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末才子卓人月研究的现状探讨论文
卓人月,字珂月,别号蕊渊。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崇祯八年(1635)贡生。著有杂剧三种,今存《花舫缘》杂剧一本。另有《蟾台集》十二卷、《蕊渊集》四卷。又与徐士俊合编《古今词统》,末附二人唱和之词《徐卓晤歌》。卓人月才高命短,享年31岁。被赵山林评为“是一位李贺式的文学奇才”。是晚明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亮点,同时又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盲点。一方面,他诗、文、词、曲兼擅。其才华过人,并且是瞬间迸发又瞬间陨落。潘承玉有文总结为:“卓人月其短暂年华迸射出的过人的才智成为明亡之前士人议论的一个常见话题。”由此可知,他在晚明文坛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与徐士俊、孟称舜、袁于令、薛寀、倪元璐、沈嵊等文人有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卓人月短暂的一生编词集、结文社、吟诗、填词、作剧、创调,从事了不少文学活动,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值得去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对卓人月以及创作情况知之甚少。迄今无人对卓人月与《蕊渊集》、《蟾台集》进行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对卓人月及其创作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归纳,明确卓人月研究的思维方向,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古代学者对卓人月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
古代学者对卓人月生平及创作的研究以诗话点评为主,对卓人月的文学才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父卓发之在对卓人月《蕊渊集》的眉批中夹杂了许多对卓人月诗歌风格的评价,如:“隐秀中每得酣畅”、“悲凉中有深秀之气”、“俯仰间自然成声”、“吐出英雄肝膈”、“有随风摇曳之势”、“一种幽恨喁喁在耳”、“精悍之气见于眉端”、“快活煞人”、“奔放如许”等。如果说卓发之作为父亲,其赏爱具有主观因素,那么其他文人的点评则比较客观。倪元璐评价卓人月作品“极乎情文,凌潘轹庾,假更数稔,真当奴仆命《骚》”,可见在倪元璐的眼中,卓人月的诗文已是非常之卓越,倘若假以时日,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闻启祥评价:“其诗之奇、之博、之风流、所不必言而。吾尤喜其奇以则,博以雅,风流以道。”指出卓人月文章奇肆但不失章法,博学但不芜杂,风流但不失德行。谭贞默在《序珂月遗吟》一文中对卓人月文采更是赞赏有加:“莲旬示我遗吟一编,读之间风骚跌宕之中,忠孝节志,耿耿具现,是岂凡夫小卒所能掉管哉!乐府不减锦囊,古风逼于黄皮,至若和尖叉雪韵十章,坡老且拱手退舍。”《浙江通志》高度评价卓人月:“才情横溢,诗亦不为格律所拘,以未遇早逝。世谓才命病同长吉。”这些对卓人月生平及诗文的研究,虽然只言片语,但却成为今天走近卓人月的珍贵文字。
二、现当代学者对卓人月及其创作的研究
1.悲剧观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现当代学者对卓人月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卓人月的一篇《新西厢序》展开。专著方面,陈竹的《中国古代剧作学史》引陈多评价《新西厢序》是“一篇罕见的古典戏曲悲剧论著”。并进一步指出卓人月艺术生命的中心主题:“文章不令人愁、不令人恨、不令人死、非文也!”并且与同时代剧作家徐复祚、王思任、祁彪佳的悲剧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三人虽都涉及悲剧形式和悲剧审美效果,却缺乏卓人月的悲剧意识。“所以说,在明代,唯有卓人月的悲剧论才真正具有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美学意义。”谢柏梁《中国悲剧史纲》也提到了卓人月高于其他剧作家之处:“以《西厢记》的结局发端,明代批评家们都渐渐品出了悲剧结局的幽趣。他们的理论开拓,烘托出明代末年最富理论品位的一篇悲剧宏论,那便是卓人月的大手笔。”把卓人月定位为:“是一位悲剧主义的戏剧理论家。”无独有偶,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也将《新西厢序》梳理为三个方面:第一,悲剧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定局”;第二,悲剧最能体现“风世”的目标;第三,悲剧最能“脱传奇之窠臼”。并指出这些是卓人月之所以要创作《新西厢记》的原因所在。此外,如袁震宇、刘明今的《明代文学批评史》、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朱万曙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等专著,都对这篇悲情剧论有较高的评价。
论文方面有4篇:杨再红的《论卓人月、金圣叹戏曲评点中的悲观主义审美趣味》、谢柏梁的《卓人月的悲世曲论》与袁震宇的《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悲剧意识》,还有赵山林的《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4篇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新西厢序》。认为这是卓人月悲剧戏曲理论的全面呈现。由此可知,《新西厢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影响力。总之,对卓人月戏曲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卓人月的悲剧观方面。
2.词学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对卓人月词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与徐士俊合编的《古今词统》。现当代学者在肯定《古今词统》价值的前提下,对这部词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陶子珍专著的《明代词选研究》专列一节“推动南宋之词风:《古今词统》”下设五个条目一个附录。分别为“编者介绍”、“编选之版本及体例”、“选词原因”、“选词标准”、“《古今词统》之影响”,附录为“《古今词统》中误题作者之词”。陶著对《古今词统》的梳理问题意识突出且概括性强,是研究《古今词统》不可多得的参考。张宏生的《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从古今词统到词综》一文是近年来研究《古今词统》方面的一篇力作。文中交代了该文的研究角度:“本文仅从其选词思路入手,不仅揭示其动机,而且希望展示其对清初的影响,以便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由明至清词学发展的线索加以清理。”文中进一步阐明该词选在明末清初这个特定时代的总结意义,分析了《古今词统》的编选意图,并总结了《古今词统》的特点:“《古今词统》在清初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其对南宋词的提倡。总的说来,这部选本重视南宋词似乎胜过北宋词。”这些有见地的论述,为进一步研究卓人月的词学观提供了可贵的指导。
