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治史琐谈的论文
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学习问题，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社会，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发展规律，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经济，最后，选择了历史。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方法。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就给我在进行研究时以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同时，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本着这一个治学的信念，便不曾错过机会，也养成我今后访问、调查的习惯，从中获得不少好材料。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在抗战时期出版，流传不广，但已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尤为日本学者所重视。1982年7月，我从日本京都到东京访问，有一天下午，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约我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面，看一份材料。原来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译拙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原稿，我心中十分激动，感谢田中教授对我的厚意。此书原定由未来社出版，嗣以我的修正版出来，因而未果。五十年代末，当徽州文书流到北京时，也是我及时写出《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一文，发表于《文物》1960年第2期，以资提倡，并立即得到仁井田升教授的反应。现在民间文书的搜集与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
我还有一个经验，即在读书时，如能搜集到人们所不注意的东西，便可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我为什么开展明代商业资本的研究呢?抗战胜利后，从省图书馆萨士武馆长的尊人借阅谢肇淛的《五杂俎》，内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
山右”，这一记事启发我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的史料，见到明清地方志和明人文集中记载甚多，于是写成《明代徽商考》。说也凑巧，最近得到日本藤井宏教授的来信，谈起他的《新安商人的研究》，亦系从《五杂俎》这段话引出来的，嗣他又见到万历《歙志》的记载，发生兴趣，循是以求，日积月累，便成巨著。可见治学之道，常是不谋而合，是有规律可寻的。在四十年代，我为进行明代商人的研究，又发现苏州有洞庭商人，那是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一节记载云：“……话说两山(指洞庭东山、西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钻天洞庭”一词很新，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在阅读明人文集及其他记载时，便不放过，从此追踪，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终于发现大量史料，使我对于明代商人集团有一轮廓的认识。1982年晤及南京大学吕作燮同志，据他告我，前些时前往湖南调查会馆材料，获知洞庭商人在湖南力量很大，得到很多有关洞庭商人的史料，可供探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要做极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在进行选题时，应该象地质探测家一样，能够发现好矿苗，就可以得到好收成。这个本领，只能靠作者平日的留心。说句笑话，就是你在读书时，风声、雨声，都要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样，便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跃现于纸上，所谓“读书得间”，做学问的甘苦，即在于此。
最后，我们还知道，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关健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活东西，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没有别的法门，必须不怕艰难险阻，刻苦钻研，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轻浮自满，日积月累，做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有可能攀登科学的高峰，取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篇：班级管理琐谈论文
班主任的中心任务是带好班级、教好学生。工作过程中，我注意了以下几点：
第一、德育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
毫无疑问，教师应该是人类文明延续不灭的一个象征，但人们更爱把教师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显然，塑造灵魂比教书更重要，这已是人们早就达成的一个共识。因此，教师的天职不应该是“教书育人”，而应该是“育人教书”，育好人则更有利于教好书。作为班主任同时还必须意识到这种思想在班风建设和班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主张：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
打架斗殴和早恋恐怕是大多数班主任都头疼的问题，我的做法是：接班之初反复强调：男生禁止留长发和穿奇装异服，女生禁止涂抹化妆品和佩戴首饰。结合学生有衣衫不整的陋习，甚至规定：上衣纽扣必须扣至上数第二颗为止。有了这些规定，学生的种种非分之想便被解决在分子状态，以后，我就很少在这类事情上费心了。德育工作有利于班风建设，由此一斑可窥全豹。育好人更有利于教好书的思想还是行得通的。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应该向管理要效益
崇尚法治，反对人治，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因素，使社会沿着健康稳定的方向有序发展，这也是我国提倡“依法治国”的最重要的目的。
