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应主动引导粉丝理性。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建议，娱乐、影音等行业的相关行业协会需进一步发挥作用，用行业公约规范“饭圈”文化，向社会传递健康、理性、有度的追星理念。

二是加强“饭圈”“集资"行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静说，“饭圈”组织自发“集资”行为处在监管灰色地带，建议金融、文化、公安等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加强对这类组织大规模集资行为的监管，以免发生挪用、跑路等风险隐患,促进偶像产业市场有序发展。

同时，网络社交平台作为打榜等追星文化的始作俑者，应进一步加强自我规范与纠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主任朱强建议，网信部门需适时对存在不良导向的平台进行约谈，督促其整改到位，进一步为青少年群体净化网络空间。

第二篇：基层反映农村丧事服务亟待加强监管

基层反映农村丧事服务亟待加强监管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丧事活动死灰复燃，丧事服务异军突起，成为活跃在广袤农村消费市场上一支“生力军”，其炙手可热的发展势头和方兴未艾的消费势头将丧事消费市场进一步拉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监管，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丧事旧习陋规重新抬头，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重新占领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主流，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大相违背。二是名目繁多的各种丧葬用品和丧事配套服务，更是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浪费。三是丧事服务收费监管乏力，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此，基层建议：一是加大丧事从简和“厚养轻葬”观念的宣传教育引导力度，依托电视、电台、宣传车、宣传单、院坝会等媒体和平台，大倡移风易俗之风，大讲勤俭节约之利。二是市、区物价部门应就丧事服务的收费标准进行专题调研和测算，出台符合当地消费水准的统一收费标准，就提供的各项服务明码标价，增加收费的透明度。三是民政、工商、物价、城管等职能部门应明确分工，整合力量，加强监管，从严、从重打击制售宣传散播封建迷信葬品和漫天要价的暴利行为，净化社会空气，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第三篇：基层反映：电商培训市场乱象丛生亟待加强监管

基层反映：电商培训市场乱象丛生亟

待加强监管

今天，xiexiebang.com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基层反映：电商培训市场乱象丛生亟待加强监管》范文，供大家在撰写基层反映、社情民意或问题转报时参考使用！正文如下：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部分传统企业纷纷“触电”，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由此产生的电商培训市场日趋火热，百度搜索“电商培训”词条，相关结果就有1170万条之多。然而，在电商培训市场火热发展的背后，已暴露出了诸多市场乱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工商部门作为市场主体监管的主要职能部

门，应当高度重视电商培训市场乱象丛生的现状，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管。

一、电商培训市场乱象丛生的主要表现

一是无照经营，主体资质乱。作为盈利性质的教育机构，电商培训机构按规定须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授课老师也应取得相应的资质。而事实上，当前不少电商培训机构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很多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培训机构也没有获得教育部门的审批。这些电商培训“黑户”或以“家教”、“咨询”等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办学，或干脆无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同时，目前市场上的电商培训机构办学时间短、办学场所隐蔽、流动性很大，有的直接通过线上教学，给“查无”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二是招摇撞骗，宣传内容乱。部分电商培训机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刻意虚构一些不存在的荣誉为竞争增加砝码。一些培训机构的各类广告天

花乱坠，宣传的师资力量无一不是“名校名师”，甚至伪造一些电商界著名人物的所谓支持来虚假宣传、诱骗客户。据报道，一家自称北大电商总裁班的培训机构在网络宣传材料中，堂而皇之地声称“马化腾为总裁班发来贺电”，并放出所谓的“微信祝贺截图”，以腾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名义招募、北大新媒体名义高价售卖电商、微信等课程，腾讯公司已于今年4月郑重辟谣。

三是质次价高，培训内容乱。在巨大的电商培训需求市场面前，部分培训机构即使电商经验为零，依然进入电商培训领域试图分一杯羹。据媒体报道，一些电商培训机构的所谓“大师”甚至一天电商也没做过，只是在网上收集天猫、小米、黄太吉等已经被泛滥报道的案例，就能打包成电商培训“精品”课程忽悠学员。同时，培训机构利用受训学员多为传统企业的老板、高管，经济条件较好的现状，往往将电商培训课程价格设置的异常高昂，单次培训价格在万元以上，某些实际操作经验为零的“大师”电商培训收费一天甚至高达十万元。

四是衍生传销，推广过程乱。部分电商培训采用电话推广的方式，对推广人员的“业绩”按奖励提成，之后在会场进行内容夸张的传销式洗脑培训。如南京某吹嘘微信营销月入百万的“微信营销团队”声称“每天花4小时加微信好友，就能实现108天买奔驰、6个月买房、一年开上劳斯莱斯的梦想”，今年3月，该组织在招收学员时已被警方控制，所谓的“商业模式”被定义为新型传销。