此外,近两年出现的几篇硕博论文涉及了《古今词统》,但都用笔不多。如刘琴的硕士论文《古今词统与明清词学中兴》,从剖析《古今词统》的选词标准与词学主张入手,探讨《古今词统》对清代各大词派及词选的巨大影响,从而揭示《古今词统》在明清词学中兴的重要作用。岳淑珍博士论文《明代词学研究》、许秋群博士论文《中晚明词的传承与新变》、郑海涛博士论文《明代词坛与词风嬗变研究》都对《古今词统》作了片段式的论述。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古今词统》的问世,是明末词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3.生平家世视角下的卓人月研究
近30年考证卓人月生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5篇:邓长风的《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汪超宏的《卓人月家世与生平补考》;郎净的《卓人月年谱》、《再论卓人月之悲剧人生及其戏曲悲剧观》;潘承玉的《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
邓长风的《文学奇才卓人月的生平行状》以卓人月的《蕊渊集》和其好友徐士俊《雁楼集》为基本文献,考证了卓人月的生卒年为1606—1636。该文意义非凡,结束了以往文学史一提到卓人月就用“生卒年不详”字样概括的历史。并从原始文献中梳理出卓人月一生的主要经历。郎净的《卓人月年谱》在邓文的基础上对卓人月的生平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卓人月的生平经历在郎文中更为清晰显豁,成为打开卓人月生平的一把钥匙,对于深入研究卓人月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线索。汪超宏的《卓人月家世与生平补考》则是根据邓长风没有见到的一些资料,对卓人月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补充。并且对邓文中的误漏加以订正。汪文的特点是将卓人月放在整个卓氏家族中进行考察,除了考察了他父辈的情况还简要介绍了卓人月的后人。关于卒年问题,汪文对邓文考证的年月没有异议,只是认为日期有一天之误。关于这一问题有待于学界结合文献进一步证实。潘承玉的《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指出,卓人月的父亲卓发之在明亡之前即已辞世,但是《全清词》却将其作品收录。潘文以此为出发点,对明清之际杭州卓氏作家群中较为重要的四位作家生平略作了考补,其中涉及卓人月的生平。潘文考证虽用笔不多,却颇启发学界。“在明万历中到康熙初数十位卓氏文人,最值得重视而又为今学术界不甚熟悉的,还是在科场仕进的播弄或山河改色的洗礼中挣扎的卓发之,卓人月父子和卓尔康,卓人皋父子。他们的生平遭际代表了明清之际很多困顿沉沦的士人的生活命运和人生选择。”说明卓人月的人生经历在晚明不是特例,而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符号。因此,还原卓人月的生平和创作情况之于中国文学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三、卓人月文学创作研究的不足与反思
近30年来考证卓人月生平家世的论文仅有5篇。戏曲及戏曲理论方面涉及的论文仅4篇。其余研究见解均散见于各文学史、断代史中。词及词学观念方面专题研究论文2篇,其余论述散见于硕博论文或词史、词论、词学文献研究中的个别章节中。诗文方面,没有专门研究的论文。各家文学史一般不提卓人月,如果个别提及多是引用他在《古今词统序》中的一句话“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各家文学史中,除陈子方的《明杂剧史》单列出“卓人月与徐士俊”一节,李简的《元明戏曲》单列出“孟称舜与卓人月”一节之外,其余如张仲谋的《明词史》、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郑孟彤的《中国诗歌发展史略》等都是片段式的提及。
卓人月虽然诗、词、曲兼善,但是学界对其文学创作之研究却用力不均,主要研究文献都在戏曲方面,学界给卓人月的定位多为:“晚明戏曲家”,其诗文的研究尚未开展。因此为卓人月诗文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卓人月戏曲方面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卓人月的悲剧观方面。可是卓人月仅存的杂剧《花舫缘》却并不是一部悲剧。一部杂剧《花舫缘》为现阶段研究卓人月的戏曲观至少提供了两个思路:其一是结合《花舫缘》探讨卓人月悲剧观之外的戏曲观。其二是讨论卓人月笔下赞赏和喜爱的男主角为什么是落魄文人唐伯虎?卓人月的作家精神与唐伯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通过作家精神的讨论,挖掘卓人月其人所辐射出来的文学观和价值观。综合对卓人月词及词学的研究状况可知,学界对卓人月词学研究尚不充分,但至少可为现阶段研究提供三个思路:其一,学者们大多集中在卓人月《古今词统》的研究上,卓人月存词94首,学界对其词作的研究尚未开展。后续研究角度可考虑将卓人月的词作分类整理,分析其艺术风格,归纳其艺术特点,总结出卓人月的词学观。其二,现有的《古今词统》研究都是将这部词集放在词学史的嬗变中考察其作用。后续研究角度可考虑在卓人月词作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古今词统》的编选思路和词学思想与词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三,可以将《古今词统》和卓人月本人放在晚明这个大的文学背景中进行考察。卓人月本人是个率性的文人,如其在《徐卓晤歌引》中自云:“余谓情之所近,其诗最真。拟作何等语,为何等格,未有不失真者。今人争高豪壮,几于村中老塾喜为剑气之歌,使人匿笑不止。若无艳情而为艳语,无岑寂之气而裁岑寂之章,其病累然。我辈率真而已。”
其书斋以“三李”为名,有《如梦令·自题三李斋》写道:“欲问斋中三李:太白风流无底,后主洵多情,俊效易安居士。欢喜,欢喜,我有嘉宾如此。” 卓人月所心摹手追的风流、多情、才俊正是晚明文人心性的基本内涵。但是其《古今词统》的编选,却是充满了理性的文学活动。徐士俊的《古今词统序》云:“必详其逸事,识其遗文,远征天上之仙音,下暨荒城之鬼语,类载而并赏之。虽非古今之盟主,亦不愧词苑之功臣矣。” 王士禛高度评价了《古今词统》的成就:“卓珂月自负逸才,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 可见《古今词统》的编选是颇具苦心的并且带有理性的思考和总结。晚明时代拥有特殊的文学背景,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但是明末,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向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因此,明清之际是个性的张扬与理性的思考并存的时代。无论是文坛还是诗坛都在裂变和转型,而卓人月的率性和理性鲜明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因此,卓人月作为晚明文人的一个代表,代表晚明一代文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具有典型性。张仲谋的《明词史》也评价他:“在晚明文人中亦颇具典型性。”因此,学界应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给予探讨,全面把握卓人月的生存状态、创作状态和精神状态。