一个班级这样做，更容易实现这样的理想。预先制定好的班规要形成文字，有专人实施。浙江余姚市高中的林荣奏老师甚至指导学生专门制定了一部《班级法典》。一有法可依，班级管理即可实现自动化，同时又能带来丰厚的管理效益。老师既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又可大大降低在学生中树立对立面的可能性，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班主任魏书生老师，正是管理派的杰出代表，也正是这些思想，成就了他的旷世伟业。
我们班的班规中有一条：如果成绩取得显著进步或成绩特别突出的，班级发给50-100元不等的奖学金，并报告给家长。正是这一规定，再加上所有任课老师的密切配合，其他学生也竞争激烈，学习气氛空前高涨。
第三、“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要注重非权力因素对学生的影响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应以教师的人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可能替代教师的人格的作用。”可见，良好的人格魅力，其感染力和震慑力是无穷的。古人云：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有些老师之所以能不怒自威，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恐怕诀窍就在这里。因此，作为班主任必须完善自己的人格。我认为班主任的优秀人格应该至少包括：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严谨治学的态度，积极进取的专业化成长姿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敬业乐业精神等。
除人格魅力外，真诚、深沉地热爱学生也是班主任取得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不爱学生，那么你的教育一开始就失败了。”可见，感情投入的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一旦老师与学生建立深厚的感情，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相容，即使严厉的批评，学生也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反之，师生关系就会紧张，感情相悖，即使金玉良言，学生也丝毫不会领情。这里应注意两点：（1）爱不是教育的全部，爱不能代替教育；（2）须正确处理爱与严的关系，要讲究“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要做到“爱而不纵，严而不苛”。
第四、班会是班主任施展人格魅力的重要阵地，要重视班会的作用
我的班会是每周必开的，我教过的学生最爱上的课就是班会。我之所以看重班会，是因为班会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班主任对学生展开公关攻势的一个重要阵地。把班会组织好对班集体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实践中，已经显示出班会具有五个功能：一是自我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二是协调功能。班会及时正确处理班级发生的各种矛盾，协调集体与个人、个人与个人、学生与老师、家长、班级与学校的关系，创造和谐的学习环境。三是培养独立能力的功能。班会活动强调学生的自主性，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能够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实施常规管理的功能，班会能唤起学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规范学生的行为，促使班级管理步入良性循环。五是促进引导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
第五、现在是提倡资源共享的时代，要借鉴，更要创新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是一个资源共享的世纪，不广泛收集信息、发布信息，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因此，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广开视野，博采众长，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本行业的还是外行业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有可取之处，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魏书生老师就从企业界拿来一条宝贵的经验，即“麦当劳管理模式”；相声演员牛群从奥运会规则里借鉴出一条经验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和外甥女：谁表现出色就升谁的旗唱谁的歌；我也尝试过运用音乐中的旋律知识来把握学习的节奏，营造学习气氛；还运用合唱知识指导学生分声部背诵课文，效果很不错。要注意的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别人的衣服再漂亮不见得自己穿上就合适。要博采更要进行创新，最好形成经验信息拿出来和别人交流，实现资源共享。
第六，班级常规管理高度关注“十点”
1、开学点：这是班主任工作成功的制高点。在这个点上，要站要高、看得远。制定好学期工作计划，这个计划要依据学校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提出切实可行的要求；其次是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班委、团支委，使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责。
2、周末点：这是班主任工作过程中的作力点。对作力点要分析施加力的方向和大小，如学期计划在这周的落实情况，班委，团支委的工作情况及其关系的协调，班上的表现有哪些该肯定，有哪些该纠正，下周的工作哪项是重点，哪些只作一般要求，等等，都要使学生干部清楚。
3、放假点：这是班主任工作得失的反思点。反思就是班主任要联系班上本期工作的实际，联系每个学生的表现，联系自己教育理论修养和工作方法进行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利用假期及时“充电”，如读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淡》《马卡连柯教育文集》等，以便在下期以饱满的精神，崭新的姿态“走马上任”。
4、课外点：这是班主任工作反映素质教育的闪光点；也是班集体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凝聚点。课外活动要依靠学生干部和有特长的学生去组织，在微机、英语口语、课外写作、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建立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面向全班学生，使每个学生全面发展。