二、加强电商培训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消费引导。工商部门应利用各类普法宣传、企业回访等契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发布消费警示、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辖区内有意向涉足电子商务的传统企业和其他潜在消费者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提醒其在挑选电商培训机构时应注意查看是否经过教育部门登记认证、有无教师资质，提高消费

者辨识非法培训机构的能力，帮助其在培训机构五花八门的宣传面前擦亮双眼，避免落入不法培训机构精心布置的圈套。

二是强化行政指导。应利用日常巡查、行政约谈等途径，向辖区内各类培训机构宣传《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关于电商培训的各项制度规定，使其明确在开展相关盈利性培训时必须获得教育部门的许可并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在经营过程中树立诚信守法的意识，将培养人才、育人为本作为企业理念贯穿经营活动始终，自觉与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等违法经营行为划清界限。

三是强化市场监管。一方面，工商部门应依托经济户口，联合教育、劳动等各部门力量，对辖区内电商培训机构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无照、无资质、超范围等违规经营行为予以依法处理，确保监管不留死角；同时，加

大网络巡查力度，重点检查电商培训机构的宣传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欺诈、利用不平等格式条款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针对部分电商培训机构已被传销组织渗透的问题，工商部门应强化与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对各类电商培训衍生的传销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四是强化消费维权。充分发挥工商服务站、12315申诉平台、“12315打假维权提示牌”、“一会三站”、红盾政务微博等的作用，认真受理消费者关于电商培训消费的投诉举报，做到深入调查、积极处理、及时反馈，切实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强化与公安、教育等部门的联动配合，对受理的工商部门职责以外的投诉举报，第一时间转接到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确保消费者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的无缝对接，促进电商培训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篇：基层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社亟待规范

基层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社亟待规范

国家确定鼓励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连年高速增长的背后，合作社组织化产业化程度低、财务和民主管理混乱等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空壳合作社”。出现以上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成立门槛过低。农民成立合作社时，免评估验资、免收登记费，仅要求象征性出资，这实际上导致了许多合作社的成立是一哄而起，形同虚设。其次是日常监管不到位。合作社不实施年检，不设行政罚款处罚，这导致合作社的规范主要依靠内部治理和自律，即使出现农民成员比例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也难以纠正。第三是出资方式不合理。单位成员与农民成员在合作社的出资比例上没有明晰规定，出资方式全由章程约定，这导致一些涉农企业将农民、合作社作为争取项目扶持、信用优惠等政策的“幌子”，农民难获实际好处，国家惠民投入效果打了折扣。

对此基层建议：一是提高合作社成立人数下限。要求凡是成立合作社的社员人数要达到50户以上，（《合作社》现在的要求是5户以上），并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验资。二是实施年检和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工商、财政、农业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模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情况进行不定期巡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督促整改，整改无效的予以撤销。三是明确农民出资比例。对农民出资比例作出限制性规定，尽可能地引导农民逐渐占到51%的出资比例，以更好地保障农民收益。

第五篇：基层反映：农村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基层反映：农村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一是在广大农村，一些历史古建筑、文物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废弃，无人看管；有些旧址旧居产权归属公民个人，文物中的不动产产权归属混乱，绝大多数虽然归属在国家或集体，但是，具体占用者却不一定是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难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二是文物保护经费缺口较大，基层队伍编制不足。一些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人员竟然来自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下设立的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有些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地方领导注意力多集中在地方经济建设上，无力顾及文物的保护。

三是一些地方政府或文物保护部门对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控制性地带没有或难于划定。一些地方只重视纪念馆等文物本身的修缮和建设，不重视其周边控制性保护区的环境整治。

四是一些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革命文物，有可能较好地得到保护，但在名录以外的未核定或核定保护级别较低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则缺乏有效的保护。

五是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亟待加强，有关部门需加大宣传力度，对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需加强防范措施和打击力度。

六是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具体的办事人员在对烈士陵园、红色旧址、旧居的修缮、改造过程中，依法办事的观念比较淡薄，没有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或组织程序进行，致使革命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占。

为此，基层建议：

一是提高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上级领导精力到位、时间到位、责任到位，同时落实基层队伍编制到位、人员到位、预算到位。

二是积极推进农村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使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活动下乡、进村、入户、到人。加强法制建设，加大依法保护文物的力度，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加大安全保护的力度。

三是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充分考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特殊要求，将其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新农村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名录的古建筑及民居，不可随意进行改造、拆建和破坏；社会各方要尊重法律赋予有关管理部门的权利，有关部门也应当依法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管理权和监督权，依照相关法律对革命文物进行保护。凡涉及重要革命遗迹的建设工程或改造、拆建工程，应履行报批手续方可开工。依照规划，许多农村老屋将会相继拆除。对散落在广大农

村老屋的红军标语可采取“揭取保护和原址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四是拓宽农村革命文物保护资金筹措渠道，打破对政府投入的单一依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