注释:
①赵山林:《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艺术百家》,1995年第12期。
②潘承玉:《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卓人月:《蕊渊蟾台二集合叙》。
④⑤卓人月:《蕊渊蟾台合刻》。
第二篇: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新公共管理不可能完全代替官僚制,正如1989年以前的东欧,官僚制不可能代替市场一样。但新公共管理运动表明的是,早期传统官僚制的许多功能都可以而且现在经常由市场来执行。在一个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日益削弱的环境下,市场解决方案就会被推出。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药方都能成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政府将从新公共管理这一工具箱中探寻到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案行之无效,政府就会从同一来源中寻找其他方案。政府管理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完全可以用“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它。在公共行政学术界,有许多对新公共管理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但是他们的批评对迅速开展的政府改革影响很小。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模式,但肯定不会回到传统的行政模式。
第三篇:绿色贸易壁垒论文研究现状
急求:论文开题报告—绿色贸易壁垒论文的研究现状
悬赏分:30 | 解决时间:2009-2-3 16:20 | 提问者:玫日心晴
开题报告包括研究内容,研究的现状,先谢啦 最佳答案
城镇规划?我是学国贸的。网上关于开题报告的资料蛮少呢,虽然专业不一样,但是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1.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绿色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开始兴起。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不久的中国而言,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贸易壁垒,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乃至我国入世战略的实施形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作为方便易行、见效快的强有力保护手段,绿色贸易壁垒愈来愈频繁地付诸实施,矛头直指我国大宗出口产品,使中国成为“绿色壁垒”和反倾销措施的主要打击对象,致使中国许多产品无缘进入国际市场。本文通过介绍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剖析其基本特点,适时提出可操作性应对对策,力求对积极推动贸易和环境的良性互动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当前,认真研究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规律,成为当前一项亟待探讨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加强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应付对策的研究已显得尤为必要。
2.已了解的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各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产品的出口造成很大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以及进口关税税率不断递减,各国的贸易壁垒的种类和形式发生了变化,绿色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新形式应运而生,并具有愈演愈烈之势,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紧研究破除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各种环境保护条例对本国出口产品影响的办法,我国有关部门和众多专家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已经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境标准的要求,我国质量认证和环境保护部门正在抓紧对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在我国的实施进行可行性研究,并试图通过行政立法程序将该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推广使用,同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贸易壁垒。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本文拟从五个方面探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影响及对策。
第一章主要阐述绿色壁垒的涵义。
第二章主要从三方面介绍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特征。
(一)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特征
(三)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形式
第三章主要从三方面介绍我国出口产品遭受绿色贸易壁垒限制的原因
(一)我国环保意识淡薄,绿色经济观念缺乏
(二)我国环境标准过低
(三)企业认证意识低下,认证能力薄弱
第四章主要从四方面介绍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对产品出口市场范围的影响
(二)对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三)对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四)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从四方面介绍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建议
(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贸易环境执法力度,提高环保意识
(二)大力开发“绿色产品”,积极发展“绿色市场”