5、劳动点：这是班主任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帮助学生树立劳动观念的出发点；也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点。组织学生参加劳动要抓好三个环节：劳动前，要提高学生对劳动的认识，提高学生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参加劳动的认识，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作好安排，说明操作程序，强调注意安全。在劳动中，班主任做好示范，鼓励学生不怕苦，不怕累，关注学生劳动时的表现，避免事故的发生。劳动后，要关心学生，组织学生讨论参加劳动的收获，分析劳动中存在的问题，使学生懂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6、校外点：这是班主任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认识社会的突破点，也是学生了解社会，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切入点。每个学期利用节假日组织几次校外活动，每次确立一个中心，如慰问军烈属，为烈士扫墓，为孤寡老人献爱心，参观大型的建设工程，登山观赏峰峦之美，矿山之貌，沿河探索河水由清变浊之原因等，突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应试局面，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素质。
7、考试点：这是班主任在考试前后，根据学生情况有针对性交谈的情感点，也是个别的学生心理由脆弱向坚韧的变化点。考试前，个别学生害怕考试；考试后，个别学生丧失信心，甚至一蹶不振。针对这些，班主任要亲近他们并和他们交谈。对害怕者，要引导他们分析害怕的原因，给他们勇气和信心，为他们壮胆。对丧失信心者，要引导他们分析考题，找到失分的原因，指出努力的方向，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为他们扬鞭，使他们纵身跃马，又上大道。
8、评优点：这是班主任树立榜样，激励后进，促使班集体跃上新台阶的促进点，也是学生渴望进步的希望点。班主任在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精神文明积极分子之前，要引导学生去争取；评选取中要充分酝酿，民主提名，学生公认，让学生口服心服；评选后，要引导学生找差距，对已评上的学生要指出他们存在的不足并要求改正；对未评上的学生，要帮助他们自己找到差距，并鼓励他们，让他们看到希望。
9、家访点：这是班主任正确处理学生与家长关系的协调点，也是学生与老师情感深化的亲近点。家访时，对后进生先应向家长报告学生在校成绩，好的表现，让学生感到老师不是告状，之后再了解家长对子女的要求。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与子女关系不融洽，对这样的父（母）子（女）关系要协调，帮助父母改进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同时要引导学生理解父母，尊敬父母。
10、评价点：这是对班主任教育艺术的考核点，也是学生进步的鼓励点。对学生进行有效地评价，这需要班主任对学生的爱心，对工作的责任心，教育学生的耐心，更需要在先进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育艺术。
第七、加强班级管理民主意识的培养
民主是社会进步、文明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民主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人的个体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所以没有个人民主意识的形成，就没有整个社会民主气氛，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入推进的今天，班主任对学生的教育不能仅仅围绕着要求学生遵守学校的纪律，而应该立足于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综合素质，从思想道德行为品质，情感意志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这其中就包括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形成民主习惯的内容。这是现代教育工作者不可忽视的教育课题。
中学生正处于个体意识形成的初始阶段，这期间，教师如何引导和教育对他们日后意识的形成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正是对他们进行民主意识培养的好时期，班主任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尝试：
1、注意倾听，勇于承认工作中的错误。
倾听表达是一种尊重和信任，不仅有利于学生和老师沟通，增进双方感情，也有利于民主气氛的形成，由于不冷静或对班级情况了解不准确而下错误的结论，或给学生造成心理负担甚至伤害心理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作为班主任，当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立即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失，而且应该是公开的承认，不能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而回避这样的问题，以免给学生造成久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是一堂民主习惯的演示课。
2、平等对待学生。
平等是民主的基础，没有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平等不仅表现在对待优等生学生和问题学生的一致性方面，也表现在学生和老师的一致性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对待优等生和问题学生的一样要求，一样对到，而要求同学们做到的事情，班主任也一样要作到。
3、放手让班干部主持工作，鼓励同学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
传统观点认为班干部只是班主任的左右手，是协助老师工作的配角，这就必然导致班委工作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我看来，新时期的班主任，应该将班干部作为班级工作的主角，而自己当好导演，把握好班级工作的节奏和度，调节好班干部之间，班干部和学生之间的一些矛盾，为班干部大胆工作创造环境，同时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让他们有机会表现自我，体现出他们对班集体的关心和热爱，这样不仅有利于班级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形成班级的民主气氛，养成全体同学的民主习惯。