(三)推行国际环境标准制度,适应世界潮流,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贸易壁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本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进度安排
1.2007年12月学生论文选题,2008年元月毕业论文任务书下发。
2.2008年2月-3月为毕业论文开题时间,学生在3月底前将开题报告通过E-mail的形式提交至论文指导老师。
3.2008年5月7日学生提交论文初稿。
4.2008年5月15日由学生,指导老师填写毕业论文中期进展情况检查表,5月底前交至系办公室。
5.2008年5月30日前提交论文定稿(包括电子版),学生在每次与指导老师交流之后需要填写论文指导记录表,在论文定稿后交至论文指导老师。
6.2008年6月9日-6月13日组织学生答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5.已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
[1] 董长德《企业如何实施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实用指南(修订版)》.第2版.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P13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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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左东.《中国对外贸易教程》.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P356-361
[11] 聂微和蔡东瑞.《突破绿色壁垒—家具企业实施ISO14001实务指南》.第1版.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年:P3-11
[12] 赵平立等.《ISO14000环境管理保证体系认证指南》.第1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年:P233-236
[13] 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第1版.北京:中国税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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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伯纳德•霍克曼和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第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P110-115
这只是我写的内容,格式应该是从你们学校网站上下载的,另外,每个指导老师的具体要求不同的,还是要听你指导老师的意见
第四篇:学校教学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1.当先学校教学管理的普遍现状
当下众多学校都严抓管理,各个学校对其教学方法、课堂纪律、教学安排都有严格的要求,甚至不断更新、填充校园制度以加强管理,并希望借助管理方式的严肃细致来达成教育目标。但是在这样的严格管理中有些学校教学效果有时却因为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而备受非议。可见,在严格的教学管理下,依然存在很多原则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发现。
1.1缺乏创新、不重视教学研究
在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管理中,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对教师的课堂效果做出要求,追逐教学内容和学生的成绩,重视基础理论和现有理论的教学,而忽视了更深一步的教学研究。从学校角度来看,很多学校比起教师的科研成果更重视学生的实际成绩和课堂教学。从教师角度看,学校的忽视也造成了教师教学方法和内容懒于创新和缺乏上进心的局面,对教学研究漫不经心,很难融入深层次的教学领域中去,即便在研究中也照搬前人研究成果,没有脚踏实地地从现角度出发去进行针对性研究。不仅如此,在学校和教师所制定的教学计划中,往往很少涉及探索性、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只为了考试而将教材中的内容灌输到学生闹钟,这会大大影响学生的综合能力。
1.2学科教学与人文教学比例失调
学校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智力、能力以及人格统一的学生,但是从眼下的教学管理不难看出学校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要求远远大于对学生人文素质的要求,教师的教学精力也集中在知识学习上,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往往局限于“不出大事就可以”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教师对于现在的学生人格培养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孩子“难管”,为了避免师生冲突而避开人文培养,这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情况,主要与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考试、就业等生存压力下,教师更注重学生各学科的成绩,认为学校主要是学习的地方,而忽视了“教书”与“育人”的平衡,这种缺失体现了素质教育在落实中的不足。
1.3教学管理的前瞻性不足
教学管理也是一项长远的工程,前瞻性可以为教学管理带来新的方向,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也是实施教育的最主要基地,它肩负着保障学生未来成长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任务。但是很多学校在教学管理中却没有从学生和学校的长远发展出发,只照顾眼前的既得利益,注重升学率和校园形象建设。尽管升学率和学校建设当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过度追求这两点而牺牲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追逐效益和一时风光而迷失方向则是非常不可取的。在学校发展中没有长远的战略思想,发展速度和表面成效,不但不利于学校的前途,更影响到了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对学生的长久发展和学校的威望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
1.4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