另外，还要重视环境育人的重要性，努力在班级里营造出一种整洁的、文明的、有一定文化品位的育人氛围。做到“以浓厚的文化氛围教育人。以优美的环境影响人，以文明的活动规范人。”
最好，再学一点公关知识，注意些调好班级同学校的关系，同兄弟班级的关系，同任课老师的关系，学校与家长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和谐育人环境，形成有效教育合力，来达到实现自己教育理想的最终目的。
以上是我工作中的一些体会，我相信班主任的工作实际上和学生的学习是一样的，有付出才有收获，付出的越多收获的也就越多。
第三篇：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贾凤姿
我国传统官训内容丰富，涉及官员道德修养、公务处理、立身处世等方方面面，官员修身遵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慎言重行、言行一致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员的言行作了许多具体规范。首先，官员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员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如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汉代贾谊说：“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他认为能否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是区别智与愚、贤与不肖的标志。其次，官员要言行一致。《论语》：“言必信，行必果。”《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善言善行的人是国家的瑰宝，说话冠冕堂皇却干尽坏事的人则堪称妖孽。再次，官员要身教重于言教。《后汉书》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今天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形象工程、热闹场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这样的干部讲话没人信，做人没人服，干事没人跟，迟早会被组织识破、遭到群众唾弃。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义利问题是官员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论语·为政》认为：为政要讲求道义，“譬如兆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义处理政事会像北极星被群星环绕周围一样受人拥戴。《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宋代苏轼说得更具体：“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缺乏道义的威信是建立不起来的，无德者的智慧，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强调为官者要有良好的道义修养，才能为君治国、为民造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在利益面前要先考虑是否合“义”，然后决定是否取之，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或见利忘义。《墨子·非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和利的矛盾统一起来，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求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融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观，党员干部肩负着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在利益面前应首先思考：我该不该得？能不能得？能够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以能求职、量能授官
关于官员德能与职位的关系问题，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的思想。首先，“称身就位”，所谓称身就位是说任职之前要衡量自己的德与才能否满足职位的需要，量才受职。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记》中说：“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达不到职位要求的能力不可去占据那个职位，不称职就不要去拿那个职位的薪俸，否则就会“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贸然接受自己能力所难适应的职位，将贻误政事，危害国家，殃及百姓，自身也难逃失败的下场。才能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才疏者不可志过大。唐代罗隐认为有识之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不必担心没有职位，而应担心自己品德修养不足。有志者要积极蓄积才能，以高超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静待职位的降临。其次，“睹贤不居其上”。所谓睹贤不居其上是说看到比自己有才能的人，不要让自己的职位高居其上，否则就会“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吕氏春秋·遇合》说：“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这是告诫那些能力素质不具备的人，莫要抱侥幸心理去取得权位，没有本事而接受任用，只会招致祸患。《淮南子·人间训》指出：“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德才低下的人不要争官、讨官、跑官，甚至不惜人格求官、买官，不依德能得到的官位终将得而复失。
达穷不移、宠辱不惊
人在追求目标的旅途上有顺境也有逆境，古人称顺境为“达”，逆境为“穷”。首先，官员必须正确面对“达”与“穷”。不必通达显贵而趾高气扬，也不因穷窘困厄而垂头丧气。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使在不被重用之时，也要像《论语》中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其次，官员必须辩证面对“达”与“穷”。自古英雄多磨难，功业都从苦中来。司马迁指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豪杰志士在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克服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与困难，在磨炼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乃造就人才佳境。故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当今的领导干部要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第四篇：班主任工作琐谈
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他们给予关怀，由衷的赞赏和认可，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他们就会积极上进。关爱学生我们得用心做，做好了舒心的事会多了
（2）惩罚
公元前4世纪时，现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有一位名叫达摩克利斯的廷臣。他讨好国王狄奥尼修斯一世，说国王财势双全，洪福齐天。狄
奥尼修斯想让达摩克利斯领略一下当国王的滋味，于是举行盛宴，让达摩克利斯坐在国王的宝座上，用一根马鬃拴住一把锋利的宝剑悬挂在他的头顶，并告之：统治者的幸福通常是伴随着随时可来的杀身之祸的。
当学生越过“规范”的底线时，要让他们承担责任，使他们不敢再犯。因此，班主任必须高举“规范”这把“达摩克利斯剑。”
爱心与惩罚这两个育人的宝贝很难把握。爱有时也会变成伤害，惩罚也可以是甜的，就看你的技艺如何。
班主任不做雕刻家，做个欣赏家
过去同一座山上，有两块相同的石头，三年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一块石头成为雕塑，受到很多人的敬仰和膜拜；一块石头却成为路边石，被人搬来搬去，还经常受到践踏、污损。路边石极不平衡地说道：“老兄呀，三年前，我们曾经同为一座山上的石头，今天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差距，我的心理特别痛苦。”雕塑石头答道：“老兄，你还记得吗？三年前，曾经来了一个雕塑家，你不愿意改变，更害怕割在身上一刀刀的痛，你告诉它只要把你简单雕刻一下就可以了。而我那时想象未来的模样，乐于改变，也不惧怕割在身上一刀刀的痛。于是，雕刻家在你身上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在我身上呢？锤子砸，钢锯锯，刻刀刻，纱布磨……我经受的改变是你的数倍，我忍受过的痛苦比你多得多，这才产生了今天的不同啊！”路边石听了这一席话，既惭愧，又后悔。
看完这个故事，千万不要认为我想成为学生的“雕刻家”，对学生又是“锤子砸，钢锯锯，刻刀刻，纱布磨……”。事实上，每个学生都是一件值得欣赏的“艺术品。”学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学生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改变他们，只有学生自己能改变自己。我们要作的事是放大他们美好的一面，积极上进的一面。当他们受到污染时，为他们除去污汁。鼓励他们积极地面对人生，对自己负责，做自己命运的雕刻家。
班主任完美定律
有三个这样的孩子：
一个孩子４岁才会说话，７岁才会写字，老师对他的评语是：“反应迟钝，思维不合逻辑，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曾经还遭遇到退学的命运。
一个孩子曾被父亲抱怨是白痴，在众人的眼中，他是毫无前途的学生，艺术学院考了三次还考不进去。他叔叔绝望地说：“孺子不可教也！”
一个孩子经常遭到父亲的斥责：“你放着正经事不干，整天只管打猎，捉耗子，将来怎么办？”所有教师和长辈都认为他资质平庸，与聪明沾不上边。
这三个孩子分别是爱因斯坦、罗丹和达尔文。
这个答案不会让你感到意外吗？我们做过类似的傻事吗？
其实，每个学生都心存着一个梦想，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天堂，我们不能发现它，那是我们还缺少一双智慧的眼睛。
面对学生应该怎样做呀？再看看下面的故事，我想会有答案。
有个孩子对一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的同桌想考第一一下子就考了第一。而自己想考第一却才考了全班第二十一名？；回家后他问道：“妈妈，我是不是比别人笨？我觉得我和他一样听老师的话，一样认真的做作业，可是，为什么我总比他落后？”妈妈听了儿子的话，感觉儿子开始有自尊心了，而这种自尊心正在被学校的排名伤害着。她望着儿子，没有回答，因为她不知道怎样回答。
又一次考试后，孩子考了第十七名，而他的同桌还是第一名。回家后，儿子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她真想说，人的智力确实有三六九等，考第一的人，脑子就是比一般人的灵。然而这样的回答，难道是孩子真想知道的答案吗？她庆幸自己没有说出口。
应该怎样回答儿子的问题呢？有几次，她真想重复那几句被上万个父母重复了上万次的话—你太贪玩了；你在学习上还不够勤奋；和别人比起来还不够努力……以此来搪塞儿子。然而，像她儿子这样脑袋不够聪明，在班上成绩不甚突出的孩子，平时活得还够辛苦吗？所以，她没有那么做，她想为儿子的问题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儿子小学毕业了，虽然他比过去更加刻苦，但依然没赶上他的同桌，不过与过去相比，他的成绩一直在提高。为了对儿子的进步表示赞赏，她带他去看了一次大海。就是这次旅行中，这位母亲回答了儿子的问题。
后来，这个孩子再也不担心自己的名次了，也再没有人追问他小学时成绩排第几名，因为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
故事中没提到母亲的答案是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个性的想象空间。我想母亲的答案一定很完美！
故事没有给我们一个清
第五篇：治藏史论文(期末作业)
藏传佛教对清朝治理西藏的作用
摘要：藏传佛教是西藏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重视藏传佛教对巩固清王朝对西藏的统治的作用
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方针。了解藏传佛教、认识其在治理西藏中发挥的作用对中央政府今
后的治藏方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藏传佛教；治藏方针；西藏；民族。
清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国方针、政策 ,并在具体的实
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充实、完善。纵观清朝的治国方略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是其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方面，其中，重视藏传佛教在治理西藏中的作用是清王朝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介绍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对治理西藏的重要作用，旨在让人们更加了解西藏，更加