管理制度是学校实行管理的依据,也是规范学校各部运行的依据所在,但是一些学校的管理制度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使教学管理失去了科学的制度指导。比如一些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过于严格或者松散,前者虽然是在追求教学效率但是却给师生带来过重的压力,让本应该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变的沉闷。而后者虽然在解放学生的天性,但是却弱化了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指导职能。不仅如此,一些学校各个部分的管理制度发展不均衡,有些涉及学生成绩环节的建设随时在调整和更新,而诸如后勤等相关制度建设往往疏于管理,制度落实也草草了之,这直接导致学生校园生活的不便,无法保障学生学习的后勤工作。
2.如何调节学校教学管理
虽然学校教学管理在各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管理工作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困难,相反为我们教学管理提供了一些启发,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校园建设,将教学管理工作做到更加细致和完美,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多方合作调节教学思路
将教学思路和教学研究更深更广地发展,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教学研究的不断升华才能形成教学质量的质变。对此,学校可以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激发教师的创新精神,深化课程改革,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对取得突破性教研成果的教师进行鼓励。不仅如此,学校也定期组织对教师的培训,引进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为教师的教研工作提供保障,只有认真进行教学研究并落实在课堂上,才能让教学成果突飞猛进。
2.2将素质教育落在教学管理的实处
在学校教学管理中,要本着素质教育的目的加强对师生的人文关怀。从学校内部来看,学校要对教师进行全面关怀,解决教师教学的后顾之忧,让教师亲身体会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提高校园建设的人文性,为学生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而教师在教学中要从为学生服务的基本点出发进行管理,本着为学生未来着想的态度去对学生进行张弛有度的管理,不但要与学生做朋友,还要在课堂中注重学生品德的培养。这样学校与教师共同努力,促进学生的知识学习和人格塑造的统一。
2.3制定教学管理战略方针
如何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学校是教学管理一直要思考的问题。在探究这个问题时,学校要从长远角度出发,面对眼前的利益进行理智的判断,和谐地处理好学校现阶段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将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统一起来,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避免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教学成果上。对于教师来说,在课堂中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以便能够应对日后的学习和生活。
2.4研究建立本校教学制度
有一个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才能保障教学管理的效果。因此学校要认真对待制度的制定和调整,做到管理制度综合化、现代化和人文化。在综合化方面,管理制度不但要关系到教学常规管理,对教师的教学和教研情况进行考察,更要完善奖罚制度,同时也要涉及后勤等容易被忽视的部门。所谓现代化,就是学校的管理制度要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师生的成长,对保守的制度及时进行更替和调整并保持制度的人文特色。而人文化就是指在制定教学制度时,不要过于严肃,而要从师生角度出发,消除师生对制度的恐惧心理。
3.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教学管理虽然是校园建设的重点,但是依然出现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集中精力去解决。为此我们要坚持“教书育人”的理念,从长远的角度出发,丰富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遵循科学发展观,培养符合时代前进需求的、知识与品性兼具的优秀学生,推进学校教学管理的发展。
第五篇: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全国已有一亿四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在这些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孩子的父母,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且较为庞大的儿童群体——农村留守儿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青壮年人口外出数量的继续攀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还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儿童时期是人身体发育、性格养成、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不稳定,缺乏父母亲的关爱,部分留守儿童成长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留守流动儿童成长环境不断优化。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主要是通过对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推断,把握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在数量、区域分布、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监护人情况等方面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
研究的特色和切入点在于:
一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基础,把握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特征。
研究以258万人口抽样数据为依据。抽样样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抽取。报告引用的所有数据资料均为加权之后的结果。
按照前述定义,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可以确认0-17周岁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1.72%,据此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和相比,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