了解如何治理西藏，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藏传佛教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群据统计 “，截至2000年底，世界总人口约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占51．37亿，占世界人 口总数的84．8％。[1]宗
教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各种宗教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一般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藏传佛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础，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任何外来宗教的染指都比较困
难，同时也是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中央政权的支持等原因，藏传佛教种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成为西藏认同与维系中央政权的重要
因素。
(一)藏传佛教是西藏统治阶级的工具
在西藏地区，由于政教合一的制度，藏传佛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的，实际它成为统治者合法性以及获取各种利益的工具，宗教成为西藏统治的支柱。明末特别是清初实行的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的政策，不但安抚蒙古各部，也使得在藏族地区黄教日益
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去，对于喇嘛的信奉达到 “尊之若神明，亲之若考妣”。广大藏族同
胞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如此虔诚以致于没有更多的信仰空间去信奉别的宗教。
**喇嘛等上层宗教人士利用宗教影响，不但谋取政治上的利益也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
在西藏地区，上层僧侣和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年(1737)，**统属的寺院有3150座，寺院 占有农奴6752户。在西藏，寺院占有土地总数的36．8％，占有牲畜41．5％，其中拉萨三大寺 占有的土地、牛羊、牧场和奴隶最多。中央、地方、贵
族对寺院的赏赐之外，念经和布施也是寺院经济的来源之一。拉萨哲蚌寺每年的布施收入约
青稞 110o克(1克约27斤，下同)，酥油850克，藏银310两。[2]由于藏传佛教对于西藏统
治阶层的巨大作用，所以当西藏传教士试图传教时，感觉到威胁和首先反对的正是喇嘛。
(二)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
藏传佛教的排外性使外来宗教很难在西藏传播开来，同时藏传佛教与内地的紧密关系确
是使得西藏地方认同中央政权的重要原因。
元朝把统一中国南方，南宋的灭亡也归为藏传佛教的功绩。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但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据元代编写的 百《丈清规》中列举的重要佛事有 ：圣
节、千秋节、国忌、佛诞、佛成道、涅磐，帝师涅磐等。而实际上进行的法事在元旦、已故
帝后诞辰、忌辰、节日之外，凡久雨、疾风、疫病流行都要举行，最长的一次竟连续3年，最多的一年做200余次。[3]月举行的规模宏大的白伞盖佛事，后来演变成一种官民朝野及藏
蒙汉僧参加的社会娱乐活动，成为佛事春游，深受人们欢迎。在明朝中后期，入藏教、学藏
经、说藏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清朝，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扶植、尊崇格鲁教派。**喇嘛、**不但得到清廷的封号，还得到很多特权及利益，确定了佛教领袖地位。依靠重要的政治、经济支持，格鲁派掌握了
西藏了政权，这对巩固格鲁教派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藏传佛教同内地具有密切联系。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内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四川、青海、甘肃、新疆、特别是蒙古具有众多的信徒。十三世**在英军入侵拉萨的时候，出走到蒙古的库仑就是因为看到蒙古和西藏拥有相似的宗教环境。同时，藏传佛教在内地拥有其传播的渠道和体系，在清朝时期，就曾把建立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的居住和宏扬佛法之地。按照清廷地域划分，其中驻京喇嘛 13人„„[4]宗教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正是维系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纽带。
二：清王朝在西藏的宗教政策。
（一）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
千百年来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成为蒙藏民族的共同追求 ,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广大民众对宗教僧侣、尤其是一些高僧大德十分崇敬 ,往往将他们当作 自己的救苦救难的 “活菩萨 ”。宗教及宗教僧侣介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清朝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宗教及其僧侣的作用 ,积极扶持藏传佛教 ,礼遇宗教领袖 ,充分发挥宗教僧侣的作用。如实行 “国师制 ”,任命章嘉**为国师 ,参与国家对蒙藏地区的管理。大凡遇到一些重大问题 ,总是及时通报章嘉** ,或向其征求意见 ,或派其前往蒙藏地区代表朝廷处理蒙藏事务。清朝在对西藏的治理中 ,经历了 “政教分离 ”和 “政教合一 ”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 ,虽然十分重视和硕特蒙古首领的作用 ,实行“以蒙治藏 ”的政策 ,但是并没有因此忽视**及**集团在西藏民众中的影响 ,而是双管齐下 , 以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治理。至于实行 “政教合一 ”制度以来 ,宗教及宗教僧侣在治理西藏地区中发挥的作用则是有 目共睹的。在蒙古地区 ,积极扶持章嘉和哲 卜尊丹巴两大**系统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分别对漠南和漠北蒙古地区进行宗教统治。清朝在治理蒙藏地区中 ,除了高度重视**喇嘛、**、章嘉、哲 卜尊丹巴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同时 ,对在蒙藏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藏传佛教其他高僧亦予以广泛关注 ,先后册封了一大批呼图克图 ,有些还赐驻京师 ,成为清朝处理蒙藏事务的 “高参 ”、联络蒙藏地区的桥梁和纽带。
（二）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清朝统治者借鉴元、明的经验，非常重视依法治理西藏，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清朝中期，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已经非常巩固，对西藏的了解已经比较全面，因而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作了一下有意义的调整和改革。1751年赦谕七世**喇嘛执政 ,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七世**喇嘛圆寂后 ,又实行摄政制度 ,解决因**喇嘛圆寂而出现的西藏地方权力真空问题 ,从而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 ,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进行改革 ,实行 “金瓶掣签 ”,杜绝以往**转世中的种种弊端 ,将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认定权牢牢掌握在清朝中央政府手中 ,等等。为了对西藏的治理更加有效 ,清朝统治者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 175 1年颁行的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中 , 对噶隆的职责及权限、地方官员的任免、乌拉的摊派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该章程是清朝对长达 100 年治藏经验的系统总结 , 因而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是研究清朝尤其是清初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如果说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是清朝在治理西藏实践中出台的第一部法律法规 , 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那么 , 1792 年 ,福康安驱逐廓尔喀后会同西藏地方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则是清朝对西藏治理制度化、法制化的标志 ,它在继承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 》的基本 内容的基础上 ,从**、**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及职权、藏传佛教**转世、军队建设、外事处置及边境检查、货币、财税及乌拉差役、整顿司法和建立诉讼制度等诸多方面就全面治理西藏 问题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实践表明 , 《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的颁布实施 ,使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 ,清朝虽就一些具体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没有改变 ,一直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准则。勿庸讳言 ,在治理西藏中 ,清朝之所以较元、明两代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效 ,原因自然是多方
面的 , 但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 ,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也是清朝统治者认真总结元、明两代治藏经验教训的产物。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大信教群众历史地形成的宗教观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 ,况且只要加以积极引导 ,宗教及其僧侣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仍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 ,我们的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在总结历史的经验 ,吸收和借鉴历史上尤其是清朝的一些成功做法的基础上 ,全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在保障信教群众宗教信仰权力和维护宗教团体正常宗教活动的前提下 ,依法加强对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的管理 ,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 ,不断探讨宗教管理的新方法、新路子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进步服务。
综述：藏传佛教是统治者治理西藏的支柱，要想治理好西藏就必须借鉴历史经验，依法加强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对维护西藏地区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参考文献：
[1]王作安．当今 国际宗教问题的主要观点 [J教，2001(5)．
[2杨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北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2)
[3]玉生，车明怀，祝启源等．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史[H]．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1)
[4]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乾隆朝<大清会典>中理藩院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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